4704好望角系列.md-HWJXL

战争的战争（1618—1648）：欧洲的国家建构与和平追求

［德］约翰内斯·布克哈特　著　马绎　译　孟钟捷　审校

导读

2018年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爆发400周年，欧洲各国文化界纷纷对此进行纪念，相关纪念文章、专著纷纷涌现，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不禁要问，一场发生在400年前、早已时过境迁的战争为何至今还在被人们谈论？这要从三十年战争对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重大意义说起。

三十年战争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历史上最惨烈、人口伤亡比例最高的一场战争。它的导火索是1618年波希米亚等级为反抗皇帝的专制、将皇帝的大臣扔出城堡窗户的“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这一事件打破了自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订立以来长达60多年的帝国和平。战火一触即发，燃遍德意志。德意志诸侯各自站队，西班牙、丹麦、瑞典、法国乃至英国、荷兰和俄国均介入进来，或暗中资助代理人战争，或直接参战，将一场原本只是帝国内部冲突的战争一步步升级为欧洲大战。通常情况下，根据主要参战方的变化，历史学家将三十年战争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波希米亚普法尔茨阶段（1618—1622/1623）、丹麦尼德兰阶段（1625—1629）、瑞典阶段（1630—1635）和瑞典法国阶段（1635—1648），战争中涌现出瓦伦斯坦、古斯塔夫二世、蒂利等乱世枭雄。1644年起，交战双方边打边谈，分别在相距不远的奥斯纳布吕克和明斯特举行谈判，直至1648年达成协议，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三十年战争战时和战后的一系列双边与多边条约构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重新建构了欧洲的战后格局，且将主权国家等国际法概念应用于近代国际关系并影响至今。

约翰内斯·布克哈特（Johannes Burkhardt）教授的《战争的战争（1618—1648）：欧洲的国家建构与和平追求》恰在2018年问世。1943年，布克哈特教授出生于德国德累斯顿，曾在汉堡和图宾根攻读历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和哲学，1971年获博士学位，1984年获近现代史教授资格，主攻七年战争和教皇外交。此后，布克哈特先后在比勒菲尔德大学和波鸿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91年起担任奥格斯堡大学近代早期史教授，2008年荣休。目前，布克哈特教授供职于欧洲文化史研究所，一如既往地活跃在史学研究一线。

在近代早期史领域，布克哈特教授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其代表专著有《告别宗教战争——七年战争和教皇外交》（1985）、《三十年战争》（1992）、《宗教改革之世纪——媒体革命和机构建构之间的德意志史（1571—1617）》（2002）、《前现代帝国的终结和新方向（1648—1763）》（2006）、《近代早期的德意志史》（2009）、《莱茵河即是易北河——理查德·瓦格纳的真实世界》（2013）等，大多关注近代早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更显研究的延续性和深厚功力。本书便是布克哈特教授继1992年的专著《三十年战争》后研究三十年战争的又一力作，在延续部分观点的基础上，聚焦三十年战争期间一次次的和平尝试和一个个无限接近和平的时刻，以“和平”为红线串起了这部战争史。

除开篇和终章外，本书共7章。

在开篇的引言中，作者首先沿着历史学家君特·弗朗茨提出的“毁灭对角线”历数三十年战争给德意志的城市和乡村带来的人口损失，人们被迫忍受着过境军队安营扎寨、烧杀抢掠之苦。接着，作者引用编年体史学家所记载的灾难细节和战场考古学的最新成果，描述了人们，尤其是儿童、妇女和士兵在战争中遭受的深渊般的苦难，而战争导致的暴力、饥荒和瘟疫则织成一张网，令所有人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成为整个德意志乃至欧洲文明的威胁。在此基础上，作者多次提出质问：难道真的没有人能够干涉并出手制止战争吗？三十年里，难道整个欧洲都“无人想到走出灾难之策”（参考原文此处）吗？

第一章以1618年5月23日的“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切入。事发后，各方为阻止战争、维护和平作出了种种努力。当时的德意志强邦萨克森选帝侯国积极从中斡旋，以高超的外交技巧、娴熟的公务辞令使事件迎来了转机——皇帝同意在埃格尔举行和谈。然而，就在和谈开启前不久，皇帝马蒂亚斯驾崩，继任者费迪南二世是个热衷强权政治的狂热天主教徒，他断然拒绝和谈——之前的所有和平努力化为泡影。此时，1555年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稳定且有效，从法律意义上赋予帝国和平，此后几十年间的几次宗教冲突均得到平息；新教联盟和天主教同盟更多的是防御型结盟，彼此间从未进行过基要主义意义上的宗教战争；在“聚合”（Komposition）的理念下，不同教派的帝国等级间不乏跨教派交流，和平至上成为他们共同的价值准则之一；新教强邦萨克森在调停失败后无奈放弃中立立场，加入皇帝及其天主教盟友的阵营里参战。这些事实，均驳斥了“三十年战争是一场宗教战争”的传统观点。然而，外国宗教势力、帝国内部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几位和平倡导者的过早离世，触发了这场原本打不起来的战争。

第二章开篇即抛出三十年战争是一场“建构国家之战”的观点。16世纪以来，欧洲对建构国家的方式尚无定论，在林林总总的政治构想中，建立大一统的欧洲和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是两种分庭抗礼的选项。而三十年战争的第一阶段——波希米亚起义，正是波希米亚等级率领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卢萨蒂亚等邦试图从哈布斯堡王朝分离出去、建立“捷克联邦”的一场独立战争。另一方面，帝国之宿敌法国借助代理人战争或直接参战干预其中，使三十年战争成为一场强国争霸欧洲的大战。法国首相黎塞留一开始暗中支持丹麦、尼德兰和瑞典等一切反对哈布斯堡的力量，到了战争后半程，法国则正式参战，将一场德意志的战争扩大到了全欧洲的范围。欧洲在普世主义和分离主义之间摇摆，而德意志民族之帝国则找到了建构国家的第三条道路，即建立一个联邦制组织下的德意志民族帝国，在哈布斯王朝的选帝制度下给予小国更多的自治权。

第三章呈现了三十年战争名将瓦伦斯坦起起落落的一生。瓦伦斯坦出身贵族，两次迎娶富孀，他通过以战养战的战争融资方式供养军队，却对帝国的税收制度造成了极大的破坏。1629年，瓦伦斯坦击退丹麦人、签订《吕贝克和约》，为帝国赢得了一年多的和平休整期。此后，遭到排挤的瓦伦斯坦平静隐退，但庞大的军队却没有被解散——这便是“常备军”的雏形。一年后，瑞典国王率军进犯，皇帝请求瓦伦斯坦出山，并赋予其对军队的绝对权力。1634年2月，功高盖主的瓦伦斯坦遭到刺杀。他的军队被保留了下来并被收归国有，成为制度化的国家暴力组织；而在和平年代保留“常备军”的做法则被视为战争策动者瓦伦斯坦留下的军事遗产。

第四章的主角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1630年7月6日，古斯塔夫·阿道夫在波罗的海沿岸登陆，给暂停了一年多的欧洲大战按下了重启键。瑞典大军骁勇善战，很快就横扫帝国，深入德意志南部的奥格斯堡、慕尼黑等地，直至瓦伦斯坦二度出山，帝国在军事上的颓势才得以扭转。不过，哈布斯堡家族普世君主的地位受到了挑战。此外，瑞典人还是媒体宣传的高手，精心策划了“传单战”：一方面，古斯塔夫二世自诩为民族大迁徙时代撼动罗马帝国的哥特民族之合法后代，有义务传承祖先的辉煌过去，更有角逐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权力；另一方面，瑞典人登陆之日恰逢1530年的《奥格斯堡信纲》诞生100周年纪念日，即福音派诞生的100周年庆典，新教思想家极力呼唤“救星”，而古斯塔夫二世则被包装成新教“救星”，并借助宗教宣传画将自己塑造为解救新教世界的天选之子。就这样，1630—1636年，瑞典和帝国在战役中各有输赢，而它的真面目——一场各大普世强国在德意志领土上厮杀以争夺欧洲的斗争——则愈加公开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第五章围绕瓦伦斯坦的另一面，即身为“和平使徒”的瓦伦斯坦展开。作者开篇即历数三位穷兵黩武的历史人物转变为和平政治家的事例，即发动三次王朝战争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挑起七年战争的弗里德里希大王和征伐土耳其的奥地利欧根亲王，而瓦伦斯坦的转变可与这三位相提并论。1629年，瓦伦斯坦主导了一场妥协性的会谈——吕贝克和谈，展现了其杰出的外交才能：对外，他向丹麦人开出归还领土、重建丹麦的条件，以换取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放弃对德意志事务的控制和主导；对内，他拉拢皇帝身边的人，争取蒂利将军的支持，劝服本方放弃利益最大化。最终，皇帝同意在和谈书上签字。一年后，瑞典人介入三十年战争，瓦伦斯坦于1632年复出。古斯塔夫二世阵亡后，瓦伦斯坦成功地遏制了瑞典人胜利的步伐，开始张罗与各方进行和谈，并预备了A、B两种计划，尝试谋求和平却未能成功，反而遭到维也纳的猜忌，各级军官宣誓效忠于他的《比尔森保证书》更是被解读为“叛变”的信号。总之，命运没有赐予这位战争策动者成为和平缔造者的幸运，而他追求和平的初心却是有目共睹的。

第六章将目光转向《布拉格和约》。1635年，皇帝费迪南二世和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签订了《布拉格和约》。规定了“正常年”(1)，实际废除了《归还敕令》，试图通过宗教妥协恢复帝国的政治统一。然而，这份德意志内部和约没能结束战争，战争紧接着进入了最后一个毁灭性的阶段。1636年，帝国军队在维特施托克战役中大败，获胜方瑞典公然接受法国支持，占领并肆意破坏德意志北部一半以上的领土长达10年之久，萨克森首当其冲地受到荼毒。战祸殃及整个德意志。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哈布斯堡、法国、瑞典三巨头再度被激发出巨大的战争破坏力。幸而，战争导致的大规模战争移民，使得遭受重创、苦苦挣扎了三十年的文化得以幸存；除此之外，帝国的全套政治制度基本存续下来，在战争混乱中继续运转，甚至在某些地方，邦国的组织、行政能力反而得到了增强。德意志文化的连续性得以维持。

第七章聚焦耗时四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战争进入最后一个阶段以来，德意志诸侯已忍无可忍，他们愈加坚定地意识到不应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大国谈判上，因而决意躬身入局，参加和谈。在明斯特，皇帝与法国和天主教国家谈判；在奥斯纳布吕克，皇帝的谈判对象则是瑞典人和新教国家；一个跨教派的第三方从中穿针引线，直至1648年10月24日真正缔结和约。在这一过程中，这场“建构国家之战”迎来了大结局——法国、瑞典和帝国各让一步，放弃对普世统治权的要求，承认国与国并立的合法国际秩序；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找到了介于普世主义和小邦分立主义之间的另一条道路，建构起具有联邦性质的双重国家制度。“正常年”和“平等”两项政治法律规则则天才般地解决了宗教争端。

终章是对全书的总结，作者谈到三十年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和平启示。这场惨烈的战争持续了三十年，其原因在于多个方面。首先，致力于和平的历史人物在和谈的关键时刻离世，穷兵黩武的领导人登上历史舞台是一部分原因。其次，战争的斡旋人萨克森选帝侯未能认识到，波希米亚起义以建构国家为目的，并非一场打着宗教旗号的地方政治叛乱。帝国在战后建立了普世主义政治屋檐下的小邦自治制度，对帝国具有重大意义。这场“战争的战争”涌现出的许多推动和平的创举值得人们怀念，如在政治活动中使用和平语言，“和平条款”“永久条款”和“遗忘条款”则为帝国赢得了和平的机会，而和平追求者出色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则推动了和平进程。而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言，在当世，它成了一个引起轰动的媒体事件；于后世而言，它提出种种解决方案，成了未来欧洲和约的模板。最后，作者不无欣慰地谈到，在生灵涂炭的大战期间，文明之火并没有熄灭，音乐、绘画和诗歌等方面的文化艺术成就阻止了欧洲的礼坏乐崩，而这场大战本身亦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素材。

事实上，在过去的400年间，有关三十年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经典著作层出不穷。早在三十年战争刚刚结束时，服务于瑞典宫廷的德意志史学家开姆尼茨的博吉斯拉夫·菲利普（Bogislaw Philipp von Chemnitz，1605—1678）便撰写了四卷本的《德意志战争中的瑞典国王》(2)；18世纪末，德国大文豪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以诗性的笔触谱写了《三十年战争史》(3)和历史戏剧《瓦伦斯坦》三部曲；19世纪末20世纪初，波恩大学的历史学家莫里茨·里特尔（Moritz Ritter，1840—1923）耗时二十载，出版了三卷本《反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时代的德意志史（1555—1648）》(4)，影响深远；及至当代，三十年战争研究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在英语学界，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战争史教授彼得·威尔逊（Peter H. Wilson，1963—　）的《欧洲之悲剧：三十年战争新史》(5)（2011）擅长从军事视角分析这场冲突，并指出，宗教并非三十年战争的催化剂，而是引发冲突的政治、社会和王朝势力等致命原因中的一个要素，而战后建立的现代欧洲则让德国人付出了分裂两个多世纪和外交无能的惨痛代价，三十年战争本身则成为后世衡量战争惨烈程度的一杆标尺。在德语学界，耶拿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格奥尔格·施密特（Georg Schmidt，1951—　）的小册子《三十年战争》用100多页的篇幅展现了这一重大危机的起因、过程和影响，并着重阐释了其对“德意志问题”之历史发展的效应，至今已再版8次；柏林洪堡大学政治学教授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1951—　）的《欧洲的灾难，德意志的噩梦：三十年战争（1618—1648）》(6)（2017）从三十年战争的开端和前史、波希米亚普法尔茨战争、下萨克森丹麦战争、意大利波兰插曲、瑞典战争、强国衰落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的艰难历程等几个方面叙述战争。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政治学家，明克勒将历史书写和政治学分析融为一体，始终关注当下，指出与此后所有的冲突相比，三十年战争能令今人更好地理解当下的战争。

然而，纵有诸多经典之作，布克哈特教授的《战争的战争（1618—1648）：欧洲的国家建构与和平追求》还是另辟蹊径，为读者打开了全新的视界。与作者1992年的专著《三十年战争》类似，本书并未平铺直叙地讲述三十年战争的前因后果、战役细节，也没有一一刻画战争人物肖像，可以说，本书在战役史上未着点墨。取而代之的是，作者“将和平置于所有论述的中心”“从头开始追踪战争进程中的和平尝试与和平机会”（参考原文此处），并通篇将三十年战争比作建设和平的大工地，可谓以“战争史”书写“和平史”。因此，想要读懂本书，需要对欧洲近代早期史，尤其是17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历史有一定的了解。整体而言，布克哈特教授在《战争的战争（1618—1648）》中有如下创见：

其一，布克哈特教授重申了三十年战争并非宗教战争的观点，认为这是一场“建构国家之战”。在17世纪初期，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建构何种规模的国家、如何建构、是建构大一统的普世大国还是建立独立主权国家，这些问题均通过这场战争变得明晰起来。波希米亚素有强烈的民族独立倾向和反教会传统，拥有相对独立的宗教、财政、军队权。波希米亚起义实际上是波希米亚联合摩拉维亚、西里西亚、上下卢萨蒂亚等邦尝试脱离帝国，建立独立的“波希米亚联邦”的努力。然而，这种努力在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中，变成了“波希米亚叛乱”，未能肯定其在建构国家方面的成就。波希米亚起义失败后，战争进一步白热化，哈布斯堡王朝、法国、瑞典等国的真正目的在于追求欧洲霸权、一统欧洲建立普世大国。

其二，本书肯定了萨克森选帝侯格奥尔格一世和平斡旋人的历史地位。此前不少研究认为萨克森选帝侯首鼠两端、立场不坚，身为新教选帝侯竟帮助天主教皇帝作战，后一度与瑞典国王结盟，古斯塔夫二世死后又回归帝国。本书则摹写了萨克森选帝侯的另一个侧面。“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发生后，新教典范之邦萨克森一度在新教波希米亚的求援和对天主教皇帝的忠诚之间左右为难，然而，萨克森的幕僚们很快判定这绝非宗教冲突，而是一场政治叛乱。于是，格奥尔格一世保持中立，在帝国范围内主持调停活动；埃格尔和谈未能成行，调停失败，萨克森不得不作为帝国诸侯加入皇帝的阵营，但即便如此，选帝侯依然尽己所能到处实行宽恕和大赦，庇护战败的新教“叛乱”分子。

其三，本书承认了瓦伦斯坦对推动和平作出的历史贡献。围绕这位在三十年战争中多次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的将军，一直有很多争议，比如他是否是德意志的民族英雄，他是否有背叛帝国之心，还有他的为人处世和暴力军事行为。然而，没有争议的是，瓦伦斯坦目光远大，心怀一统德意志的抱负，在布克哈特教授的笔下，体现为他对和平的追求，而“常备军”这一军事形式作为瓦伦斯坦的军事遗产，亦成为和平的保障。

《战争的战争（1618—1648）》是国内第一本由德文译入、从和平史视角深入解读三十年战争历程的史学著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看似是一部战争史，实则是一部和平史。本书主标题是“战争的战争”（Der Krieg der Kriege，即“一切战争的战争”），这一概念贯穿整本书的论述，而在“终章”部分，出现了对应的概念，作者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誉为“一切和约的和约”，将最终的和平称为“一切和平的和平”。

三十年战争的硝烟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散去，它不仅催生了荷兰、瑞士等独立主权国家，而且形成了一个新的国际体系。而对于三十年战争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德意志而言，三十年的苦难和求索，让它找到了一条建构国家的德意志特殊道路。观照当下，布克哈特教授也提出，缔结联邦制国家或许是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一个选项。

考虑到本书的阅读难度，特此撰写了以上详细的导读，并在译文中加上了一定的注释。本书的翻译、校对工作前后耗时近两年，一方面，我们希望中国读者能从全新视角深入细致地了解三十年战争；另一方面，也希望本书的引入，能对我国的世界近代早期史研究有所启发和帮助。由于自身水平限制，定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欢迎各界同仁不吝赐教。

布克哈特教授对本书被译为中文表示高兴，并专门为中译本撰写了前言。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孟钟捷教授审读了译稿全文，并对文中的历史学概念严格把关。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汪芳编辑完成了全书的编辑工作，她对译文一字一句地精心校订，令人感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译者

2020年4月

1. 1635年的《布拉格和约》规定，搁置《归还敕令》40年，按照在发生各种变化之前的1627年的状况规定教会财产的占有、信仰和礼拜，即确立1627年为“正常年”。但在最终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正常年”又被改定为1624年，各地的宗教信仰和教派财产均以这一年的状况为准。——译者注

2. 该书前两卷分别于1648年、1653年问世，后两卷19世纪才出版。

3. 该书德文名为Geschichte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有中译本：［德］弗里德里希·席勒：《三十年战争史》，沈国琴、丁建宏译，丁建宏校，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4. 该书德文名为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Gegenreformation und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1555—1648），先后首发于1889年、1895年和1908年，尚无中译本。

5. 该书英文名为The Thirty Years War：Europe’s Tragedy，中译本尚未面世。威尔逊教授在“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纪念400周年之际发表了题为《三十年战争和第二次布拉格掷出窗外》［“The 30 Years’ War（1618—48）and the Second Defenestration of Prague”］的演讲，有中译本，请参见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54015。该演讲对三十年战争的意义、起因、扩大和结束进行了梳理，有助于读者迅速了解三十年战争，作为阅读本书的铺垫。

6. 该书德文版名为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Europäische Katastrophe，Deutsches Trauma 1618—1648，截至本导读截稿，中译本尚未面世。

中译本序言

就宏大的文化空间即东亚和欧洲而言，建构国家（Staatsbildung）是一个共同的基本政治秩序问题。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两种文化均曾徘徊在统一和多样化的政治组织形式之间。经过漫长的预热阶段后，两者均在近代早期（在欧洲语境下，这是指16—18世纪）找到了各自独特的解决方案。中华帝国历经蒙古人的元朝、汉民族建立的明朝、被汉化的清朝，最终汇成一个大一统国家；而与此同时，疆域大小与中国相近的欧洲却发展成为一个由多个国家构成的大洲。这绝非预设好的——公元800年，当统治欧洲的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戴上“罗马人的皇帝”这一桂冠，并将其移交给德意志帝国时，普世主义的理想依旧鲜活。因此，在欧洲跨入近代早期之初，人们尚未决定，建构国家的发展路径将通向一个统一抑或是多国制的欧洲。这种方向上的不确定性为政治人物所利用，给欧洲带来了一系列密集到可怕的战争。这些战争尚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是建构国家的战争。

欧洲也曾有过建立大一统国家的绝佳机会，即哈布斯堡王朝。查理五世（KarlⅤ.，1500—1558）已经统治着半个欧洲，他拥有皇帝头衔并提出了“普世君主国”（monarchia universalis）这一纲领性概念，也曾力争过统治当时欧洲世界的普世政权。查理五世曾五度与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Ⅰ.，1494—1547）交战，因为后者也要求获得普世主义之遗产。德国史学界往往未能正确地理解其背后潜藏的、建构国家的选项，仅仅将其描述为传统的哈布斯堡法国对抗，而这一对抗，则在1600年前后再次兴起。一方面，整个哈布斯堡王室，即德意志皇帝支系和西班牙大西洋支系精诚合作；另一方面，在亨利四世（Heinrich Ⅳ.）和枢机主教黎塞留首相（Kardinalpremier Richelieu）等伟大人物的带领下，法兰西王国的统治在数场内战中得到了巩固，也产生了问鼎欧洲的诉求。这一政治秩序上竞争、冲突的局势，则构成了三十年战争的基本框架。

这场“战争的战争”，正如笔者在1992年首次描述的那样，是欧洲近代早期“黩武性”的巅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时代的深渊。三十年战争由四场战争构成。同时，由于其时间跨度过长，它又是一场包罗万象的典范战争，在欧洲建构国家的进程中，作出了建构一个多元欧洲的重要抉择。本书亦阐释了在帝国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关键冲突中，法国是如何横加干预的，三大普世强国为何无人胜出且均被迫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压抑自己对权力的渴求。而与此同时，在这场“建构国家之战”中，建构单个国家的分离主义战争亦此起彼伏——始于被镇压的布拉格波希米亚起义，以尼德兰独立战争的胜利而告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一国际性的概念则确立了主权国家自此平等并立的政治秩序体系，并广受认可。

一种特殊的建构国家的形式在欧洲中心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获得成功，这一点值得更多的关注。其众多诸侯的领地和政权实在太小，成不了独立的欧洲国家，而整个帝国又太过庞大，无法成为欧洲的大一统国家。帝国的解决方式是独一无二的：几百年来，帝国造就出一个具有联邦性质的双重国家制。各邦的邦君或众多弱邦构成的“帝国大区”履行部分国家的任务，而按宪法选举出来的皇帝则代表整个国家，并得到帝国会议、最高法院等帝国机构的支持。德意志联邦制的特殊之处在于，全国性的帝国机构由地方邦君的暴力机构共同承担。在三十年战争期间，皇帝倾向于加强皇权，而不少帝国诸侯则威胁要退出帝国，但最终，大家还是握手言和，重新凝结成一个新的联邦制组织——其影响则持续至当代。

追寻正确的建构国家之路的主要冲突层出不穷，而大量次要冲突则缠绕其间：继承战争、边境冲突、贸易利益、军事暗流等。其中，最重要且最受瞩目的则是宗教问题。欧洲宗教主张追求真理，其教产亦富有争议，因此，其行为方式比东亚的宗教体系更加激进。虽说宗教问题并非是主要冲突，但仍应作为“主要的次要冲突”受到特别关注。在德国乃至欧洲，新教教派化及其变体始于马丁·路德，而与之对立的罗马天主教的教派化则由耶稣会士主导。两者在结构上互不容忍由来已久，最终酿成了多场宗教战争。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三十年战争主要是一场宗教战争，但这种阐释方法再也站不住脚：本书着眼于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以来帝国的跨教派政治管理，亦洞察到战争伊始便势同水火的结盟情况——这些都有力地驳斥了“三十年战争主要是宗教战争”的说法。《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重新规定了政治和法律制度，使德国最终避开了一场宗教战争。

本书将主要问题抽丝剥茧，解释了战争为何如此漫长而艰难。本书开篇即描述了人们的恐惧和人口统计学上的后果，这不禁令一些编年史学家怀疑，德意志人是否还能够留下后代。在这场“战争的战争”中，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在毁灭的边缘岌岌可危。于是，书中提出了一个此前尚无人探究的问题：难道没有人预见到这场灾难并知晓如何制止它吗？

事实上，绝对有人尝试过。一个全新的视角令人们认识到至今被忽视的和平机会以及制止、缩短战争的备选方案。“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并未直接触发战争，而是差点促成一场成功的和谈与国会外交。即便是瓦伦斯坦这位滔天战火中的战争策动者，也意识到有胜过战争的更优解。化身和平使徒后，若非瓦伦斯坦早了几天被残忍杀害，他几乎能达成自己的和平目标（这一点尚不为人所知）。而就在这场战争灾难中，各地区的联邦制机构——独立行事的帝国诸侯、帝国大区和城镇均能维持其管理，提供生存援助，并在保护其自由权利的情况下，在和平谈判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上观察视角促使笔者写下了本书，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战争”概括为一个独特的和平大工地，最后总结出结论。因为三十年战争不只有战争的硝烟和纷扰，它更是一次对和平的追求，至今仍有一些内容要向我们诉说，且不仅仅局限于欧洲。

笔者对所有推动和促成本书翻译之人表示谢忱，他们是奥格斯堡大学的尤塔·舒曼（Dr. Jutta Schumann）博士、我的史学界同仁孟钟捷教授和译者马绎博士。我也要向我的中国读者致以谢意，感谢他们有兴趣从全新的视角领略这一德国史和欧洲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人们或许能在跨文化语境下找到可与三十年战争类比的选项，因为和平的政治机制是一项世界性的任务，拥有着悠久的历史。

约翰内斯·布克哈特

2019年9月于德国奥格斯堡

前言

1618—1648年间的三十年战争曾令德国和欧洲摇摇欲坠。在欧洲人的历史记忆中，三十年战争始终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近乎神话般的色彩。这场战争，注定涌现出瓦伦斯坦（Wallenstein）、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 Adolf）等传奇战争英雄，亦不乏令人难以想象的大规模暴力和战争疾苦。诸位编年史学家和作家流传下来的相关作品则汇成一条宽阔的大河——格里美尔斯豪森（Grimmelshausen）在《痴儿西木传》（Simplicissimus）、弗里德里希·席勒在其三部曲戏剧《瓦伦斯坦》（Wallenstein）、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在《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Mutter Courage）、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在《相聚在特尔格特》（Das Treffen in Telgte）等世界文学名著中均纪念了这场战争，这些名著亦成为数百部有关三十年战争的叙事作品和戏剧文学作品中的翘楚。更不用提诞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尤为关注三十年战争的历史书写：这些历史书写既有对战争的整体呈现，又有偶像人物的传记，也有一系列对地方志感兴趣以及地区史方面的专业著作。由于战争现场和涉及的地区、地点数不胜数，人们尚无法一窥此类著作的全貌。

一大批研究近代早期史的现当代史学家已经按照不同主题分册著书立说，表达对三十年战争这一时代重大事件的观点，或是自行从不同侧重点出发，对其进行全景式展现，或是将其凝结成一段始于1618年的战争记忆。笔者曾在1992年撰写了某德国史系列丛书中有关三十年战争的小册子，那本书的侧重点所引发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一个400多年前的事件如此密集、持续地出现，令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战争，这完全是一场“战争的战争”。原因是双重的，很难讲清楚它是好是坏。之所以被称为“战争的战争”，首先是因为在记忆文化中，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之长令人无法理解。在德国和欧洲，还没有哪场同一档次的战争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14—15世纪的“百年”战争是文学虚构，尼德兰的“八十年”战争始于16世纪，后成为三十年战争的一部分，后来爆发的破坏力毫不逊色的普法尔茨“九年战争”以及弗里德里希大王(1)的“七年战争”，甚至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在时长上都没有超越这个范畴。与同时代人的感知一致——一些政论家甚至在那个年代就已经将战争的年限计算进去——这场“战争的战争”已作为一段不同寻常的历程被载入史册，即在德意志民族之帝国及与之接壤的地区所构成的战场上，充斥着暴力，且久久不愿结束。

其次，称其为“战争的战争”，也是从单场战争的累积这一意义来说的。皇帝的主要对手一直在变换，据此这些战争被命名为波希米亚普法尔茨战争、丹麦尼德兰战争、瑞典战争和瑞典法国战争等，它们将欧洲秩序带入了更加广泛的冲突中。如果我们追问这场战争的主要特征的话，会得出更多结论。传统上三十年战争被视为宗教战争，现在依旧有人这么认为，但同时，它应当更多地被视为欧洲的建构国家之战（Staatsbildungskrieg），有时也作为德意志的立宪战争（Verfassungskrieg）而凸显其重要性。三十年战争的各个阶段和不同的冲突领域令其全然成为一场战争的模板。

然而，为什么我们需要一部新的、也许是别样的历史呢？事实上，这场大战提供了绝无仅有的、应得到全面利用的认知机会，即重新估量和平问题。因为正是其怪物般的时长和幅员辽阔到可怕的战场，为战争起因留下了最广阔的研究领域。大量互相扭结在一起的单场战争对于冲突分析、战争各阵营的动机、主要利益评估等方面提出了特别的挑战。许多领域尚待探索，一些领域已有研究涉及，但有待更新。因此，除去对其突出且多元的理解，三十年战争依然发展成为研究近代早期黩武性（Bellizität）及其缘由的范例。

有必要再度澄清的是，本书主要是为了帮助人们在拓宽视野方面有所突破。它不仅是为了厘清战争的起因，也是为了搞清楚有哪些可能的和平选项。近年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获得诸多赞誉，原因是缔结和约的各方成功化解了三十年的战争混乱，并将其引入帝国和全欧洲都能接受的秩序中。不过，之前也曾有过战争间歇的和谈停火，签署过十几份局部和约，也有过一些鲜为人重视的外交活动。如果说为了建立包含欧洲多个国家的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了更新德意志的宪法和宗教教义，真正花了4年时间协商，那么有必要打30年的仗吗？相关人员自己怎么看呢？他们和主政者都采取了什么措施？无论这场“战争的战争”多么漫长、如何多样，或许它只是一个建设和平的大工地。

纪念这一战争爆发400周年或许亦促进了从史学角度重新进行和平研究。2016年，时任外交部部长的现任德国总统瓦尔特·施泰因迈尔（Walter Steinmeier）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向历史学家呼吁，在当今和平外交步履维艰的情况下，应主动寻求和平、协商策略，并借鉴成功的历史经验。施泰因迈尔在演讲中突出强调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显然也在此意义上把整个战争视为制造和平的车间，其成败能够“为今天的和平努力提供历史研究方面的实践之利”。

本书的历史呈现，尽量让这场战争保持其与众不同的历史语境，但在讲述这场战争时，又让人们寻找的“新观点、新思路”有迹可循。以上目标也许不能一一实现，但与这样一段过往对话亦能够服务于基于历史信息的政治咨询机构。最后，本书将肩负如下任务：厘清人们今天能从这场“战争的战争”中汲取哪些有益养分。

1. 原来译为“腓特烈大帝”。——译者注

开篇　战争灾难的三种衡量角度和一个质问

三十年战争人口损失示意图

原始地图由君特·弗朗茨（Günther Franz）绘制，上图是1979年的最后修订版本。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由波罗的海到德意志西南部形成的“摧毁对角线”（Zerstörungsdiagonale），也有一些很少或有可能没有受损失的“未受影响地区”。这些先驱性成果记载着不可更改的客观情况，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会进行纠正，并做补充。

注：此地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从数字上来说，这场“战争的战争”足以令人惊愕。三十年的连年战争彻底肆虐，从种种维度上看，这是德意志土地上一场空前绝后的战争。冷静的人口统计学家估计，战争结束时，德意志人口由战前的1800万下降到1100万，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意味着：三分之一以上、在极端情况下将近二分之一的人口，直接或间接地因这场战争而死去。幸存者和死者遗属亦是九死一生，他们蒙受重大损失且必须克服更多的困难，正如流传很广的传说所证明的那样。

它可能波及当时的每一个人。除此之外，在衡量战争的恐惧时，有三点令人尤为震惊，甚至成为整个欧洲文明的威胁。首先是战争暴力在空间上的蔓延及其后果，人们不得不向当时一些纯粹想四处游历的潜在游客发出旅行警告；其次，更有甚者，持续的死亡令人越发恐慌，其原因是由暴力、饥荒和瘟疫所造成的危害构成了死亡三角，三者间交互影响，情况已然失去控制；最后，如果最终将特定的高危群体纳入考量范畴，那么，有关儿童不幸、长期性暴力和战场万人坑的消息，则给了人们尽快终止战争的足够理由。一场发生在高度发达文化身上的战争是怎样被引向自我毁灭的边缘的？在这场复合型灾难的多重视角下，回答该问题显得越发迫切。

恐怖的地理分布

——人口锐减对角线和灾难地区

“我们已经完全，完完全全地被毁灭了!”(1)安德烈亚斯·格吕菲乌斯(2)（Andreas Gryphius）在这首或许是他最著名的战争诗歌中，用一个在这场战争中出现的词语来哀叹军队的无所不在及其“毁灭性的”（verheerend）后果。同时代的诗人马丁·奥皮茨(3)（Martin Opitz）则反问道：是否还有一个地方没有被战争侵袭？如果回答“有”，不过是随心所欲的答案，而如果回答“没有”，那说明人们对战争的到来并非“无所畏惧”。在德意志战场的边缘地区，确实有未受侵害的地带，然而在帝国的核心地区，编年史学家们哀叹着，军队的破坏力巨大，并带来了无休无止的战争负担。有时，即使是短短几年的战事，便足以给当地造成巨大的破坏。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在很多地方甚至更加可怕。

20世纪中叶，历史学家君特·弗朗茨尝试借助散落在德国各地的资料，呈现出战争中人口损失的全貌。于是，从波罗的海沿岸到帝国西南部，受害尤为严重的地区绵延成一条“摧毁对角线”，贯穿整个德意志境内。其中，损失最巨即损失半数以上人口的邦国，当属波罗的海沿岸的两个邻邦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中部从图林根直抵萨克森，南部有普法尔茨和符腾堡。不过，北部的勃兰登堡、中部的黑森和法兰克福以及整个施瓦本地区都不得不承受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损失。除去这条超宽的“摧毁对角线”之外，西北部和东南部还留有少许受损很小的“未受影响地区”。

首次进行这样的划分并对战争的恐怖程度进行分级是在1940年，这就带来一个双重可信度的问题。首先，作者是一位被誉为“农民弗朗茨”的历史学家，以其值得称赞的特别研究而闻名，曾活跃在纳粹的科研组织及其项目中。在其著作的第一版中，没有历史学论断，而是主要论述三十年战争的影响，且充斥着粗鲁的种族意识形态式臆想。在去纳粹化的战后新版中，这部包含简单评价和比较的地方史则因缺少各种统计方法，再度引起学界质疑。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弗朗茨曾经是纳粹且在人口统计学方面一直是个半吊子，但他是正确的，甚至比他自己认为的还要正确。诚然，首位全面测量者尴尬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将战争的恐怖程度相对弱化了，这确有几分荒谬。在借助更多信息和现代方法进行验证时，死亡率、损失率等仍须大幅上调：无论是地理上的广度，还是区域内的激烈程度，实际情况均比弗朗茨的统计结果严重得多。

《生死施瓦本》（Leben und Sterben in Schwaben）一书专门讲述了施瓦本这一如今已被并入巴伐利亚的地区。作者维尔纳·伦格（Werner Lengger）精通现代标准，进一步拓展了这项研究，令读者获得了更多、更确切的情况。就“死亡”而言，整个施瓦本地区属于在战争中遭到严重损失的区域，人口损失约40％——高于弗朗茨的估计——再延伸至巴伐利亚境内的多瑙河流域，甚至高达60％。然而，“对角线”仍需延伸，并向东南方向改道，因为对奥地利世袭领地受战争损失较小的估计，受到了对当地情况更为熟悉之人的有力反驳。对于有过多番交战的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上述情况并不适用，但就整个下奥地利而言，篇首的地图也需要修改。该邦战争开始时有60万人口，大战中损失了近四分之一，且在损失最为严重地区，那些战前还有能力纳税的所谓的“能支撑的人家”中，三分之二在战争结束时都已经不能指望了。

再向北看，作为主战场之一的整个萨克森是帝国受侵袭最惨烈的地区之一。尤其糟糕的是，在战争的后半程，在政治上巧妙规避风险的萨克森选帝侯领地（Kursachsen）交替或同时被交战双方占领，受蹂躏最惨烈的是在“痛苦之年”（Qualjahr）——1640年。整个邦在战争中失去了半数人口，沿易北河方向贯穿该邦的一块宽阔的带状区域中，甚至丧失了其人口的三分之二。卢萨蒂亚（die Lausitzen）的损失应当是“巨大的”，但具体数额尚有待进一步确定。甚至维特施托克战役中双方军队列队交战的战场勃兰登堡，其受损等级也必须调高。这样看来，未受影响地区越来越小，遭受重大损失的规模则越来越大。

从空间上衡量战争恐怖程度的另一个问题是，是城市人口还是农村人口遭遇的情况更为糟糕。当然是农村，因为村子里没有城墙保卫——这是一个容易想到且广为传播的正确答案。村庄依然是当时最重要的聚居形式，编年史中记载的一连串疯狂暴力行为正是发生在毫无戍卫的乡村。有能力的人试图在固若金汤的城墙之后或在军队前的树林里为自己找到安全的庇护，而一位逃难的编年史学家汉斯·黑贝勒（Hans Heberle）则不得不从乌尔姆（Ulm）郊区的内宁根（Nenningen）这个小地方逃出来30次，这一数据创了纪录。受灾最严重的则是军用道路沿线地区、被争夺的城市及战场的周边地带。在勃兰登堡，承受巨大军事压力的乡村地区普里克尼茨（Prignitz）损失了近70％的家庭，是帝国受损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各邦等级会议代表哀叹着村庄惨遭蹂躏、荒无人烟，且多数在大火中毁于一旦。有33个教区在战火后仅剩一两户人家。平原地区人口锐减至此，其后果对于基本农业供给而言是毁灭性的，且这绝不是某个地区的个别情况。然而，城市遭受的灾难远不输给乡村。

最早被摧毁的城市之一是一座小而尊贵的帝国城市——温普芬（Wimpfen）(4)。它因建有皇帝行宫而修建了防御工事，一度是帝国法院所在地，却遭逢不幸。在1622年5月攻入行宫的战争中，一场用其名字命名的战役在温普芬城门前打响，战役令小城饱受摧残。最终，山谷里的郊区彻底沦为废墟，12座居民们赖以生存的磨坊中有10座毁于一旦，134座房屋仅剩瓦砾或者完全被夷为平地，内城中心的残垣断壁被飞廉草灌木覆盖，几乎难以被发现，原有的300名市民仅剩37名。

在萨克森，除了村庄外，无数城市被反复包围和占领，遭到帝国军队及瑞典军队的摧毁、焚烧和蹂躏。首先是鲍岑（Bautzen），在被萨克森人占领后又两度被围攻并进一步被摧毁；接下来是埃尔茨山脉的矿业城市及经济中心开姆尼茨（Chemnitz）和茨维考（Zwickau），它们被多次包围和占领，损毁严重。莱比锡亦三度被占领，最终不得不长期忍受被占领之苦。幸免于难的邦都德累斯顿（Dresden）虽未遭兵祸，却在两年内有近8000名居民死于瘟疫，另有大量市民远走他乡。

对于帝国城市奥格斯堡（Augsburg）来说，战争及其后果则尤为悲剧。奥格斯堡曾经见证了众多皇帝的统治和数届帝国等级会议，亦曾以己之名命名了诸多宪法和宗教法规，因此，在最辉煌的岁月里，它一度被视为帝国的隐形首都，被富格尔（Fugger）家族(5)和威尔赛（Welser）家族(6)等商行视为财政首都。这座允许天主教会和新教会同时存在的城市却饱受涌入奥城的、不停变化的交战势力之苦，但更糟糕的还是因外人传入或因饥荒而爆发的瘟疫——1627—1628年间有9000人、1632—1635年间又有18000人命丧于此。这一数字已远远超过了奥格斯堡曾引以为傲的、一度增至40000的城市人口数的一半。新的研究表明，在其他城市甚至像慕尼黑这样的大城市，其遭受的损失要比农村地区惨重得多——这一点与人们迄今为止的设想不同。

受灾最惨烈、进而成为战争暴力之象征的城市，是马格德堡（Magdeburg）。这座不肯投降或太晚才投诚的城市被蒂利（Tilly）麾下的天主教同盟军攻陷，其时，数千名居民在胜利者烧杀抢掠的暴行下，在一场将这个城市化为灰烬的漫天大火中死去。根据当时的战争法规，如果围攻者和被围攻者之间未达成协议且某地已被攻占，那么，暴力掠夺和缴获战利品则完全是胜者的权利，即使妇女和儿童也不例外——他们本应是被保护的对象。这绝不是个案，因为像多瑙河畔的诺伊堡（Neuburg）、内卡尔格明德（Neckargmünd）等一系列其他城市均曾被攻破，给居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不过，马格德堡的受损情况已经超出了以上任意一次，交战双方和唯恐天下不乱的出版界则格外关注这场灾难，鼓励将其与索多玛和蛾摩拉、耶路撒冷的毁灭或者特洛伊的灭亡相提并论，甚至反复从其城市名“Magdeburg”(7)往外延伸，说它丧失了“童贞”，仿佛有事实给这个类比撑腰。与此同时，对“马格德堡化”的恐惧则轰开了一些城市的城门，人们主动献上赎罪金以换取对方放弃放火烧城，即当时所说的“放火勒索”，只不过，这样只能救下市民的性命，却因而摧毁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养家糊口的机会。

当然，极乐之岛还是存在的，那就是被水和城墙戍卫的、位于易北河入海口的汉萨同盟(8)城市汉堡。即便如此，也没有人真正为之欣喜。原因显而易见：人们心怀巨大的恐惧和对易北河下游的新教姐妹城市马格德堡的深切同情，尤其在教会中，这更是一个令人忧心的话题。不过，汉萨城市也为皇帝和天主教提供军队补给，并锻造武器。在马格德堡被攻占的过程中，这些武器有没有用上呢？市政府无论如何也不想毁了自己的生意，于是他们警告传教士闭嘴，对来自马格德堡的难民采取并非完全拒绝但十分严格的政策。在本书面世的今天，这听起来仿佛是带有倾向性的含沙射影(9)。事实的确如此。

所以，总存在一些例外之人，他们没成为牺牲品，而是狠发一笔战争财。这些人根本搞不清楚战争暴力的全貌。从北到南，从城市到乡村，从历史重镇到经济强邦，战争将整个帝国带到了深渊的边缘。

编年史学家和当地行政官员目睹了这一切。许多地区这样记载：人们因部队安营扎寨或军队过境、士兵掠夺施暴而叫苦不迭，他们不是偶尔，而是持续地承受战争暴力之苦。时人常说，敌友难分被视为当时市民的第一个基本体验。人们如果密切关注并重新组合这些当地史学家和报道中反复出现的陈述，就会得出一个有关战争体验和战争后果的整体形象——恐怖。我们从富格尔家族统治下的一位管家的公务手记中可以了解到，奥格斯堡城区及附近地区的三支军队对当地造成了什么损害：仆人再也没法取出粮食和牲口，房屋被闯入、放火、洗劫。“那时候施瓦本和阿尔高地区再无家族联盟可以忍受这一切”，这位管家这样认为，且这一情况绝不仅限于当地。另一位管家的统计显示，一切谷粒、马匹、家什“尽数被敌方或己方军队抢走，在战争期间，人们要么迁徙，要么死于饥荒，要么被射杀”。“一切都被毁坏殆尽”，一份官方小结如是写道，这也印证了诗人的话。为什么事情会走到这步田地？难道没有人能够制止吗？

死亡的“三位一体”

——暴力、饥荒和瘟疫

从空间上看，对战争的恐怖程度进行人口统计学的衡量距离死者依然太过遥远，但报道者的自述却拉近了我们和死者间的距离，那些惊魂未定的文字令人心生恐惧。这些日积月累下来的自述中内含大量的灾难经历，一方面，面对可怕的细节，今人会产生窥探隐私般的凄惨之感；另一方面，当代研究中尚有诸多分歧，因而现在并不是让这些经历消失在视野中的时候。基数庞大的战争记录使人们认识到这一危害体系的整体规模和运作方式。事实上，人们在日记、编年体史书和档案中，以及格里美尔斯豪森反映当时情形的文学改编以及古斯塔夫·弗赖塔格（Gustav Freytag）(10)后来的文化史改写中，总能读到同样的内容。在音乐界，作曲家维瓦尔第（Vivaldi）一度饱受同行嘲讽，因为他把同一段协奏曲写了百来遍，但是，（当人们认识到）它不是一种空转的风格，而是指涉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时，（人们便会发现）该曲调持续重复并带有变化，展现了持续的战争暴力所带来的典型危害，即许多人丧命。

在编年史和教会的损失登记簿中，人们会反复碰上一种不祥的“三位一体”，从而联想到传统连祷中的请求：“主啊，请保佑我们远离瘟疫、饥荒和战争!”上巴伐利亚安德希斯本笃会修道院院长毛鲁斯·弗里泽内格（Maurus Friesenegger）就曾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战争这一上帝的惩罚之后还紧跟着饥荒和瘟疫？他得出结论：“因为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违背上帝的意愿行事，于是上帝便以牙还牙，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予以还击。”将苦难阐释为上帝的惩罚是帮助人们走出战争阴影的策略之一，上帝的“三位一体”似乎是用不祥的“三位一体”进行惩罚的，即悬在人们头上的死亡威胁。一本牧师登记簿记载道：“如果此时在我们的国家充斥着这样那样的悲伤、恐惧、贫困和愁苦，那是因为上帝不仅仅用战争、用敌人的刀剑，而且用瘟疫”和“大饥荒打击了我们”——这份记录迅速得出这样的结论。接地气点儿说，三重灾难的侵袭宣告了邦国的彻底凋敝，“因为敌人尚未屠戮的、瘟疫尚未杀死的，都被饥荒从这片土地上赶走了”。即使是行政官员哈佩（Happe）这样的世俗编年史学家，也认为“三大主要惩罚”应对巨大的死亡人数负责，早在1626年他就写道，人们“现在正不幸地遭受着战争、物价飙升和瘟疫等所有的主要惩罚”。自那以后，时不时地出现或相互关联或单独的有关三大折磨所造成的最糟糕情况的描述。其他编年史学家也感知到了这一情况。女历史学家、克鲁森斯滕的贝尼希娜（Benigna von Krusenstjern）编撰的目录列出了百余篇有关三十年战争的自述，如果通过主题提示浏览下来，会发现任何一位时代见证者都记录了战争中所受的折磨，更多的人往往记载了全部三项，抑或是亲身经历。而整个威胁体系则是从一个灾难三角的致命尖角发展而来的。

处在所有灾难的金字塔尖的，是直接的战争暴力。这在战争中不足为奇，它对人们的身家性命和家庭财产所造成的伤害几乎是对战争全部的感知。除了这些某种程度上的常规负担外，多种极端的痛苦折磨带来了多重致命侵袭，展现出战争最恐怖的一面。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因弗赖塔格而扬名的上法兰克牧师马丁·伯岑格（Martin Bötzinger）的一生。一开始，他先后遭到帝国军、瑞典军洗劫，在身陷囹圄、性命攸关之际出逃后又被抓住，剥光衣服，饱受刀砍的凌虐，所幸再次逃生。当他回到自己的牧区时，碰上一座多人墓穴，里面埋葬着17位被打死的民众，其中一位死者是他的岳父，而他的岳母则被人用手枪和螺丝施刑并被画上记号，折磨致死，而他的妻子则完全靠侥幸才得以两次自救于极端的险境。事后，伯岑格写道：“1634年，怒火更甚。”为什么呢？没错，“瑞典饮料”(11)出场了。在被人粗暴地灌入粪水的过程中，他所有的牙齿被打断；此外，还被施以特殊的水刑（Wasserfolter），这位神职人员被捆着双脚在水里拉上拉下，直到将他折磨得半死。他再次死里逃生，但回家后发现，他那个教区连藏起来的最后一批豌豆都被抢光了，村民大多饿死。“残存的八九个灵魂，1636年后完全丧命或是逃走。”情况就这样往下发展，于是那里再也没有瘟疫什么事儿了。

这些疯狂的暴力行为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所有流传下来的地方志中随处可见。把来自纽伦堡旁小县城的罗特（Roth）的恐怖报告进行重新编排对比后可以证明，弗赖塔格笔下的主要证人是多么地具有代表性。科恩贝格尔牧师（Pfarrer Kornberger）正是一个人及其家庭所能够遭遇到的一切厄运的受害者代表。首先，他像一般人那样，失去了军队逼近时藏好的家财，包括牲口和储存的粮食。第二年，他被打得浑身青紫，“用土耳其的方法”从脚或脖子处吊起来，并且用上了旋钮战争刑具，即用旋转可致肢体残废的麻绳折磨他。后来，他逃走了，但在逃跑的路上，他的妻子被骑兵抓住，骑兵拖着她的头发穿过田地，用靴子和武器残忍地将她打伤。在继续逃难的途中，这个新教家庭在天主教地区的罅隙里暂时找到了一个容身之所，最后得以在罗特接管了一个空缺的新教牧师的职位。结果好，一切就都好吗？并非如此，他最终在罗特死于瘟疫。很多人的情况并不比他好：他的邻居是一位校长，报告了自己染上瘟疫的消息；市政厅书记员(12)约翰·雅各布·菲克勒（Johann Jakob Fickler）在其妻子被鞭打致死后，自己也死于毒打；在附近的格雷丁（Greding），短短几天内就有18名市民被杀，包括市长在内。这样的情况并未停止，且蔓延到其他许多地区。肇事者是到处抢劫、来自各路军队的正规士兵，当然也有可怜的战争魔鬼，他们为生存而战，压榨勒索存粮，但很显然，接连不停的战局也释放出了人们对暴力的过剩欲望。

尽管这些报告的流传背景不太清楚，但其可信度无须怀疑，文书卷宗和档案室可以给它们作证。在某些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案例中，极端暴行被精确地记录下来，包括名字、亲属、出生地和受害者的死亡方式，从而印证了一整套传言的真实性。比如在黑森的一个小地方，士兵们猖獗地用刑，导致6位女性和12位男性命丧黄泉。而在一份损失列表中，先是众多妇女被强奸，接着士兵们将数名男子从其外生殖器处吊起，最后将所有人拖曳致死。人们在和平时期曾目睹女巫审判等迫害行为，因此，这个时代的人们早已习惯了暴力。但即便如此，报告中依然流露出人们对战争暴力的恐惧。法兰克地区的最新史料将其他时代的犯罪称为战争犯罪，但此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搞清楚什么违背了准则、什么已成为战争常态。一位观察者作出了如下概括：“那些横行霸道的兵痞用旋转麻绳、’瑞典饮料’和夹手指的方法给被逼无奈的可怜人带来痛苦，愤怒则成了他们的帮凶。可他们中的有些人，曾经是正直有礼的小伙子和绅士，更别提做出侮辱妇女这样的事。”这一概括实际上颇为讽刺地宣告了对市民施加战争暴力已经成为新的行为习惯。

在死亡三角上，相比令人惊恐万分的战争暴力这一角，饥荒和瘟疫这两点似乎更严重地威胁到整个文化和社会。尤其是饥荒，它并不只是一种附加的痛苦折磨，而是战争暴力的直接后果。相关报告往往将财物损失和人员伤亡置于完全同等重要的地位，如果这样的话，掠夺和压榨赖以生存的最后的粮食与钱财，则与凌虐肉体一样，会产生致命的后果。然而，这背后则完全是一场有意识的、应归因于战争的粮食危机。本笃会修士约翰·伯岑哈特（Johann Botzenhart）是他所在的乌尔姆附近的埃尔兴根（Elchingen）(13)修道院的厨房主管和酒窖技师，负责置办食品，因此他对当时每况愈下的粮食状况有一定的认识。“在穷人中间，嗜血的饥荒一日强过一日，因此每天都有很多人死去”，这是对饥荒的一个小结。不过，这不仅仅适用于穷人，也适用于客观上没有磨坊而缺少面粉的富人；人们不仅仅会饿死，也会被冻死。饥饿和冻伤往往被并称为两大致命杀手。

此时，“小冰期”似乎获得了机会——这一论点认为，17世纪普遍的气候变冷缩小了粮食供给的回旋余地，饥荒触发了分配冲突。事实上，这位厨房主管观察到了经常出现的气候变化现象：那时候，“基督圣体节”(14)还会下雪，或者秋天像“人类有记忆”以来从未有过的暖和，于是，越冬作物的秧苗或许能安然过冬。不过，没有人将粮食供给紧张归咎于整体气候变差。因为当土地无人耕作、役畜征作军用、磨坊毁坏无法磨面时，其他的解释都是多余的。有人死去，是因为他冬天不得不“光着膀子”逃命而冻死，他的死因在于天气或战争状况，不会怪到“小冰期”的头上。“小冰期”或许存在，但它只是在时间上模糊地与三十年战争同步，这也是有争议的。然而，人为造成、或许也会由人类终结的暴力及其后果，足以解释这样的灾难。我们从巴特克罗伊茨纳赫（Bad Kreuznach）附近的农民、葡萄园主塞巴斯蒂安·文德尔（Sebastian Wendell）的家庭收支账簿这一第一手材料中可以知道，农田耕种和粮食收获是如何在军队横扫及其进攻下被迫中断，又是如何在农民重伤而丧失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下走向完全停滞的。在这种情境下，没有人人饿死反倒令人惊讶。

哈佩全面的战争编年史也对饥荒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如果把那些声声泣血的消息连成报纸的头条的话，那么从字面上便能了解到1626年的大致情况：“人们因饥荒从哈勒（Halle）逃往吕内堡（Lüneburg）”“伯爵领地施瓦茨堡（Schwarzburg）饿殍遍野”，最后是“从未经历的物价上涨和饥荒”。其后果是请愿民众“每天有500人聚集在宫殿前”。在17世纪30年代的危机中，“法兰克尼亚地区发生了可怕的饥荒，使妇女和小孩、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为了面包逃往图林根”，但噩耗又来了，“数千人因饥荒死于图林根”。编年史中还有吃人的可怕细节，食用那些现在看来很恶心的腐烂食物和昆虫，饿死的人像俗语中说的那样，真的被“咬进了草里”(15)，再也无法开口。此时，出版业和印刷业正日益兴起。或许，这位真正忧心忡忡且心怀善意的、身处管理岗位的编年史学家应当刊登一些号召力强的大字标题，敦促政客们有所行动。事实上，他自己也时而从报纸中获得消息，身处政界的他深知，如果这么做于事无补的话，那么也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第三重恐怖即死亡三角底边上的另一角则是瘟疫，其中首推“鼠疫”，也包括其他致命的传染病，或是能叫出名字的红痢疾。瘟疫的痛苦闯入人们的生活，它是如何逼近、侵袭编年史学家们及其周围的人，如何使一部分人虔诚地屈膝投降、一部分人暴怒得不知所措的，读来令人动容。着眼于世界的史学家哈佩不得不经历亲友一个接一个地染上这种令人不适、厌恶又残酷无情的疫病而死去，他给他们记下名字、亲属关系和职业，留作纪念。哈佩携妻儿出逃，瘟疫过后，他们返回家乡，“看看我那些最爱的朋友们是否还在人世”。1626年，在小小的格罗伊森（Greußen），最糟糕的一个月里死去了344人，全年有843人丧命，这丝毫不奇怪。17世纪30年代，图林根附近的其他村庄也受到几波瘟疫的侵袭，直到最后，哈佩本人在听到接二连三的死讯后也宿命般地染上了瘟疫。其中最可怕的是施瓦本的一个小地方比贝豪（Biberau），一场时疫过后，300多名居民中仅25人被有名有姓地记载下来，但是，记载下来的不是死者姓名，而是仅有的幸存者。由瘟疫引起的大规模死亡，也曾在奥格斯堡、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等大城市肆虐，人口成片地锐减。瘟疫带来的死亡风险与战争暴力相比，似乎也不遑多让。

然而，这些致命的疫病受到战争影响，应将其爆发归咎于战争。原因是：一方面，瘟疫通过军队的持续行军而四处传播。当符腾堡的神职人员还在尝试说服市民瘟疫是上帝的惩罚时，像哈佩这样的历史学家已经认识到，只有当夺人性命的军队自己碰上惩罚时，才会近乎讽刺地请出上帝来利用一番。另一方面，由于灾民涌向敌后安全地区，敌后狭小的空间和糟糕的卫生状况必须负一部分责任。“那里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我们在痛苦中互相枕藉。物价飞涨，饥肠辘辘不期而至，随之而来的是邪恶的病痛和瘟疫。于是，数百人死去。”关于传染病、食物短缺造成的疾病和死亡的情况，上文提到的、被迫逃亡的记录者黑尔勒如是说。下面主要谈谈食物短缺和传染病之间饱受诟病的相互影响：因为常年营养不良、丧失体力的人几乎没有抵御疾病的抵抗力，所以，他们事实上是死于战争导致的饥荒。这位编年史学家提到，“由于这场大饥荒造成了大规模的死亡和瘟疫，数千人死去”。事实上，1632—1635年的大规模瘟疫导致大量人员死亡，这样的情况在14世纪中叶的中欧黑死病之后还是首次出现。这场瘟疫前后均有过短暂的疫病感染，但其杀伤力证明了这场大规模传染病成为三十年战争中的最后一次瘟疫并非偶然。

因此，将暴力、饥荒和瘟疫织成一张死亡之网的源头，自始至终都是战争。概括起来说，有些细节依然明晰：如果资源被因发动战争而进行的征召、烧杀抢掠而消耗了的话，那么这首先应归咎于战争暴力，而不是怪到经济、气候等其他因素头上。由此产生的食物危机和饥荒让人们对传染病失去了抵抗力。各路军队以及逃离军队、躲到安全城墙后的人群造成的拥挤则催生了疫病的蔓延。为争夺最后的粮食库存，民兵和军队都准备好了使用暴力，饥饿则使得这一情况进一步尖锐化。这是一个应归罪于战争的危害体系，人成了它的牺牲品，并用暴力、饥荒和瘟疫构成的死亡三角敲响“丧钟三连”，威胁着整个社会及其文化。

末了，一位编年史学家作出如下判断：“这场战争、瘟疫、物价飞涨和大饥荒让邦国的人口急剧下降，少到令后人难以置信。”另一位编年史学家则对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过后是否还会留下后人感到怀疑。难道这样的担忧不是终止战争和持续摧毁文化的死亡三角的绝佳理由吗？

也许，此时应对神学家提出要求。从跨教派的宗教角度将战争疾苦解读为上帝的三重惩罚，有利于向民众解释并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但亦减轻了其忍受度。当时是一个神鬼之说横行的时代，是否有可能将战争解释为撒旦的三重杰作而非上帝的作品，并赋予背负责任之人与恐怖的“三位一体”作斗争这一基督徒的使命？事实上，沃尔夫冈·E. J. 韦伯（Wolfgang E. J. Weber）考据出的神学战争批判甚至大量使用上帝之惩罚威胁当权者，结果却完全背道而驰——它没有从战争中拯救人们的性命，而是妄图索取牧师的供养费，理由是战争导致的牧师缺位会影响到信众灵魂的救赎。直到1644年才有一位牧师站出来，指责其同僚“不仅没有反对战争，反而助长了嗜血的战争”，而彼时救世主已恩赐了和平。如果神学失灵了且将战争责任推卸到上帝头上，那么，就没有人能够承担战争的责任，并用仅存的理智去阻止这三重罪恶交织的疯狂。于是，我们再度且愈加迫切地提出如下问题：当时就真的没有人能够干涉一下吗？

孩童、妇女和士兵的生存威胁

当人们不仅仅考虑死亡方式，而且将棘手的生命阶段和受威胁群体纳入考虑范畴之时，上述问题便显得越发紧急。一方面，童年是一个人生命中最初的岁月，另一方面，妇女和打仗的士兵受到特殊的潜在威胁。还有一个原因是，儿童、妇女和士兵生活的世界及他们各自在战争中遭受的深渊般的苦难直到最近才进入战争研究的视阈中。

战火中的孩童在格里美尔斯豪森的成长小说《痴儿西木传》中受到了特别的关注，该书将主人公西木设计为战争孤儿和童子军并开启其一生不是没有理由的。同样，这种在今天令人备受煎熬的战争题材促使人们对过去提出质问，但很遗憾，三十年战争却是儿童不幸的渊薮。诚然，近代早期的儿童死亡率本就居高不下，且前现代（Vormoderne）的童年颇为艰苦，但是对于尚处于需要保护年龄的社会弱势群体而言，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生存危机更是大得多。首先，孩子们饿到极点，瘟疫带走了他们的兄弟姐妹。战争暴力降临到最亲近的亲人头上，留下了孤苦无依的孤儿。一个个家庭在战争和瘟疫的打击下支离破碎，就像著名的图宾根数学家、天文学家威廉·席克哈特（Wilhelm Schickhardt）那样，最终守着自己仅存的儿子双双死于瘟疫。若是有人侥幸活下来，他都不知道是否应该真心感谢上帝。“上帝赐予他一次幸福的重生”，雇佣兵彼得·黑根多夫（Peter Hagendorf）在每一篇日记之后写道。他在日记中记录了随军带到辎重队的一个孩子之死，但是在被上帝抛弃的情况下，这样的语句能否带给他一丝安慰，则是令人怀疑的。即使是代代相传的十分动人的救赎故事也无法回避的是，幸存者始终被理解为上帝手下留情的例外，未获得救赎的亡人才是沉默的大多数。

针对这一时期儿童的最新研究初步表明，儿童在编年体史书中出现的频率相当可观，几乎始终与三十年战争如影随形。不过，这也意味着“正常”的童年根本不存在。在复杂的安全形势之下，即便是洗礼和往往紧随其后的葬礼亦颇为艰难——这是牧师和父母值得一提的一项请求。通常是死里逃生之人回首自己或子女的童年、少年时期的记忆，明确记录下来，传之后世。伯岑格牧师甚至直接以一个小孩的口吻提起了这段记忆：“你米夏埃尔，一岁半，你的长姐5岁”，在他们的母亲遭到性侵的时候，他们恰恰在场。另一位牧师则扼要重述了自己的一生，“给我的孩子们特别的慰藉和陪伴”。但愿孩子们不要走他的老路，因为他一生参加过12场大型战役、无数次小战斗和75次攻城战。事实上，人们最近在思考的问题是，经历过战火的儿童和战后一代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精神创伤或有暴力倾向。两者或许都不好，但世上哪有十全十美之事。儿童兵令当代人感到震惊，但需要指出的是，那时候的“辎重队男孩”（Trossbuben）和“士兵少年”（Soldatenjungen）还没有上场杀敌，只是承担擦拭武器兼战地服务的工作，而不是去危险的家族联盟护卫队打仗——随军工作至少给了儿童另一种融入社会的机会。然而，如果这些年轻的牺牲品成了肇事者，连最基本的教育都接受不到，又谈何社会化？伟大的教育家约翰·阿姆斯·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16)就生活在那个时代，曾在海德堡（Heidelberg）和赫尔伯恩（Herborn）一带活动。打仗时，夸美纽斯转移到了帝国之外的安全地区，并在那里提出形象生动的课堂改革和学校组织改革，日后影响深远。这位《世界图解》（Orbis pictus）和1632年版《大教学论》（Didactica magna）的作者在流亡途中著书立说，对德意志战争地区的教育政治状况多有述评。即使是格里美尔斯豪森也不得不在丛林中安排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隐士，这样他的战争孤儿才不会始终是纯朴无知的痴儿。布莱希特则发明了哑女（或是因战争而喑哑）卡特琳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她对人生的安排与擅长经商的大胆妈妈大相径庭，卡特琳用擂鼓报信的方法唤醒危机四伏的城市——这来自对孩子们的同情心。那么在现实中，真的没有人敲响战鼓吗？

富有预见性的文学作品可以照进现实世界。《痴儿西木传》是一部宏大的男性历险记，里边的女性只是边缘角色。不过，其中一个边缘角色却有一本专门写她的书(17)流传下来，她在书中抱怨《痴儿西木传》只有一章讲到她实在太少且讲的还都是错的，于是她自己讲述了自己的一生。这就是“女流浪者库拉舍”（Landstörzerinne Courage），后来还激发了布莱希特创作戏剧的灵感。格里美尔斯豪森创作的故事仿佛在给后人使眼色，今天读来有如一本影射真人真事的小说，里面的女性出场较晚，但彻底成为这场战争的主角。其一，如在适用于文学创作或媒体报道的流动妓女淫秽案例中，女性完全是主体，有关她们的情况，我们只能通过真实记载中的间接信息窥见一斑，即心情烦躁的居民或修道院的住客对借宿的“游手好闲之徒”惹出的“风流韵事”写下的一些总括性文字；其二，部队的随行人员还包括擅长经商的随军女贩和士兵的妻子，正如彼得·哈根多夫在他著名的日记中所描述的那样，她们积极参加收缴战利品，并事实上跟着部队为四处漂泊的男人和孩子们操持家务。此外，还有能识文断字的女修道院院长和修女们，她们中的一些人，比如艾希施泰特（Eichstätt）附近的玛丽亚施坦因（Mariastein）修道院院长克拉拉·施泰格尔（Clara Steiger）也写下了日记。她们的日记和男性神职人员一样，深深打上了各种战争消息和恐怖经历的烙印。

女性主要作为战争暴力的受害者而出现，这必然符合事实。把多个地区存续多年的、危及众多女性的女巫审判解释为受尽战争折磨的民众摊派罪责，这样解释是否有意义本就存疑，但也没有必要这么解释。与处决类似，追捕女巫带有暴力的时代烙印，但在战争的进程中则可退而居其次。其他受罪和送命的可能性多得是，尤其是对女性而言。比如借宿百姓家里的士兵常常对主人家的女性实施强奸，有如带有侮辱性质的军事暴力，只有女性用惊人的极端手段进行反抗，强奸才有所减少。当时的史书读起来就好像刑事案件报告，其中充斥着对单个女性进行集体性侵、对“未成年少女”进行性犯罪或者提到残缺的乳房等露骨的案例。

可靠的史学权威哈佩提供了饥荒和瘟疫灾难的情况，他记载了各种“侮辱”，其结局往往是死亡，比如仅17世纪30年代就有两打案例。其行文多用复数，如：“所有女人都被可怕地玷污了”，村子里所有被抓住的“女人”都受到了侮辱，或者几乎是理所当然地，“妇女和女孩都被奸污了”。如果一旁有目击者，记载常常较为详尽：妇女遭强暴后紧接着被打死，“一个可怜的10岁小姑娘被蹂躏至死”，或是一个被凌辱而死的女人立刻被“剥光衣服并扔进牲口的饮水槽”。显然，这些暴行与压榨存粮没什么干系，它与强迫性交有一定关系，或许只能被部分解释为贫困导致的社会报复——事实上，它纯粹源自对残暴的欲望。当人们开始研究历史长河中被掩盖的性多样化、殉道者故事中受尽折磨的躯体以及其他被宗教粉饰的、因暴力幻想和暴力经历而产生的性冲动等内容时，此类研究便止步不前了。正如女巫研究因破译性虐待而停止，山本威尔逊（Yamamoto-Wilson）(18)开始研究17世纪英格兰话语时也遇到类似情况。当今这个媒体时代对这一点尤为关注，而历史学界对这个问题则持观望态度，但“性别”却再一次让人们有理由为战争的残酷感到惊异。

这是因为在方方面面信条主义化和规制化的过程中，渐渐出现了尴尬界限和限制，从而把充满情欲意味的性行为列为禁忌，直至诡异地重新遮盖裸体——从梵蒂冈到新教牧师的家中、油画上，然后才到现实中。人们提议普通牧师应遵从正当的基督教行为准则，并将坚守“贞洁”的礼教习俗置于中心地位，后又被战争的行为现实席卷而过。在沃尔夫冈·E. J. 韦伯新近发现的职业手册中，新教牧师须教导女性婚前和婚内的贞洁行为，并警告她们只能露出脖子或肩膀；而正是同一拨人，却必须经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被剥光衣服、失去贞操的苦痛。违反婚前和婚外性交禁令的女性会受到严厉的惩戒，然而，接二连三的公然强奸行为让该禁令沦为笑柄，但是，逃过一劫的无罪者却因为这种毫无意义的贞操指责背负上了额外的社会负担。有人跳进水里来逃避失贞，有人遭强奸未遂得以脱险，后世之人必须在略微偏离礼俗标准的情况下来解读她们的故事。长期冒犯那个时代认为神圣的一切，如女性的贞操，令人扼腕。这能否激起男性奋起反抗，在牧师的帮助下阻止这场战争？

即便是那些投宿的士兵也有表现相对良好的时候，“但人们想要离他们越远越好”，修道院的厨房主管如是说。他很确定地知道这帮人在哪里，并引用了这句海外贸易时代的流行语去讽刺那些令人敬而远之的人。平民社会和军方之间的对立贯穿了所有的史书，在三十年战争时期完全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年轻的西木记录下这一情况，他简直无法想象农民和士兵的祖先都是亚当，他把他们看作“世界上的两种人”，或是彼此争斗的狂野和温顺的两种动物。最近，当时和后世对兵痞们旗帜鲜明的厌弃被认为太过片面。这一印象主要是通过弗赖塔格的《德意志过去的图像》传播的，但其基础则是对平民社会所经历的暴力和压抑的描述，难以磨灭。不过，这些自述或史书主要出自能识文断字的牧师家庭、修道院或者地区管理部门之手，描述了他们和受其庇护之人所经历的苦难，仅在例外情况下会听取另一方的意见。至少随军的耶稣会神父在第一次远征波希米亚时，对饥饿和瘟疫给士兵造成的痛苦作了极其可怕的描写，以至于人们惊呼这样的战争不会再有。而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士兵及其仆从的状态则令充满正义思想的安德希斯修道院院长感到震惊。当然，只有当士兵与百姓承受一样的痛苦时，人们才能从史书中读出作案人也是受害者的思想。几年前发现了一本独特的士兵日记，作者是彼得·哈根多夫，日记道出了士兵的遭遇，唤起了人们对拖家带口的普通步兵之处境的理解，即便这些打家劫舍的暴力举动无法修正市民对他们的偏见。不过，我们对士兵之死知之甚少，因为哈根多夫之流属于总能死里逃生的那拨人，记载下来的通常是他自己受伤和得救的经历，而对周围的战友之死兴趣不大。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自述不可能见证自己是怎么死的，除非提前下笔或者是记下自己已然逃过一劫的死亡方式。士兵的死亡具有职业特殊性，在其他文献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士兵这一职业的危险在于打仗，打完仗后很快会有内容丰富且神乎其神的战役报告，以书信形式或印刷形式面世。战役报告主要涉及最富争议的战役过程，探讨谁输谁赢的问题。如果输赢分明，那么战役报告则涉及有竞争关系的本方不同统帅部队之间论功行赏的问题。阵亡军官的名字会被记载下来，受到悼念，而千千万万在三十年战争战场上捐躯的士兵则会被清点、估算人数。为了赢得紧随其后的宣传战，人们会夸大对手的损失，人为缩小本方伤亡。就像一开始提到的民事伤亡统计那样，大量的不具名死亡人数十分惊人。如在1636年的维特施托克战役中，获胜方瑞典估算出本国死亡人数是1000人，而战败方帝国萨克森联军则死亡8000人。为了让数据开口说话，瑞典科研人员借助士兵的入伍体检表进行了统计，结果令人震惊。如在瑞典北部某省，有254位男丁被送往德意志战场，其中只有38人生还。整体估算下来，瑞典士兵的生还率约为10％。瑞典人用军事力量荡平了德意志，与此同时，却让自己国家的人口急剧下降。10万苏格兰和爱尔兰大军也概莫能外，有的士兵得以回国，不过是为了继续参加不列颠内战，而大部分人则埋骨疆场。在德意志土地上进行的欧洲战争令士兵的母国人口骤减。“告诉我男人们何在？”有人在战争中拷问道，“他们曾在何处？”

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信息源则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并可以就此以及个体命运的走向给出精确到令人震惊的答复：“骑兵手枪从右边击中了这个男人。这粒铅弹卡在了右上臂的骨头里。在X射线下，弹头的铅粒清晰可见。子弹碰撞的冲击力除了造成软组织挫伤外，还导致多处骨头裂开，炸成许多碎片。尽管身受重伤，这名士兵很快又被卷入一场近身肉搏之中。也许是斧枪重重砍下来，砍穿了太阳穴附近的头骨，力量很大，右侧头盖骨裂开了一条长长的伤口。头盖骨大脑上的开口令他立刻失去意识，但并没有直接致死。受伤的士兵因为头伤严重瞬间倒在地上，仰面朝天，接着被一把匕首刺穿了咽喉。匕首从前面穿过脖子，切开气管和食管，在第二颈椎处将位于中间的脊椎突起戳裂。这样的伤定然是致命的。”或许有人会想，这恐怕是某个热播的侦探剧集里的尸检报告，因为骑兵手枪和斧枪不会被认为是历史上的射杀与劈杀武器。事实上，这是对一项战场考古学（Schlachtfeldarchäologie）新发现进行科学鉴定的报告节选，该报告从一名士兵的遗骸中读出了许多有关他悲惨一生的内容，也看到了更多的有关他漫长死亡过程的内容，以至于人们最后如释重负，即使专家也并不知道所有情况：“单次进攻间隔多久，已然湮没在历史的黑暗中。”也有包含细节信息的案例，如：其他124名士兵经受了类似“71号个体”（Individuum 71）(19)的生死故事，他们的遗骨于2007年在维特施托克战役遗址处被偶然发现，这是迄今为止为人所知的三十年战争时期最大的万人墓，受到保护和科学的评估分析。

20世纪末才拓展到近代战场的考古研究首先验证了有记载的地面战争的过程，在发现的小铅弹或使用劈杀、射杀武器的证据的基础上作出了一些修正，但随着一些单个万人墓的发现，全新的建构的工作开始了。其原因是，那些“墓中死者遗骸储存的信息”，不仅包含了他们的死亡方式，而且有他们的年龄和出身、先天不足和所患疾病，并且让今人对他们未曾通过书面文献流传下来的、往往十分痛苦的生活有所认识。这门崭新的专业学科将骨头和牙齿视为“生物历史文献”，作为书面文献的补充乃至替代品。比如现已查明，四分之一的死者肯定是瑞典人，其余人来自欧洲各地。这也使人容易推演出如下结论，即朋友和敌人被埋葬在一起。是因为死亡面前众生平等，还是人们对收殓尸体时无所谓敌友？

除了以上的认知机会外，还有另一个认识万人墓葬的视角。在维特施托克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墓穴，84具保存下来的骸骨并列嵌入，分三层叠放，毫无疑问排布得整齐而精心，节约了不少空间。几乎同时，人们勘测到一处位于布赖腾费尔德战役之战场（Schlachtfeld bei Breitenfeld）的万人墓，它实际上就是个大坑，死者遗体被扔进去后化成累累白骨，等待着负责阵亡战士墓的科研机构前来寻找和修缮。即便如此，与那些曝尸战场、遭到动物噬食并腐烂、被当地居民草草埋葬并永远消失的士兵相比，这样的收殓方式已经算是优待了。文博专家则将尚能展出的维特施托克战场遗址的发掘物展览出来，起名为《他们的最后一役》。策展人经过深思熟虑，放弃了展出死者的整副遗骸的想法，其理由十分中肯、令人信服：死者肯定不希望自己的身体在遥远的未来被这样展示出来。不过，在当时那个社会，阵亡者遗体上发生了什么或许并不重要。在古代，兵团士兵为罗马而死是无上荣耀；在近代，从反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到为祖国而战的两次世界大战，国家均会为士兵树碑立传。然而，在近代早期最早的部队中，死者却被弃如草芥。而在当时的社会，晚期人文主义的知识分子一如既往地尊崇古希腊罗马时期所有基督教教派均采用的宗教仪式和复活希望为死者祷告。可战场复战场，万人坑又万人坑，这个社会真的容不下一场个人的基督教葬礼吗？因此，策展人强调，他举办展览的动机不仅仅是科研上的好奇，更有对这些重见天日的阵亡者的尊重——这样的尊重，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是缺失的，的确，这是一场迟到了近400年的纪念。

现在我们也无法断言，统帅和军官们是否像后来很常见的那样把他们手下的战士从安全的港湾送进了万人坑。因为他们自己也遭到了死亡的威胁——古斯塔夫·阿道夫、蒂利、魏玛公爵伯恩哈特（Bernhard von Weimar，1604—1639）等指挥千军万马的战争英雄都在战役中、在战场上阵亡，或者像瓦伦斯坦那样被自己阵营的人刺死。不过，他们享受到了一等一的葬礼，被隆重地入殓、安葬，军官们也被尽可能地安葬在教堂的墓地中。普通参战人员享受不到的安葬仪式也有其重要意义，以下事例体现了这一点：来自瑞典的德裔贵族默尔讷（Moerner）家族(20)的一位成员被捕并遭到杀害，比他的死亡更令人震惊的是，人们想转运他的遗体时却找不到其遗体了。不过，也有少量贵族军官在整场战争结束后得以幸存，这好似一个奇迹，也被他们的家族视为奇迹。比如来自奥格斯堡的传奇商贾家族富格尔氏，当时已晋升至帝国贵族，按照所处阶层的规制，他们得派出不少于7名子弟参战，其中有3人战死。擢升至军队领导层的奥特海因里希·富格尔（Ott-Heinrich Fugger，1592—1644）活了下来，只是因为遭到突袭时射向其太阳穴的骑兵手枪哑火了，他才有机会捅死进攻者。我们再引用一个大名鼎鼎的勃兰登堡贵族世家的事例：俾斯麦家族和容克贵族奥古斯图斯（Augustus）联合选送了一位狂野的骑士，他似乎参加了所有有名的、没名的战事，经常受伤甚至送掉半条命，简单拾掇、疗伤后重上战场，其恢复之快，足以让人们觉得战场上的军医至少对一流勇士而言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糟糕。他在回顾其戎马生涯、堪称其“简历”的报告中如是说道：“在战争中熬了21年，其间挨过霉运、辛劳和愁苦。”他自己也有罪，人们只能这么说。那么，能否有一位积极参战之人思考一下这场战争的意义和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呢？

再度提问：来自反方的质问

“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只有战争和对战争的呐喊：上帝遏止邪恶吧!”这是伟大的图林根编年史学家福尔克马尔·哈佩发出的一声短促的叹息。这位伯爵领地的行政官员充满人道主义情怀，他用似近还远的目光看到了战争的弊端，即战争利用各种新形式和后果传播其恐怖。我们对这场战祸的衡量已经结束了，证人和证物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证据链，哈佩是其主要证人。现在，我们可以集中控诉这场“战争的战争”了。

但是，且慢。在种种战争恐怖中，没有一种是全新的，而且没有一种未曾以相同或更恐怖的形式重回战场，甚至出现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战争中。刚探访的掩埋阵亡将士的乱葬岗和万人坑不曾消失，即便是在主观想象中更人道的启蒙世纪的战争中；针对老百姓的战争暴力不曾消失，当年是为了压榨资源，而在20世纪和21世纪则是有目的的恐怖袭击及其损害，更不用提强奸、失控的暴行和儿童的不幸了。水刑用于刑讯逼供，与英文单词“waterboarding”（意为“水刑”）吻合，都给人一种毛骨悚然之感——它的另一个更有名的名字叫“瑞典饮料”：当年是为了逼供粮食藏在何处，今天则是为了逼供敌人隐于何方。其他战争也会饿死百姓，冻死士兵，也会有千万人死于战争引起的瘟疫。整个邦国、各大城市毁坏殆尽，人口锐减，也因为来自危险地区或不再宜居地区的难民，让三十年战争成为接纳远近战争移民的典范。那些在这场或那场战争中单独出现、须特地控诉一番的战争暴力形式，在这场“战争的战争”中已悉数降临到人类头上。人类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将其记载为一场什么都不放过、永远威胁人类生存的战争苦难，并常常向后世强调，或许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战争了。这次“战争的战争”也首次对欧洲文明产生了威胁。

当威胁来袭之时，难道就没有一位政治领袖预见到并踩下道德、外交和军事的急刹车吗？我们可以给自己的祖先（不一定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而是在建立文明的政治文化世界这一意义上的）硬加上三十年碌碌无为、无人想到走出灾难之策的罪名吗？那时候整个欧洲是看不到终结战争之路，还是完全没开始探索？

诚然，这需要彻彻底底、反反复复、从头开始探寻。“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是否真的像传统的解读所言，是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索，值得推敲。但该事件触发的则是一项规模最大的、机会最多的阻止战争的行动。因此，对于重述一段历史而言，这一象征性的事件是一个不错的开篇。

1. 诗句译文部分引用了安书祉教授的翻译，参见安书祉：《德国文学史·第一卷》，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页。该诗句出自格吕菲乌斯的名诗《祖国之泪，写于1636年》（Tränen des Vaterlandes. Anno 1636），诗中讲述了战争的恐怖和造成的后果。——译者注

2. 安德烈亚斯·格吕菲乌斯（1616—1664）：1 7世纪德国剧作家、诗人。其作品具有民主思想，反对战争。——译者注

3. 马丁·奥皮茨（1 597—1639）：17世纪德国诗学理论家，被誉为“巴洛克文学之父”。——译者注

4. 即巴特温普芬（Bad Wimpfen）：中世纪时是斯陶芬王朝行宫，1803年前是德意志帝国直辖市。今属斯图加特市。——译者注

5. 富格尔家族：来自施瓦本的商人家族，自1367年起在奥格斯堡定居。——译者注

6. 威尔赛家族：来自奥格斯堡、纽伦堡的贵族商人世家，1246年起该家族就在奥格斯堡有迹可循。——译者注

7. 马格德堡的德语为Magdeburg，Magd有“处女、纯洁的少女”之意，Burg意为城堡。——译者注

8. 汉萨同盟：13—17世纪北欧城市结成的商业、政治同盟，以德意志北部诸城市为主。德国著名的汉萨同盟城市有汉堡、不莱梅、吕贝克等。——译者注

9. 指的是“阿拉伯之春”后，大量中东难民涌入欧洲；2015年八九月以来，德国政府放开接纳难民，形成一波难民潮。——译者注

10. 古斯塔夫·弗赖塔格（1816—1895）：德国作家。其文化史方面的代表作是四卷本的《德意志过去的图像》（Bilder aus de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该书在丰富史料的基础上描绘了德意志历史。自1859—1867年陆续问世以来，截至1909年，该著作再版了27—32次（不同卷本），是19世纪最受欢迎的德国史著作。——译者注

11. “瑞典饮料”是三十年战争期间常用的一种用刑方法。将混有尿液、粪便和脏水的液体直接用桶或漏斗灌入受害者口中，引起受害者恶心、呕吐及细菌感染，导致窒息、肠胃疼痛甚至肺炎。——译者注

12. 中世纪及近代早期市政厅的领导，居于城市管理层之首。——译者注

13. 埃尔兴根属巴伐利亚州，位于多瑙河沿岸、乌尔姆以东7千米处。——译者注

14. 基督圣体节（Fronleichnam）：天主教节日，圣灵降临节后第一个周日后的星期四，其日期随复活节的变化而变化，最早在5月21日，最迟是6月24日。——译者注

15. 此处作者使用了德语俗语“ins Gras beißen”，指人死去。——译者注

16. 夸美纽斯（1592—1670）：捷克教育家、新教哲学家、神学家、波希米亚兄弟会主教，西方近代教育理论的奠基人。——译者注

17. 即格里美尔斯豪森的《女骗子和女流浪者库拉舍一生的描述》，目前无中译本，德语版参见：Grimmelshausen，Lebensbeschreibung der Ertzbetrügerin und Landstörtzerin Courasche 〔Trutz Simplex 〕，hrsg. von Wolfgang Bender，Tübingen：Max Niemeyer Verlag，1967。——译者注

18. 山本威尔逊（1952—　）：出生于英国纽卡斯尔，剑桥大学博士。在日本上智大学教授英国文学。主要研究方向是现代早期天主教和新教徒话语。文中作者提到的是其代表作之一《痛苦、愉悦与反常：17世纪英格兰的苦难话语》（Pain，Pleasure and Perversity：Discourses of Suffer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译者注

19. “71号个体”是在维特施托克战役遗址处发掘出的125具士兵遗骸中身高最高的一具，考古学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可以获知该士兵的出身、年龄、生活方式和战争中受到的创伤。——译者注

20. 默尔讷是封邑在勃兰登堡边区的古老贵族家族，其16世纪末迁往瑞典的一支流传至今。——译者注

第一章　被取消的宗教战争

——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为何出现

1618年5月23日，“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

波希米亚等级代表（Ständevertreter）抓起两位帝国官员和一位书记官，将他们从布拉格城堡的窗户扔了出去。三个人都活了下来。这幅来自梅里安家族的铜版画于1635年出版，是其代表作《欧洲剧院》（Theatrum Europaeum）系列版画中的一幅。这一最终成为三十年战争之象征的事件，并未触发战争，却催生了寻求和平的积极尝试。

如果说有一场战争可以避免的话，那么就是这场三十年战争。“布拉格掷出窗外”这一轰动事件尚保持在可控范围内。三人在布拉格被掷出窗外，但并没有人死去。那场血流成河的战争令无数人付出生命的代价，却始于这三十年间最不血腥的一次暴力行为。将皇帝派驻地方政府的三位代表扔出布拉格城堡的窗户，是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行为，但不是一个终极动作。马蒂尼茨(1)是被掷出窗外的三人之一，和同伴一样，他认为自己是受到阻挠的殉教者。他将他们保住性命的结果拔高为圣母玛利亚庇护的奇迹，并向维也纳宫廷汇报了双方的唇枪舌剑是如何演变成波希米亚等级代表上演全武行这一戏剧性尖锐冲突的。显然，他的汇报带有成见，不过，由于掷出窗外的后果不甚严重，他还顺带汇报了对方的观点和立场。人们习惯于在既定结局的框架下阐释这场战争为何不可避免，但在此之前，人们应当真正走进史料，探寻历史的真相。

掷出窗外的和平？

——错失的埃格尔和谈

仅三天后，一份由布拉格新教教会发布的宣言缓和了局势，其内容是：兼领圣体圣血（sub utraque）的等级贵族（这是对兼领无酵饼和葡萄酒的传统叫法，即使用普通新教徒圣餐杯、领圣餐的波希米亚新教多数派），只会在教派受侵犯之时进行自我防御，绝不会做出反对皇帝的事情。被视为异邦捣乱者的耶稣会士则遭到驱逐，但驱逐并不针对“温和的人们、仅领圣体（sub una）的亲爱的朋友们”，即只领受圣餐的天主教少数派，也不针对皇帝和仁慈的波希米亚国王。另一方面，德意志皇帝马蒂亚斯（Matthias）显然像所有的皇帝那样信奉天主教，且相对而言比较得人心，他保证，他从来没有触犯其前任鲁道夫二世（RudolphⅡ.）保证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之《陛下诏书》（Majestätsbrief）(2)，也没有收回波希米亚其他特权的意图，即便他对在其行宫宫殿波希米亚办公处发生的无礼暴行感到诧异，也无意收回成命。但令人惊讶的是，马蒂亚斯皇帝表达了温和的责备，原话是“决不能说这是好事”。原因在于：假设针对帝国官员的责难是合法的话，那么，“不特意提前知会我们，也没有正式且合法地施行审讯，就如此突然地对待我们的行政官员和服务人员”，并不恰当。“布拉格掷出窗外”这一世界历史事件可能是等级中的积极分子策划的，谨慎起见，人们可以将其视为一个仓促的临时行为吗？皇帝兼邦君要求等级停止已经开始的军备（完全看不到有外部的敌人），并汇报预防性的防御措施的情况，虽然这在当时对奥地利还构不成太大的威胁。

此时，两份上疏皇帝马蒂亚斯的专家建议较为出名。其中较为严厉的建议来自枢机主教兼首相克莱斯尔（Kardinalpremier Khlesl）(3)。克莱斯尔主张在帝国范围内施行比在奥地利世袭领地内更为温和的教派政策，并建议利用这一机会重新建立完整的波希米亚政权，哪怕使用武力。另一份匿名奏疏则明显主张不惜一切代价挽救和平，长篇大论地描述了战争的弊端和危险，并推荐皇帝派遣一个混合教派的委员会前往布拉格协商对策。两种建议均被皇帝马蒂亚斯采纳，即进行武力威胁和委员会协商解决。

波希米亚等级印刷出版了《大辩护词》（Große Apologie），目的是“向普天之下”证明其无罪，这实属推波助澜。面对一切质疑，等级们并没有什么新的说辞，而是（这次是印刷版的大字报）首先单独声明这是抵制宗教侵犯之举，其次，他们不愿触犯皇帝的权威。对从皇帝西吉斯蒙德（Sigismund）(4)到1618年的宗教和宪法政策史加以补充的文件不下143份，以此确认波希米亚地位的合法性。如此之大的工作量或许正是文书很晚才付梓的原因。不过，其宗旨始终是“将王国重新带回宁静和平的状态”，因而等级方面也明确呼吁，希望帝国内外采用适当的手段建立委员会，商讨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各执己见的情况下，双方须进行会谈，达成谅解，事情才会有转机。和谈工作需要纯熟的谈判技巧，触发冲突的标志性事件(5)会被往小处说，对比之下一清二楚：在事情的转折点之后，“掷出窗外”事件成了一桩“闻所未闻的过分之事”、一次“堂而皇之的敌对反抗”，是“骚乱和卑鄙的造反”；但谈判双方则将此事当作一件操之过急之事或等级们“根据旧俗”的某种习惯做法而大事化小。各方既不归咎于统治者，也不问责其顾问和执行官，顾全了皇帝马蒂亚斯，相反，“有害的坏人”则须承担责任。皇帝竟接受了谈判结果，甚至计划启动调查和惩罚。宗教法冲突和对两大教派的支配权问题依然存在，且在政治权利层面尚存在谈判的可能性。但是，此时皇帝马蒂亚斯则越来越多地被波希米亚等级利用，以争取新教的支持者。波希米亚等级和其统治者之间的政治军事冲突逐渐露出端倪。不过，此时所有人都还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们最想维持或重建和平。

此时应考虑到，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和平被认定为意义非凡，尽管当时战争密集，人们的行为方式常常完全背道而驰。在战争檄文中［研究者安努施卡·蒂舍尔（Anuschka Tischer）将波希米亚辩护词算作战争檄文］，敌对双方乐意列出一些共同的准则，进而指责对方违背了这些准则。在这些准则中，首推和平。公然违犯准则并公开躲避调停的一方，则被认定为失信于人，这也是一项传统规定。也有人倡导和平，不愿爆发战争。在这些被忽略的和平倡议中，萨克森选帝侯国被称为“干预”（Interposition）的调停行动是最有希望成功的一次，也是维护和平的良机。

萨克森选帝侯国是当时德意志帝国内政治、经济最强盛的邦。此外，因其地位高、名望高，它在帝国内的影响力也很强。然而，邻邦波希米亚发生的动乱却让萨克森陷入艰难的境地，原因是：一方面，依照德累斯顿韦廷王朝的传统，加之对帝国充满热爱之情的邦参议会主席舍恩贝格的卡斯帕（Kaspar von Schönberg）的带领，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一世（Johann Georg Ⅰ.，1585—1656）与帝国首脑皇帝尤为亲近；另一方面，萨克森被视为宗教改革之邦，拥有维滕堡城和维滕堡大学的萨克森是新教的典范之邦，并利用这一地位防范新教内部的竞争。现在，波希米亚人剑指本邦的宗教冲突，希望求得宗教上亲近的新教中立邦的支持，萨克森人该怎么做呢？如果优先考虑宗教政治团结，会不会反而激化、扩大冲突呢？抑或是保持对皇帝的忠诚，当时皇帝同时也是王位岌岌可危的波希米亚国王，而这样做会不会显得萨克森在宗教政策上不可信赖呢？萨克森选帝侯召唤枢密顾问，官员们清楚地表达了令人震惊的意见，并得出如下结论：这绝非宗教事务，而是一场不负责任的等级之间的政治冲突。这一路线得到了严格的遵守。一位波希米亚使者向国内报告，他花了好几个小时劝说萨克森的权臣舍恩贝格，希望为波希米亚的事情争取到舍恩贝格的帮助，但直到他筋疲力尽也无济于事。对统治者和等级之间的冲突进行政治解读后，萨克森选帝侯将其视为一场叛乱，这就允许了他和达到目的的议会多数派保持中立。德累斯顿方面不希望波希米亚挑起任何一场宗教战争，并在帝国范围内释放出反对扩大冲突的信号。

从这一中立且超派别的政治定位出发，德累斯顿人在波希米亚启动了一场大型的调停与讲和行动，目的是阻止冲突蔓延至整个帝国范围内。“为保证和平而服务”——这是其发现者弗兰克·米勒（Frank Müller）给它加上的纲领性标题，这项政策1997年才在萨克森档案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出来。萨克森的外交官从中立立场出发，其经验丰富的办公处承担了调停工作，不遗余力地坚持让波希米亚君主和波希米亚等级之间达成和解，从而将这场危险的冲突遏制在地方并化解。不过，对于这样的“干预”，冲突双方的接纳程度是不同的。刚开始，双方均只愿接受另一方不肯接受的条件；接着可以接受一些只能部分实现的条件，但这些条件均不尽相同；再接下来，是预订和计划磋商日期；最后，双方敲定了最终的协商时间和地点。在9个多月的多轮谈判尝试中，萨克森外交坚定向前推进又不失公务技巧的工作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不受欢迎的回答和不成功的点被套话遮掩过去，拒绝的言辞被弱化了，小的让步和妥协则被放大。比如，当皇帝方面要求波希米亚等级代表“恭顺服从”时，德累斯顿人就在波希米亚人拒绝屈服但文风不太富有攻击性的文书基础上让维也纳知晓，波希米亚人已经“有一点肯乖乖屈服了”，并同时询问波希米亚人还能不能再往前跨一小步。有时候，萨克森的办事部门直接帮波希米亚人代笔，教他们怎样向维也纳上书才能让皇帝赞同“干预”，如直言不讳地提示对方，最好否认军事进攻天主教城市比尔森（Pilsen）的责任。因为格奥尔格一世向皇帝派出了一位使者，以敦促宫廷准许“干预”，并由此得知有关比尔森的消息正是皇帝犹豫的原因。彼时，波希米亚战争其实已经开打了（好战的图恩伯爵(6)已与奥地利等级和西本彪根(7)骚乱的发起人贝特伦·加博尔(8)结盟，甚至已两次兵临维也纳城下），所以当务之急根本不是那些有争议的问题，而是要邦国太平。从特定区域撤出、裁减军队等去军事化的前期成果已经向双方提出，其中，部分已执行、得到允诺或至少已宣布。

终于，在1618年的最后一天，事情有了突破：皇帝马蒂亚斯同意在不附加前提条件的情况下接受“干预”，以“提升我们的声望和威严”，更确切地说，是采纳了“萨克森选帝侯的多次调解以及善意的建议”，选帝侯则作为倡议人代替皇帝接手后续的整个谈判。波希米亚等级代表应将萨克森方面的建议视为以皇帝名义发出的，即天主教皇帝为处理一桩宗教事务而将代理权授予新教帝国等级。皇帝早先签发的一项许可还规定，可以成立一个教派比例代表制的调停三人组，新教的普法尔茨和天主教的巴伐利亚也可以充当调停人。萨克森的格奥尔格立即恳求犹豫不决的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施以援手，他认为，马克西米利安素以热爱帝国、向往和平而著称，且帝国诸侯的责任不仅仅是维护帝国内部的和平安宁，更是在战火烧进帝国之前及时扑灭邻国的战火。不过，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萨克森得拉着皇帝大步向前。为了减小谈判压力，皇帝立即授予选帝侯“停止并废除武器”之全权，即停战，这一做法要比三十年战争结束时召开和会期间要好得多，那时，除了威斯特法伦外，其他地区还鏖战了四年。但是，波希米亚等级代表还需要10周的时间才能最终答复，因为他们需要跟邻邦西里西亚一起投票。然而，萨克森人对此有种不祥的预感，于是一直在敦促波希米亚。通过明确时间这一必备步骤，调停谈判开始的日期和地点得以敲定。人们一致同意选择波希米亚边境小城埃格尔（Eger）作为谈判地点，而待处理的第一要务则是“去武装并遣散部队”。萨克森的顾问们已经在草拟与会人员名单、解决草案和会议日程。和谈定在1619年4月14日开启。

然而，3月20日，皇帝马蒂亚斯驾崩了。整个和谈计划一下子泡汤了，通往三十年战争的道路已被扫清障碍。因为随着皇帝的驾崩，他颁布的所有文件均被废除，来自哈布斯堡王室的继任者、在马蒂亚斯生前已被指定为波希米亚国王的费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登基。新皇帝在宗教政策和强权政治方面更加严苛，在他的统治下，和谈的时间窗口关闭了。于是，埃格尔没能成为和平之城，反而在日后的战争中作为另一位和平追求者的死亡之城被载入史册。

在错过埃格尔和谈后，英格兰国王还想开启谈判并要求德意志诸侯“迅速终结波希米亚的革命和混乱”，却无济于事。没错，英王参照五年前借助外交援助达成《克桑滕和约》（Kompromissfrieden von Xanten）(9)的先例，表示愿向继任的皇帝提供斡旋的帮助。不过，英王急切且反复提出的种种调停提议并不受欢迎，德方均通过外交方式谢绝了，于是，一切都按众所周知的程序进入了波希米亚战争。波希米亚等级代表及其所属的世袭领地全部采取军事暴力，并宣布废黜不受人待见的国王费迪南二世。紧接着，普法尔茨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五世（Friedrich Ⅴ.，1596—1632）被立为波希米亚国王，但并未得到帝国和欧洲新教势力的有效支持。几乎是同时，被废黜的费迪南二世在法兰克福被诸位选帝侯选为皇帝。在西班牙和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的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凭借重新武装的天主教同盟，费迪南二世赢得了白山战役（Die Schlacht am Weißen Berg），再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国王亡命天涯，波希米亚投降，帝国军赢得了战争。

那么萨克森怎么样了呢？在错过埃格尔的和谈机会，不可逆地废黜了皇帝的波希米亚王位，紧接着由普法尔茨的新教先锋弗里德里希五世继位后，萨克森不再扮演其超派别的中立角色。同样的孤立政策要求萨克森改弦易辙。当波希米亚外围的冲突形势无法用谈判调和时，就不得不用武力驱赶了，而口号则是为帝国减少损失。与巴伐利亚不同，萨克森不是哈布斯堡的盟友，只是在严格遵守帝国法律。这位新教选帝侯最后一个加入皇帝阵营，并带着特定的任务和特别许可加入了战争。不过，矛盾的是，与皇廷“教派相反”却携手同行的萨克森，反而比保持中立时更为成功地扮演了为新教利益代言的律师角色。萨克森针对波希米亚下属的卢萨蒂亚和西里西亚的军事行动是由皇帝的委员会委派的。作为接受这一任务的交换，萨克森选帝侯不顾回避问题的皇廷的反对，将保护宗教地位纳入协商范畴，并取得了针对“叛乱者”的自由赦免权。卢萨蒂亚赶走了波希米亚军队，西里西亚人在白山战败后也做好了重新承认哈布斯堡王室的准备。随后，萨克森选帝侯派出的委员则运用其全权，到处实行宽恕和大赦。而此前，费迪南对被定罪的等级政治家进行了布拉格流血审判，再也没有比这两者更鲜明的对比了。选帝侯与卢萨蒂亚人、西里西亚人缔结协议，确认其特权并保证其宗教地位。当他的做法跟皇帝的大相径庭时，皇帝就把巴伐利亚盟军领袖马克西米利安在上普法尔茨完全不同的处置方式作为选帝侯的榜样。此时，萨克森选帝侯则会拒绝他，指出这种激烈的方式对于安抚等级代表毫无用处；当皇帝想再次尝试做一些修改时，选帝侯则不得不再次动用老祖宗的政治手腕：很遗憾啊，很遗憾啊，文书到得太迟了。因为此时选帝侯已经向西里西亚人许下诺言，皇帝亦不愿食言。如果皇帝不愿冒与萨克森决裂的风险的话，他就只能原封不动地批准那份条约。

1621年2月28日与西里西亚等级代表签订的这份协议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让维也纳皇廷容忍新教徒存在于其世袭领地上——唯一的例外正是西里西亚。这份《德累斯顿协定》，由萨克森选帝侯国负责跟进，成为即将签署的《布拉格和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1707年《阿尔特兰施泰特协定》中例外条款的基础，并有所拓展。

卢萨蒂亚因抵押给萨克森，故全部转为萨克森所有，原因是皇帝未能兑现承担军费的承诺，而正是因为在萨克森选帝侯国的领导下，该地才拥有了部分自治权，索布人的语言和文化得以维持至今。波希米亚的邻邦西里西亚则回归奥地利。两个邦国分别在新教及天主教政权的统治下保持了混合教派的状态，而这一状态正是萨克森这一臣属国从皇帝手中强行取得的。

萨克森原本的和谈目标是，通过解决波希米亚问题让帝国远离战争，但没能成功。波希米亚的争议问题和紧随其后的王位之争在军事与政治上尘埃落定之后，人们本可以就此偃旗息鼓，甚至正式缔结和约。但是，在胜利者对波希米亚起义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审判后，巴伐利亚西班牙的勤王革命失去了对手段之分寸的最基本判断，而在作为法治国家的帝国体系内，这种分寸感已发展得颇为完善。波希米亚国王的反对者战败，因此被革出社会，削去爵位，夺去田产，日子并不好过。这就是向西班牙求援的代价，而西班牙人则借此为自己留出了沿莱茵河顺流而下、重新攻入尼德兰的陆路；这也是对马克西米利安的军事援助的补偿，后者则罔顾帝国和平，肆意征收邦国和选帝侯领地的产出。皇帝将普法尔茨选帝侯的位置给了巴伐利亚公爵，这在帝国内被认为是一个在法律和政治上都很有问题的做法，到了战争末期，更成为寻求和平的额外负担。另一方面，普法尔茨的弗里德里希五世在雇佣军将领曼斯菲尔德伯爵（Graf Peter Ernst Ⅱ. von Mansfeld，1580—1626）的支持下，想要从这场灾难中至少挽回世袭领地。在曼斯菲尔德的节节败退逼得他不得不逃往荷兰之前，勇敢的弗里德里希五世再次被视为风云变幻的普法尔茨战场及其邦都海德堡的君主。

然而，在这个看起来毫无希望的情形之下，和平之光依然没有泯灭。即便是在流亡荷兰期间，那位娶了英国公主的选帝侯依然不间断地收到英格兰国王的敦促信，催他与敌方达成和解，至少把莱茵普法尔茨领地挽救回来。最终，弗里德里希五世批准了英格兰和西班牙暗中谈妥的普法尔茨停战。1624年春，皇帝和盟军派来的谈判代表甚至提出普法尔茨伯爵可以返回普法尔茨，但作为交换，方济嘉布遣会长老弗朗西斯科·德罗塔（Francesco de Rota）要求他皈依天主教。一位君王通过改变宗教信仰达到其政治目标，这或许不是第一例也非最后一例，至少普法尔茨就这样做过，且接二连三，最后把所有教派都试了个遍。然而在当时的形势之下，这么做简直是一桩宗教政治丑闻，弗里德里希五世会因此失去其整片新教领地，却还是没有赢得和平的绝对把握。出于“荣誉和良心”，弗里德里希五世拒绝了这一诛心的妥协。关于接受波希米亚王位一事，弗里德里希后来甚至向皇帝书面致歉，承认这是年少无知时的仓促之举。而普法尔茨选帝侯国则屈服于费迪南，获得了一块领土的补偿，却玷污了名节。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坎普曼（Christoph Kampmann）认为，特定的先决条件和对“有尊严的”和平的追求在当时已经无解，甚至成为战争旷日持久的原因之一。由于普法尔茨流亡政府已成为一个继续向帝国内部施加影响、延长战争的不安定因素，符腾堡公爵多年来四处调解，试图促成和平，并举行了科尔马（Colmar）会议，双方进行了试探性谈判，但还是失败了。最后，战争期间袖手旁观的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为了其女儿的利益，试图给他的普法尔茨女婿找一条出路，于是他想到了王朝时代化解干戈的经典招数——让普法尔茨和西班牙联姻，而后者则乐意在维也纳为前者说情。若他那被寄予厚望的外孙——普法尔茨的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Friedrich Heinrich）真能迎娶西班牙公主，那么有可能和平解决此事吗？一次宿命般的死亡再次扼杀了和平的机会——在一次荷兰渡轮的海难事故中，那位有望成为储君的年轻王子命丧黄泉。

维护多教派帝国的和平

就这样，萨克森发起的和平尝试未能阻止战争在帝国爆发。但是它也没能阻止一场宗教战争吗？事实上，帝国内部早就缔结了宗教和约。近代早期的“教派形成”（Konfessionsbildung）(10)在结构上限定了新教和天主教之间互不容忍，它们通过把《圣经》或各教会绝对化，将整个基督教真理为己所用，否认另一方的宗教存在权，实际上酿成了多场宗教战争。德意志民族的帝国则早早找到了维持和平的出路，用娴熟的手腕将宗教上无法解决的问题转移到了政治法律层面。1555年的奥格斯堡帝国会议通过了卓有成效的《永久和平条例》的重要实施细则，简单且高效地将围绕“分裂的宗教”的冲突纳入永久放弃使用暴力的范畴中。信仰新教和天主教的帝国等级与皇帝相互许诺，即使在宗教问题上也不进行暴力对抗或讨伐。由此，双重教派性上升到了宪法的高度，甚至比此后的单个帝国宗教法规还要重要。其基本准则是，每个邦国和政权具有宗教决定权，但受到宗教上举足轻重的帝国、帝国首脑及其共同承担责任的机构如帝国会议、帝国司法部门和帝国大区的保障和约束。立法将政治上的帝国和平置于宗教真理问题之上的做法，使得宗教基要主义意义上的宗教战争打不起来。根据帝国宪法和法律，这种可能性从一开始就被排除了。

事实上，《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被证明十分稳定且卓有成效。那时，一系列宗教战争在西欧大地上肆虐，仅法国就连续爆发了9场宗教战争，并随着圣巴多罗缪大屠杀（Massaker in der Bartholomäusnacht）(11)而陷入谷底。阿尔瓦（Alba）公爵在尼德兰进行血腥审判(12)产生了严重后果。西班牙无敌舰队衰落——英国人将此作为“宗教战争”的顶点而欢呼雀跃。而此时，恰恰是宗教改革之国和早早形成教派的国家正享受着和平，或只受到相对而言微不足道的干扰。这表明，在和平处理多教派问题方面，帝国要高明得多。

帝国史学家沃尔夫冈·布格多夫（Wolfgang Burgdorf）最近发现的《选举让步协议》（Wahlkapitulation）给很多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即该协议一点一点地规定了每位新皇帝不断调整、补充的义务和界线。其中一项规定曾将“教会保护者”的责任按照传统委托给教皇，而这已不再适用于宪法规定新教、天主教共存的神圣罗马帝国，但完全删去或许是一种侮辱。该怎么办呢？新教选帝侯不愿将保护义务托付给皇帝。又或者采用历法之争的经典套路：由于新教徒没有接受教皇1582年指定的格里高利历法改革，两种记载日期的方法则作为“旧历”和“新历”同时使用，就像一开始的新旧正字法那样。那么在跨教派的帝国文档中，哪种才是正统呢？人们用双重历法记了整整一百年。长远来看，这不是个令人满意的方法，却是个让天下太平的解决之法。

在这项由帝国负责的政策中，安抚性的语言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研究宗教改革的历史学家本特·约根森（Bent Jörgensen）不久前提出，在教会争论中曾有适用不同公众的多种语言层次，从充满斥责言辞的神学语言、平民主义语言到较为平和的、阐明帝国政策的语言，而帝国政策则允许各种各样的立场进行交流。最终，人们不能用“你们来了啊，你这群老异教徒!”这样的话与帝国会议的同事打招呼，也不能在用帝国文体书写的文本中提到“教皇派”和“反基督者”。这些双方都能接受的自我描述和他我描述本身就是一段历史。

在充满冲突的节点上，尽可能选择中立的、能够达成共识的词语的正面对应词，以促进帝国政治融合，强调并提升共同的价值观。奥格斯堡已在实现“德意志民族和平与安全”这一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了和平，政治安全概念则首次出现在一份有关宗教政治的帝国文件中。在“亲爱的祖国”和维持“原有信任”等情绪化表达的辅助下，这些套话在永不干涸的德意志官方语言和公文体语言中产生了长期影响，影响了三十年战争的准备阶段甚至更为久远的未来。就教派政治而言，帝国责任和无疑义的共同秩序话语，是以和平为导向的。既然萨克森政治家舍恩贝格的卡斯帕在三十年战争之前不久还提到了令全世界羡慕的、机构极其协调一致的“罗马帝国之和谐”（Harmonia Imperii Romani），那么人们不应当将舍恩贝格的话视为幻象，而应将其理解为艰难岁月里对和平的呼唤。这个时代的图像语言，比如超越教派与皇帝联盟的选帝侯，或者一位作为“日耳曼尼亚”被驱逐的女性形象，她手持帝国权杖，在战争与和平的立柱间用“爱”的纽带和“统一”的箭束为联邦帝国的凝聚而努力，体现了帝国一体化的和平理想。帝国的话语正是和平的话语。

为什么这个法律上被赋予了和平、帝国政治方面奉行和平至上价值体系的超教派的帝国会发动一场宗教战争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三十年战争一直被视为宗教战争，且人们总是优先这样理解。历史学家将其归咎于围绕《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解释纷争，并激发了一系列战争准备阶段的宗教政治冲突，这些冲突为战争的爆发创造了条件。一系列几乎已成经典的“前序冲突”始于1583年的所谓“科隆战争”（Der Kölnische Krieg）。在这场战争中，改宗新教的选帝侯——瓦尔德堡的格布哈德·特鲁赫泽斯（Gebhard Truchseß von Waldburg，1547—1601）遭到废黜，就像奥格斯堡针对教会邦国进行保护的特别条例所规定的那样。此后发生了三场冲突，即“斯特拉斯堡大教堂教士会之争”（Straßburger Kapitelstreit）、“马格德堡会议之争”（Magdeburger Sessionsstreit）、“四修道院之争”（Vierklösterstreit），那时候情形还不甚明朗，却为争取宗教统治权留下了悬念。最后，小城多瑙韦尔特（Donauwörth）发生的事件就完全不一样了：由于对具有挑衅意味的天主教游行进行了宗教干涉，该城市受到了帝国放逐令的惩罚，由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执行，其惩罚之彻底令这个新教城市最终成为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城市。当然，这一事件确实不可预见，且人们只能抗议皇帝的违法行为，即皇帝委派其天主教盟友巴伐利亚公爵而非负责整个施瓦本行政区的新教公爵符腾堡公爵处理争端。所有这些事件，本质上都属于帝国政府日常事务中固有的法律纠纷，却对帝国机构的运作能力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曾经经历了宗教改革时代的风暴、克服了更加棘手的难题且没有分崩离析的帝国，却因这些极其特殊的冲突而陷入了长达三十年的宗教战争，并因此而倾覆。

上文提到的几起冲突事件中，没有一起直接导致了三十年战争。这些事件中最早的（距离三十年战争爆发）已有35年，最近的也已经差不多10年了。如果有人把帝国比作火药桶，波希米亚的火花点燃了多年累积的宗教争端从而触发宗教战争，那么，此人应确保火药粉仍然干燥。一项最新研究怀疑，存在一条可预测的、符合逻辑的、不可避免的甚至是自动通向战争或帝国宗教战争的道路，其怀疑的理由颇为正当：因为这些萧墙之祸在战争爆发前的多年内已然平息，帝国的凝聚力远远强于预期，而且诸多难题也有望迎刃而解。

相互对立的宗教结盟是宗教战争难以破除的经典模式，即联盟和同盟。在帝国内部，为了各自的安全，这些特别的结盟并不罕见，它们在帝国宪法框架内是合法的。由于对针对多瑙韦尔特的违法行为感到震惊，普法尔茨选帝侯国成立了新教联盟（Protestantische Union），主要与德意志南部的帝国城市结盟，相应地，该联盟将重点放在南部。为应对新教联盟，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牵头成立了天主教同盟（Katholische Liga），主要召集了南部和西部的邦国及帝国大主教。两大结盟均为防御性质，表现出安全意识与和平意愿。在各自的创立文书中，双方争先恐后地声明其热爱帝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诚意。在这一点上，双方的理解或许不尽相同，这也正是帝国委员会澄清过的争议点，双方或多或少是谨慎的，但始终显示出防御性。这就意味着，结盟不再是为了扫清宗教对手，而是为确保自身的存在和地位，在可能的情况下占得有利形势。而后来出问题的不是帝国宪法，而是两大同盟由于辉煌不再且缺乏内部团结，陷入了存在危机，已濒临解散。就新教联盟而言，受青睐的新教模范之邦萨克森选帝侯国拒绝成为其成员，并完全拒绝教派联盟，甚至考虑过加入其对手天主教同盟。勃兰登堡选帝侯国和北德各王室很晚才加入联盟并早早退出。改宗加尔文教的普法尔茨选帝侯国和路德宗之间的这种联盟也是一个脆弱的政治共同体。而南德的帝国城市并未跟随行动上操之过急的理事会一起进入波希米亚冒险。在乌尔姆的一场激烈战斗前，新教联盟与天主教同盟达成停火协议，宣布中立，并很快完全解散。不过，后来如此强大的天主教同盟甚至更早便开始步履蹒跚，因为其来自巴伐利亚的领导层与哈布斯堡皇帝的主张相纠缠，直至分裂、退出和解散，而马克西米利安在1617年主持的天主教同盟只剩下个躯壳。帝国内已不存在新的宗教问题，而重新建立的天主教同盟与皇帝费迪南结成了有力联盟，共同对抗波希米亚。同盟本身则沦为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干涉帝国政治的工具。综上所述，新教联盟和天主教同盟之间从未进行过宗教战争。

教派冲突破坏了帝国制度的稳定性，而另一个宗教战争传说则要求这种不稳定性对战争的爆发负责。当时，在这片早已习惯了危机的国土上，帝国已经走上了复苏的道路。因此，在皇帝马蒂亚斯及其首席顾问克莱斯尔治下，根据专家在战前的判断，新教徒认为不公正而痛恨的、为分配教产而在帝国枢密官处所进行的宗教诉讼已明显减少，这对“正常的”封地诉讼是有利的。梅尔希奥·克莱斯尔是有侯爵封号的维也纳主教，最后和法国政治家黎塞留（Richelieu）一样，被封为枢机主教，他在为其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君主服务时，在自己的世袭领地里推动了天主教的教派化。随着他的主君马蒂亚斯升任皇帝，他很快意识到帝国中存在完全不同的多教派格局，并成长为一个乐意谈判、有和平意识的帝国政治家。与此同时，克莱斯尔与一位没有枢机主教头衔且是坚定的路德教信徒的“灰色红衣主教”关系密切。后者是帝国前财政大臣，在皇廷享有很高声誉，有一个易懂好记的头衔和名字——帝国芬尼大师（Reichspfennigmeister）察哈里亚斯·盖茨科夫勒（Zacharias Geizkofler，1560—1617），他受过全面的教育，并在政治问题上继续担任顾问和专家。从专家亚历山大·西格伦（Alexander Sigelen）的通信分析中可以得知，两位主人公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天主教和新教信仰，但均强调帝国和平是超越宗教信仰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宗教上则通过基督教共同的和平需求来遮掩，但主要还是出于国家理性（Staatsräson）或者是实际上指导行动的帝国理性（Reichsräson）。

在“聚合”（Komposition）的概念下，人们真正开始将帝国等级中不同宗教派别“聚集到一起”。“聚合”政策可能出自符腾堡新教公爵的提议，得到舆论制造者盖茨科夫勒的强烈支持，甚至得到挂名帝国首相的美因茨选帝侯大主教（Kurerzbischof von Mainz）以及一些帝国等级的支持。照理说，“聚合”政策应当首先与克莱斯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大力推行该计划，主要是为了使帝国会议符合皇帝利益，在此合理前提下重新运转。问题在于，帝国会议里有大量有爵位的主教，于是天主教帝国等级在数量上和职位结构上占主导地位，这样，天主教一派总是可以凭借多数投票屡屡获得其对帝国法律的解释权。在此情况下，难怪新教徒议员们宁可在所谓的自动落选前躲得远远的，让帝国会议无法召开。有鉴于此，“聚合”的程序规定，在宗教事务上要一碗水端平，必须就一项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进行谈判。这可不是幻想，它正是在“威斯特伐利亚和谈”时使用的平等规则，即在处理宗教事务时摒弃多数决定论，而将两个宗教派别间的友好“聚合”规定为解决方案。倡导“聚合”的政治家们对此早已了然于胸。如果它仅仅只是一场宗教战争，那么就能免去长达三十年的战争了。

然而，天主教多数派并没有参加1613年的下一届帝国会议，为此，人们已经计划成立一个相应的委员会来“裁决”宗教问题。为了减少损失，帝国会议并没有中断，而是延期举行。如果放在今天，人们会将其视为在持续的和平进程中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事实上，克莱斯尔的确继续跟进，就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重新着手此事，致力于集结新一届的帝国会议。因此，他特地前往德累斯顿，希望通过开明通达的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将帝国会议和“聚合”政策提上下一次选帝侯大会的议事日程。即使像福尔克尔·普雷斯（Volker Press）那样抱有怀疑态度的历史学家，也在这里看到了借助斡旋政策阻止进一步两极分化和战争的机会。然而，一呼百应的盖茨科夫勒1617年去世了，“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后三个月，克莱斯尔也失去了其职位和影响力。在一场王朝政变中，大公马克西米利安和费迪南在皇帝马蒂亚斯驾崩前逮捕并拘留了这位对于他们而言过于温和的顾问。好在克莱斯尔身为枢机主教的神职级别，使他免受虔诚的政变分子的糟糕对待，且后来得到释放。但是，那时候战争已经打响了。

不过，即使帝国会议尚未恢复，还有其他机构伸出援手，接手了帝国会议的部分任务，甚至在战争期间继续工作：选帝侯会议掌控帝国之整体，帝国枢密官和帝国最高法院维护律法，尤其是对帝国统治至关重要地区的管理则由10个帝国大区共同承担。其中一些多宗教大区如施瓦本、法兰克或下萨克森往往由两位领导人管理，比如施瓦本大区的符腾堡公爵和康斯坦茨伯爵主教不得不在大区事务中进行合作，即使他们一方属于新教联盟，而另一方隶属天主教同盟。甚至在通过政策渠道收不上税来的时候，大区间也会相互接济。

此时，一个惊人的果断之举成功地维持住了帝国的运作能力，这是一位年轻的帝国史学家发现的。在欧洲，批准税收（Steuerbewilligung）是等级的传统权利，而获得批准的最佳理由始终是国防需求。这一套同样适用于帝国等级，他们在16世纪的帝国会议上主要批准了抵御奥斯曼帝国扩张的“土耳其税”（Türkensteuern）。现在，最后的“漫长的土耳其战争”（Der Lange Türkenkrieg）(13)在1609年结束了，而两届帝国会议则因其他原因不告而散。这下该怎么办呢？皇帝顾问、卸任的帝国芬尼大师盖茨科夫勒想出了一个点子。出身富格尔家族财政管理机构的盖茨科夫勒根据实战经验提出：首先，在既有的“土耳其税”名目下，为边境的安全政策措施继续征收预防性质的款项；其次，帝国会议日趋衰弱，帝国大区作为替代者应立刻接手其全部职能。其实，帝国会议始终是负责逐例批准税收的机构，而10个大区的领地横跨整个帝国，它们须在承担其他任务的基础上，负责实际的征税工作。该计划的目的是，如果没有帝国会议，帝国大区应自行接管税务批准事务。这一设想意味着与帝国传统革命性地决裂。但是，该设想未能立刻发挥作用，其发明者盖茨科夫勒在战争爆发前撒手人寰。不过正是这份应急计划为三十年战争时期的帝国税收制度奠定了基础。即使帝国的和平策略失败了，其原因并不在于机构赤字。

帝国等级之间并不缺乏跨教派交流。帝国会议上交流机会变少导致沟通障碍和教派阵营间的不信任，以至于最终导致了一场宗教战争，这一论断虽然听起来明白易懂，却站不住脚。一方面，有其他碰面机会，比如在选帝侯大会和帝国大区会议上；另一方面，帝国等级和帝国负责人之间的书信交流并不顾忌教派界线。如果谁仍然坚持更高价值的亲自会面［这在社会学意义上叫“面对面”交流，在历史学意义上则是近代早期的“出席文化”（Anwesenheitskultur）］，那么他或许是想出了拯救和平但又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极端方案。比如，“掷出窗外”事件前几个月，新教联盟的首脑和加尔文教新教阵营的代表人物普法尔茨伯爵弗里德里希一道前往慕尼黑，在那里与天主教同盟的首脑马克西米利安公爵友好会晤，共商帝国局势，而后者正是教派主义天主教政策的代表人物，后来在战场上战胜了他的客人。这又怎样呢？没错，这的确发生在1618年1月24日。

对于即将举行的皇帝选举，普法尔茨选帝侯建议他那位来自维特尔斯巴赫王室的旁系表兄、也是不久后夺走他的波希米亚王位和选帝侯头衔的马克西米利安去竞选皇帝，这样皇位可以不用再次落到哈布斯堡家族乃至独断专行的费迪南手中。马克西米利安则认为，这荣誉太过沉重，而弗里德里希本人能做得很好，于是两人多次来回推让。不过，弗里德里希心里很清楚，自己作为加尔文教徒无法在选帝侯中获得多数支持，而马克西米利安则认为维特尔斯巴赫王室成员担任皇帝候选人的合适时机还没有到，而一个半世纪后，查理七世（Karl Ⅶ.，1697—1745）(14)才真正成功登上皇帝的宝座。所以，皇帝候选人还是哈布斯堡王室的费迪南，不过，在马克西米利安的建议下，费迪南得到了一份更加严格的《选举让步协议》。这份文件第一次真正规定了皇帝的义务，而且特地强调皇帝所有的顾问和臣仆都有义务遵守该协议。弗里德里希此行的最初目标是以推举一位同样来自天主教阵营的皇帝候选竞争对手为代价，阻止费迪南当选。虽然未能达成目的，但作为导师陪同年轻的选帝侯出行并记载此行的路德维希·卡梅拉留斯（Ludwig Camerarius，1573—1651）(15)却认为，此行真正的收获在于宣示双方保持联系、彼此交换信息的意图，以确保帝国的和平。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项建立信任的举措，建立了安全伙伴关系。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发现，帝国中无可置疑的教派联系之外也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团结，且诸侯们将其看得比教派联系更重要，原因亦在于高于一切的帝国权利与和平共同体。帝国本身并没有衍生出宗教战争。

拒绝大战但并无和平

确切地说，将某种宗教战争的威胁带入本已复归宁静的帝国的，一方面是教派上来自外部的好斗势力的滋扰，另一方面则是来自过去的干扰。就国外势力而言，当新生且富有攻击性的“教派形成”已经在政治和法律层面融入帝国体制且被驯化时，它们才得以在欧洲真正推进。周边的一系列宗教战争却总是反复蔓延到德意志的邻近地区。更具威胁性的是，教派化的好斗气焰从未减弱，他们以新的组合形式挤进帝国，试图冲破已达成的妥协。奥格斯堡的部分规定是开放性的，这就给了国外的教派游说势力以撼动宗教和平的机会。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具有预见性的萨克森外交，其教派煽动者不是帝国等级，而是那些“没有宣誓效忠宗教和平”的“激烈且热烈的外国顾问”。外部的教派化好斗力量当然能在德意志宫廷找到帮手，并对一些统治者施加影响。

一方面是加尔文教国际（die calvinistische Internationale）。加尔文教缘起于日内瓦，后来影响了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此外还在荷兰建立了中心，又在普法尔茨选帝侯的海德堡建立了一个对外部门，而海德堡的宫廷和大学亦吸引了大量宗教移民。这一诞生较晚的“宗教改革者”教会成为新教活动派的核心，政治上虽然被容忍，但在帝国法律上尚不被承认。正是活跃在政坛的、普法尔茨选帝侯的加尔文教顾问三人组——隶属普法尔茨的上普法尔茨政治家兼总督安哈特的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von Anhalt，1568—1630）(16)、上文已提到过的颇有影响力的卡梅拉留斯和基要主义的宫廷牧师亚伯拉罕·斯库尔特图斯（Abraham Scultetus，1566—1625），劝说这一在位没几天的“冬王”（Winterkönig）投身1620—1621年的波希米亚王位冒险，用来自异邦的极端行为方式在布拉格加冕教堂上演了一场加尔文教式的破坏圣像运动。波希米亚期待的新教团结并没有出现，反倒是普法尔茨流亡政府在尼德兰收获了信仰相近的东道主的援助，后者拿金钱和雇佣军从外部支援了德意志的战争。

另一方面，天主教国际的运动中心则在反宗教革命的罗马，利用新成立的传播宗教信仰的修道院联合会和设在维也纳、格拉茨和科隆的罗马教皇使节，推动“在德意志重建天主教”目标的实现。尤其是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Papst Gregor ⅩⅤ.）把这场战争理解为宗教战争，称其为“guerra di religione”（意大利语，意为“宗教战争”），用奇特的修辞鼓励天主教派，使人联想到“圣战”并拿出可观的钱帛支持它。这场跨境的礼物交换，教皇收获了海德堡图书馆，在罗马方面的美言下，公爵获得了选帝侯的头衔，教皇通谕则将其作为对抗“异教徒”的双重胜利而大书特书。对于活跃在全世界各地的耶稣会传教团而言，教派混杂的德意志很快成为主战场，耶稣会士担任了诸侯的教师和顾问，在战争伊始便达到了其影响力的巅峰。皇帝费迪南二世和教皇资助的天主教同盟领导人(17)都曾在同一所耶稣会大学学习，时不时地需要彼此的支持。与他的前任和继任者不同，费迪南二世把他对教派政治的义务，远远地放在皇位所要求的、在帝国内部搞好平衡的功能之上。原本是舶来品的神学武器能够将诸侯和更多具有宗教世俗双重地位的采邑主教（Fürstbischöfe）带入不同结局的忠诚冲突中去。

大战前最后一刻的内部干扰则来自德意志的过往。恰恰是在1617年，人们第一次大规模庆祝宗教改革一百周年。在维滕堡大学的推动和选帝侯的命令下，萨克森将其作为新教认同的节日而举行庆典，并以宗教改革之邦的名义，成功邀请了来自北德的信奉路德教的邦政府，依照萨克森之旧例于10月31日进行庆祝。与此同时，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属于新教的海德堡大学发现该庆祝日期有一定争议，普法尔茨选帝侯国便将其推迟到下一个周日，并利用该日期为自己和新教联盟向教皇作出更激烈的抗争。无论以上举动是否故意，它们都对天主教阵营产生了挑衅作用。公布基督教的周年庆或庆祝年是教皇的权力。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赢得颁布大赦的权力，而现在竟然要公开纪念反对大赦的路德和发表论纲的“伪周年纪念日”!天主教时政评论员感到“臭气直钻鼻孔”，这是编年史学家的评论，用现代的话说，这让他们感到“厌恶”。于是，罗马方面宣布纪念不正当年份1617的庆祝年是反周年庆典，而一场媒体战争则令对立教派间的冲突一触即发。

于是，在1618年春天的“掷出窗外”事件之前几个月，发生了一场新闻界的动员运动。它在多大程度上对政治决策产生了影响，几乎很难衡量，但对于逐渐拉开帷幕的宣传战而言，这显然是一场教派主义的动员。三十年战争是一场独一无二的传单战，当时的传单图文并茂，颇具说服力，令肇始于宗教改革早期的单面印刷发展到巅峰。政治思考须留给篇幅较长的宣传小册子，图片则向好奇的公众展现了战争中的人物和场面，既有英雄色彩，又颇具讽刺意味，其阐释的内容则偏偏喜欢回溯宗教改革时有关文体的论战，并循环使用教皇和路德的讽刺传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影射当下的事件。那时，在新教插画中，人们会看到耶稣会士如蝗虫般蜂拥而出，坐在《圣经》名篇上，而对手的传单上则印着漫画形象路德带着妻子卡塔琳娜和宗教改革家们撤出波希米亚。此外，还有一些强烈要求和平或以防御为主题的中立宣传画，但即使是在这些画上，人们都添加了流行的宗教主题，进一步塑造民众对战争的感知。在外有教派激进主义、内有周年庆引发的媒体战的情况下，帝国并不能完全避开爆发宗教战争的危险——如果不是萨克森选帝侯国在帝国内制止了这场战争的话。

在这样的情况下，笃信新教的萨克森选帝侯国踩下了急刹车，退出了其无法坚持下去的中立立场，站在天主教皇帝及其天主教盟友一边加入了战争。这对于波希米亚普法尔茨来说，可谓灭顶之灾。那么，对于接下来的历史走势也是如此吗？如果像某些历史学家推测的那样，作为新教传统象征力量的萨克森率领其麾下一众小弟宣布支持波希米亚事件，那会发生什么呢？或许在战争的头十年，就会爆发一场德意志的（如果不是欧洲的话）宗教战争，释放出政治上无法抑制的基要主义动力，而这样的战争，是完全不可控的。但萨克森的决定消除了既有教派宣传的政治土壤，于是，一场德意志的普遍宗教战争就这样被扼杀在萌芽之中。原因是，新教大邦站在皇帝和天主教同盟的阵营里参战，这完全是对宗教战争最有力的官方辟谣——在法国参战前，他们站在了“错误的”教派立场上。政治和教派阵营的不一致性，让人们在几乎整个三十年战争的历程中，都未能针对有关宗教战争的解读方式形成共识。

所以，萨克森在第一次拒绝参加波希米亚的宗教战争之后，又再次拒绝了帝国宗教战争，或者说是拒绝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宗教战争。萨克森和其他积极参与的帝国势力虽然尽一切努力调停，但均未能阻止这场战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如果说它不是一场宗教战争，那它是什么？为什么和平努力失败了？

正如在世界历史中反复上演的那样，人们不得不将人的参与和某个生物学的偶发事件纳入考虑范畴。皇帝马蒂亚斯在不恰当的时间驾崩，阻碍了埃格尔和谈的举行，从而未能阻止此后的多起争端；盖茨科夫勒在“掷出窗外”事件发生前一年离世，三个月后克莱斯尔被削权，这些致力于和平的探寻者们渐次退出了历史舞台。若非如此，也许会有其他人物操纵权柄，而不是皇帝兼国王费迪南，也不是身后有一群好斗谋士的选帝侯兼国王弗里德里希。普法尔茨的弗里德里希真的想要把普法尔茨和波希米亚这两张选帝侯的选票集于一身吗？他真的就不能把其中一张选票让给他那来自维特尔斯巴赫王室的竞争对手兼“安全伙伴”马克西米利安，而不是让他们竞相追逐？如果遭逢不幸的弗里德里希像法国的亨利四世那样改变宗教信仰，或者他的儿子没有溺亡，又如果不是拖到1648年才归还普法尔茨领地、确立新的选帝侯头衔，进而解决帝国的这场冲突，情况又会如何呢？设想怎样能避免帝国的战争或者更早结束战争的反事实想象，是天马行空且没有尽头的。

然而，在一切不幸、失败的和平倡议和谈判背后，存在着一个结构性问题，当时已经能通过诸多细节发现其端倪。但究其本质，并统观欧洲，只有回溯过往的历史学家才能完全参透之。这一问题不仅根植于宗教对立的层面，而且基于天然的政治层面。萨克森人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在埃格尔和其他和平努力中，萨克森人尚未认识到各派别不同的自我理解所引起的争议性和难以调和性，因而降低了成功的概率。这无非是欧洲国家发展的方向性抉择，“掷出窗外”事件以来始终有这样的要求，却耽于战争长久未能作出决断。

1. 雅罗斯拉夫·博斯塔·冯·马蒂尼茨（Jaroslaw Borsita Graf von Martinitz，1582—1649）：波希米亚贵族，被掷出窗外的帝国官员之一。另一位官员是威廉·斯拉瓦塔（Wilhelm Slawata von Chlum und Koschumberg，1572—1652）。——译者注

2. 《陛下诏书》：由鲁道夫二世于1609年7月9日签署，承认信奉福音教的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贵族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宗教仪式举行圣礼、成立福音教委员会、创办福音教会和学校，并选举30名“监护人”来敦促《陛下诏书》的实施。参见孙立新：《德国通史·第二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76页。——译者注

3. 梅尔希奥·克莱斯尔（1552—1630）：维也纳红衣主教，皇帝马蒂亚斯在位时的首相。——译者注

4. 西吉斯蒙德（1368—1437）：卢森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33—1437年在位），致力于终结教会分裂。——译者注

5. 指“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译者注

6. 海因里希·马蒂亚斯·冯·图恩（Heinrich Matthias Graf von Thurn-Valsassina，1567—1640）：波希米亚等级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起义失败后在瑞典担任波希米亚新教宗教难民的军事领袖。——译者注

7. 南，历史上曾归属匈牙利，一战后划归罗马尼亚。——译者注西本彪根/特兰西瓦尼亚：德语名Siebenbürgen或Transsivanien，位于喀尔巴阡山脉以

8. 贝特伦·加博尔（匈牙利语名Bethlen Gábor，1580—1629）：特兰西瓦尼亚大公（1613—1629），匈牙利王国反哈布斯堡王朝起义的领袖（1619—1626）。——译者注

9. 1614年12月14日签订，暂时解决了1609年以来勃兰登堡选帝侯和普法尔茨诺伊堡公爵之间的于利希王位继承争端（Jülich-Klevischer Erbfolgesstreit）。详见本书第二章的相关注释。——译者注

10. 教派形成：德国历史学家恩斯特·蔡登（Ernst Walter Zeeden，1916—2011）把1555—1648年定义为“教派时代”，而教派形成是指基督教各派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巩固，也是指一种在教条、法规和宗教习俗方面几乎稳定下来的教会体制的建立。后来的历史学家沃尔夫冈·莱因哈德（Wolfgang Reinhard）和海因兹·席林（Heinz Schilling）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教派化”（Konfessionalisierung）理论，阐释教派形成对整个社会的深刻改造。参见孙立新：《德国通史·第二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56页。——译者注

11. 1572年，法国宗教战争期间，法国天主教徒针对胡格诺派的大屠杀。——译者注

12. 1567年，西班牙贵族将领阿尔瓦公爵三世（1507—1582）受命镇压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约18000名荷兰人被这个法庭定罪并处决，这个“除暴委员会”被称为“血腥委员会”。——译者注

13. 指1593—1606年间奥斯曼帝国和多个基督教国家（主要是哈布斯堡王朝）之间进行的战争，以1606年11月11日签订《席特瓦托罗克和约》结束。主要冲突地区为匈牙利王国、多瑙河右岸、今天的克罗地亚和瓦拉几亚地区等。——译者注

14. 查理七世（名Karl Albrecht von Bayern）：出身维特尔斯巴赫王室，巴伐利亚大公、选帝侯（1726—1745），后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42—1745），成为1437年以来唯一一位非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的皇帝。——译者注

15. 路德维希·卡梅拉留斯：普法尔茨瑞典政治家、法学家、外交家，弗里德里希五世海牙流亡政府首脑。——译者注

16. 即安哈特贝恩堡侯爵克里斯蒂安一世，作为年轻的弗里德里希五世的顾问，对海德堡宫廷的施政影响很大。——译者注

17. 指马克西米利安。——译者注

第二章　建构国家之战

——大型工地欧洲

1600年前后的《女王欧洲地图》

自《女王欧洲地图》出现的16世纪起，传达政治信息的拟人地图颇受追捧。以众多版本流传于世的《女王欧洲地图》将欧洲的形状用女性形象展现出来。若人们将地图向左旋转至水平，西班牙、意大利和丹麦半岛的地理轮廓则会依次出现在女王的头部和手臂处。彼时，欧洲尚被视为没有边界、只有零星地区描述的前国家（vorstaatlich）整体。但是，在哈布斯堡的普世主义时代，西班牙始终是戴着王冠的头颅，而波希米亚作为首都则是身体中心，两者均位于最显耀的位置。

从政治层面看，三十年战争是一场建构国家之战。“建构国家”这一概念描述了近代最大的制度化过程，人们已开始讨论如何刻画其整体特征。只要它不是一场关于宗教而是关涉国家的战争，它就是一场建构国家之战。但是，它还不是一场国家间的战争，实际上只是一场建构国家的战争，交战的力量即黩武性（Bellizität）也正是来源于此。因为那个时代仿佛国家的青春期，还没有什么已发育完成的国家，只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忠诚和政治构想，为了使它们愈加清晰，人们发动了战争。我们将额外的组织和机构化描述为国家，它毫无疑问位列近代欧洲尤其是17世纪的历史议程中。不过，那时一切尚在进行之中。

此处第一个未解决的问题是：那时在欧洲到底有多少个国家？直至宗教改革世纪，欧洲对于建立国家的途径并无定论，未曾规定国家大致的大小等级和数量。人们可以将17世纪初的三十年战争视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尝试，从而明确合适的国家规模。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建构国家的基本可能，两者在这场“战争的战争”中彼此敌对，并斗争到底。

普世强国抑或独立国家

——波希米亚之建国

建构国家的第一种可能性是：建立一个庞大如欧洲的囊括所有人的国家。因为人们的政治理想始终是建立一个政治上大一统的国家，基于基督教、大帝国或君主政体等概念，而这些概念最初均坚持普世主义传统。在代代相传的等级秩序规则中，欧洲看起来像一座金字塔。金字塔尖的位置常有争议，但当这个位置有人占据时，就算是两个政权并立也会被视为无政府状态。哈布斯堡家族作为皇位的所有者和一半欧洲疆土的统治者，也试图以这个位置为落脚点，建立一个欧洲国家。这是皇帝查理五世根据纲领性概念“普世君主制”（Monarchia universalis）衍生出的构想。当时，查理五世统治着一个横跨全欧洲的、书信上的帝国（Briefimperium）(1)，财政上依仗奥格斯堡富格尔家族的贷款，因此也不愿让人触及用于凝聚大帝国的宗教统一。普世主义的建国纲领并不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失败得迅速而彻底，而是在哈布斯堡王室的王朝普世主义的合作分工中，以不同的形式继续下去。宣传性的地图将欧洲展示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女性形象，喜欢用西班牙比作加冕的头颅，而当时的皇都所在地波希米亚则是心脏。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中欧帝国和西属大西洋帝国这两条哈布斯堡王室血脉支系重新整合成统一的王室，作为亲密盟友携手参战。这便是1617年缔结的《奥尼亚特条约》（Oñate-Vertrag）(2)的意义所在。该条约是西班牙驻维也纳使者暗中商定的一份世袭协议，有利于未来的皇帝费迪南大公，并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当然，联盟作战的双方之间通常会产生摩擦，这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情，而且不同于其他欧洲上层贵族的家族纷争，这一联盟维持的时间超过三十年。我们可以从如下认知角度解释这一情况，即只有携手并进才能拥有普世主义的机会。在此次密切协商中，王朝普世主义反对所有处于哈布斯堡国家联合体的边缘、威胁着要脱离的邦国。难怪人们经常说西班牙“高高在上”（Superioridad(3)），说皇帝是绝对君主，并尤为强调哈布斯堡王朝的“普世君主制”（这在当时已受到热议）。事实上，这次战争是维护普世主义理想的又一次尝试，即在欧洲顶端建立王朝，由哈布斯堡家族领导。

另一方面，欧洲也已产生多国制（Mehrstaatlichkeit）的萌芽。与普世主义道路相反，该形式是自下而上地建立单个主权国家，主要由帝国等级发起。作为一个地区的代表，等级自身经历过国家化进程，但就像瑞士和尼德兰那样，它们已渐渐脱离了遥远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普世统治。

此时，波希米亚人被牵扯了进来，后来演变成一场战争游戏。当波希米亚等级通过导演一场将皇帝的代表“掷出窗外”的象征事件来宣示其独立性时，他们早就对教会、财政和军队进行了多年类似国家的行政管理。唯其如此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紧接着要坚持不懈地争取谈判的解决方式，尽管领导人想要和解，但谈判未必符合各方利益。因为邦等级（Landstände）几乎是事实上的邦君。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引起冲突的宗教问题上：通常邦君行使教会管理权，更确切地说，是“等级君主”的教会管理权，而特殊教会“波希米亚教会”（Confessio Bohemica）则如同享有特权的国教一般受到捍卫，使之免受哈布斯堡天主教的教派化入侵。其次，还体现在，波希米亚等级为了筹措军饷会自行行使税收权，因此，负责戍卫的军阀有时甚至反对自己的统治者。最后，这一点还体现在它的自治经历中，此前哈布斯堡动乱时曾成立过一个等级委员会，作为理事会承担政府的职能。而拥有宗教、战争和政府权力的波希米亚已经算是半个国家了，在埃格尔和谈失败后，剩下的唯一一条路就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国家。

除了与奥地利等级合作等种种大胆尝试外，波希米亚等级后来与传统上属于波希米亚王室的几个邦——摩拉维亚（Mähren）(4)、西里西亚以及卢萨蒂亚的等级联手，结成紧密的联盟，并着手自下而上建立一个共同的国家。就像拥有“瑞士同盟”的瑞士人一样，五个邦作为“波希米亚同盟”即将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该国家拥有在当时看来十分可观的400万居民（多于瑞士人口，比英格兰人口的一半要多），或许在欧洲中部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无论是掌握多种语言的德意志捷克等级政治家的语言多样性，还是其宗教差异性，都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无法阻止地区政治自治的意愿——这一点也与瑞士类似。波希米亚联邦宣称，费迪南二世取得国王的位置是非法的，并废黜了其邦君的头衔。波希米亚国王应当由等级进行自由选举（就像反复要求的那样），它不与任何王朝有关，其王权亦受到严格限制。“由上帝与和睦的等级赋予”，一枚纪念币上镌刻着这样的拉丁语铸文，而纪念币上画着五只象征联邦的手托起了王冠。这令人联想到东欧等级共和国（Ständerepublik）的国家形式，他们选举国王更像是装门面的，比如波兰，或者会联想到后来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其原因是，在选举新国王前，波希米亚联邦的草创文件中就规定了上百条有关权限、职位、办公厅或国防等方面的要点和规则，已然具备了成文宪法的性质。

很长时间以来，胜利者的历史书写始终带有偏见，波希米亚起义被误认为是失败的“暴动”，捷克方面竟也将其误读为悲剧性的早期民族国家阶段，直到近期才有作者揭开了它在建立国家方面的成就。出人意料的是，这一成就在三十年战争时期就得到了全面的研究和承认，后被东欧问题专家约阿希姆·巴尔克（Joachim Bahlcke）重新发现，并加以发展。一套17世纪的丛书用学术语言拉丁语探讨了欧洲的邦国，其中，1634年的《波希米亚共和国》（Res Publica Bohemiae(5)）单独成册，其作者即波希米亚移民帕维尔·斯特兰斯基（Pavel ）(6)由此名声大噪。该册子多次再版，但直到18世纪才被译成德语，并添上了批判性的评论，可见当时几乎没有受到重视。斯特兰斯基对事件进行回顾，描述了一个制度上非常成熟的等级国家政权。这位理论家对严格的君主制政权和自下而上建立的政权进行了比较，认为后者在作决策时往往从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即便如此，还是能创造出一个融合良好的统一国家。这是一个具有联邦性质的宪法模式，作为波希米亚的法律传统，该模式将1620年前后的事件合法化，并要求保持连贯性。然而，还有一份以专家鉴定作幌子的国家文书，其中探讨了新当选的波希米亚国王弗里德里希五世的机会，并就他必须如何做才能巩固统治，提供了建议。令人惊讶的是，这篇由沃尔夫冈·E. J. 韦伯发掘出来、翻译成德语并出版的论文，出自受过高等教育的奥格斯堡商行老板巴托洛梅乌丝·威尔赛（Bartholomäus Welser）之手，他在破产后进了债务监狱，显然，他利用了这段时间，沉湎于自己的创作天赋。更令人诧异的是，这篇多次出版的文章竟到了伟大的英国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处，并得到他的认可。但是，无论用等级还是多君主制的方式阐释，五邦融合建立国家同时产生了分离主义的后果。在完全独立制定宪法、废黜费迪南并选举新国王之后，波希米亚脱离哈布斯堡王朝的工序已完成，一个独立国家来到了世界上。然而，世界上没有哪个政治强国，会容忍其等级带领几个邦就这么脱离帝国，也没有哪个王朝允许一个世袭王位未经战争就这么被人夺走，哈布斯堡这个普世强国也不例外。很快，布拉格人就明白，独立，只能通过独立战争取得。而建构国家的代价，则是一场建构国家的战争。

那么，波希米亚的和平还有救吗？和宗教形势一样，已成为主线的政治局势刚开始时更多样、更开放。人们很难估计，一心要建国的知识分子从何时起、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如果埃格尔和谈得以举行，在布拉格让步且维也纳迁就的情况下，尚有可能达成一个妥协的解决方案，比如可以调整为区域自治。即使事态升级、王位易主后，五位伯爵成为待选国王，也没有到必须要动武的程度。最炙手可热的国王候选人、萨克森的约翰·格奥尔格拒绝继位，而萨克森史学家卡尔海因茨·布拉施克（Karlheinz Blaschke）事后曾责备过他，说他这样做让“萨克森选帝侯国失去了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布拉施克认为，此举“无需一兵一卒”就能拥有一块完整的领土，从而限制崛起中的普鲁士。这与后来“强壮者”奥古斯特（August der Starke）(7)结成北方同盟取得波兰王位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格奥尔格身后的大萨克森计划可能奏效，但反而会让萨克森代替普法尔茨陷入灾难，因为哈布斯堡不可能让萨克森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夺走王冠和土地。接受波希米亚王冠并非对和平作出贡献，反而可能带来另一场战争。尽管如此，这位以固执己见而闻名的历史学家的突发奇想并非完全荒谬。如下方法或许更适合维护和平：如果波希米亚同盟在艰难寻找国王候选人时，向费迪南提出按照新拟定的条款让他重新当选为国王？或者就披着外交的外衣，威胁费迪南要废黜其王位，以此争得费迪南在联邦文件下签名？不做邦君，而成为共主邦联的君王，不用打仗就把地位和选侯权给他，若是如此，情况又会怎样呢？至少，克莱斯尔一度认为，各邦结成联邦制的等级联合，确保不去动王位，是一个不错的计划。然而，人们的思路被钉死在主观想象的二选一的选项中——要么是君主制下的邦君统治，要么地区独立。新的解决方法和既定的过渡形式均未被采纳。第一次自下而上的建国尝试失败了，随之失败的还有和平。

不过，独立国家的模式并没有随着它在波希米亚的失败而陨落，其接力棒被重启战争的尼德兰人接了过去。同时代人已经看到了这种联系并认识到事件之间的平行性：1620年，一份反方的传单声称，他们在尼德兰身上找到了“欧洲爆发战争的原因”，并把尼德兰跟波希米亚的“叛乱分子”进行类比；相反，斯特兰斯基和他的同事则对自下而上建立区域性独立国家的情况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原因是，尼德兰在不停地分离和联盟过程中渐渐脱离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相应地实现了具有等级背景的建国，即成立了“尼德兰共和国七省代表大会”。在尼德兰和波希米亚的案例中，等级们首先援引抵抗权（Widerstandsrecht），从而成为建立国家政权的承担者，并与尼德兰的奥兰治家族以及只统治了一季的“冬王”普法尔茨的弗里德里希联手，当上了半君主制国家高官，以提高独立国家在欧洲的被接受度和建立的机会。但是，无论在尼德兰还是波希米亚，不打仗就想从哈布斯堡王朝分离出去是办不到的，建立国家的代价就是为获得承认而战的建国战争——两者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在触发三十年战争的波希米亚起义被镇压后，众多被阻止的建国者遭到处决；而在尼德兰，16世纪已成功爆发的八十年建国战争则被视为“自由斗争”或“独立战争”而流芳百世，在1621年停火协定(8)到期后，尼德兰重燃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战火，并在遍布欧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力量的支撑下，成为反哈布斯堡阵营的中心。等级连续两次的建国尝试均导致了同一场冲突，其中，建立普世主义的欧洲和多国制欧洲的理念无法统一，互相对立，而这一冲突似乎不能通过妥协而只能通过武力裁决来解决。

哈布斯堡和法兰西的普世主义之争

哈布斯堡王朝的普世主义不仅因这些分离主义的建国运动而受挫，也受到了与之有竞争关系的普世强国的刁难。经典的历史地理传统往往轻率地将反对国视为独立主权国家的捍卫者，但只有当人们认识到，干预他国内政的大国的初衷或终极目的不过是一个普世目标时，方能理解三十年战争的爆发和持续多年的原因。

首先，自近代开始以来，法国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就是一场争夺欧洲的斗争。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为争夺欧洲主导地位而进行的系列战争能清楚地说明一切。法王的头衔“最最信奉基督教的国王”（Allerchristlichster König）由法语最高级“Roi très chrestien”翻译过来，就是在宣示法国国王在颇具政治色彩的欧洲基督教界的领导地位。宣传诗人和政论家们在三十年战争前将法王亨利四世歌颂成“欧洲的裁判”，黎塞留与他们一脉相承，并将自己的战争政策向他看齐。这位枢机主教(9)的奏疏文与西班牙首相奥利瓦雷斯（Olivares）(10)的十分相似，容易混淆，均各自为他们的君主索要基督教世界、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首脑”“最强大的统治者”这样的普世名声。

又是在这场“战争的战争”中，哈布斯堡和法兰西这两个宿敌分裂欧洲的长期争霸重新启动，最终用尽全力决一雌雄。此前，双方内部和其他方面的问题曾一度搁置，但人们在战争爆发前还是克服了这些障碍。哈布斯堡人成功地稳定了他们边界不稳、岌岌可危的欧洲帝国：皇帝支系须感谢他们的哈布斯堡亲戚及德意志盟友帮忙拿回了波希米亚，此后，帝国在那里建立了完整的邦政权，并在1627年的《新版邦条例》（Verneuerte Landesordnung）中规定了这一点；西班牙支系恢复了争夺尼德兰的战斗，并在“奇迹之年”——1624年取得了一些成就，给日渐衰落但因有庞大海外帝国撑腰而始终强大的西班牙带来了新的繁荣。西班牙人的口号是从“衰落”到恢复旧时“声望”，而在委拉兹开斯（Velázquez）的名画(11)中，斯皮诺拉（Spinola）将军以和气的姿态接受了布列达的城门钥匙，似乎预示着协商一致的和平解决方案呼之欲出，有望减少其他地方的新军事行动。

在其对立面，法国的亨利四世通过改宗天主教和颁布《南特诏令》（das Edikt von Nantes）(12)结束了16世纪的宗教战争，并重新建立了完整的王权。没错，他已经准备重拾原先反哈布斯堡王朝的博弈，干预于利希王位继承战争(13)，而一场致命的暗杀(14)和1614年因欧洲居间调停而签订的《克桑滕和约》(15)则又一次推迟了法、西对抗。枢机主教黎塞留，这位自1623年起领导法国的政治家，通过压制胡格诺教徒的“国中国”进一步强化了王权，同时准备恢复其旧政策。双方均亮明自己的立场并加以强化，为新一轮争夺欧洲之血腥博弈的决定性回合做好了准备。

若将战争缩短了看，这场博弈在战争的后半程才颇为紧要，其时，法国正式干预战局，从而将一场德意志的战争扩大到全欧洲范围。如果人们仔细研究，会发现在此前很长时间，至少有三个（注意!新教的）欧洲干预者受到了黎塞留红衣主教的支持和资助，最近的一次是瑞典，再往前有丹麦和尼德兰，或者简单地说，黎塞留支持过一切反哈布斯堡的力量。事实上几乎从一开始，普世强国之争就遮遮掩掩地在一些代理人战争中为这场“战争的战争”涂上了底色。即使是欧洲南部，也属于战争剧场。

故事开始于意大利。意大利北部地区也属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地区，这是由皇帝和帝国的授采邑权、西班牙支系的财产和对外协议决定的。尤其是大名鼎鼎的米兰公国（Herzogtum Mailand）被豪强反复争夺，在几个大国手中辗转，当时归西班牙所有，但是，周边政权的骚乱和悬而未决的继承问题却始终是个隐患，给法国提供了一个乐得利用的干预机会。黎塞留欲借此瓦解“哈布斯堡的包围圈”，尽管这一概念对于一个自行向四面八方铺开并施加影响的中欧大国来说，并不恰当且防御性过强。不过，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它涉及阿尔卑斯山区颇为敏感的交通运输路线。人们将“西班牙之路”（Spanische Straße）理解为西班牙往返西属尼德兰的极易阻断的陆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确保了通往阿尔卑斯地区的本国领地的道路。于是，西班牙人选中了瓦尔泰利纳山谷（Veltlin）(16)，这一区域由瑞士格劳宾登（Graubünden）的新教徒统治着，但天主教徒占大多数。西班牙人利用流血的教派冲突这个受欢迎的由头，占领了瓦尔泰利纳山谷和格劳宾登，将米兰和北欧之间的阿尔卑斯要道与要塞收入囊中。然而，作为格劳宾登的保护国，法国联合萨伏伊（Savoyen）和威尼斯组织了反对联盟，一年后自己占领了原本中立的瓦尔泰利纳山谷地区。

然而，即使在这片战场上，也并不缺乏和平的机会，从中或许还能衍生出更多的和平的可能。这一时期，教皇运用了“共同的父亲”（Padre comune）这一概念，思考他作为天主教诸侯“共同的父亲”的超派别立场，并投入极大的调解热情试图让他们维持和平。这是一项受到教派严格制约的和平政策，很容易突然演变成一场针对新教徒的共同宗教战争，但它或许能够帮助两个天主教大国摆脱一场根本政治争端。在西班牙和法国两国兵戎相见的前夜，即在1623年的瓦尔泰利纳冲突中，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17)成功阻止了对抗，使瓦尔泰利纳地区一致保持中立。为保障安全，教皇派出不偏不倚的教皇军队，他们仿佛是来自罗马的“蓝盔部队”(18)，维护饱受争议的阿尔卑斯要塞的和平。格里高利十五世驾崩后，他的继任者乌尔班八世（Urban Ⅷ.）一开始威望不够，不得不经历法军背信弃义、不顾任何抗议驱逐教皇的维和部队、占领瓦尔泰利纳等事件。1626年，双方总算自行商定并成功签署了一份新的地区性和解书，即《蒙宗和约》（der Friede zu Monzon）(19)。

事态继续发展，且变化多端，并在1627年的曼托瓦及蒙费拉托爵位继承战（der Mantuanische Erbfolgekrieg）中达到其顶点。其中，普世强国落在了各自的地区候选人之后（皇帝甚至动用了尚在德意志作战的部队进行干预），从曼托瓦公国、蒙费拉托大公国到萨伏伊公国周围的大片地区均牵涉其中。在这一冲突中，划地而治并达成和解的可能性同样存在，1630年在德意志召开的雷根斯堡选帝侯会议上已进行过协商，使得人们看到普遍和平的希望之光。而事态的发展并非如此。恰恰相反，由于颇具才干的西班牙将军斯皮诺拉的逝世，法国围攻阿尔卑斯要塞的军事形势得以意外好转，于是，黎塞留拒绝批准和约。直到一年后的《凯拉斯科和约》（der Friede von Cherasco）(20)才带来一个仅局限于意大利的解决方案。

于是，在意大利内部或周边，起先遮遮掩掩、后来就大大方方地重新形成了两大普世强国的竞争，一部分是借助代理人的战争，另一部分则是直接对抗，从洛林、阿尔萨斯、莱茵河沿岸的邦国和领地，蔓延到德意志西部以至整个帝国。一系列协定与和约证明这只是区域性的停火，无法解决两个互相竞争的大陆强国之间最根本的问题。1623—1644年间在位的教皇乌尔班八世，继续以“共同的父亲”身份宣扬调解与和平。然而，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颇有势力，教皇从政治上对教皇国的安全忧心忡忡，时不时倾向法国，给哈布斯堡制造不利——在其职位规定的教派限制下，教皇无法为均衡的欧洲新秩序找到出路。两个欧洲大国相互排斥的对抗被证明是实现普遍和平的主要障碍。尼德兰的逾期归还也应归咎于西班牙的威望，在当时的话语中，它意味着西班牙的“荣誉”。最后，那位将黎塞留推入竞争的干预者，自己也提出了普世主义的要求——一切因此变得越发艰难。有关这名出人意料的候选人，后文将专门阐述。从一开始，在前后三十年的时间里，这场“战争的战争”始终是一个建设和平的大型工地，在这片工地上，人们寻找全新且有趣的道路，取得了部分成功，尝试过全套外交手段，但是，唯有从根本上解决建构国家的难题，才能走上欧洲可持续和平的康庄大道。

事实上，只在一种情况下，找到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建国方案，即在一个联邦制组织下的德意志民族帝国中。16世纪以来，在欧洲建立国家的进程中，建立普遍的大一统国家还是多个主权国家始终是两个互相对立的选项，给德意志历史提出了特殊的挑战。一方面，德意志民族拥有的帝制是普世主义传统的最佳证明，但另一方面，罗马德意志帝国拥有若干强大的诸侯国，如萨克森或巴伐利亚，它们自己本身可能成为独立国家，参与欧洲的角逐。面对这一特殊的建设性挑战，德意志历史在16世纪就已经发现了组织国家的第三条道路：将普世因素和个别因素纳入同一个政治体系。于是，人们在领土层面上实行双元的建国方式，并将其进一步发展成为政治上组织良好的地区、城市等政治单元。不过，将整合的哈布斯堡普世主义以君主立宪的简化形式纳入政治体制，并在16世纪的帝国改革中培育帝国会议、帝国最高法院和跨领土的帝国大区等机构——这一做法也已取得了成功。然而，在一开始就深入帝国体系内部的欧洲冲突的压力下，这种高度发达的早期现代宪法综合体面临着再度解体的风险。建立单个主权国家和大一统国家理念之间的竞争以及大国之间的普世主义角逐，不仅仅在德意志战场上上演，而且还危及已达成的宪法妥协。等级制帝国与帝国元首之间的纽带，同时也是西班牙哈布斯堡普世强国及其交战利益的一部分，反之亦然，由法国领导的对立面则利用帝国等级中的反对派，危害了德意志民族之帝国的和平。

因此，在欧洲，彼此排斥的教派和政治构想作为不可调和的选项相互对立，并将这些问题出口到德意志帝国，而在那里，这些问题事实上已经得到了调控，却仍然时不时动摇帝国的政治体制，以至于很多人无法预料应如何从这场战争中全身而退。在介于普世主义和分离主义之间的欧洲，德意志民族之帝国能否成功地保持并进一步发展其已经找到的、将独立国家和大一统国家结合起来的国家政权形式？而这个问题，必须通过战争来回答了。

1. 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幅员辽阔，皇帝查理五世通过书信下达旨意。——译者注

2. 《奥尼亚特条约》于1617年7月29日签订，是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支系和奥地利支系之间就继承顺序签订的条约，以西班牙使臣奥尼亚特伯爵的名字命名。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放弃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位的继承权，而西班牙支系的男性后代在继承权上优先于奥地利支系的女性后代。——译者注

3. 西班牙语Superioridad对应的德语是Überlegenheit，意思是“优越、优越性”，这里意译为“高高在上”。——译者注

4. 摩拉维亚：捷克语、斯洛伐克语称Morava，今属捷克，是捷克历史上的三大邦之一，位于捷克东部和东南部。——译者注

5. 对应的德语是Republik Böhmen。——译者注

6. 帕维尔·斯特兰斯基（约1583—1657）：捷克流亡作家。——译者注

7. 全名为“萨克森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Friedrich August Ⅰ. von Sachsen，1670—1733）：萨克森选帝侯、公爵，1697年起获得波兰立陶宛的王位。——译者注

8. 即1609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Felipe Ⅲ.，1578—1621）与尼德兰共和国签订的《十二年休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尼德兰的独立。——译者注

9. 即黎塞留。——译者注

10. 加斯帕尔·德·古兹曼，奥利瓦雷斯伯公爵（Gaspar de Guzmán，Conde Duque de Olivares，1587—1645）：与黎塞留同时代的西班牙首相，1623—1643年间执政。——译者注

11. 迭戈·委拉兹开斯（Diego Rodríguez de Silva y Velázquez，1599—1660）：西班牙画家，国王腓力四世的首席宫廷画师，西班牙黄金时代最重要的画家之一。此处的名画指委拉兹开斯的著名油画《布列达的投降》：被认为是委氏最佳作品之一，完成于1634—1635年，描绘了西班牙将军斯宾诺拉攻克尼德兰军事要塞布列达城后受降的场景。——译者注

12. 《南特诏令》于1598年4月13日由亨利四世签署颁布，给予胡格诺派信仰自由和武装权利，这是第一部承认新教徒信仰自由的法令。——译者注

13. 1609年，天主教的于利希克雷弗贝尔格公爵无嗣而终，多位德意志的新旧教诸侯为继承权产生了争端。因该领土紧邻尼德兰，战略地位重要，西班牙国王迅速派兵强占此地，而法王亨利四世则要求西班牙撤军，并在1610年初联合新教联盟准备征伐西班牙，有爆发欧洲大战之势。但此事随着亨利四世的遇刺而不了了之。——译者注

14. 即1610年5月13日，亨利四世在巴黎遇刺，第二天不治身亡。——译者注

15. 即1614年12月12日，约定新教的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获得克雷弗公国、马克伯国和拉文斯贝尔格伯国，普法尔茨诺伊堡公爵沃尔夫冈·威廉分得尤利希公国和贝尔格公国，达成暂时的表面和解，但直到17世纪六七十年代，该争端才得到最终解决。——译者注

16. 瓦尔泰利纳山谷：阿达河谷地，位于意大利北部，与瑞士接壤。——译者注

17. 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1554—1623）：生于博洛尼亚，1621—1623年在位。——译者注

18. 指联合国维和部队，因其武装人员佩戴有联合国徽章的蓝色贝雷帽或战斗盔，因而被称为“蓝盔部队”。——译者注

19. 蒙宗是西班牙阿拉贡自治区韦斯卡省的城镇，曾是阿拉贡王国的首都。该和约由法国首相黎塞留和西班牙首相奥利瓦雷斯伯公爵在此签署，结束了瓦尔泰利纳冲突。——译者注

20. 《凯拉斯科和约》是1631年4月由皇帝费迪南二世、法王路易十三和萨伏伊公爵三方的全权代表签署的，结束了意大利北部的曼托瓦继承权战争。——译者注

第三章　瓦伦斯坦

——战争策动者及其军事遗产

1626年4月25日，德绍（Dessau）易北河桥战役

这是一幅描绘瓦伦斯坦大军首场大捷的铜版画，第一眼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第二眼则能认识到超然于战术细节的一切要素。雇佣军方阵和骑兵队伍组成了庞大的军队。“易北河”在画面的下方边缘，有桥头堡和固若金汤的阵地进行防守。易北河是瓦伦斯坦最钟爱的战略路线和交通干线，令其对手曼斯菲尔德伯爵望而却步。

“你想象一下，这是战争，没有人会去!”在三十年战争开始时，来自新战争对手的讽刺性语言游戏几乎成为现实。因为在面对一切威胁和平的敌人时，必须先找到人，才能与之决战到底。当波希米亚冲突演变为军事行动时，首当其冲的皇帝甚至没有自己的武装部队。所以，皇帝不得不接受他的西班牙亲戚经济和人员上的接济，让后来的选帝侯兼天主教同盟领袖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公爵以及萨克森选帝侯加入，并向奥地利等级和各帝国大区索要财政援助。但是，在这背后，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难题。

那时，人们并未携常备军（das stehende Heer）参战，相反，这种军队形式诞生于这场“战争的战争”，此后成为一种有效的模式。旷日持久的战争留下了常备军，成为此后所有时代之特征，简直可以称其为“被保留下来”的军队。值得一提的是，专家伯恩哈德·克勒纳（Bernhard Kroener）从军事史的角度对我的以上观点提出了有力的反对意见。他认为，三十年战争后才有遣散大批士兵、裁撤军费高昂的部队一说。但是，三十年来，人们已普遍习惯了军队的存在，甚至在奥地利世袭领地上直接将其有组织地延续下来，这些均促成了之后欧洲历史上的常备军。欲知其演变历程，可以着重关注瓦伦斯坦的故事。

最初，两种军事组织形式混合在一起，释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军事暴力。两种军事组织形式各有其局限性，只能在一定条件下运作，但组合起来产生了爆发力，这才使得这场“战争的战争”成为可能。

其中一种是由邦等级组织的邦国防御军以及城市民兵，后者是一种兼职的市民武装，必须随时做好防御准备。这种防御形式来自中世纪的“征召入伍令”（Heeresfolge）(1)和征募士兵的传统，在奥地利边境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战役中经受了考验，已踏上了成为常备军事组织的道路。该形式也被进一步运用到其他地方，如萨克森、符腾堡和巴伐利亚。不过，就此发动一场三十年的战争则是不可能的，其原因不仅是这种组织形式的力量和凝聚力都很低，而且受到一种根本性的限制：他们只负责戍卫自己的城市或地区。这种位置固定的防御规定（帝国大区间睦邻帮助的规定例外），并不能始终得到遵守，却能限制战事的扩大升级。

另一种则是自由征募的雇佣兵，他们可以随时随地被用来进攻。不过，这种形式的限制是，人们只能暂时招募雇佣兵并给他们发放粮饷。在一场战役期间或可以发动战争的时候，他们是季节性的战士和新兵，战争结束旋即遣散。但是，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古斯塔夫·弗赖塔格的《传单选集》（第5446号）中最有趣的一篇文本写道，三位雇佣兵讨论了“以前的战争和现在的战争的不同”。他们认为“这场常在的德意志战争”格外不同的是，他们现在并没有像以前那样被遣散。事实上，这正是三十年战争的前提条件和后果。

在“战争的战争”中，这两种组织形式的元素，即地区性防御组织的持续性和按照目的、空间征募雇佣兵的无限可用性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常备军。这种部署期限和部署半径不受限制的暴力组织已覆盖了半个德意志。有人说这是一场“燎原之火”，不过，这样的旧说法并没有太多值得阐释之处，除非，人们抓住那位投下战火加速器的人不放。他就是阿尔布雷希特·冯·瓦伦斯坦（Albrecht von Wallenstein）。

制度化的帝国和连年战祸中的统帅

1583年9月24日，这位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贵族出身于波希米亚赫曼尼茨（Hermanitz）的一个新教家庭，1606年改宗天主教，先后两次迎娶富孀，生活优渥。战争前，他就在维也纳宫廷和军队中效力，也短暂地为摩拉维亚等级服务过，后来背叛了主人。在查抄战败后被定罪的波希米亚建国者的家财时，瓦伦斯坦狠发了一笔战争财。他围绕波希米亚北部弗里德兰（Friedland）的城堡和领土，建立起一个权力、管理和经济中心，将其逐步扩大并升级为公国。这在当世即给他带来一个专属外号——“弗里德兰人”。

一切始于这位军事金融玩家和组织天才令人难以置信的提议，即瓦伦斯坦自筹经费，为一直没有武装部队的哈布斯堡皇室建立一支军队，打上皇家军队的旗号，并掌握的军事指挥权。这与那个时代其他雇佣军头目的做法相一致，如敌方的曼斯菲尔德伯爵彼得·恩斯特（Graf Peter Ernst Ⅱ. von Mansfeld，1580—1626）(2)自任军团上校，为军事统帅预先垫付了征兵和粮饷的费用，然后加上利息一起算到军队统帅的账上。不过这次，瓦伦斯坦很快组建了整整一支军队——起初说有2.4万人，接下来到了4万人，最终达到10万人，加上随行人员的话，人数还要多，均在哈布斯堡皇室大旗下接受瓦伦斯坦的统率。

没有哪个雇佣军头目像他一样建立起这种数量级的整支部队。在16世纪时，小几万人就被视为规模可观的部队，但此时，这支武装已达到了10万人的门槛，这一数量级在德意志绝无仅有，甚至在欧洲也很罕见。而且，它真的是一支在各战役间歇期依然保留下来的部队。令弗赖塔格书中三个虚构的雇佣兵惊讶的是，即使在没有战争的冬季，部队也被保留了下来。三个火枪手发现的这一情况没能得到维也纳宫廷的理解，他们最后还被怀疑为总司令刻意设置的障碍。在一支军队完全没有行动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会供养它？后来的研究认识到这是瓦伦斯坦的改革，称其为“冬季营地”，服务于永久性的军事力量。此外还有一些强行实施的军事后勤措施。众所周知，在瓦伦斯坦自己的大弗里德兰等地区经济蓬勃发展之时，该邦国实际上在从事锻造兵器和军队供应商的行当。如果易北河配备好防御工事并配有预防性的仓库，那么，皇帝的瓦伦斯坦大军则可凭借这条从波希米亚延伸到北海的运输通道，控制并主宰半个德意志了。

鉴于军队庞大的规模，人们很快就清楚地看到，这个物资匮乏的国家无法负担随之产生的军费，甚至连利息也无法偿还。如曾经的奥格斯堡商人富格尔家族基本收不回借给皇帝的贷款，从而被赐予封地和头衔作为补偿，因此，在外包的军事领域，皇帝通过给予其将军更大的政治报酬来解决问题。但是，瓦伦斯坦借的是尼德兰德维特银行（Bankhaus De Witte）的贷款。为了供养军团，他引入了一种战争融资方法——向当地居民征收特别税，此举很快在帝国内招来一片骂声。

总的来说，有两种为战争提供资金的方式。一种是打仗的君主自掏腰包：这些额外收入的来源是王室财产、矿产资源和向领地范围内自愿掏钱的等级征收税款，尽管占比不大也能有些进项，但是在皇帝的世袭领地上，钱永远不够用；另一种是走外部筹资这条路，即由感兴趣的强国提供援款。因此，一开始，帝国的天主教同盟联军受到海外白银充足的西班牙以及罗马教皇的支持，接着，在后来的丹麦下萨克森战争中，丹麦人则受到尼德兰、英格兰和法国的援助。但是，这些钱只是分阶段流入，借钱打仗自有其局限性。

然而，这一切都被战争策动者用更为极端的融资方式超越了，即“特别税体制”（Kontributionssystem）。显然，这种方式应当与瓦伦斯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它实际上是由两种常规的战争融资的基本方式组合而成的：征税不再是自筹资金的唯一手段，而且还扩展到外部筹资。根据帝国的传统，安营扎寨的过境军队有权要求当地人准备住宿、照明和盐，但也会像曼斯菲尔德伯爵的雇佣兵那样要求提供伙食等——只要他们还遵守战争法。瓦伦斯坦却更加得寸进尺，不仅从其军队所驻扎的邦获得膳宿供给，无论其所属——友好、中立、陌生还是敌对，而且还要求该地缴纳现金作为其部队的军饷，就好像他是邦君似的。这种特别税发展成臭名昭著的军队融资体系，后来也被古斯塔夫·阿道夫等其他战争暴君所模仿。“以战养战”（Der Krieg ernährt den Krieg），成为一句流行的谚语。原因是：如果人们直接依靠被占领土的资源维持军队，这些资源总会有耗尽的一天，那么这就刺激人们从空间上扩大战争。事实上，最高指挥兼军事金融公司老板瓦伦斯坦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点，令人惊异。

人们立刻感受到了“特别税体制”的负面后果，知情的编年史学家则直言不讳地将其归罪于瓦伦斯坦的行为。具有代表性的《图林根编年史》（Thüringer Chronik）记录了福尔克马尔·哈佩亲身经历的、从邻近地区耳闻的事例和普遍的战争事件，其中瓦伦斯坦的名字总共出现了约24次。从一开始，哈佩便对瓦伦斯坦从尼德兰带来的士兵们做了评价——“我们这些可怜的人真是遭了殃”，并详尽地控诉“沉重的特别税”。一系列致命的暴力行为，施加在市民和农民头上，或者反过来针对骑兵和“克罗地亚人”(3)，有时候骑兵和“克罗地亚人”之间又互相施暴。骑兵和“克罗地亚人”其实没几个，可胡作非为却都记到了他们头上。评论有言：“一只狼在吃另一只狼。”有一次，瓦伦斯坦营地的管理员被打死了，原因是不断增长的住宿需求造成了特殊的冲突，因为瓦伦斯坦的雇佣兵不愿被安置在学校和公共建筑中，于是成了私人家庭的负担。这位编年史学家认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偷东西”。那时候，分赃和敲诈可不像今天听起来那样热闹。此外，哈佩呈现瓦伦斯坦的军事和政治故事时，谨慎且带有几分疏离感，这种疏离感或许源自对这样一位帝国将军的诧异。编年史学家哈佩当时正担任施瓦茨堡桑德豪森伯国（Grafschaft Schwarzburg-Sonderhausen）的枢密官，为一位帝国等级做管理工作。

人们经常指出，瓦伦斯坦大军的庞大性和有效性只有通过与帝国的一切传统决裂才能实现。宫廷里存在谨慎的保守势力，这位一步登天的波希米亚人太过激进的提议引起了他们在法律和政治上的顾虑，并想把它至少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这样一支大规模的帝国军队难道不会对整个运行顺畅的帝国体系构成挑战吗？而这种新的战争暴力形式对帝国的危害，不仅仅体现在编年史中。

一个全新的发现是，瓦伦斯坦的特别税体制破坏了整个帝国的税收制度。根据盖茨科夫勒的建议，帝国税收制度已应用于帝国大区层面，战争爆发以来一直运转良好，对拖欠税款者的司法审判甚至在战争中就已经开始了。与其他人唱衰的推测相反，专家法比安·舒尔策（Fabian Schulze）的一项最新复查显示，在南德帝国大区核准并批复下来的税费中，80％的税收债务实际已经到账，这一比例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令人瞩目的。温和的帝国税收制度至少可以解释为具有法律外形的紧急措施，却被瓦伦斯坦的特别税实践完完全全地压垮了，因为政府无法以常规的方式从民众那里获取更多税收了。事实上，“弗里德兰人”怪兽般的治军方式就好像一头大象，在高度发达的帝国体系这家瓷器店(4)里横冲直撞。

然而，德意志民族的帝国联邦制基本结构源自单个国家和大一统国家的政治层面，虽渡尽劫波、有所削弱，但在战火中始终存在且依然有效。尽管直到1640年都没有召开过帝国会议，但不能忽视的是，对各邦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机构如选帝侯大会、帝国皇家法院和帝国最高法院等高级法院，尤其是对政权至关重要的地区性大区会议（Kreistag），均能在战争期间维持运作。正是各个帝国大区，成功地在战争初期联手阻止了以“劣币危机时代”(5)（Kipperund Wipperzeit）被载入史册的钱币劣质化。瓦伦斯坦时代过后，税收控制力也得到了重塑。此外，帝国大区也拥有了戍卫邦国和平的自决权以及与其他大区结盟的权利。这样，税收成了战争税，因为邦国和平也需要军备。无论帝国大区曾经表现出或想要表现得多么地专事防御且爱好和平，它们都很容易受到战争煽动者的利用。原本寻求中立的下萨克森帝国大区就受到了丹麦国王的欺骗，被拖入了战局，让瓦伦斯坦有了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

这位对手就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Ⅳ.，1577—1648）。此人作为帝国等级拥有德意志的领土，因此也是下萨克森的行政区等级，长年爱搞阴谋诡计，且屡屡得手。成为下萨克森的行政区长官后，丹麦国王提出建立一个德意志西北欧的战争联盟，以扩大其疆土。一个战争策动者滥用行政区作为发动“丹麦下萨克森战争”的出发点，而另一个则忽视了这些行政区。只是问题在于，瓦伦斯坦是因个人的鲁莽而忽视了帝国的局势，还是他完全认不清形势？毕竟，这位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贵族来自帝国边缘地区，捷克研究者们便理所当然地将其纳入自己的文化。虽然瓦伦斯坦年轻时曾在纽伦堡阿尔特多夫大学读过几个月大学，但没有人真正知道他学的什么；有档案可查的是，他由于暴力行为被开除了学籍，只是因出身良好而得以体面地退学。瓦伦斯坦早年的军事生涯是在意大利和波希米亚为哈布斯堡邦君服务，没有机会融入维也纳宫廷、哈布斯堡和帝国行政机构间的关系网，因此也没学到什么东西。就像在很多贵族家庭中常见的那样，这位德意志波希米亚男爵、伯爵兼侯爵受到的是双语教育，也掌握了其他学者语言。但是，当人们读到他早年对帝国和皇帝的评价时（其实只看他关于皇帝的说辞就够了），人们八成会怀疑，他是否真正掌握帝国的政治语言。

作为帝国首脑，皇帝费迪南二世本应认真对待瓦伦斯坦的抱怨和恼怒，坚持让瓦伦斯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依法行事，但此时的皇帝，却完全忽视了自己的职责。在这背后，并不像人们怀疑的那样，隐藏着绝对主义的政治纲领，亦有可能是皇帝的西班牙顾问和耶稣会顾问将普世主义的王室利益及教派政治的义务置于合法的帝国政策之上。尤其是高举皇帝大旗的瓦伦斯坦大军捷报频传，驱散了费迪南二世的一切顾虑，皇帝对他的统帅睁只眼闭只眼，并让他尽管放手去做。

镜头随即转向北德，沿着瓦伦斯坦的下属阿尔德林根（Aldringen）驻防的易北河沿线北上。与丹麦国王结盟的雇佣军首领们试图向南德突围，被帝国军拦截，但曼斯菲尔德伯爵却想要证明自己，并坚持对抗。瓦伦斯坦的这位对手是雇佣兵首领中的翘楚，但更确切地说，他是制造混乱的雇佣军头目，也是一位不幸的军事先驱。他以战争为生，但和瓦伦斯坦不同，他不停变换主子并依靠主子们支付的金钱来招募和维持其迅速组建的部队。这也是以战养战，但和只忠诚于皇帝而平步青云的“弗里德兰人”(6)不同，公认的军事专家曼斯菲尔德伯爵则多方求取订单，即便一直以来只接到反哈布斯堡的订单。曼斯菲尔德伯爵先后为新教联盟、波希米亚人、普法尔茨人、尼德兰人以及下萨克森丹麦人的事业而战，他将军队拉来拉去，并作为新教将领载入史册。在这场奇特的宗教战争中，人们从不知道这位军事将领个人所属的教派，以及他和雇佣军的终极忧虑是什么。而皇帝派来的一位督察员在1629年震惊地发现，虔诚的天主教将领蒂利手下的主要职位均被新教指挥官所占据。在宗教和民族任意组合的瓦伦斯坦军队中，教派同质性问题是完全不值一提的。曼斯菲尔德伯爵作为雇佣军首领中的执牛耳者，欲在一系列军事失败和政治羞辱后重振雄风，让敌方皇帝的新宠瓦伦斯坦吃个大败仗。因此，在他最后一次前去驰援因反对皇室而再度起兵的匈牙利西本彪根贵族贝特伦·加博尔途中，他袭击了瓦伦斯坦的易北河封锁处，却遭遇了一次毁灭性的惨败。1626年4月25日，瓦伦斯坦在“德绍易北河桥战役”（Schlacht an der Dessauer Elbbrücke）中取得胜利，这是帝国军的首场大捷，同时也意味着战略性的大型战争企业(7)模式凭借其更强的暴力潜质，超越了小型战争企业模式。而曼斯菲尔德伯爵则被瓦伦斯坦追击，带着其残部到达了贝特伦处，不久后便死去了。此时，胜利者瓦伦斯坦则通过几场微不足道的小战斗和强大的潜在威胁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和平。

在蒂利率领的天主教同盟军队的协同下，瓦伦斯坦再度挺进北方，而这一次则更加彻底。德绍战役同年，蒂利大军穿过瓦伦斯坦的营地，挥师西进，对阵丹麦联军，并将胜利收入囊中，巴伦山麓的卢特(8)［Lutter am Barenberge，地理小贴士：位于希尔德斯海姆市（Hildesheim）之东南，萨尔茨吉特市（Salzgitter）之西南］战场被载入战争纪念册。在当代，卢特名气不算大，但这场胜利已足够以此来命名战役了。瓦伦斯坦和他的部将如帕彭海姆（Gottfried Heinrich Graf zu Pappenheim，1594—1632）、阿尔德林根（Johann Reichsgraf von Aldringen，1588—1634）、阿尼姆（Hans Georg von Arnim-Boitzenburg，1583—1641）等以及他的盟友们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功，几乎将整个德意志北部收于皇权之下。丹麦国王被驱逐出大陆，撤回日德兰半岛（Jütland），他的德意志盟友则不得不为此买单。瓦伦斯坦在就任弗里德兰和萨根公爵后，又被心怀感激的皇帝擢升为梅克伦堡公爵。但是，对于皇帝的盟友来说，这样做太过分了。迄今为止，皇帝变更选帝侯头衔或封赏土地总是从本朝的敌对阵营中指定，如1547年将韦廷王朝恩斯特支系的选帝侯头衔转封给阿尔布雷希特支系，1624年将普法尔茨的选帝侯头衔转封给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王室，此番却要将一个世代流传的古老王室废黜，只是为了给一位不久前才被提拔为波希米亚公爵的将军予以补偿——不是通过清偿债务的方式，而是给了他一块帝国的土地。梅克伦堡两公爵由于与丹麦身处同一阵营，被唾弃为叛徒，从而被赶出家乡，不得不生活“在痛苦”中，而哈佩的编年史则认为，对于帝国贵族来说，梅克伦堡两公爵的命运是闻所未闻、令人愤慨的。

瓦伦斯坦却开始认真对待邦君的新任务，并适应了他在居斯特罗（Güstrow）的官邸。作为帝国军队所有兵种的总司令，他给自己补上了还缺少的海军将军的头衔，即一个巴洛克式的臃肿头衔——“大洋和波罗的海海军上将”（General des Ozeanischen und Baltischen Meeres）。这对于没有舰船的波罗的海沿岸邦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应当意味着什么，瓦伦斯坦曾有过各种各样的计划和考虑，但均未付诸实践。汉萨城市表示拒绝与之为伍，瓦伦斯坦被迫放弃围攻港口城市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这些情况令他认识到，只有步兵和骑兵的他仿佛是一只没下过水的旱鸭子。这也意味着，如果不把丹麦国王引诱出他的“水上岛屿”，瓦伦斯坦就无法完全战胜他。这种持续存在的危险也解释了为何要签署那份出人意料的、温和的和平协议。多亏了瓦伦斯坦，皇帝看到自己的权力扩展到几乎整个德意志北部，他的胜利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在海战方面，丹麦国王是优势方，实力不容小觑。由于尚有欧洲其他纠纷的威胁，这一局只能以平局告终，从本质上而言，情况恢复到了战前状态。这份由皇帝与丹麦国王于1629年签订的《吕贝克和约》（der Friede von Lübeck）(9)中止了德意志境内的战争，赐予了帝国超过一年的和平休整期。

军队的固定化和国有化

在这段时间里，瓦伦斯坦这位职业的战争策动者到底做了什么？他那爱刨根问底的首席传记作家戈洛·曼（Golo Mann）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问题本身。因为瓦伦斯坦虽把其时间精力用在他梅克伦堡公爵的新爵位上，但他在不打仗的情况下依然担任帝国军队的总司令。不过，在听不到反帝国的雇佣军首领的消息后，他实际上无事可做了。面对这个矛盾的局面，戈洛·曼意味深长地指出：“于是，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瓦伦斯坦是一位没有敌人的指挥官，是一位和平将军。”他在本阵营内的对手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从而抓到了摆脱他的机会。“这个人已经完成了他的职责，他可以走了。”正如席勒的名言所说。而个中真意则两度在瓦伦斯坦身上应验。

在复出之前，瓦伦斯坦为期一年半没有战争的将军生涯是军事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过去，没有战事时不再需要成本高昂的部队，人们会立刻将其遣散，而现在，一支如此量级的部队在和平时期还暂时保留着。对于此后在和平年代依然维持运行的常备军而言，这实际上是第一次试水。不过，这只是具有未来潜力的一步，后面必须跟着另一步。因为就其发展史而言，这种将半私人军队固定化的萌芽，只有与军事力量国有化联系起来才具有意义。这才是瓦伦斯坦在他第二个统帅任期中应火速解决的问题。

在瓦伦斯坦的第一个统帅任期结束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后面还有第二次，相较之下，第一个任期的结束不那么富有戏剧性。“弗里德兰人”的壮大对某些人构成威胁，其他人则认为签订《吕贝克和约》的结局太过示弱，瓦伦斯坦大军表现出的异国或异邦人的粗俗鲁莽令所有皇室以外的人瞠目结舌。帝国等级和行政区等级早就对此心生怨怼，想要设法补救。在1630年雷根斯堡的选帝侯大会上，皇帝不得不为了其王朝的政治目标争取各方的亲善，于是情况一发不可收拾：帝国的最高代表们跨教派联手，尤其是皇帝的天主教盟友、天主教同盟领导人马克西米利安等人，要求解除瓦伦斯坦的军权。其实，皇帝并没有对瓦伦斯坦不满的理由，反而将自己帝国权力的扩张归功于他，但是，为了重建皇帝和帝国诸侯之间的均势，朝廷屈服了。皇帝派遣了两位经验丰富的使节去瓦伦斯坦处，将充满外交辞令的解雇令传达给他。瓦伦斯坦不动声色地面对并接受了这个消息，无论是当时还是今天，这一点总是令人叹服。好在瓦伦斯坦拥有的一切即帝国等级的财产和头衔均保持不变，也包括那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梅克伦堡公爵头衔，毕竟，转封爵位一事曾让巴伐利亚选帝侯和其他为废黜瓦伦斯坦而四处奔走的人十分不快。瓦伦斯坦此前也已经萌生了从军中引退的想法，从而全身心地致力于邦君的职责，在其位，谋其政。

那军队怎么办呢？这或许真的是皇帝的机会，即把这个在短期和平中保留下来的军队国有化，并真正将其纳入自己的世袭领地或帝国军队管理体系中。但发生了什么呢？瓦伦斯坦的死对头马克西米利安想取而代之，未遂后则达成妥协，由天主教同盟军主帅蒂利伯爵兼任帝国军队（或者说解散后残余的四分之一部分）的总司令。军队的固定化被放弃了，帝国首脑也没有利用好这次国有化的机会。不管一支国有的常备帝国军会为日后的发展带来什么，这个结果是一切可能性中最糟糕的一种。

在瓦伦斯坦的第二个统帅任期内，情况又有所不同。1632—1634年的新一轮回合中，起初有些情况似乎在重复过往。天主教同盟无法独自应付来自外部即瑞典国王的干预（见第四章），瑞典人大举进攻帝国，唯有重新召回久经考验的军事奇才和战争组织者瓦伦斯坦。这次，他完全让人求他出山，并最终将最高指挥权转化成“绝对形式”（absolutissima forma），无论这意味着什么，他最终建立了一支新军，阻止了入侵。吕岑战役（Schlacht von Lützen）中，即使瓦伦斯坦没能完全扭转局势而令朝廷失望，但瑞典侵略者之死也遏制了其侵略的势头。“弗里德兰人”的试探性谈判未得到完全授权（见第五章），其部将在比尔森的宣誓效忠令人误解，这一切使得瓦伦斯坦背叛和谋反的谣言甚嚣尘上。无人知晓瓦伦斯坦的目标以及朝廷的行为，这给研究界留下了诸多未解之谜。在瓦伦斯坦缺席的情况下，临时即决审判庭对他进行了审判，皇帝宣布罢黜并逮捕他，“要么抓住后杀死，要么生擒活捉”。军队中有一部分向皇帝投诚，他们认为，死人更加保险，于是在1634年2月24日或25日杀死了瓦伦斯坦。鲜血淋漓的杀戮场景发生在被认为安全的埃格尔：忠诚的军官们被杀死在晚宴上，瓦伦斯坦则被刺杀在卧室里。战争债务此刻被一笔勾销，被革出社会之人的财产被罚没充公，朝廷及其委托人占尽好处。尤其是军队被保留了下来，由背叛瓦伦斯坦、投靠朝廷者担任总指挥，先是瓦伦斯坦的副手加拉斯（Gallas，1588—1647），战争结束时由皮克罗米尼（Piccolomini，1599—1656）控制并组织部队归顺帝国。此外，皇帝的儿子兼日后的继承人、已是匈牙利国王的费迪南大公（Erzherzog Ferdinand）亲自接管大军，并在1635年取胜的诺德林根战役（Schlacht von Nördlingen）中担任了具体的最高指挥工作，并在加拉斯的建议下，凭借这场胜利圆满完成了哈布斯堡王室将瓦伦斯坦大军据为己有的目标。那么，谋杀瓦伦斯坦的动机和目标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与其研究瓦伦斯坦，倒不如研究朝廷或军中背叛者的阴谋，这样更容易解答“对谁有利”这个问题：谋杀瓦伦斯坦的性命对谁有好处？因此，是不是瓦伦斯坦之死的受益者导致了他的死亡？

当然，在为自证清白而将谋反的谣言强加在这位“弗里德兰人”头上的出版物中，不可能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但是，仍然有强大的证据证明朝廷的实际动机。人们在档案中找到了一份庄园总管家列支敦士登的贡达卡（Gundackar von Liechtenstein，1580—1658）于1634年1月11日呈给皇帝的奏疏，奏疏措辞清晰地向皇帝介绍情况是怎样的、会发生什么。贡达卡认为，当前的问题在于总司令“不听话”，总的来说，“大型部队依附于他而并不依附于皇帝陛下”。为了斩草除根，重塑皇帝的权威，从而将军队、军官的支配权以及“特别税和查抄充公的进项”攥在自己手里，人们必须摆脱总司令。不过，瓦伦斯坦不可能自愿挂印，皇帝应秘密将一些人员吸纳进自己的阵营，在顾问三人小组中给该案件定罪，然后，由于危险已临近，应采取极端手段，取瓦伦斯坦的性命。真实发生的情况与上述完全一致。铁证如山，这证实了从军事、政治和财政上接管军队是皇帝的根本目标。

军事上对自己的主子不够顺从最终成了瓦伦斯坦被刺的诱因。皇帝曾多次请求瓦伦斯坦出兵参加某些行动，最近的一次是让他增援被围困的雷根斯堡，但他均未理睬。在指出占领波希米亚“冬季营地”对保住军队的必要性的情况下，瓦伦斯坦也没有或只带了一半兵力前去帮忙。鉴于瓦伦斯坦特殊的半个体户地位和合同规定好的特权，人们是否可以把他的种种行为真正称为“抗命”，还有待商榷。但是，在维也纳，帝国军队越来越脱离皇帝的支配，明显使扼制这一发展趋势、并最终将其逆转过来的决定渐渐成熟。保留至今的军队也应当国有化。虔诚的皇帝知道自己欠瓦伦斯坦的，传说费迪南为了救赎那死去的灵魂，命人做了无数场弥撒。这一奇特的传说或许可以理解为费迪南对出于政治投机而给瓦伦斯坦判死刑的冤假错案的补偿。这与贡达卡的报告相符合：极端邪恶也需要极端的手段，即“为维持现状”，谋杀统帅是一种国家利益至上的行为。

瓦伦斯坦之死，使军队与奥地利世袭君主国的最高军事机构——皇室军务署（Hofkriegsrat）的行政联系得以加强。研究人员奥斯克·雷克勒（Oskar Regele）强调了瓦伦斯坦独特的地位，他的部队是“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军”，因此瓦伦斯坦提出的装备要求和皇帝意志的实施，均不得不由特地赶来的皇室军务署官员按规矩协商。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瓦伦斯坦军队中有几个久经考验的军团被保留了下来，专家雷克勒把该军队的保留视为“奥地利常备军的基础”——没错，这的确是“奥地利军队的真正起源”。在此过程中，皇室军务署以及负责为军队融资的皇室财政署（Hofkammer）的地位和组织部署力均得以提升；两者均发展成为国家机关，在和平年代依然有序运转。

米夏埃尔·霍赫特林格（Michael Hochedlinger）将威斯特伐利亚之后的奥地利重新解读为军事上被低估的现代强权国家，这一点引起了广泛讨论。他将已成为永久国家暴力的“常备军”（standing army）视作哈布斯堡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决定性因素，并认为，对外无往不利的瓦伦斯坦或因自己的军队而成为这场“建构国家之战”的内政症结。瓦伦斯坦本人被铲除后，他的军队反而成了奥地利国家内部建设的遗产。

常备军

——战争的风险或和平的机会

三十年战争不仅为战争英雄们赢得了“战争的战争”的专属名号，而且也为战争与和平的理论作出了贡献。后来涌现出一位因土耳其战争而成名的常胜将军，名叫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Raimund Montecuccoli，1609—1680），来自意大利，因而也多用意大利语写作。他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为皇帝效力，是可考的最早的近代军事科学家之一。1639年，身为上校兼伯爵的他光荣被俘，进了瑞典人的监狱，直到双方互换军官，他都被关在什切青（Stettin），并利用这段时间写成了宏大的著作《战争条约》（Trattato della guerra）。这本有关战争事务的著作，结构颇为体系化，此后大量相关著作和报告纷至沓来。此书旁征博引，引用了诸多先贤榜样和至理格言，从古希腊罗马教育宝库到当时正在进行或者刚结束的战争经验。书中也出现了一些经典的、同样适用于古今雇佣兵部队的至理格言，比如在战争中，钱是“最关键的东西”（nervus rerum），并在后文中指出，打仗需要三样东西，它们是：钱，钱，还是钱。在书中，人们也能在有关如何对待阴谋的章节中辨认出瓦伦斯坦的影子。但最重要的是，有关常备军的讨论从这里开始，即始于三十年战争正式结束前。在关于军备的章节中，作者谈道，军队最好要在应战之前就集合好，而不是在急需时匆忙招募，这样招来的兵源质量不够好。就缔结和约时解散军队的问题，蒙特库科利先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七年就提出，人们不应当遣散所有士兵，而必须保留部分战士，以便在紧急情况下有可靠的指挥官和士兵作为核心人员以供调遣。比如，一个连队的人数可以减半，但“军团的构架”，也就是它的军事基础设施，应当在战争过后继续存在。“一支常备军确保了国家的存在”，这句话在当时显得与众不同，这里的“常备”意味着保留一定数量的人员，在紧急状况下可以重新填充，且“军事科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均不致荒废”。事情的进展确实如此，原因之一在于这位顾问兼负责人在朝廷的职位一直在提升。而就军事科学而言，此书也对军队的国有化进行了重新界定。沃尔夫冈·E. J. 韦伯发掘出了一本至今在政治学界不太受重视的著作，作者是约翰·尼古劳斯·弗拉米策尔（Johann Nicolaus Flämizer），书中明确支持民事管理部门采用“政治军事管理”，以便为政治家和国家公务员提供必备的军事知识。

在“战争的战争”的大背景下，人们可以看到国家暴力组织的全盘制度化，而战争背景也助推了其产生和长期化。一方面，自瓦伦斯坦及其继任者以来，军队暴力覆盖了整个平民世界，战争年代的幸存者对军队习以为常，这就使得人们对军队的永久存在有较高的接受度；还有那些只要不从事农民或市民的职业就无所事事、到处抢劫的雇佣兵，将这些人打包进受管制的军事单位中后，人们发觉他们不过是小恶而已。不过，过渡到常备军的决定性原因则来自安全政策方面，即常备军可以使人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防御糟糕的情况。蒙特库科利将这一点作为从三十年战争中汲取的教训呈现出来，尽管常备军花费不小，但他还是在缔结和约后为此奔走。蒙特库科利直接从战争经验中得出的最新结论带有一定的偏见，逐字翻译过来是：“对一个国家的安定存续而言，最安全的保证是随时准备好作战的军队，尤其是坚持保有年长稳重、长期训练且久经考验的士兵，而非匆忙招募未经考验的新兵蛋子。如果人们回想起不久前德意志土地上出现的破坏、损毁、纵火、勒索、暴力和抢掠行为，敌人的毫无节制和毫无人性在短短数月甚至几天、几小时内就吞噬和灭绝了一切，而这些被毁的东西足够用来供养一支足以阻止这一切的军队好几年，那么，供养军队也就不困难了。”

眼下处于战争的最后阶段了。皇帝和他的帝国在某种程度上站在了一致反对外国占领势力的阵线上，但苦于军事力量太弱。而为了更好的未来，蒙特库科利想到了一个混合体系，即由固定征募的雇佣兵群体和招募邦国儿童的民兵团体组成，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到常备军维护和平的一面。在蒙特库科利的基础建构设计中，可少不了这句经典名言：“欲求和平，不忘备战。”其原因是，已有的常备军并非为了战争而武装，但它也能够阻止战争的爆发，因为没有人敢轻易挑战这样一位武装到位的对手。三十年战争开始时，蒙特库科利才9岁，他从自身经验出发，还没能想到战争的爆发本身便是一个具有警示意味的反例；同时，他联想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又不合时宜地结束的瓦伦斯坦的首个统帅任期：那时候，由于德意志只有部分地区武装起来，才让瑞典人有机可乘。

当然，三十年战争时人们曾短期试验过在和平年代保留常备军，不过，在后来的历史中，这一做法被证明是一把双刃剑。诚然，一个时刻备战、装备精良的国家可以通过威慑潜在对手来预防战争，但是，在几个同样强大的国家之间，常备军可能会招致彼此不断的实力较量。没错，常备军往往只是一种尝试，最终人们还是会动用军队，策动战争。18世纪最大的战争策动者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Ⅱ.，1712—1786），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支规模过大的常备军，并凭借此军发动战争——这是一个最令人瞩目的例子。弗里德里希大王的臣民、柯尼斯堡（Königsberg）的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要求废除这些军队作为建立“永恒和平”的条件，当然他没有提到国王的名字。虽然这只道出了一半真相，但它仍然是自三十年战争以来这种军事形式的早期执行者和歌颂者的历史对立面。常备军既有触发战争的一面，也有带来和平的一面。结果到底如何，取决于时代的结构和掌握军权的大人物。

根据某种军事历史发展论点，如果只是统治者取代了被撵走的雇佣兵头子，未将部队国有化而是大肆颂扬之，那么会在作出战争还是和平的决策时，为君主的独断专权和他国利益的入侵大开方便之门，从而威胁和平，正如两位好战皇帝所展现出的宗教和普世主义利益那样。在此前已讨论过多次的“近代早期的动荡”（Friedlosigkeit der Frühen Neuzeit）的解释模型中，军事领域是一个尚不完善但穷兵黩武的国家的弱点之一。国有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长期在安全政策方面显示出破坏稳定的制度化缺陷。这个使“战争的战争”成为可能的、两次超过一般限度的暴力组织最终以常备军的形式，在和平史上留下了一份相当矛盾的军事遗产。这份遗产并不能完全概括瓦伦斯坦的一生，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1. 德语中亦称Heerbann。神圣罗马帝国在《帝国战争组织法》中规定，领主在战争爆发时有权征召一切有作战能力的自由地主参加帝国战争。——译者注

2. 通常简称为Ernst von Mansfeld，三十年战争初期重要的雇佣军将领，处于反哈布斯堡王朝及其盟友的阵营。——译者注

3. 也称克罗地亚骑兵，指三十年战争期间出现的非正规轻骑兵部队，主要由来自东欧和东南欧的雇佣兵组建。——译者注

4. 此处用了德语习语“瓷器店里的大象”（Elefant im Porzellanladen），意为举止笨拙鲁莽。——译者注

5. 指17世纪和18世纪，有人非法削减钱币边缘以减轻硬币分量，用剪下的金属再制造新的硬币，或者掺入更多的铜以降低钱币价值。用劣质货币交易后产生了连锁反应，导致货币系统崩溃。——译者注

6. 指瓦伦斯坦，下同。——译者注

7. 作者将雇佣军比作战争企业。——译者注

8. 位于下萨克森哥斯拉地区的市镇，这里的战役即“卢特战役”（Battle of Lutter），发生于1626年8月27日。——译者注

9. 《吕贝克和约》约定，丹麦国王放弃在帝国境内的宗教和军事职权，保证不再干涉帝国内部事务；帝国将日德兰半岛、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的丹麦王室领地归还，不要求任何赔偿。参见孙立新：《德国通史·第二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90页。——译者注

第四章　古斯塔夫·阿道夫

——新教媒体国的哥特移民

瑞典人的职业（三折页系列传单的中页1631/1632年）

古斯塔夫·阿道夫乘坐凯旋车驶入帝国。这辆车由德意志诸侯推动，上帝之手用绳子牵引着它。三张图片中，右侧的新教教会均在寻求援助；神鸟叼着统帅之帽穿过，为英雄指出进入“罗马帝国”的道路，最后则通向皇帝的御座。这显然是一场将统治者的教派任命和帝国委任结合起来的宣传。

战争暴力也不得不暂停一下。当这场“战争的战争”在1630年进入“大暂停”阶段时，人们或许应当想到，这可能是一次立刻完全停止战争的好机会。连战神瓦伦斯坦也曾相信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并很高兴能够过上条件优渥的退休生活。雷根斯堡的选帝侯大会已经在裁减军备，并提醒皇帝依照宪法对外国的武装冒险活动进行限制。在与丹麦缔结和约后，德意志北部的战斗渐渐停止，遥远的意大利也走上了调解之路，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全面和平的方向发展。

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令人非常震惊的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于1630年7月在波罗的海沿岸登陆，从此时到他战死的仅仅两年内，他给肆虐12年后即将偃旗息鼓的战争注入了大量新的侵略动力，使之最终成为一场绵延三十年的战争，并将两大帝国——德意志帝国以及瑞典帝国带到了深渊的边缘。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又为了什么呢？这是历史学界一个长期以来争执不下的谜题，它从未真正被解决，却有很多答案浮现。瑞典研究人员斯文克尔·奥瑞德森（Sverker Oredsson）在一项大型研究中收集了近200年里不少于11种解释模型，每种模型均各有众多论据支持，但也有不少论据反对。其中，三个领域的解释尤为清晰明了，即宗教领域、政治领域以及新发现的第三领域，而第三领域可能会带来最令人惊讶的答案。

机会造就宗教战士

——图像的力量

1629年，皇帝费迪南二世相信，他已经赢得了战争，且放肆地命人废除几项针对新教帝国等级的规定。他的宗教顾问劝说他，眼下是在教派之间拿出“皇帝的乾纲独断”作决定的时机，这当然是在天主教意义上。因为《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没有完整地规定好一点，即帝国等级及其附庸的宗教领地的所有权。受采邑主教和帝国修道院院长统治的所谓的宗教国家，有落入新教之手的危险，它们会怎么样呢？而那些建立在教会等级制度上的天主教教派反对什么？邦君最基本的享有“教派决定权”的例外规定有必要通过附加条款和反附加条款确定下来，但围绕“教会保留”(1)（geistlicher Vorbehalt）条款的阐释，此后又爆发了精彩的争吵。新教诸侯有权事后获得原有的教会财产，但尚不清楚如果人们在新教意义上要求法律改革（Jus reformandi），其所有权将来是否有效。新教帝国等级将其视为“教派决定权”理所当然的附属品（因为若非如此，他们该如何在邦内建立统一的教会事业呢），但天主教等级可不这么看。这一问题在实践中何去何从，取决于个案以及时代的情况。

各教派阵营之间进行的帝国等级“聚合”谈判被战争碾压后，皇帝认为，他能够凭一己之力达成此事，于是颁布了《归还敕令》(2)（Restitutionsedikt）。他在对现存有效宪法错误认识的情况下，努力想要在天主教意义上扭转《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签订以来发生的实际教派发展。该敕令虽然并未触及《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本身，但却是以皇帝对不同阐释作出裁定的姿态呈现的，对帝国枢密法院和各帝国机构具有约束力，并派遣全权代表立刻实施。该敕令涉及马格德堡和不莱梅的大主教管辖区、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等德意志西北部的主教管辖区和另外10个从新教还俗的小主教管辖区，以及500个主要位于德意志西南的前修道院。此时，原来的合法管理者已进入以上辖区数十年，现在竟没有足够的修道士进行管理，而是由耶稣会士越俎代庖干预事务——这变成了对帝国内新教势力的挑衅。帝国等级的抗议如冰雹般密集地袭来，天主教诸侯也表达了抗议，如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他一开始曾表示赞同，但当他看到这一敕令在有利于皇权的情况下是多么严重地损害了帝国等级的权利时，便联合其新教同僚在雷根斯堡选帝侯会议上提请皇帝“重新考虑”这一危害帝国和平的举措。尽管宗教和平本身毋庸置疑，但其黩武的阐释方式并不妥当，且其修订方法引发了公开讨论，皇帝的失策及其后果则引起了很大的恐慌，令德意志的新教徒陷入了生存恐慌。

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赋予此事特殊的爆发力。恰是在这一危急情况下，又在宗教改革纪念庆典后，战争初期出现了另一次对教派认同更重要的周年庆典：《奥格斯堡信纲》（Confessio Augustana）诞生100周年。这份在1530年奥格斯堡帝国会议上宣读的《奥格斯堡信纲》最初怀着一体化的意图，已成为自宗教和平以来路德教信徒或“奥格斯堡亲属教派”基本的信仰声明书，受到帝国法律承认，因此，这一年也是新教教派成立的周年纪念，而新教教派现下在帝国内的地位似乎颇为尴尬。最早一批心怀恨意的（天主教）神父认为，至今没有哪种异端邪说能够幸存超过100年，并在宣传小册子中威胁要毁坏新教教徒“珍宝”中的珍宝。新教和改革宗方面已有人在考虑，最好取消在此情境下更具挑衅性的周年庆活动，但后来，在萨克森选帝侯国的提议下，变成以强调防御的形式进行纪念。一份周年庆传单形象地记录了纪念的方式：路德在一众历史上信仰新教的诸侯面前，将福音教之光照向圣坛；萨克森选帝侯则从圣坛的另一侧举起《奥格斯堡信纲》，面对一直在上空盘旋的帝国雄鹰。帝国雄鹰用月桂装饰的帝王权杖笃定地触摸了信纲，用羽毛为它遮挡了圣坛上刮起的风暴。鉴于1629年的《归还敕令》，思想之父们此时的愿望或许是，用形象的方式为保护身处险境之中的、受帝国法律承认的新教教派发声。另有传单满怀希望地押韵道：“上帝经常/帮意外的忙”。很多人呼唤救赎或者救星，并把他引用过来。而他，来了。

古斯塔夫·阿道夫显然是精心策划的，于1630年7月6日准时在信纲周年庆之际在波罗的海沿岸登陆，并为新教宣传提供了“救世主”，也给德意志带来了又一个20年的战争。事实上，施特拉尔松德的一份报纸用旧福音教纪年法报道了这一新闻，即“瑞典国王陛下在圣约翰日(3)（der Tag Johannis）抵达吕根岛（Rügen）附近的陆地，因为人们要在那一天庆祝周年纪念”。为欢庆这个“令人愉快的消息”，施特拉尔松德人唱起了《赞美颂》（Te Deum）(4)。虽然没有人知道“陛下的计划”是什么，但如果人们广而告之并用一系列传单强调他们在对《奥格斯堡信纲》进行必要的保护，情况又会如何呢？

人们在1617年举行首次宗教改革周年庆典时就已经观察到了传单战（Flugblattkrieg）的存在，它伴随着整场“战争的战争”，并主要通过单面印刷品对其进行评论。这种宗教改革时期所特有的、配有解释性短文的图像媒介在100年之后得到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运用，以前用木版画，现在是铜版画和蚀刻画。时至今日，这种独一无二的、形象生动的传统形式密度大、力量强，使得这场战争始终保持着“近代早期最著名的战争”的地位。但是，这些图片对战争英雄及其动机进行了虚假或片面的宣传并维持其生命力，从而形成一种诱导力，至今依然影响着人们的历史感知。

在某种程度上，传单战就是人和人的战争。英雄和反英雄构成了与人相关的战争图片评论的基本形式。许多统治者和高级军官出现在画面中，而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形象则令其他所有人黯然失色：在某种类型的图片中，常胜将军们位于螺旋形排列的成功轨道的中央，周围环绕着奖牌状的插图，插图上画着被他征服的地方，其中，古斯塔夫·阿道夫以远超100枚奖牌的骄人战绩成为最高纪录保持者。

若是人们问及战争传播学潜在的解释模式，那么，这些图片遵循的最主要模式是宗教故事。随着古斯塔夫·阿道夫在1630年左右参战，图片宣传达到了顶点。如一幅名叫《瑞典人拯救基督教会》的传单，上面画着雄狮古斯塔夫·阿道夫从船上跳上岸，斩下教皇九头蛇的头颅，解放了由九头蛇看守的喻指新教教会的地盘。接着，在上帝之意的光芒照耀下，古斯塔夫·阿道夫骑行在支持《奥格斯堡信纲》大军之首——显然，上帝之手牵引着绳子。虽然一群天主教神职人员用风箱、干草叉和其他器具试图熄灭新教之光，但这位基督教信仰英雄则将新教之光放在《奥格斯堡信纲》的烛台之上，穿过“神父小巷”（Pfaffengasse）(5)，即人们所说的有众多采邑主管教区的莱茵河地带，追捕天主教教士和僧侣。虽然两个末日的庞然大物——罗马龙和耶稣会公羊（即对“抵抗耶稣”这一名称的挑衅性的形象说明），令人对奥格斯堡的毁灭忧心忡忡，但是，“屠龙者”古斯塔夫·阿道夫解放了这座帝国城市并随之解放了整个新教世界。绘图者通过将瑞典国王与《旧约》里的摩西(6)或基甸(7)相提并论，证明了他是上帝派来的救世主，并随时有可能要求开始一场“圣战”。

在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圣像化等一些特别明显的案例中，政治宗教上的优先，或许增强了人们对瑞典国王的接受度，而瑞典国王却并非帝国诸侯叫来的，事实上，诸侯们也不愿意他存在于帝国之内。现下，诸侯们因新一轮的教派传单进攻战，面临着加入传单战的公众压力。周年庆典对于战争的爆发具有一定的煽动性，今天，人们也会研究它对其他战争产生的影响；此外，两度回溯宗教改革的历史有利于人们利用宗教解释战争。出于以上原因，这场冲突往往被整体性地视为宗教战争，这也是这场战争作为宗教战争流传至今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也有可能是以下情况：人们自19世纪以来努力搜集并反复再版、重印这些图片，盲目相信这些图片的威力——这一幕，自图片宣传出现在战争舞台之日起就反复上演着。

将三十年战争解读为宗教战争自有其局限性。若是这样解读恰好合适，那么教派对立应在三十年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不过，其间常常被忽视的是，1630—1632年围绕古斯塔夫·阿道夫发生了一段故事，这段时间似乎是各宗教和政治阵营真正彼此契合的唯一一段时期。但似乎一切仅此而已。为了制约这一普世强国(8)，法国从一开始就支持并资助了瑞典人的干预，而且，就好像这还不够似的，教皇也插了一脚。一位研究梵蒂冈秘密档案的专家发现，亲法的乌尔班八世统治下的罗马教廷将罗马方面正式劝阻法国与瑞典结盟的日期往前篡改并操纵了文档，以掩饰他们一开始就间接支持瑞典的真相。当然，只支持天主教大国对抗新教的官方计划并不会给和平带来更多助力。

政治和大哥特普世主义候选人

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宣战书并未援引教派方面的论据，而是从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陈述理由。宣战书声称，为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一系列挑衅和侵犯，瑞典必须重视自身安全并进行自我防御。宣战书的撰稿人是饱学之士约翰·阿德勒·萨尔维乌斯（Johann Adler Salvius），就像那个时代所有的宣战书那样，他在文中始终遵循“正义之战”的说辞，且在瑞典史书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防御性的安全利益框架。为了保卫斯德哥尔摩的安全，眼下占领德意志的波罗的海邦国显然是一次极端的前瞻性防御。饱受争议的波罗的海帝国舰队则从未达到瑞典舰队规模的四分之一，它的创建也根本不是针对瑞典，而是针对背叛帝国的尼德兰。不过，如果涉及“波罗的海的统治权”（dominium maris Baltici），那么瑞典人在德意志的攻城略地之举则并不是一场防御战争，而是一场扩张战争。事实上，从瑞典占领芬兰开始，古斯塔夫·阿道夫已经一个港口接一个港口地占领了波罗的海海岸线，将港口税收纳入瑞典人的战争账户。瑞典人在相继占领多恩岛（Düna）(9)、默默尔（Memel）(10)、维斯瓦（Weichsel）(11)之后站在了奥德河畔（die Oder），也就此站在了德意志民族的帝国领土上。此外，古斯塔夫二世已盘算过干预德意志与丹麦的竞争，顺带保卫施特拉尔松德。但最终，他挺进奥格斯堡和慕尼黑，并敦促瑞士人加入他的行列。显然，这不再只是关涉波罗的海的利益了，而是欲将皇城维也纳也即阿尔卑斯山口纳入其势力范围。所以，这不仅仅是关涉民族利益政策的问题。

政策亦自有其理念，如哥特主义（Gotizismus）。瑞典人将自己视为民族大迁徙时代的哥特民族的正统后代，认为自己有能力延续哥特人撼动罗马帝国的伟大功业。这绝不是形形色色的文学虚构。其中最有名的是16世纪时约翰·马格努斯（Johann Magnus，1488—1544）(12)撰写的哥特人史，这是一份政治纲领。瑞典国王也是哥特人国王，统治者的计数要追溯到哥特统治者，以建构其连续性。在接手政府时，古斯塔夫·阿道夫就已经以哥特人国王的身份登基，并宣布，哥特人尚未征服全世界，是为了给瑞典人留下一些事情可做。在试航时沉没的国王旗舰如今高高在上、供人参观，上面的形象装饰以清楚明了的象征意义，将瑞典狮子与一系列罗马皇帝和哥特勇士融为一体。在起航驶向德国之前，古斯塔夫二世向瑞典贵族起誓，必以其哥特祖先的征服战争为榜样。

当然，一位公开宣称自己是大哥特主义者的瑞典人没那么容易到达德意志，但一系列证据和迹象表明，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其漫长一生中曾经追求过“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对此，我们能在系列传单上看到一个特别直观且有说服力的例子。这些传单读起来就像一个图片故事三部曲，讲述瑞典干预的动机、合法性和目标。在第一幅图片中，背景是“瑞典国王”缔结和约，与“波兰国王”告别(13)，目的是转向帝国。国王们站在一座山的前面，它象征性地隔开了波兰战场和新的行动空间。在新空间的背景中，用帝国之鹰装饰城门的“罗马帝国”的剪影清晰可辨。一切指引国王向前：一个伸出双臂的天使，在路边乞求地挥手的“基督教教会”的形象，从云端伸出来的先知之手，乃至整个图像展现出的艺术意图——将古斯塔夫·阿道夫在1629年与波兰停战时确立的优先干预帝国的决定可视化了。

那么在下一张图片上，一架凯旋战车载着身披骑士铠甲的国王滚滚驶向近在眼前的帝国象征，在城堡坐落的山上，人们能看到象征皇帝和选帝侯的图形。“遭驱逐的诸侯们”推动政治战车，乞讨的教会虽被蒙上嘴巴，但依然坚持教派阐释，而上帝之手则用一根长长的木偶绳牵引拉车的役畜穿过帝国的城门。

在变化多端的续篇中，人们可以看到英雄已经抵达。走进帝国大厅，大厅的正面墙壁装饰有帝国雄鹰，侧面墙壁上画着一群选帝侯簇拥着皇帝和德意志领土的徽章旗帜，令人联想到帝国会议。蒂利无法阻止由教会和天使引领的瑞典国王进入帝国。抢劫、谋杀和施暴的场面直观地再现了纲领中“罗马帝国内民不聊生的状态”，并让人们认识到，这里不仅渴求一位教派政治家，而且欢迎一位整顿秩序的政治家。

这几帧连续的图片里却有一个看似被缩小印刷却又被小心翼翼坚持下来的噱头。在波兰战场上空飞翔着一只鹰，它叼着一顶帽子，跟在国王后面——这是在影射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Titus Livius，公元前59年至公元17年）(14)书中的一则逸事，可能将此与瑞典人的战争逸事联系到一起。在李维的笔下，一只秃鹫从统帅塔奎尼乌斯·布里斯库斯（Tarquinius Priscus）(15)头上叼走了统帅之帽，又给他重新戴上，从而预言他未来会坐上罗马国王的大位。在这套近代早期传单的第一幅图中，鸟儿似乎在给瑞典国王送帽子；但在第二幅图中，鸟儿已经扑棱着翅膀飞在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凯旋战车的前面，为他指明通往“罗马帝国”的道路；而在第三幅图上，当古斯塔夫·阿道夫踏入帝国大厅时，鸟儿则已然目标明确地飞向了皇帝的宝座。在其他所有的暗喻性纹饰中，这一文本中的细节暗示透露了那个时代不允许公开言明的内容，即古斯塔夫·阿道夫对帝位的追求。传单宣传几乎仅以教派赋予的天意为目标，并对瑞典文献中的普世君主制的目标缄口不言，此时，这套系列图片暗示了一种新教皇权意义上的平衡。于是，人们印刷了原始传单，目的是抵抗“错误的妄想”，即瑞典皇帝陛下“不具有德意志的血统和出身”，因此“罗马帝国及其领土上的事情与他无关”。鉴于欧洲上层贵族间的联姻，我们并不难找到证据，以证明古斯塔夫·阿道夫从亲属关系上“与纯粹的新教罗马帝国的主要成员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然而，由于利用了瑞典大哥特主义谋求皇位，古斯塔夫·阿道夫也在意识形态上与战争敌对方西班牙产生了竞争。西班牙曾是西哥特人的定居地，传统上也以肩负更多使命的哥特民族自居。拿出这些类似神话证据的，主要有同气连枝的西班牙与德意志的哈布斯堡家族以及法国国王，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大目标，就是争取建立一个在他们政治领导下的统一的欧洲。而半路杀出的“普世君主国”的候选人，却是这位率领小众民族却心怀巨大政治野心的瑞典国王。

这个宏大的计划低调地开始实施了。古斯塔夫·阿道夫依靠瑞典民族联盟在波罗的海沿岸站稳脚跟。这一联盟当时将14万人会集到瑞典麾下，在数量上占到战争后期瑞典在德军事力量的十分之一。接着，该联盟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在波莫瑞、梅克伦堡和勃兰登堡等德意志东北部地区攻下了一块领土作为基地，为战争账户募集到了法国的金援，并把军队训练出强大的战斗力。就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瓦伦斯坦被撤职，麾下半数多的军队被解散，这为瑞典的上述工作打开了必要的时间窗口。但就在第二年也就是1631年的夏天，蒂利作为天主教同盟兼剩余帝国军主帅，挥师北上。一开始，古斯塔夫·阿道夫还不敢抵抗蒂利，但蒂利的军事行动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政治效果，促使瑞典国王最终找到了重要的德意志盟友。蒂利占领了新教城市马格德堡，使之在随后的抢掠和大屠杀中付之一炬，由此引发了战争中最大的、受到新闻界口诛笔伐最多的灾难之一：他入侵了萨克森选帝侯国，而后者与皇帝并肩战斗多年并始终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争取双方的谅解。于是，萨克森在迫不得已之下只能与古斯塔夫·阿道夫联手，并由此向其他新教帝国等级释放出与瑞典结盟的信号。古斯塔夫·阿道夫与萨克森军队一起加入了莱比锡附近的战役，此役为他打开了整个德意志的大门。1631年9月17日，凭借在兵力、装备和战术上的压倒性优势，他在布赖滕费尔德（Breitenfeld）的决定性战役中获胜。在这场战役中，皇帝的天主教同盟军队被包围且四散奔逃，共损失了包括炮兵在内的半数以上的兵力和战争金库。就此，古斯塔夫·阿道夫凯歌高奏，史无前例地率军穿越整个帝国，而帝国的部分诸侯、领土和帝国城市则被允许加入瑞典人的阵营，另一部分则不得不交出城池的钥匙，并献上一大笔补偿费，以求全身而退。萨克森此时已从皇帝手中夺取了布拉格，其瑞典伙伴眼下则真正穿过了“神父小巷”，向莱茵河和美因河沿岸的教会诸侯收取献金。古斯塔夫·阿道夫已进入新教帝国城市纽伦堡和奥格斯堡，后者在其闯入后改宗新教。当蒂利在莱希河畔的赖恩(16)战役（Schlacht von Rain am Lech）中输了战役、丢了性命后，古斯塔夫二世甚至占领了慕尼黑。现在，阿尔卑斯山已经触手可及了。

直到瓦伦斯坦被召回并重建军队，双方的军事平衡才得以恢复。两位传奇战争英雄之间开始了一场机动战争。双方毫不掩饰对彼此的尊重，而他们的对决则避免了一场持续数月却意义不大的决战。于是从1632年7月到9月，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帝国城市纽伦堡、瓦伦斯坦在齐恩多夫的阿尔特韦斯特（Alte Veste in Zirndorf）附近对峙数月，但在几场不太重要的小规模战斗后，双双将战场转向萨克森。这里是莱比锡低地，即一年前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布赖滕费尔德大胜的福地，但这一行政区不到一年就撤销了。古斯塔夫·阿道夫很想再次证明自己的实力，便于11月16日在吕岑突然向瓦伦斯坦开战。瑞典国王赢了战争，却丢了性命，而瑞典人虽然勉强获胜，但战场上却遗留下6000多具尸体，成了莱比锡周边地区第二个尸横遍野的地方，这里后来也成为第二次布赖滕费尔德战役的战场，而在1813年的莱比锡民族大会战(17)（Völkerschlacht bei Leipzig）中成了最大的万人坑。瑞典国王被一颗手枪子弹击中而亡，他那件被射穿的军服上衣则令信众对他的狂热上升到顶点。一份德语传单安慰了震惊的追随者：国王还活着——因为他的英雄形象依旧影响深远。

建设和平的流动工地

那么，在现实世界里发生了什么呢？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女儿克里斯蒂娜（Christine，1626—1689）还是个孩子，于是，瑞典帝国首相阿克斯艾尔·奥克森斯切尔纳（Axel Oxenstierna，1583—1654）(18)领导摄政政府执掌大权。这难道不是结束这场由战争国王挑起的战争的好机会吗？毫无疑问，无论从新教宗教信仰还是哥特普世主义精神上来说，专属于古斯塔夫二世并驱使他的这股战争热情，均与他本人及其超凡能力密不可分且不可复制，因此，他不再会成为和平的阻力。然而，从媒体和公众对吕岑战役及国王战死的反应来看，人们几乎完全找不到将这位战争英雄的陨落视为和平曙光的依据。平日里相当迅速的新闻报道，却在报道战役消息时犹豫不决，迟迟不报道国王死去的确切消息。在新教的布道中，所有死者都得到了纪念，而这位英雄国王则被尊为新教事业的殉道者，他的胜利被归功于上帝。显然，地区性的新教媒体往往仅限于本方的损失，并不提和平的希望。相应地，媒体也对瑞典帝国首相奥克森斯切尔纳的政权进行了报道，这一领导班子如今负责德意志领土上瑞典军队的军务和政务，整体政策倾向于战争，对和平的呼声充耳不闻。在登陆德意志之前，为谨慎起见，古斯塔夫·阿道夫授予其能干的代理人阿德勒·萨利乌斯（Adler Salvius）与德意志皇帝谈判的全权。萨利乌斯自执政汉堡时期起就负责瑞典的宣传事务，后来由于他成功的战时宣传带来了胜利，之前的谈判全权也就用不上了。

现在，由于奥克森斯切尔纳的想法离国王拟订的进一步计划还有一定的差距，也就谈不上撤退或和谈。相反，这位曾在德意志大学求学、对德意志民族帝国的国情了如指掌的现实主义政治家，现在开始尝试把对皇帝有意见的世俗帝国等级聚集起来，组成“海尔布琅同盟”（der Heilbronner Bund）。古斯塔夫·阿道夫在世时就已经开始将封地和赏赐分给忠心的盟友与追随者，就好像他是皇帝那样。瑞典帝国首相已住进了美因茨的德意志帝国大首相府邸，仿佛扮演起了本应与美因茨神职选帝侯的位置联系在一起的德意志帝国首相的角色，且毫不客气地将帝国政策收入囊中。古斯塔夫·阿道夫开出的普世主义帝国的空头支票在现实帝国中得到一定的兑现。不过，在神圣罗马帝国变成德意志民族的瑞典帝国之前，局势发生了变化。劲敌瓦伦斯坦在古斯塔夫·阿道夫死后一年也被杀害，尽管如此，哈布斯堡的反击已然启动。1634年，西班牙德意志联军在诺德林根战役中毁灭性地击败了瑞典及其盟友，使得瑞典被迫撤出经营多年的南德，甚至动摇了其在北德的地位。直到1636年，瑞典人在勃兰登堡的维特施托克战胜了撤退的皇帝和帝国的军队，瑞典人才敢确定自己保住了在北德的地位。战争继续进行，它的真面目——一场各大普世强国在德意志领土上争夺欧洲的斗争——则愈加公开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尽管古斯塔夫·阿道夫入侵帝国、发动战争，但由于值得纪念的帝国等级政策的存在，真正的和平曙光在瑞典战争初期就已显现。1631年初，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邀请天主教帝国等级和帝国大区等级到萨克森的莱比锡开会，恰逢《归还敕令》的施行和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登陆，时局艰难，参会的诸侯很多。这是一次事关重大抉择的会议：一方面是颁布《归还敕令》的皇帝，他身为合法的帝国领袖神圣不可侵犯，在需要防御的情况下有权要求帝国等级伸出援手；而另一方面则是来自瑞典的外来侵略者，他允诺补救新教的损失并进行宗教宣传，以此为筹码逼迫帝国等级加入他的阵营。在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之间（zwischen Skylla und Charybdis）(19)，人们该何去何从呢？帝国等级和大区等级在会议上宣布自己保持中立。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因为一般来说，在当时的政治讨论中，中立绝不是一种相对积极、态度平和的价值取向，而是被视为具有嫌疑，且是反复无常、玷污名声的行为方式，正如一项大型调查所发现的那样。但是，在行政区宪法和防御型联盟法的交叉作用下，帝国等级出于安全原因作出武装中立的决定也是被允许的。除此之外，莱比锡会议还呼吁天主教帝国等级看在帝国利益的份上，一起进行和谈。这或许成为帝国等级给整个德意志真正带来和平的核心。然而，无论是皇帝天主教同盟方面，还是竞争对手瑞典哥特方面，都不同意和谈，而是继续利用威胁和暴力，催逼与会等级和他们的带头大哥萨克森，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拉进本方阵营。当帝国天主教联军攻入萨克森、逼迫其与皇帝结盟时，萨克森妥协了，无奈地站到了瑞典人的一方。瑞典人的拉拢没能实现的目标，却因为蒂利对帝国政治的无知做到了。若是双方都不接受莱比锡和平倡议，那么，打一场局部战争并尊重萨克森及其小弟的中立，对双方会更加有利。因为这样，无论是皇帝，还是萨克森倒戈后的瑞典人，都不得不与一个军事上处于有利位置的对手打交道。就这样，莱比锡的和平工地未能成功，随之而来的从中立立场出发遏止战争的计划也失败了。但是，莱比锡会议是首次由帝国等级中的“第三方”来推动和平的伟大尝试，依然值得人们纪念。

古斯塔夫·阿道夫这位新人，以一场史无前例的胜利横扫罗马德意志帝国，如同一位民族大迁徙时代的国王那样，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追求欧洲的最高地位。其间，灵巧且高明的他，成功地适应了这个即将被征服的新教国家，并与法国结盟，给这场普世强国间的战争游戏注入了新的斗争活力。寻求和平的帝国等级无法阻止这一切。在古斯塔夫·阿道夫死后，战争没有结束，而是继续以缩小的形式一步步走向痛苦的结局。“战争游戏开始容易，但想结束它就得费尽力气”，当时的一句格言如是说。不过，在古斯塔夫·阿道夫死后，确实有一次充满机会的尝试。让我们为下一次和平尝试切换场景：另外的工地，其他的阵营和一个人们最不抱希望的人。

1. “教会保留”条款规定教会诸侯一旦信奉福音教，立即丧失其职位、地产和特权，教会诸侯邦国的地产不得还俗，目的在于确保教会诸侯的永久存在，强化天主教的正统地位。参见孙立新：《德国通史·第二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94页。——译者注

2. 根据该敕令，自1552年以来被世俗挪用的所有天主教会财产都须无条件归还。——译者注

3. 即施洗者圣约翰的诞辰日6月24日，与6月20—21日夏至日有密切联系。——译者注

4. 4世纪流传下来的一首拉丁语的基督教颂歌。——译者注

5. “神父小巷”指的是位于莱茵河左岸、由几个天主教教区构成的狭长地带。在当代，这一历史概念已不再使用。——译者注

6. 摩西：先知，犹太教的创始人。——译者注

7. 基甸：《旧约》中的以色列英雄和术师，曾率军大败米甸大军，使以色列人太平40年。——译者注

8. 指神圣罗马帝国。——译者注

9. 。多恩岛：德国北海岛屿黑尔戈兰岛（Helgoland）唯一的副岛，距离德国海岸线约70千米——译者注

10. 默默尔：波罗的海沿岸城市，1919年前归属德国东普鲁士，《凡尔赛和约》将其划给立陶宛，此后，除1939—1945年间回归纳粹德国外，一直属立陶宛。今为立陶宛第三大城市克莱佩达。——译者注

11. 维斯瓦：今为波兰西里西亚省的一个城市，位于同名河流维斯瓦河畔，1939—1945年间属纳粹德国。——译者注

12. 约翰·马格努斯：瑞典神学家，乌普萨拉大主教，也是瑞典宗教改革前的最后一任天主教大主教。有关哥特人国王的著作《哥特和瑞典国王全史》（Historia de omnibus Gothorum Sueonumque regibus）在其身后的1554年才得以面世。——译者注

13. 指的是1629年，法国首相黎塞留调解了瑞典和波兰之间的战争。——译者注

14. 提图斯·李维：古罗马历史学家，生活在屋大维时代，其流传下来的著作仅有《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译者注

15. 塔奎尼乌斯·布里斯库斯：罗马王政时代的第五位国王，公元前616—前579年在位。——译者注

16. 赖恩：今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施瓦本地区奥格斯堡以北40千米处，莱希河在此汇入多瑙河。——译者注

17. 也称“莱比锡会战”或“莱比锡战役”，发生在1813年10月16日，是第六次反法同盟与法军的一次决战，以联军胜利而告终，但伤亡惨重：联军伤亡5万多人，法军死伤6万人。此后，拿破仑在德意志的统治逐渐走向崩溃。参见刘新利：《德国通史·第三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23—424页。——译者注

18. 阿克斯艾尔·奥克森斯切尔纳：来自古老的瑞典贵族家族，其纹章是金色徽章上刻着红色公牛头。——译者注

19. 一则来自希腊神话的习语，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都是《荷马史诗》中的海妖。该习语意为“不得不在两个坏人中选择一个”，或“进退两难，无论怎么选择都得不到好结果”。——译者注

第五章　转向和平

——瓦伦斯坦的另一面及其遗业

图书出版物中的阿尔布雷希特·冯·瓦伦斯坦

战争进入尾声之时，法国铜版雕刻家、出版商巴尔塔扎·蒙科尔内（Balthasar Moncornet）售出了一大批名人肖像。这幅外貌绘制上借鉴了凡·戴克（van Dyck）绘画风格的统帅肖像展现了沉思中的瓦伦斯坦，此时的他，不再拥有牵动着人们和平神经的统帅大权。艺术家通过在帷幔之后大致暗示人物命运的手法，揭示了这位和平追求者遭到谋杀的一幕。

在德意志历史上，有那么三次，对世界历史造成严重后果的战争暴力的主角在其生命接近尾声之际，摇身一变成了和平政治家；穷兵黩武源自对现行政治法律制度的陌生，这样的情况也有过三次；历史人物的和平转向成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也同样发生了三次。

对迄今为止的德意志历史有方向性意义的，是俾斯麦。这位普鲁士容克贵族、外交家兼政治家通过违宪扩张军队而执掌大权，此后给他身边的军队找了足够的事情做。在一次清晨的工作早餐中，他给他的国王上了一堂历史课：所有的前任国王都为开疆拓土做了一些事情，现在陛下也有机会这样做。大惊失色的王储在日记中将这一幕用自己的话记录下来，他认为，俾斯麦这么说是受到了香槟早餐中“酒神巴克斯(1)的影响”。用现代的话讲，他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最好不要把它记载下来。不过，凭借这一政策成为帝国首相的演说者却把它当真了，并发动了三场战争：攻打丹麦人，对抗奥地利人，最后将矛头指向法国人。这一切都可以在内政和外交背景下加以描述，但只有那时的人们才会明白，所有的战争或许都是可以避免的。最后那场最血腥、给未来带来最深重灾难的“普法战争”，也正是这位好战者从一开始就希望并蓄意挑起的，正如一位近代史学家所发现并考证的那样。然而，当俾斯麦终于达到他用武力换来的目标——排斥奥地利、新建一个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帝国时，为保全自己一生的心血，他转而成了一位和平政治家，避开欧洲的各种冲突，并从中调解斡旋。这位德意志帝国首相在国际会议外交中显示出卓越的才华，建立了一个维护现状的非常复杂的联盟体系。与后世的历史学家不同，当时没有人能够通观全局，也不再有人敢于发动战争。在俾斯麦解职、离世后，他被重新军国主义化，成为尚武主义的德意志精神丰碑。而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后，后世又将他视为德国统一的奠基人，重新承认其后来的和平成就，将他载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历史。

俾斯麦的前辈是普鲁士国王。这里指的是那位为了抵御潜在危险而设立常备军的典范、衡量其毕生的战绩可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弗里德里希大王”的普鲁士国王。这位国王亲自担任将军，指挥其装备精良的大军，在启蒙运动世纪的中叶为欧洲带来了三次扩张性的侵略战争，其人口损失之巨令人联想到三十年战争，从比例上来看则可以与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相提并论。但是，在七年战争中，弗里德里希二世并没能达成其有案可查的、如此大规模的扩张战争的目标，他只是勉强脱身。而他的宣传部门则有大量工作要做，他们伪造战役的捷报，把巧合说成奇迹，以此来说服公众且影响深远，使人们认为这场溃败是一次成功的防御战，或者完全是一次道德的胜利。弗里德里希二世深知真实情况，于是从此以后避免战争，并在其他方面加强学习。身为勃兰登堡选帝侯的他拥有独立自主的外交地位，他让自己的普鲁士臣服于帝国宪法，最后又与帝国军并肩作战，并在一场帝国战争中败北。为了减轻这位非法战争策动者的罪责，人们不得不为他开脱，弗里德里希二世年轻时沉迷法国文化，对帝国政治不以为意。这是不是“历史上后果最严重的教育空白案例”呢？他声称自己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帝国事务，这种带有贬低性的表达应当从字面去理解呢，还是只是服务于其欧洲君主的自我定位？这些问题都有待讨论。可以确定的是，弗里德里希大王速度惊人的学习过程值得探究，即他在几场战争后转变为最成功的帝国政治家兼和平政治家之一。

让我们进一步追根溯源，把目光投向奥地利。第三位伟大的战争人物是萨伏伊的欧根亲王（Prinz Eugen von Savoyen，1663—1763），无人能出其右。依照当代军事史学家的权威判断，这位伟大的土耳其征服者发迹时更像是一个战争罪犯，而非“高贵的骑士”，因为他的士兵在没有任何军事意义、“纯粹出于杀人欲望”的情况下，去剿灭已被团团围住、四散奔逃的军队。而正是此人，却依照战争法的标准对土耳其战争的文明化作出了贡献，也推动了奥斯曼帝国在国际法层面上融入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挣扎的欧洲各国。在不太血腥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后，欧根亲王作为奥地利德意志的最高统帅与法国统帅维拉尔（Claude-Louis-Hector de Villars，1653—1734）(2)亲自商谈《拉施塔特和约》（Rastatter Frieden）(3)。在瑞士的巴登，该和约未作任何修改即被确立为帝国和约。此时的欧根，不再只是一名将领，同时也是一名政治家，为同“宿敌”法国和解而奔走。作为奥地利的二号人物，皇帝查理六世（Kaiser Karls Ⅵ.，1685—1740）的和平政策里有他决定性的贡献。宦海浮沉的他深知，所有人都能够和任何人结盟并缔结和约，而召集国际会议的目的不只是结束战争，更是协商如何预防战争。平时担任皇室军务署主席，需要时率军出征，身兼二职、出将入相的欧根亲王成了一名和平政治家。

和平使徒瓦伦斯坦

正如其他历史故事那样，这场“战争的战争”也准备好了一个“扫罗变保罗”(4)的故事。这个皈依故事已成为谚语，其中，正是扫罗这位前基督徒迫害者转变成了首位基督教传教士。在这个故事世俗化的过程中，从负面到正面的转变逐渐升华成战争与和平的对立。这位受到后世赞誉的“和平使徒”，其人生比上文列举的几位历史上的追随者更富有戏剧性，他为自己卓越的洞察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就像曾经殉教的使徒那样）——他就是瓦伦斯坦，而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将他描述为战争的策动者和常备军思想的先驱。瓦伦斯坦的另一段故事便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和平追求者的故事。他一直在试探、谈判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无论人们如何建构、探求他的动机并作出评价，（无法否认的是）瓦伦斯坦所做的一切本应该能终结战争。

现在，人们可以对这样一个在《圣经》里预演过又在历史中多次轮回的故事——“扫罗—保罗—叙事”表示怀疑，质疑这里面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真正反复出现的人类行为方式，也可以被理解为通俗易懂的、塑造历史事件的文学虚构。自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2018）指出历史叙事也是一种文学虚构以来，即使是伟大的历史女神克莉奥（Klio，也作Clio）也是在“创作”，即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服务于文学形式，且始终只能保留对“原始资料否决权”的尊重。该要求是赖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5)按照经典原则所提出的。在这里，原始材料倒是充足，因而这种叙事模式可信度较高——当然要对《圣经》模型有所削减。在“扫罗—保罗—叙事”中，人们不能或只能少量利用时间、地点可考的突然改变信仰的“保罗归信”（Damaskuserlebnis），而对于历史人物来说，改变信仰却有一个转变或重新权衡的漫长过程。就瓦伦斯坦而言，战争军事方面和政治外交领域往往是同步的。因此，在瓦伦斯坦第一个统帅任期内占主导地位的战争史中，有一些引人注目的行动需要从和平史的视角进行重新评估，它们仿佛是有限度的尝试，是其第二个统帅任期内伟大的和平倡议的先声。

作为一名具有和平政策思想的统帅，瓦伦斯坦早在1626年就在进军东南边陲时有所行动，而在东南边陲，土耳其人的利益和奥地利西本彪根的利益在此碰撞。这本就令人惊讶（根据以强权国家为导向的奥斯曼历史，奥斯曼帝国的反应已令整个欧洲惊讶），夹在两场扩张战争中间的奥斯曼帝国恰恰在三十年战争中选择了继续按兵不动，放走了这个介入战争的独一无二的机会，即最终击败忙于在其他战场作战的主要对手——奥地利的帝国军。其他区域的战争纠葛、王朝的脆弱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是，顶层权力交接混乱，哈布斯堡反对派要求紧急干预君士坦丁堡，好战的贝特伦·加博尔（Bethlen Gábor）又在此时请求支援——这时局怎一个“动荡”了得!在这一棘手的情况下，瓦伦斯坦率领的帝国主力军同贝特伦·加博尔联合部队及苏丹派来支援他的奥斯曼大军遭遇。双方先头部队的小型军事行动很快中断，这两支几乎势均力敌的部队不知所措地面对面驻扎下来，陷入僵持。

现在该怎么办呢？交战双方内部进行了全面协商，并在战场上与外国观察员进行了沟通。指挥土耳其兵的是布达佩斯帕夏(6)，他得到了一些含糊不清的指示，要求他只要跟贝特伦一起守住边界就行了。那他到底应该走多远呢？这位年轻的帕夏想冒更大的风险，但经验丰富的贝特伦提醒他要谨慎，不管是考虑到不明朗的态度还是出于对瓦伦斯坦的尊重。而对面的瓦伦斯坦却透露，他并不畏惧西本彪根奥斯曼联军，但他想先等一晚上再说。然而，第二天早上，对方部队却率先撤退了。瓦伦斯坦没有将此解释为脱逃，也没有按照军事逻辑乘胜追击。原因是，即便他可以借此成为战胜土耳其人的大英雄，收获功与名，却有可能因此挑起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事态若发展至此，恐怖的战争剧场或许会再度扩大。在一场对土耳其战争的边缘，瓦伦斯坦这位兼具政治思维的军事家为缓和一触即发的局势作出了贡献，至少让奥斯曼帝国按兵不动，没吃大亏的贝特伦则与皇帝签订了和约。

然而，相较于帝国政治家的身份，早年的瓦伦斯坦或许更是一名成功的欧洲政治家。当他在同一年即1626年率军征讨尼德兰行政区时，他的行军包里还装着一份皇帝给他的谈判任务书——该行政区须解除武装，并承担帝国军的军费。该行政区会议对此表示反对，称他们为了维护本邦和平而自行武装是应有的权利。皇帝不愿接受这一说辞，瓦伦斯坦也无法理解，因此也无从调解。面对该行政区，他坚持认为对方违宪，认为皇帝对帝国等级和大区等级有不受限制的权威；然而，在下一次与欧洲君主国的谈判任务中，他却完全打消了为皇帝索要金钱赔偿的念头。同样，之后与丹麦进行的一系列和谈也没怎么顾及帝国等级，但这些和谈均取得了成功，并给德意志带来了一线和平生机。

1629年天才的外交尝试

1629年的吕贝克和谈是第一次成功的和平大会，它首度结束了战争。吕贝克和谈的背后是人们普遍的和平愿望，但这绝不是欧洲所有人的愿望，尤其不是渴望收获胜利果实的皇帝所希望看到的。从维也纳的角度来看，危急的局势主要存在于帝国南部，在那里，它的西班牙伙伴卷入了对法国的曼托瓦及蒙费拉托爵位继承战争(7)，这使得恢复帝国北部的和平显得更加紧迫。然而此时此刻，真正的和平推动者实际上却是那位至今以“战争策动者”的身份而名声大噪之人。皇帝委托在北德作战成功的大统帅瓦伦斯坦和天主教同盟军总指挥蒂利一起进行谈判，不过，从组织谈判、把控内容到向朝廷汇报并成功促成条约缔结的，是瓦伦斯坦。值得详细强调的是谈判策略，这是那个时代甚至超越时代的典型策略。即使是初涉外交舞台的新手，也已经懂得并掌握了这一手段，尽管此举与初衷偏离，但他也懂得利用，从而直接达成目标。这位外交天才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在谈判成功举行之前，有必要先商讨一下参加谈判的人员和谈判地点——这是一个经典的拖延招数，用以顺利达成和谈结果。这里情况有点不同，因为必须保持其双边谈判的性质。征得丹麦人同意后，双方把会谈地点定在帝国商业城市吕贝克，热情好客的瓦伦斯坦则在他的居斯特罗城堡举行精致的小型私人会谈，作为非官方的补充谈判。接下来，谈判开始了。

一开始，双方都狮子大开口，提出了本方利益最大化的要求。胜利在望的帝国方面要求取得克里斯蒂安国王所属的德意志及丹麦陆地的所有权，北至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和日德兰半岛；而丹麦方面则要求对方撤出上述所有邦国，在丹麦国王所拥有的德意志帝国领土上恢复战前状态。另一方面，皇帝要求丹麦国王赔偿其军费，丹麦国王也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要求皇帝赔款。因为丹麦人根本不觉得自己是输家，而是以第二赢家自居。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借助岛屿的地理位置，真正的丹麦王国是德意志陆军无法攻克的堡垒。克里斯蒂安国王甚至示威性地顺带参与了德意志与欧洲其他帮手的谈判，即与尼德兰人甚至瑞典人的会谈，而瑞典人在保卫施特拉尔松德时已经在干预德意志事务了。瓦伦斯坦很快意识到，唯有一场妥协性的和谈才有机会把战争结束在沿海邦国内，于是，他摒弃了一切胜利者的主张。

现在，新的和平路线是：归还和重建克里斯蒂安的邦国，包括其位于德意志的邦国，从而换取克里斯蒂安放弃对德意志事务的影响。瓦伦斯坦的和平计划源自其政治理性，但这份进退有度的纲领却无法使双方立刻理解。首先对其表示接受的是丹麦议会，相较于在德意志的利益和欧洲王位政策，丹麦议会更加关心能否很快拿回日德兰半岛和丹麦领土。丹麦国王还是屈服了，尽管他从未停止搞一些军事上的小动作，逼得瓦伦斯坦“为了他亲爱的和平”只能耸耸肩，视若无睹。最后，克里斯蒂安四世遵守了协议，完全表现出合作的态度。而对于瓦伦斯坦来说，更困难的是劝阻自己人放弃利益最大化，因为本方人员期待胜利的主帅能够强制缔约、获取利益，而不是致力于恢复原状。在一份秘密报告中，总司令将事实真相向他的皇帝主子和盘托出，声明自己无法永远击败盘踞岛屿帝国、修筑防御工事的丹麦国王，然而，由于其他迫在眉睫的危险，人们迫切地需要缔结和约，而这项和约没法通过其他办法缔结。通过一系列信件，他笼络了皇帝周围的人，为他的和平理念争取支持，好在皇帝这次不再抗拒劝谏。瓦伦斯坦的同僚、天主教同盟主帅蒂利，原本与他的主子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一样坚持签订赢者通吃的和约，而瓦伦斯坦却小心翼翼地与之接触，晓之以理，巧妙斡旋，从而赢得了蒂利的支持，后者遂同意在关于和平谈判及其结果的报告上一同署名。皇帝最终同意并于1629年批准了和约。至此，和平第一次重新回归到帝国大地上。

由于和平会让瓦伦斯坦自己显得多余，这位最伟大的战争策动者为和平奔走之举就越发显得令人震惊了。因为即使是敌对的雇佣兵首领（如果他们还存在的话），也没什么音信了。或许，瓦伦斯坦自己可以顺走一些领土，这也是他如此卖力地投入和平工作的动力。不过，无法改变的事实是，适度且明智的典范和约已然完成，作为与丹麦的局部和约，它历经反反复复的战争，却始终有效。德意志收获了整整一年的休战期。休战期未能持续更久，完全是因为其他纠纷触发了战争。

做两手准备的和平统帅

事实上，成熟的外交人员早该意识到，人们不应在第二回合也是更重要的回合中剥夺“和平统帅”成功建立全面和平的机会。在古斯塔夫·阿道夫战死后，瓦伦斯坦二度出山担任统帅，遏止了瑞典军人的胜利进程。对于瓦伦斯坦和其他人而言，和平时机似乎成熟了，他开始与来自德意志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各方朋友和敌人进行试探与谈判——他享有部分权力，意图不甚明了，甚至显示出几分矛盾。心存善意的历史学家没有推测这是维也纳方面所宣传的背叛朝廷或者瓦伦斯坦有什么冒险计划，但即便如此，他们也认为，后期的瓦伦斯坦陷入了一张复杂的大网，失去了全局视角，在自己的种种计划中摇摆不定。

当人们一筹莫展且不明白瓦伦斯坦那些令人困惑的外交活动到底在谋求什么时，一个疑点出现了，即“弗里德兰人”自己并不真正知道这些，他的矛盾行为不再受到政治理性的驱使，而是被非理性的生活伴侣所操控——瓦伦斯坦信奉占星术且疾病缠身。除了计算出行星轨道的科学壮举外，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也会接一些占星订单，用以改善生活。事实上，瓦伦斯坦年轻时就曾在开普勒那里算过颇有激励意味的一卦，也抱怨过开普勒的某个预言已应验，但“日期算得不对”。现在，各种各样的预言都可以得到阐释，或者预言表达的方式有意强化了人们本就想做或不想做的事情。“弗里德兰人”后来有一位因席勒戏剧里的“赛尼”（Seni）(8)而出名的占星师，赛尼是意大利人赛诺的真名，此人滥用自己的机要职位进行暗中监视，并且很坚定地想要达成自己的诉求。再者，占星学的预测涉及种种行为领域，但瓦伦斯坦很少将其用于政治决策，还是主要用于自己的健康问题。瓦伦斯坦是否像他自己认定并进行理疗的那样身患痛风即惊风之症，还是像一些对此更了解的医药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染上了梅毒这一床笫间的“情欲传染病”，此处无关紧要。因为直至19世纪，这两种疾病均无法治愈，在罹患痛风和梅毒的患者中，不少人在离世之前相继达到了音乐、文学和政治成就的巅峰，如舒伯特、海涅或者之前的查理五世等。或许，值得思考的是，人们是否应给予历史人物保护隐私的尊重，以及在这样一场战争中，面对各种民不聊生以及瘟疫、感染导致的大规模死亡，人们是否应毫无理由地对当权者的痛苦表现出过多的好奇。因为，瓦伦斯坦的政策到头来还是解释得通的。

就此，历史学的政治分析中有两种基本解读方式，每种解读方式都有一整套的重点、变体和评价：瓦伦斯坦想要与皇帝一同缔结和约，还是想抛开皇帝，甚至是推翻皇帝？瓦伦斯坦并未留下明确的自述，但却有一些史料可以证明这样或那样的可能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无法澄清，相互冲突的史料则直接促成了如下情况：瓦伦斯坦的政策并不神秘，只不过是采用了包含两种选择的绥靖策略，将替代方案也计划在内。这一点令人惊讶，但近代政治史书写的创始人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并表达了极其相似的观点。兰克的著作文献丰富，其中往往包含着一些被埋没的见解，足以为基于历史的政治视角带来全新的启发。在兰克撰写的瓦伦斯坦传记(9)中，这位史学巨匠用文献考证的传统史学方法和强权政治的专家报告，将看似矛盾的谈判抽丝剥茧。若是将这种经典史学书写的老式语言翻译成现代德语，人们可以清楚地解读出两个层面的理性考虑：以皇帝的名义策划常规的和平协定是绝对优先的；一旦无法让皇帝参与其中，也有一个甩开皇帝的和平B计划，或者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对皇帝不利。这种两手准备属于外交手段之一，最伟大的外交官们——不仅包括帝国缔造者俾斯麦，也包括18世纪致力于对法和解的奥地利首相考尼茨（Wenzel Anton von Kaunitz-Rietberg，1711—1794）(10)——他们绝对不像后世所读到的那样，在毫无预案的情况下贸然行动，成功后被载入史册。反之亦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判定，德军不会入侵中立国比利时，不过，这如意算盘落空了，其原因在于，英国军方抽屉里没有B计划。

瓦伦斯坦有B计划，但存放B计划的抽屉敞开着，这注定了他的厄运。他展开多方会谈，在多个欧洲国家和战争对手之间进行预防性的试探，这些都传到了维也纳耳中。或许，此举会给皇帝施加压力，促使其接纳统帅的和平大计。然而，维也纳朝廷满腹疑惑，并不理解也不愿看到这一点。最后，此事被人利用，维也纳决意铲除瓦伦斯坦这位合作伙伴。

不过，一开始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是A计划。瑞典人在吕岑失去了他们的国王，而瓦伦斯坦则实际上输掉了战争。他利用无情的军事司法，处决了一些应对吃败仗负责的军官，却没有惩治士兵并重新对他们进行了武装。他曾透露，他从未做过更充分的战争准备，也从未有过像今天这么强烈的和平渴望，而且他给皇帝的相应奏疏也表明了这一点。此时，和平政策的核心变成了与萨克森选帝侯国达成和解，为此，他已经接受了皇帝下达的谈判任务。其间，瓦伦斯坦的首要对手汉斯·格奥尔格·阿尼姆（Hans Georg von Arnim，1583—1641）(11)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他出身勃兰登堡的贵族世家，是“弗里德兰人”首个统帅任期内颇受器重的官员，却在《归还敕令》颁布后改换门庭，最后官至萨克森军队的总司令。他率领萨克森骑兵，为瑞典人在布赖滕费尔德的大胜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却又明确与瑞典盟友保持距离。由于彼此敬重，实际上已归属“第三方”的他依然与现在的战争对手瓦伦斯坦保持着个人联系。

在波希米亚利特梅里茨（Leitmeritz）(12)举行的预备会议上，萨克森和勃兰登堡的选帝侯代表一方，由瓦伦斯坦担任顾问的皇帝使者则代表另一方，双方通过宗教和政治让步协定，就重建战前和平达成一致。布雷斯劳（Breslau）和会则本应就此后发生的变化进行磋商。人们已经考虑到了停火，但尚未决定。瓦伦斯坦火速想出个推波助澜的计策。此时，双方仍然处于战争状态，为了对抗阿尼姆率领的从西里西亚步步逼近的大军，瓦伦斯坦按照战斗序列建立起一支全新的军队。这或许会成为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且无论战争是怎么结束的，几乎不可能在双方平等的情况下达成折中的和谈。而瓦伦斯坦却提出进行谈判，并首先与阿尼姆私下会谈，然后再正式与对方军官团谈判，且在预备会议的基础上约定休战两周。瓦伦斯坦拿出弗里德兰人慷慨的待客之道接待对方的军官团，并在前线部队举行露天盛宴，又争取到了四周的休战。然而，布雷斯劳和会却消逝在远方，最终未能举行。各项研究已达成共识，即和会夭折的原因在于瑞典人的蓄意阻挠，他们旨在阻止这种和平并且在奥克森斯切尔纳的带领下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反哈布斯堡帝国的政策。

这首先意味着重新开战，接着启动B计划的和谈试探。萨克森的瑞典盟友一直霸占着西里西亚，对此，瓦伦斯坦通过几场小冲突和一场包围战逼迫城池坚固的施泰因瑙（Steinau）(13)订立城下之盟，俘虏了对方军官，将对方的部分占领军纳入本军麾下。由此，瓦伦斯坦的实力得到加强，使其在西里西亚乃至北德东部占据主导地位，也相应地在外交舞台上自信地登场。他越过皇帝，让人去试探碍手碍脚的奥克森斯切尔纳，为瑞典人提供一些政治和宗教上的修订方案，看是否能在西里西亚或者其他地方实现普遍的和平。要实现这样的普遍和平，要么瓦伦斯坦真正说服皇帝，要么他改换阵营，反对皇帝。但瓦伦斯坦只想迫使皇帝选择和平，而不是借瑞典人之力废黜皇帝，因此，他只是将后者当作极端紧急状况下的选项而搁置起来。即使是资助瑞典人并站队新教帝国等级的法国，也即奥地利、西班牙哈布斯堡皇室的宿敌，瓦伦斯坦也与之保持联系。法国曾提出襄助瓦伦斯坦登上波希米亚国王的宝座，对于这一后来传得沸沸扬扬的谣言，瓦伦斯坦从未作出回应，甚至连外交形式上的拒绝也没有。

比搞定皇帝更困难的是为了普世和平来争取西班牙人的支持。因为此时恰逢西班牙人开启新一轮的计划：他们想取道“西班牙之路”的陆路翻越阿尔卑斯山，沿莱茵河北上击退瑞典人和法国人，并欲在尼德兰通过军事手段巩固其统治。此外，与帝国内诸邦一致，“弗里德兰人”既不愿在莱茵河畔和莱茵兰普法尔茨看到法国人，也不想看到西班牙人，并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一切，只是在西班牙人迅速过境进入尼德兰的问题上作出了小小的让步。新任西班牙驻维也纳特使奥纳特（Oñate，1566—1644）(14)曾经与哈布斯堡王室的军备联盟进行过谈判，其谈判对象正是瓦伦斯坦。奥纳特本以为瓦伦斯坦不过是皇帝命令的执行者而已，后来对他所拥有的自主权大惊失色。于是，他很愿意看到这位在西班牙以高效著称的统帅被罢免和铲除，并以金主的身份对皇帝进行财政上的压榨，为他自己的想法铺路。

总而言之，瓦伦斯坦为帝国甚至欧洲和平谈判所制订的替代计划，似乎并没有成功的基础。常言道，在帝制和王朝的世界里，一位自身实力雄厚的帝国统帅根本不会有机会。甚至常有人质疑他作为独立政治行为体的权力。有人认为，一切都取决于在他被赋予军事全权的第二个统帅任期里，是否拥有就战争与和平进行谈判的政治权力。与所谓的《格伦多夫协定》（Göllendorfer Vereinbarungen）相关的文件似乎既不明确，也不完整，相关研究则再次出现分歧。然而，这并不重要。反正，瓦伦斯坦有权享有这项权利。

媒体战役中的帝国和平政策

近代专门研究帝国的历史学家们有充分的理由提醒人们，瓦伦斯坦不仅是一名将领，而且是一位帝国等级，即帝国诸侯，并拥有相应的政治含义。早在1623年，“弗里德兰人”就因掌握着各种形式的政权而被擢升为帝国诸侯等级（Reichsfürstenstand），在其第一个统帅任期结束时，这位弗里德兰和萨根公爵获得了转授给他的更大更古老的梅克伦堡公爵的爵位。即使他一度因瑞典人的占领而失去了领地，且这一头衔并不为所有人所承认，但就像所有身处类似境地的统治者那样，瓦伦斯坦保持了这一最高头衔并一如既往地签署文件。一份资料汇编总结道，在第二个统帅任期内，瓦伦斯坦这位前保皇派与其他帝国等级有所合作，在他们所理解的帝国联邦体制中，帝国等级的地位成为“独立政治的基础”。反对的声音认为，直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提出联盟权利，才开启了上述可能性，但这不过是对宪法条款的一种站不住脚的误读。事实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只是维持了早已存在且在三十年战争中已付诸实践的做法。这位年青一代的公爵仿佛学会了近代早期的为政之道，只做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等帝国等级和诸位前任诸侯理所当然要求之事，即莫问太多，与帝国内各方势力及敌方力量保持联系，彼此结盟，甚至与外国势力结盟。根据帝国传统，等级仅有“不反对皇帝和帝国”这唯一的限制，并在1648年被编入法典。有一种例外情况，即“自救”，如萨克森在面临帝国军队入侵时悍然自卫。没有皇帝的和平政策必定会成为针对皇帝的防御措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瓦伦斯坦到头来也为自己设置了一个紧急出口。

在来自维也纳的种种威胁传闻影响下，瓦伦斯坦在1634年初发表了著名的《比尔森保证书》（Pilsener Revers），他在本军大营中要求他的军官保证效忠于他，这可以被解读为叛变，但也并不绝对。整个事情本质上是漫长谈判的结果或者是被精心安排的。那时，瓦伦斯坦再度萌生了退意，欲辞去帝国最高指挥官职务，他手下的军官团却大惊失色，有人担心军队的声望，有人害怕自己的地位不保，有人操心财务清算，于是便通过立下誓死效忠誓言的方式迫使瓦伦斯坦改变心意。程式化的宣誓形式缺少了在恰当的位置留下效忠皇帝的言辞，这或许会被过度解读，也可能被宣称为办公室文书的错误。统帅在第二份保证书里否认了反皇帝的意图，但显然，这份亚文本却传递出这样的潜台词，即公爵不仅仅想要被视为皇帝的部下，而且也希望成为皇帝的伙伴和盟友。但维也纳却不这么看：不听话的将军就得下台，这一目标似乎愈加紧迫了，且需要有人加以推动。

在举世哗然的血腥事件后，传单、小册子和新兴报业的反应着实出乎意料。人们本来以为，政界和公众会跳过这一轰动新闻，不会继续对“瓦伦斯坦问题”感兴趣。但这一既有假定是错误的。相反，宣传册和新闻界的不同解释与立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几乎可以说是围绕着死去的统帅打了一场“媒体战役”。与此同时，某些原有的立场完全颠覆过来。帝国和巴伐利亚的将领们将这位被除掉的统帅兼谈判领袖说得一无是处，异口同声地指摘他可耻的背叛。皇帝略有迟疑地承认了杀害瓦伦斯坦的责任。为了给皇帝辩护，人们先后两度搜查了瓦伦斯坦被查封的办公室，试图找到一些书面证据，却一无所获。

由于帝国皇室法院所判决的“臭名昭著的叛国”罪名根本就站不住脚，万不得已时唯一能解释的逃亡萨克森的行动也只不过是针对该判决的回应而已。宣传部门采取的操纵真相、诋毁瓦伦斯坦的手段越来越拙劣。佚名的粗劣作品《背叛的霉运》彻底颠倒黑白，其中一些抹黑瓦伦斯坦的荒诞的说法甚至延续到后真相时代。瓦伦斯坦竟成了其中的流氓演员，从一开始便致力于毁灭哈布斯堡王朝。

与此相对照的是，留给瓦伦斯坦的前敌人的任务是，反衬出瓦伦斯坦的主子即皇帝的忘恩负义，瓦伦斯坦曾两次挽救了他的皇位。此外，维也纳审判瓦伦斯坦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巧合的是，皇帝的统帅在死后被追授为因帝国等级自由而献身的殉道者。

回想起来，以上说法并非完全错误。随着帝国赖以支撑的等级地位的提升，瓦伦斯坦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政治活动家，这就使他成为帝国联邦制度的参与者之一。在追求和平的历程中，他曾多次与试图摆脱战争的帝国等级并肩作战，比如有天生的调解人黑森的格奥尔格侯爵（Landgraf Georg von Hessen，1605—1661）(15)或劳恩堡的弗朗茨·阿尔布雷希特（Franz Albrecht von Lauenburg，1598—1642）(16)，后者出身帝国诸侯之家，其兄尤利乌斯（Julius）为皇帝效力。正如对瓦伦斯坦怀有绝对善意的历史学家所假定的那样，与帝国等级的交往确实没能使瓦伦斯坦转变为帝国爱国者，而是毫无疑问地成了一位富有经验的帝国政治家。相应地，瓦伦斯坦在第一个统帅任期内说出“人们只需要一个皇帝”的名言，反对选帝侯干政，而在第二个统帅任期内，瓦伦斯坦却提出选帝侯可以从其他王室中选举皇帝。人们由此可以了解到帝国联邦制度的一些情况，或许也能知晓第三方即一些帝国等级对和平的追求。

新闻界则认为瓦伦斯坦被杀导致错失和平，并对此表达了极大的哀叹。一些定期出版的报纸显然在刺杀之前已经掌握了有望成功的萨克森密谈的信息，并知道瓦伦斯坦阵营里存在和平阻力，“因为他应当倾向于促成和平”。媒体期望值非常高，甚至已经把与萨克森选帝侯间的联系当作带来和平的事实进行报道。期望越大，对公认的“和平家”的意外死亡就越痛苦——这并不仅仅是事后草拟的宣传稿，而是真正被视为错失了和平良机。不管人们怎么看待瓦伦斯坦被暗杀，纽伦堡外交家们都表示，瓦伦斯坦之死没能让人们接近那件最为关切的大事，“即和平”。瓦伦斯坦死后，市面上流传着多份记载着“瓦伦斯坦和平条款”的清单，但即便其背后暗藏着一厢情愿的想法，也表明人们在大统帅身故后相信他曾做出过摆脱战争的尝试。皇帝亲手铲除了本方的首席谈判代表，明确表明他不想对和约有任何了解，也说明瓦伦斯坦孤注一掷尝试和谈的真实性。瓦伦斯坦的惨死恰恰认证了他由战争策动者到和平人士的转变。

没有“最后一分钟的和平”

大众传媒将瓦伦斯坦封为“和平英雄”不仅没有错，而且事实上，就在瓦伦斯坦生命结束前不久，皇帝费迪南二世似乎仍然有意愿达成和平协议。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正是《列支敦士登报告》（Liechtenstein-Gutachten）直言不讳地劝谏皇帝，按照国家至上原则除掉瓦伦斯坦，从而掌控军队并在财政上自救，最终可以尽快敦促双方缔结和约。且该报告认为，不管怎样，事态如果不如皇帝所愿，也会按照他力所能及的方向发展。鉴于敌人众多，不这么做的话有可能“地位”不保，那才是最大的祸患。这份报告从内政上的国家至上原则出发，最为直接地劝皇帝干掉不听话的大统帅，但即便如此，它还是依据必要的国家外交原则，强烈呼吁皇帝立刻进行妥协性和谈。这是朝廷实际上亟须和谈且将其视为真正利益之所在的有力证明，但矛盾的是，出于其他原因却需要同时消灭最有希望的和平缔造者。事实上，两个原本互相排斥的行为最终同时发生了。

1634年2月25日，瓦伦斯坦的生命走到了终点。就在此前几周内，曾陷入僵局、未能开启布雷斯劳和谈的预备会议重新启动，因战争而满目疮痍的萨克森选帝侯国和地位岌岌可危的帝国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一分钟开始正式谈判。当维也纳出于军事原因决定干掉瓦伦斯坦时，新的曙光乍现，差点把1635年签署的《布拉格和约》（Reichsfrieden von Prag）(17)整整提前一年订立。在维也纳和德累斯顿的帝国等级们的发起下，皇帝和萨克森选帝侯同意安排直接的双边和谈，并指派已取得部分成果的首席谈判代表瓦伦斯坦和他的理想搭档阿尼姆出面。此时，勃兰登堡的多数顾问还倾向于继续和瑞典合作，为了拉勃兰登堡入伙，阿尼姆亲自去找勃兰登堡选帝侯，劝说他改变主意。勃兰登堡选帝侯犹豫地答应，在必要时放弃更严苛的和谈条件，与萨克森联手。阿尼姆这才搞清楚，德累斯顿的选帝侯到底愿意走多远。因为阿尼姆了解他战场上的老伙计瓦伦斯坦，这才向他的主子担保谈判策略中的各种可能性。在2月份的7天之内，至少有14条有案可查的指导意见和询问在双方之间来回反复，阿尼姆巧舌如簧，就一些可接受的条件进行了巧妙的谈判。其中最重要的是为布雷斯劳和谈拟定的、且已经与瓦伦斯坦谈好的基本要素，即至少重新修订宗教、领土和帝国政策的部分条款，并重建帝国和平与宗教和平。一旦瓦伦斯坦有意与萨克森以及瑞典签订合约并与皇帝脱钩（这意味着改换门庭），阿尼姆就会引导他走上更好的道路。首先是与皇帝缔结帝国和约，接着达成普遍和平——这便是萨克森人的“路线图”。这也恰好和瓦伦斯坦忠于皇帝的A计划一致。如果这样都不能建立和平的话，那么怎样才有可能呢？阿尼姆已经拿到了谈判代表的出行文书以及1634年2月18日的最后一波会谈指示。然而，在他抵达之前，瓦伦斯坦却死了。

德累斯顿方面向他的谈判使者发出了无条件争取和平的信号，这在谈判中是相当罕见的。即使选帝侯在紧急状况下不得不拿起“武器自救”，他也有意与皇帝缔约，以恢复帝国内部的和平作为“普遍和平”之先声，而“永久的战争”是万万要不得的。在进一步的指示中，萨克森选帝侯再次表示不想打“永远的战争”。虽说皇帝粗暴地切断了沟通路径，但他知道这些情况吗？

不过多亏了萨克森人煽风点火下的大众传媒以及持续的外交斡旋，与瓦伦斯坦被谋杀的轰动性息息相关的和平议题始终热度未散。在《布拉格和约》的前史中，有一些有趣的关联和一致之处。命运没有赐予这位战争策动者成为和平缔造者的幸运。几乎没有人怀疑他想要缔造和平的想法。他不需要人们将其帝国和平主义的动机称颂得太过高尚和人道，但他不应当因为不忘获取利益和补偿而受到指责。对于结果而言，动机并不重要；对于民众而言，最终重获和平才重要。但这难道不是瓦伦斯坦16年戎马倥偬的真正动机吗？他难道不想给自己的战争荣耀再加上人们热切盼望的和平使者的桂冠吗？是否有人想过，“弗里德兰”(18)这个统治者的名字给重视征兆的瓦伦斯坦和他身后的历史记忆指出了一条道路？

就这样，瓦伦斯坦终其一生还是败在了战争与和平的行动领域。但是，和平的议题、策略和条件却预示了布拉格和平、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以及整个和平谈判。因此，已经成为神话的瓦伦斯坦形象给日后的历史留下了矛盾的双重遗产：除了存在至今的常备军外，还有在他身后才上演的和平政策的总乐章。

1. 罗马神话中的酒神巴克斯，对应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别名，是葡萄和葡萄酒之神，也象征丰收、狂欢、放肆。——译者注

2. 肖德·路易·赫克托尔·德·维拉尔：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主要将领之一，也是法国历史上的七大统帅之一。——译者注

3. 《拉施塔特和约》是1714年3月6日（另一说为3月7日），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签署的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和约。——译者注

4. 来自《新约·使徒行传》，故事称，基督徒迫害者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眼睛受到强光扫射而暂时失明，并听见耶稣的声音，几天后受洗改宗基督教，成为基督教主要的对外邦人宣教的使徒，也称“保罗归信”。该俗语喻指从恶棍变成好人。——译者注

5. 赖因哈特·科泽勒克：德国历史学家，被公认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专攻史学理论、概念史、语言史、历史的人类学基础和社会、法律及行政史。因不属于任何一个既有史学学派，被称为“局外人”。——译者注

6. 帕夏（Pascha）指的是15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体系内高级文武官员的封号，一般置于名字之后。——译者注

7. 曼托瓦及蒙费拉托爵位继承战争（1628—1631）：因曼托瓦公爵在1627年12月无嗣而终，旁支的各位继承人在法国、神圣罗马帝国势力的支持下争夺爵位，后演变成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争夺意大利北部控制权的激烈冲突。该战争被纳入三十年战争的范畴中。——译者注

8. 乔凡尼·巴蒂斯塔·赛诺（Giovanni Battista Senno，1600—1656）：即席勒戏剧《瓦伦斯坦》中的赛尼，意大利天文学家兼瓦伦斯坦的私人医生。——译者注

9. 指的是《瓦伦斯坦史》（Geschichte Wallensteins，1869）。——译者注

10. 考尼茨：奥地利政治家、外交家，帝国枢密官。——译者注

11. 汉斯·格奥尔格·阿尼姆：三十年战争时期的统帅、外交家，先后为瑞典、波兰、神圣罗马帝国和萨克森选帝侯国效力，是当时最重要的将领和政治家。——译者注

12. 利特梅里茨：又称利托梅日采，今捷克波希米亚北部城市。——译者注

13. 施泰因瑙：现名齐希瓦那，是波兰下西里西亚省的一个小城。——译者注

14. 奥纳特：第七代奥纳特侯爵，西班牙政治家、外交家。1618—1622年间担任西班牙驻维也纳特使，属于反对瓦伦斯坦的派别。——译者注

15. 格奥尔格侯爵二世：1626—1661年间的黑森达姆施塔特侯爵，三十年战争期间表现较为中立。——译者注

16. 弗朗茨·阿尔布雷希特：萨克森劳恩堡王子，军事将领。三十年战争期间，他曾先后为帝国和萨克森选帝侯国效力，在此期间与瓦伦斯坦建立了合作互信的关系。——译者注

17. 即1635年5月30日缔结的《布拉格和约》，这是皇帝费迪南二世携天主教同盟与新教选帝侯萨克森选帝侯之间缔结的和约，终结了新教帝国等级与皇帝之间的战争。——译者注

18. 德语Friedland，字面意思是和平之邦、宁静之地。——译者注

第六章　1635年的布拉格

——成就了和平，触发了战争

《神圣罗马帝国的媾和》——1635年布拉格和谈时的传单

传单上画着皇帝和萨克森选帝侯，两人身穿礼服，作为缔约双方面对面地坐着。他们中间的两位女性形象象征着帝国与和平。这意味着，皇帝和选帝侯不仅在缔结双边和约，而且作为帝国的最高管理者建立了帝国的和平。这张传单仿佛预示了今后的发展。

1635年，皇帝费迪南二世和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签订了《布拉格和约》，这成为德意志帝国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在欧洲当时的情形下，这份德意志内部和约没能结束战争，战争紧接着进入了最后一个毁灭性的阶段。尽管如此，《布拉格和约》还是将瓦伦斯坦未竟的和平事业与最终成功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连接起来，是这场“战争的战争”里所有创新性和平举措中最杰出、最值得纪念的成果，给人们多方探索并进入新领域创造了条件。

与传统的条约相比，这份和约是一份缔造帝国和平的特殊和约。可见，战争危机确实富有创造才能，逼得政治家们采取全新的方法。

重建帝国和平

萨克森与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结盟本就只是半个联盟，因为，萨克森手中同时还握着一张返回帝国的回程票。原因在于，瑞典与其他帝国诸侯签订的结盟协定中一些措辞，仿佛在质疑诸侯们帝国联合体成员的身份。与此相对照，萨克森签署的协定的政治表达较为谨慎，读起来更像一份为维持邦国和平而签订的纯粹军事交换的协议，如1631年的《科斯维希协定》（das Abkommen von Coswig）。协定中的措辞是，瑞典和萨克森联盟愿齐心协力对抗蒂利，但限制在“只有面临敌人侵犯之危险时”——这样的表达避免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联盟术语。而对于奥克森斯切尔纳在国王死后赖以巩固瑞典政治的“海尔布琅同盟”，萨克森政界则敬而远之。加入瑞典德意志联邦是萨克森绝对不考虑的选项。萨克森选帝侯国不是一个寻常国家，而是帝国的成员和最重要的德意志帝国等级——相应地，它也是这么做的。萨克森只想在瑞典那里搭伙一阵子，直到朝廷受到痛苦但必要的军事教训。萨克森选帝侯不仅是德意志帝国中最后一个离开的，也是第一个回归的。

当瑞典帝国首相奥克森斯切尔纳致力于将新教帝国等级聚集在其周围，并尝试夺取宗教和帝国政治的领导地位时，萨克森选帝侯格奥尔格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皇帝此时被引入歧途，而一个被外国势力统治的帝国不可能真正成为他更好的选择。于是，格奥尔格选帝侯重新开启了与皇帝的外交官、中间人的接触和试探，而这些联络其实从来没有中断过。瑞典人试图提醒偏航的萨克森选帝侯要注意名誉，否则就控告他对联盟不忠，但德累斯顿的外交官却冷淡以对，声称联盟只是与古斯塔夫个人缔结的，古斯塔夫死后没有其他任何约定，萨克森方不再负有义务。

萨克森向皇帝靠拢，提出了一个不可妥协的条件，即要求皇帝废除《归还敕令》。当这一条在试探性谈判中得到认可时，和谈便得以成行，最后在上萨克森的易北河畔皮尔纳（Pirna an der Elbe）达成了初步和约。维也纳朝廷对“皮尔纳照会”稍作了改动，且撤回了部分被萨克森拒绝的修改条款。萨克森方面和解愿望强烈，人们也不愿意看到和谈失败。于是，1635年5月30日，皇帝费迪南二世与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一世在布拉格缔结了和约。

在三十年战争时期，《布拉格和约》对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它既不能被归入国际法范畴，也不能被归入帝国法范畴。这是一份双边条约，结束了缔约双方未宣战的战争状态，但签约的一方是没有主权的萨克森，所以它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和约。它也不是帝国会议上磋商并通过的和约，同样也不是像《奥格斯堡宗教和约》那样由专门委员会认证的和约。它不是与统治者握手言和的叛乱者的投降条约，而是将同一级别的对手美化成权利平等的双方。然而，这份和约中不仅有针对缔约方萨克森选帝侯国的条款，也涉及所有新教帝国等级和整个帝国。相应地，其他与皇帝发生冲突的帝国等级也被要求加入《布拉格和约》，除去少数例外，大多数帝国等级顺利地照做了。这样一来，萨克森选帝侯国不仅为自己，也凭借选帝侯的地位和新教帝国等级之首的威望合法地代表整个帝国，与皇帝签订了和约。一开始，皇帝费迪南只愿和萨克森选帝侯国单独缔约，孤立帝国内的其他敌人，但德累斯顿人不同意，他们坚持两两签订帝国和约，并一力贯彻。这样的状况超出了所有的帝国法律，因此不得不作为战争灾难中无判例的紧急措施合法化了。事实上，为拯救帝国宪法，人们已经违反了帝国宪法。

这是萨克森选帝侯的特殊和约。他的初衷是，尽可能不受阻碍地接纳尽可能多的需要赦免的帝国等级，从而扩大和平的范围。这是一种新型的和平协定。在以前的战争冲突中，区域扩张的趋势是致命的，此时却起到了促进和平的作用。虽说和平进程未能在接踵而来的欧洲各国中推进，但帝国内部的和平得以恢复。而两人面对面策划和谈一事，则经由当时的印刷媒体呈现在公众面前。萨克森选帝侯国取得了自《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以来最大的和平成就，这一功绩也在一幅展现《布拉格和约》的铜版画中，通过直观的图像语言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戴着皇冠的“皇帝”（Caesar）和身着选帝侯礼服的“萨克索”（Saxo）分别坐在以女性形象出现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右侧和左侧，她脚下是手执棕榈叶拂尘的象征和平的“帕克斯”（Pax）(1)。这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如果人们翻阅一下和约的文本，或许能读出更多的含义。

和约文本中基本上是促进帝国统一的语言，强调了两位负责此事的君主。这不是简单的皇帝和选帝侯之间的合作，而是帝国的“首脑”与“神圣罗马帝国的主要支柱”的合作——这是对选帝侯褒扬性的尊称，他们在“这么多长期存在的战争”之后在帝国重新建立“稳固的和平”。与战前时期较为平和的语言不同，人们现在必须将帝国从最终的灭亡中拯救出来。和平条约为国家及其人民的利益服务，最重要的是，为了帝国的利益和“德意志民族的荣耀”一次又一次地服务。在和约的文本中，帝国得到了充满感情色彩的语句的支撑，如“期盼已久的、亲爱的德意志民族祖国的和平”，其煽情程度较之《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更甚。祖国始终是那个全德意志的祖国，德意志民族则成了帝国统一的补充概念和交互概念，而帝国的传统称谓“神圣”或“罗马”则逐渐淡薄、退场。人们乐意为之努力的、帝国成员间原有的德意志“信任”应当得到恢复，为此，皇帝信誓旦旦地承诺，除了权利和宪法外，还要保护“自由”和“特权”，而作为回报，选帝侯和帝国等级应“向一切有罪之人传播恭顺的尊敬、荣誉、顺从、爱和忠诚”。因此，围绕皇帝和帝国的补充说辞充满了高辨识度的主导概念，从语言上支撑了帝国内的和平。

《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中的教派伙伴关系，有利于与帝国相关概念的形塑和宗教规则的程式化，与之不同的是，《布拉格和约》中萨克森选帝侯作为新教阵营的首领以及皇帝作为天主教首领的地位被降低了——只有一点未能达成，即萨克森始终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争取最优条件（Lieblingspetitum），而作为奥地利邦君的皇帝则同意在自己的邦国中给新教腾出一块生活空间。与以往一样，人们没能在皮尔纳和布拉格就这一点达成一致。该条约并不是简单地忽略了这一无可争议的点，也不只是将它转移到附加声明中，而是在文件中用书面语言再次详细地讲述规则需求是怎么来的，作为必备故事之补充——即选帝侯不停地作出新的尝试，努力为波希米亚人争取，而皇帝却岿然不动，不肯在这一点上屈服。选帝侯尝试了一切方法，用他的原话讲就是：“（我）在各种不同动机的指引下热心地催促，无论如何都不愿放弃”，却“不情愿地听到了”皇帝的严词拒绝。但事情就是这样。两位教派首领将自己为本派别付出的努力记载下来，还好没有危及和约本身。这是一种非凡的外交手段：通过接受条约中的分歧，不失脸面地实现和平。总的来说，谈判双方明显将政治上达成一致的和平需求置于教派利益之上。

然而，该条约会如何处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及备受抗议的、皇帝和天主教对《归还敕令》的极端解释？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说明要比上述更多，但在围绕修道院、教堂和主教所有权的最突出、最受争议的一点上，双方达成了妥协。对于先前已被新教征收的教产，“被高度奉行的宗教和约”里有“白纸黑字”的规定，而人们对这些基本规定的接纳，也再次间接证明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本身的有效性。针对此后新教徒的合法财产变更以及对天主教徒和《归还敕令》而言非法的教会财产变更，该条约引入了一个描述精确的妥协性规则。1627年之前，即修正主义敕令颁布前属于新教的财产，可以在接下来的40年里保持不变。为了让这些规则在质疑者看来不像最终方案，平权委员会应当重新达成一致；如果没有成功的话，一切则维持1627年的情况不变。悄无声息地免除《归还敕令》，实际上就是将其废除了——这是萨克森选帝侯国取得的最大的谈判成功。

《布拉格和约》一如既往地以《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作为其政治和法律基础，但规定了“正常年”，让这个貌似无解的争端重燃和解的希望。萨克森选帝侯及其德累斯顿的顾问们无疑将自己视为该和平手段的发明人和发起者，他们一步一步地说服自己的新教小弟相信这种方法，尤其是在《归还敕令》颁布后。相反地，帝国方面最初认为该方法完全不合适且予以摈弃，后来却在和平需求日渐强烈的情况下也走上了这条解决冲突之路。选帝侯致力于推动此事，并非不假思索、只图作为和平推动者被载入史册的虚名。在进入布拉格谈判初步阶段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一个正确的或者至少可妥协的日期有各自的设想，但双方的设想相去甚远。新教方面希望早日回到对他们有利的战前状态，而皇帝方面则想选一个尽量接近《归还敕令》颁布的时间，这样他们至少可以保住从之前的诉讼和战争中的所得。最终，人们就1627年达成一致，将其作为重新调整教会财产状态的起点，该年份则更加接近皇帝的设想，而非新教的意愿。1627年11月12日这一不凑整的日期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日期，它或许保全了皇帝的荣誉，因为在这一天，选帝侯同意皇帝在教产问题上行使最高裁决者的职权，即使皇帝不得不叫停他的《归还敕令》，修正内容错误的判决。从那以后，人们进一步讨论1627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再次修订后离皇帝定的日期反而远了一些。就这样，萨克森外交官找到了一个解决冲突的方案并予以执行，“正常年”这一政治法律概念被载入史册，并致力于建立和平。在此基础上，《布拉格和约》将保护“宗教和世俗和平”的职责托付给皇帝，让其重新履行一系列帝国职责中的核心部分。

然而这并不是结局

此时，通过宗教妥协恢复帝国的政治统一有了一个明确且实际的短期目标：从欧洲强国的占领下获得解放，尤其是从一直占据德意志半壁江山的瑞典人那里。和约也应对瑞典人开放，然而，考虑到该条约的民族主义文风，这是很难想象的。但是，该条约禁止一切包括天主教同盟在内的特别联盟，将两个教派的帝国等级都聚集到皇帝以及新召集的皇家帝国军身后。

一些同时代人和历史学家已经看到了“布拉格军队改革”背后帝国力量的加强，无论是希望的还是怀疑的。不过，即便如此，中央集权国家、“绝对主义”议程或潜在发展都谈不上。虽然新的帝国军队接受皇帝的最高统率，但很快又出现了一些规定，即三位武装的世俗选帝侯——萨克森、巴伐利亚和勃兰登堡选帝侯分别被任命为各自军队的将军，这样一来，军队在组织上根本没有太大变化，这也符合实际执行情况。君主主义倾向主要适用于皇帝第一个阶段的胜利以及由此产生的1629年《归还敕令》，而这个法令刚刚被纠正，不再适用于1635年前后的情况。《布拉格和约》在很多方面已经预示着威斯特伐利亚和平，皇帝的地位得到了加强，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没能开辟出一条替代性的建构国家之路，却充当了一个转折点，标志着转向双方的让步和共识，以及帝国的普世权力和宗教权力间的合作。

事实上，以上的一切都有助于建立对占领国的威胁。正如一句流行语所说，帝国的每个人都“不该休息和庆祝”，直到人人都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在另一个前线阵地打仗。又是萨克森，受皇帝委任担任执行《布拉格和约》的全权代表，在多个层面上努力协调，向前盟友瑞典人解释《布拉格和约》，要求他们最好在完成各自事业后自愿离开。事实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单纯，因为萨克森选帝侯向他们提供了好几倍的金钱补偿，就像1648年瑞典拿到的赔偿款那样。克里斯蒂娜女王和斯德哥尔摩的议会已经完全准备好终结这场深入遥远国度的战争冒险。甚至瑞典首相奥克森斯切尔纳开始时也完全没有反对，但他却被来自法国的支持和鼓励改变了主意。瑞典军方领导层并不想知道和约的内容，因此拒绝了萨克森的提议。若该提议被采纳，不仅对德意志，而且对瑞典军队和国家都要好得多。

现在，萨克森也别无选择，只能站在皇帝和帝国一方继续战争。如果1636年帝国联军能够在勃兰登堡的维特施托克战役这一决定性大战中打赢瑞典人，那么，《布拉格和约》可能就是战争结束的开始。但仗打输了，只留下了开头所描述的乱葬坑。瑞典公开接受法国支持，占领并肆意破坏德意志北部一半以上的领土长达10年之久。首当其冲的则是萨克森。萨克森选帝侯带领他的邦国顺利地熬过了战争的第一个10年，现在却陷入战争的旋涡，并受到双重摧残：在《布拉格和约》之前，萨克森被表现完全不像帝国军的帝国军蹂躏，之后被服务于瑞典的军队破坏。两者均严重损毁了萨克森丰富的城市景观，且以典型的战争节奏进行轮番破坏——常规的包围、炮击、纵火，接下来是和解与破坏欲下降，复又对妇女儿童无节制地疯狂施暴。萨克森的政客们拯救了帝国，却没能保全自己的邦国。由于生存基础遭到破坏，萨克森失去了近一半的人口。

相应地，获悉《布拉格和约》即将来临且最终得以签订的人们感到非常失望。一直消息灵通的哈佩，曾热切地接受了整个战争期间的每一个和平谣言，并一再“急切地期盼珍贵的、亲爱的和平”。他跟进萨克森和皇帝间的谈判进展，并在1635年6月缔结和约后要求举办一个公开的致谢庆典，在庆典上祈求上天的垂怜，让其他诸侯和帝国等级也愿意接受和约。但是，人们期待的是“普世和平”，而这位编年史学家则有了不好的预感，即局部和平“可能产生更大更多的战争”，因为人们“对这种和平感到更加郁闷、震惊，而不是喜悦”。亲爱的和平是用语言宣布的，但人们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和平的硕果”（fructus pacis），就很快听说了敌人入侵的消息，1635年9月，敌人真的来了：“瑞典军队”又一次肆无忌惮地劫掠，“不肯接受和平”。

战祸殃及整个德意志。在战争最后一个漫长的阶段，哈布斯堡、法国、瑞典这三大普世强国完全被激发出清晰可辨的战争暴力，如怪兽般再一次扑向百姓。它不仅延续了上一段战争暴力，而且更疯狂、更残暴。于是，把外国势力驱赶出去，由内而外达成欧洲和平，对于德意志而言便显得愈发急迫。鉴于这一点迟迟没有实现，人类乃至整个文明和中欧的政治经济文化如何才能在这场“战争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问题也因此变得更加紧迫。

依靠移民和机构幸存下来

“11月12日，一名陌生女子来到门前”，1636年埃尔兴根修道院的厨房主管伯岑哈特记载道，那位女子说，“教堂的高级教士或者某位僧侣应当马上赶往乌尔姆城，因为一封重要的委托书即将到达那里，为教堂服务之人，也就是说周边所有高级教士都将聚集到那里。如果大酒窖技师在场，他可以出席，要么就是修道院院长亲自前往，然而两位高级教士均不在家。人们给了那个女子面包等一些吃的东西。之后，人们把她和一位普通僧侣一起送往乌尔姆。那个可恶的女人却很快在塔尔芬根（Thalfingen）(2)附近和他分开，这样人们就再也看不到她了。四月里，教士回来了，一脸不高兴。那个心眼很坏却饥肠辘辘的女人不过是为了要口吃的。神呐，有什么不能怪到饥饿头上!”

显然，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位编年史学家对这种狡猾的生存技术表示理解。毕竟，饥饿是真实的，去乌尔姆的步行道路也很遥远，行政区和教士大会也真的举行了，该编年史的其他章节对此有过记载。这个非常真实的愚人节玩笑的笑点，来自人们脑海里和脚下这个战争社会的机动性。而此情此景下，将战火中依然运行的公共机构作为借口，倒也可信。很多机构在战争中依旧运作着。此时，移民和沟通、融合和机构标志着一种非常有效的生存策略。

西班牙统治时期的尼德兰，曾是大规模战争移民的先驱。受迫害的宗教改革者从尼德兰逃往德意志北部，小部分人逃往德意志西部。北部新教国家逐渐形成，同哈布斯堡家族治下的天主教南方发生了某种教派上的人口交流，产生的经济利益也使独立的尼德兰受益。最引人注目的宗教移民则是15万名来自波希米亚的新教居民上演的一出“出埃及记”（Exodus），其中包括捷克人和德意志人，他们被当作政治难民、被驱逐者，大多数则作为宗教难民越过国界。彼时，波希米亚战败，祸不单行的是，在《归还敕令》实施的年代，新教徒被无情地天主教化，波希米亚再无新教徒的容身之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萨克森定居，沿着波希米亚边境，从易北河谷到德累斯顿住下来，也有人在埃尔茨山脉、齐陶（Zittauer Land）(3)以及卢萨蒂亚安家。这样的定居情况，仿佛表明了他们想在情况好转时返回故土的意愿。那时的一个中心是皮尔纳，也就是布拉格和谈试探性会谈的举办地，尽管萨克森选帝侯付出过努力，但成功的希望却与《布拉格和约》一起被埋葬。波希米亚移民受到信仰相近的萨克森人的欢迎和萨克森政府的支持，比如借助教会提供资金并允许他们用捷克语布道。邦内的分配不均、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带来了一些地区性的问题和防卫反应，但在当时这种反应是有限的。这种细致的融合取得了成功，就像后来流亡德意志各邦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那样，融合跨越世代，直至语言上完全同化，而融合也丰富了德国的波希米亚工艺和音乐文化。然而，最重要的是，国家对融合的支持保护了战火中的人们免受迫害。

在帝国的其他地方，不断变化的战争局势也产生了战争难民，主要是教会人士和教育工作者，但并未形成真正的难民潮。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是由整个地区与战争有关的经济损失造成的。当然，移至人烟稀少地区也没那么快，虽然有空间给移民居住，但基础设施和生存环境还无法如此迅速地恢复。例如，施瓦本汝拉山脉（Schwäbische Alb）(4)的一些地区就是这种情况，那里受损严重，但最终来自蒂罗尔（Tirol）的人们还是定居了下来。赔偿和重新安置人口成为一个战后问题，但也可能始于战争期间。移民运动背后的人口机制和旧的欧洲生物社会的人口管制，因房屋空置和职位空缺造成婚龄下降与后代增多，这些均不利于人的尊严、个体的自我建构等人文主义形象，却帮助苦苦挣扎了三十年的文化幸存下来。

然而，对于一些人的个人生存而言，一种特殊形势下的战争迁移，即临时短距离迁移，提供了一个机会，即所谓的避难（Einflucht）。在军队逼近时，大多数居住在农村的人不得已时试图藏身树林，但最安全的办法还是撤到坚固的城墙后。比如乌尔姆就及时更新了堡垒带，在整个战争期间为本城的无数农村人口和其他人员提供避难所。在场地有限的情况下，往往会优先接纳本教派的信徒，但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不同教派间的友爱互助，就越来越不是一个禁忌，比如天主教教徒会将储备物资存放到邻近的新教帝国城市或行政区城市中。巴伐利亚城市韦姆丁（Wemding）完全是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城市，最初吸引的主要是天主教难民。但是，作为军用道路之间的一个盲点，韦姆丁相对安全，于是它越来越多地向其他教派的邻居开放，并最终成为周边地区农民的跨教派避难中心。为此，人们需要一个地区性预警系统，即使是简单的装置也可能有用。雇佣兵哈根多夫对某个村庄针对他这种人的预警装置印象深刻，他在日记中如是写道：在教堂塔楼尖顶悬挂一只篮子，危险来临时，放哨的人会把篮子倒过来，然后所有人开溜。邻里之间对军队过境的预警和报告系统可以互惠地扩展到整个城市链与统治链。在这方面，肩负统治重任的帝国行政区也形成了组织有序的框架。

面对危险，人们可以选择逃跑或者坚守。除了为生存而移民和流动外，在充斥着无休止军事暴力的最后一个漫长的战争阶段，维持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则是政治社会制度的抵抗，这种令人震惊的抵抗最终具有决定意义。曾有传言指出，在混乱的战争中，家庭以及一切社会关系都崩溃了，但许多编年体史书中的记载均反对这一点。在编年体史书中，恰恰是配偶、子女和亲属以及地区共同体间的基本关联变得很明确。这些由人类学和社会设定好的小小单元在战争危险中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其力量，这样的经验正是在这场“战争的战争”中不能被忽略的。除此之外，帝国的全套政治系统基本存在，在战争混乱中继续运转。城镇当局和各领地庄园试图保全其成员免于毁灭，如设法储存紧急供应品和生产资料，特别是谷物的种子，以便未来继续发展经济。安德希斯修道院院长是一位领主，在敌人进犯的紧急情况下，毫不介意将农民的牲口安置在修道院的十字形回廊中，并将圣所作为人们的藏身之处。政治组织也与军事指挥官达成了妥协。“保护措施”（Salva Guardia）是与军方合作的一种仪式化形式。双方上层商定，军方提供安全通行证或保护卫队以抵御抢劫，民方支付一笔费用，这通常会带来一个双赢局面，因为保护者会得到供养。针对法兰克尼亚伯国霍恩洛厄（die Fränkische Grafschaft Hohenlohe）的一项个案研究，揭示了整个战争时期持续运转的国家和教会管理的成就，这种管理有助于放下战争经历，并得出结论：“政府和教会的存续得益于战前建立良好的秩序，人们应当恢复这种秩序。”

这一经验可以加以推广。领土的组织，即邦国、领地和城市的划分受战争影响而有所推迟，却在这场毁灭性战争中保存下来，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保留下来的一系列文件见证了他们在战争中的活动，在某些地方，随着战争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大，人们也能清楚地看到邦国的组织能力、行政能力日益增强。此外，整个地区的合作形式可以借鉴传统的帝国行政区之间的团结互助模式，在这些行政区中，“多君主的”施瓦本行政区和法兰克尼亚行政区在实施上级的任务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1640年在雷根斯堡重新召开第一届帝国大会时，尽管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人们还是很清楚应如何操作，并按照既定的形式组织选帝侯议团（Kurfürstenkolleg）、诸侯议团（Fürstenrat）和帝国城市议团（Städtekollegium）开会。其他的文化，有的在大灾难中无声无息地陨落，其昔日文明仅残存片段；而与此不同的是，德意志帝国却凭借其高度发达的文字和其受到法律保障的制度，维持了其文化的连续性，并将一些因三十年的疯狂而岌岌可危的事业继续下去。但现在，真的是时候结束了，况且，结束战争的决定性动力亦来自帝国的机构。

1. Pax，拉丁语，意为和平。——译者注

2. 塔尔芬根是埃尔兴根下属的一个小镇。——译者注

3. 位于萨克森最东南，现在是德国、波兰和捷克三国交界处。——译者注

4. 旧称Schwäbischer Jura或Schwabenalb，南德中部山脉，有一小部分在瑞士。——译者注

第七章　现已忍无可忍

——德意志入局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

奥格斯堡和平之车

在这张奥格斯堡印刷的版画中，一副车驾正驶向《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驾车的不再是凯旋的统帅，而是以女性形象出现的和平。车驾经过刻着和谈核心概念的立柱，越过手持武器的战神玛尔斯。马的身上挂着纹章，象征着新的欧洲国际体系。强国之车的形象是非常有表现力的，我们将在本章的文本中详细讨论。

为了完成真正终结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大业，欧洲大国花了四年时间。其中有诸多原因，而在文件版本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文书》（Acta Pacis Westphalicae）中，仅完整的皇帝通信系列就有10卷，囊括了所有的原因。帝国摆开了战场，却更加迫切地需要和平，并且……

求救

……不能再等了。诸侯和帝国等级正敦促平易近人的皇位继承人费迪南三世，如有必要，哪怕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最终缔结和约。最后，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向皇帝发出最后通牒：为了帝国，应当断绝与一直打仗的西班牙的联系，方能实现和平。他认为，将波罗的海拱手让出，虽然算是往瑞典人手中放了一把打开帝国的危险钥匙，却获得了萨克森的约翰·格奥尔格从旁协助。但是，为了亲爱的和平，除了通过谈判尽可能地缩小瑞典人的疆域，并同意受损失的当地邦君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易之外，并没有什么可做的——即使这样会对萨克森不利。阿尔滕堡和其他帝国等级一再强烈要求快速达成和平协议。在感到绝望时，一个接一个的帝国等级实施停火、缔结特别和约，甚至像巴伐利亚那样，致力于与国内的篡位者进行联盟谈判。

由于皇帝的所有支持被切断，也为邦国和民众考虑，萨克森甚至退出了战争。在第一次拉拢尝试中，瑞典人没能成功地把这个受到威胁的邦国中立化，因为在最后时刻，这位不太好相处的选帝侯借口可能会“产生误会”而拒绝了瑞典人。瑞典陆军元帅托尔斯滕森（Lennart Torstenson，1603—1651）向他推荐了一份有利于新教事业的协定，约翰·格奥尔格却宣称这是一个有损名誉的指控，称他此前履行选帝侯的职责并非为了新教利益。但是，当瑞典人已经来到邦都德累斯顿城下时，萨克森人只能于1645年9月6日在易北河畔郊区的教堂签订停战协定。这份协定，拔高一些来讲，作为《克茨申布罗达和约》（Friede von Kötzschenbroda）被载入记忆文化，因为瑞典占领萨克森部分领土向萨克森施压，给这个邦国带来了暂时的和平——最终的和约则是《艾伦堡和约》（Frieden von Eilenburg）。为了争取萨克森的支持，瑞典人特别考虑到了选帝侯对皇帝、对帝国的义务，甚至不惜违反外国军队过境权，答应萨克森军队可以继续在帝国军服役。尽管如此，维也纳方面的密使还是试图阻止，但却徒劳无功。萨克森人的特殊和约应该“在达成全面和平协议之前一直有效”，从而作为一个预备阶段，无缝衔接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即使是日期的设定也象征了最后的结局：4月初签的字，日期却往前写到3月31日，因为那时4月是“如此不稳定的月份”。

越来越多的帝国等级愈加坚定地认为，他们不应该把一切都寄希望于欧洲大国间无实质性进展的谈判上，并决定自己前往奥斯纳布吕克。不过，皇帝一开始不肯让人夺走独一无二的谈判领导权，拒绝批准其他帝国成员加入。但是，帝国大区决意派法兰克尼亚帝国行政区代表，接着又派出施瓦本帝国行政区代表前往奥斯纳布吕克，而这一未经授权的“入局”也为帝国等级打开了谈判之门。

在明斯特，皇帝与法国和天主教国家谈判，而在奥斯纳布吕克，皇帝的谈判对象则是瑞典人和新教国家。帝国等级们参与了两个城市的会谈，他们喜欢在半道上的伦格里希（Lengerich）约见，彼此间按照与帝国会议类似的形式进行讨论。对帝国问题负责的使者们给谈判注入了新的动力，并主要就各自的宪法和宗教问题达成了共识。在谈判最后一年的年初，一个跨教派的“第三方”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联合体”（Konjunktion），他们是：新教方面的萨克森选帝侯国、勃兰登堡选帝侯国、斯特拉斯堡、恩斯特系萨克森诸邦国，以及在帝国中担任要职的美因茨选帝侯国、巴伐利亚选帝侯国和当时很有争议的约翰·菲利普·冯·舍恩伯恩（Johann Philipp von Schönborn，1605—1673）(1)。他们最后完全大权在握，不允许再有任何的借口和迟疑，直至1648年10月24日真正缔结和约。但是，在这场漫长战争的漫长和谈中，除了细枝末节，到底谈了些什么呢？

欧洲建构国家之战的结局

波希米亚起义宣告了这场全欧洲的建构国家之战的开始，尼德兰独立战争又使其进一步白热化。在这场战争中，个别等级对哈布斯堡成为普世大国的追求提出了反对。从一开始，拥有黎塞留的法国和17世纪30年代起拥有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瑞典同时参与角逐，各自怀着对本国一统欧洲、建立普世政权的目标，与哈布斯堡王朝进行对抗。然而，这三个候选国中，并没有谁能够赢得这场争夺统一的欧洲领导权的斗争。一个妥协的方案呼之欲出。然而，只要欧洲通过什么方式建构国家的根本问题没有定论，妥协方案就只能停留在试探或最多停战的阶段，直到下一次战争开火。

因为，只要领导位置虚位以待，等级森严的欧洲理想仍然存在于政治秩序理念中，就会有人一次又一次地去争夺这个位子。欧洲需要一条创造性的出路，一套与普世等级制不同的规范，需要改变范式。当时的政治理论已经致力于此：如让·博丹、托马斯·霍布斯和胡果·格老秀斯等开创的哲学国家理念、政治主导思想，首先是主权、国家至上主义和国际法，让人们最终以复数形式思考“国家”（Staat）这一概念。普世君主制的概念失去了其积极意义，现在几乎成了一个贬义词。于是，平等共存的理念出现了，那些理论著作使欧洲的新秩序合法化。一切欧洲国家均无须臣服于某个政治机构，它们必须互相承认，不得干涉彼此的内政。正是这种新模式，没有把国与国之间的并立视为必须铲除的无政府状态，而是作为一种合法的欧洲秩序，才使得在此基础上走向全面和平成为可能。

这次“平权活动”就是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它在四年的时间里通过面对面的谈判、考究的仪式，尤其是程式化的条约文案，正规地践行了新的秩序。因为，首要的缔约方即哈布斯堡皇帝，一方面与法国国王谈判，另一方面与瑞典国王谈判，他们作为曾经的普世君主候选人都作出了让步，不得不相应地减少各自对统治权的要求。在同时发布的条约序言中，他们均以不幸卷入战争的同等级君主身份出现，回顾了战争历程。

具体地说，为了达成和约，三位决赛选手不得不降低各自对几乎完全被占领的德意志进行普世统治的要求，仅满足于顺手捞走一些利益。法国获得了莱茵河畔的一些土地和阿尔萨斯的10个帝国城市，但有很多附加条款的限制，因此没有人知道，这些领土是不是真的在国际法意义上被割让了——从安全政策上讲，这是一种危险的先行达到和平的方法。瑞典得到了一些沿海城市和邦国，但并未将它们从帝国割让出去，而是瑞典加入了帝国，并在帝国会议上代表它们——这是一种温和且更值得推广的吞并形式。然而，皇帝想要为帝国和奥地利求得和平，只能跟西班牙分道扬镳，后者放走了尼德兰，却又不得不继续跟法国打了10年仗。比起获得的莱茵河畔的土地，法国媒体庆祝更多的则是哈布斯堡普世大国分崩离析并被拆成一个个小国的事实。对于皇帝的声誉和德意志民族帝国的重新繁荣而言，这样的限制也是一种收获。

大众媒体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图片报道喜欢把缔结和约的三个前普世大国按三叶草形状排列，形象地表现了欧洲多国制的核心，同时也尝试了其他的呈现形式。其中最有表现力的是在奥格斯堡印刷的《和平之车》（Friedenswagen）。一辆并非由胜利者而是由和平女神驾驶的马车，滚滚驶过被摧毁的军事装备。这一画面形象地象征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名言即“和平是万物之中最好的东西”。和平之车扫过数根立柱，立柱上刻着铭文“理性状态”，即国家利益至上主义，以及“大赦”，即条约中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当时及此后排除了一切阻碍和平的战争债务争议。这辆车由四匹马拉着，马的胸前各挂着一枚本国的纹章：法国百合、瑞典狮子、帝国之鹰以及西班牙的纹章。尤其和谐的是，拉车的不是三匹而是四匹马，即哈布斯堡家族的德意志支系和西班牙支系的分离已然被包括在内。因此，这幅图片实际象征着四个国家将欧洲这辆破车从破碎的普世大国迷梦中拉出来——强国之车作为欧洲国际体系的象征。图中没有呈现的是尼德兰，它不仅得以独立，而且还获得了自己的和平条约，象征性地将尼德兰与西班牙以及其他值得缔约的强国等同起来。与此同时，瑞士人则不得不屈就于一项小小的和约条款。然而，荷兰的绘画界则凭借特·博尔奇（Terborch）的宏大油画主宰了记忆文化，这幅油画其实只是展现了特别和约的谈判过程，却成为威斯特伐利亚和平的象征。

就这样，人们作出了反对欧洲走上一国制建国之路的决定，没错，多国制的欧洲作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进入了国际研究视野，并将欧洲历史推进了现代的门槛。然而，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德意志历史走上了另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

联邦制帝国宪法的第三条道路

为解决建构国家这一建设性难题，帝国找到了介于普世主义和小邦分立主义（Partikularismus）之间的另一条道路。原因是，一方面，拥有皇帝和帝国的德意志人，具有普世主义的传统，且曾经参与过大哈布斯堡的建国尝试。在这场战争中，皇帝与西班牙以及天主教的教派化势力联合起来，使君主制时而占得上风，似乎能够让德意志走上大一统的道路。而另一方面，“建构国家”也以复数形式发生在帝国的领土层面。萨克森、巴伐利亚等大诸侯国和个别帝国成员组成的敌对特别联盟，以及动摇了帝国内部联结的瑞典联盟，或许在三十年战争期间还有其他选择，并且能够像位于帝国边缘、脱离帝国的尼德兰和阿尔卑斯山地区的邦国那样，独立地进入多国制的欧洲体系。然而，德意志历史并没有遵循以上任何一种模式，而是借助于两个层面上的基本的建国思想，摒弃了被臆想出来的、相互排斥的欧洲建国方案。

在帝国权力的上层，欧洲的普世主义必须降低到一个可容忍的程度。但与此同时，以帝国的综合力量来建立一个德意志的整体国家。选举出来的帝国首脑最终被国有化了，成为德意志的职业皇帝，其能力受到《选举让步协议》的调节，且其权力被帝国会议、帝国最高法院等全帝国机构架空。在各地区的底层，德意志大小邦国正是在这场战争中完成了重要的行政任务，但它们仍然通过平行设置的帝国机构与整个帝国系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些机构中，各邦国作为帝国等级代表自己，并能一次又一次地共同操控帝国。

德意志的国家成就（Staatsleistungen）和国家扩张（Staatsausbau）是在两个层面上取得的，这两个层面时而彼此竞争，时而互相补充，时而在组织方面互相交织。尽管人们曾为集体安全做出过一些努力，却还是没能为多国制的欧洲发展出跨越式的组织形式，在这一点上，德意志帝国取得了小小的成功。如果说欧洲的一些单个国家具有行政和外交政策上的效率优势的话，那么，德意志这一具有双元国家特性（Doppelstaatlichkeit）的组织则更加复杂，为地区参与、法制以及和平的发展提供了特别的机会。

在三十年战争的外部政治和教派压力下，帝国组织中危机四伏，冲突不断，这一切又一次被摆到了桌面上。但是，时不时反体制行事的帝国在费迪南三世的带领下恢复职责，且在战争中四散的帝国等级也将和平谈判带到帝国大会，并恢复了帝国的团结。为避免将来与皇帝发生冲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调整了邦国和帝国等级的权利，并规定了共同承担的机构。随着德意志双元国家特性的正式恢复，和约在作出重要修订后也正式成为帝国宪法。该条约文案将和约升格为《基本法》，并将它与旧的《基本法》以及《金玺诏书》（die Goldene Bulle）共同认证为德意志的宪法。

从根本上说，随着和约而更新的德意志宪法体系是一个联邦制体系，拥有一位立宪制选举出来的皇帝。后来显现出来的联邦制发展苗头，尽管起伏不定，时断时续，但该体系决定了德意志的历史，直至形成今天这样的联邦和州的格局。

皇帝和帝国在奥斯纳布吕克与瑞典商谈的和约《奥斯纳布吕克和平工具》（Instrumentum Pacis Osnabrugense，IPO）中的一些条例，与在明斯特同法国签订的版本有部分重复，这成为150年来德意志历史上书面化新宪法的基础。与它对帝国的重要意义相匹配的是，该和约的拉丁文原版和德语译文的印量达到了约2万册的数量级，传播广泛。尤其是综观随后的历史，该条约为德意志由谈判产生的、绵延最久的政治秩序奠定了基础。在此，条约的文本实在值得一看。

一条特有的宪法条款（IPO Ⅷ）预防性地排除了帝国成员之间有关其权利的冲突。为此，诸侯和领主首先确认了其邦国层面上的权利，他们在邦国的政权正是基于此。宪法条款的所有其他条例均涉及帝国权力层面。

帝国等级的联盟权利得以恢复，进而确认了德意志传统的结盟自由。由于当时情况特殊，正在进行一场讨伐占领国的帝国战争，《布拉格和约》取缔了所有的特别联盟，后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又将其恢复。就像与皇帝或者外部邻国达成一致、缔结同盟并形成集体安全政策那样，结盟可以用于保护或者强化帝国权力。根据帝国的传统，联盟的目的被设定为防御，即“为了维护安全”，帝国等级可因此而结盟，但出于其他原因则不可以，明确排除反对皇帝或帝国的联盟。结成的联盟必须服务于帝国，对皇权有益，至少不允许其有损皇权。事实上，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后来已多次受到惩罚。

其他规定涉及须重新建立或进行改革的帝国行政机关，尤其是帝国会议。所有帝国等级在一切问题上都享有平等的投票权。这一规定针对皇帝的独断专权，同样也针对选帝侯在帝国事务中权力过大，也能防止帝国城市权力过小。目标是帝国等级的平等，但在那样一个等级意识过强的时代，这种目标只能实现一点点。帝国会议的职责得以规定并有所扩大。所有等级代表的核心权利即税收许可权，以及在“绝对主义”邻国面前被压制的立法权，也得到了确立。

那么接下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成了和平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主要内容是规定了战争或和平的决定权，这一点，无论是英国议会还是后来俾斯麦德国的国会均未曾有过。不是每位帝国等级自身（就像后世误解的那样），而是所有帝国等级一起拥有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权利。只有皇帝和帝国等级一起，才可以作出发动帝国战争的决议。于是，决定战争或和平这一最高国家权力，便正式归于作为皇帝和帝国等级制度衔接点的帝国会议。

其他条款则规定了有待更新的帝国权力机构，除了皇帝外，还有帝国大区和帝国最高法院。谈判中提到的一些宪法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尽管如此，为了实现和平，人们采用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协定手段，即把尚未敲定的问题记下来，留到以后的会议上讨论。有几个问题在后一次的帝国会议上得以解决，其他问题则始终悬而未决——这是为通过永久帝国会议从制度上进一步扩大联邦制帝国形式而创建了一种巧妙的法律基础。帝国会议未来的永久性使得这个至高无上的宪法委员会，能够在一个和平转瞬即逝的欧洲迅速对政治军事变迁作出反应。在这个过程中，战争与防御以及整个帝国会议审批之间的联系，增强了帝国的“结构性不可侵犯力”（Nichtangriffsfähigkeit），给帝国安全上了双保险。凭借其防御规范和多元决策结构，帝国几乎无法攻击任何人，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也不可能轻易地作为一个整体被征服。战争虽然很难从帝国方面爆发，但即便如此，帝国还是未能幸免。想要避免战争，就需要有组织的防御，并采取渐进的安全政策措施，而这些措施则为历史学的和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调查资料。

宗教和平即国家成就

《奥斯纳布吕克和约》的多数条款涉及宗教。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首先是一份宗教和约，它毕竟结束了一场举足轻重的宗教战争。但是，人们忽略了一点，最终克服教派冲突的，正是政治势力和国家调控。相应地，宪法最大的成就在于从政治和法制上完成对教派冲突的规制。宪法第五条规定了新教和天主教宗教派别之间的关系，是迄今为止整个一组条约中最全面的一条——在这一点上，与宪法的政治规定不同，人们完全不指望未来伙伴之间的善意。此外还有第七条，它补充性地澄清了两个新教教派之间的关系，这样，宗教改革派就作为支系被纳入教派体系中。在欧洲最复杂的多教派格局中，教派间教条主义的不容异说从未断绝，人们需要以大量的个别规定作为先决条件，但这一貌似无法想象的难题，却主要借助于两项天才般简单的政治法律基本条款得以成功解决，即“正常年”和“平等”。两者已经在这场战争中相遇了，现在人们已经找到了其持续有效的形式。

《布拉格和约》尝试纠正了《归还敕令》，而“正常年”则开启了“教产”分配。引入“正常年”本身，令很多参加威斯特伐利亚和谈的人豁然开朗，但1627年这个年份却引起了极大争议，谈判因而被搁浅。萨克森人将“正常年”作为解决冲突的办法引入并在《布拉格和约》中实施，虽然所有人都质疑1627年这个年份，但却没有人撼动这一原则，此后，人们选择了一个新的、更有效的年份。萨克森代表团迟到了，不过来得还算及时，得以给卡在教派极端境况中的谈判注入了新的动力。皇帝的全权代表、特劳特曼斯多夫的马克西米利安试图通过拓展他的指示全权来进行调解，但在发现其毫无希望后放弃了。他立刻与刚刚抵达的、温和的萨克森人进行商量，讨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宗教问题的方案，得到了好几个可以放入后续谈判的新思路，尤其是定一个“新的”正常年。人们向刚抵达的专家提出问题，问他们哪一年可以让双方同意。使者们本能地提出了一个此前从未被考虑过的年份——1624年。这个年份不在指示中，选帝侯也是事后才表示支持的，所以，人们是怎么想到这一年的，至今令人费解。也许他们简单计算了一下新教方面提出的1618—1620年与天主教方面提出的1627—1630年的中位数吧。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真正公正的日期，因为双方听到后都立刻暴怒，同时，没有人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后还能确切地知道，1624年1月1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但正因如此，这一年是一个未被动用过的、不具有派别隐含意义的年份。特劳特曼斯多夫伯爵接受了这个日期，偶尔也会弃用它，但这个年份依然存在于讨论中，人们围绕其变体1622年年中或1625年年中展开讨论。最后，它出现在条约里：1624年，且出现了不少于47次。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新皇帝费迪南三世已经变得非常好说话了。他虽然希望1627年这一可靠的年份作为重新调整条约的妥协，但在给特劳特曼斯多夫的秘密指示中，他已经答应，在新教帝国等级不达目的就让和谈失败的极端紧急情况下，可以屈服于他们提出的极端要求——1618年，当然要加上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如果这样的话，天主教阵营里的极端分子会怎样面对这种挑衅呢？他们可比愿意妥协的皇帝更加挑剔，人们已经在用各种方式敦促他们接受1624年这一年份了。萨克森的君主或许看在与教会选帝侯同事们的共事之谊上，设身处地地体谅对方教派的心境，因而萨克森提出的建议并非从新教利益的立场出发，而是从帝国和平的立场出发，因为外交官们经过长期的谈判和交流已经知道，什么样的内容才能让各自的谈判对手接受。萨克森的超党派性和在颇受欢迎的帝国斡旋中练就的移情能力，是其外交人员能够作出精确判断的深层次原因。萨克森外交官在抵达奥斯纳布吕克那天，就已经提出了那个最终决定了几个世纪教派地图的年份。

多年来，邦君的教派决定权（即“法律改革”）使得教派关系始终处在动荡之中。虽然《布拉格和约》再次正式确认了该权利，但“正常年”的规定却令它名存实亡。因为臣民们可以援引“正常年”之前的教派状态，并保持其教会关系。“正常年”尤其适用于当时的混合教派地区，也非常适用于日后想改变教派的邦君。例如在信仰新教的萨克森选帝侯国，选帝侯“强壮者”奥古斯特（August der Starke）1697年改宗天主教时，他的民众不需要跟着他改变信仰。没错，统治者不允许对1624年后引入的教会制度作丝毫改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邦君想改宗，那么就需要花费大量精力让等级们同意他建一个“宫廷教堂”。如果没有其他任何协议或者人们不愿动用补充性的移民权，那么，从那以后人们是天主教徒或是新教徒就已经定下来了，因为在“正常年”1624年，相应的地区已有过天主教或新教的公共宗教活动。这显然不符合当代人对自由选择宗教信仰的要求，但通过冻结现状并从法律上规定整个德意志的教派地图，平息了诸多不可解决的冲突。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另一方面，“平等”原则在战争之前未能实现，现在才得以确立。具体而言，这意味着未来在法律上平等的两个宗教派别受到承认，它们在帝国委员会中权利平等，双方尽可能席位相等，但无论如何都不允许他们在决议程序中以多数票否定对方。而在涉及教派关键问题时，则不得不“部分”对“部分”，即在帝国会议组织新教团体和天主教团体，商讨解决方案。其实，在敏感的宗教问题上，人们早该想到这种避免因多数派胜利而发生冲突的办法了，而且人们在战争之前就已经想到了。因为当时的办法只是聚合的程序平等，按照克莱斯尔的设想，这种程序平等可以使教派政治领域不至于爆发战争。

天主教同盟和新教联盟两个教派结盟仿佛去军事化了，并成为政治宗教派别团体，其作用类似于帝国会议的议会党团（Fraktion）。宗教改革者们曾在新教联盟中与路德宗信徒同舟共济，也被归入了新教团体。这些措施最终并未导致在多教派的德意志发生宗教冲突的结局。这些措施不是武力措施，而是在帝国最高法院和帝国委员会层面解决问题。这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最大的功绩之一，它将长期深陷教条主义、不容异教的教派最终纳入政治法律秩序，从而在这个推动宗教改革、建构教派的核心国家永远遏制了宗教战争。帝国管理机构总是能消除战争复发的危险，而在此后的德意志，“宗教战争”一词便成了一个贬义词。

该和约的一些特别条款呈现了具有纪念价值的、为和平而妥协的高超技巧。通常被误认为僵化的帝国体系，以惊人的灵活性成功解决了普法尔茨选帝侯的地位问题，这一问题始终是和平之路上的绊脚石。在一系列领土恢复案例中，应众多强大支持者的要求，恢复已被革出社会的弗里德里希五世的普法尔茨王朝是最困难的。一方面，不可能恢复莱茵普法尔茨却不归还选帝侯的头衔；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剥夺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的选帝侯身份；但更不可能的是，动摇1356年《金玺诏书》所规定的七位皇帝候选者的神圣数字，这七个人则分别是美因茨、特里尔和科隆的三位大主教与具有象征性宫廷要职的四位诸侯，即司膳（Truchseß）、元帅（Marschall）、财务官（Kämmerer）和掌酒官（Mundschenk）。当然，为什么不可能呢？如果没有别的办法，那么就不得不首次破坏这一限定的数字，为普法尔茨造出第八个选帝侯头衔。巴伐利亚能保住自己的选帝侯头衔，而被废黜的“冬王”之子卡尔·路德维希则获得莱茵普法尔茨封地，获封选帝侯头衔。在排位意识很强的选帝侯议团里，卡尔·路德维希的座次只能往后排一排，但作为安慰，他递补了新设的“帝国司库”（Reichsschatzamt）一职，该职位使得他在下一次选举皇帝时也有一个宫廷要职。半个世纪后，递补上来的另一位汉诺威选帝侯，即世界强国领导人英格兰国王乔治一世（König Georg Ⅰ. von England），还与普法尔茨人因排位和官职吵得不可开交，这一点足以表明，在那个年代，地位和仪式问题里充斥着太多矛盾与冲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表明，通过创造性的和平尝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这成为后来成功恢复选帝侯议团教派平衡的关键第一步，该平衡曾一度被巴伐利亚的天主教选帝侯的选票打破。

另一条妥协性的规定调和了帝国城市奥格斯堡城内悬而未决、且在战争中引发了多次争端的教派状况。对于这个在德国宗教史上富有象征意义的大都市而言，该条约恰恰为整个帝国的“平等”建立了一个缩小的城市模型：所有职位，从城门守将到行会的手工业者，均按照教派分散开来，以便两个教派共存于一个城市。从此以后，奥格斯堡的新教公民能够以这种方式保留他们在战争中饱受威胁的教派认同，他们便一年一度地庆祝“感恩节日”（Dankfest），该节日在经过跨教派的扩展后成为一个城市节日——“和平节”（Friedensfest），至今仍在庆祝。

此外，1648年的妥协困境中产生了“奥斯纳布吕克交替制”（Osnabrücker Alternation），它实际上给各教会提出了一项真正难以置信的任务：他们需要从布伦瑞克王室（das Brauschweigische Haus）中挑选出一位天主教的采邑主教或一位新教诸侯交替担任“主教”。而教会确实这么做了，他们并不理会罗马因选举新教主教而对他们的责备。这一事实说明，帝国教会认为对影响和平的宪法忠诚比遵守教会法更为重要。

可教皇并不这么想。为反对1648年的政治宗教和约，罗马教廷发表了一份万众瞩目的抗议，不承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和谈过程中，罗马教皇的使节法比奥·齐吉（Fabio Chigi，1599—1667），也即后来的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就作为和谈斡旋人在明斯特的谈判中发挥了作用，但主要只是在天主教诸侯之间进行调解。教皇绝不愿意看到与“异教徒”达成最终的和平，并对归还已被天主教收入囊中的主管教区和其他教产提出了律法上的抗议，先是以私下公证的形式，但最后还是公之于众。罗马教廷或许有其他的行为选择，也并不想危及和约本身，但由于不承认和约，罗马教皇最终还是与欧洲国际法体系划清了界线。虽然他与德意志皇帝、天主教诸侯，尤其是采邑主教管辖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此后他还是一次又一次站到了德意志宪法的对立面。而在冲突发生时，忠于宪法的帝国教会通常都能遵守维护和平的帝国法。

就这样，1648年被推翻的普世主义有了两个实际上的继承者：在多国制的欧洲建立独立国家，以及在帝国内建立联邦性质的双元国家制度。后者因负责跨教派的冲突调解，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包含两个持续有效的秩序纲领。两份纲领中的哪一份更适合和平或者更有利于解决今天的问题，还需要讨论。在两个建立国家的工地上，人们能找到对和平举足轻重的提示。三十年来，建立国家的大工地上产生的一系列和平萌芽，有没有可能汇聚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并继续发挥作用呢？

1. 曾先后担任美因茨选帝侯兼大主教（自1647年起）、维尔茨堡采邑主教（自1642年起）和沃尔姆斯主教（自1663年起）。——译者注

终章　三十年战争能否给终结战争带来启示

《和平＝幸福　战争＝痛苦》，1648年

树状的葡萄藤蔓将两个寓意形象分在两侧。左侧的背景是井然有序的风景，缠绕的葡萄藤下可以看到一个带着翅膀的和平之神，一手扶着丰饶角，一手握着棕榈叶拂尘；右侧光秃秃的树枝下，战神玛尔斯拿着武器袋、火炬，头顶是战争的风暴。这张传单将两种文化状态进行了对照，并认为和平是更好的选择。树干上挂着神圣罗马帝国、法国和瑞典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主要签字国的徽章，为这一选择作出了担保。

希罗多德被视为欧洲史学的先驱，他记载历史，让光荣的过去不被遗忘且保持鲜活。但历史几乎只是由战争和战争英雄构成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不久前。难怪新的“非英雄”世代更愿意转向其他主题。希罗多德的接班人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已经质问了战争的诱因和缘由，而这场伯罗奔尼撒战争打了27年，也接近30年了。随后，在这种观点下，一项新的历史学的和平研究重新聚焦欧洲战争，但现在的目的是，通过研究战争的原因来帮助人们避免战争。这是为战争与和平带来一整套全新见解的重要一步，也为特别不太平的近代早期带来有承载力的整体结果。那是一个向新趋势发展的时代，人们的出发点不再是必须被铲除的战争，而是亟待建立的和平。从这个角度出发，人们将政治实践问题抛给了历史学，该问题是：这份“一切和约之和约”（der Friede aller Frieden）是否准备好了思想、方法或手段，帮助人们结束已走入死胡同的当代战争和冲突？历史学家不必过多地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其战争背景割裂开来看，但随着侧重点的更新，整个三十年战争史又呈现出另一番光景，令人震惊。

这本关于“战争的战争”的著作将和平置于所有论述的中心。本书没有在催生战争的前史和寻找战争原因、纷争中耽误时间，并且对战争和战役史保持克制。但是，它却并不是贸然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解决冲突的对比性背景加以分析的。相反，这部全新的、有几分别出心裁的历史是从这场战争灾难的巨大和平需求中衍生出来的，从头开始追踪战争进程中的和平尝试与和平机会。

在引言中，本书讲述了在巨大的时空跨度和近一半德意志人口损失的情况下，如何衡量战争恐怖及其造成的影响，并由此提出问题：真的没有人能阻止这种情况吗？饥荒、瘟疫和战争暴力构成了死亡三角，编年史学家视其为整个文化的生存威胁，着眼未来时则质疑到底还会不会有未来。而位于死亡三角顶端的战争暴力强度大、后果严重，令以上问题愈加迫切。最后，面对异常可怕的儿童命运、备受珍视的女性贞洁以及不带有任何爱国成分或宗教意义的士兵死亡，本书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怎么会容忍这种打击整个族群、违背自身文化准绳和价值观的侵犯？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所有的神学教派都失灵了，它们把战争归咎于上帝对一切的惩罚，而不是像当时常见的那样认为这是需要与之斗争的魔鬼的杰作。直到最后，教会才规劝当权者应当遵循基督教的和平信条。另外，在整个中欧文明行将因战火而崩溃之前，就真的没有人干预过吗？

事实上人们从一开始便制订了计划，寻求机会并有所行动，这一点令人震惊。如人们致力于从政治方面阻止战争，似乎有了和平的可能，却还是错失了机会。这项和平事业贯穿战争的始终，而对于通往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之路上最有希望的站点，本书均进行了近距离的考察。值得铭记的是，1619年几乎接近成功的《埃格尔和约》，如果成功的话，它必定能将德意志的战争扼杀在萌芽时（第一章）；值得回忆的还有1629年的《吕贝克和约》，它给予帝国一个战争间歇期，有可能就此轻而易举地完全结束战争（第三章）；或许，还值得怀念的是1635年伟大的《布拉格和约》，这份和约由皈依和平的瓦伦斯坦推动，立足于更全面的欧洲全局观，目的是把德意志从厄运连连的战争危局中解救出来，从而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提前10年（第五章和第六章）。然而，这些契机和其他种种行动均未能阻止或结束这场大战，但它们并未因此变得毫无价值，反而具有重要的试验价值——有的是根据试验规则“试错”，有的则成为最终和平的基石。最后，人们对沿途出现的观察和反思进行甄选，进行某种系统的汇编，并追问其是否具备和平史的潜质。其中一些内容仅对结束当时的战争至关重要，很多内容则汇入了战争与和平以及国际法的发展轨道，而另一些和平知识或许对解决我们当代的冲突和一切战争有所裨益。

和平活动家与时间窗口

“男人创造历史”，19世纪激进的普鲁士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的这句话一度令人耳熟能详。不过，这句话早就没人引用，也早就不是一句正面论断了，原因很好理解。比如，三位真正在历史上权势熏天的女性统治者即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维也纳的女王玛丽亚·特蕾西亚和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主导了近代早期，这一点有些荒谬。此外还有很多女性风云人物，如1648年前后在政治上固执己见的黑森女伯爵阿马莉·伊丽莎白（Amalie Elisabeth，1602—1651）等。完全撇开性别因素，确切地说，是某些社会群体、社会结构和政治进程创造了历史，而不是个人。但有时，的确是人推动了历史。三十年战争中充斥着这样的人物，本书也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因为，显然谁在危机和冲突中掌握权柄，从古至今都是至关重要的。而在是否可以避免战争这一备受争议的问题上，个人层面恰恰起着重新建构的关键作用。维也纳皇廷的三位和平活动家中，颇有影响力的盖茨科夫勒在“掷出窗外”事件前一年去世，首席顾问克莱斯尔在事件发生几周后被政变推翻，而距开始仅一步之遥的埃格尔谈判最终因皇帝马蒂亚斯的驾崩而灰飞烟灭。接手政权的是两拨人，一方是好战的费迪南二世及其追随者，另一方是围绕“冬王”弗里德里希五世的激进团体，随后出现了更多的死亡和卫戍更替，和谈的时间窗口关闭了。人们几乎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这些接二连三的个人层面上的倒霉事，三十年战争或许根本打不起来。对于谈判而言，个人状况和幸运时机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

无独有偶，另一个在不恰当时机死亡的，是已转变为和平活动家的瓦伦斯坦。维也纳朝廷有两层诉求：其一，通过铲除军队主帅，将瓦伦斯坦的军队国有化（第三章）；其二，通过同一个人即指定的谈判代表瓦伦斯坦，与萨克森达成和平。事实上，这两者是互相排斥的，但就像第五章中所述，两件事令人难以置信地平行进行着。谋杀任务早了几天完成，于是和平遭了殃。这是失败、倒霉和谬误？在这一点上，德意志中部的媒体试图化不利为有利——第二年，皇帝与萨克森订立和约，媒体将其报道为死去的和平缔造者留下的遗产。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个人层面上也有创造机会、促进和平的机会。比如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他始终热爱帝国，在教派政治方面态度温和，致力于达成谅解与和平。在整个战争期间，他统治着当时最强大且富有影响力的选帝侯国，长期积极支持他的有舍恩菲尔德的卡斯帕等一众幕僚。还有，威斯特伐利亚和谈时，萨克森使团里颇有权威的约翰内斯·洛伊贝尔博士（Dr. Johannes Leuber），他是主要的冲突调解剂——“正常年”1624年的发明者。此外，还有瓦伦斯坦与效力于萨克森的阿尼姆总司令之间独特的关系：一对彼此交好的敌人成了谈判伙伴，若是瓦伦斯坦能活下来的话，他们俩定能成功实现和平。

说实话，一些乱世枭雄死去的时间恰到好处，避免造成更多损害，从而给和平带来一线生机。对于法国而言，这一点适用于皇帝亨利四世，他在史书中因结束了法兰西宗教战争而获得荣耀，实至名归，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大约在三十年战争打响前10年，他想要利用某次地区冲突来重启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普世大国之争。不过，亨利四世恰巧因暗杀而殒命，这对于德意志的和平而言是一大幸事。而在战争中，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吕岑意外战死，将这位双重意识形态的哥特主义新教战争策动者带离了战争剧场的舞台。这给瑞典的主和派以及踌躇不定的奥克森斯切尔纳开启了另一种选项——不过，这一选项却被强大的瑞典将领以及法国人颇有吸引力的结盟提议斩断了。

一桩桩个人层面或时间上无法控制的事情碰到一起，形成了有利或不利的巧合，产生了一个平衡的结果，它能帮助人们从一定程度上理解为何种种阻止战争的和平努力均付诸东流，却无法给出一个通用的解释。要解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人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去考虑。

对秩序政治之利益冲突的误解

萨克森的谈判政策表明，他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波希米亚起义并不真正涉及宗教问题，而是一场政治冲突。抵制任何一场宗教战争的初衷使得这位新教斡旋人，在笃信天主教的维也纳朝廷和信奉新教的波希米亚等级之间采取中立的政治立场（第一章）。尽管萨克森统治者约翰·格奥尔格一世采取了这种从政治角度出发的正确解读模式，但他仍然将其视为一场政治叛乱，需要以尽可能和平的方式解决。但他没有看到的是，波希米亚起义与平行进行的尼德兰起义一样，是以建立国家为目标的。只有认识到波希米亚起义的真正目标，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妥协和平，从而促成所谓的小国家的建立，比如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选帝制度下给予小国更多的自治权（第二章）。

战争的真正目的往往不是一开始就公开表达的，而是隐藏在冲突的准备阶段和周边，或以符号进行编码。当然，战争的真正目的应被记录下来，成为可持续和平规定的先决条件。在这场“战争的战争”中，一个事关欧洲方向抉择的因素加大了认知难度，而只有在基本的历史维度内回顾历史时才能充分认识到这一抉择，即这场战争尚未最终解决的问题是，欧洲的国家建构将会走普世主义的道路还是建立独立主权国家。从德意志的小范围来看，有一条折中道路，即将两种选项嵌入同一个政治体系，并分别设置邦层级和全国层级。这场战争捍卫了这一联邦制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对其加以保障。而在欧洲，条约致力于建立一个集体安全制度，但很难付诸实践。欧洲开始寄希望于建立独立主权国家。

和平条约将决定德意志和欧洲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基本道路，在最终的条约宣布、一切尘埃落定前，所有单独订立的和约都还只是没有期限保障的前期成果。唯有承认这一一锤定音的秩序政治成就的伟大之处，方能理解人们为何能容忍这场将整个文化逼到毁灭边缘的战争。

因为协调一致的欧洲秩序不可能用一份份单独的和约加以解决，而是需要调动一切力量。方向性的抉择需要一场盛大的和会，无数的单个问题则不需要。原因是，只有在和会上，平行且互相配合的双边条约，即曾经的普世主义者皇帝，法国、瑞典国王与已获得独立的尼德兰以及条约中提到的几个大国共同缔结的条约，才能建立欧洲的国际体系，也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然而，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和会花了两年时间才开始，开会开了四年，与此同时，战争并没有停火，而是不受限制地继续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杀气腾腾的战斗进行到最后，仿佛每个人都想打赢德意志这个普世大国，令后者愈加荒芜。如果人们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备受赞誉的和平典范《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只是好在其结果，而不是其拖拖拉拉的实现过程。《吕贝克和约》和相对坎坷的《布拉格和约》均在几周内签订，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即使涉及的维度更为宽广，也无法解释谈判为何拖延了近五年之久，反而体现出某些参与者缺乏和平意愿。此处或许也能看到一个减速陷阱。如果不停火，但在威斯特伐利亚给谈判者开辟出一个非军事区，并给予良好的照料，完全将战争疾苦从谈判者视野中清除——这样做无法促进以结果为导向的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安全地带，人们更愿意长时间试探而非认真谈判，直到才华卓越的皇帝特使特劳特曼斯多夫伯爵的到来。他知道，皇帝和帝国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并且在审慎地咨询后第一次提交了条约草案。这份草案离最终的结果一点都不远，但是它一下子就遭到了拒绝，特劳特曼斯多夫伯爵心灰意冷，重新启程离去。于是，西格丽德·韦斯特法尔（Sigrid Westphal，1963—　）(1)提出“允许加入”这一概念，即本书中用的“入局”一词，强调了人们被迫允许真正受影响的地方代表加入和谈，一点一点地通过跨教派的“第三方”处理完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成功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决定性一步。比如，在纽伦堡召开的一次附属大会上，帝国等级按规定将500万帝国塔勒作为约定好的赔款分配给瑞典，从而将德意志从外国军队的占领中解放出来。这是欧洲团结的重大成就，虽然现在鲜有人提及。

本书突出强调了对和平具有双重重要意义的机构，这一点对于帝国而言意义非凡（第六章）。一方面，各种机构坚定不移地持续运转，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中造出一个供人支撑的扶手，让人们得以幸存下去；另一方面，机构本身也化身为和平的积极元素，以令人惊讶的方式敦促和平（第七章），并将德意志民族之帝国带入有序的战后局势中。此外，也有一些与帝国等级、帝国大区和帝国法院完全不同的机构。或许被部分国有化了的“常备军”可以算进去，与自由散漫的半私人部队不同，他们是有组织的联络对象，构成了各政权谈判时的生存筹码。人们尤其不该忘记的是拥有站点和时间表的高度组织化的帝国邮政，由于战争对信息的高度需求，它作为唯一的信息机构甚至经历了一波迅速的发展。帝国的联邦制度在这场战争中坚持下来并历经考验，扛过信息闭塞时期所有的恶意诽谤，最终得以顺利运行。作为欧洲建立单个主权国家之外的另一条建构国家之路，德国的联邦制度完全没有被高估。英国科学家布伦丹·西姆斯（Brendan Simms，1967—　）(2)领导的一个国际工作组甚至建议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的联邦模式作为解决当前中东冲突的方案——即使该模式被人们不经意间理解为欧洲模式，尽管它只在德意志帝国得到了实现。

和平语言与和平实践

事实上，这场“战争的战争”不仅涉及欧洲的国家新秩序，也保障了德意志不同形式的秩序。这并没有改变追求和平的重要意义，而和平追求长期以来被限定得太过狭窄。如果说这一决定欧洲此后几百年政治方向的抉择不够伟大的话，那么一系列和平化的道路、做法和伎俩肯定会取得成功。这些促进和平的方法始终值得怀念，它们有的进入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有的成为外交手段或者进入了国际法。值得一提的是，人们至今仍然能在谈判实践与和平政策工具中找到上述方法的影子，而其他方法则可能经由熟知历史的政治顾问之手，成为外交技巧。本书精选了一小部分在这场战争中开辟出的道路和影响和平的创举，并披露出来，下文将侧重其和平潜力并一一罗列出来。

其中，最基本的是伴随着政治活动的和平语言。从“掷出窗外”事件后的首批外交信函文本研究结果中人们可以认识到，双方通过最小化对抗、最大化所有共性和成绩，从而实行绥靖策略。除了保护所谓信息不通畅的合作伙伴等旧策略外，萨克森调解员还寄希望于夸大合作及谈判意愿，并放大已谈成的内容。在埃格尔和谈的准备阶段，普法尔茨的新教联盟领导人意外来访，在向慕尼黑的天主教同盟统帅汇报此消息时，和平语言这种有利于和平的交流方式脱颖而出，至今仍受到尊重。帝国的和平语言兴起于16世纪，在整个战争期间受到办公处和外交官们的维护，在战争后很快又被重新接纳。它主要用在与国内和平相关的整合概念上。这些充满感情的目标概念围绕着维护帝国宪法、恢复“旧德意志信任”和帝国成员间的和谐展开。这种整合性语言的意义在于消除宗教干扰因素对帝国和平的影响。该语言可以同时被新教和天主教方面接受，但其目的通常绝不是将另一方排除在帝国协会之外，而恰恰相反，是为了在双方各有教派特殊利益的情况下，强调其原有的归属和对帝国的忠诚。

在《布拉格和约》中，这种整合性的套话添上了几分政治色彩（第六章）。一方面，和约语言在宪法法律层面平衡了帝国的双元国家制度，即在尊重帝国元首的套话和强调帝国等级自由之间达成平衡；另一方面，受局势所迫提出了具有民族爱国意识的解放计划，但避免了军事上的战争威胁或最后通牒，正如当时宣战书中常见的那样。《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原文是拉丁文，由几个欧洲主权国家与其德意志“盟友”正式缔结，虽然条约中主要是对德意志进行规定的内容，但几乎没有给充满民族意识的帝国和平语言提供空间。

但是，1648年和约更多地发展了几个世纪以来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形式。在流血事件发生后，上帝感化了统治者的心，使之转向和平——将这样的和平提议归功于上帝可以避免一切尘世的追问，比如如何一步步滑向战争、谁更迫切地需要结束战争等问题。在这场战争中，交战各方的统治者及其拥有所有头衔的继承者们跨越两个世代的叙事，赋予和平以超越个人的有效性。

三个此后几乎一直出现的核心条款值得人们特别关注：一是“永久条款”（Ewigkeitsklausel），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的“永久和平”（Pax perpetua）。它将没有期限的和平与暂时约定的停火区别开来，如当时尼德兰和西班牙的停火在12年后的1621年到期后重新开打，其参战人员还额外给三十年战争煽风点火。瓦伦斯坦主导下的几次和谈停火，均以几周为限。不过，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似乎离“永久”还很远，正如它经常被嘲笑的那样，原因是往往只过了几年下一次战争又开始了，然后再“永久”结束，如此循环往复。但在实践中未能兑现的“永久”主张的意义在于，它把和平而不是战争标记为值得追求的人类的正常状态。“永久条款”的标准意义还包括其对国际法的贡献。几乎以后所有的和约都明确追溯并援引《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宣布其有效性或欲恢复之。但如果以后的和约内容一再重新划分欧洲版图，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例如在路易十四恢复普世君主制后发动了“第二次三十年战争”，从1667年断断续续打到了1697年。显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即多国制秩序本身，借助《雷斯威克和约》（Friedensvertrag von Ryswik）(3)得到了保障，经受住了近代早期的所有战争。

二是“归还条款”（Restitutionsklausel），它规定恢复战前状况是一条基本原则，其具体的实施和限制细节由条约内容加以规范。除了规定好的“正常年”1624年是恢复宗教状况的例外，人们将1618年视为标准度量，为退还被占领土和重新任命受到大赦的普法尔茨与梅克伦堡诸侯奠定了基础。于是，重新分配所有重要的领土，似乎只是修正了与美好、和平的旧时代之间的偏差。这也是此后乐于使用且易于接受的和平表现形式。

第三项条款，有时被称为“赦免条款”，但更确切地说，应按照条约概念称之为“遗忘条款”（Oblivionsklausel）。它规定了所有人的相互义务，即将战争中发生在彼此身上的一切深深地埋进永久的宽恕和遗忘中。它实际上也是一项反战争罪责条款，在1919年《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前，这一条款或多或少都得到了明确的遵守。《凡尔赛和约》要求德国赔款的理由是德国的战争罪责，而1648年赔偿给瑞典的金钱和土地则被视为报销战争费用，从而报答瑞典人对帝国的“帮助”。因为有“遗忘条款”的存在，所有与战争相关的法律程序都被排除在外，连起诉战犯都不行了。另一方面，放弃一切关于战争罪责的讨论肯定有利于激发各方面的和平意愿。

从1648年起，近代的各项和约使得缔约伙伴之间开始出现更多的情绪高昂的和平与友谊话语。缔约各方的“安全”（securitas），实际上是指互相提防对方。不久前，研究发现，该义项第一次出现在《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中，1648年时被用来描述和平目的，当前也用于欧洲主权国家之间。在17世纪和18世纪，“安全”则越来越多地被当作帝国和欧洲为确保和平而采取防御措施的理由，时至今日，这一概念仍然存在，如“安全政策”。

人们利用时间走了技巧高超的一步棋，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和平机会。“归还”跳过了战争岁月，“遗忘”删除了战争的过往，“永久条款”欲将和平状态永恒地延续至未来。“正常年”规定的不是现在的状态，而是查明了过去某个协调一致的标准年份，《布拉格和约》规定它为1627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则改为1624年，即在要求1618年或1629年的利益派别之间，取了一个能让双方达成共识的中间值作为妥协的年份。除了一些尚待清理的干扰因素外，偏偏是这种数值上的建构成为维护宗教政治和平最成功的手段。

一个特别精巧的和平诡计通过时间限制封锁了条约的修订，从而推迟了最后的决议。一般而言，帝国的机构，尤其是最高法院、永久帝国会议等喜欢搁置有损和平的冲突，直至棘手情况自行消失，如对手死去或者皇帝要求支援的战争结束。《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苛求基要主义神学家接受两个教派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并规定其为宗教重新统一前的临时方案，以减少其负面影响。但反修正条例却声称，在此之前，该方案得保持原样不变。它果然撑过了整个三十年战争，并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凭借必要的修订和“改动”得到了明确的确认。如果这些和约还有效的话，那么这一点始终适用。时至今日，教派在德国的政治法律中的地位还是得追溯到这一和平伎俩，它或许也能帮助其他宗教的基要主义者除掉和平障碍。在《布拉格和约》中，人们运用相同的拖延方法，废除了皇帝1629年的《归还敕令》。《归还敕令》并没有危及宗教和平，但人们却说它易引发冲突，为了保全皇帝，故而仅将其免除40年，然后再次征求意见。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已经不提这茬了。

谈论分裂的人，不愿让人想到整合性的和平方案，而事实往往就是如此。两级政府之间的基本权利分离已成为帝国联邦制的标志，并且在自《布拉格和约》以降的和约中获得了新的平衡和保障。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远超战争的合作取得了成功。就单个的分离模式而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颇有争议的领土割让问题也得到了皆大欢喜的解决——普法尔茨伯爵重新得到了莱茵普法尔茨，巴伐利亚选帝侯则保住了上普法尔茨。举例来说，在帝国内，王朝的分裂阻止了萨克森继承战争，而在欧洲，后来大型的遗产分割结束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这种改良形式使半割让地区在国家法上享有双重地位，是非常实用的和平促进措施，但长远来看，它在阿尔萨斯遭受了惊人的失败，在帝国北部的实践还过得去，但后来也被废除了。

分裂原则最大的应用领域则在宗教方面，自从教派产生分离后，宗教领域有着诸多对峙的宗教派别，其中，政治上可控的有两个。正是这些组织结成了联盟、派别，最后形成了新教团体和天主教团体，从而使这些宗教派别具有谈判能力并被纳入宪法。1648年，在“聚合”及最后的“平等”概念下，人们在帝国委员会中和允许两种教派并存的城镇里建立起维持和平的平衡，通过数量上的平等、配额或程序规则，防止一方强势压倒另一方的冲突性争夺的出现。另一个变体是用于无法分裂情况下的交替制，其中最大胆的是荒诞地要求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轮流选择奥斯纳布吕克的主教亦即统治者，令人惊讶的是这项苛求竟然得到认可，即便有一次一群天主教主教区修道院修士们选举出来的新教主教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一般情况下，这种交替制对于仅一次性分配的帝国职位或仪式性的特权，的确是一种有效的化解争议的手段。其前提是信任对方会坚持轮换制，而这种信任很大程度上是1648年德意志重新建立的法制安全所赋予的。

最后，应当对和平追求者出色的灵活性和创造性给予高度评价。人们发现萨克森政府长于周旋，几乎要成功地阻止战争，也应看到瓦伦斯坦在正式谈判前的即兴创作和私人倡议。两者都是和平有望成功的助推者。在《布拉格和约》中，只有就严重分歧达成不同寻常且公开记录在册的共识，方能就其余要点达成一致，并签署和约。1648年和会期间，只有过渡到磋商阶段并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决议，才能最终形成一个再也不受任何一方挑战的和约文本。而冲破选帝侯的七人之限则更适合作为一个象征，即在战争极端危急的时候，即便是“圣牛”(4)也能宰杀。

欧洲和平文化的工地

那么，这场“战争的战争”能否给出如何实现和平的启示呢？乍一听，就这样一场三十年都没和解的战争提出这种问题，似乎太荒谬了。它似乎是一场战争的反例，人们可以从中更多地了解什么事情不该做。正是这场战争的持续时间和影响范围以及贯穿始终、从未停止的和平尝试，却让它成了最大的和平工地。人们运来了建筑材料，备好了种种建筑技巧，最后建成了一个由多主权国家构成的欧洲建筑群，拱卫着一个双元制的联邦国家。但即使是这份“一切和约之和约”，一开始也只有外壳，人们用一系列和平庆典，心怀希望和感激之情，庆祝其新房封顶，其中，至今仍在举办的奥格斯堡和平庆典最为突出。在帝国内，其他的制度扩张则一步步走向完善，形塑着今后整个德意志的历史：有一位早期立宪制的皇帝作为帝国首脑、首次以永久帝国会议形式持续运作的议会、新的确保和平与法制的帝国司法权（其顶端分别是帝国皇室法院和帝国最高法院），以及与邦国共同承担地区管理和阶梯式防御体系的帝国大区。现已成为议会军的帝国军队和联邦制的组织形式所带来的“结构性不可侵犯力”，使得帝国稳定了150年。而这种“结构性不可侵犯力”，从积极意义上来说受到双元决策权的军事牵制，从消极意义上来说则是被联邦制等级化的安全体制所掣肘。帝国制度对欧洲国家制度产生了干扰，一些帝国成员也具有双重地位，其中首推从世袭领土崛起的奥地利王室的选帝侯制度，以及后来努力过或成功与其他欧洲大国组成君合国的大选帝侯们，如巴伐利亚、萨克森、汉诺威和勃兰登堡普鲁士。鉴于以上情况，欧洲战争也可以被带回“帝国基本法意义上的和平帝国”（赫尔穆特·诺伊豪斯语）。

另一方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决定了单个主权国家的发展方向，“集体安全体系”确切地说还不是一个目标导向化的研究模型，欧洲的国家建构尚未完成。然而，国家建构的不完善应当对“近代早期的动荡”负有责任。原因是：其一，国与国的并立虽被提升至准则层面，但还不够稳定，如路易十四新普世主义的倒退，欧洲各国一起动用了军事暴力反抗才阻止了他，还有擅长战争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闯入了国家体系内部，推迟了国家建构；其二，国家的制度自治仍存在赤字。国家政权属于统治者，却听任某个军阀调遣常备军，独断专行，不受控制，但凡有一点点不确定因素，王权的更替就会导致继承战争的爆发。与帝国内不同，欧洲范围内的教派对立并不合法，加之侵略性的重商主义新经济政策很快席卷而来，次要利益冲突频仍，尚未独立的国家理性背负起更沉重的负担。因此，1648年开启的公认的欧洲多国制时代恰好导致了一个穷兵黩武的早期国家时代。

然而，战争频仍的地区也不得不签订大量和约，于是，这场“战争的战争”的经验以及写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种种尝试和部分解决方案，已汇入和平经验的蓄水池。它是一份“和约的和约”，因为往回看，它解决了一场战争灾难，而往后看，它也成了未来欧洲和约的模板。典范的前言和反复出现且持续发挥作用的条款已然证明了这一点，此外，还有一些原则性的内容。

除了战争，和约的签订更是一个巨大的媒体事件，其文字和图片不仅在德意志战场上决定了公众感知，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而且正如海因茨·杜赫哈特（Heinz Duchhardt）的研究所指出的，媒体事件使和约签订之年变成了全欧洲的“头条新闻年”。甚至在印刷业中，和平条约以令人惊讶的密集程度传播，公众影响力持续攀升。1998年周年纪念时，已有42种不同版本的条约文本为人所知，但更多的还在后面——人们很快查明，共存在74个版本。值得注意的是，从拉丁文原版译入的德语版本中，有很大一部分不仅作学术和法律用途，而且满足了政治的实际需求。皇帝的维也纳版本和大主教的美因茨版本等几个主要版本逐渐演变成一个由德意志官方语言书写的半官方版本。评论文章和其他欧洲语言的译本接踵而至，就这样为基本的欧洲和约建立起了一个信息灵通、有出版业支持的公众群体。其他欧洲和约也自有其必要性，却完全无法超越这一和约所确立的准则。它们依照这一范例炮制出自己的条约文本，这些文本又被次第发表并评论，好似欧洲人追求永久和平道路上的一座座里程碑，而永久和平的必要条件则是后来康德试图界定的。

此外，这些和平条约也被纳入近代早期的条约集，就这样有了条约语料库，供政治家、法学家和外交官使用。专家本雅明·杜尔斯特（Benjamin Durst）认为，以上做法大大有助于推导出尚未成形的国际法，并通过反复出现的推动者将国家体系视为国家体系，这一观点令人信服。和平世代累积延续了欧洲的和平话语，排除了那些完全不同且不成功的实践，并创造出自成一体的和平文化。多项研究项目致力于此。这些工作包括厘清和平文化的承担者及其翻译成就，即创造了通行于欧洲的跨语际和平语言，也包括积累法学和外交学的和平知识，如怎样选择谈判地点，条约应如何措辞，有着怎样的应用和象征意义。因为，欧洲外交以和平外交的形象出现，而和平则作为欧洲准则奏效，并非理所当然，在万不得已时，和平之准则也有悖于欧洲近代的现实情况，被邪恶地中断了几次。

从整个国家法兼外交视角衡量政治文化是否适用于和平，需要将视野扩大到整个文化范畴，而位列最后的艺术所达成的和平成就绝非不值一提。因为除了社会、政治制度外，音乐、绘画和诗歌带走了这场人类灾难，并阻止了人类文化的崩坏。三十年战争期间，来自意大利的音乐革命以海因里希·许茨（Heinrich Schütz）和小乐匠的形象在教堂音乐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共鸣。这一时期领先欧洲的西班牙、弗兰德尼德兰绘画双双登顶艺术之巅，丝毫不受两国交战的影响。除了当前的其他骑士画像和战役场景外，迭戈·委拉斯开兹凭借著名的描绘和解场景的油画《布列达的投降》（Die Übergabe von Breda）率先达成了和平，格拉尔德·特鲍赫则画出了尼德兰在明斯特的和谈过程，而首位艺术史学家约阿希姆·冯·桑德拉特（Joachim von Sandrart，1606—1688）则独一无二地在画中记录下了纽伦堡执行大会的闭幕宴会，即人们真正建立和平的大会。总而言之，尽管有战争的存在，宗教、神话以及肖像画、室内画、风景画和静物画构成的日常生活“正常”题材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维持了文化的延续性。德意志的视觉艺术作品主要是铜版画，通过记录和评论的形式伴随着整个战争。随着战争持续时间越来越长，铜版画也开始表达对和平的渴望，比如把手持丰饶象征的和平女神放在手握武器的战神玛尔斯对面，显示出前者是更好的选择。

而最后，诗人控诉着德意志文化的灭顶之灾，却用精巧的艺术消除了这一危机，令人印象最为深刻。其时，诗人刷新了语言和诗学，并发展出一个独立的时代风格，即德语文学史上介于宫廷情诗工匠诗歌（Minne- und Meistersang）和魏玛古典主义（Weimarer Klassik）之间的艺术高峰——巴洛克文学在这场战争中令人难以置信地蓬勃发展。与音乐和建筑的晚期巴洛克风格不同，文学以先锋的姿态走在最前沿。马丁·奥皮茨的诗学规则、坚韧不拔（Constantia）(5)的主导美德以及牧羊人(6)般的兴高采烈和人生乐趣，都是人们放下战争的风流解药。这些作品的基调始终是对和平的渴望，直到人们最终“在欢呼和平”的德意志达到了目标。

另一个不可模仿、独一无二的高峰是君特·格拉斯，他在短篇小说《相聚在特尔格特》（Das Treffen in Telgte）中让多位巴洛克诗人聚在一起，讨论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张力并一起呼吁和平，从而行云流水般表达了所有的内容。这是当代唯一一部不纠结于战争事件而是坚持和平求索的文学作品——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也是本书的目标。如果巴洛克诗人自己成为讨论主题的行为主体，那就十分有意义了。自1947年以来，“四七社”（Gruppe 47）共同塑造了德国战后文学的发展道路，人们可以将这部作品当作关于“四七社”聚会的一部重点短篇小说来读。这或许正是《相聚在特尔格特》创作的初衷。但它不仅是一部重点小说，而且是一场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游戏，写作技艺精湛，读来精彩绝伦，除了聚会本身是虚构的之外，它几乎只是把历史上的真实姓名、诗句和事件串在了一起。组织者在召集会议时的意图也是：“于1647年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之间的某地举行聚会，是时，战争已历经二十九个春秋，而和谈依旧没有结果。此举要不惜一切代价，目的是赋予我们仅存的纽带亦即德意志主流语言以新的价值；也是为了参与政界的讨论，即使属‘边缘人’议政也罢。”(7)这段读起来好似诗人“入局”威斯特伐利亚和谈，他们在靠近第三方使者会议地点伦格里希的特尔格特开会，而伦格里希和特尔格特在地理上均位于两个和会城市之间。

格拉斯喜欢在叙事中连带讲述食物在生活中的作用，通过战争题材，他有充分的机会进行观察和讽刺。由于饱受饥荒之苦，诗人们满足于喝汤，但当这种情况可能再度发生时，其中一位诗人认为，人们也不该夸大其词。据说，明斯特和会附近的几位艺术资助者为诗人集会赞助了一场丰盛的宴会；然而当人们一阵风卷残云后，和平诗人们才尴尬地得知，这顿饭实际上是他们中间的一位抢来的，他正是尚在积极作战的年轻诗人格里美尔斯豪森，烤肉和美酒都是他用恶劣的暴行从瑞典人的车上抢来的。呼吁和平的工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被打断，因为厨房里总是不合时宜地传来喊叫声——这是全世界所有会议的典型经验，在明斯特也有很多类似情况吗？一方面，如果附近真正的和会外交官没受到良好的照顾，他们或许会更快得出结论；而另一方面，瓦伦斯坦慷慨的待客之道实在不符合这个时代的饮食状况，但却增进了对手达成和平妥协的意愿。长远来看，特权阶层的菜谱为欧洲人的口味形成打下了基础。特尔格特的旅馆由格里美尔斯豪森长篇小说的主角库拉舍经营，颇有几分讽刺性的影射，而最后，格拉斯却让它付之一炬，它辉煌的故事及其宣言一道化成青烟，飘散而去。但叙述者向我们保证，没有人受到伤害，所有人都已回到家中。事实上，真正的诗人从未离开家乡，他们留在家中创作，其作品使得巴洛克文学脱颖而出，虚构聚会这一技巧则凸显了以维护德语纯洁性（Sprachpflege）与和平政策而闻名的巴洛克时期的重要意义。

即便是小说中诗人们的交往也不是虚构的，人们在战争中就已经组织了五个语言协会（Sprachgesellschaft）(8)。其中最著名的有安哈特·克滕公爵路德维希（Fürst Ludwig von Anhalt-Köthen） 1617年创立的“丰收学会”（Fruchtbringende Gesellschaft），因其会徽为棕榈树，故也被称为“棕榈团”（Palmenorden）。1644年帝国城市纽伦堡成立了“佩洛尼茨河畔的花卉协会”（Pegnesische Blumenorden）(9)。紧随其后的是战后成立的一些协会，如“易北天鹅协会”（Elbschwanenorden）等。它们产生了远超战争的持续影响。除了国家、教会和社会机构，文化机构也作出了贡献，如联邦式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在各邦的大学中达到了巅峰，其中的大部分挽救了饱受战乱摧残的德意志民族之帝国，使之没有陷入混乱而灭亡。那么，这一切是否也有助于其他国家，并防止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呢？

如此漫长的欧洲和平塑造在多大程度上适合跨文化转移，始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使是面对奥斯曼帝国高度发达的文化，以及其分裂后成立的国家和完全异质的文化，也不应仓促推荐之。诚然，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订立的两个世代后，奥斯曼人已经于1699年签署了《卡洛维茨条约》（Frieden von Karlowitz）(10)，采纳了欧洲国家的国际法实践。然而，对整个近代早期的欧洲文化及对哺育和平知识至关重要的印刷媒体，却直到几个世纪之后才被接受，因此，与欧洲其他地区不同，印刷媒体无法在近代早期的奥斯曼帝国发挥效用，也无法产生深远影响。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十年和平大工地的和平文化尚未成形和标准化，却已经得到了创造性的规划、尝试和整合，事实上已经是一个更有用的模式，用于建设其他的包括欧洲之外的和平工地，并获得了促进和平的启示。

促进和平的启示是什么？或许需要寻求建议的人和给出建议的人自己发现。从欧洲的历史经验来看，笔者寄希望于联邦制的国家模式、法律规范下的宗教捆绑制度带来的政治稳定、文化抵抗以及整合性的和平语言。对于个别难题，列出的一些非常有创意的妥协方案和解决办法或许可以提供一些灵感。为了加快和平进程，则需要积极的和平行动者与和平派，如帝国等级、政论家和诗人中追求和平的派别，他们是政治利益代表，也是当地饱受战争疾苦的百姓直接的传声筒。就这样，这场“战争的战争”最终画上了句号，或许，那些已经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人能够在类似的情况下更快地实现和平。

1. 西格丽德·韦斯特法尔：奥斯纳布吕克大学近代早期史教授。——译者注

2. 布伦丹·西姆斯：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译者注

3. 《雷斯威克和约》：1699年9月20日，法国、西班牙、大不列颠在荷兰雷斯威克签订的和约，从而结束了普法尔茨继承战争。——译者注

4. 此处直译，德语中的“圣牛”（heilige Kuh）意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译者注

5. 这一概念源自尼德兰语文学家、人文主义者、新斯多噶主义奠基人尤斯图斯·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的著作《坚韧不拔》（De Constantia）。——译者注

6. 指巴洛克时期的牧羊人小说。——译者注

7. 本段译文参考了［德］君特·格拉斯：《相聚在特尔格特》，黄明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译者注

8. 17世纪初，德语再度陷入混乱，上流社会和学者均不使用德语，加之三十年战争期间大量外来语进入德语，造成德语语法和词汇一片混乱。当时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民族语言是维系民族统一的最后一根纽带，维护德语的纯洁性刻不容缓。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丰收学会”为代表的多个语言学会应运而生。——译者注

9. 又名“值得称赞的佩洛尼茨河畔牧人花卉协会”，由格奥尔格·菲利普·哈尔斯多尔夫（Georg Philipp Harsdörffer）及其朋友共同成立。参见安书祉：《德国文学史·第一卷》，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页。——译者注

10. 即1699年1月26日由奥斯曼帝国与神圣罗马帝国、波兰、威尼斯共和国等国签署的和约，从而终结了大土耳其战争。——译者注

附录　原始资料和文献报告

以下原始资料和文献报告遵循各章中的文本依次展开。同时，该报告还客观地囊括了相关文献证据。报告中的说明旨在帮助读者找到重要的原始资料引文，主要就书中提到的文献及其在阅读文本中的重要性给出提示，并进一步延伸对该主题的兴趣。该选辑包括和平史的核心信息，除了几部经典作品外，主要将最新的、引发过和平史学科讨论的表述和论点考虑在内。该原始资料和文献报告由赖因哈德·费迪南德·尼斯讷（Reinhard Ferdinand Nießner）与笔者共同编写。

开篇　战争灾难的三种衡量角度和一个质问

历史学的“空间转向”提议，可以对恐怖的战争剧场进行一次空间上的测量。尽管存在政治方法论上的问题，但首次尝试的历史地理学成果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Günther Franz，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und das deutsche Volk. Untersuchungen zur Bevölkerungsund Agrargeschichte，Jena 1940。这里采用的是战后修订版，有多幅修改过的地图。最后确定年份的是第4版：Stuttgart/New York 1979。关于作者和著作的背景，参见：Wolfgang Behringer，Von Krieg zu Krieg. Neue Perspektiven auf das Buch von Günther Franz »Der Dreißigj jährige Krieg und das deutsche Volk«（1940），in：Benigna von Krusenstjern/Hans Medick（Hg.），Zwischen Alltag und Katastrophe. 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aus der Nähe，Göttingen 1999，S. 543-591。该主题分册包括其他后面引用过的文章，作者分别是：Jan Lindegren（Schweden），Peter Burschel（Söldnertagbuch），Erich Landsteiner/Andres Weigl（Niederösterreich demographisch），Hans Medick（Zerstörung Magdeburgs），Benigna von Krusenstjern（Tod und Sterben）und einen Schlusskommentar（Johannes Burkhardt）。另一种重要概念新的原始材料、方法、问题和结论，扩展了以下成果：Werner Lengger，Leben und Sterben in Schwaben. Studien zur Bevölkerungsentwicklung und Migration zwischen Lech und Iller，Ries und Alpen im 17. Jahrhundert，2. Bde.，Augsburg 2002。个性化的地区扩展，参见：Reiner Groß，Von der zweiten Reformation zum Westfälischen Frieden. Kursachsen zwischen Union und Liga，in：Uwe Niedersen（Hg.），Reformation in Kirche und Staat.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Torgau 2017，S. 105-162；Michael Herrmann，Die ländliche Bevö lkerung der Prignitz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in：Museum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in Wittstock/Dosse，Redaktion Katrin Hinze 1998，S. 84-92。在关于帝国城市博物馆的温普芬信息中，关于奥格斯堡的，参见：Bernd Roeck，Eine Stadt in Krieg und Frieden，2 Bde.，Göttingen 1989；关于马格德堡的，参见：Silvia Serena Tschopp，Rhetorik des Bildes. Die kommunikative Funktion sprachlicher und graphischer Visualisierung der Publizistik Magdeburgs im Jahre 1631，in：Johannes Burkhardt/Christine Werkstetter（Hg.），Kommunikation und Medien in der Frühen Neuzeit，München 2005，S. 79-103。

恐怖的战争特写镜头遵循编年史的描述和文辞。古斯塔夫·弗赖塔格在其编年史中嵌入了文化史记载，并没有使编年史失去其价值。同样，牧师马丁·伯岑格也记下了自己真实的受难故事，在不同的多卷本版本中，人们总能找到这个题为《村庄和他们的神职人员》的故事。有关书中引用的安德烈亚斯·科恩贝格尔牧师和其他法兰克尼亚的战争受害者，地区资料汇编的信息量很大：Robert Unterburger，Das hässliche Gesicht des Krieges，in：Heimatkundliche Streifzüge. Schriftenreihe des Landkreises Roth 35（2016），S. 66-73。关于富格尔家族的引文，参见：Fugger-Archiv Dillingen 10·1·21. Heimertingen，Amtsprotokolle 1620-1649/54。为考察其代表性，除了反复引用的黑贝勒、弗里泽内格、哈根多夫等名字，也可考虑如下带评论的索引：Benigna von Krusenstjern，Selbstzeugnisse der Zeit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Berlin 1997。关于其人其事的简短文献摘要富有启发性，让人们可以进行系统评估和有针对性的检查。关于当时的饮食状况，比较有发言权的是担任修道院厨房主管的人，参见：Schicksale des Klosters Elchingen und seiner Umgebung in der Zeit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1629-1645）. Aus dem Tagebuche des P. Johannes Bozenhard，hg. v. Luitpold Brunner，in：Zeitschrift des historischen Vereins für Schwaben und Neuburg 3（1876），S. 157-282。这本战争新史更大程度上是遵照一位权威人士的记载写的，他那儿的信息至今仍取之不尽。他就是政府官员福尔克马尔·哈佩，可以被视为战争恐怖和时代感知的杰出见证人，同时也因其同理心和人道主义的基本态度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关于这一想法，我应当感谢伟大的日常史学家汉斯·梅迪克，他在网络版Mitteldeutsche Selbstzeugnisse der Zeit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的框架下发掘并整理了哈佩的《图林根编年史》（http://www.mdsz.thulb.uni-jena.de/happe/quelle.php）。有关该版本信息，参见：Hans Medick，»Pathos der Nähe« und digitale Editio。关于三十年战争中的日常宗教维度，可对比如下基本的小册子：Anton Schindling/Matthias Asche（Hg.），Das Strafgericht Gottes. Kriegserfahrungen und Religion im Heiligen Römischen Reich Deutscher Nation im Zeitalter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Münster 2001。还有图宾根的重点科研项目（SFB）“战争经历——近代的战争和社会”。应对以下两种观点进行区分：是在教派意义上将战争解释为宗教战争，还是在跨教派意义上将战争解释为上帝惩罚人类罪行的活动。在神学编年史中，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及战争、瘟疫和饥荒的“三位一体”的并行不悖无法从字面上实现，但作为潜台词通常是明白无误的。

造成危害的群体，参见：Grimmelshausen，Der Abentheuerliche Simplicissimus Teutsch und Continuatio des abentheuerlichen Simplicissimi，hg. v. Rolf Tarot，Tübingen 1967。其中，讲童年的是第一卷第五章，讲兵痞的是第一卷第十五章，讲妇女生存状况的是《痴儿西木传》提到库拉舍的章节，即第五卷第五章，以及Grimmelshausen，Landstörzerin Courage，Wiesbaden 1979. Rückbezug der Courage auf Simplicissimus的第一章和结尾。关于哑女卡特琳，参见：Bertolt Brecht，Mutter Courage und ihre Kinder，11. Szene. Claudia Jarzebowski，»Mit weib und kinderlein wider von der statt nach hauß getzogen«. Kinder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in：Alexander Denzler u. a. （Hg.），Kinder und Krieg. Von der Antike bis in die Gegenwart，Berlin/Boston 2016，S. 219-243；Hans Medick，Der Krieg im Haus？Militärische Einquartierungen und Täter-Opfer-Beziehungen in Selbstzeugnissen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in：Philipp Batelka u. a.（Hg.），Zwischen Tätern und Opfer. Gewaltbeziehungen und Gewaltgemeinschaften，Göttingen 2017，S. 289-305。关于宗教和性，以下著作非常重要，因为新教牧师提供了大量的编年史学家，为这场战争打开了新的视角：Wolfgang E. J. Weber，Luthers bleiche Erben. Kulturgeschichte der evangelischen Geistlichkeit des 17. Jahrhunderts，Berlin/Boston 2017。违反社会常规的性的新辩论，参见：John R. Yamamoto-Wilson，Pain，pleasure and perversity. Discourses of suffer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Surrey u. a. 2013。其他性犯罪的形式，参见：Wolfgang Burgdorf，Die Unsichtbarkeit der Vielfalt. Sexualitäten in der Frühen Neuzeit，in：Frühneuzeit-Info 28（2017）。关于士兵之死，参见：Alexander Denzler，Kriegstote in Selbstzeugnissen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in：Martin Clauss/Stefanie Rüther（Hg.），Vom Umgang mit den Toten. Sterben im Krieg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Paderborn 2018。关于战役考古学和维斯托克万人坑的科学分析，参见：Sabine Eickhoff/Franz Schopper，1636-Ihre letzte Schlacht. Leben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Berlin 2012，S. 160。关于士兵详细的个人命运，参见：Eine deutsch-schwedische Adelsfamilie im Ostseeraum. Das »Geschlechterregister «der Mörner（1468-1653），hg. v. Herbert J. Langer/Jens E. Olesen，Greifswald 2001，S. 95；Stefanie Haberer，Ott Heinrich Fugger（1592-1644）. Biographische Analyse typologischer Handlungsfelder in der Epoche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Augsburg 2004，sowie Stefanie Haberer，Fugger als Offiziere-im Dienst von Kaiser und Reich？in：Johannes Burkhardt（Hg.），Die Fugger und das Reich. Eine neue Forschungsperspektive，Augsburg 2008，S. 229-242。有关战争的双刃剑，引用了奥古斯特·冯·俾斯麦的事例，令人想起其家族史上的著名后代：Georg Schmidt，Das Geschlecht von Bismarck，Berlin 1908，S. 85-95。

第一章　被取消的宗教战争——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为何出现

导入性地“细读”“掷出窗外”事件后布拉格波希米亚等级和维也纳皇廷间的信函往来，可参见有趣的原始资料汇编：Gottfried Lorenz（Hg.），Quellen zur Vorgeschichteund zu den Anfägen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Darmstadt 1991。其中，具体的引用内容有，关于新视角，参见：Nr. 31-33，Nr. 33a，Nr. 40，Nr. 42；关于专家建议，参见：Nr. 34（克莱斯尔）und Nr. 39（佚名）；关于直接居间调停，参见：Nr. 38，Nr. 43-48；关于皇帝接受并委托萨克森选帝侯国进行居间调停，参见：Nr. 49（1618年12月31日）；关于其推迟，参见：Nr. 52（1619年2月24日）；关于英国干涉，参见：Nr. 53。两封波希米亚辩解信函原稿，参见：Peter Milner von Milhausen，Apologie，Oder Protestation aller Dreyer des Königreichs Böhaimb den Leib/und Bluht unsers Herrn Jesu Christi under baider gestalt empfangender Stände/Auß was für Ursachen Sie haben ein gewisse Defension，und beraitschafft anordnen müssen，Prag 1618。引文选自：Daniel K. von Karlsberg，Die Grosse Oder Andere Apologia Der Stände deß Königreichs Böheimb/so den Leib und das Blut unsers Herren und Heylands Jesu Christi unter Beyder Gestallt empfahen. Sambt den darzu gehörigen Beilagen（…），Prag 1619。关于类别史的分类，参见：Anuschka Tischer，Offizielle Kriegsbegründungen in der Frühen Neuzeit. Herrscherkommunikation in Europa zwischen Souveränität und korporativem Selbstverständnis，Münster 2012。对萨克森政治的新观点，主要依据如下发现：Frank Müller，Kursachsen und der böhmische Aufstand 1618-1622，Münster 1997。关于全面记载和拓展，参见：Johannes Burkhardt，Der Dreißgjährige Krieg. Einfluss der sächsischen Politik auf die deutsche Geschichte，in：Dresdner Hefte 56（1998），S. 3-12。关于再次强调和平史，参见：Frank Müller，Der Absturz vom Grat. Die Niederlage der kursächsischen Deeskalationsstrategie nach dem Ausbruch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in：Winfried Schulze（Hg.），Friedliche Intentionen-Kriegerische Effekte. War der Ausbruch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unvermeidlich？St. Katharinen 2002，S. 52-70。拓展到整个萨克森的和平政策，参见：Johannes Burkhardt，Friedensschlüsse auf Sächsisch. Pazifizierende Sprachleistungen eines deutschen Landesstaates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r Frühen Neuzeit，in：Heinz Duchhardt，Martin Espenhorst（Hg.），Frieden übersetzen in der Vormoderne. Translationsleistungen in Diplomatie，Medien und Wissenschaft，Göttingen u. a. 2012，S. 35-65。对萨克森政治的其他解读，参见：Axel Gotthard，»Politice seint wir Bäpstisch«. Kursachsen und der deutsche Protestantismus im frühen 17. Jahrhundert，in：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20（1993），S. 275-319；Axel Gotthard，Der deutsche Konfessionskrieg seit 1619-ein Resultat gestörter politischer Kommunikation，Historisches Jahrbuch 122（2002），S. 141-172。关于普法尔茨问题的科研目录册，信息量很大，参见：Der Winterkönig. Friedrich V. von der Pfalz. Bayern und Europa im Zeitalter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Katalog zur Bayerischen Landesausstellung 2003），hg. v. Peter Wolf u. a.，Augsburg 2003。关于后来的和平行动的传记速写，参见：Peter Bilhöfer（Friedrich V. von der Pfalz）以及Michael Kaiser（Pfalzpolitik Maximilians I. von Bayern）和Joachim Bahlcke（参见第二章）。以下著作将“光荣和平”证实为和平的阻碍：Christoph Kampmann，Europa und das Reich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Geschichte eines europäischen Konflikts，Stuttgart 2013。

关于对《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回顾，可参见涵盖全面的标准专著：Axel Gotthard，Der Augsburger Religionsfrieden（＝ Reformationsgeschichtliche Studien und Texte，Bd. 148），Münster 2004。此外，亦可参见专题小册子：Als Frieden möglich war. 450 Jahre Augsburger Religionsfrieden，Regensburg 2005。指出其做法和意义堪称“奥格斯堡奇迹”的，参见：Johannes Burkhardt，Geschichte der Frühen Neuzeit，München 2009，S. 43-53，以及Johannes Burkhardt，Konfessionsbildung als europäisches Sicherheitsrisiko und die Lösung nach Art des Reiches，in：Christoph Kampmann/Ulrich Niggemann（Hg.），Sicherheit in der Frühen Neuzeit. Norm，Praxis，Repräsentation，Köln u. a.，S. 181190。关于跨教派的《选举让步协议》，参见：Wolfgang Burgdorf，Die Wahlkapitulationen der römisch-deutschen Könige und Kaiser 1519-1792，Göttingen 2015，本书引用的是1562年和1575年的《选举让步协议》。关于16世纪宗教派别的术语，参见：Bent Jörgensen，Konfessionelle Selbst- und Fremdbezeichnungen，Berlin 2014。关于对“前序冲突”的批判，参见：Johannes Burkhardt，Das Reformationsjahrhundert. Deutsche Geschichte zwischen Medienrevolution und Institutionenbildung（1517-1617），Stuttgart 2002，S. 197-199。以下著作为新研究对战争自发性的质疑做了前期的准备工作：Winfried Schulze（Hg.），Friedliche Intentionen-Kriegerische Effekte. War der Ausbruch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unvermeidlich？St. Katharinen 2002。个别文献分析各势力的作用：波希米亚（Joachim Bahlcke），新教联盟（Gregor Horstkemper），萨克森选帝侯国（Frank Müller），帝国皇家法院（Stefan Ehrenpreis），巴伐利亚（Andreas Edel）以及神职选帝侯（Axel Gotthard）。衡量战争是否能够避免，参见：Volker Press，Kriege und Krisen. Deutschland 1600-1715，München 1991。以下著作与本书中颇有代表性的、看待帝国内冲突减少的观点完全吻合：Geoff Mortimer，The Origins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and the Revolt in Bohemia，1618，Basingstoke u. a. 2015，S. 61。以下著作已认识到“聚合”的深远影响：Georg Schmidt，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München 2010。关于“聚合”的发明者的通信往来，参见：Alexander Sigelen，Dem ganzen Geschlecht nützlich und rühmlich. Reichspfennigmeister Zacharias Geizkofler zwischen Fürstendienst und Familienpolitik，Stuttgart 2009。首次披露帝国大区在征税问题上施以援手的是：Fabian Schulze，Die Reichskreise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München 2018。该举措此后继续实施，在沃尔夫冈·维斯特教授（埃尔朗根-纽伦堡）的纪念文集中，盖茨科夫勒的建议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卡梅拉留斯对普法尔茨选帝侯意外造访慕尼黑的描述，可在以下著作中找到：Lorenz（Hg.），Quellen zur Vorgeschichte，Nr. 29（2. Februar 1618）。

关于1600年前后欧洲的宗教基要主义，可阅读文集：Heinz Schilling（Hg.），Konfessioneller Fundamentalismus. Religion als politischer Faktor im europäischen Mächtesystem um 1600，München 2007。以下国际政治史手册以欧洲教派政治网，尤其是富有启发性的加尔文教国际为主题，内容全面：Heinz Schilling，Konfessionalisierung und Staatsinteressen.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1559-1660，München u. a. 2007。关于宗教战争的概念和教皇角色的相关文章，参见：Johannes Burkhardt，Religionskrieg，in：Theologische Realenzyklopädie 28（1997），S. 681-687。关于宗教改革周年庆文化下宗教改革周年纪念的语境化以及关于对触发战争影响的衡量，参见：Johannes Burkhardt，Reformations- und Lutherfeiern，in：Dieter Düding u. a.（Hg.），Öffentliche Festkultur. Politische Feste in Deutschland von der Aufklärung bis zum Ersten Weltkrieg，Reinbek bei Hamburg 1988，S. 212-236；Johannes Burkhardt，Die kriegstreibende Rolle historischer Jubiläen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und im Ersten Weltkrieg，in：Johannes Burkhardt（Hg.），Krieg und Frieden in der historischen Gedächtniskultur，München 2000，S. 91-102。图片可参考：Johannes Burkhardt，Reichskriege in der frühneuzeitlichen Bildpublizistik，in：Rainer A. Müller（Hg.），Bilder des Reiches，Sigmaringen 1997，S. 51-95。

第二章　建构国家之战——大型工地欧洲

笔者1992年提出的概念引发了讨论，关于讨论情况的最新文章，参见：Johannes Burkhardt，Die These vom Staatsbildungskrieg im Widerstreit der Forschung，in：Michael Rohrschneider/Anuschka Tischer（Hg.），Dynamik durch Gewalt？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1618-1648）als Faktor der Wandlungsprozesse des 17. Jahrhunderts，Münster 2018，S. 71-92。这一论点经过完善后得到了全面发展，参见：Johannes Burkhardt，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Frankfurt 1992。建构国家之战的构想也可用于教学，精简版参见：Johannes Burkhardt，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als frühmoderner Staatsbildungskrieg，in：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5（1994），S. 479-499。关于概念意义的澄清，参见：Johannes Burkhardt，Wars of states or wars of state-formation？in：Olaf Asbach/Peter Schröder（Hg.）：War，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Burlington 2010，S. 17-34。

关于对三十年战争产生影响的普世主义方案的前史，参见：Heinrich Lutz，Reformation und Gegenreformation，München u. a. 1982，sowie Franz Bosbach，Monarchia Universalis. Ein politischer Leitbegriff der Frühen Neuzeit，Göttingen 1988。关于波希米亚起义的国家利益至上的潜质，更多内容参见多次再版的经典著作：Moritz Ritter，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Gegenreformation und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Bd. 3：Geschichte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Darmstadt 1974。关于帕维尔·斯特兰斯基（Pavel Stránzk·）的重要意义，参见：Joachim Bahlcke，Theatrum Bohemicum. Reformpläne，Verfassungsideen und Bedrohungsperzeptionen am Vorabend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in：Winfried Schulze（Hg.），Friedliche Intentionen-Kriegerische Effekte. War der Ausbruch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unvermeidlich？，St. Katharinen 2002，S. 1-20。从等级政治的角度解读，参见：Joachim Bahlcke，Wird »Behemb ein Hollendisch goubernament«？Das böhmischpfälzische Staatsgründungsexperiment in europäischer Perspektive，in：Der Winterkönig. Friedrich V. von der Pfalz. Bayern und Europa im Zeitalter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Katalog zur Bayerischen Landesausstellung 2003），hg. v. Peter Wolf u. a.，Augsburg 2003，S. 94-100。威尔赛给普法尔茨皇帝的专家鉴定，德语译文参见：Secretissima Instructio-Allergeheimste Instruction. Friderico V. Comiti Palatino Electo Regi Bohemiae，hg. v. Wolfgang E. J. Weber，Augsburg 2002. Karlheinz Blaschke，Sachsen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in：Sächsische Heimatblätter 6（1995），S. 329-334。对波希米亚建构国家的总结，参见：Johannes Burkhardt，Die böhmische Erhebung-Kriegsbeginn 1618，in：Peter C. Hartmann/Florian Schuller（Hg.），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Facetten einer folgenreichen Epoche，Regensburg 2010，S. 46-57。

除笔者的著作外，其他关于普世主义之争背景的文献有：Peer Schmidt，Spanische Universalmonarchie oder »teutsche Libertet«. Das spanische Imperium in der Propaganda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Stuttgart 2001，S. 18，95-163。关于法国的竞争，始终很有启发性的文献是：Armand Richelieu，Politisches Testament und kleinere Schriften，hg. v. Wilhelm Mommsen，Berlin 1926。以下文学视角的研究也很有启发：Rainer Babel，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im Zeichen der habsburgischen Universalmonarchie 1500-1648，Darmstadt 2005，S. 67-104。关于意大利战场和教皇政治的全面文献，参见：Georg Lutz，Rom und Europa während des Pon-tifikats Urbans Ⅷ.，in：Reinhard Elze u. a. （Hg.），Rom in der Neuzeit. Politische，kirchliche und kulturelle Aspekte，Wien/Rom 1976，S. 72 166；Guido Braun，The papacy，in：Olaf Asbach/Peter Schröder（Hg.），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the Thirty Years’ War，Dorchester 2014，S. 101-113。

对国家建构论点进行理论与和平史归类的著作有：Johannes Burkhardt，Der mehr als Dreißigjähre Krieg-Theorie des Staatsbildungskrieges，in：Thomas Jäger/Rasmus Beckmann（Hg.），Handbuch Kriegstheorien，Wiesbaden 2011，S. 335-349，以及Edgar Wolfrum，Krieg und Frieden in der Neuzeit. Vom Westfälischen Frieden bis zum Zweiten Weltkrieg，Darmstadt 2003，S. 35-37，67-69。

第三章　瓦伦斯坦——战争策动者及其军事遗产

本章开头对军事史的描述基于以下著作中的调查研究：Johannes Burkhardt，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Frankfurt am Main 1991，S. 178-224；“常备军”概念位于第213页及以后。针对Bernhard R. Kroener，Kriegswesen，Herrschaft und Gesellschaft 1300-1800. Enzyklopädie deutscher Geschichte 92，München 2013，S. 36-43一文提出的质疑，本文列举瓦伦斯坦的相关事例，强调该论点。对于瓦伦斯坦的第一个将军任期，以下著作非常有用：Golo Mann，Wallenstein，Frankfurt am Main 1971；对于研究瓦伦斯坦的第二个将军任期，特别有益的是：Robert Rebitsch，Wallenstein. Biographie eines Machtmenschen，Wien u. a. 2010。关于列支敦士登的关键上疏，可参见汇编材料：Gottfried Lorenz（Hg.），Quellen zur Geschichte Wallensteins，Darmstadt 1987，Nr. 121，本文引用内容在第370页。帝国法视角的基本文献有：Christoph Kampmann，Reichsrebellion und kaiserliche Acht. Politische Strafjustiz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und das Verfahren gegen Wallenstein 1634，Münster 1993。

关于瓦伦斯坦的二度出山、编年体史书中的感知以及战争税问题的重要补充，笔者将其归功于以下各领域的专家：Horst Carl，Logistik in Zeiten des Krieges，Vortrag auf dem Symposium »Wallenstein. Mensch. Mythos. Memoria« vom 6. bis 9. April 2017；Hans Medick（Hg.），Volkmar Happe，Chronicon Thuringiae，Teil I，f 68r. und f 135r；Fabian Schulze，Die Reichskreise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München 2018。对于曼斯菲尔德伯爵和他的整个军事政治团队的概览，以下书目信息量大，评论带有贬义：Jörg-Peter Findeisen，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Eine Epoche in Lebensbildern，Graz u. a 1998。该书也可用于“战役导航”（引用内容参见第474页）。

关于军事影响，参见标准著作：Oskar Regele，Der österreichische Hofkriegsrat 1556-1848，Wien 1949. Das Zitat S. 19以及Michael Hochedlinger，Austria’s wars of emergence. War，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1683-1797，London 2003，S. 98-111。最后，以下两份三十年战争时期的史料也有关于常备军的内容，它们是战争史上非常富有启发性的材料：Flugschriftensammlung Gustav Freytag Nr. 5446：Gespräch Hauptmann Schnepfs mit Veit Schrammen und Lentze Kumhold. Vom Unterschied der vorigen und jetzigen Kriege，Treschau im Klapperthal 1631，以及翻译为中古高地德语的战争学基础资料，Raymund Montecuccoli，Trattato della guerra，begonnen 1640，im Original ediert als Bd. 1. Le opere di Raimondo Montecuccoli. Trattato della guerra，1988。

在以下著作中继续讨论这个论题：Johannes Burkhardt，Die Friedlosigkeit der Frühen Neuzeit. Grundlegung einer Theorie der Bellizität Europas，in：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24（1997），S. 509-574。其他关于瓦伦斯坦的例证罗列在第五章的文献附录中。

第四章　古斯塔夫·阿道夫——新教媒体国的哥特移民

关于瑞典国王干预德意志事务的11种解释模型，以下著作进行了汇编和归类：Sverker Oredsson，Geschichtsschreibung und Kult. Gustav Adolf，Schweden und 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Berlin 1994。但颇具代表性的第12种大哥特主义的解释模型，尚不为人所知，参见：Johannes Burkhardt，Reichskriege in der frühneuzeitlichen Bildpublizistik，in：Bilder des Reiches. Tagung in Kooperation mit der Schwäbischen Forschungsgemeinschaft und der Professur für Geschichte der Frühen Neuzeit der Katholischen Universität Eichstätt，hg. v. Rainer A. Müller（Irseer Schriften，Bd. 4），Sigmaringen 1997，S. 51-95. Johannes Burkhardt，Konfessionsbildung und Staatsbildung. Konkurrierende Begründungen für die Bellizität Europas？，in：Andreas Holzem（Hg.），Krieg und Christentum. Religiöse Gewalttheorien in der Kriegserfahrung des Westens，Paderborn 2009，S. 527-553. Thomas Brockmann，Dynastie，Kaiseramt und Konfession. Politik und Ordnungsvorstellungen Ferdinands Ⅱ.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München u a. 2011，关于《归还敕令》的内容主要在第359-389页。Johannes Burkhardt，Die kriegstreibende Rolle historischer Jubiläen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und im Ersten Weltkrieg，in：Johannes Burkhardt（Hg.），Krieg und Frieden in der historischen Gedächtniskultur，München 2000，S. 91-102。关于罗马方面的文件操纵，参见：Georg Lutz，Rom und Europa während des Pontifikats Urbans Ⅷ.，in：Reinhard Elze u. a.（Hg.），Rom in der Neuzeit. Politische，kirchliche und kulturelle Aspekte，Wien/Rom 1976，S. 72-166。

关于当时约翰·马格努斯对瑞典哥特主义的文学历史地理呈现，参见：Inken Schmidt-Voges，De anitqua claritate et clara antiquitate Gothorum. Gotizismus als Identitätsmodell im frühneuzeitlichen Schweden，Frankfurt am Main 2004。关于大哥特主义在普世主义意义上的实现，参见：Johannes Burkhardt，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Frankfurt am Main 1992，S. 57 60；Johannes Burkhardt，Gustav Ⅱ. Adolf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Ein Gotenkönig als Kaiser？in：Damals 8（2010），S. 32-39。在宗教、经济和政治三方面解读的虚拟论辩框架下，维斯托克的三十年战争博物馆设计了一个试听小站，重印了以下文章：Johannes Burkhardt，Warum hat Gustav Adolf in den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eingegriffen？Der Schwedische Krieg 1630-1635，in：Peter C. Hartmann/Florian Schuller（Hg.），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Facetten einer folgenreichen Epoche，Regensburg 2010，S. 94-107。该解读方式的其他论据有：Andreas Zellhuber，Der gotische Weg in den deutschen Krieg. Gustav Adolf und der schwedische Gotizismus，Augsburg 2002。从不同意义上论述，参见：Erik Ringmar，Identiy，interest and action. A cultural explanation of Sveden’s intervention in the Thirty Years War，Cambridge u. a. 1996。林马尔认为，哥特主义曾经是加强民族国家认同和欧洲认同的意识形态，而瑞典学术界讨论过的帝国主义扩张的“破坏性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格局太小。本书未采用此观点。

关于古斯塔夫二世死后未能利用的和平机会，参见对其他事务感兴趣的出版业的反应：Hans Medick，Im Druck des Ereignisses. Zeitzeugnisse zur Schlacht bei Lützen 1632 in ihrer medialen Dynamik，in：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44（2017），S. 409-440。关于莱比锡会议的新曙光，参见：Fabian Schulze，Der Leipziger Konvent von 1631. Zur Rolle der Reichskreise im Selbstbehauptungskampf der protestantischen Reichsstände，in：Michael Rohrschneider/Anuschka Tischer（Hg.），Dynamik durch Gewalt？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1618-1648）als Faktor der Wandlungsprozesse des 17. Jahrhunderts，Münster 2018，S. 135-160。关于中立态度的接受困境，参见以下包括理论和实践的宏大著作：Axel Gotthard，Der liebe vnd werthe Fried. Kriegskonzepte und Neutralitätsvorstellungen in der Frühen Neuzeit，Wien 2014，S. 353-875。

第五章　转向和平——瓦伦斯坦的另一面及其遗业

关于引言中的平行事例，参见：Otto von Bismarck，Gedanken und Erinnerungen，Berlin 1998，有关香槟早餐的故事见第十九章。重新强调俾斯麦的黩武，参见：Josef Becker（Hg.），Bismarcks spanische »Diversion« 1870 und der preußisch-deutsche Reichsgründungskrieg. Quellen zur Vor- und Nachgeschichte der Hohenzollern-Kandidatur für den Thron in Madrid 1866-1932，3 Bde.，Paderborn u. a. 2003-2007. Josef Becker in der Festschrift für Wolfgang E. J. Weber，Geschichte des Wissens，hg. v. Mark Häberlein，Augsburg 2015。关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最新评价，参见：Volker Press，Friedrich der Große als Reichspolitiker，in：Volker Press，Das Alte Reich. Ausgewählte Aufsätze. In Verbindung mit Stephanie Blankenhorn u. a. hg. v. Johannes Kunisch，Berlin 1997，S. 260-288。以及Johannes Burkhardt，Wie ein verlorener Krieg zum Sieg umgeschrieben wurde，in：Sprache. Macht. Frieden. Augsburger Beiträge zur historischen Friedens- und Konfliktforschung，hg. v. Johannes Burkhardt u. a.，Augsburg 2014，S. 265 308。引文参见：Johannes Burkhardt，Deutsche Geschichte in der Frühen Neuzeit，München 2009，S. 108。以下内容有一定的局限性：Michael Rohrschneider，Österreich und der Immerwährende Reichstag，Göttingen 2014，besonders S. 55，303。关于欧根亲王，参见：Bernhard Kroener的著作；关于其一生，参见：Max Braubach，Versailles und Wien von Ludwig XIV. bis Kaunitz. Die Vorstadien der diplomatischen Revolution，Röhrscheid 1952，以及Johannes Burkhardt，Vollendung und Neuorientierung des frühmodernen Reiches 1648-1763（Gebhardt Handbuch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11），Stuttgart 2006，S. 379。对瓦伦斯坦叙事处理方式的思考，参见：Hayden White，Auch Klio dichtet oder die Fiktion des Faktischen，Stuttgart 1991；Reinhart Koselleck，Standortbindung und Zeitlichkeit. Ein Beitrag zur historiographischen Erschließung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in：Ders./Wolfgang J. Mommsen/Jörn Rüsen（Hg.），Objektivität und Parteilichkeit i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München 1977，S. 17-46，hier：S. 45。

对瓦伦斯坦形象的阐释，参见：Joachim Bahlcke/Christoph Kampmann（Hg.），Wallensteinbilder im Widerstreit. Eine historische Symbolfigur in Geschichtsschreibung und Literatur vom 17. bis zum 20. Jahrhundert，Köln 2011。尽管题目意有所指，实际上是全面的全景展示：Inger Schuberth/Maik Reichel（Hg.），Die blut’ge Affair’ bei Lützen. Wallensteins Wende，Wettin-Löbejün 2012。关于1626年被阻止的土耳其战争，参见：Ferenc Majoros/Bernd Rill，Das Osmanische Reich 1300-1922. Die Geschichte einer Großmacht，Hamburg 2011，S. 262-272。本书引用的是第272页的内容。但“双线作战的战争”根本不止发生了一次，而是在17世纪90年代成为现实难题。关于危险的干涉，参见：Maria Baramova，Non-splendid isolation：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in：Olaf Asbach/Peter Schröder（Hg.），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the Thirty Years’ War，Dorchester 2014，S. 115-124。关于瓦伦斯坦在下萨克森行政区的所作所为，参见：Fabian Schulze，Die Reichskreise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München 2018。关于《吕贝克和约》的激情讲述，参见：Golo Mann，Wallenstein. Sein Leben，Frankfurt am Main 1972，S. 508-518。更激动人心的论述，参见：Hellmut Diwald，Wallenstein. Eine Biographie，Frankfurt am Main 1975。关于吕贝克和谈的文件选编，参见：Gottfried Lorenz（Hg.），Quellen zur Geschichte Wallensteins，Darmstadt 1987，Nr. 55/56（包含费迪南二世的全权和指示），Nr. 57（对瓦伦斯坦的评价），Nr. 58（和平条约），vgl. Nr. 45（丹麦人的想象）。详细展示占星术和疾病的是：Hans-Christian Huf，Mit Gottes Segen in die Hölle. 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München 2003，S. 48-77，328-343。关于瓦伦斯坦和平外交的基础，基于史料的经典陈述，参见：Leopold von Ranke，Geschichte Wallensteins，Sämtliche Werke，Bd. 23，Leipzig 1872，S. 187-200，256-261。参见下文的分析：Gerrit Walther，Biographie als Experiment，in：Bahlcke/Kampmann（Hg.），Wallensteinbilder im Widerstreit，S. 245-261。

关于阿尼姆，参见：Jörg Peter Findeisen，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Eine Epoche in Lebensbildern，Graz 1998，S. 294-302。关于谈判文件，参见：Gottfried Lorenz（Hg.），Quellen zur Geschichte Wallensteins，Darmstadt 1987，Nr. 122（1634年1月12日的《比尔森保证书》），Nr. 121（《列支敦士登报告》），Nr. 130（给阿尼姆的指示），引文出自第370页及以后。帝国法对统帅“声名狼藉的叛变”的基本评价，参见：Christoph Kampmann，Reichsrebellion und kaiserliche Acht. Politische Strafjustiz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und das Verfahren gegen Wallenstein 1634，Münster 1993，S. 222-227。

关于辩解和论战，以下书目很有启发性：Heinrich Ritter von Srbik，Wallensteins Ende，Wien 1920，Wien 1952。对于诽谤性小册子Chaos perduellonis（Wien 1634）的作者，斯尔比克先查出来是约瑟夫·魏因加特纳，但后来确认是政界野心家约翰·普茨·冯·阿德勒斯图恩。对暗杀的媒体反应，参见：Silvia Serena Tschopp，Albrecht von Wallensteins Ende im Spiegel der zeitgenössischen Flugblattpublizistik，in：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24（1997），S. 25-43；Hans Medick，Wallensteins Tod. Auf den medialen Schlachtfeldern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in：Daphnis. Zeitschrift für Mittlere Deutsche Literatur und Kultur in der Frühen Neuzeit 37（2008），S. 111-130。1634年2月3日的报道，参见：Ordentliche wöchentliche Zeitungen，Frankfurt 1634（Nr. 9. Zentrale wissenschaftliche Einrichtung deutscher Presseforschung Z1/1634/9）。

第六章　1635年的布拉格——成就了和平，触发了战争

萨克森国家档案馆藏的1635年5月30日《布拉格和约》的手写版文本，已由美因茨欧洲史研究所数字化，在线可查看其原版和平行转录版：http://www.ieg-friedensvertraege.de/treaty/1635％20V％2030％20Friedensvertrag％20von％20Prag％20（Dresden）/t-325-1-de.html？h＝4。该文件无须翻译，因为和约是由两个帝国成员即皇帝费迪南二世和萨克森选帝侯格奥尔格一世用德语起草并写成文件的。不过当然，人们也能从相关的印刷版条约中集中找到该和约，如Theatrum Europaeum，Lünigs Reichsarchiv或Dumont。本书引用的大部分和约内容引自条约的序言和结尾，并将其用易读易懂的德语复述出来。《布拉格和约》的完整版，参见：Kathrin Bierther（Bearb.），Die Politik Maximilians I. von Bayern und seiner Verbündeten 1618-1651. Tl. 2/Bd. 10，4 Briefe und Akten zur Geschichte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Der Prager Frieden von 1635，München/Wien 1997，S. 1606-1631。此处使用的概念中，关于选帝侯史的，参见：Axel Gotthard，Säulen des Reiches. Die Kurfürsten im frühneuzeitlichen Reichsverband，2 Bde.，Husum 1999。关于“正常年”的历史的，参见：Ralf-Peter Fuchs，Ein ›Medium zum Frieden‹. Die Normaljahrsregelung und die Beendigung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München 2010，S. 99-118。

关于战争漫长的最后一阶段的恐怖，参见：Peter Englund，Die Verwüstung Deutschlands. Eine Geschichte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Stuttgart3 1998，hier besonders S. 181-187。对萨克森狭长地带的严重破坏，可参见本文引用的Reiner Groß的专业文献，也可参见一本不是很严格的学术著作，该书也对19世纪的乡土文献作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评价：Christian Kuhnert，Kursachsen im Dreißigjähren Krieg，Dresden 2010。关于编年体史书中的负面评价，参见：Volkmar Happe，ChroniconThuringae，Teil I，f. 397r，引自在线版本：Mitteldeutsche Selbstzeugnisse der Zeit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http://www.mdsz.thulb.unina.de/sz/print.php？seite1＝1andandandandseite2＝870andandandandszid＝10andandandandteil＝Iandandandandfolio＝。

厨房主管的逸事摘自：Schicksale des Klosters Elchingen und seiner Umgebung in der Zeit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1629-1645）. Aus dem Tagebuche des P. J ohannes Bozenhard，hg. v. Luitpold Brunner，in：Zeitschrift des historischen Vereins für Schwaben und Neuburg 3（1876），S. 157-282，hier S. 238。关于整体的移民研究，参见：Ulrich Niggemann，Migration in der Frühen Neuzeit. Ein Literaturbericht，in：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43（2016），S. 293 321。关于波希米亚移民，参见：Frank Metasch，Exulanten in Dresden. Einwanderung und Integration von Glaubensflüchtlingen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Leipzig 2011，以及Frank Metasch，Für den Glauben auf die Straße. Konfessionsmigranten in Kursachsen und in der Oberlausitz，in：Winfried Müller/Swen Steinberg（Hg.），Menschen unterwegs. Die via regia und ihre Akteure，Dresden 2011，S. 204-211。关于逃亡的案例，参见：Leo Hintermayr，Wemding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Wemding 1989。关于对行政制度成就的个案分析，参见：Frank Kleinehagenbrock，Die Grafschaft Hohenlohe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Eine erfahrungs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 zu Herrschaft und Untertanen，Stuttgart 2003。关于对会议过程的详细记述，参见：Kathrin Bierther，Der Regensburger Reichstag von 1640/41，Lassleben 1971。

第七章　现已忍无可忍——德意志入局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基本史料版本，参见：Acta Pacis Westphalicae。方便可靠的文字版本，参见：Instrumenta Pacis Westphalicae. Die Westfälischen Friedensverträge 1648. Quellen zur neueren Geschichte，hg. v. Ernst Walder，Historisches Institut der Universität Bern，Heft 12/13，bearb. v. Konrad Müller，Bern/Frankfurt am Main 1975。该平装本小册子包含拉丁文原文的条约文本，皇帝和瑞典之间的条约是Instrumentum Pacis Osnabrugense（IPO），皇帝和法国之间的是Instrumentum Pacis Monasteriense（IPM），两者均有额外的现代德语译本。

1998年周年纪念之际出版的两部大型文集包含了重要的研究文献：Heinz Duchhardt（Hg.），Der Westfälische Friede. Diplomatie-politische Zäsurskulturelles Umfeld-Rezeptionsgeschichte，Münster 1998；Klaus Bußmann/Heinz Schilling（Hg.），1648 Krieg und Frieden in Europa，2 Bde.，Münster 1998。该领域主题及相关题材的完整专家文集，参见：Heinz Duchhardt，Frieden im Europa der Vormoderne. Ausgewählte Aufsätze 1979-2011，Paderborn/München 2012。以教学为目的进行阐释的研究报告，参见：Johannes Burkhardt，Das größte Friedenswerk der Neuzeit. Der Westfälische Frieden in neuer Perspektive，in：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9（1998），S. 592-618。对十周年纪念总结，参见：Inken Schmidt-Voges/Siegrid Westphal（Hg.），Pax perpetua. Neuere Forschungen zum Frieden in der Frühen Neuzeit，München 2010。

关于准备工作阶段，参见：Heinz Duchhardt，Kötzschenbroda 1645-ein historisches Ereignis im Kontext des Krieges und im Urteil der Nachwelt，in：Sächsische Heimatblätter 41（1995），S. 323-329；Hans Joachim Schreckenbach，Kursachsen auf dem Westfälischen Friedenskongreß，Masch. Diss.，Leipzig 1952。关于萨克森对瑞典人取得领土一事的立场，参见：APW，Serie 3a，Bd. 1，1，Protokolle Bd. 1：Die Beratungen der kürfürstlichen Kurie 1：1645-1647，Münster 1972，Nr. 92，Sitzung vom 13. Juli 1646，S. 631，in：Nr. 105。105号文件建议，应如何按照帝国宪法和执行秩序将瑞典作为帝国等级融入帝国（第649页）。还有：Maria-Elisabeth Brunert，Zum reichspolitischen Engagement Sachsen-Altenburgs am Ende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in：Neues Archiv für Sächsische Geschichte 78（2007），S. 49-92。关于帝国等级加入和第三方加速和谈，很具有启发性的文献是：Siegrid Westphal，Der Westfälische Friede，München 2015。

关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概念的起源和讨论，参见：Lynn H. Miller，Global order. Values and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ulder u. a. 1995；Gert Krell，Weltbilder und Weltordnung. Einführung in die Theorie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Baden-Baden 4 2009. Kritisch abwägend：Heinz Duchhardt，»Westphalian System«. Zur Problematik einer Denkfigur，in：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69（1999），S. 305-315。持赞成立场的，参见：Johannes Burkhardt，Die These vom Staatsbildungskrieg im Widerstreit der Forschung，in：Michael Rohrschneider/Anuschka Tischer（Hg.），Dynamik durch Gewalt？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1618-1648）als Faktor der Wandlungsprozesse des 17. Jahrhunderts，Münster 2018，S. 71-92，hier S. 90。批判性补充的，参见：Michael Rohrschneider，Der gescheiterte Friede von Münster. Spaniens Ringen mit Frankreich auf dem Westfälischen Friedenskongress（1643-1649），Münster 2007。关于插图中的大国马车，参见：Johannes Burkhardt，Auf dem Wege zu einer Bildkultur des Staatensystems. Der Westfälische Frieden und die Druckmedien，in：Heinz Duchhardt（Hg.），Der Westfälische Friede. Diplomatie-politische Zäsur-kulturelles Umfeld-Rezeptionsgeschichte，Münster 1998，S. 81-114。

对和平结果的阐述基于笔者自己多年来的史料分析，也基于欧洲史和德意志史两个视角的研究成果。战争与和平交织的欧洲史通过“黩武”理论得到了进一步挖掘，参见：Johannes Burkhardt，Die Friedlosigkeit der Frühen Neuzeit. Grundlegung einer Theorie der Bellizität Europas，in：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24（1997），S. 509-574。笔者和其他帝国史专家抛弃了对帝国联邦制意义的错误认识，在历史学经典手册中对其进行总结，并在进一步发展中遵守之，参见：Johannes Burkhardt，Vollendung und Neuorientierung des frühmodernen Reiches 1648-1763（Gebhardt Handbuch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11），Stuttgart 2006，darin § 1 »Die Bedeutung des Westfälischen Friedens für die deutsche Geschichte«，S. 25-54。

关于宗教和平规定的新内容，参见：Ralf-Peter Fuchs，Ein ›Medium zum Frieden‹. Die Normalj ahrsregel und die Beendigung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München 2010；Johannes Burkhardt，Friedensschlüsse auf Sächsisch. Pazifizierende Sprachleistungen eines deutschen Landesstaates in der erstenHälfte der Frühen Neuzeit，in：Heinz Duchhardt/Martin Espenhorst（Hg.），Frieden übersetzen in der Vormoderne. Translationsleistungen in Diplomatie，Medien und Wissenschaft，Göttingen u. a. 2012，S. 35-65；Hans Joachim Schreckenbach，Doktor Johannes Leuber-Kursächsischer Gesandter beim Westfälischen Friedenskongreß. Eine biographische Skizze，in：Friedrich Beck u. a.（Hg.），Archivistica Docet. Beiträge zur Archivwissenschaft und ihres interdisziplinären Umfelds，Potsdam 1999，S. 323-338。给特劳特曼斯多夫的秘密指示和他的工作总结报告，参见：APW I，1，S. 441，453 f. ；Johannes Burkhardt，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Einfluß der sächsischen Politik auf die deutsche Geschichte，in：Dresdner Hefte. Beiträge zur Kulturgeschichte 56（1998），S. 3-12。

终章　三十年战争能否给终结战争带来启示

最后的论述描述了笔者推动并施行的历史学和平研究的“转向”，即从研究战争的起因转向研究和平的成就。近代早期总结性的历史-系统战争类型学的早期研究，参见：Johannes Burkhardt，Die Friedlosigkeit der Frühen Neuzeit，in：Grundlegung einer Theorie der Bellizität Europas，in：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24（1997），S. 509-574。总结性文献，参见：Johannes Burkhardt，Der mehr als Dreißigjährige Krieg. Theorie des Staatsbildungskrieges，in：Thomas Jäger/Rasmus Beckmann（Hg.），Handbuch Kriegstheorien，Wiesbaden 2011，S. 335-349。一些相应的新思路，参见：Johannes Burkhardt，Die Entfesselung des Friedens. Für einen Aufbruch der historischen Friedensforschung，in：Inken Schmidt-Voges/Sigrid Westphal（Hg.），Pax perpetua. Neuere Forschungen zum Frieden in der Frühen Neuzeit，München 2010，S. 29-48。

文中提到的历史学经典，参见：Gunther Gottlieb，Der Dichter und der Geschichtsschreiber：Karl Krolows Zyklus »Herodot oder der Beginn von Geschichte«，in：Juan José Ferrer u. a.，Entre los mundos：homenaj e a Pedro Barceló. Zwischen den Welten：Festschrift für Pedro Barceló，Besançon 2017，S. 655-670。“男人创造历史”的引文引自：Heinrich von Treitschke，Deutsche Geschichte im 19. Jahrhundert，Bd. 1，Leipzig 1879。该引文被特赖奇克用于各类文章中并以不同的变体出现。有关女君主的文献有：Barbara Stollberg-Rilinger，Maria Theresia. Die Kaiserin in ihrer Zeit. Eine Biographie，München 2017。关于黑森-卡塞尔女伯爵阿马莉·伊丽莎白的有：Kerstin Weiand，Hessen-Kassel und die Reichsverfassung. Ziel und Prioritäten landgräflicher Politik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Marburg 2009，S. 168-172。上文笔者指出了经典作品Fritz Dickmann，Der Westfälische Frieden（1959），4. Aufl. Münster 1977档案选择的片面性，并反驳了由此产生的对自由主义反帝国政策的过度强调，从而重新为女伯爵进行历史定位。

关于对和平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果的概要，请参阅本书各章节中的详细阐述和例证。与完全固化的平等主义的国家秩序的观点不同，最新研究表明，即使在1648年之后，等级制的排名观念依然存在于国际法关系中，并成为一个灵活的谈判部分，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参见：Regina Dauser，Ehren-Namen. Herrschertitulaturen im völkerrechtlichen Vertrag，1648-1748（Norm und Struktur，46），Köln 2017。因着重强调第三方的重要作用，特意再提一下这本著作：Siegrid Westphal，Der Westfälische Frieden，München 2015。关于战争中的邮政业，参见：Wolfgang Behringer，Im Zeichen des Merkur. Reichspost und Kommunikationsrevolution in der Frühen Neuzeit，Göttingen 2003。关于热点话题，参见：Brendan Simms/Michael Axworthy/Patrick Milton，Ein Westfälischer Friede für Nahost，in：Die ZEIT，Nr. 20 vom 11. Mai 2017。

对于和平语言，第一章和第六章已进行了观察、分析和拓展。补充如下文献：Johannes Burkhardt，Sprachen des Friedens und Friedenssprache. Die kommunikativen Dimensionen des vormodernen Friedensprozesses，in：Martin Espenhorst（Hg.），Frieden durch Sprache？Studien zum kommunikativen Umgang mit Konflikten und Konfliktlösungen，Göttingen u. a. 2012，S. 7-24。书中未详加论述的三项条款来自历史学专业的教学大纲，是笔者广泛考察后从如下著作中筛选出来的：Jörg Fisch，Krieg und Frieden im Friedensvertrag. Eine universalgeschichtliche Studie über Grundlagen und Formelemente des Friedensschlusses，Stuttgart 1979。亦参见试读文本：Johannes Burkhardt，Frühe Neuzeit. 16.-18. Jahrhundert（Grundkurs Geschichte 3），Königsstein/Ts 1985，S. 166，Quelle 1b。关于未被超越的所有其他考察与和平技巧，参见：Heinz Duchhardt，Gleichgewicht der Kräfte，Convenance，Europäisches Konzert. Friedenskongresse und Friedensschlüsse vom Zeitalter Ludwigs XIV. bis zum Wiener Kongress，Darmstadt 1976，以及Heinz Durchhardt，Frieden im Europader Vormoderne. Ausgewählte Aufsätze 1979-2011，München u. a. 2012。用概念史一手论据特地说明“安全”这一概念的，参见：Johannes Burkhardt，Konfessionsbildung als europäisches Sicherheitsrisiko und die Lösung nach Art des Reiches，in：Christoph Kampmann/Ulrich Niggemann（Hg.），Sicherheit in der Frühen Neuzeit. Norm，Praxis，Repräsentation，Köln u. a.，S. 181-190。

媒体中介和传统教育的发展已经很先进了。因此，美因茨欧洲史研究所、奥格斯堡大学欧洲文化史研究所和斯图加特国家美术馆开展了一项联合研究——“外交和媒体在前现代和平进程中的翻译功绩——欧洲1450—1789”，发布了一个包含约2000条数据的近代欧洲和约数据库，供广大公众使用。有关对和平文化的保障，参见以下数据库：https://www.historicum.net/themen/friedensvertraege-der-vormoderne/。有关评价和拓展，参见：Heinz Duchhardt/Martin Espenhorst（Hg.）：Frieden übersetzen in der Vormoderne. Translationsleistungen in Diplomatie，Medien und Wissenschaft，Göttingen u. a. 2012。关于奥格斯堡大学在联合研究中的子项目，参见以下分册，该册提供了新视角：Johannes Burkhardt/Kay P. Jankrift/Wolfgang E. J. Weber（Hg.），Sprache. Macht. Frieden. Augsburger Beiträge zur historischen Friedens- und Konfliktforschung.（Documenta Augustana Pacis 1）Augsburg 2014，尤其值得一读的是：German Penzholz/Andrea Schmidt-Rösler，Die Sprachen des Friedens-eine statistische Annäherung，S. 309-320。

关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公共影响和媒体效应，参见：Johannes Burkhardt/Stephanie Haberer（Hg.），Das Friedensfest. Augsburg und die Entwicklung einer neuzeitlichen Toleranz-，Friedens- und Festkultur，Berlin 2000. Claire Gantet，Peace Festivals and the Culture of Memory in Early Modern South German Cities，in：Karin Friedrich（Hg.）：Festive Culture in Germany and Europe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 2000，S. 57 71. Heinz Duchhardt，1648-Das Jahr der Schlagzeilen. Europa zwischen Krise und Aufbruch，Köln/Weimar/Wien 2015。有关条约印刷版本本身，参见：Konrad Repgen unter Mithilfe von Antje Oschmann，Zeitgenössische lateinische und deutsche Drucke des IPO und IPM，in：Guido Braun/Antje Oschmann/Konrad Repgen（Bearb.），Die Friedensverträge mit Frankreich und Schweden，Teilbd. 2，Materialien zur Rezeption.（Acta Pacis Westphalicae（APW）Ⅲ B 1 .）Münster 2007，S. 1-123，hier S. 1-3。关于塑造国家体系与和平文化的消极、积极影响，如下著作为研究打开了意想不到的新视角：Benjamin Durst，Archive des Völkerrechts. Gedruckte Sammlungen europäischer Mächteverträge in der Frühen Neuzeit.（Colloquia Augustana 34），Berlin 2016。

关于文化的题外话，参见：Günter Grass，Das Treffen in Telgte. Eine Erzählung und dreiundvierzig Gedichte aus dem Barock，Darmstdt/Neuwied 1973，6. Aufl. München 1999，das Zitat S. 23f。该版次不包含诗歌附录。完整的巴洛克作品文集，参见：Albrecht Schöne（Hg.）. Das Zeitalter des Barock. Texte und Zeugnisse，3. Aufl. 1988。关于烹饪艺术的历史状况，参见：Johann Dackard（weland Churf. Sächß. Küchenschreiber zu Dresden）：New Kunstreich und Nützliches Kochbuch，Leipzig 1611. Ein schönes nützliches vnndt köstliches Kochbuch Vor Fürstliche personenn，herausgegeben von Gerog Jänecke und Josef Mazerath. Reihe：Land kulinarischer Tradition. Ernährungsgeschichte in Sachsen. Reihe B- Munumenta Saxoniae Culinaria 3，Ostfildern 2014。也可参考专家约瑟夫·马岑哈特（Josef Mazerath）其他风味史的相关著作。

关于跨文化的对比，参见：Johannes Burkhardt，Wie heute mit den Türkenkriegen umgehen？Eine neue Einordnung in die Geschichte von Krieg und Frieden in Europa，in：Wolfgang Zimmermann/Josef Wolf（Hg.），Die Türkenkriege des 18. Jahrhunderts，Regensburg 2017，S. 15-40。

关于战争与和平在欧洲的进一步发展，参见本附录开始提到的综合性著作：Burkhardt，Friedlosigkeit；关于德意志联邦制发展的最佳概览，参见：Albert Funk，Kleine Geschichte des Föderalismus. Vom Fürstenbund zur Bundesrepublik，Paderborn 2010。在欧洲和奥斯曼历史背景下，从联邦制与和平的角度重新强调《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的德意志史的著作有：Johannes Burkhardt. Vollendung und Neuorientierung des frühmodernen Reiches 1648-1763. Gebhardt. Handbuch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10. völlig neu bearb. Aufl.，Bd. 11，Stuttgart 2006。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

（英）尤金·罗根　著

廉超群　李海鹏　译

图1和图2分别是在1516—1517年间征服马木鲁克帝国阿拉伯领土的奥斯曼素丹塞利姆一世和在1519年将北非沿海地区纳入奥斯曼统治的巴巴里海盗海伊尔丁·巴巴罗萨。这两幅基于想象的佛罗伦萨绘画，大约是在两人去世后的1550年左右完成的。1613—1618年德鲁兹王法赫尔丁二世流亡佛罗伦萨期间，这两幅画可能是他见到的美第奇家族藏品的一部分。

图3　这名19世纪大马士革理发师做生意的方式，同他一个世纪前的同行理发师艾哈迈德·布戴伊里相同。

图4　拿破仑·波拿巴率领法国军队在金字塔之战（1798年7月21日）中大败统治埃及的马木鲁克埃米尔们，成功进入开罗。这幅画是路易·弗朗索瓦·勒热纳（1775—1848）在1806年基于战场速写完成的。勒热纳描绘了马木鲁克骑兵和训练有素的法国步兵间不对等的冲突。用埃及编年史家哲拜尔提的话说，法军“枪声不断，震耳欲聋”。

图5　这幅乔治·伊曼纽尔·奥皮茨（1775—1841）创作的作品描绘了1831年阿卡城门外，年迈的黎巴嫩山统治者埃米尔巴希尔·谢哈卜二世（中间持手杖而立者）向埃及将军易卜拉欣帕夏（马背上）效忠。易卜拉欣是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之子，他在围攻阿卡6个月后占领了这个战略要塞，完成了对叙利亚的征服。

图6　医生、编年史家米哈伊勒·米舍卡目睹了1831—1832年埃及人对阿卡的围攻，并汇报给统治黎巴嫩山的谢哈卜家族。米舍卡后来担任大马士革美国领事馆的副领事。1860年大马士革屠杀中，他和家人在暴徒的暴力中幸存。在19世纪70年代初米舍卡晚年阶段，邦菲斯创作了这幅肖像画。

图7　穆罕默德·阿里帕夏，是一名出生于卡瓦拉的阿尔巴尼亚人，于1805—1847年间统治埃及，建立了一个覆盖苏丹、希贾兹、大叙利亚和克里特岛的帝国。1840年，他让路易·夏尔·奥古斯特·库代（1790—1873）给他画了这幅坐着的肖像画。同年，他的军队被英国-奥斯曼联军赶出叙利亚。他建立的王朝统治埃及到1952年。

图8　1832年起，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领导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统治的运动，直到1847年他最终向奥马勒公爵投降。法国艺术家奥古斯特·雷吉斯（1813—1880）描绘了这次投降的场面。阿卜杜·卡迪尔因其坚决的抵抗而在法国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他受到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的隆重接见，随后被光荣地流放到奥斯曼领土上，并享有法国的津贴。他在大马士革定居，在该城1860年的屠杀中拯救了许多基督徒。

图9　麦加谢里夫侯赛因之子埃米尔费萨尔的肖像照。他是1916—1918年反抗奥斯曼人的阿拉伯大起义中阿拉伯军队的首领。1918年2月28日，保罗·卡斯泰尔诺运用奥托克罗姆干版彩色摄影技术在红海亚喀巴港拍摄了这张照片。1920年，费萨尔成为叙利亚国王，同年被法国人罢黜，1921年加冕为伊拉克国王。

图10　1918年3月28日，费萨尔阿拉伯军队的一群贝都因士兵在棕榈树丛中。保罗·卡斯泰尔诺的这张奥托克罗姆干版彩色照片记录了一些男子的脸，他们参与袭击了希贾兹铁路和麦加与大马士革间的奥斯曼沙漠要塞。英国军官T．E．劳伦斯，即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在他的经典之作《智慧七柱》中颂扬了这些袭击。

图11　法国第一任常驻摩洛哥将军路易-赫伯特·利奥泰元帅的肖像照。他是一个创新型的统治者，他那富有同情心的帝国统治方式影响了日后法国对叙利亚的殖民治理。利奥泰的统治被阿卜杜·卡里姆·赫塔比领导的里夫战争（1921—1926）破坏。乔治·舍瓦利耶在1927年拍摄了这张奥托克罗姆干版彩色照片，此时利奥泰已经离开摩洛哥两年。

图12　1925年，阿卜杜·卡里姆·赫塔比在摩洛哥抗击法国人的这些激动人心的画面，激发了阿拉伯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者。以北里夫地区的山中要塞为基地，阿卜杜·卡里姆带领他的柏柏尔非正规军先后击败了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直到1926年欧洲联军包围并击败了里夫人。在这张平版印刷画中，拥有现代战机和火炮的法国人在阿卜杜·卡里姆领导的摩洛哥骑兵的紧逼下节节败退，头顶上方的伊斯兰旗帜上写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图13　法国驻叙利亚首任高级专员亨利·古罗将军的奥托克罗姆干版彩色肖像照，1919年10月3日摄于贝鲁特，拍摄者是奥古斯特·莱昂。古罗曾任利奥泰在摩洛哥时的助手，尝试应用利奥泰的多项措施来支持法国对叙利亚的统治，但失败了。他的分而治之的策略最终在叙利亚激起了一场从1925年持续至1927年的全国性的反叛。这场反叛最终被镇压。

图14　1919年11月22日，法国统治下的贝鲁特。法国三色旗装点着奥斯曼钟楼和主行政中心的阳台，军队在底下的阅兵广场上扎营。虽然一些黎巴嫩人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积极寻求法国的委任统治，但他们希望法国扮演一个更无私的角色，来帮助他们建立独立国家所必需的机构。

图15　1925年，被法国炮火摧毁的大马士革。1925年10月，大马士革人起义反抗法国的殖民统治。起义者涌入阿兹姆宫，试图俘获法国高级专员莫里斯·萨拉伊。法国统治当局清空了这座宫殿，将火炮对准周边的街区，轰炸了48小时。一名目击者记录道，在大马士革，“毁灭性的炮弹和大火吞噬了600多座最美的房屋”。照片的前部就是阿兹姆宫的废墟。

图16　萨阿德·扎格卢勒和埃及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结束在马耳他的流放后回国。1919年3月8日，扎格卢勒被捕，激起埃及全国的民族主义示威。民众的压力迫使英国收回其政策，允许扎格卢勒和代表团成员回开罗，并作为埃及的代表参加巴黎和会。但代表团的努力是徒劳的：列强早已承认英国为埃及的保护国。照片上，扎格卢勒被安排坐在中间，握着手杖。他的右边是伊斯玛仪·西德基，两人后来分道扬镳，西德基成为埃及“自由化时代”的反面人物。

图17　1919年，妇女首次参与埃及的国家政治，登上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这份法国周刊描绘了英国骑警注视下一众男性中间一群蒙头蔽面的女性，以大力宣扬“埃及的女性示威”。胡达·沙拉维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她的丈夫阿里与扎格卢勒一同被流放。

图18　在这张1928年摄于吉达的照片中间戴着眼镜、高出身边众顾问一头的人是阿卜杜·阿齐兹·本·阿卜杜·拉赫曼·费萨尔·阿勒·沙特，在西方更多以伊本·沙特而闻名，他是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创建者。他在1925年征服希贾兹的哈希姆王国之后，获得了“纳季德素丹兼希贾兹国王”的称号。1932年，伊本·沙特将他的王国重新命名为沙特阿拉伯，使之成为唯一一个以统治家族命名的现代国家。

图19　法乌齐·盖伍格吉（中间）与1936—1939年巴勒斯坦阿拉伯起义的领导人在一起。盖伍格吉参加了阿拉伯人反抗欧洲统治最有名的几次起义，包括叙利亚的麦赛伦战役（1920）、叙利亚起义（1925—1927）、巴勒斯坦阿拉伯起义和伊拉克的拉希德·阿里军事政变（1941）。二战期间，他在纳粹德国避难，躲避英国人的追捕。二战后的1947—1948年，他回到巴勒斯坦，领导阿拉伯解放军。

图20　惩戒性惩罚：英国军队摧毁了被怀疑支持1936—1939年阿拉伯起义的村民的房屋。这种未走常规程序而进行的集体惩罚，其合法性来自英国统治当局为打击阿拉伯起义而通过的一系列紧急法规。1936—1940年间，大约有2000所房屋被毁。

图21　1943年8月17日，叙利亚议会召开。在1941年7月自由法国宣布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后，叙利亚人投票选举出了他们首个独立政府。民族联盟获得了明显的多数，在第一届议会会议（如照片中所示）中，该党派领导人舒克里·古瓦特里当选为叙利亚共和国总统。

图22　1945年5月29日，叙利亚议会一片狼藉。尽管法国做出了保证，但戴高乐的政府无意承认叙利亚的完全独立，拒绝将该国军队的控制权移交总统古瓦特里的政府。1945年5月，当叙利亚人起身进行民族主义示威时，法国人突袭了议会，向政府机关开火，并炮轰大马士革的住宅区，试图将他们的权威强加在不情愿的叙利亚人身上，但他们的尝试失败了。1946年4月，最后一名法国士兵撤离叙利亚。

1948年为巴勒斯坦而战

图23　这张摆拍的宣传照展现了一群集合了常规军和非常规军的士兵，在一名头戴缠头的穆斯林宗教人士的指挥下，保卫耶路撒冷城墙，抵御犹太人的进攻。

图24　事实上，巴勒斯坦战士在1948年没有做好保卫国家的准备。由于缺乏装备和训练，没有人拥有能与1948年他们所面对的犹太部队相匹敌的战斗经验。更糟糕的是，他们低估了对手。5月14日，英国从巴勒斯坦撤军后，他们被犹太部队彻底击败。

图25　1952年7月在埃及掌权后不久的埃及自由军官们。51岁的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坐在桌后）是平均年龄34岁的年轻自由军官中的老政治家。1954年，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中校（坐在纳吉布右边）软禁纳吉布并就任总统。站在纳吉布右边的是纳赛尔的得力助手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少校。埃及共和国的第三任总统、中校安瓦尔·萨达特坐在左数第四位。

图26　这张照片展示的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即将登上那架将他们送向被俘命运的摩洛哥客机。1956年10月22日，法国战机拦截了这架原本飞往突尼斯的DC-3飞机，并迫使该机在阿尔及利亚城市奥兰降落。艾哈迈德·本·贝拉、穆罕默德·黑德尔和霍辛·艾耶特·艾哈迈德（从左至右）被捕并被关押至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摩洛哥素丹穆罕默德五世之子穆莱哈桑王子（后来的哈桑二世国王，照片中身着制服）为这些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者送行。

1958年黎巴嫩内战

图27　1958年7月，在抵制总理拉希德·卡拉米、总统福阿德·谢哈卜新政府的民众抗议活动中，很多前总统卡米勒·夏蒙的基督徒妇女支持者走上街头，用扫帚柄来骚扰黎巴嫩政府军的士兵。据称有很多妇女在冲突中受伤。

图28　1958年7月伊拉克革命爆发后，总统夏蒙以压制“共产主义颠覆”为由寻求美国支持，黎巴嫩也成为唯一一个援引艾森豪威尔主义条款的国家。3天之内就有约6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黎海岸线登陆，他们的一举一动引发了贝鲁特居民的密切关注。在10月25日未发一枪一弹而悄然撤离前，这支部队的数量已增至1.5万人，还保有第六舰队和舰载飞机的支持。［原标题：好奇的黎巴嫩人观看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休息……］

图29　阿卜杜·萨拉姆·阿里夫上校是1958年7月推翻哈希姆王室的伊拉克革命的领导人之一。7月14日，阿里夫成功占领伊拉克国家广播电台，向震惊的伊拉克民众宣布了国王费萨尔二世的死讯以及共和国建立的消息，伊拉克人民全力支持革命。图中阿里夫正在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向聚集的支持者发表讲话，阐述新政府的目标和改革计划。随后在1963年，阿里夫又推翻了总统阿卜杜·卡里姆·卡西姆，从而成为伊拉克共和国第二任总统。

1967年6月战争

图30　1967年6月5日清晨，以色列空军向埃及、约旦、叙利亚空军基地发动了一系列毁灭性的突袭，从而掀开了1967年6月战争的帷幕。在不到3小时的时间内，以色列人摧毁了埃及85%的战斗机，使其空军基地完全瘫痪。在取得了空中优势后，以色列地面部队横扫西奈、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彻底击溃了埃及、约旦、叙利亚三国军队。图中是以色列士兵正在西奈的一处空军基地检查被摧毁的埃及战机。

图31　1967年6月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迫使超过30万名巴勒斯坦人逃往位于约旦河东岸寻求避难。战争期间，连接约旦河东西两岸的道路、桥梁遭到彻底破坏，这也使得难民们的逃亡之路更加凶险。很多新难民仅带着少量可携带的财产就踏上了逃亡之路。

巴勒斯坦劫持事件

图32　莱拉·哈立德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成员。1969年，她成功劫持了环球航空公司一架由罗马飞往大马士革的飞机，最终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都被安全释放。其第二次行动针对一架以色列客机，但被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安保人员挫败，她的同伴被当场击毙，她本人则被制服，并在飞机紧急迫降伦敦后被英国警方逮捕。作为犯人交换计划的一部分，莱拉·哈立德于1970年10月1日被英国政府释放。

图33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控制了约旦首都安曼以东道森机场的一条废弃跑道，并宣布将其重新命名为“革命机场”。1970年9月6日至9日，“人阵”先后将一架美国环球航空公司客机、一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客机以及一架瑞士航空客机劫持至“革命机场”。9月12日，在清空机上全部310名人员后，3架被劫客机全部被炸毁。这次行动成功地吸引了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但也驱使侯赛因国王在1970—1971年血腥的“黑九月”战争中将巴勒斯坦运动彻底清除出约旦。

图34　年轻上尉穆阿迈尔·卡扎菲于1969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利比亚王室，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民众国”。1970年，他宣布将利比亚石油工业收归国有，声称政府将垄断国内石油资源的生产、标价和利润。其他阿拉伯产油国也追随其步伐，提升了这些国家的全球经济影响力。

图35　1973年10月6日下午，埃及军队跨越苏伊士运河，成功突破了以色列人沿巴列夫防线所布置的坚固的沙筑工事防御体系。由于是在犹太人的赎罪日发动袭击，埃及人打得以色列人措手不及，在进攻发起后仅几分钟之内就成功地在1967年6月战争中失去的西奈领土上升起了本国国旗。这也是阿拉伯世界在长达20年的战争状态中首次在战场上击败这个犹太国家。

图36　经过一周的激烈战斗，以色列人重整旗鼓，开始向叙利亚和埃及发动攻势。他们利用埃及人10月6日以水枪在巴列夫防线防御工事上打开的缺口横渡苏伊士运河，包围了位于运河西岸的埃及军队。结果战场上两国陷入僵持，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则将这一军事僵局转化为政治优势。

图37　在1973年10月激战正酣之际，阿拉伯产油国动用了其石油武器，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美国因其对以色列战备工作的支持，面临着阿拉伯世界的全面石油禁运。1973年1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对阿拉伯国家的巡回访问期间，呼吁沙特国王费萨尔解除沙特对美国的石油禁运，但并未取得成功。1974年3月，阿拉伯产油国才最终解除了石油禁运。

图38　在1974年11月13日受邀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期间，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享受了国家元首级别的待遇。以色列代表团从其前排座位上集体退场，以示抗议。“今天，我来到这里，一手拿着橄榄枝，一手拿着自由战士的枪，”他在座无虚席的大厅中说道，“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

图39　1975—1976年黎巴嫩内战期间，整片整片的贝鲁特街区因内战暴力而被夷为平地。然而，这仅仅是一场延续长达15年的冲突的第一阶段，在此期间，黎巴嫩国内没有一块土地能够幸免。

1981年10月6日安瓦尔·萨达特遇刺

图40　1981年10月6日，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遇刺身亡。萨达特为庆祝作为其总统任期高光时刻的1973年战争，每年都坚持全身戎装地出席10月6日的阅兵仪式。1979年后，埃及因打破阿拉伯内部阵线、与以色列单独签署和平协议而遭到孤立，一年一度的阅兵式对萨达特而言就显得更为重要。图为1981年埃及总统乘坐一辆豪华敞篷轿车，参加他的最后一次10月6日阅兵。

图41　阅兵式意料之中的沉闷突然被打破：一辆炮兵卡车突然脱离车队，车上的武装人员向检阅台开火。萨达特总统几乎当场死亡，刺杀者是一名叫哈立德·伊斯兰布里的伊斯兰主义者。他高喊道：“我杀死了法老，我不怕死。”

图42　发生在萨布拉、沙蒂拉难民营的暴行，迫使美国、法国和意大利部队返回黎巴嫩。尽管是作为维和部队进入黎巴嫩，但为了支持总统艾敏·杰马耶勒政府，他们却被迫卷入了黎巴嫩的战斗。1983年10月23日，一系列经过精心协调的自杀式爆炸袭击将法国和美国营地夷为平地，瞬间就炸死了241名美军士兵和58名法国伞兵部队军人。图中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在其位于贝鲁特国际机场附近总部的废墟中开展救援行动。

图43　20世纪80年代，黎巴嫩什叶派发展为一支新兴的力量。他们与1983年针对法国和美国军队总部的袭击以及一系列针对黎境内以色列部队的毁灭性袭击关系密切。1985年，在伊朗支持下一个名为真主党的新组织悄然成立。作为一支民兵力量，真主党的活动使得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阵地难以维持，最终迫使以色列于2000年单方面撤军。图为1989年什叶派宗教人士在贝鲁特西区领导真主党成员举行阿舒拉节庆祝活动。

图44　为了将巴解组织战士逐出黎巴嫩首都，1982年7月以色列人对贝鲁特西区进行了围攻，也让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经历了一轮前所未有的暴力。在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介入下，以色列人才于8月解除了对贝鲁特的包围。根据调解结果，巴解组织战斗人员将在一支由美国、法国、意大利的维和人员组成的国际部队的监督下完成撤离。

图45　1982年8月22日，巴勒斯坦战士登上卡车驶往不远处的贝鲁特港，在那里他们将登船开启流亡之旅。自从1970—1971年巴解组织被逐出约旦以来，贝鲁特就一直是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武装斗争的中心。巴勒斯坦战士宣称在抵制以色列人围攻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他们是在巴勒斯坦旗帜和阿拉法特的画像之下，携带着武器撤离贝鲁特的。

图46　在1948年战争中逃离家园的巴勒斯坦难民至今仍居住在难民营内。这些难民成为黎巴嫩基督徒民兵组织易于袭击的目标，后者指责巴勒斯坦人应为黎巴嫩内战期间几次最严重的暴力冲突负责。1982年9月，在多国部队撤离贝鲁特、马龙派总统巴希尔·杰马耶勒遭暗杀身亡后，基督徒民兵在以色列人的掩护下进入萨布拉和沙蒂拉难民营，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难民进行了疯狂屠杀。图中为屠杀刚刚结束后一位幸存者走在萨布拉难民营的瓦砾边。

图47　1991年海湾战争“沙漠风暴”行动击退了1990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在遭受长达数周的空袭之后，伊拉克军队在地面战斗开始前夕点燃了科威特国内700口油井，打响了对科威特及其支持者的环境和经济战。

图48　伊拉克军队急于在惨烈的地面战争开始前撤离科威特，征用了大量卡车和汽车。在科威特向北通往伊拉克的80号高速公路上，数以千计的伊拉克车辆在完全暴露的情况下被美国战机击毁，这条公路也因此被称为“死亡公路”。过度的杀戮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也迫使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于1991年2月28日终止了“沙漠风暴”行动。

图49　解放科威特带来了一个计划之外的结果：巴以之间开启了第一次有意义的和平进程。在挪威外交部的支持下开展的秘密“二轨外交”，最终促成巴以双方于1993年9月13日签署《奥斯陆协议》。签署当日，在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协调下，多年的对手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伊扎克·拉宾在白宫实现历史性握手。

出版者言

当今的世界与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与变迁，她们过去经历了什么、正在面对什么、将会走向哪里，是每一个活在当下的思考者都需要追问的问题，也是我们作为出版者应该努力回应、解答的问题。出版者应该成为文明的瞭望者和传播者，面对生活，应该永远在场，永远开放，永远创新。出版“好望角”书系，正是我们回应时代之问、历史之问，解答读者灵魂之惑、精神之惑、道路之惑的尝试和努力。

本书系所选书目经专家团队和出版者反复商讨、比较后确定。作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希望通过“好望角”，让读者看见一个新的世界，打开新的视野，突破一隅之见。当然，书中的局限和偏见在所难免，相信读者自有判断。

非洲南部“好望角”本名“风暴角”，海浪汹涌，风暴不断。1488年2月，当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的船队抵达这片海域时，恰风和日丽，船员们惊异地凝望着这个隐藏了许多个世纪的壮美岬角，随船历史学家巴若斯记录了这一时刻：

“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一个海角，而且是一个新的世界！”

浙江人民出版社

佳评推荐

该书叙事堪称杰出、动人、华丽，随处可见光彩夺目的人物刻画、妙趣横生的旁白和权威睿智的学术洞见，当今世界的很多重要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西蒙·S．蒙蒂菲奥里（《耶路撒冷三千年》作者），《金融时报》

本书以1516年奥斯曼帝国征服阿拉伯世界作为起点，从地缘政治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角度出发，深度梳理五百年来阿拉伯人从摆脱外族奴役到建立主权国家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曲折历程，探究当今阿拉伯世界诸多困境的历史成因，谈古论今，视野开阔，行文朴实，雅俗共赏，尤其是选用史料丰富生动，构思独具特色，加之译者专业功底和语言能力俱佳，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是目前学界难得一见的好书。

——中东史研究专家、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哈全安

栩栩如生、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一部讲述阿拉伯人希望与失望的流畅动人的历史。

——《卫报》

极其生动和权威……他是运用阿拉伯资料的大师。

——马克思·黑斯廷斯，《星期日泰晤士报》

杰作……必读。

——安东尼·萨廷，《旁观者》

一部精心创作的历史杰作。如果你想了解现代阿拉伯人是什么样的，以及他们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是如何演变的，本书是最佳选择。

——基什维尔·福克纳，《前景》

这是研究这个复杂而有争议地区的一块学术里程碑。西方学者关于中东的著作汗牛充栋，但大多秉持外部视角。罗根……使用了大量阿拉伯语材料，从阿拉伯人自己的视角讲述阿拉伯人的历史。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尤金·罗根是讲述这个故事最有天赋的编年史家。

——阿维·施莱姆，《铁墙：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作者

关注大国之间的博弈和事件的发展过程，将阿拉伯历史置于现代语境之中。

——《经济学人》年度好书

尤金·罗根书写了一部权威而广博的历史。

——弗朗西斯·罗宾逊，《时代周刊文学副刊》

展现了西方的干涉和腐败的本土领导如何剥夺了阿拉伯世界的权利，且使其自我倾轧。

——乔治·彭德尔，《金融时报》年度好书

尤金·罗根要讲述的历史是血腥的、多样的、动人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段历史通常是大家不熟悉的……这是一本必读指南，解释了为什么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怀恨在心。

——迈克尔·派伊，《苏格兰人报》

［故事］引人入胜，讲述精彩绝伦……一直以来，阿拉伯人努力争取西方更平等的对待，但仍未成功，在这个大背景下分析［阿以冲突］，是本书最为突出的价值……堪称历史书写的典范。

——《经济学人》

他做到了一个凡人能做到的客观公正……若想对这一地区晚近的历史有一个清晰、高效、可靠的了解，本书必不可少。

——斯蒂芬·豪，《新人文主义者》

扣人心弦。

——迈克尔·克里根，《苏格兰人报》年度好书

一部有趣、优雅的作品，对这个多元民族的观察令人耳目一新。在美国，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性格常被严重误解（若非主动歪曲的话）。读一读，你会了解到很多。

——斯蒂芬·M．沃尔特，《外交政策》网站

［罗根］提供了一个棱镜，透过它，西方的普通读者可以看到五个世纪的喧嚣与狂热、混乱与困境……罗根学识渊博，极富人情味，他一直在全力呈现东西方之间大量的共同点。

——《大西洋月刊》

这项广博的研究在连贯叙事和细节呈现间取得了平衡，具有可读性和说服力。因此，罗根的作品当与希提和侯拉尼的早期经典相媲美。

——《外交事务》

罗根以一种既不草率又不激烈的方式，基于阿拉伯人自己的经历，勾勒了五百年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惊人的壮举……［罗根］能够收集并整合如此丰富的信息来展示各方的人性善恶，同时既不屈从也不接受传统观念，这是真正了不起的。希望美国的决策者能人手一册，并好好做笔记。

——《达拉斯新闻晨报》

一部文采斐然的宏大叙事作品，书写乐观与绝望……对广大读者来说，罗根的这部作品生动且富于感召力，兼具时效性和启发性。他通过一个个阿拉伯平民、知识分子、活动家和政治领袖的声音来讲述历史，提供了一个当下亟需的内部视角，同阿拉伯世界在媒体中的刻板形象构成微妙的反差。此外，对于阿拉伯世界与其历史上的“他者”——欧洲、西方和以色列间那些充满争议却又常被简单化的关系，本书揭示了一些不为人熟知且令人不安的事实。这本著作本身已十分引人入胜，又因其同全球事务的相关性而为人们的思考提供了营养。

——《BBC历史杂志》

极具可读性……本书取材于日记、回忆录和报纸中的亲历者的叙述，这一叙述同许多西方历史学家所写的不同，它充满阿拉伯人报道和反思这些动荡事件的声音……本书的优点之一是所覆盖的地理范围。就这一时期的历史而言，几乎没有其他历史学家试图去覆盖整个阿拉伯语世界。

——安娜·亚历山大，《社会主义评论》

第一手的故事、生动的叙述、出色的研究。

——玛丽·罗素，《爱尔兰时报》

阅读这样一本重要的新书让人愉悦，这本书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写的，他介绍了一个地区的背景，这个地区在未来的几年中将越来越受人关注……罗根讲的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有关权力的故事，我们很难不被字里行间的激情打动……罗根的历史是有深度的。他为与他同时代的人们贡献了杰出的作品。

——马克·艾伦，《碑铭》

中译本序

2016年1月，中国政府发布了首份《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文件称：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友谊源远流长”，已延续了2000多年。

很明显，阿拉伯人和中国人有着深厚的历史联系。据说，先知穆罕默德曾对追随者说：“求知哪怕远至中国。”他的继任者奥斯曼·本·阿凡（Uthman Ibn Affan，644—656年在位）曾向唐朝派遣使节。801年，被阿拔斯王朝俘虏的旅行家杜环回到中国后曾撰文描述巴格达。15世纪初，著名的航海家郑和航行到过阿拉伯半岛。显然，阿拉伯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跨越了千年。

然而，在现代，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相对较新。经过几个世纪有限的交流，阿拉伯国家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与中国建立关系。从1956年5月同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领导的埃及建交开始，到1990年7月与沙特互派大使，中国用了34年的时间才与全部22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20世纪下半叶，中阿关系的目标和成就依然不太显著。

进入21世纪，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经济强国，在阿拉伯世界具有巨大影响力。阿拉伯世界已成为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2005—2014年间，双边贸易增长了500%。自2014年以来，中国对几乎每个阿拉伯国家的出口都超过了美国。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宣布，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将在未来得到更显著的发展。

因此，我这本阿拉伯近现代史的著作在中国出版，适逢其时。随着中国在阿拉伯地区的经济参与越来越深入，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都将希望获得世界上更多的关于这个迷人地区的信息。历史是理解世界任何地方的必要起点。

我承认，当初写本书时，我并没有顾及中国读者。本书最初是我在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在纽约和华盛顿发动袭击后为西方读者写的。美国政府及其盟友对美国本土遭受的最严重的袭击做出回应，对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发动了反恐战争。2001年和2003年以美国为首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似乎证实了文明之间存在冲突，这对世界的稳定是有害的，并有可能加剧美国在“9·11”袭击后面临的安全威胁。

21世纪初，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冲突因彼此误解而愈演愈烈。美国人开始将伊斯兰极端主义视为对他们的安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在反恐战争中奉行的政策，使西方成为对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人民的安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

作为一名在阿拉伯世界生活了10多年、研究这个地区40多年的西方学者，我觉得我有责任分享我的知识和经验，以帮助弥合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鸿沟。我想，于我而言，最佳的方式是为普通读者写一部历史，这部历史将采用过去5个世纪种种事件的阿拉伯亲历者的记述来记录阿拉伯人的现代历程，即阿拉伯人眼中的现代世界的历史。

在写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我试图展现外部势力如何对阿拉伯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奥斯曼时代即将结束时，英国和法国在该地区发挥了主导作用。1830年，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帝国时代开启，直至1971年英国从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撤出才结束。在帝国时代结束之前，美国和苏联就已经将中东拖入了冷战的分裂政治，1946—1991年，阿拉伯人一直处于超级大国的控制之下。自苏联解体以来，阿拉伯世界一直处于美国的单极势力之下。这使得进入21世纪以来的岁月成为阿拉伯现代史上最痛苦的时期。痛苦的经历鼓励阿拉伯人寻求新的合作伙伴，以平衡美国在阿拉伯地区的影响力。对许多阿拉伯国家政府来说，中国就是解决之道。

20世纪，中国与中东的交往始终有别于其他世界大国。1949年，从自己的革命经历中走出来的人民共和国，积极推动反帝和民族解放运动。虽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并不试图将中东拖入冷战的分裂政治。相反，通过万隆会议，中国寻求推动一种替代冷战的不结盟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对中东各国的领导人和人民非常有吸引力。

1956年5月，从埃及开始，阿拉伯国家开始与这个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20世纪50年代，有6个阿拉伯国家与中国互派大使，其中既有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等革命共和国，也有也门和摩洛哥等更为保守的君主国。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东和北非的其他国家与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较为保守的阿拉伯海湾国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和沙特阿拉伯在1984—1990年间也完成了阿拉伯世界与中国的全面建交。

因此，在中东，中国是一个新的力量。中国来到这一地区时，既没有困扰欧洲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帝国遗产，也没有俄罗斯人和美国人在冷战期间建立的庇护关系。然而，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影响力几乎肯定会改变其参与该地区事务的性质。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投资在使其参与中东经济的同时，也会使其参与中东政治。因此，对中东感兴趣的学者和决策者，将通过尽可能多地阅读该地区的历史而受益。为避免历史的错误重演，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特别有意义。

在我与中国大学的学术交流中，中国学者对当代阿拉伯世界政治和经济的认知水平让我印象深刻。我也注意到中国学者给这一地区的研究引入了不同的观点，挑战了西方学界的许多假设。因此，我相信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之间的交流可以增进我们彼此对这个共同感兴趣的地区的认识。我希望西方读者能够通过翻译了解更多关于阿拉伯近现代史的中国学术研究，并希望我们能基于中国档案了解更多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交流互动的历史。

我非常自豪和高兴地看到，我这部关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著作能通过该领域的优秀学者——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的助理教授廉超群博士和李海鹏博士的优秀译本介绍给中国读者。我要向他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这一项目的倾情投入。同时，也非常感谢天津师范大学哈全安教授通读译稿，并对个别之处进行修改和完善。这些学者慷慨地贡献了他们对阿拉伯世界的深刻认识，使我能够同中国读者分享我对阿拉伯历史的思考。

尤金·罗根

2018年11月于牛津

序言

菲达·哈姆迪（Fayda Hamdy）是在牢房里得知突尼斯总统下台的。这一天是2011年1月14日，宰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Abidine Ben Ali）已经统治突尼斯超过23年了。为推翻这个强人，哈姆迪扮演了不小的角色，虽然她不敢向狱友承认这一点。哈姆迪是小城西迪布济德的市政巡视员，她被指控侮辱了一名街头小贩，后者的自焚在突尼斯激起全国范围的示威游行，并最终引发北非和中东地区的一系列群众性运动，统称“阿拉伯之春”。

西迪布济德是突尼斯一个被游客和政府忽视的省内小城。4周前，2010年12月17日，菲达·哈姆迪在她家乡的菜市场里转悠。她是一个40多岁的女人，身着正式的蓝色制服，她的肩章和肩章上的条纹显示着她的权威。两名男同事陪伴着她。大多数无牌小贩会在巡视员接近时逃离，但26岁的街头小贩穆罕默德·布瓦齐齐（Mohamed Bouazizi）拒绝让步。哈姆迪认识布瓦齐齐，且已经警告过他不要在市场附近无证销售水果。12月17日，布瓦齐齐坚持不走，指责巡视员骚扰、腐败。争吵升级，双方大吵大闹，布瓦齐齐护着他的推车，巡视员没收了这个年轻人的货物。

巡视员和布瓦齐齐间的这场致命的混战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定论。年轻小贩的朋友和家人坚持认为，菲达·哈姆迪侮辱并掌掴穆罕默德·布瓦齐齐——“这在中东社会是一种严重侮辱”，随后命令同事没收了他的水果和秤。菲达·哈姆迪否认曾向这个街头小贩伸出过手，她声称，当巡视员没收他的货物时，“布瓦齐齐袭击了我们，割伤了我的手指”。细节很重要，因为布瓦齐齐的反应如此极端，以至于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和他不相干的人都难以解释他后来的行为。1

同巡视员的对抗让布瓦齐齐满心愤怒。对抗结束后，布瓦齐齐立即向西迪布济德市政办公室讨要说法，但没有得到同情的倾听，反而又遭到了殴打的羞辱。他转而去往市长办公室，但后者拒绝接待他。在那一刻，有根弦“啪”的一声断了。他的姐姐巴斯玛·布瓦齐齐解释说：“我弟弟的经历，从没收他的水果推车到被一个女人侮辱和扇耳光……足以让他失去理智，特别是在所有市政官员都拒绝与他见面，他无法抱怨这种虐待行为之后。”

此刻已是中午，市长办公室周围的街道上挤满了市民，穆罕默德·布瓦齐齐往衣服上浇油漆稀释剂，点燃了自己。旁观者中，有人拍下了这一可怕的场景，有人急忙上前试图扑灭布瓦齐齐身上的火焰，他身上的烧伤面积达90%。他昏倒了，被送往附近城镇本阿鲁斯的医院。

布瓦齐齐孤注一掷的自焚行为让西迪布济德的市民们震惊。他们和他一样感受到了不公，普通民众在勉强维持生计，而政府似乎在与他们作对。当天下午，布瓦齐齐的朋友和家人在市长办公室外他自焚的地方举行了一次自发的示威。他们朝铁门扔硬币，喊着：“这是给你的贿赂！”警察用警棍驱散愤怒的群众，但第二天，更多的示威者卷土重来。警察使用催泪瓦斯，并向人群开枪。两人被警察击中，伤重不治。此时，布瓦齐齐的病情也恶化了。

西迪布济德抗议的消息传到了首都突尼斯城，由毕业生、专业人士和受过教育的失业者组成的躁动不安的年轻人，通过社交媒体传播了布瓦齐齐的苦难经历。他们将布瓦齐齐接纳为他们的一员，假称他是一名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尽管他没有完成高中学业，但他帮助支付他姐妹上大学的学费），沦落到靠售卖蔬果来满足生活需求。他们在脸书上建了一个小组，布瓦齐齐的故事极速传开了。阿拉伯卫星电视频道半岛台的一名记者获知了这个故事。政府控制下的突尼斯媒体没有报道西迪布济德发生的麻烦事，但半岛台报道了。西迪布济德的弱势群体起身行使他们反抗腐败和权力滥用的权利，这一故事每晚在半岛台的网络中播出，传播给了全球的阿拉伯收视者。

穆罕默德·布瓦齐齐的自焚，激起公众舆论反对总统宰因·阿比丁·本·阿里治下突尼斯的每一处不公：腐败、权力滥用、对普通民众处境漠不关心、经济发展未能给青年人提供机会。突尼斯的抗议运动激发起对这类问题十分熟悉的阿拉伯世界的公民，他们通过电视关注事态的发展。已掌权23年的本·阿里一筹莫展。示威扩散到卡塞林、塔莱、布尔吉巴营等其他穷困的内陆城市，最终在突尼斯城爆发。

突尼斯各城市持续升级的紧张局势迫使本·阿里做出回应。12月28日，布瓦齐齐自焚11天后，突尼斯总统造访了这名濒死之人的病房。政府控制的突尼斯媒体，一直以来轻描淡写地报道全国各地的示威，这回却在黄金时段报道了总统的探视。报纸和电视上充斥着这样的画面：本·阿里满心关切地询问照料布瓦齐齐的医生——布瓦齐齐此时已失去意识，烧伤的身体裹在纱布中。本·阿里将布瓦齐齐的家人请到总统府，承诺他将尽一切所能挽救他们儿子的生命。他下令逮捕菲达·哈姆迪，这名被指控掌掴布瓦齐齐、刺激后者自焚的市政巡视员。

2011年1月4日，布瓦齐齐伤重不治。突尼斯的抗议者们宣布这名街头小贩为烈士，那位市政巡视员成为本·阿里政权的替罪羊。她同普通囚犯一起被关押在加夫萨，她对布瓦齐齐的死负有责任，公众对此大加斥责，因此律师们拒绝担任她的代理。哈姆迪向狱友们隐瞒了身份，自称是一名教师，因“掌掴一个小男孩”而入狱。她后来承认：“我害怕告诉他们真相。”2

1月前两周，示威蔓延到突尼斯的所有主要城镇。警察使用暴力回应，导致200人死亡，另有数百人受伤。但突尼斯的职业军队拒绝代表本·阿里的政权进行干预。当本·阿里意识到他不再享有军队的忠诚且没有任何让步举措可以安抚示威者时，便于2011年1月14日退下总统职位逃往沙特，此举震惊了他的国家和整个阿拉伯世界。菲达·哈姆迪同狱友一起在电视上关注着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突尼斯人民实现了看上去不可能实现的成就：通过民众抗议，他们推翻了阿拉伯世界一个根深蒂固的统治者。

突尼斯“革命”的影响震荡着阿拉伯世界各处。总统们和国王们紧张地关注着公民的行动把他们的同行赶下台。本·阿里是一个“终身总统”，但他不是唯一的。利比亚的统治者穆阿迈尔·卡扎菲、也门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埃及总统侯斯尼·穆巴拉克分别于1969年、1978年和1981年掌权，他们都培养一个儿子接班。1970年起由阿萨德家族统治的叙利亚成为第一个完成世袭继承的阿拉伯共和国；2000年，巴沙尔·阿萨德在他父亲哈菲兹·阿萨德去世后登上总统位。阿拉伯世界各地的分析家预测，如果一个根深蒂固的统治者可以在突尼斯下台，其他地区的统治者也可能如此。3

生活在阿拉伯世界各专制政权下的人们对突尼斯人经历的挫败与压迫感同身受。2005年6月被暗杀的黎巴嫩记者萨米尔·卡希尔（Samir Kassir），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前多年，就诊断出一种“阿拉伯痼疾”(Arab malaise)。他指出：“在当下做阿拉伯人并不好受。有些人感受着迫害，有些人则自我厌恶，一种深深的不安漫布阿拉伯世界。”这一不安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传遍阿拉伯世界，最终在2011年爆发。4

早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前，埃及公民就已动员起来要求变革。2004年，一群活动家组成埃及变革运动，称作“基法亚”（Kifaya，意为“够了”）。该运动抗议穆巴拉克延续其对埃及的统治且培养其子贾马勒（Gamal）继任总统。同样在2004年，埃及议会独立议员艾曼·努尔（Ayman Nour）组建明日党（Ghad Party）。在2005年的总统大选中，他大胆挑战穆巴拉克，让公众浮想联翩，但他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遭到了选举腐败的可疑指控，获罪入狱3年。2008年，更年轻的、掌握计算机技术的政权反对者发起“4·6青年运动”，其脸书页面支持工人维权。年末，该运动成员已达数万之众，包括许多之前从未参与政治活动的人。

2011年以前的埃及草根运动，无论是否吸引了更年轻一代，都无法撼动穆巴拉克政权。2010年12月结束的议会选举被广泛谴责为埃及史上最腐败的选举，其中执政的民族民主党获得了超过80%的席位。民众普遍认为，年迈的穆巴拉克正通过操纵顺从的议会为其子贾马勒的继位铺路。大部分埃及人对政治充满幻灭，他们选择抵制选举，拒绝给新的立法机构提供任何一点民众授权。在选举过后两个月，埃及人又从抵制转向积极呼吁推翻穆巴拉克政权。

受突尼斯人鼓舞，埃及的活动分子于2011年1月25日在开罗中心的解放广场组织起一场民众示威。示威者涌进广场，人数之众前所未见，达数十万人。以“1·25运动”著称的抗议浪潮席卷埃及其他主要城市，如亚历山大、苏伊士、伊斯梅利亚和曼苏拉，波及尼罗河三角洲和上埃及，从而使全国陷于停滞。

18天内，埃及的“革命”运动挑战穆巴拉克政权并取得胜利，让全世界为之瞠目结舌。政府使用了肮脏的手段，释放监禁的罪犯制造恐怖与混乱。便衣警察扮作支持穆巴拉克的反示威群体，袭击解放广场的示威者。总统的手下甚至极尽表演之能事，对抗议者发动马、驼袭击。示威过程中，超过800人遇害，数千人受伤。但抗议者们以坚定的决心抵抗住了穆巴拉克政权的每一次恐吓，抗议者的人数持续增长。整个过程中，埃及军队拒绝支持政府，宣布抗议者的诉求合法。

同先于他下台的本·阿里一样，穆巴拉克认识到，没有军队的支持，他的位置是不稳固的。考虑到穆巴拉克本人是埃及的前空军司令，军队的沉默让人惊讶。2011年2月11日，埃及总统下台，解放广场欢声雷动，埃及举国欢腾。掌权约30年的侯斯尼·穆巴拉克曾被认为是不可击败的，他的下台证明，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将会从突尼斯和埃及传播到整个阿拉伯世界。

2月15日，示威在班加西爆发，标志着反抗穆阿迈尔·卡扎菲41年独裁统治的利比亚“革命”开始。同月，示威者在萨拿、亚丁和塔伊兹（Taʻiz）国际通行的阿拉伯语拉丁转写系统用左半圆符“”表示阿拉伯语字母“”（浊咽擦音［］），用右半圆符“”表示阿拉伯语字母“”（声门塞音［］），这两个符号有时会分别简化为左单引号和右单引号。本书的英文原版采用了更为简便的处理方式，即将两个符号统一为右单引号，目的是尽可能降低非专业读者的阅读障碍。对中译本的读者来说，考虑到非专业读者可以直接略过拉丁转写的专有名词和术语，而专业读者则有了解原词的形态与拼法的需求，因此译者在译本的拉丁转写词中用左、右单引号对上述两字母进行区分。——译者注集结，要求也门统治者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下台。2月14日，示威者涌入麦纳麦的珍珠广场（Pearl Roundabout），将“阿拉伯之春”引入巴林。3月，叙利亚南部城镇德拉的非暴力示威引来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严酷政权的暴力镇压，开启了“阿拉伯之春”最为悲剧性的一章。

待到菲达·哈姆迪出狱时，突尼斯和阿拉伯世界整体已变得让人不认识了。哈姆迪最终在她的亲属中找到了一名代理律师，在2011年4月19日的一次庭审中洗脱了所有的指控。她被释放时，突尼斯已走出了穆罕默德·布瓦齐齐之死的一系列悲剧事件，正憧憬着本·阿里政权被推翻后的新政治时期，也在应对这一时期的挑战。她回到西迪布济德，继续供职于市政部门，但她不再巡视市场。她换下制服和贝雷帽，换上平民服装，包上伊斯兰头巾。她的新装束体现了一个从军事威权主义转向伊斯兰民主实验的阿拉伯世界。5

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震惊了世界。在威权统治者治下稳定了几十年后，阿拉伯世界的各国被看似前所未有的急剧与戏剧性变化席卷。这就好像阿拉伯政治的地壳板块从地质时间转向现实时间。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历史是最好的向导——这是经常被政治分析者忽视的简单事实。在西方，低估历史对当下的价值再常见不过。正如政治评论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所写：“当美国人用‘这是历史’来评价某事物时，他们的意思是此事物（与当下）毫不相干。”6这个观点大错特错。西方的政策制定者与知识分子若想了解“阿拉伯之春”的根源，应对2011年后阿拉伯世界面对的严峻挑战，需要更关注历史。

在现代，阿拉伯各民族一直绞尽脑汁应对内部与外部的重大挑战。他们寻求脱离外部势力的控制，推动变革，建立较少专制、对公民更为负责的政府。这些是阿拉伯现代史的大主题，决定了本书的书写方式。

对于他们的历史，特别是伊斯兰教产生后5个世纪，也即公元7—12世纪的历史，阿拉伯人极为自豪。这是伊斯兰帝国的黄金时代，基于大马士革、巴格达、开罗和科尔多瓦的诸帝国主导了世界事务。可以说，在伊斯兰兴起之初的几个世纪，阿拉伯人被界定为一个在阿拉伯半岛各部落之间共享一种语言（阿拉伯语）的民族，其中大多数人共同信仰逊尼派伊斯兰教。回望伊斯兰初期，所有的阿拉伯人都视之为一个逝去的时代，其间阿拉伯人统治着世界。伊斯兰主义者特别响应这一说法，他们认为，阿拉伯人最贴近他们的伊斯兰信仰之时最强大。

11世纪末起，外来入侵者糟蹋了伊斯兰的土地。1099年，在血腥围困之后，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开启了十字军王国长达两个世纪的外族统治。1258年，蒙古人洗劫阿拔斯哈里发的首都巴格达，当地居民的鲜血染红了底格里斯河。1492年，天主教收复失地运动（Catholic Reconquista）逐走了伊比利亚半岛最后的穆斯林。但开罗在马木鲁克苏丹国的统治（1250—1517）下，依然是伊斯兰权力的基地，该政权的统治范围包括当今的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和沙特的红海诸省。

只有在16世纪奥斯曼征服之后，阿拉伯人才开始被外国都城统治。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Mehmed the Conqueror）占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将该城更名为伊斯坦布尔，自此开始从那里统治他们日益壮大的帝国。伊斯坦布尔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横亘欧洲和亚洲，在两大洲都分布着街区。奥斯曼的伊斯坦布尔，尽管是逊尼派穆斯林帝国的首都，但却远离阿拉伯世界——距大马士革1500千米（940英里）、距巴格达2200千米（1375英里）、陆上距开罗3800千米（2375英里）。此外，奥斯曼帝国的行政语言是土耳其语，而非阿拉伯语。阿拉伯人对现代的探索是在他族统治下开始的。

过去的5个世纪内，奥斯曼人统治了阿拉伯人4个世纪。随着时间的延展，帝国在经历变化，统治也在发生相应的改变。征服后的第一个世纪，奥斯曼人的统治并不太苛刻：阿拉伯人必须承认素丹的权威，遵守他的法律和真主的法律（sharia，“沙里亚”，即伊斯兰法）。非穆斯林少数群体可以在社群领袖的领导下，依照自己的宗教法律，自行管理，只需向国家缴纳人头税。总的来说，在这个当时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帝国内，阿拉伯人平静地看待他们的地位，即一个伊斯兰帝国中的穆斯林。

18世纪，统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奥斯曼帝国在17世纪达到权力的顶峰，但在1699年遭受了第一次领土丧失，欧洲的敌手们夺取了克罗地亚、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和乌克兰的波多利亚省。这个现金流干涸的帝国开始拍卖政府职位和行省农业地产作为税收来源。这让边远省份的强人们积聚了大量土地，从中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与权力挑战奥斯曼政府的权威。18世纪下半叶，一批这样的本地领袖对奥斯曼帝国在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的统治发起了严峻挑战。

到19世纪，奥斯曼人开启了一个重大改革阶段，旨在平息帝国内部的挑战，遏制欧洲邻国的威胁。这个改革时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统治模式，反映了源自欧洲的有关公民的新思想。奥斯曼改革试图在行政、兵役和税收等领域建立所有公民间的权利和义务平等，对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一视同仁。他们推动构建一个新的认同——奥斯曼主义，试图跨越奥斯曼社会各种民族与宗教分野。改革并没能保护奥斯曼人免受欧洲的侵蚀，但确实让帝国加强了对阿拉伯行省的控制。在民族主义侵蚀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位置之际，诸阿拉伯行省变得益发重要。

但那些启发了奥斯曼改革的思想，也同样带来了关于民族与社群的新观念，在阿拉伯世界的一些人心中催生了不满，不满其自身在奥斯曼帝国的地位。他们开始对奥斯曼人的统治恼怒不满，日益指责后者使阿拉伯人自12世纪起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对比过去的辉煌与当下在奥斯曼帝国内的卑微屈膝，以及这个帝国在更为强大的欧洲邻国面前的节节败退，阿拉伯世界中的许多人呼吁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推行改革，并期盼阿拉伯独立。

1918年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覆灭，对许多阿拉伯世界的人来说，这是开启独立与民族荣耀新纪元的分水岭。他们希冀在奥斯曼帝国的灰烬上复活一个伟大的阿拉伯王国；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其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中呼吁民族自决，这让他们振作不已。但他们将面对苦涩的失望，因为他们会发现新的世界秩序不是基于威尔逊的原则而是欧洲的规则。7

英、法利用1919年的巴黎和会将现代国家体系施于阿拉伯世界，除了阿拉伯半岛中南部，所有阿拉伯地区都陷入了某种殖民统治。在刚刚脱离奥斯曼统治的叙利亚和黎巴嫩，法国人给予这两个殖民地共和形式的政府。而英国人则赋予他们的阿拉伯领地伊拉克和约旦威斯敏斯特模式的君主立宪。巴勒斯坦是唯一的例外，在那里，英国人不顾本地居民的反对而承诺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破坏了建立民族政府的所有努力。

殖民势力给每个新阿拉伯国家确定了首都，作为政府驻地，并向统治者施压，要求制定宪法、组建民选议会。边界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人为设定的，由相邻国家协商确定，但常伴有争执。许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反对这些举措，认为它们分裂且削弱了阿拉伯民族，后者只有通过更广泛的阿拉伯统一才能重新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即成为受人尊敬的世界性力量。但是，根据欧洲的规则，只有获得承认的民族国家才是合法的政治实体，这与是否拥有帝国的历史根源并不相干。

殖民时代的一个长期遗产是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如埃及民族主义、伊拉克民族主义）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间的矛盾。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阿拉伯国家开始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时，两种民族主义间的分歧已成为永久性的。其中的问题是，大部分阿拉伯公民相信，基于殖民主义所创制的政治体的、更小范围的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不合法的。对于那些期待阿拉伯人在20世纪重振雄风的人来说，只有更广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才能有如下前景：动员起足够多的民众、团结一致，这对于恢复阿拉伯人在当今各国中应有的位置而言是必需的。殖民经历让阿拉伯人成为一群国家而不是一个民族社群，对于这样的结局，阿拉伯人一直深感失望。

二战撼动了欧洲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战后的岁月是一个去殖民化的时代，亚洲与非洲各国从殖民统治者手中获得独立，而独立往往需要借助武力。20世纪下半叶，美国和苏联成为主导性的大国。两国之间的对抗被称为冷战，将界定一个新的时代。

莫斯科和华盛顿为争夺全球统治权而进行激烈竞争。美国和苏联都试图将阿拉伯世界纳入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中东由此成为超级大国对抗的几个竞技场之一。尽管已进入民族独立时期，但阿拉伯世界的回旋空间依然受到外部规则即冷战规则的限制，时长近半个世纪（1945—1990）。

冷战的规则很直接：一国可以成为美国或苏联的盟友，但不能同时与两国保持友好关系。总的来说，阿拉伯人民对美国的反共产主义与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并没有什么兴趣。他们的政府试图通过不结盟运动寻求一条中间道路，但徒劳无功。最终，阿拉伯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被迫站队。

那些进入苏联势力范围的阿拉伯国家自称“进步国家”，但西方则称他们为“极端国家”。这些国家包括在20世纪下半叶经历过革命的每个阿拉伯国家：叙利亚、埃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也门和利比亚。而那些选择站在西方这边的阿拉伯国家——自由共和制的突尼斯和黎巴嫩以及保守君主制的摩洛哥、约旦、沙特和海湾国家，则被进步的阿拉伯国家称为“反动国家”，被西方认为是“温和国家”。这样就形成了超级大国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庇护关系，阿拉伯国家从超级大国那里获得军火来发展军队、获得援助来发展经济。

只要两个超级大国存在，这个体系就能维持相互制衡。苏联和美国都不敢在该地区发起单边行动，担心激起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敌对回应。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政府官员生活在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惧之中，日夜操劳，防止中东点燃这样的大战之火。阿拉伯领导人也知道如何游走于超级大国之间，他们以倒向敌对阵营来威胁庇护国，以获得更多的军火和发展援助。尽管如此，到冷战结束时，阿拉伯人十分清楚，他们离冷战初所希望实现的那种程度的独立、发展和尊严依然遥远。随着苏联的解体，阿拉伯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对之更为不利。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不久，冷战结束。对阿拉伯人而言，这个单极化的时代始于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当苏联投票赞成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美国领导的打击克里姆林宫昔日盟友伊拉克的战争时，格局已然确定。冷战期间的稳定状态被一个不受限制的美国力量主导的时代取代，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担心出现最坏的状况。

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中东的政策摇摆不定。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各任总统推行了非常不同的政策。对于苏联解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来说，冷战结束意味着一个世界新秩序的开始。一直到比尔·克林顿，国际主义与接触战略一直是美国政策的特征。2000年，乔治·沃克·布什当选后，新保守派上台，美国转向单边主义。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到袭击后，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并最终发展成针对伊斯兰世界、以阿拉伯人为主要嫌疑人的反恐战争。巴拉克·奥巴马试图撤销布什政府的许多政策，削减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此过程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

美国主导的单边主义时代的规则，被证明是自现代以来对阿拉伯世界最为不利的。没有其他强国来限制美国的权力，阿拉伯各国政府发现他们正面临切切实实的入侵和政权更迭的威胁。将“9·11”之后的几年描述为阿拉伯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毫不夸张，“阿拉伯之春”不过是一个简短而悲剧性的中断。萨米尔·卡希尔在2004年观察到的，今天依然成立：“在当下做阿拉伯人并不好受。”

过去200年，阿拉伯人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从外部势力获得独立而奋斗。同时，阿拉伯各国人民也在试图限制本国统治者的专制权力。“阿拉伯之春”不过是阿拉伯人为实现问责政府和法治社会而进行的世纪斗争的最新一章。

到18世纪末，专制主义已是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的常态。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只有英国和荷兰共和国做到了用选举议会限制王权。1789年之后，西方国家开始普遍推行宪法：1789年在美国，1791年在波兰和法国，1814年在挪威，1831年在比利时。一个新的政治秩序产生了：法律限制了统治者的权力，臣民获得了具有更高法律地位的公民地位。

在19世纪的第一个25年访问欧洲的阿拉伯人，归来后会着迷于他们在巴黎和伦敦所接触到的新政治思想。埃及宗教学者里法阿·塔赫塔维（Rifaʻa al-Tahtawi）1831年从巴黎归国后，将1814年法国宪章的全部74条翻译成阿拉伯语。生活在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ʻAli）的专制统治之下，塔赫塔维对于法国宪法对国王的限制和对公民的保护大为惊叹。突尼斯改革家海伊尔丁·突尼西（Khayr al-Din al-Tunisi）受塔赫塔维作品的启发，主张推行宪法，限制突尼斯总督的专横统治。突尼斯和埃及分别于1861年和1882年推行宪法，这两个最早立宪的阿拉伯国家也是最先经历“阿拉伯之春”运动的，这也许并不是巧合。

下一波宪政改革同一战之后欧洲的殖民统治的开启同步。1923年的埃及宪法、1925年的伊拉克宪法、1926年的黎巴嫩宪法和1930年的叙利亚宪章，都显示了阿拉伯人基于合法政府和法治、为谋求从殖民统治中独立而做的努力。尽管这些宪法赋予阿拉伯国家以选举的、多党制的立法机构，但殖民当局竭尽全力破坏阿拉伯人的主权。自由宪政受到损害，成为欧洲殖民统治的延伸。

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中，以色列痛击阿拉伯国家，控制了巴勒斯坦托管国78%的土地作为新生的犹太国家。战争失败后，阿拉伯自由主义遭到否定。缺乏战备让爱国军官同他们的国王或总统心生隔阂；以色列这个新生国家的军队，被阿拉伯的宣传机器贬斥为“犹太黑帮”，败于这样的军队，削弱了阿拉伯公民对新近独立的阿拉伯各国政府的信心。阿拉伯世界进入一个新的革命时期，叙利亚（1949）、埃及（1952）、伊拉克（1958）、也门（1962）和利比亚（1969）的军事政变扶持果敢的行动派人士掌权，统领由技术专家官员组成的政府。这些军事政权既是（国家）民族主义的，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它们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社会公正、经济发展、军事强盛、独立于外部势力的新时代。作为回报，这些新的军事统治者要求他们的公民绝对服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社会契约，阿拉伯公民自愿停止他们为限制专制统治而付出的努力，来换取政府的承诺，满足他们的需求。

进入21世纪，这一既有的阿拉伯社会契约被违背了。到2000年，除了富裕的石油国家，其他阿拉伯国家都无力兑现承诺。一个愈发明显的趋势是：只有该地区统治者的一小部分朋友和家人才能从经济机遇中获益。贫富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加深，引人担忧。阿拉伯各国并不处理公民合法的抱怨，反而以更加高压的方式回应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更糟糕的是，这些高压式的政权通过世袭继承积极维持他们家族对政治的掌控，年迈的总统们培养他们的儿子接班。不仅阿拉伯社会契约被破坏，而且这些失败的政权还有可能让自己屹立不倒。

2011年，阿拉伯各国人民站起来，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试图重新制约统治者。开罗城中心的一个标语牌上这样写道：“人民不应该害怕政府，政府应该害怕人民。”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并没能持续。强人重新掌权——只有突尼斯是个例外，2010年12月菲达·哈姆迪和穆罕默德·布瓦齐齐的致命冲突使这场运动首先在那里爆发。此后在那个国家形成的脆弱的宪政秩序，是将成为未来阿拉伯社会秩序的预兆，还是“阿拉伯之春”一个独特的成功案例，目前尚不得而知。

一味强调阿拉伯历史上的各种冲突是错误的，因为这湮没了阿拉伯世界引人入胜之处。作为一名毕生研究中东的学生，我被阿拉伯历史吸引是由于其丰富与多元。我在贝鲁特和开罗度过童年，之后在美国上大学时，我对中东产生了兴趣。我在大学里学习了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以便能阅读阿拉伯历史的原始材料。在细读宫廷记录和编年史、档案文献和手稿、日记和回忆录的过程中，阿拉伯历史让我既熟悉又陌生，这深深吸引了我。

阿拉伯世界在过去5个世纪所经历的种种，与全球其他人所经历的相同。民族主义、帝国主义、革命、工业化、城乡移民、为妇女权益而斗争，所有这些人类现代历史的宏大主题都在阿拉伯世界得到呈现。但又有许多元素让阿拉伯人不同：他们城市的样貌、他们的音乐和诗歌、他们作为伊斯兰教“选民”的特殊地位（《古兰经》中对真主用阿拉伯语向人类降下最后的启示，强调了不下10次）以及他们对于民族社群的概念——从摩洛哥延伸至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人是多元的，但又由一个基于语言和历史的共同认同维系在一起，这让他们愈加有吸引力。他们是一个民族，同时也是许多民族。从摩洛哥到埃及，跨越北非的游历者会发现方言、书法、景观、建筑、饮食、统治方式、经济活动的类型都在发生万花筒似的改变。如果这个旅行者继续穿越西奈半岛，进入肥沃的新月地带，他会注意到在巴勒斯坦和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以及伊拉克之间存在着类似的差异。从伊拉克向南进入海湾国家，阿拉伯世界展现出邻国伊朗的影响。阿曼和也门则反映出东非和南亚的影响。所有这些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历史，但他们都认为自己被共同的阿拉伯历史所维系。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试图通过均衡叙述北非、埃及、肥沃的新月地带和阿拉伯半岛的历史经历，来合理地处理阿拉伯历史的多元性。与此同时，我也试图展示这些地区历史之间的联系。例如，法国在摩洛哥的统治如何影响了法国在叙利亚的统治，以及对法国在摩洛哥统治的反叛如何影响了对法国在叙利亚统治的反叛。不可避免的是，在叙述中一些国家占据了过多的篇幅，而另一些国家则被遗憾地忽视了，对此我很抱歉。

我参考了各种各样的阿拉伯资料，使用了生活在阿拉伯动荡岁月中的亲历者的叙述：从早年间的编年史，到大量来自知识分子、记者、政客、诗人、小说家、出名的与平凡的人的记录。在我看来，偏向使用阿拉伯资料来书写阿拉伯人的历史是非常自然的，正如偏向使用俄罗斯的资料来书写俄国人的历史那样。一些外国权威人物，如政治家、外交官、传教士和旅行者，都有关于阿拉伯历史的洞见值得分享。但我相信，如果西方读者能够读到阿拉伯人对他们所生存时代的描述，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阿拉伯历史，则读者们对该历史会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章　从开罗到伊斯坦布尔

夏日骄阳炙烤着艾什赖弗·冈素·奥乌里（al-Ashraf Qansuh al-Ghawri）。这位马木鲁克（Mamluk）王朝的第49任素丹，正在检阅即将出征的军队。自1250年建立王朝以来，马木鲁克人一直统治着这个当时最古老、最强盛的伊斯兰国家。这个以开罗为首都的帝国，覆盖了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年逾古稀的冈素，已执政15年。此时，他正在帝国的最北端，叙利亚阿勒颇城外的达比格草原（Marj Dabiq），应对马木鲁克史上最大的威胁。而他即将失利，这次失利将触发马木鲁克帝国的覆灭，为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阿拉伯世界铺平道路。检阅的这一天，是1516年8月24日。

冈素头戴轻型缠头，以抵御叙利亚沙漠上的烈日。他身披象征王室威严的蓝色斗篷，肩负战斧，驾着阿拉比亚战马，检阅军队。但凡有战事，马木鲁克素丹往往亲自领兵出征，并带着大部分政府官员随军征战。这就好比美国总统带领半数内阁成员、众参两院领导人、最高法院法官、主教与拉比们，同军官与士兵一起戎装出战。

马木鲁克军队的将领们，同4位大法官一起，站在素丹的红色旌旗下。他们的右侧，是帝国的精神领袖，哈里发穆台瓦基勒三世（al-Mutawakkil Ⅲ）。他站在自己的旌旗下，同样戴着轻型缠头，身披斗篷，肩负战斧。40名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头绑黄色丝绸包裹的《古兰经》抄本，围绕着冈素。同他们站在一起的，是绿色、红色和黑色旌旗下，各神秘主义苏非教派的领袖。

两万名马木鲁克士兵在平原上集结，这一壮观的场景，定会让当时身处其中的冈素和他的随从们赞赏有加，信心满满。“马木鲁克”，在阿拉伯语中意为“被拥有的”或“奴隶”，指一个精英奴隶士兵阶层。来自欧亚草原和高加索基督教地区的年幼男子，被带至开罗。在那里，他们皈依伊斯兰教，接受军事训练，远离家人与故乡，并全身心地忠于他们的主人——包括拥有他们的人和教育他们的人。在接受最高水准的军事训练，并被灌输对宗教与国家的无限忠诚之后，成年的马木鲁克会被赋予自由，并跻身统治精英阶层。他们是近身肉搏战中的终极斗士，曾经战胜过中世纪最强大的军队。1249年，马木鲁克人击败了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率领的十字军。1260年，他们将蒙古军队逐出阿拉伯人的领土。1291年，他们驱走了伊斯兰世界最后的十字军。

集结的马木鲁克军队呈现出壮观的景象。士兵们身披色彩鲜亮的丝质战袍，他们的头盔和铠甲采用当时最高水准的工艺，他们的武器由高强度的钢铁制成，并镶嵌黄金。外在的华美，是骑士精神的要素之一，也是渴求胜利的勇士们彰显自信的标志。

战场的另一端，奥斯曼素丹手下久经沙场的战士们对马木鲁克人虎视眈眈。奥斯曼帝国源自13世纪同基督教拜占庭帝国进行“圣战”的一个突厥穆斯林小王国，地处安纳托利亚（现代土耳其的亚洲领土）。14—15世纪，奥斯曼人兼并了其他突厥王国，征服了拜占庭帝国在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的领土。1453年，奥斯曼帝国第七任素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Ⅱ）成功攻占君士坦丁堡，完成对拜占庭帝国的征服，这是之前所有穆斯林政权都未曾做到过的。在此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将以“征服者”闻名于世。君士坦丁堡更名为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穆罕默德二世的继任者们雄心不减，继续为他们的帝国开疆拓土。1516年的这一天，冈素将要同塞利姆一世（Selim I，1512—1520年在位）作战，他是奥斯曼帝国第九任素丹，外号“冷酷者”。

冈素在他的北部边境展示军事实力，但与之矛盾的是，他原本打算借此来避免战争。奥斯曼帝国与波斯萨法维帝国相互敌对。萨法维人统治的地区在现今的伊朗，他们同奥斯曼人一样说突厥语，可能是库尔德民族的一支。他们那位魅力超凡的领袖，伊斯玛仪沙(1)（Shah Ismail，1501—1524年在位），下令立什叶派伊斯兰教为萨法维帝国的官方宗教，这将他置于同奉行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的意识形态冲突之中。11514—1515年间，奥斯曼人和萨法维人因争夺东安纳托利亚爆发战争，前者取得了胜利。萨法维人急切寻求同马木鲁克人联盟以抵抗来自奥斯曼人的威胁。冈素并不特别支持萨法维人，但他想要维持地区的势力均衡，希望部署在叙利亚北部的强大马木鲁克军队可以将奥斯曼人的扩张之心限制在安纳托利亚，将波斯留给萨法维人，将阿拉伯世界留给马木鲁克人。马木鲁克的军事部署对奥斯曼帝国的侧翼构成了战略威胁。同冈素的预期相悖的是，为规避两线作战的风险，奥斯曼素丹暂时停止同萨法维人的敌对，专心对付马木鲁克人。

马木鲁克人派出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但是奥斯曼军队的规模要大得多，训练有素的骑兵和步兵总人数多达马木鲁克军队的3倍。根据当时历史纪年学家的估计，塞利姆的军队总人数为6万人。同对手相比，奥斯曼人还具有显著的技术优势。马木鲁克人的老式军队倚重士兵的个人作战能力，而奥斯曼人则派出一支装备火枪的现代火药步兵团。马木鲁克人固守中世纪的军事理念，而奥斯曼人则代表着16世纪战争的现代面貌。同通过赤手肉搏赢得个人荣誉相比，作风顽强、经验丰富的奥斯曼士兵对取胜后获得的战利品更感兴趣。

两军在达比格草原交战，奥斯曼的火枪重创马木鲁克的骑士军团。在奥斯曼军队的攻击下，马木鲁克军队的右翼溃败，左翼叛逃。左翼的指挥官是阿勒颇城的长官，他是一名马木鲁克，名叫海伊尔贝伊（Khair Bey）。事后发现，早在交战前，海伊尔就已经和奥斯曼人结盟，转而效忠“冷酷者”塞利姆。海伊尔的背叛给奥斯曼人在战斗开始不久就送去了胜利。

马木鲁克素丹冈素·奥乌里惊恐地看着他的军队在他周围溃散。战场上尘土飞扬、浓烟滚滚，两军都几乎无法看见对方。冈素不再相信他的士兵们能获胜，他转向他的宗教顾问们，催促他们祈求胜利。一名马木鲁克军官意识到局势的不可逆转，他取下并叠好素丹的旌旗，对冈素说：“素丹啊我们的主人，奥斯曼人已经击败了我们，您去阿勒颇自救避难吧！”当领会到军官所说属实时，素丹突然中风，半身动弹不得。他试图跨上他的马，却摔了下来，当场死亡。四散奔逃的随从们抛弃了素丹，他的尸体再也未曾找到过，仿佛大地裂开，吞噬了这位坠落的马木鲁克的身体。

待到硝烟散去，这场屠杀的恐怖景象全部显现出来。马木鲁克编年史家伊本·伊耶斯（Ibn Iyas）这样写道：“这是一段暴怒的时间，使婴儿白头，将铁融化。”战场上尸横遍野，濒死的人与马在呻吟，获胜的奥斯曼人急切地劫掠倒下的敌手，迅速终结了呻吟。他们留下“无首的尸身和布满尘土、面貌狰狞的头颅”，任凭乌鸦和野狗吞食。2对马木鲁克人来说，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失败，这次打击让他们的帝国再也无法恢复元气。

达比格草原之战的胜利让奥斯曼人成为叙利亚的主人。“冷酷者”塞利姆进入阿勒颇，未遭到任何抵抗。他又继续兵不血刃，占领大马士革。9月14日，战斗结束后约三周，战败的消息传到开罗。幸存的马木鲁克将领们集聚开罗，选出了新一任素丹。他们选择冈素的副手艾什赖弗·图曼贝伊（al-Ashraf Tumanbay）继任。图曼贝伊是最后一位马木鲁克素丹，他的统治只维持了三个半月。

“冷酷者”塞利姆从大马士革写信给图曼贝伊，给了他两个选择：投降并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属国，可继续统治埃及；抵抗则面临彻底的毁灭。读信时，图曼贝伊因害怕而哭泣，因为他不能选择投降。恐惧开始笼罩马木鲁克素丹的士兵与臣民。为了维持纪律与秩序，图曼贝伊发布公告，禁止出售葡萄酒、啤酒和大麻，违者以死刑论处。但编年史家称，焦虑不安的开罗居民对素丹的命令置若罔闻，面对迫近的入侵威胁，他们从毒品和酒精中寻找慰藉。3当奥斯曼人攻陷沿海城市加沙、屠戮千人的消息传来，恐怖的气息笼罩整个开罗城。1517年1月，奥斯曼军队进入埃及，向马木鲁克帝国的首都进发。

1月22日，塞利姆抵达开罗北郊。面对即将到来的战斗，图曼贝伊的士兵们毫无斗志，许多部队没有报到履职。城市传令官被派往开罗的大街小巷，威胁说要把每个逃兵绞死在他自家门前。通过这种方式，图曼贝伊集结了他所能集结的所有士兵，骑兵、步兵和贝都因人非正规军，总计大约2万人。吸取达比格草原之战的教训，图曼贝伊解除了骑士制度对火器的禁令，给大批士兵配备了火枪。他还准备了100辆装备轻型火炮的战车来对抗入侵者。开罗的男男女女来到战场上为军队呐喊，为胜利祷告。这支没有军饷、缺乏自信、基本靠不住的马木鲁克军队，在战斗日来临时，为了自己的生存而非为胜利而战。

1517年1月23日，战斗打响。“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伊本·伊耶斯写道，“只要一提起它，就足以让人心生恐惧并失去理智。”战鼓擂响，马木鲁克骑兵跨上战马，驰向战场。他们遭遇了一支规模大得多的奥斯曼军队，“像蝗虫一样涌来”。伊本·伊耶斯称，接下来的战斗要比先前的达比格草原失利更糟糕，土耳其人“像乌云一样从四面八方袭来”“他们的枪声震耳欲聋，他们的进攻击搏挽裂”。不到1小时，马木鲁克的防御者们伤亡惨重，全线撤退。图曼贝伊并没能比他的大多数将领坚持战斗更久，他退了下来，发誓择日再战。4

胜利的奥斯曼军队袭击了开罗，对这座城市进行了3天的洗劫。无助的平民听任入侵的军队摆布，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屋和财产被洗劫。面对奥斯曼士兵的暴虐，开罗民众唯一的庇护是奥斯曼素丹本人，他们竭尽全力讨好新主人。清真寺中，传统上以马木鲁克素丹之名进行的周五聚礼，变为向塞利姆素丹致敬，这是承认王权的传统方式之一。布道者们缓慢而庄重地念道：“真主保佑素丹，两陆与两海之王的儿子、统率两军的征服者、两伊拉克的素丹、两圣城的仆人、胜利的国王塞利姆沙。两世的主啊，请赐予他永远的胜利。”“冷酷者”塞利姆接受了开罗的臣服，他指示他的大臣们宣布大赦并恢复安全秩序。

在击败马木鲁克军队近两周后，塞利姆素丹进入开罗城。这是大多数开罗居民第一次有机会仔细瞻仰他们的新主人。伊本·伊耶斯生动地描绘了这位奥斯曼征服者：

当素丹穿过城市时，所有的民众都为他欢呼。据说他肤色白皙，下巴刮得干干净净。他大鼻大眼，身材短小，戴着小缠头。他举止轻浮而不安分，在骑行时不时左顾右盼。据称他当时约40岁。他没有以往素丹们的威严。他秉性邪恶，嗜血，暴躁，不能忍受别人的顶撞。5

马木鲁克素丹逃亡期间，塞利姆在开罗坐卧难安。奥斯曼人知道，只要图曼贝伊活着，他的支持者就会谋划他的复辟。只有他公开死亡，才能使这些希望彻底破灭。1517年4月，“冷酷者”塞利姆获得了这个机会，贝都因部落成员背叛了逃亡的图曼贝伊，将他交给了奥斯曼人。塞利姆强迫图曼贝伊在开罗城中游街示众，以确凿无疑地告诉人们这就是那位被罢黜的马木鲁克素丹。游街结束于开罗的一个主要城门祖韦拉门（Bab Zuwayla）。在那里，刽子手们将图曼贝伊拉出来，在惊恐万分的人群面前绞死了他。行刑时，绞绳断了，据说断了两次，这似乎表明神明非常不情愿允可弑君。“当他的灵魂终于屈服，人群中爆发出一声大叫，”编年史家如此记载，从而记录下公众在见证这一前所未有的场面时的震惊与恐惧。“过去我们从未目睹过在祖韦拉门下绞杀埃及素丹的场面，从来没有！”6

对塞利姆素丹来说，图曼贝伊的死值得庆祝。随着马木鲁克王朝的覆灭，塞利姆完成了对马木鲁克帝国的征服，并将他们所有的财富、土地和荣耀都转到了他自己的王朝。在将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半岛的希贾兹省纳入奥斯曼帝国之后，他现在可以荣归伊斯坦布尔了。希贾兹作为伊斯兰教的诞生地，意义非凡。穆斯林相信，正是在这里，在麦加城，真主第一次向先知穆罕默德降示《古兰经》，而正是在临近的麦地那，先知建立了第一个穆斯林社团。现在，塞利姆将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地的仆人与保护者添加到素丹的君王头衔上，赋予素丹以宗教合法性。这些成就向世人昭示，塞利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伊斯兰帝国的素丹。

在离开开罗之前，塞利姆要求看一部著名的埃及皮影戏，这是一种在照亮的幕布上投出剪影来表演的偶人戏。他只身独坐欣赏着剧中的场景。皮影大师制作了一个祖韦拉门的模型和一个图曼贝伊素丹被绞死那一刻的形象。当演到绳子断了两次时，这位奥斯曼素丹“觉得这场面很有趣。他给了这位艺术家200第纳尔和一件丝绒的荣誉斗篷。’当我们出发去伊斯坦布尔时，跟我们一起走吧，让我的儿子也看看这个场景。’塞利姆对他说”。7他的儿子苏莱曼将在3年后继承奥斯曼王位和塞利姆从马木鲁克人手中征服的一切。

奥斯曼人征服马木鲁克帝国是阿拉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马木鲁克剑士和奥斯曼枪手之间致命的兵器冲突标志着阿拉伯世界中世纪的结束和现代的开始。奥斯曼人的征服还意味着，自伊斯兰教兴起以来，阿拉伯世界第一次被一个非阿拉伯国家的首都统治。公元661—750年间，伍麦叶王朝，伊斯兰教的第一个王朝，在大马士革统治着他们快速扩张的帝国。750—1258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在巴格达统治着当时最伟大的穆斯林帝国。建于969年的开罗，在1250年马木鲁克王朝兴起之前，曾是至少四个王朝的首都。从1517年起，阿拉伯人将通过外国首都制定的规则来商议他们的国际地位，这一政治现实将被证明是现代阿拉伯历史的一个决定性特征。

尽管很多人因“冷酷者”塞利姆的血腥征服而担惊受怕，但事实证明，从马木鲁克向奥斯曼统治的过渡要比他们所预想的顺利。13世纪以来，阿拉伯人一直被讲突厥语的外族人统治，奥斯曼人同马木鲁克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个帝国的精英都是基督教奴隶出身。两个帝国都是官僚国家，都遵守宗教法，并都建立强大的军队保护伊斯兰领土免受外部威胁。此外，现在谈论反对“外国”统治的独特的阿拉伯身份认同为时尚早。在民族主义时代之前，身份认同同个体的部落或城镇出身相关。若阿拉伯人有更为宽泛的身份认同，则更有可能基于宗教而不是种族。大多数阿拉伯人是逊尼派穆斯林，对他们来说，奥斯曼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统治者。对当时的人们而言，行政中心从阿拉伯世界迁至横跨欧洲和亚洲大陆的伊斯坦布尔，似乎并不成问题。

看起来，阿拉伯人是从务实而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从马木鲁克向奥斯曼统治的转变的。他们更关心法律、秩序和合理的税收，而非思考被土耳其人统治意味着什么。埃及历史学家阿卜杜·拉赫曼·哲拜尔提（ʻAbd al-Rahman al-Jabarti）在19世纪初就对奥斯曼早期的统治表达了尊重：

奥斯曼人在其统治开始阶段是正统哈里发以来伊斯兰社团最好的统治者之一。8他们是最强大的宗教捍卫者和非信徒的反对者，因此，他们通过攻城拔寨扩大领土，这是真主赐予他们及其副手的。他们控制了地球上最宜居的地区。四面八方的王国向他们俯首称臣。他们不忽视国家，而是保卫其领土和边疆。他们坚持举行伊斯兰仪式……尊崇宗教领袖，支持维护两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并通过遵守伊斯兰法律和惯例来维护司法的规则与原则。他们的统治是稳固的，他们的控制是持久的，国王们敬畏他们，自由民和奴隶们都服从他们。9

叙利亚的村民和市民并不为马木鲁克帝国的覆灭而哀悼。伊本·伊耶斯讲道，饱受过度征税和专横统治之苦的阿勒颇居民，阻止从达比格草原败退的马木鲁克人进入阿勒颇城，并且“用比奥斯曼人更糟的方式对待他们”。当“冷酷者”塞利姆进入阿勒颇城时，“城里点灯庆祝，集市上烛光闪耀，为他祈祷的声音不绝于耳，人们欢欣鼓舞”，庆祝摆脱了之前马木鲁克的统治。10根据大马士革编年史家穆罕默德·本·突伦（Muhammad ibn Tulun，1475—1546）的记载，大马士革人也对政治统治者的更迭无动于衷。他对马木鲁克统治末期的描述总是提及税收的无度、官员的贪婪、中央政府的无能、马木鲁克埃米尔肆无忌惮的野心、乡村地区安全的缺乏以及治理不善造成的经济困境。11相比之下，伊本·突伦赞赏奥斯曼人的统治，后者给大马士革省带来了法律、秩序和正常的税负。

相较于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马木鲁克帝国的覆灭可能更为显著地改变了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的腹地位于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首都伊斯坦布尔横跨帝国的欧洲和亚洲行省。阿拉伯世界远离奥斯曼帝国的中心，阿拉伯民族为帝国不同族裔的人口增添了新鲜血液。阿拉伯人本身是一个多元的民族，他们共同的阿拉伯语分化成多种方言。从阿拉伯半岛穿越肥沃的新月地带到北非，方言之间越来越不能相通。尽管当时（一如现在）大多数阿拉伯人同奥斯曼土耳其人一样是逊尼派穆斯林，但也有相当规模的少数群体，包括伊斯兰教的分支派别、基督徒和犹太人。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也十分多样，不同的阿拉伯地区都有各自独特的烹饪、建筑和音乐传统。历史也分裂了阿拉伯民族，在伊斯兰教产生后的数个世纪中，不同的地区曾被不同的王朝统治。阿拉伯世界的并入从根本上改变了奥斯曼帝国的地理疆域、文化和人口结构。

如何为他们新获得的阿拉伯领土设计切实可行的行政架构，是奥斯曼人面对的一个实际挑战。阿拉伯人并入奥斯曼帝国时，帝国正迅速向波斯、黑海地区和巴尔干地区扩张。帝国政府为新领土培训和任命合格行政官员的能力不足以应对帝国疆域的迅速扩张。只有那些最接近奥斯曼帝国腹地的地区，比如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才处于标准的奥斯曼统治之下。离安纳托利亚越远，奥斯曼人就越努力维持原有的政治秩序，从而确保这些地区实现最顺利的政治过渡。奥斯曼人是实用主义者，而非空想家，相较于将他们自己的方式强加于阿拉伯人，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在这些新的领土上维护法律和秩序，并定期收取合理的税收。因此，在征服之后的初期阶段，奥斯曼人采用多样的方式统治诸阿拉伯行省，并实行广泛的自治。

在叙利亚和埃及，奥斯曼人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在马木鲁克行政人员中组建一个忠诚的政府。只有马木鲁克人有必要的知识和经验替奥斯曼人统治叙利亚与埃及。然而，奥斯曼人不能指望马木鲁克人的忠诚。奥斯曼统治的第一个10年，爆发了一系列暴力叛乱，马木鲁克的一些要人试图脱离奥斯曼帝国，恢复马木鲁克对叙利亚和埃及的统治。

在征服马木鲁克帝国后的头几年里，奥斯曼人基本上保全了前朝的机构，让马木鲁克埃米尔(或称“长官”)掌管。他们以阿勒颇、大马士革和开罗三大城市为中心，将前马木鲁克的领土划分为三个行省。阿勒颇是第一个完全由奥斯曼人统治的行省，一名奥斯曼人被任命为阿勒颇的总督。该省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当时的民众并不知道，奥斯曼人的征服将开启阿勒颇历史上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一直持续到18世纪。在那个时代，阿勒颇将成为亚洲和地中海之间一个重要的陆上贸易中心。虽然距离海岸约50英里，但阿勒颇吸引了荷兰、英国和法国的黎凡特公司开设办事处，成为阿拉伯世界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12当威廉·莎士比亚让《麦克白》中第一个出场的女巫谈论一名水手的妻子时，她说“她的丈夫是‘猛虎号’的船长，到阿勒颇去了”，环球剧场的观众都知道她在说什么。

塞利姆素丹选择马木鲁克人担任大马士革和开罗的总督。他任命的两位总督差别很大。他指定詹比尔迪·加萨里（Janbirdi al-Ghazali）任大马士革的总督。在马木鲁克时期，詹比尔迪是叙利亚的一名总督，曾在达比格之战中英勇抗击奥斯曼人。他率领马木鲁克军队袭击了塞利姆在加沙的部队，并负伤。之后带着余部撤回开罗，协助图曼贝伊守卫开罗。

很明显，塞利姆赞赏詹比尔迪对他的马木鲁克君主所表现出的正直和忠诚，并希望他能将这份忠诚献给他的奥斯曼新主人。1518年2月，塞利姆授予詹比尔迪马木鲁克时期大马士革总督所拥有的一切职权，作为交换，詹比尔迪每年纳贡23万第纳尔。13将如此多的权力移交给一人却不加制衡，显然是有风险的。

在开罗，塞利姆选择马木鲁克时期的阿勒颇总督海伊尔贝伊任总督。在达比格草原之战前，海伊尔贝伊曾与塞利姆通信，向这位奥斯曼素丹效忠。在达比格草原之战中，他弃阵而去，将阵地留给了奥斯曼人。后来，他被图曼贝伊逮捕，关入开罗的监狱。塞利姆攻占开罗后，释放了海伊尔贝伊，并表彰了这位阿勒颇前总督的贡献。然而，塞利姆从未忘记海伊尔贝伊背叛了他的前马木鲁克君主。根据伊本·伊耶斯的记载，塞利姆曾用他的名字玩文字游戏，称他为“海因贝伊”（Khain Bey），即“叛徒阁下”。14

塞利姆素丹在世时，这些行政安排并没有受到质疑。1520年10月，消息传来，塞利姆驾崩，年轻的苏莱曼王子登上奥斯曼王位。继任奥斯曼王位后，新素丹苏莱曼面临着阿拉伯行省的一连串叛乱。一些马木鲁克人认为，他们效忠的是作为征服者的塞利姆素丹，而非他的王朝。

第一次马木鲁克起义爆发在大马士革。詹比尔迪·加萨里试图恢复马木鲁克帝国，并宣布自己为素丹，王号“最尊贵的王”（al-Malik al-Ashraf）。他穿戴马木鲁克的服饰和轻型缠头，禁止大马士革人穿戴奥斯曼服饰。他禁止清真寺的布道者以苏莱曼素丹的名义念诵周五聚礼的祷文。他开始将奥斯曼士兵和官员驱逐出叙利亚，的黎波里、霍姆斯和哈马都支持他。他组建了一支军队，准备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回阿勒颇。15

阿勒颇人民仍然忠于奥斯曼素丹国。他们哀悼塞利姆的死，并以苏莱曼的名义念诵周五聚礼的祷文。当总督得知叛军迫近，他开始加强阿勒颇的防御。12月，詹比尔迪的部队包围了这座城市。叛军炮击阿勒颇城门，将燃烧的弩箭射过城墙，但守军修复了破损的城墙，挡住了詹比尔迪的部队。在围城15天后，大马士革人撤退了。在围困过程中，大约200名阿勒颇居民以及一些士兵被打死。16

眼见反叛受挫，詹比尔迪回到大马士革巩固自己的地位并集结部队。1521年2月，他前往大马士革郊区与一支奥斯曼军队作战。詹比尔迪的军队很快被击溃，他本人也在战斗中阵亡。恐慌席卷了大马士革。詹比尔迪企图脱离奥斯曼帝国并重建马木鲁克统治，但却徒劳无果。由于支持詹比尔迪，大马士革人失去了和平服从奥斯曼统治所能带来的好处。

刚刚击败詹比尔迪的军队现在开始洗劫大马士革城。根据伊本·突伦的记载，有3000多人被杀，城镇街区和邻近村庄被劫掠，妇女和儿童被俘虏。詹比尔迪的头颅和1000名阵亡士兵的耳朵被当作战利品送到伊斯坦布尔。17马木鲁克人对大马士革的影响就此终结。此后，大马士革将由伊斯坦布尔任命的奥斯曼总督直接统治。

在埃及，奥斯曼人的统治反复受到挑战。虽然塞利姆质疑开罗马木鲁克总督的诚信，称他为“叛徒阁下”，但海伊尔贝伊在1522年去世前一直维持着奥斯曼帝国在埃及的统治秩序。奥斯曼当局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任命了一位新的总督来取代他。1523年5月，两名来自埃及中部的地方官员利用这段空位期发动了一场叛乱，并得到一些马木鲁克人和贝都因首领的支持。埃及的奥斯曼驻军迅速镇压了叛乱，许多马木鲁克叛乱分子随后被监禁或处死。

接下来的挑战来自新任命的奥斯曼总督本人。艾哈迈德帕夏（Ahmad Pasha）渴望成为一名伟大的维齐尔，即奥斯曼政府的首相。仅获埃及总督的任命让他颇为失望，为满足自己的野心，他试图自立为埃及的独立统治者。他于1523年9月抵达开罗，此后不久，就开始解除开罗奥斯曼驻军的武装，并将大批步兵遣回伊斯坦布尔。他释放了因参加去年起义而被监禁的马木鲁克人和贝都因人。随后，艾哈迈德帕夏宣布自己为素丹，并命令他的支持者杀死城堡中残余的奥斯曼部从。和詹比尔迪一样，他要求周五聚礼的布道者以他的名义念诵祷文，并下令铸造刻有他名字的钱币。然而，他的反叛是短暂的。他的对手攻打他，迫使他撤退到乡下。1524年3月，他在那里被捕并斩首。伊斯坦布尔向开罗派遣了一位新的总督，明确指示他终结马木鲁克的势力，将埃及更为全面地置于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此后，苏莱曼素丹证明了他完全有能力赢得阿拉伯臣民的忠诚。直到他统治结束，再没有威胁奥斯曼人统治的叛乱发生。

在塞利姆完成征服后的10年内，埃及、叙利亚和希贾兹已稳定地处于奥斯曼统治之下。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是整个帝国的决策者和立法者的家园。统治集团的顶层是素丹，他享有绝对君权，他的话就是令状。他住在托普卡珀宫（Topkapi Palace），在高墙后面俯瞰皇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从宫殿的城墙向山下走，在一组宏伟的大门后面，是大维齐尔和他的大臣们的办公地。这个内阁中枢以其最独特的特点——大门而闻名。在土耳其语中，该中枢被称作“Bab-i Ali”，即“高门”。这个词在法语中被译作“La Sublime Port”（高大的门），又被英译成“Sublime Porte”（高大的门），或简称“the Porte”（门）。奥斯曼宫廷和内阁这两大机构为各阿拉伯行省乃至整个帝国制定了新的统治规则。

奥斯曼人的统治带来了新的治理实践。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地方统治是一种封建主义形式，中央政府将土地授予军事指挥官们。获得该职位的人负责监督司法的运转，并从他的土地上征税。他用他的土地收益供养一定数量的骑兵，并向中央财政缴纳一笔固定数额的税款。与欧洲的封建主义不同，奥斯曼制度不是世袭的，因此没有产生一个与素丹的权力相抗衡的贵族阶层。这一制度非常适合迅速扩张的帝国，因为开疆拓土的速度超过了国家培养训练有素的官员来管理领土的能力。官员们负责簿记，盘点帝国的财富。他们编制了详细的税务登记，罗列了各行省中每一个村庄应纳税的人、家庭、田地和收入的数量。这些登记理应每30年更新一次，但在16世纪期间，国家开始忽视簿记。到17世纪，这种做法就完全消失了。18

叙利亚新设立的奥斯曼行省——阿勒颇、大马士革，以及后来的沿海省份的黎波里（位于今黎巴嫩），被划分为较小的行政单位，由军事指挥官负责管理。行省总督被授予最大的封地，作为回报，总督需要为素丹的征战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并向素丹的国库缴纳固定额度的税收。行省的军事指挥官被授予了第二大的封地，较低级别的指挥官所获封地的大小取决于他们的军衔以及他们预计为素丹的军事行动提供军队的数量。19这一经过调整的封建制度并未在埃及实行，对埃及的统治继续在奥斯曼总督和马木鲁克军事指挥官之间不稳定的伙伴关系中进行。

各阿拉伯行省的行政人员由伊斯坦布尔的中央政府任命，他们往往来自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地区。同马木鲁克人一样，奥斯曼人也运行着自己的奴隶征募制度，来源地主要是他们治下的各巴尔干行省。每年一度的征募将年轻的基督教男孩从他们的村庄中带走，这在土耳其语中叫作“devshirme”，意为“男孩征募”。男孩们被送到伊斯坦布尔，在那里他们皈依伊斯兰教，接受训练，为帝国服务。身体健壮的男孩被送去接受军事训练，以加入精锐的禁卫军步兵团。头脑聪慧的男孩则被送去宫廷接受训练，以在宫廷或官僚机构中从事文职工作。

以现代标准衡量，男童征募看上去是不折不扣的野蛮行为：孩童成为奴隶，在远离家人的环境中成长，并被强制皈依伊斯兰教。然而，在当时，这是在一个流动性相当有限的社会中向上流动的唯一手段。通过男孩征募，农民的儿子可以成为将军或大维齐尔。事实上，奥斯曼军队和政府的精英队伍基本上只在征募的男孩中选录。大多数阿拉伯人是自由出生的穆斯林，他们被排除在这种征募之外，这意味着他们在奥斯曼帝国早期的权力精英中的代表性严重不足。20

苏莱曼二世素丹统治时期的一个重大创新，是在法律上界定了奥斯曼行省的行政架构。在西方，他以“大帝”（the Magnificent）闻名，而在本国，则以土耳其语外号“立法者”著称。在苏莱曼死后两个多世纪，埃及编年史家哲拜尔提对他实行的法律和行政改革的功劳大加赞赏：“立法者苏莱曼素丹确立了政府管理原则，完成了帝国的构建，并划分了各行省。他在黑暗中闪耀，燃起宗教的光辉，扑灭异教徒的火焰。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这个国家（即埃及）一直是他们帝国的一部分，也一直服从奥斯曼人的统治。”21行政法则以一份名为“法典”的宪法文件的形式被送往各行省。各行省的法典明确了总督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并以白纸黑字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在当时，它代表了政府问责制度的最高水平。

第一部行省法典起草于1525年艾哈迈德帕夏叛乱之后。苏莱曼二世素丹的大维齐尔易卜拉欣帕夏担负着恢复奥斯曼素丹对埃及统治的使命，引入法典是这一使命的核心部分。这部法典非常综合，规定了直到村庄级别的行政框架。它明确了公职人员在保障治安、维护灌溉系统和征税方面的责任。关于土地调查、慈善捐赠、谷仓维护和海港管理，法典也都有明确的规定。这部法典甚至规定总督应该多久与他的行省资政委员见一次面（每周4次，就像伊斯坦布尔的帝国资政会议一样）。22

为了执行法律，奥斯曼行政长官需要守纪、可靠的部队。各省总督指挥的部队由奥斯曼正规军和本地征募的非正规军组成。部队中的精英是禁卫军，他们的指挥官是伊斯坦布尔直接任命的。像大马士革这样的城市，会有一支由500—1000名禁卫军组成的步兵来维持当地秩序。还有一些骑兵部队，由该省的财政收入来供养。根据奥斯曼帝国的档案，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间，阿勒颇、的黎波里和大马士革三省共有8000多名骑兵。23这些正规军得到了本地征募的步兵和北非雇佣军的协助。

司法是除总督和军队之外，奥斯曼统治体系的第三个要素。伊斯坦布尔中央政府向各行省省会派遣一名大法官统领伊斯兰法庭。虽然基督徒和犹太人有权在他们自己社区的宗教法庭上解决内部纠纷，但许多人选择在穆斯林法庭申诉或记录交易。所有伊斯坦布尔颁布的皇家法令都会在法庭上公开宣读并登记在册。除刑事案件外，法院还为争议各方提供仲裁，担任记录商业合同和土地交换的公证人，并登记人们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如结婚和离婚、寡妇和孤儿的安置以及死者个人财产的分配等。所有案件和交易都被正式登记在法院的档案中，许多记录留存至今，是了解奥斯曼帝国城镇日常生活的宝贵资料。

苏莱曼二世被证明是奥斯曼帝国最成功的统治者之一。在长达46年（1520—1566）的统治期间，他完成了他父亲开启的对阿拉伯世界的征服。1533—1538年，他从波斯萨法维帝国手中夺取了巴格达和巴士拉。那里的逊尼派民众遭受了什叶派萨法维人的多年迫害，他们视奥斯曼军队为解放者。对伊拉克的征服在战略和意识形态上都有重要意义。苏莱曼二世巩固了他的帝国，将古老的阿拉伯首都巴格达纳入麾下，并阻止了什叶派教义向逊尼派地区的扩张。

16世纪30—40年代，苏莱曼二世的部队从埃及向南推进，占领了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也门地区。1525—1574年，在西地中海地区，苏莱曼将利比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等北非沿海地区以朝贡附属国的形式纳入奥斯曼帝国势力范围。到16世纪末，除了一直处于奥斯曼帝国势力范围之外的阿拉伯半岛中部和摩洛哥素丹国，阿拉伯世界的其余地区都在帝国某种形式的控制之下。

每一块阿拉伯土地都是在不同的时间和特定的情况下，带着不同的历史和行政背景，并入奥斯曼帝国的。奥斯曼帝国在每一个阿拉伯行省的统治故事都是独特的，深受这些行省并入帝国时所处状况的影响。

奥斯曼征服北非更多通过海盗行为而非传统战争实现。当然，一方眼中的海盗对另一方来说是海军上将。16世纪，在英国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争中，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的海盗行为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作为伊丽莎白一世王国的骑士和她最受信任的顾问之一，人们几乎不会将他和众所周知的海上强盗形象挂上钩。海伊尔丁（Khayr al-Din）也是如此。他是奥斯曼历史上最伟大的海军上将之一，因红胡子而被同时代的欧洲人称为“巴巴罗萨”（Barbarossa）。对西班牙人来说，他是一个无情的海盗、地中海航运的祸害，他把数千名战斗中被俘的基督教水手卖为奴隶。对北非沿海地区居民来说，他是一名神圣的战士，对西班牙占领者发动“圣战”，他所获得的战利品是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奥斯曼人来说，他是他们中土生土长的一员，大约在1466年出生于土耳其海岸附近的爱琴海的米蒂利尼岛。

16世纪初，西地中海是基督教和穆斯林军队之间激烈冲突的战场。1492年，格拉纳达沦陷，西班牙完成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结束了穆斯林对西班牙近8个世纪的统治（711—1492）。在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自主改宗迅速转变成强制皈依，面对这样的形势，大多数伊比利亚穆斯林离开家园到北非寻求庇护。这些被称为摩里斯科人的穆斯林难民从未忘记自己的家园，也从未原谅西班牙。西班牙的君主，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Isabella of Castile）和阿拉贡的费迪南德（Ferdinand of Aragon），无情地将“圣战”推向地中海对岸、摩里斯科人藏身的各穆斯林王国。从摩洛哥到利比亚，他们沿着北非海岸线建立了一系列堡垒殖民地，或称“要塞”，并迫使内陆城镇的地方首领向西班牙纳贡。其中两处殖民地，摩洛哥海岸线上的休达和梅利利亚至今仍是西班牙的属地。

西班牙的侵略扩张几乎没有遭到北非穆斯林小国的反对。基于非斯（在今摩洛哥）、特莱姆森（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三个地方王朝统治着西北非。它们向西班牙君主纳贡，不敢向控制其主要港口和码头的西班牙要塞发起任何挑战。穆斯林统治者与西班牙侵略者的合作让他们失去了臣民的信任。很快，当地的狂热分子开始组织自己的部队来反抗入侵者。由于要塞是通过海上补给的，西班牙的船只比坚固的堡垒本身更易受到攻击。当地的水手武装了船只，在海上开展“圣战”，在西方，这些人被称为“巴巴里海盗”（Barbary corsairs，“巴巴里”可能源自古希腊语，指“野蛮人”，更可能源自对北非土著柏柏尔人的指称）。当这些海盗从他们攻击的西班牙船只上掠夺财物、奴役船员时，他们视他们的战争为同基督教侵略者的宗教冲突。对西班牙人的大胆攻击使这些海盗成为当地的英雄，并赢得了沿岸阿拉伯和柏柏尔居民的支持。

海伊尔丁是最著名的巴巴里海盗。他追随兄长阿鲁吉（ʻAruj），后者在阿尔及尔以东的小港吉吉里建立了一个独立小政权。阿鲁吉沿着阿尔及利亚向西扩张其势力范围，并于1517年占领特莱姆森。第二年，他试图守卫特莱姆森失败，被西班牙人杀害。海伊尔丁认识到，巴巴里海盗若想守住他们的地盘、对抗强大的西班牙帝国，需要一个强大盟友的支持。通过与奥斯曼帝国结盟，他把巴巴里海盗的“圣战”发展成一个成功的战争机器。

1519年，海伊尔丁派遣一名使者，携带礼品和一封阿尔及尔人民的请愿书赴奥斯曼宫廷，请求塞利姆素丹提供保护，并提出将他们自己置于素丹的统治之下。当时“冷酷者”塞利姆行将就木，他同意将阿尔及利亚沿海地带纳入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他让海伊尔丁的使者带着一面奥斯曼旗帜和2000名禁卫军回去复命。世界上最伟大的穆斯林帝国开始同西班牙舰队交战，这给西地中海的均势带来了决定性的改变。

同奥斯曼人新立盟约，巴巴里海盗备受鼓舞，他们将战线扩展到了北非沿海以外地区。海伊尔丁和他的将领们攻击了位于意大利、西班牙和爱琴海诸岛的目标。16世纪20年代，他像在海上航行的罗宾逊一样，劫持欧洲的粮船，向遭受干旱、物资短缺的阿尔及利亚沿海居民派发粮食。他的船只将摩里斯科人从西班牙救出，将他们带回他控制的城镇定居，并让他们加入他同西班牙的战斗。

然而，海伊尔丁和他的部下最出名的是他们对西班牙船只的攻击。他们击沉桨帆船，释放穆斯林奴隶，缴获数十艘敌舰。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沿海地区，“巴巴罗萨”这一名字引起了人们的恐惧，这是有理有据的。海伊尔丁的部下俘虏的基督徒达数千人，他们将其中的贵族扣下以赚取高额赎金，将平民卖为奴隶。这给穆斯林海盗们带来了一种浪漫的正义感：他们中的很多人以前曾被西班牙人俘虏，并被卖为桨帆船上的奴隶。

西班牙海军需要一名海军上将来与海伊尔丁对垒。1528年，皇帝查尔斯五世（Charles V）雇佣著名将领安德烈亚·多里亚（Andrea Doria，1466—1560），让他率军与海伊尔丁交战。多里亚是热那亚人，他养着一支舰队为欧洲的君主们提供租用服务。由此看来，他同海伊尔丁一样是一名海盗。

多里亚是一位伟大的海军上将，但海伊尔丁更伟大。在他们18年的地中海对决中，多里亚很少能胜过他的奥斯曼对手。他们在1530年的第一次相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529年，经过短暂的围困，海伊尔丁的军队攻占了阿尔及尔湾的西班牙要塞。西班牙的战俘沦为奴隶，被驱使去拆除堡垒，而堡垒的石头被用来建造防波堤，以保护阿尔及尔港。失去战略要塞的查尔斯五世暴跳如雷，紧急召集了一个国务会议。安德烈亚·多里亚建议袭击阿尔及尔西侧的歇尔谢尔港。1530年，多里亚的军队在歇尔谢尔附近登陆，释放了数百名基督徒奴隶，但却遭到居住在这个城镇中的摩里斯科人的顽强抵抗，他们正急切地渴望同西班牙人一战。海伊尔丁派遣了一支救援部队。为避免同更庞大的奥斯曼舰队交战，多里亚撤回了他的战船，将西班牙士兵遗弃在歇尔谢尔。坚持抵抗的西班牙士兵被杀，投降者则沦为奴隶。海伊尔丁羞辱了西班牙人两次，从而稳固了他在阿尔及尔的地位。

这名巴巴罗萨也提升了他在素丹眼中的地位。1532年，他受邀赴伊斯坦布尔会见苏莱曼大帝。他带着一支由44艘战船组成的舰队出发，一路上蹂躏了热那亚和西西里的沿海地区，夺取、劫掠并焚毁了18艘基督教船只。最后，他抵达伊斯坦布尔，素丹邀请他到皇宫觐见。他被引领到素丹面前，跪下亲吻地面，等待他君主的命令。苏莱曼命令他的海军上将起身，封他为奥斯曼海军的统帅，或称卡普丹帕夏（Kapudan Pasha），及海洋诸省的总督。在伊斯坦布尔逗留期间，海伊尔丁居住在皇宫内，定期同素丹会面，讨论海军战略。作为宠爱重臣的最高象征，苏莱曼在一次宫廷庆典上将一枚金质勋章钉在海伊尔丁的缠头上，以表达对这位卡普丹帕夏的感激，感谢他为奥斯曼帝国拓展北非疆土、打败敌对的西班牙。24

从伊斯坦布尔回来后，海伊尔丁开始筹划他的下一次重大战役：征服突尼斯。他组建了一支近1万人的远征军，于1534年8月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突尼斯。奥斯曼人控制了从突尼斯到阿尔及尔的北非沿海地区，查尔斯五世在西地中海的海上霸权摇摇欲坠。安德烈亚·多里亚建议西班牙皇帝将海盗们从突尼斯逐走。查尔斯同意了，并亲自随舰队出征。他写道：“桨帆船、盖伦帆船、克拉克帆船、小帆船、轮船、双轨船以及其他舰船”组成的庞大舰队，载着由约2.4万名士兵和1.5万匹马组成的西班牙、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军队驶向突尼斯。“出发时我们［请求］造物主的帮助和指引……在神的佑助和恩惠下，我们将给巴巴罗萨以看上去最有效、最致命的打击。”25

当这支庞大的无敌舰队接近突尼斯时，海伊尔丁心知自己无法抵抗，便撤回了他的部队。突尼斯落入西班牙军队手中。查尔斯五世在他寄回国内的信中称，西班牙军队释放了2万名基督徒奴隶。阿拉伯历史记录称，西班牙人在洗劫突尼斯的过程中杀害了至少同样多的当地居民。从战略上讲，征服突尼斯让西班牙人牢牢掌控了通往西地中海的门户西西里海峡。仅存的穆斯林据点就是阿尔及尔了。

1541年，西班牙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围攻，试图攻占阿尔及尔并一劳永逸地击败海伊尔丁。一支由65艘桨帆船和400多艘运输船组成的舰队，载着3.6万名士兵和围城器械，于10月中旬启航。阿尔及利亚编年史家赛义德·穆拉德（Sayyid Murad）写道：“这支舰队覆盖了整个海面，但我无法数清所有的舰船，因为它们数量太庞大了。”为了对抗西班牙人，巴巴里海盗集结了1500名奥斯曼禁卫军、6000名摩里斯科人和数百名非正规军。面对一支人数超过自己军队3倍还不止的入侵部队，海伊尔丁看起来处于绝境之中。他的一位将领试图提振军队的士气，说道：“基督徒的舰队确实是巨大的……但别忘了安拉会在穆斯林抗击他们宗教的敌人时给予帮助。”26他的话在那位本地编年史家看来，是具有预言性的。

在西班牙入侵前夕，天气突变，狂风把西班牙的舰船吹上了岩石海岸。那些安全到达岸边的士兵被暴雨淋得湿透，火药也被水浸湿了。在这种情况下，守卫者的剑和箭被证明是更有效的武器。在150艘舰船失踪和1.2万人被杀或被俘的情况下，浑身湿透、士气低落的西班牙人被迫撤退。巴巴里海盗取得了对西班牙人的决定性胜利，并且一劳永逸地巩固了他们在北非的地位。这是海伊尔丁最伟大的胜利，这之后阿尔及尔每年都会举行庆祝活动，直至奥斯曼统治结束。

5年后的1546年，海伊尔丁·巴巴罗萨逝世，享年80岁。他成功确保了奥斯曼帝国对北非沿海地区的控制（尽管对的黎波里和突尼斯的最终征服是由他的继任者在16世纪稍晚时期完成的）。奥斯曼帝国对北非的统治不同于其他阿拉伯领土，更多地体现了这块土地的海盗传统。在海伊尔丁死后的几十年里，伊斯坦布尔任命的总督、奥斯曼舰队上将和奥斯曼禁卫军首领之间相互制衡。在17世纪，在阿尔及尔定居并成为永久居民的禁卫军首领成为阿尔及尔的总督，并通过政务委员会（或称“迪万”，diwan）进行统治。1671年，权力再次发生转移。舰队上将任命一名当地统治者，称号“德伊”（dey），取代禁卫军首领进行统治。在一段时期内，伊斯坦布尔继续任命帕夏，即总督，但帕夏的权力是象征性的，德伊握有实权。1710年开始，德伊也担任帕夏的职务，伊斯坦布尔对北非的控制也越来越弱，德伊们享有完全的自治权，作为回报，他们每年仅向帝国中央政府缴纳一小笔贡金。

奥斯曼帝国和西班牙在西地中海的争夺结束后很久，奥斯曼中央政府依然非常满意阿尔及尔的德伊们代其统治北非沿海地区。巴巴里海盗控制的沿海地区因距离伊斯坦布尔太远而无法被直接管理，也因人口稀少而无法负担更为复杂的治理体系的开销，因此，该地区成为奥斯曼人选择与当地精英合作统治的阿拉伯行省中的典型。这使得奥斯曼帝国能够在帝国国库几无损失的情况下，对具有战略价值的穆斯林地区宣示主权，并获得少量收入。这一安排也符合阿尔及尔德伊们的利益，使他们在同地中海地区海上强国的交往中，既享有奥斯曼人的保护，又享有高度自治。这一让德伊们和奥斯曼人同时受益的安排一直持续到19世纪——至此，两者都无力抵抗欧洲殖民北非新纪元的开启。

东地中海地区形成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自治制度。长期以来，黎巴嫩山区为逃避受迫害的非正统宗教社团提供庇护。其中两个社团——马龙派和德鲁兹派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统治系统。虽然黎巴嫩高地(以黎巴嫩山著称)与大叙利亚其他地区一样，于1516年“冷酷者”塞利姆征服时期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范围，但帝国的中央政府倾向于让当地居民在自己的山寨中自治。

7世纪末，马龙派为逃避当时拜占庭帝国中敌对基督教派的迫害，到黎巴嫩北部山区寻求庇护。他们是中世纪十字军的支持者，此后与梵蒂冈关系密切。1584年，罗马开设了一所马龙派学院，向最有天赋的年轻马龙派教徒传授神学，这巩固了马龙派教徒与罗马天主教会之间的联系。

德鲁兹派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1世纪的开罗，当时一群持有异见的什叶派穆斯林因遭受迫害而逃离埃及。在孤立的黎巴嫩南部山区，他们的信仰发展出一种独特而高度神秘的新形式。德鲁兹派既是一个宗教团体，也是一个政治团体。在马龙派基督徒的充分参与下，德鲁兹人开始掌控黎巴嫩山的政治秩序。德鲁兹埃米尔，也即德鲁兹王，统治着一个等级森严的德鲁兹和基督教世袭贵族体系，其中每一个世袭贵族都属于黎巴嫩山的某一特定地区。

当奥斯曼帝国将黎巴嫩山纳入统治范围时，奥斯曼素丹们选择保留该地区特定的封建秩序，仅要求德鲁兹王承认素丹的权威，每年向他纳贡。因为德鲁兹人内部分化严重，不足以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构成威胁，所以这种模式运作良好。但随着埃米尔法赫尔丁二世（Amir Fakhr al-Din Ⅱ）的崛起，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

黎巴嫩山之王法赫尔丁二世（约1572—1635）像是马基雅维利书中的一个人物。他的统治方式不同于奥斯曼帝国的其他统治者，更接近于恺撒·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法赫尔丁将暴力与狡诈相结合，扩大他控制的领土，并持续掌权数十年。他甚至任命他自己的御用历史学家为后人记载下他执政期间的丰功伟绩。27

1591年，法赫尔丁在父亲被敌对的赛义法（Sayfa）家族暗杀后开始掌权。赛义法家族是一个库尔德家族，基于沿海城市的黎波里（不要与同名的利比亚城市混淆）统治黎巴嫩北部。在随后的30年内，德鲁兹王法赫尔丁为两重动机所驱使，一是向赛义法家族复仇，二是扩张他自己家族的统治范围。同时，法赫尔丁同奥斯曼人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按时足额缴纳他的领地所承担的税款。他前往大马士革，大方地向总督穆拉德帕夏（Murad Pasha）赠送礼物和金钱，后者后来被提升为伊斯坦布尔的大维齐尔。借助这些往来关系，法赫尔丁成功地将他的统治区域扩展到了南部港口城市赛达、贝鲁特城和沿海平原、黎巴嫩山北部地区和东部的贝卡谷地。到1607年，这位德鲁兹王已经牢牢控制了现代黎巴嫩国的大部分领土以及巴勒斯坦北部的部分地区。28

随着他所统治的这个小国家的发展壮大，法赫尔丁的麻烦也越来越多。他所控制的领土已经远远超出了自治的黎巴嫩山，进入了完全由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地区。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张引发了伊斯坦布尔的政界和法赫尔丁本地竞争对手的忧虑。为保护自己免受奥斯曼帝国的阴谋之害，这位马基雅维利式的德鲁兹王于1608年同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签订了联盟条约。美第奇家族给法赫尔丁提供枪支并协助他建造防御工事，以换取在竞争激烈的黎凡特贸易中的特权地位。

法赫尔丁同托斯卡纳缔盟的消息让人恐慌不安。在随后的几年内，黎巴嫩和托斯卡纳关系的深化让奥斯曼人越发忧心忡忡。当法赫尔丁的朋友穆拉德帕夏的大维齐尔之位被敌对的纳苏哈帕夏（Nasuh Pasha）取代时，法赫尔丁在伊斯坦布尔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1613年，素丹决定采取行动，派一支军队去推翻法赫尔丁并除掉他的德鲁兹小国。奥斯曼海军舰船被派去封锁黎巴嫩港口，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这位德鲁兹王逃跑，另一方面也是为阻止托斯卡纳的船只前来协助。法赫尔丁巧妙地避开了攻击者，用贿赂的方式绕过了奥斯曼舰船。法赫尔丁雇用了两艘法国的盖伦帆船和一艘佛兰德船，在一名顾问和一些侍从的陪同下，去往托斯卡纳。29

从赛达到里窝那，法赫尔丁航行了53天，终于到达了托斯卡纳的领土。他5年的流亡经历代表了一个罕见的历史时刻。在那时，阿拉伯和欧洲的君王们平等会面并且带着敬意看待彼此的风俗习惯。法赫尔丁和他的侍从们目睹了美第奇宫廷的运转、文艺复兴时期的技术状况以及当地人各式各样的风俗习惯。德鲁兹王被亲眼看到的一切迷住了，从普通佛罗伦萨人的日常家居用品到美第奇家族杰出的艺术收藏，包括奥斯曼帝国杰出人物的画像。他参观了佛罗伦萨大教堂，登上了乔托钟楼，爬上了布鲁内列斯基（Brunelleschi）设计的著名穹顶。后者是前一个世纪建成的，是当时最伟大的建筑成就之一。30然而，尽管法赫尔丁在佛罗伦萨目睹了许多奇迹，但他却从未怀疑过他自己国家文化的优越性，也从未怀疑过奥斯曼帝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1618年，法赫尔丁回到了他的故土。他审慎地选择了回归的时机：奥斯曼人又一次同波斯人交战，对他的回归视而不见。在法赫尔丁离开的5年内，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奥斯曼当局将他家族的统治范围压缩至黎巴嫩山南半部舒夫的德鲁兹区，德鲁兹社团分裂成多个敌对派别，这将确保不会有某个家族获得法赫尔丁曾享有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

很快，法赫尔丁就挫败了奥斯曼中央政府和地区竞争对手的计划。从他回归的那一刻起，这位德鲁兹王就重建了他对黎巴嫩山人民和领土的权威，旨在重建他的个人帝国，从北部的拉塔基亚港向南覆盖整个黎巴嫩高地，直到巴勒斯坦并越过约旦河。在过去，法赫尔丁通过获得奥斯曼当局的许可来确保他的所得。而这一次，他在统治疆域上的拓展对奥斯曼中央政府构成了直接挑战。他相信他的战士能够击败奥斯曼人可能部署的任何军队。在随后的5年中，法赫尔丁在对抗奥斯曼当局方面变得越来越大胆。

1623年11月，法赫尔丁的军队在昂杰尔之战中击败了来自大马士革的奥斯曼军队，俘虏了大马士革总督穆斯塔法帕夏（Mustafa Pasha）。至此，法赫尔丁的权力达到顶峰。31德鲁兹军队带着他们的囚徒大马士革总督沿着贝卡谷地追击敌人直到巴勒贝克。在军队包围巴勒贝克时，法赫尔丁接待了一个来自大马士革的要人代表团，他们就释放他们的总督前来谈判。在之后的12天内，这位德鲁兹埃米尔一直拖着谈判的进程，直到确保他的每一个领土目标都实现，才释放他的囚徒。

1629年，奥斯曼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战争结束，伊斯坦布尔再次将注意力转向黎巴嫩山叛逆的德鲁兹王，此时他已将他控制下的疆域向东延伸入叙利亚沙漠，向北延伸到安纳托利亚。1631年，法赫尔丁做出了一次傲慢的举动，拒绝一支奥斯曼军队在“他的”领土上过冬。从那时起，奥斯曼人下定决心要除去这名不顺从的封臣。

年迈的法赫尔丁也面临着来自其他群体的挑战——贝都因部落、他的宿敌的黎波里的赛义法家族以及同他竞争的德鲁兹家族。在素丹穆拉德四世（Murad IV）强有力的领导下，奥斯曼人抓住了法赫尔丁日益被孤立的时机，于1633年从大马士革派遣了一支部队去推翻这位德鲁兹领袖。也许法赫尔丁的支持者在多年不断的战斗后已疲惫不堪，又或许他们正在对他的判断力失去信心，因为他越来越肆无忌惮地违逆伊斯坦布尔的命令。当奥斯曼军队逼近时，德鲁兹的战士们拒绝了他们领袖的战斗号召，让他和他的儿子们自己去对抗奥斯曼军队。

逃亡的德鲁兹王躲在德鲁兹腹地深处舒夫的山洞里。奥斯曼将领们一路追踪，进入高地，点起火用烟把他从藏身之处逼了出来。法赫尔丁和他的儿子们被抓获，并被带到伊斯坦布尔，于1635年处决。这终结了一份非凡的事业，也消除了阿拉伯世界对奥斯曼统治的重大威胁。

在清除了法赫尔丁后，奥斯曼人乐于恢复黎巴嫩山的本地政治制度。为占据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设计的政府体系不适合当地多样化的基督徒和德鲁兹人口，但只要当地统治者愿意进入奥斯曼的体系，帝国中央政府非常愿意接受各阿拉伯行省的多样性。黎巴嫩的封建秩序将一直持续到19世纪，其间没有再给伊斯坦布尔带来麻烦。

塞利姆二世完成征服后的一个世纪里，埃及发展出了一个独特的政治秩序。虽然他们的统治王朝已经被摧毁，但马木鲁克人作为一个军事阶层幸存，仍然是奥斯曼时期埃及统治精英的核心。他们保全了家族，继续引入征召来的年轻奴隶来更新他们的军队，维护他们的军事传统。由于无法根除马木鲁克人，奥斯曼人别无选择，只能把他们纳入埃及的行政机构。

早在17世纪，马木鲁克贝伊们就开始在奥斯曼治下的埃及担任主要行政职位。马木鲁克人被赋予财政权和对每年前往麦加的朝觐队伍的管理权。他们被任命为阿拉伯半岛希贾兹行省的总督，实际垄断行省的行政事务。这些职位带来了声望，更重要的是，这些职位的获得者得以控制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17世纪，马木鲁克贝伊们还占据了埃及的一些最高军事职位，这让他们同从伊斯坦布尔派来的奥斯曼总督和军官形成了直接竞争的局面。奥斯曼中央政府忙于应对帝国欧洲边境更为紧迫的威胁，对于埃及这个富饶的行省，它更关心的是维持秩序、确保经常性税收制度正常运转，而不是如何调整奥斯曼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与马木鲁克人之间的权力平衡。在埃及变幻莫测的政治环境中，总督们只能自行应对。

马木鲁克大家族之间的对抗导致了激烈的派系斗争。对奥斯曼人和马木鲁克人来说，开罗的政治变得变幻莫测。17世纪形成的两个主要派别是法卡里派（Faqari）和卡西米派（Qasimi）。法卡里派与奥斯曼骑兵联系紧密，他们以白色为标志，以石榴为象征。卡西米派同埃及本土军队联系紧密，他们以红色为标志，并以圆盘为象征。每个派别都有自己的贝都因盟友。这些派别的起源只留存于传说中，但可以明确的是，到17世纪末，派别分化已经完全形成。

奥斯曼的总督们试图操纵派系对抗来压制马木鲁克人。这给处于不利地位的马木鲁克派别以推翻奥斯曼总督的切实动机。在编年史家艾哈迈德·凯特胡德·德木尔德什（Ahmad Katkhuda al-Damurdashi，他自己是一名马木鲁克军官）的编年史所覆盖的1688—1755年期间，不同的马木鲁克派别成功罢免了埃及34位奥斯曼总督中的8位。

马木鲁克人拥有比奥斯曼总督更大的权势，这一点在1729年派系斗争的阴谋中显露无遗。法卡里派的首领宰因·法卡尔（Zayn al-Faqar）召集一群军官，计划对敌对的卡西米派发动一场军事行动。宰因·法卡尔对他的手下说：“我们会要求总督给这次征战提供500袋钱，如果他同意，他可以继续担任总督；如果他不同意，我们会罢免他。”法卡里派派代表团去见奥斯曼总督，后者拒绝支付用于攻击卡西米派的军事行动开销。宰因·法卡尔暴跳如雷，他对随从说：“我们不会接受皮条客做我们的总督。走！我们去把他罢免了。”法卡里派未经任何授权，自作主张做了决定。他们仅仅给伊斯坦布尔去了一封信，通知帝国中央政府奥斯曼总督已被罢免，并已任命一名代理总督代行总督职权。随后，这一派马木鲁克人用武力强迫他们任命的代理总督用苏伊士港海关的收入作为攻击卡西米派军事行动的经费。这笔支出以防御开罗的名义被合理化。32

马木鲁克人对他们的竞争对手使用了非同寻常的暴力。卡西米派非常清楚地知道，法卡里派正在准备一场大规模对抗以占得先机。1730年，卡西米派派了一名刺客去刺杀敌对派别的首领宰因·法卡尔。这名刺客是法卡里派的叛徒，曾因与法卡里派发生冲突而转投卡西米派。这次，他乔装成一名警察，假装逮捕了一个宰因·法卡尔的敌人。“把他带到这儿来。”宰因·法卡尔下令，想要面对面见见他的敌人。“他来了。”刺客回答道，然后用手枪射中了宰因·法卡尔的心脏，后者立刻毙命。33随后，刺客和他的同谋冲出法卡里派首领的家逃脱，沿途打死了几个人。这是一场大规模血仇的开端。

法卡里派任命穆罕默德·卡塔米什贝伊（Muhammad Bey Qatamish）为他们的新首领。穆罕默德贝伊已晋升到马木鲁克的最高级别，获得了“城市首领”的头衔。作为对宰因·法卡尔遭暗杀的回应，穆罕默德贝伊下令消灭所有同卡西米派有关联的马木鲁克人。“你们当中有卡西米派的间谍。”穆罕默德贝伊指着他侍从中一个不走运的人警告说。在这名男子有机会为自己辩护之前，穆罕默德贝伊的军官们将他拖到桌子底下，砍掉了他的头。这是为宰因·法卡尔之死复仇的行动中杀害的第一人。在1730年的屠戮结束之前，还会有更多的人被杀。

穆罕默德贝伊向宰因·法卡尔任命的代理总督求助，声称参与谋杀法卡里派首领的有373人，并获得了处决他们的授权。对他而言，这是授权清除卡西米派。德木尔德什记载：“穆罕默德·卡塔米什贝伊屠戮了整个卡西米派，除了那些……逃到乡村的人。他甚至把还未到青春期的马木鲁克少年从他们的居所带走，送到尼罗河中的一个小岛上集体杀戮，并把尸体投入河中。”穆罕默德贝伊消灭了所有卡西米派的家族，发誓再也不让该派在开罗立足。34

事实证明，消灭卡西米派要比穆罕默德贝伊设想的困难得多。1736年，卡西米派回归，同法卡里派算旧账。他们得到了奥斯曼总督白基尔帕夏（Bakir Pasha）的协助。白基尔帕夏之前就担任过埃及总督，但被法卡里派罢免，不得不提前结束任期。他自然是卡西米派的盟友。白基尔帕夏邀请穆罕默德贝伊和法卡里派的其他重要的马木鲁克人赴会，一群卡西米派人带着手枪和剑埋伏在会场。穆罕默德贝伊一到，卡西米派人就现身，击中了这名法卡里派首领的胃部，并屠杀了他的将领们。总之，他们杀害了开罗10位最有权势的人，并将他们的头颅堆在城里一座主要清真寺里示众。35综合各种记录，这是奥斯曼埃及历史上最严重的屠杀之一。36

多年的派系斗争使法卡里派和卡西米派都无力维持在开罗的领导地位。这两个敌对的派别被一个叫作卡兹杜厄里（Qazdughli）的马木鲁克家族推翻，在18世纪余下的时间内，该家族一直掌控奥斯曼埃及。随着该家族的崛起，极端的派系暴力冲突减少了，给这个饱受冲突蹂躏的城市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和平。就奥斯曼人而言，他们从未全面掌控富裕但不守规矩的埃及行省。奥斯曼埃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直到“冷酷者”塞利姆征服马木鲁克埃及数个世纪后，各马木鲁克家族依然拥有比伊斯坦布尔任命的总督更大的政治权力。在埃及，就像在黎巴嫩和阿尔及利亚一样，奥斯曼的统治适应了当地政治。

在征服马木鲁克帝国两个世纪之后，奥斯曼人成功地将他们的帝国从北非扩展到了阿拉伯半岛南部。整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许多情况下，奥斯曼人不愿或无法在各阿拉伯行省建立标准化的政府，而选择与本地精英合作统治。各阿拉伯行省同伊斯坦布尔的关系可能差异很大，各省的行政架构也千差万别，但它们毫无疑问都是同一个帝国的组成部分。这种多样性对当时多民族和多教派的帝国来说是很常见的，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也是如此。

18世纪中叶前，奥斯曼人对这一多样性的掌控多多少少是成功的。他们面临过挑战，特别是来自黎巴嫩山和埃及的挑战，但他们使用多种策略，成功地确立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确保没有任何地方领袖对帝国的中心地位构成持久威胁。然而，18世纪后半叶，该中心与处于边缘地位的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动态关系发生了变化。新的地方领袖崛起，他们开始整合军力，寻求自治，公然违抗奥斯曼帝国的制度。他们往往同帝国在欧洲的敌对势力合作。这些新兴的地方领袖对奥斯曼政权构成了实质性挑战，将在19世纪危及帝国的生存。

1. 沙(Shah)，君主称号，源自波斯语，被借入奥斯曼土耳其语。——译者注

第二章　阿拉伯人挑战奥斯曼统治

理发师知道城里发生的一切，因为他每天都在同各行各业的人交谈。从理发师艾哈迈德·布戴伊里（Ahmad al-Budayri）日记的记载来看，他非常健谈，且对18世纪中叶大马士革的政治和社会了如指掌。他日记中所涉及的话题都是各地理发店交谈中常见的话题，包括本地的政治、高昂的生活成本、天气以及人们对世风日下的抱怨。

除了他日记所载的内容，我们对大马士革理发师布戴伊里的生活知之甚少。他太卑微了，不足以被列入当时的人物传记，也即奥斯曼时期的名人录。他的日记因此更加引人注目。对18世纪的商人而言，有读写能力本不常见，更不用说用文字记录下他们的想法了。他很少谈论自己，更愿意写别人的事。我们不知道他何时出生、何时离世，但很明显，他写作这部从1741年持续到1762年的日记时是一个成年人。布戴伊里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属于一个神秘的苏非教团。他已婚，有孩子，但没有提过他的家庭生活。他为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提到将他引入行的老师时充满敬佩，也回忆了那些他给理过发的杰出人士。

这名大马士革的理发师是奥斯曼帝国忠诚的臣民。1754年，他写道，大马士革人得知素丹马哈穆德一世（Mahmud I，1730—1754年在位）离世，震惊不已。他也记录了已故素丹之子奥斯曼三世（Osman III，1754—1757年在位）登基时公众的庆祝活动。当时的大马士革“装点得比公众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漂亮”。他祈祷道：“愿真主保佑这个奥斯曼国家直到时间的尽头。阿敏(1)!”1

理发师为奥斯曼国家的延续而祈祷，理由充分。根据奥斯曼人的治国理念，好的统治是四个相互依赖的要素之间的微妙平衡，这一平衡可被理解为一个“公正的循环”（circle of equity）。首先，国家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来行使其权力。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需要巨大的财富，而税收是国家唯一的常规财富来源。为了征税，国家必须促进国民生活的繁荣。为了国民生活的繁荣，国家必须维护法律的公正，这就回到了国家的责任上来，从而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当时大多数奥斯曼政治分析者在解释政治混乱时往往会归咎于对上述四要素中某一要素的忽视。从布戴伊里所见证的18世纪中叶大马士革的状况来看，他确信奥斯曼帝国已陷入严重的困境。官员腐败，军纪松弛，物价高涨，政府权威的衰退损害了公共道德。

可以说，问题的根源在大马士革的总督们。在布戴伊里生活的时代，大马士革并没有按照帝国惯例由伊斯坦布尔任命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替素丹统治，而是由一个本地贵族王朝统治。执政的阿兹姆家族在17世纪通过敛聚叙利亚中部城镇哈马周围的大量耕地而发家致富。后来，他们到大马士革定居，成为城中财富与权势的拥有者。1724—1783年，5名阿兹姆家族成员统治过大马士革，共统治了45年。同时，还有几名阿兹姆家族成员受命统治赛达、的黎波里和阿勒颇等行省。综合来看，统治叙利亚各省的是18世纪各阿拉伯行省涌现的地方领导力量中一个较为显赫的代表。

今天，我们可能会认为，相较于奥斯曼官僚，阿拉伯人更愿意接受同胞的统治。然而，18世纪的奥斯曼官僚依然是素丹的仆人，理论上完全忠于帝国，行使统治职权时不带私利。相比之下，阿兹姆家族的统治者们明显考虑个人和家庭利益，身居高位时，他们借机敛财并建设自己的王朝，这一切都以奥斯曼帝国的利益为代价。“公正的循环”被打破，诸事开始崩坏。

布戴伊里详细讨论了阿兹姆统治大马士革的长处和短处。他日记所覆盖的时段，大部分是艾斯阿德·阿兹姆帕夏（Asʻad Pasha al-Azm）统治时期。他在位14年（1743—1757），是奥斯曼时期所有大马士革总督中任期最长的。这名理发师对艾斯阿德帕夏极尽溢美之词，但也提出了不少批评。他谴责阿兹姆家族的总督们掠夺大马士革的财富，并认为他们应对军队的混乱和公德的崩坏负责。

在阿兹姆家族的统治下，军队已经从一支维护法律和秩序的纪律严明的部队，堕落为一群目无法纪的乌合之众。大马士革的禁卫军分为两个群体——伊斯坦布尔派遣的帝国部队（kapikullari）和大马士革本地的禁卫军（yerliyye）。此外，还有一些库尔德人、土库曼人和北非人组成的非正规部队。不同的军团经常发生冲突，给城市的和平带来了严峻挑战。1756年，在帝国禁卫军和大马士革本地禁卫军的冲突中，阿玛拉区的居民因支持前者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了报复，后者将整个阿玛拉区的住宅和商店付之一炬。2布戴伊里记录了多件士兵袭击甚至杀害大马士革居民而完全不受惩罚的事件。在极度焦虑时期，市民的反应是锁闭店铺，把自己关在家里，这让城市的经济生活陷入停顿。这位理发师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安全部队”对普通大马士革居民生命和财产构成的威胁。

布戴伊里还认为，阿兹姆家族应对大马士革长期居高不下的食品价格负责。他声称，他们不仅没有监管市场、确保定价的公平，而且阿兹姆家族的总督们实际上还滥用职权来囤积粮食，人为制造粮食短缺以最大化个人利益。有一次，大饼价格下跌，艾斯阿德帕夏派他的仆从向饼铺施压，要求他们提高价格以保护小麦市场，而小麦市场是他家族财富的来源。3

在日记中，布戴伊里愤怒谴责阿兹姆家族总督聚敛财富，而大马士革的普通百姓却在挨饿。艾斯阿德帕夏在大马士革中心建的宫殿，是他滥用权力的体现，这座宫殿如今依然矗立城中。该项目用上了城里所有的建筑材料和所有训练有素的石匠与工匠，推高了普通大马士革人所需承担的建造成本。艾斯阿德帕夏命令宫殿的建造者们从城里的老房子和老建筑中剥去珍贵的建筑材料，不顾房屋主人的利益和房屋的历史价值。这个项目是艾斯阿德帕夏贪婪的明证。布戴伊里提到，艾斯阿德帕夏在宫殿的“地板下、水井中、天花板上、蓄水池中，甚至厕所里”，为他巨大的个人财富建了无数藏匿处。4

布戴伊里认为，军纪的崩坏，加上阿兹姆家族总督的贪婪，已导致公共道德的严重恶化。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获得合法性，是因为它有能力推广伊斯兰价值观，且维持必要的机构，让臣民在逊尼派伊斯兰准则下生活。公共道德的崩坏因而成为国家权威崩塌的显著标志。

在布戴伊里看来，城市里娼妓横行最能说明城市公共道德水准的下滑。大马士革是一个保守的城市，良家女子遮住头发，穿着端庄，很少有机会与自己家庭之外的男性交往。大马士革的妓女们丝毫不遵循这些规矩。这名理发师经常抱怨醉酒的妓女，与同样醉酒的士兵作乐狂欢，裸露着面庞和头发，大步穿行于大马士革的街道和市场。大马士革的总督几次试图禁止卖淫活动，但都没有效果。在城中驻军的鼓动下，妓女们拒绝服从命令。

大马士革的老百姓似乎开始接受，甚至欣赏城里的妓女。18世纪40年代，一位名叫赛勒姆恩的年轻、美丽的女子完完全全地吸引了大马士革人，她的名字在当地的俚语中成了时尚和美丽的代名词。特别时髦的裙子会被称作“赛勒姆恩裙”，新奇的珠宝会被叫作“赛勒姆恩饰品”。

赛勒姆恩是一个藐视权威的鲁莽的年轻女子。她的行径让人联想起比才的卡门。1744年的一个下午，赛勒姆恩在大马士革城中心与一位法官相遇。她喝醉了，还带着刀。法官的侍从朝她喊叫，要求她让道。赛勒姆恩嘲笑他们，挥刀向法官冲去，法官的手下竟然几乎无法控制住她。法官让当局逮捕了她，当局以暴行为由处决了她。随后，一名城市传令官被派往大马士革街头，传令杀死所有妓女。许多妇女逃走了，另一些则躲藏了起来。5

事实证明，禁令是短暂的，大马士革的妓女们很快又回到了街头，抛头露面，无拘无束。1748年，理发师写道：“在那些日子里，腐败加剧，真主的奴仆们遭受迫害，妓女数量激增，日日夜夜都充斥着市场。”他描述了为纪念当地一位圣人而举行的妓女游行，大马士革民众看上去对这种亵渎宗教价值观的活动坦然接受，这让他倍感愤怒。一个妓女爱上了一个生病的年轻土耳其士兵。她发誓，如果她的情人恢复健康，她将进行一次祈祷，向圣人表示敬意。士兵康复后，她履行了她的誓言：

她和同她一样罪孽深重的姑娘们一起，排成一种队列行进。她们手捧蜡烛和香炉穿过集市。这群女子唱着歌，敲着鼓，不遮面纱，长发披肩。人们看着她们却并未反对。只有正直的人们在高声呼喊：“真主至大！”6

这次游行结束后不久，市政府再次试图禁止卖淫。城中各区的负责人被告知要举报任何可疑的人，并派城市传令官去敦促妇女正确佩戴面纱。然而，在这些新令发布后的几天里，理发师称：“我们看到这些女子又在街巷和市场里行走，她们的行为举止依然如故。”到这时，总督艾斯阿德·阿兹姆帕夏决定不再试图驱逐这些厚颜无耻的妓女，转而向她们征税。

阿兹姆家族的总督们滥用职权，牺牲人民的利益来致富，但他们不能遏制邪恶，也不能控制名义上由他们指挥的士兵。大马士革的理发师深感沮丧。一个由这样的人统治的国家能够长久吗？

到18世纪中叶，奥斯曼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

从表面上看，奥斯曼帝国成功地将阿拉伯世界纳入了他们的帝国。奥斯曼人用了两个世纪，将统治范围从阿拉伯半岛最南端延伸到非洲西北部摩洛哥的边境。阿拉伯人普遍接受奥斯曼素丹为他们的合法君主。每周五，他们都以素丹的名义礼拜，为素丹的战争贡献士兵，还向素丹的代理人交税。绝大多数的阿拉伯臣民，如那些在农村耕种土地的人，以及那些居住在城市中的手工业者与商人，都接受了奥斯曼人的社会契约。他们所期望的回报是他们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对伊斯兰价值观的维护。

然而，一个重要的变化正在阿拉伯世界发生。在奥斯曼帝国最初的几个世纪中，阿拉伯人，作为自由民出生的穆斯林，被排除在高级职位之外，这些职位，是留给那些通过“男孩征募”招来的奴隶精英们的。但是，到18世纪中叶，地方的显贵们升入了行省行政体系的最高级，并被授予了“帕夏”称号。大马士革阿兹姆家族的崛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埃及经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山到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半岛，都是如此。在阿拉伯世界，地方领袖崛起，伊斯坦布尔的影响下降，因为更多的税收被用于地方军队和地方长官的建设工程。这一现象在许多阿拉伯行省蔓延，从而带来一种累积效应，对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因为在18世纪下半叶，地方领袖的快速壮大使得多个阿拉伯行省开始反抗伊斯坦布尔的统治。

各阿拉伯行省地方领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从马木鲁克家族族长到部落领袖再到城市显贵。驱使他们的是勃勃的雄心，而不是对奥斯曼人某一具体做事方式的不满。他们拥有共同类型的财富：他们毫无例外都是大地主，利用奥斯曼土地政策的变化获得了大量地产；他们终生拥有这些地产，在某些情况下还把这些地产传给了他们的子女。他们把自己地产上的收益从政府的金库转移出来，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建造豪华的宫殿，并维持自己的军队来加强权势。伊斯坦布尔的损失转化成各阿拉伯行省地方经济的真正收益，地方领袖得以将庇护网络扩展至工匠和民兵，以进一步加强自身的权力。

这样的地方领袖并不是各阿拉伯行省独有的，巴尔干半岛和土耳其安纳托利亚也出现了类似的地方领袖，但对伊斯坦布尔来说，阿拉伯世界并不是最核心的，无论我们如何去理解“核心”所指。相较于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奥斯曼人更少依靠各阿拉伯行省的收入和军队。此外，阿拉伯世界离伊斯坦布尔更远，中央政府不愿动用军队和资源镇压小规模叛乱。伊斯坦布尔更关心的是来自维也纳和莫斯科的挑战，而不是大马士革和开罗的地方领袖带来的麻烦。

一直到18世纪，欧洲邻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威胁都要比各阿拉伯行省可能形成的威胁大得多。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抵御着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征服。1683年，奥斯曼人兵临维也纳城门。1699年，奥地利人击败奥斯曼人，并通过《卡洛维茨条约》（Treaty of Karlowitz）获得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和波兰部分地区，这是奥斯曼人遭受的第一次领土损失。俄罗斯彼得大帝在黑海和高加索地区向奥斯曼人施压。与这种重大程度的威胁相比，巴格达或大马士革的地方领袖们根本不值得考虑。

奥斯曼被欧洲军队击败，让帝国范围内的地方挑战者更加大胆。随着地方领袖势力的日益壮大，被派往各阿拉伯行省的奥斯曼官员逐渐失去了阿拉伯臣民的尊重和服从。政府官员也失去了对素丹驻军的控制，后者变得无法无天，并与地方军队和地方领袖的民兵发生冲突。军中的违逆进而损害了伊斯兰法官和学者的权威，他们传统上是公共秩序的守护者。在奥斯曼人治理无效的地方，人们越来越多地寻求地方领袖来保障他们的安全。在巴士拉，一名当地的基督教商人写道：“人们敬畏阿拉伯人的首领而非奥斯曼人。”7

一个国家一旦失去臣民尊重就有麻烦了。编年史家阿卜杜·拉赫曼·哲拜尔提在分析18世纪奥斯曼帝国对埃及马木鲁克人的统治缘何崩溃时说：“如果这个时代可以在瓶子里小便，当时的医生们就会知道它得了什么病。”8地方领袖的崛起是奥斯曼人疾病的核心，只有通过强力重塑国家权威才能治疗。帝国的中央政府面临一个两难处境，只有确保帝国的欧洲边境足够稳定，才能腾出必要的资源来应对各阿拉伯行省的挑战。

各地地方统治的性质差异很大，给伊斯坦布尔的权威构成了多样化的挑战。大致说来，那些最靠近奥斯曼中心的行省是最温和的。诸如黎巴嫩山的谢哈卜家族、大马士革的阿兹姆家族和摩苏尔的加利利家族等一些显赫家族建立了忠于奥斯曼统治的王朝，但在各自势力范围内要求最大化的自治。9在更南的巴格达、巴勒斯坦和埃及，出现了一些马木鲁克领袖，他们试图扩大领土范围，直接挑战奥斯曼政府。阿拉伯半岛中部形成的沙特-瓦哈比联盟对奥斯曼政府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因为它控制了圣城麦加和麦地那，阻止了一年一度的奥斯曼朝觐车队到达圣城。相比之下，更偏远的行省，如阿尔及尔、突尼斯和也门，心甘情愿继续成为奥斯曼素丹的属国，每年向素丹纳贡，以换取全面的自治。

这些地方领袖的活动尚未构成一场阿拉伯运动。他们中许多人并不属于阿拉伯民族，好些人也不说阿拉伯语。在18世纪下半叶，奥斯曼统治的挑战者还只是雄心勃勃的个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行事，很少关心他们统治下的阿拉伯人民。他们相互隔绝，对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几乎没有构成威胁。然而，当他们携手合作，像埃及的马木鲁克人与巴勒斯坦北部的一位地方领袖结盟那样，他们就有能力征服全部奥斯曼行省。

20世纪，中东因石油而扬名四方。但在18世纪，是棉花给东地中海地区带来了极大的财富。欧洲对棉花的需求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兰开夏的纺织厂的棉花主要来自西印度群岛和美洲殖民地，而法国的大部分棉花进口则依赖奥斯曼市场。18世纪，纺织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工业革命，欧洲对棉花的需求猛增。法国从东地中海地区进口的棉花增加至原来的5倍多，从1700年的210万千克增加到1789年的近1100万千克。10最受欧洲市场喜爱的棉花是在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地区生产的。加利利棉花所创造的财富足以满足当地一位世袭统治者的雄心，使他强大到足以挑战奥斯曼帝国在叙利亚的统治。

这位加利利的强人是扎希尔·欧麦尔（Zahir al-ʻUmar，约1690—1775）。扎希尔是宰伊德尼部落（the Zaydanis）的首领，这是一个17世纪起在加利利定居的贝都因部落，控制了萨法德和提比利亚之间的大片农田。他们与大马士革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并开始通过控制加利利的棉花种植园来积累可观的家族财富。扎希尔是加利利宰伊德尼部落的第三代首领。尽管他在西方并不特别出名，但他在阿拉伯世界声名远播达数个世纪。鉴于他与奥斯曼总督们对抗的历史，他经常被描述为阿拉伯或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这是不合时宜的。到他去世时，他已经是传奇人物了，也有了两部几乎是同时代人给他写的传记。

扎希尔漫长而非凡的生涯始于18世纪30年代，那时他与一个贝都因部落结盟，攻占了当时还不过是一个小村庄的提比利亚。他确保赛达总督正式任命他为加利利地区的征税官，从而巩固了他的所得。他开始在提比利亚筑城防御，并组建了一支由大约200名骑兵组成的小型民兵队伍。

以提比利亚为基地，扎希尔和他的家族开始将他们的控制范围扩展到巴勒斯坦北部肥沃的平原和高地，命令佃农们在他们的土地上种满棉花。他给他的兄弟们分配领土，让他们代为管理。他开始建立自己的小王国，并变得愈加强大。他控制的领土越多，获得的棉花收入就越多，这使他能够扩大军队，让进一步扩张领土成为可能。

到1740年，扎希尔已成为巴勒斯坦北部最有权势的领袖。在打败纳布卢斯的军阀和控制拿撒勒后，他控制了巴勒斯坦和大马士革之间的贸易，这进一步增加了他的财富和资源。

宰伊德尼王国的快速发展致使扎希尔·欧麦尔同大马士革总督产生冲突。总督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满足每年去麦加朝觐的车队的需求并提供费用。扎希尔现在控制的土地，其税收历来是专门用于支付朝觐车队费用的。扎希尔抢在大马士革总督之前获得外约旦和巴勒斯坦北部的税收，这让朝觐车队陷入资金危机。当伊斯坦布尔政府得知这一情况后，素丹命令大马士革总督苏莱曼·阿兹姆帕夏（Sulayman Pasha al-Azm）抓捕和处决扎希尔，并摧毁他在提比利亚周围的防御工事。

大马士革的理发师布戴伊里在他的日记中记录道，1742年，苏莱曼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从大马士革出发去推翻扎希尔。伊斯坦布尔的中央政府也派出士兵并送来包括火炮和地雷在内的重型武器去摧毁扎希尔和他的防御工事。苏莱曼帕夏还从黎巴嫩山、纳布卢斯、耶路撒冷以及邻近的贝都因部落招募志愿兵，这些人都视扎希尔·欧麦尔为对手，很高兴有机会击败他。

苏莱曼帕夏围攻了提比利亚3个多月，但扎希尔的部队没有屈服。他的兄弟将粮食和军需品走私越过奥斯曼防线，在他的帮助下，扎希尔成功地抵抗住了军力远胜于他的部队。大马士革的总督很恼火，他设法拦截一些往提比利亚走私食物的宰伊德尼人，砍下他们的头作为战利品送到伊斯坦布尔。然而，苏莱曼帕夏没能取得那个大战利品，3个月后，他被迫返回大马士革，为赴麦加朝觐做准备。苏莱曼帕夏不愿承认失败，他散布谣言说，他解除了对提比利亚的围困，是出于同情该镇手无寸铁的平民。他还声称绑架了扎希尔的一个儿子作为人质，要求扎希尔承诺将他征收的税款还给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理发师一五一十地记录下了这些谣言，并补充了一句免责声明：“我们还听到了故事的另一版本，只有真主知道事情的真相。”11

1743年，苏莱曼帕夏朝觐归来，立即同扎希尔·欧麦尔在提比利亚重开战火。同上一次一样，在伊斯坦布尔和巴勒斯坦地区那些怨愤不平的扎希尔邻近势力的支持下，他再次调集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提比利亚的居民又一次做好了经受严重围困的准备。但第二次围攻并未发生。在前往提比利亚的途中，苏莱曼·阿兹姆帕夏在海边小城阿卡停了下来，在那里他因高烧离世。他的尸体被带回大马士革埋葬，部队被解散。扎希尔·欧麦尔得以不受干扰地去实现他自己的雄心壮志。12

18世纪40—60年代，扎希尔的统治没有受到挑战，他的权力迅猛扩张。赛达总督的兵力绝对无法同扎希尔相匹配，大马士革的新任总督艾斯阿德·阿兹姆帕夏听任提比利亚的统治者自行发展。在伊斯坦布尔，扎希尔谋得了一些位高权重者的支持，保护他免遭帝国中央政府的关注。

扎希尔利用他相对独立的优势，将他的统治从提比利亚延伸到沿海城市阿卡，后者当时已是棉花贸易的主要港口。他再三要求赛达总督授予他收益丰厚的阿卡征税权，但却一直遭到拒绝。最终，在1746年，他占领了阿卡并宣称自己是征税官。在18世纪40年代，他在阿卡筑城防御，在城中建了自己的基地，从而拥有对棉花贸易从农田到市场的控制权。大马士革法国棉花商的书信显示，他们对扎希尔·欧麦尔非常不满，说他变得“太强大，太富有了……对我们不利”。13到18世纪50年代，扎希尔给他出售的棉花定价。当法国人试图迫使扎希尔接受他们的条件时，他禁止加利利的棉农们将棉花卖给法国人，逼迫他们重回谈判桌，并接受他的条件。

尽管扎希尔·欧麦尔多次同奥斯曼政府对抗，但他一直在试图获得官方承认。他是最终想进入统治集团的反叛者。他努力去获得像阿兹姆家族在大马士革那样的地位：帕夏的官僚级别和赛达的总督位置。为此，他每次反叛之后都忠实地纳税。然而，在他在位期间，扎希尔的地位不过是赛达总督下属的征税官。这让这位加利利的强人倍感沮丧。1768—1774年间，同俄国陷入毁灭性战争的奥斯曼帝国，为保证扎希尔的忠诚，以折中的方式回应他的要求。1768年，帝国中央政府承认他为“阿卡的谢赫，拿撒勒、提比利亚和萨法德的埃米尔和全加利利的谢赫”。14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头衔，不足以满足扎希尔的雄心。

经过近20年的相对和平，扎希尔再次面临来自奥斯曼行省政府的威胁。1770年，大马士革新总督试图终结扎希尔对巴勒斯坦北部的统治。奥斯曼帕夏（ʻUthman Pasha）设法让自己的儿子成为的黎波里和赛达的总督，并与黎巴嫩山德鲁兹社团结盟，反对扎希尔。纳布卢斯的贵族们也渴望看到他们好战的北方邻居的末日。突然，扎希尔发现自己被敌对势力包围了。

在与奥斯曼帕夏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扎希尔只能通过与另一位地方领袖合作才能生存下来。唯一强大到足以抗衡大马士革和赛达联军的地区势力是开罗的马木鲁克统治者，一位名叫阿里贝伊（ʻÀli Bey）的杰出领袖。扎希尔和阿里贝伊的联合带来了当时阿拉伯行省对伊斯坦布尔统治的最大挑战。

马木鲁克领袖阿里贝伊有许多外号。有些同时期的人称他为“精灵阿里”，就好像他能用魔法来实现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一样。他的土耳其语外号是布鲁特·卡潘（Bulut Kapan），意为“捕云者”，这是因为他镇压贝都因人，奥斯曼人认为贝都因人比云更难抓到。他最著名的外号是“伟大的阿里贝伊”，事实上，在1760—1775年之间，他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奥斯曼埃及史上任何一位马木鲁克。

1743年，15岁的阿里贝伊来到埃及，在占领导地位的马木鲁克家族卡兹杜厄里家族做军事奴隶。他一路攀升，在1755年他主人去世时获得了自由并晋升到了贝伊。贝伊是马木鲁克的最高级别，贝伊们的领袖是“城市首领”。1760年，阿里贝伊成为领袖，此后，除了一些短暂的中断，他一直掌权，直到1773年去世。

阿里贝伊是军阀，擅长借助恐惧赢得尊敬。他的同时代人、伟大的埃及历史学家哲拜尔提将他描述为“一个强大、固执、雄心勃勃、只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让他满足的人。他不苟言笑，只对严肃的事情上心”。15据说他会给来面见他的人带来生理影响：“他如此使人心生敬畏以至于有人因敬畏他而死去，许多人会因为他在场而颤抖。”16他镇压对手毫不留情，从不效忠任何人。而后来发生的事件表明，他也没赢得其他人对他的忠诚。他打破马木鲁克家族内部关系的束缚，像消灭敌对马木鲁克家族那样打击自己家族内部的马木鲁克人。

阿里贝伊是马木鲁克帝国覆灭之后第一个凭一己之力统治埃及的人。他获取埃及的土地收入，控制所有对外贸易，并向欧洲商人群体索取大量资金，毫不夸张地说，他垄断了埃及的财富。他向本地基督教和犹太社团强索财物，并拒绝向伊斯坦布尔缴纳全部税款。阿里贝伊的财富使他得以扩大军力。在打破埃及既有的马木鲁克派系格局之后，阿里贝伊开始建立自己的马木鲁克家族。他购买并训练了自己的奴隶，他们是他唯一能信任的人。他的家族在鼎盛时期约有3000名马木鲁克，其中许多人曾是数以万计的庞大军队的将领。

在确立了对埃及的绝对控制之后，阿里贝伊寻求完全脱离奥斯曼统治而独立。受前朝马木鲁克人启发，他试图在埃及、叙利亚和希贾兹重建他们的帝国。据哲拜尔提说，阿里贝伊热衷于阅读伊斯兰历史，曾给他的仆从们讲解为何奥斯曼人对埃及的统治根本是不合法的。他认为：“埃及的国王——素丹拜伯尔斯（Baybars）和素丹盖拉温（Qalawun）以及他们的子孙和我们一样都是马木鲁克人。奥斯曼人利用老百姓的表里不一，用武力夺去了这个国家。”17这里暗含的意思是，通过武力夺取的土地可以合法地通过武力夺回。

阿里贝伊的第一个目标是伊斯坦布尔派驻埃及维护法律的总督和军队。总督们很早就放弃了统治埃及的企图，真正的统治者是那些相互竞争的马木鲁克家族。总督们试图做到的是通过举行权力仪式和征收国库划定的税额来维护伊斯坦布尔对埃及名义上的统治权。由于自身实力不足，总督们试图让敌对的马木鲁克家族互相对抗。但这在阿里贝伊的统治下已不可能了，因为他已经消灭了竞争对手，没有人能挑战他的统治。现在，阿里贝伊罢免总督和军官，有传言说他甚至毒杀他们而不受惩罚。奥斯曼人在这个富裕却叛逆的埃及行省的利益已经受到了十分严重的威胁。

接下来，阿里贝伊出兵反抗奥斯曼帝国，公然谋求领土扩张。哲拜尔提写道：“他不满足于真主赋予他的对上、下埃及这个过去的国王们和法老们引以为傲的王国的统治权，他的贪婪刺激他去扩张王国的领土。”18阿里贝伊首先在1769年占领了临红海的希贾兹省，该省曾是马木鲁克帝国的一部分。在取得这一成功之后，他开始用他的名字而不是当时在位的奥斯曼素丹的名字来铸造钱币，这表明他对奥斯曼帝国统治权的反叛。阿里贝伊已经开始了他恢复前马木鲁克帝国的计划。而奥斯曼人正陷于同俄国的战争中，无力阻止他。

1770年，当阿里贝伊反抗奥斯曼帝国正如火如荼之际，扎希尔·欧麦尔第一次联系阿里贝伊，提出联合反抗大马士革总督。这个时机再好不过。当时的一名编年史家记载道：“当阿里贝伊收到这个信息时，他认为这将有助于实现他最大的愿望。他决心反抗奥斯曼政府，并将自己的统治范围从埃及的阿里什延伸到巴格达。”19阿里贝伊与扎希尔·欧麦尔缔结了盟约，并同意推翻大马士革的奥斯曼总督。

阿里贝伊致函素丹的死敌、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寻求她的帮助，以对抗奥斯曼帝国，这加剧了东地中海地区的危机。他要求叶卡捷琳娜派出舰船和骑兵将奥斯曼人赶出大叙利亚，作为回报，他承诺帮助俄国人攻占波斯南部。尽管女皇拒绝派出骑兵，但她同意让当时正在地中海巡游的俄罗斯舰队助阵。阿里贝伊的背叛并没有逃过奥斯曼政府的注意。然而，奥斯曼人在黑海和东欧被俄军围困，无法阻止阿里贝伊。

同叶卡捷琳娜和扎希尔结盟让阿里贝伊备受鼓舞，他开始动员他的部队。他召集了一支约2万人的军队，由他最信任的将领之一伊斯玛仪贝伊（Ismaʻil Bey）带领，入侵叙利亚。1770年11月，马木鲁克部队横扫加沙，又经过4个月的围攻，占领了雅法港。扎希尔带领他的部下加入伊斯玛仪贝伊的部队，并陪同马木鲁克军穿越巴勒斯坦。他们穿过约旦河谷，沿着沙漠的边缘向东，往朝觐路行进。随后，叛军急速朝大马士革迈进，企图从奥斯曼总督手中夺取这座城市。他们一直行进到大马士革以南的村庄穆宰伊里卜，此地距离大马士革一日行程。

伊斯玛仪贝伊进入穆宰伊里卜，直面大马士革总督，后者完全丧失了战斗的意愿。那时正是朝觐季，虔诚的穆斯林正在履行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要从大马士革到麦加，进行危险的沙漠之旅。总督奥斯曼帕夏正在履行朝觐统领的职责。伊斯玛仪贝伊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比大多数马木鲁克人接受过更多的宗教教育。在朝觐季攻击总督是反伊斯兰教的罪行。在没有任何警告和解释的情况下，伊斯玛仪贝伊命令他的士兵从穆宰伊里卜撤退，返回雅法。扎希尔·欧麦尔对此震惊不已，但他的抗议无效。在1770—1771年这个冬季的剩余时间里，叛乱完全停止。

阿里贝伊一定会对伊斯玛仪贝伊大发雷霆。1771年5月，他向叙利亚派遣了第二支部队，统帅是穆罕默德贝伊（Muhammad Bey），外号“艾布·宰海卜”（Abu al-Dhahab），意为“黄金之父”。他的外号得自一次赤裸裸的炫耀：当阿里贝伊将他晋升到贝伊并赋予他自由身时，他向站立在城堡和市中心之间的街道两旁的人群抛洒金币。这是一次公共关系的成功之举，让穆罕默德贝伊家喻户晓。

穆罕默德贝伊率领3.5万名士兵出发。他们横扫了巴勒斯坦南部，在雅法同伊斯玛仪贝伊指挥的军队汇合。两贝伊的马木鲁克联军势不可挡。他们穿过巴勒斯坦，在一次小规模战斗后，于6月将奥斯曼总督赶出了大马士革。马木鲁克人现在控制了埃及、希贾兹和大马士革。阿里贝伊几乎已经实现他一生为之奋斗的重建马木鲁克帝国的愿望。

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没给任何警告和解释，穆罕默德贝伊率军离开大马士革，返回开罗。这次的问题又出在虔诚的马木鲁克将军伊斯玛仪贝伊。马木鲁克的将领们刚控制大马士革，伊斯玛仪贝伊向穆罕默德贝伊发难，指责后者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不仅冒犯了素丹，也冒犯了他们的宗教。在为阿里贝伊效劳之前，伊斯玛仪贝伊曾在伊斯坦布尔待过一段时间，他对素丹作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伊斯兰帝国的领袖充满敬意。他警告穆罕默德贝伊说，奥斯曼帝国不会允许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在今世不受惩罚，真主也会在后世追究他们的责任。“因为反叛素丹确实是魔鬼的阴谋。”伊斯玛仪贝伊警告穆罕默德贝伊。

伊斯玛仪贝伊的警告引起了穆罕默德贝伊的焦虑，还激发了后者的野心。他认为，阿里贝伊同俄国女皇签订了反对素丹的协议，这背离了伊斯兰教的道路。他提出：“现在，伊斯兰法允许任何穆斯林诛杀［阿里贝伊］而不受惩罚，并占有他的后宫和财富。”20伊斯玛仪贝伊从本质上推断：穆罕默德贝伊会因反叛他的主人而得到真主和素丹的宽恕，也会获得阿里贝伊对埃及的统治权。伊斯玛仪贝伊的观点得到了支持，现在，阿里贝伊最信赖的两名将领正率领一支庞大的马木鲁克军队返回埃及，决心推翻他们的前主人。

马木鲁克人征服并迅速放弃大马士革所带来的冲击在东地中海地区产生回响。当时的一名编年史家惊呼：“大马士革人完全被这件奇事震惊了。”扎希尔和他的盟友们也是如此。当马木鲁克军队进攻大马士革时，扎希尔占领了赛达，并在雅法部署了一支2000人的驻军。由于过度扩张，他现在失去了他最重要的盟友，冒着单独面对奥斯曼人的愤怒的风险。至于阿里贝伊，他意识到他已经无力回天。他只能召集一些象征性的支持者，但这些人在同穆罕默德贝伊率领的军队进行小规模战斗后也四散奔逃了。1772年，阿里贝伊逃离埃及，同扎希尔一起在阿卡避难。

随着阿里贝伊逃离埃及，他建立新马木鲁克帝国的梦想破灭了。穆罕默德贝伊自立为埃及的统治者，并派伊斯玛仪贝伊前往伊斯坦布尔，为他争取埃及和叙利亚两省总督的职位。穆罕默德贝伊不做帝国梦，而是在奥斯曼帝国的框架内寻求认可。

阿里贝伊急于夺回王位，在还没来得及调集规模足够大的军队去对付他自己建立起来的强大的马木鲁克家族的情况下，他仓促行动。1773年3月，他率领一支小部队向开罗进发，为恢复他的王国做无望的努力。穆罕默德贝伊的军队与他交战，彻底击溃了他的部队。阿里贝伊受伤被俘。穆罕默德贝伊把他的主人带回开罗，将他软禁在自己家里。一周之后，阿里贝伊去世。谣言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称这是一场谋杀。“只有真主知道他究竟如何死去。”编年史家哲拜尔提总结道。21

阿里贝伊的死对扎希尔来说是一场灾难。他现在很老了，已经80多岁了，而当时的预期寿命只有他岁数的一半。他没有地区盟友，且已公然背叛了他的奥斯曼君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扎希尔仍在寻求中央政府的正式承认。由于奥斯曼人深陷与俄国的战争，并渴望确保麻烦重生的叙利亚行省的和平，扎希尔毕生的抱负似乎即将实现。1774年，大马士革的奥斯曼总督告诉他，他将被任命为赛达的总督，统领巴勒斯坦北部和外约旦的部分地区。

但伊斯坦布尔确认扎希尔总督任命的皇家法令从未下达。1774年7月，素丹与俄国签订和平条约，结束了长达6年的战争。他没有心情去奖励那些与他的敌手俄国结盟的叛徒。素丹没有发出晋升令，而是派穆罕默德贝伊率一支马木鲁克军队去推翻这位老迈的巴勒斯坦强人。1775年5月，埃及军队占领了雅法，屠杀了当地居民。恐慌蔓延到扎希尔控制下的其他城镇。月末前，扎希尔的政府和大部分民众逃离了阿卡。6月初，穆罕默德贝伊占领了阿卡。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穆罕默德贝伊，这位矍铄、健壮的埃及马木鲁克统治者刚一占领阿卡就病倒了。1775年6月10日，他突然死于高烧。几天后，扎希尔收复了他的城市，在经历埃及占领带来的恐慌后恢复了城市的秩序。但事实证明，扎希尔的解救是短暂的。奥斯曼帝国派海军上将哈桑帕夏（Hasan Pasha）带着15艘舰船出战，要求扎希尔臣服并补缴税款。扎希尔没有抵抗。他对大臣们说：“我是个老人，我再也没有战斗的勇气了。”厌倦了战争的大臣们附和道：“我们是穆斯林，服从素丹。对于信奉独一真主的穆斯林来说，不允许以任何形式与素丹作战。”22

扎希尔的和平退隐计划被他自己的家人破坏了。他同意带着家人和仆从从阿卡撤出，投奔他在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盟友。但他的儿子奥斯曼（ʻUthman）背叛了他，他怀疑父亲假装撤退，一旦有机会就重新掌权，就像他一次又一次所做的那样。奥斯曼拜访在扎希尔手下效力多年的北非将领艾哈迈德·阿加·德尼兹利（Ahmad Agha al-Denizli），透露他的父亲正要逃离阿卡。“如果你想成为［上将］哈桑帕夏最喜欢的人，那就把真主的旨意施于我的父亲吧，因为他在外面，和他的家人单独在一起。”德尼兹利召集了一群北非雇佣军，伺机伏击扎希尔。

刺客们不得不设下圈套去抓住那个难以捉摸的老谢赫。在距阿卡城门外15分钟路程处，扎希尔注意到他的一个妃子不见了，家人都不知道她去哪儿了。“这不是抛弃人的时候。”老谢赫责骂道，然后骑马回去找那个被抛弃的女人。他在德尼兹利的小分队藏身处附近找到了她，伸手拉她上马。年龄和焦虑坏了事。86岁的扎希尔被年轻女子从坐骑上拉下来，倒在地上。刺客们跳了出来，用匕首击倒了老人。德尼兹利拔剑砍下扎希尔的头，以此作为战利品献给奥斯曼海军上将哈桑帕夏。

如果说德尼兹利希望通过这一举动赢得哈桑帕夏的好感，他将会非常失望。奥斯曼海军上将让他的部下清洗扎希尔的头颅，然后把它放在椅子上，凝视着这位年迈谢赫干枯的脸。海军上将转向德尼兹利说：“如果我不能替扎希尔向你报仇，真主是不会原谅我的！”23他立马命令手下把德尼兹利带走，勒死他，把他的尸体扔到海里。

扎希尔·欧麦尔和伟大的阿里贝伊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奥斯曼帝国经受住了统治阿拉伯世界250年来最严重的内部挑战。两位地方领袖同基督教势力结盟，集埃及和巴勒斯坦两个富裕地区的财力，共同反对素丹的政府。阿里贝伊差点重建囊括叙利亚、埃及和希贾兹的古马木鲁克帝国，并置于他个人的统治之下。但即便在这关键时刻，奥斯曼人仍然对阿拉伯领土上反叛的臣民施加了巨大的影响。马木鲁克将领伊斯玛仪贝伊和穆罕默德贝伊，虽然跨过叛乱的门槛，但在触及合法性的底线时撤回了脚步，转而寻求帝国中央政府的承认。用伊斯玛仪贝伊的话来讲，大多数地方领袖仍然认为“反叛素丹是魔鬼的阴谋”。

扎希尔·欧麦尔和阿里贝伊的倒台并不意味着阿拉伯世界地方统治者的终结。马木鲁克人继续主宰着埃及的政治生活，尽管在阿里贝伊和穆罕默德贝伊离世之后，再没出现过单独的统治者。各马木鲁克家族又回复到派系斗争状态，这让埃及在18世纪余下的日子里动荡不安。奥斯曼人重新确立了他们对各叙利亚行省的控制，并任命强人担任大马士革、赛达和的黎波里的总督。更偏远的地方，如黎巴嫩山、巴格达和摩苏尔，仍然由本地领袖统治，但没有人试图直接挑战伊斯坦布尔的统治。

阿拉伯世界对奥斯曼统治的下一个真正挑战出现在帝国边界之外阿拉伯半岛的中部。这是一场因其清教式的意识形态而更具威胁的运动，将在从伊拉克经由叙利亚沙漠到希贾兹的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弧形区域内威胁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与扎希尔·欧麦尔和阿里贝伊不同，这场运动的领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在如今的中东和西方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就是瓦哈比改革运动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Muhammad ibn ʻAbd al-Wahhab）。

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于1703年出生在阿拉伯半岛中部纳季德（Najd）地区的绿洲小镇欧叶伊奈的一个学者家庭。他年轻时到处旅行，在巴士拉和麦地那进行宗教学习。他接受了伊斯兰教四大教法传统中最保守的罕百里学派的训练，并深受14世纪神学家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的影响。伊本·泰米叶主张恢复先知和他最初的继任者们（即哈里发）时期的穆斯林社团。他谴责一切与苏非主义有关的神秘主义做法，认为这些做法偏离了伊斯兰教的正道。伊本·阿卜杜·瓦哈卜带着明确的信念和将这些信念付诸实践的雄心回到家乡纳季德。

起初，这位热情洋溢的青年改革者得到了他家乡统治者的支持。然而，他的观点很快就引起了争议。当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下令以通奸罪公开处决一名妇女时，附近城镇的首领和欧叶伊奈的主要贸易伙伴感到惊骇并开始警觉。这不是欧叶伊奈居民所熟悉和践行的伊斯兰教信仰。他们向统治者施压，要求处死这个激进的神学家，但统治者却选择了放逐伊本·阿卜杜·瓦哈卜。

这位带着危险思想流亡在外的年轻神学家并没有走得很远。伊本·阿卜杜·瓦哈卜受到了临近绿洲迪尔伊叶统治者穆罕默德·本·沙特（Muhammad ibn Saʻud）的欢迎。现代沙特人把他们第一王国的建立时间定于1744—1745年间的这次历史性会面，当时两人达成一致，沙特统治者和他的后人将奉行伊本·阿卜杜·瓦哈卜所宣扬的修正过的伊斯兰教。《迪尔伊叶协议》确立了这场运动的基本原则，后来被称为瓦哈比主义。

该运动初始时期，瓦哈比派被外界广泛误解。他们被描述为一个新的教派，并被指控持有非正统的信仰。恰恰相反，他们的信仰是极端正统的，呼吁回归先知和他的继任哈里发们的原初伊斯兰教。瓦哈比派试图以《古兰经》降示后的第三世纪为界，认定之后伊斯兰教的发展是“有害的标新立异”并明令禁止。

瓦哈比主义最重要的信条是真主独一无二的属性，也即他们所说的“认主独一”。用任何其他低于真主的生命体同真主匹配，都被谴责为多神崇拜（阿拉伯语为“shirk”）。这是因为，一旦有人相信真主有伙伴或代理，那他信仰的就不止一个神。同许多其他宗教一样，伊斯兰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信仰，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一些重大变化。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教中形成了许多与瓦哈比主义所奉行的绝对的认主独一论相悖的制度。

例如，在阿拉伯世界，圣人崇拜很普遍，从先知穆罕默德的门徒到身份更低的本地村庄的圣人，都有自己的圣墓或圣树。（这些圣地至今仍在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地方得到保存和维护。）瓦哈比派反对穆斯林向圣人祈祷以代替他们向真主说情，因为这损害了真主的独一性。他们认为，向杰出的穆斯林表达敬意，应该以他们为楷模行事而不应敬拜他们的坟墓。因此，圣墓和纪念圣人诞辰的年度朝圣活动成为瓦哈比派早期的攻击目标。伊本·阿卜杜·瓦哈卜曾亲手砍倒圣树，推倒圣墓。摧毁圣墓这种对伊斯兰教中最受尊崇的人物的大不敬行为，让主流的逊尼派穆斯林社会震惊万分。

除了憎恶圣人崇拜外，伊本·阿卜杜·瓦哈卜特别不能容忍与苏非主义有关的神秘主义做法和信仰。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有很多种形式，从行乞苦修到著名的德尔维希旋转舞。从把斋到吟诵、从舞蹈到自焚，苏非派使用多种技巧来达到同造物主神秘结合的狂喜。苏非主义是奥斯曼宗教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各苏非教团定期举行礼拜仪式。一些教团建造精美的道堂，吸引社会精英，另一些教团则呼吁彻底禁欲，抛弃世俗的一切。某些行业和职业与特定的苏非教团相关联。很难想象还有哪个宗教制度会与奥斯曼社会有更密切的联系。然而，瓦哈比派认为，所有参与苏非主义活动的人都是多神崇拜者，因为他们渴望与造物主建立神秘的联合。这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控。

瓦哈比派将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的很大一块视为多神崇拜，从而使自己走上了与帝国冲突的道路。尽管正统伊斯兰教规定容忍犹太教和基督教等其他一神信仰，但却绝对不能容忍多神崇拜或多神信仰。事实上，所有优秀的穆斯林都有责任让多神崇拜者认识到他们信仰的错误，并将他们带上伊斯兰教的正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穆斯林就有责任参加“圣战”打击和消灭多神崇拜。瓦哈比主义将苏非主义和圣人崇拜等主流宗教行为定性为多神崇拜，这直接挑战了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合法性。

只要瓦哈比运动局限在奥斯曼帝国边界之外的阿拉伯半岛中部纳季德地区，奥斯曼人就不会重视它带来的挑战。从1744年到1765年穆罕默德·本·沙特去世期间，瓦哈比运动的扩张仅限于纳季德中部的绿洲城镇。直到18世纪80年代末，瓦哈比主义才扩散到伊拉克南部和希贾兹的奥斯曼帝国边境。

在18世纪90年代，奥斯曼人注意到阿拉伯行省面临的新威胁，并敦促巴格达总督采取行动。巴格达的帕夏尽可能地推迟派他的军队进入阿拉伯半岛的敌对地区。1798年，他终于召集了一支1万人的军队与瓦哈比派作战。奥斯曼军队在瓦哈比地区表现不佳，他们很快被包围，被迫与沙特将领沙特·本·阿卜杜·阿齐兹（Saʻud ibn ʻAbd al- ʻAziz）进行停火谈判。瓦哈比派同意停火，但不承诺今后会一直认可奥斯曼伊拉克的城镇和村庄。巴格达的帕夏对此感到忧虑重重。

1802年，瓦哈比派第一次将他们的“圣战”推进到奥斯曼领土，他们袭击了伊拉克南部圣地卡尔巴拉。卡尔巴拉在什叶派伊斯兰教中占有特殊地位，因为公元680年，先知穆罕默德的孙子侯赛因·本·阿里（Husayn ibn ʻAli）就是在这里被伍麦叶哈里发的军队杀害的。殉难的侯赛因被尊为什叶派伊斯兰教12位永无过失的领袖（即伊玛目）中的第三位，而建在他陵墓遗址上的清真寺装有镀金圆顶，十分奢华。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来到这位伊玛目的陵墓献礼敬拜，而这恰恰是瓦哈比派最厌恶的圣人崇拜。

瓦哈比派对卡尔巴拉的袭击非常残酷，令人胆寒。编年史家伊本·比什尔（Ibn Bishr）给出了同时代人对这场大屠杀的描述：

穆斯林［即瓦哈比派］包围并突袭了卡尔巴拉。他们杀害了市场和房子里的大部分人。他们摧毁了侯赛因陵墓上的圆顶。他们把在陵墓内部和周边看到的东西都拿走了，包括饰有绿宝石、蓝宝石和珍珠的墓罩。他们洗劫了城里所有的东西——财物、武器、衣服、布料、黄金、白银和珍贵的书籍。他们的战利品不计其数。他们在那里只待了一个上午，午后就带着所有的战利品离开了。在卡尔巴拉有近2000人被杀。24

屠杀、亵渎侯赛因的陵墓和清真寺以及劫掠城镇，塑造了瓦哈比派在阿拉伯公众口中的暴力名声。残暴袭击圣地并杀害那么多手无寸铁的男女和儿童在奥斯曼世界引起了广泛的憎恶。伊拉克南部、叙利亚东部及希贾兹地区城镇和乡村的居民向奥斯曼政府求助，以抵御这一严重威胁。

面对瓦哈比派的挑战，奥斯曼人困难重重。这场改革运动的根据地在阿拉伯半岛中部，位于奥斯曼帝国最偏远的阿拉伯行省之外。奥斯曼军队须从安纳托利亚行军数月，才能到达纳季德的边境。正如巴格达总督所发现的那样，在瓦哈比派自己的地盘上同他们作战非常困难。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仅仅保证庞大军队的食物和水供给，对奥斯曼人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奥斯曼政府发现自己无力遏制瓦哈比派的威胁。

接下来，瓦哈比派袭击了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给奥斯曼帝国合法性的核心以重重一击。1803年3月，沙特将领沙特·本·阿布杜·阿齐兹向希贾兹进发，于4月进入麦加城。他的军队没有遇到抵抗，也保证不使用暴力。他们先向麦加的居民解释了他们的信仰，然后实施了他们的新法：禁止穿丝绸衣服和吸烟，摧毁圣墓，拆毁建筑上的圆顶。在占领两大圣城几个月后，瓦哈比派退回纳季德。直到1806年，瓦哈比派才决定将希贾兹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中剥离出来，并入他们迅速扩张的国家。

一旦瓦哈比派控制了麦加和麦地那，来自奥斯曼帝国的朝觐者就不再被允许进入伊斯兰教的圣城来完成朝觐功课。来自大马士革和开罗的奥斯曼帝国官方朝觐团中都有一顶由骆驼负载的驮轿（mahmal），装饰华美，里面安放着覆盖克尔白(Kaʻba)天房的幔帐。天房位于麦加清真寺的中央，内有神圣的宝石。驮轿中还有《古兰经》抄本和大量珠宝。敲鼓吹号的乐手们围绕着驮轿。使用音乐、装饰克尔白天房以及以奢华敬神都触犯了瓦哈比派的禁令，他们拒绝驮轿进入麦加，破坏了几个世纪以来逊尼派穆斯林对麦加最神圣圣地的礼敬。

一名曾在1806年陪同埃及朝觐团的军官，把他同瓦哈比派接触的经历告诉了编年史家哲拜尔提：

瓦哈比人指着驮轿问他：“你们带来了什么礼物，需要你们如此崇敬？”

他回答说：“这是一个自古以来被遵循的习俗。这是一个象征，也是朝觐者聚集的标志。”

瓦哈比人说：“以后不要这样做了，也别带这些东西来了。如果你再带来，我就把它砸碎。”25

1807年，一支不带驮轿和乐师的叙利亚朝觐团试图进入麦加，但仍遭到拒绝。不管有没有驮轿，瓦哈比派都认为奥斯曼穆斯林不比多神教徒好多少，因此拒绝他们进入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地方。

素丹帝王头衔中最重要的部分，强调他是信仰的捍卫者和希贾兹圣城的守护者。瓦哈比派吞并希贾兹并禁止奥斯曼朝觐团进入，蔑视了奥斯曼政府守护其领土的世俗权力和素丹作为伊斯兰教最神圣城市守护者的宗教合法性。威胁已严重到无以复加。若奥斯曼人无法应对这一挑战并重申其权威，他们将无法生存。

尽管奥斯曼人很快就将瓦哈比派贬斥为沙漠中野蛮的贝都因人，但他们知道挫败这场运动将非常困难。科威特和伊拉克的现代战争表明，大国在阿拉伯半岛征战会面临巨大的后勤问题。部队不得不用舰船运送，并在酷热的陆地上长途跋涉，补给线长而脆弱。他们被迫在瓦哈比派的地盘上作战。瓦哈比派是狂热的，深信他们是在践行真主的意志。因此，总会有奥斯曼士兵被瓦哈比派强有力的宣教感染而投入敌方阵营的风险。

从伊斯坦布尔向希贾兹派远征军不太可能。对于这样的远征，奥斯曼人缺乏财力和军事资源。他们转而一再要求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开罗的总督出兵。巴格达总督正在他的南部地区继续抵御瓦哈比派的袭击，尚未能成功击退袭击者。大马士革的总督库尔德人坎吉·优素福帕夏（Kanj Yusuf Pasha）向伊斯坦布尔承诺重新打通朝觐路线，但他没有资源去兑现这一承诺。正如叙利亚编年史家米哈伊勒·米舍卡（Mikhayil Mishaqa）所言，坎吉·优素福帕夏“既无法派出足够的士兵，也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弹药，以将瓦哈比派赶出希贾兹，因为［从大马士革出发］，这将是一场40天行程的远征，将穿过炙热的沙地，沿途也没有食物和水补给他们及其坐骑”。26

只有一个人能够调动必要的军力，并证明有足够的能力击败瓦哈比派，为奥斯曼帝国收复希贾兹。1805年以来，埃及一直由一位能力非凡的总督统治。然而，天赋和雄心可以让他应对瓦哈比派的挑战，但很快又会让他转而对抗奥斯曼政府。确实，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uhammad ʻAli Pasha）将行省领导人挑战伊斯坦布尔对阿拉伯行省统治的危险趋势带向顶峰。事实证明，穆罕默德·阿里强大到足以威胁奥斯曼王朝本身。

1. 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中使用的“阿门”同源，源自阿拉米语。——译者注

第三章　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帝国

1798年6月，英国舰船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埃及海岸。一个登陆队划船上岸，当时还很不起眼的亚历山大城的总督和地方显贵们接待了他们。英国人警告他们说法国即将入侵，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总督愤慨地说：“这是素丹的土地，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都无权得到它，让我们自己处理吧！”1一个像法国这样的次等国家将要威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或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可能会向另一个次等国家英国求助，这类说法显然冒犯了亚历山大的显贵们。英国人划着船回到他们的高桅帆船上，撤走了。当时，没有人再进一步考虑这件事。

亚历山大城的人民在7月1日早上醒来，发现他们的港口满布军舰，他们的海岸被入侵。拿破仑·波拿巴率领一支大规模的部队到来，这是自十字军东征以来第一支进入中东的欧洲军队。由于军力和火力都不及对手，没过几小时，亚历山大就投降了。法国人站稳了脚跟，继续向开罗进发。

马木鲁克骑兵在开罗南郊与法国军队正面相遇。英勇的马木鲁克人拔出剑，向法国侵略者发起进攻，仿佛1516年马木鲁克人在达比格草原大战奥斯曼人的场面重现。但马木鲁克人甚至没能进入攻击距离。法国人排着紧密队形向前推进，一排排步兵的步枪持续轰鸣，一批批马木鲁克骑兵倒地阵亡。一位同时代的埃及编年史家记录道：“空气浓黑，满布火药、烟尘和风裹挟来的尘土。枪声不断，震耳欲聋，人们觉得地在晃动，天在崩塌。”2据埃及目击者说，战斗在45分钟内结束。拿破仑军队占领了毫无防备的开罗，恐慌席卷街巷。

在接下来的3年里，埃及人民直接接触到了法国人的风俗习惯、启蒙运动的思想和工业革命的技术。拿破仑曾打算在埃及建立永久政权，这意味着要用法国统治的好处来赢得埃及人民的心。这不仅仅是军事问题。有67名学者随法国步兵前来，他们肩负双重使命：研究埃及，并用法国文明的优越性感染埃及人。随着法国大革命思想的自由传播，占领埃及成为法国最初的“文明化使命”。

阿布杜·拉赫曼·哲拜尔提（1754—1824）是这次占领的重要目击者，他是一名知识分子和神学家，能够接触到法国和埃及社会的最高阶层。哲拜尔提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法国的占领，详细描述了埃及人同法国人及其革命思想和令人震惊的技术的碰撞。

法国革命思想与埃及穆斯林价值观之间的鸿沟不可逾越。法国人认为具有普世性的启蒙运动价值观，对许多埃及人来说是非常令人反感的。他们既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也是虔诚的穆斯林。从拿破仑第一次向埃及人民宣布“所有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只有智慧、才干和美德才能使他们彼此不同”时，就可以看出这种世界观上的差异。

拿破仑的声明非但没有引起谋求解放的共鸣，反而令人深感沮丧。哲拜尔提逐行批驳了这篇声明，拒绝了拿破仑所吹嘘的大多数“普世”价值观。他将拿破仑宣称的人人平等贬斥为“谎言和蠢话”，并总结道：“你看，他们是物质主义者，否认真主的所有属性，他们遵循的信条将人的理性变得至高无上，人们随心所欲对世事做出评判。”3哲拜尔提的言论反映了埃及大多数穆斯林的观念，他们拒绝人类理性凌驾于天启的宗教之上。

如果说法国人不能说服埃及人接受启蒙运动的思想，但他们仍然相信法国的技术会打动当地人。拿破仑的学者给埃及带来了一批新巧的事物。1798年11月，法国人举行蒙哥尔费（Montgolfier）热气球发射仪式。他们在开罗周围张贴告示，邀请市民见证飞行的奇迹。哲拜尔提听到法国人就他们的飞行器给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说法，“人们可以坐在里面，前往遥远的国度采集信息、发送消息”，于是他亲自去见证这项技术的展示。

看着平台上那只装饰着法国红、白、蓝三色的蔫蔫的气球，哲拜尔提满是怀疑。法国人点燃了蒙哥尔费热气球的火芯，让气球充满热空气直到起飞。人群惊愕得喘不过气来，法国人显然乐意见到这样的反应。一切似乎进展顺利，直到气球失去了它的火芯。没有了热空气，蒙哥尔费热气球垮了，坠落在地面上。热气球坠毁让开罗的观众恢复了对法国技术的蔑视。哲拜尔提不屑一顾地写道：“很明显，这就像仆人们为节日和婚礼做的风筝。”4当地人并没有被打动。

法国人没有意识到埃及人固有的骄傲和被外国占领的屈辱感。拿破仑的声明似乎是呼吁埃及人感恩，但鲜有埃及穆斯林会认可法国人或他们的制度——至少不会当着法国人的面承认。贝托莱先生（Monsieur Bertholet, 1748—1822）的化学演示就是一例。

哲拜尔提是开罗法国研究院的常客，这次演示他又出席了。他坦诚地记录下他对所目睹的化学和物理学成就的惊讶。他写道：“我在［研究院］看到的最神奇的事情之一是：一位助手拿起一个装满蒸馏液体的瓶子，倒了一点到杯子里，然后他又从另一个瓶子里倒了些东西。这两种液体沸腾了，冒出五颜六色的烟，直到烟消失，杯子里的液体都干了，变成了一块黄色的石头。他把石头倒出来，放在架子上。那是一块干石头，我们拿在手里查看。”液体转化为固体之后，他又演示了气体的易燃性和纯钠的挥发性。当“用锤子轻轻地”敲击时，钠发出“像卡宾枪一样可怕的声音”。当哲拜尔提和他的埃及同胞们被砰砰的炸裂声惊得瞠目结舌时，他对法国学者们的欢乐愤恨不已。

重头戏是用莱顿瓶来演示电的特性，莱顿瓶是1746年研制出来的静电发生器。“如果一个人一手握引线……一手接触这个旋转的玻璃瓶的底部……他的身体会颤抖，他的骨架会震动，他的肩胛骨会发出嘎嘎声，他的前臂会立即抖动起来。任何人，即使是一千人或更多，只要接触过他、他的衣服或与他相连的事物，就会有同样的体验。”

毫无疑问，现场观看演示的埃及人对他们所见到的景象印象深刻，但他们尽力不表现出惊讶。一名目睹化学演示的拿破仑的助手日后写道：“液体转化、电的骚动和流电实验等所有的奇迹完全没有让他们感到惊讶。”他说，演示结束后，一名穆斯林知识分子通过翻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一切都很好，但它们能做到让我同时在这里和摩洛哥吗？”贝托莱耸了耸肩，以示回答。这位谢赫说：“啊，好吧，他毕竟不是个足够出色的巫师。”5对此，哲拜尔提不能苟同，私下里他在他的书房里反思这些演示：“他们的［研究院］里有奇怪的东西、装置和设备，获得的成果像我们这样的人是无法理解的。”6

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的真正原因是地缘战略，而非文化因素。法国在18世纪后半叶的主要对手是英国。这两个欧洲海洋强国在多地争夺霸权，包括美洲、加勒比、非洲和印度。英国和法国的商业公司在印度进行了一场激烈的霸权争夺战，双方不得不通过7年战争（1756—1763）才分出胜负。当时英国打败了法国并取得了对次大陆的霸权，但法国从未接受过它在印度的失败。

1792年法国大革命战争爆发后，英法两国又恢复了敌对状态。拿破仑重回印度，以期寻找损害英国利益的方法。通过占领埃及，他希望统治东地中海，并关闭通往印度的战略性的海陆线路，这条线路从地中海通过埃及到红海和印度洋。英国人得知拿破仑正在土伦集结一支大规模的远征军，怀疑他将对埃及采取行动。于是，霍雷肖·纳尔逊上将（Admiral Horatio Nelson）率领一支强大的海军中队前往拦截法国舰队。实际上，他们一直追击到埃及，在那里他们与亚历山大总督进行了短暂而令人沮丧的会面。纳尔逊撤出他的舰队，去东地中海的其他地方搜寻拿破仑。

法国人成功地躲避了皇家海军，拿破仑的军队迅速征服了埃及。然而，纳尔逊的中队在一个月后赶上了法国舰队，并于8月1日在尼罗河战役中成功地击沉或夺取了所有法国军舰，只有2艘军舰幸免。拿破仑的旗舰“东方号”在战斗中被炸，形成了一个壮观的火球，照亮了夜空。在尼罗河战役中，法军折损了1700多人。

英国对法国舰队的胜利宣告了拿破仑远征的失败。法军2万人被困在埃及，无法与法国通信。这次失败严重打击了埃及法军的士气。1799年8月，拿破仑突然抛下他的军队，返回法国，同年11月他在法国夺取政权，这加剧了埃及法军的孤立感。

拿破仑逃离后，埃及的法军无所事事。拿破仑的继任者与奥斯曼人就法军从埃及全部撤离进行谈判。1800年1月，法国人和奥斯曼人达成了协议，但他们的计划被英国人破坏了，后者不希望看到一支庞大而富有经验的法军重新加入拿破仑的军团，从而在其他战线上与英国作战。1801年，英国议会批准进行军事远征，以确保法国在埃及投降。远征军于1801年3月抵达亚历山大，同奥斯曼人联合对开罗实行两边夹击。法国人于1801年6月和8月分别在开罗和亚历山大投降。之后，他们登上了英国和奥斯曼的船只，被运回法国，结束了这一令人遗憾的事件。

法国对埃及的占领只持续了3年。从人性的角度来说，这是一段令人着迷的时期，其间埃及人和法国人在彼此身上都找到了值得钦佩和谴责之处。在这次接触中，双方都受了伤。1801年夏天，在奥斯曼帝国和英国联军的驱赶下，从开罗撤出的法国人不再是自信的革命新秩序的代言人。相反，他们因战争和疾病而减员，他们的士气因困在埃及数年得不到救助而低落。许多法国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娶了埃及妻子——虽然这并不是对他们占领下的人民屈尊俯就的表现。但是埃及人的自信也因被占领的经历而动摇。面对法国人及其思想和技术，埃及人的优越感遭到了打击。

法国人的离去在埃及留下了权力真空。为期3年的占领破坏了马木鲁克人在开罗和下埃及的权力基础。奥斯曼人想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各马木鲁克家族的重建——法国人离开了，对奥斯曼人来说，这是对叛乱的埃及行省重塑权威的绝佳时机。英国人担心拿破仑会试图夺回埃及，于是决心留下强大的威慑力量。就保卫埃及抵御法国未来的攻击而言，英国人对马木鲁克人比对奥斯曼人更有信心，因此他们努力复苏最强大的马木鲁克家族。他们向奥斯曼人施压，要求赦免那些开始重建各自家族和恢复势力的最核心的马木鲁克贝伊。奥斯曼人不得不违背对自己更有利的判断，遵从英国的意愿。

1803年，英国远征军刚一离开，奥斯曼人就采用自己的方案解决埃及问题。帝国中央政府命令开罗的总督消灭马木鲁克贝伊，并将他们的财富充入国库。7然而，马木鲁克人已经恢复元气，足以抵抗奥斯曼人的攻击。奥斯曼人和马木鲁克人随即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从而延长了饱受战争折磨的开罗平民的苦难生活。混乱的局势下，一名奥斯曼军官冒了出来，控制了与马木鲁克人的冲突，并赢得了公众支持来统治埃及。事实上，他很快就会成为埃及近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名字是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ʻAli）。

穆罕默德·阿里（1770—1849）是阿尔巴尼亚人，生于马其顿的卡瓦拉，在埃及的奥斯曼军队里统领一支由6000人组成的强大而桀骜难驯的阿尔巴尼亚分遣队。1803—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通过不断变化的联盟关系强化了他的个人权力，牺牲了奥斯曼总督、其他奥斯曼兵团的统领和主要马木鲁克贝伊的利益。他公开寻求开罗显贵们的支持，这些人在经历了由法国人和奥斯曼人5年内先后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动荡之后，变得益发躁动不安。到1805年，这位阿尔巴尼亚分遣队的统领已成为一名有能力在开罗拥立国王的人，但他自己也渴望成为国王。

穆罕默德·阿里的活动并未逃脱奥斯曼当局的注意。这位阿尔巴尼亚人的统领被认为是麻烦制造者，但他有天分和雄心，可以为帝国所用。阿拉伯半岛的局势依然严峻。1802年，瓦哈比派袭击了伊拉克的奥斯曼帝国领土，并于1803年控制了圣城麦加。这些伊斯兰改革者对来自开罗和大马士革的奥斯曼朝觐团施加压力，并威胁要完全禁止他们进入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就像他们在1806年以后所做的那样）。对素丹来说，这种局面是难以忍受的，因为他通过他的帝王头衔宣称自己是伊斯兰教最神圣城市的守护者。1805年，开罗的显贵们首次请求伊斯坦布尔任命穆罕默德·阿里为埃及总督，帝国中央政府却决定任命他为阿拉伯半岛希贾兹行省的总督，并委派给他粉碎瓦哈比运动的危险任务。

作为希贾兹的候任总督，穆罕默德·阿里被晋升为帕夏，这使他有资格担任奥斯曼行省的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接受了希贾兹总督的任命，但仅仅是为了头衔。他对挪到这个红海行省任新职毫无兴趣。相反，他与开罗文职显贵中的盟友密谋向奥斯曼人施加压力，要求任命他为埃及总督。显贵们相信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阿尔巴尼亚士兵能够给开罗带来秩序。他们还有一种错觉，认为穆罕默德·阿里会因为他们的支持而心怀感激，进而允许显贵们操控这位他们任命的总督。他们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减轻政府对开罗的商人和工匠所施加的税负，以重振该省的经济活力，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但是穆罕默德·阿里另有计划。

1805年5月，开罗市民起来抗议奥斯曼总督胡尔希德·艾哈迈德帕夏（Khurshid Ahmad Pasha）。在经历了多年的动荡、暴力、过度征税和不公正之后，开罗的普通民众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点。他们关闭店铺以示抗议，并要求奥斯曼人任命他们选择的总督。经历过这些动荡时代的哲拜尔提描述了开罗各清真寺头戴缠头的谢赫们领导的大规模示威，年轻的男性在示威队伍里高呼口号，反对残暴的帕夏和奥斯曼制度的不公。暴民们来到穆罕默德·阿里的家。

穆罕默德·阿里问：“你们想让谁当总督？”

人们回答：“我们只接受你。根据我们的标准，你将成为我们的总督，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公正、善良的人。”

穆罕默德·阿里谦逊地拒绝了这个提议，但暴民们坚持。在表达了不情愿之后，这位狡猾的阿尔巴尼亚人假装人们说服了自己。然后，领头的显贵们给他准备了一件毛皮披风和一件仪式长袍，就地给他举行了加冕仪式。这是前所未有的：开罗人民将他们自己选择的总督强加于奥斯曼帝国。

在任总督胡尔希德·艾哈迈德帕夏对此不以为然。他反驳道：“我是素丹任命的，我不会因农民的命令而被免职，只有在帝国政府的命令下才能让我离开城堡。”8开罗的平民围困了城堡里被罢免的总督一个多月，直到1805年6月18日，伊斯坦布尔发布命令确认了人民对总督的选择。现在，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埃及的主人。

被任命为埃及总督是一回事——自1517年奥斯曼人征服埃及以来，已有数十人获得了这一头衔，而实际统治埃及则是另一回事。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确立了对该行省的掌控，这是之前和之后的总督们都没能做到的。他成功地垄断了埃及的财富，并用财政收入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和官僚机构。他依靠军队扩大了统治疆域，使埃及成为帝国的中心。但穆罕默德·阿里和伟大的阿里贝伊不一样。后者是一名马木鲁克，梦想着重建马木鲁克帝国；而前者是一个奥斯曼人，试图主宰奥斯曼帝国。

穆罕默德·阿里也是一位创新者，他借鉴欧洲的思想和技术，使埃及走上了一条改革之路，他的做法后来为奥斯曼人所效仿。他在中东建立了第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他实施了欧洲之外最早的工业化项目之一，运用工业革命的技术为他的军队生产武器和织物。他向欧洲各国首都派遣了教育代表团，并设立了翻译局出版欧洲书籍和技术手册的阿拉伯语版本。他与欧洲列强建立了直接联系，后者视他为独立的君主，而非奥斯曼素丹的总督。到统治结束时，穆罕默德·阿里已经成功确立了他的家族对埃及和苏丹的世袭统治。他的王朝将统治埃及直到1952年革命推翻君主制。

虽然奥斯曼中央政府已将穆罕默德·阿里的任命从希贾兹转到开罗，但仍然期望他来发动一场反对瓦哈比派的战役，以恢复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半岛的权威。这位新总督找了许多借口来忽视伊斯坦布尔的命令。他是在混乱中上台的，他知道，若他不能让开罗的公众和奥斯曼士兵服从的话，他也会倒台。

穆罕默德·阿里的阿尔巴尼亚士兵给他提供了独立的权力基础，帮助他在开罗使用武力获得控制权。支离破碎的各马木鲁克家族是他的第一个目标，他追打他们一直到上埃及。这位帕夏很快发现，这样的战役代价不菲，且光靠士兵不足以控制埃及，他也需要财政支持。农业是该省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埃及五分之一的农田被捐出以支持伊斯兰机构，其余五分之四则以包税的方式承包给各马木鲁克家族和其他大地主，几乎没给开罗的财库带来任何收益。为了掌控埃及的收入，穆罕默德·阿里必须控制埃及的土地。

通过建立对埃及土地直接征税的制度，穆罕默德·阿里获得了控制埃及所需的资源。在此过程中，他破坏了反对他的马木鲁克人和支持他的开罗显贵们的财政基础，剥夺了宗教学者自主获得的收入，地主们发现他们得依赖他们原本希望控制的总督。总的来说，穆罕默德·阿里先花了6年时间巩固了他在埃及的地位，然后才接受素丹的委托，在阿拉伯半岛发动针对瓦哈比派的军事行动。

1811年3月，穆罕默德·阿里派他的儿子图苏帕夏（Tussun Pasha）领导针对瓦哈比派的军事行动。这将是穆罕默德·阿里第一次在埃及境外行动。在把一大部分军队派往国外之前，他希望确保埃及的和平与稳定。他为图苏举行了授衔仪式，并邀请了开罗所有的重要人士参加，包括最有权势的马木鲁克贝伊们。在与穆罕默德·阿里政府多年敌对之后，贝伊们将这一邀请视为和解的姿态。显然，他们认为，总督会发现在马木鲁克的支持下统治要比继续反对他们容易得多。几乎所有的贝伊都接受了邀请，身着盛装来到开罗城堡参加仪式。如果说有哪个贝伊有疑虑的话，那么几乎所有马木鲁克首领都出席的事实一定给了他们某种安全感。此外，什么样的人会违反待客的规矩而对他的客人背信弃义呢？

授衔仪式结束后，马木鲁克们组成正式的巡游队列穿过城堡。当他们穿过一条通道时，两头的大门突然关上了。还没等困惑不已的贝伊们明白发生了什么，士兵们突然从墙头冒出来向他们开火。多年的战斗让士兵们十分仇恨马木鲁克人，他们兴致勃勃地执行任务，从墙头跳下去刺杀了那些贝伊。哲拜尔提记录道：“士兵们狂怒地屠杀埃米尔们并抢夺他们的衣物，带着恨意，他们一个都没有放过。”士兵们杀死了马木鲁克贝伊们及其打扮起来陪同巡游的随行人员，后者大多数是开罗的普通民众。“这些人喊叫着求救。有人叫着：’我不是士兵，也不是马木鲁克。’另一个人喊着：’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然而，士兵们毫不在意这些尖叫和哀求。”9

然后，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横冲直撞地穿过了这座城市。他们拖出任何被怀疑是马木鲁克的人，把他们带回城堡斩首。穆罕默德·阿里在向伊斯坦布尔提交的报告中称，共有24名贝伊和40名他们的手下被杀，他送去了死者的首级和耳朵来支持他的说法。10但哲拜尔提的描述表明，暴力的范围要广得多。

城堡里的屠杀是对开罗马木鲁克人的最后一击。他们在开罗生存了近六个世纪，挺过了“冷酷者”塞利姆的征服和拿破仑的入侵，但却几乎被穆罕默德·阿里消灭殆尽。少数幸存的马木鲁克人留在了上埃及，他们知道开罗的统治者会不惜一切代价来获得权力，他们没法再挑战他。穆罕默德·阿里确信国内不再有对他统治的任何挑战，现在他可以派军队去阿拉伯半岛，去赢得奥斯曼素丹的感激。

事实证明，瓦哈比战役极大地消耗了穆罕默德·阿里统治的埃及的资源。战场离本土很远，通信和补给线又长又脆弱，图苏帕夏被迫在恶劣的环境中、在敌人的地盘上作战。1812年，瓦哈比派利用他们熟悉乡村环境的优势，把埃及军队引入一条狭窄的小路，大败这支8000人的军队。许多士气低落的阿尔巴尼亚军官退出了战场，返回开罗，导致图苏人手不足。穆罕默德·阿里向吉达派遣了增援部队，次年，图苏成功地占领了麦加和麦地那。1813年，穆罕默德·阿里亲自陪同朝觐团，并把圣城的钥匙送交伊斯坦布尔的素丹，作为素丹恢复对伊斯兰教诞生地的统治权的象征。但是这些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埃及军队损失了8000人，埃及财政支出了17万袋钱（相当于1820年的670万美元）。11而瓦哈比派并没有被完全击败，他们只是在埃及军队进攻之前撤退了，且一定会回来。

图苏率领的埃及军队和阿卜杜拉·本·沙特（Abdullah ibn Saud）率领的瓦哈比军队之间的战斗仍在继续，直到1815年双方才达成休战。回到开罗，图苏感染了瘟疫，回家几天后就去世了。图苏的死讯传回阿拉伯半岛时，阿卜杜拉·本·沙特打破休战协定，袭击了埃及的营地。穆罕默德·阿里任命他的长子易卜拉欣（Ibrahim）为埃及军队统帅。这是易卜拉欣帕夏辉煌的军事生涯的开始，他将成为穆罕默德·阿里的大元帅。

1817年初，易卜拉欣帕夏在阿拉伯半岛接任统帅，对瓦哈比派展开无情的打击。他首先确保埃及对红海希贾兹行省的控制，然后将瓦哈比派逐回阿拉伯半岛中部的纳季德。尽管纳季德已经位于奥斯曼帝国领土之外，但易卜拉欣帕夏决心一劳永逸地消除瓦哈比派的威胁，一直将他的敌人赶回他们的首都迪尔伊叶。在那里，双方进行了一场长达6个月的激烈的消耗战。城墙内的瓦哈比派，在埃及人的围困下，慢慢地缺水缺粮，而埃及军队因疾病和阿拉伯半岛中部致命的夏季高温而遭受重大损失。最终，埃及人获胜，1818年9月瓦哈比派投降，他们知道自己将面临彻底的灭亡。

根据穆罕默德·阿里的命令，埃及军队摧毁了迪尔伊叶，并将瓦哈比运动的所有领导者送往开罗囚禁。穆罕默德·阿里知道，通过镇压让奥斯曼素丹政权合法性遭受长达16年质疑的运动，他赢得了素丹马哈穆德二世（Sultan Mahmud Ⅱ）的青睐。此外，他在阿拉伯半岛中部的战役中获胜，这是其他奥斯曼总督或将领没有做到过的。阿卜杜拉·本·沙特和瓦哈比政权的其他领导者从开罗被送往伊斯坦布尔，接受素丹的审判。

马哈穆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将处决瓦哈比运动领导者变成了一个国家庆典。他召集高级政府官员、外国大使和帝国的重要人士到托普卡珀宫观礼。3名罪犯——军队统帅阿卜杜拉·本·沙特、首相和瓦哈比运动的精神领袖被戴上重链，因犯下反宗教和反国家罪接受公开审判。审讯结束后，素丹判处3人死刑。阿卜杜拉·本·沙特在阿亚索菲亚清真寺正门前被斩首，首相在王宫正门前被处决，精神领袖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大市场内被砍头。他们的尸首被拿去示众，头塞在胳膊下，示众3日后，尸首抛入大海。12

随着法国军队被驱逐出埃及和瓦哈比运动的失败，素丹马哈穆德二世可能有理由相信，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经受住了最严峻的挑战。然而，在阿拉伯半岛取得胜利的埃及总督本人将对马哈穆德二世构成更为严重的威胁。瓦哈比派攻击的是帝国的边缘地区，虽然该地区就信仰而言非常重要，但边缘终究是边缘，而穆罕默德·阿里将对奥斯曼帝国的中心和统治王朝本身构成挑战。

为了表彰易卜拉欣为奥斯曼帝国击败瓦哈比派，马哈穆德二世将穆罕默德·阿里的这个儿子晋升为帕夏，并任命他为希贾兹总督。红海行省希贾兹就以这种方式成为穆罕默德·阿里帝国的第一块新增领土。此后，埃及财政将获得吉达港的海关收入。吉达是红海贸易中的重要港口，也是每年前往麦加朝觐的门户，因此，吉达海关的收入相当可观。

1820年，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入侵苏丹，大大巩固了埃及对红海的控制。他在尼罗河上游为他的军队寻找新的奴隶士兵来源，同时也希望在苏丹找到神话中的金矿，以充实他的财库。暴行破坏了这次在苏丹的军事行动。喀土穆以北尼罗河边辛迪地区的统治者杀害了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伊斯玛仪（Ismail），埃及远征军采取报复行动，杀害了3万名当地居民。黄金从未出现，苏丹人宁愿死也不愿在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服役。数千名被俘的服兵役者在从家中被带走时满心沮丧，他们染上了病，在前往埃及训练营的长途跋涉中丧命。1820—1824年间被奴役的2万名苏丹人中，到1824年只有3000人幸存。13苏丹战役（1820—1822）真正让埃及受益的是商业和领土。将苏丹纳入埃及帝国后，穆罕默德·阿里将他控制的土地面积扩大了一倍，并控制了红海贸易。埃及对苏丹的霸权将持续136年，直到1956年苏丹重获独立。

埃及军队新兵短缺让穆罕默德·阿里严重受限。阿拉伯半岛和苏丹的战事，以及士兵年事的增长，使他最初的阿尔巴尼亚军队的实力大打折扣。到苏丹战役时，穆罕默德·阿里军队中幸存的阿尔巴尼亚人已经在埃及待了20年。奥斯曼人于1810年禁止从高加索向埃及输出军事奴隶，以防止马木鲁克复兴并遏制穆罕默德·阿里本人的野心。奥斯曼帝国也不愿意派任何帝国的士兵去为穆罕默德·阿里服务，因为欧洲的前线还需要他们。缺少外部的新兵资源，埃及总督不得不回过头来依靠自己的民众。

在奥斯曼帝国的世界里，建立一支国家军队——一支从工人和农民中征募士兵的军队，仍然是新鲜事物。士兵是由奴隶构成的军事阶层。在17和18世纪，奥斯曼帝国著名的步兵军团，也就是所谓的禁卫军，调整了他们的征兵方式，不再实行“男孩征募”。士兵们娶妻生子，并让他们的儿子加入禁卫军，但有别于其他人群的军事阶层的概念依然存在。农民们被认为过于被动、缺乏活力而不适合服兵役。

18世纪，奥斯曼帝国开始在同欧洲军队作战时失利，这让素丹对帝国步兵的战斗力渐生疑虑。他们邀请退役的普鲁士和法国军官到伊斯坦布尔介绍现代欧洲的作战方法，如阵形组合、刺刀冲锋和移动火炮的使用。18世纪末，素丹塞利姆三世（1780—1807年在位）建立了一支新的奥斯曼军队，士兵征募自安纳托利亚的农民，身着欧式马裤，由西方军官训练。他称这支新军为“尼扎米·杰地德”（Nizam-i Cedid），即“新制”部队，该部队的士兵被称为尼扎米兵。

1801年，素丹塞利姆三世向埃及派了一支4000人的尼扎米军团，穆罕默德·阿里得以亲眼见证军团的训练有素和纪律严明。一名同时代的奥斯曼人记录道，派到埃及的尼扎米军团“勇敢地与异教徒作战，连续击败他们的入侵，未见也未听闻任何一名士兵脱逃”。14尼扎米军团对强大的禁卫军构成的直接威胁甚于任何一支欧洲军队。尼扎米军是“新制”，意味着禁卫军是“旧制”，但后者不会在仍有能力保护自己利益的情况下接受裁减。1807年，禁卫军叛变，推翻了塞利姆三世，解散了尼扎米军。虽然奥斯曼帝国的首次国家军队试验以不幸的结局告终，但它仍为穆罕默德·阿里提供了一个可在埃及复制的模式。

而拿破仑的军队给穆罕默德·阿里提供了第二个参考模式。法国的全民兵役带来了一支大规模公民军队，在精明能干的指挥官的带领下，具有征服各大陆的能力。然而，穆罕默德·阿里认为埃及人民是臣民，而不是公民，他从来没有像法国的革命将领那样，试图用振奋人心的意识形态口号来鼓动他的军队。他建设埃及的新制军队，除了决定延请法国军事专家来训练他征募的军队外，效仿的是奥斯曼帝国的尼扎米军的先例。1822年，他委托参加过拿破仑战争的老兵塞韦斯上校（Colonel Sèves）——一名在埃及被称为苏莱曼·阿加（Sulayman Agha）的皈依伊斯兰教的法国人，来组织和训练一支完全从埃及农民中征召的尼扎米军。一年之内，他就组建了一支3万人的部队。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该部队的人数达到13万。

埃及尼扎米军的组建并非一蹴而就。埃及农民担心他们的农场和家人的福利，他们对家园和村庄十分依恋，导致服兵役成为一种真正的折磨。当征兵队逼近时，有些农民逃离他们的村庄以躲避征兵。另一些人则故意割下手指或打掉一只眼睛，使自己残疾，以便以此获得豁免。各地都起来反抗征兵，1824年，上埃及估计有3万名农民造反。即便被迫服兵役，也有许多农民逃走。只有通过严厉的惩罚，穆罕默德·阿里的政府才能迫使埃及农民参军。令人吃惊的是，这支不情不愿的军队在战场上却非常成功。在希腊，这支军队接受了第一次考验。

1821年，奥斯曼帝国的希腊诸省爆发了民族主义起义。这次起义是秘密社团“友谊社”（Filiki Etairia）的成员发起的，该社成立于1814年，目标是建立独立的希腊国。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是一个独特的社群，维系这个社群的是他们的语言、东正教信仰和共同的历史，从古典时期一直到希腊化的拜占庭帝国。作为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公开的民族主义起义，希腊战争带来的危险要比18世纪地方领袖的叛乱严重得多。以前的叛乱仅由领袖个人的野心推动，而民族主义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是一种能够激励全体人民起来反抗奥斯曼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1821年3月，起义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爆发，并迅速蔓延到希腊中部、马其顿、爱琴海诸岛和克里特岛。奥斯曼人发现他们同时在几条战线上进行阵地战，于是向穆罕默德·阿里求助。1824年，他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率领一支由1.7万名新近训练好的步兵、700名骑兵和4个炮兵连组成的埃及军队向伯罗奔尼撒半岛进发。由于他麾下所有的士兵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这是我们第一次谈论真正的埃及军队。

埃及人在希腊战争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新组建的尼扎米军证明了他们的英勇无畏。在征服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后，易卜拉欣帕夏被授予这些行省的总督职位，进而将穆罕默德·阿里的帝国从红海扩大到爱琴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军队在打击希腊人的战场上表现得越好，素丹和他的政府就越担心。埃及人正在镇压反抗奥斯曼帝国的叛乱，并在扩大开罗控制的领土。如果穆罕默德·阿里也起来反叛的话，很难说奥斯曼人能抵挡住他的军队。

埃及的胜利和希腊的苦难也在欧洲各国首都引发关注。希腊战争吸引了英国和法国知识精英的注意力。当古典世界的城市变成现代战场时，欧洲支持希腊的团体大声疾呼，要求他们的政府干预，以保护信仰基督教的希腊人免受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和埃及人的伤害。1823年，诗人拜伦勋爵航行到迈索隆吉翁支持独立运动，引起了国际社会对希腊问题的关注。1824年4月，拜伦因发烧去世，这使他成为希腊独立事业的烈士，虽然他并没有死在奥斯曼士兵手中。拜伦死后，公众要求欧洲干预的呼声倍增。

英国和法国政府容易受到公众压力的影响，但更关注更为重要的地缘战略因素。法国同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发展了特殊的关系。相应地，这位埃及总督为他的军队聘请法国军事顾问，依靠法国工程师满足工业和公共设施建设的需求，还派学生到法国接受高级训练。法国渴望保持与埃及的特殊关系，以此扩大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影响力。然而，埃及向希腊的扩张让巴黎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在东地中海地区看到埃及比法国更强大，这不符合法国的利益。

对英国政府来说，情况更为明确。看着巴黎在埃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伦敦日益担忧。自拿破仑入侵以来，英国一直试图阻止法国统治埃及和通往印度的海陆通道。拿破仑时代的大陆战争也给英国留下了创伤，英国担心欧洲列强在奥斯曼帝国领土上谋求影响力可能会再次引发列强之间的冲突。因此，英国政府致力于保护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以维护欧洲的和平。很明显，奥斯曼帝国无法依靠自身留住希腊，英国也不希望看到埃及伤害奥斯曼帝国的利益并将势力扩展至巴尔干半岛。因此，帮助希腊人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实现更大的自治，确保奥斯曼和埃及军队撤出争议领土，最符合英国的利益。

穆罕默德·阿里在他的希腊战役中毫无收获。这场战争大大损耗了他的财库。他的尼扎米新军在希腊被过度使用。奥斯曼人对他的猜疑与日俱增，很明显，奥斯曼人正尽其所能耗尽他的军队和财库。到1827年夏天，欧洲列强已明确表示反对埃及在希腊的地位，并集结了一支英法联合舰队，迫使奥斯曼帝国和埃及撤军。埃及总督最不希望的事情是与欧洲列强在战场上交战。1827年10月，穆罕默德·阿里给他在伊斯坦布尔的政治代理人的信中说道：“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无法站出来对抗欧洲人，［如果我们这么做，］那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整个舰队沉没，多达3万至4万人阵亡。”虽然穆罕默德·阿里为自己的陆军和海军感到骄傲，但他知道他们不是英国和法国的对手。他写道：“尽管我们是军人，但我们只具备基础的技战术水平，欧洲人在这方面远远领先我们，并已将他们［关于战争］的理论付诸实践。”15

尽管穆罕默德·阿里对可能发生的灾难有着清晰的认识，但他还是将海军投入了这次战斗，派遣舰队前往希腊。奥斯曼人不愿承认希腊独立，素丹决定戳穿欧洲列强虚张声势的幌子，选择无视他们的联合舰队。但这是个致命的错误。联合舰队在纳瓦里诺湾困住了埃及船只，并在1827年10月20日的交战中，4小时内击沉了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的几乎全部78艘舰船。超过3000名埃及人和奥斯曼人在战斗中丧生，而进攻的联合舰队中约有200人阵亡。

穆罕默德·阿里对他的损失暴跳如雷，并要求素丹马哈穆德二世对他海军的损失负责。此外，埃及人发现自己处于拿破仑在尼罗河战役后所处的状况：成千上万的士兵被困，没有船只能够补给他们或接他们回国。穆罕默德·阿里直接与英国谈判，达成休战协议，并在没有同素丹商量的情况下将儿子易卜拉欣帕夏和埃及军队从希腊接回埃及。马哈穆德二世被总督的违逆抗命激怒了，但是穆罕默德·阿里不再寻求素丹的支持。他忠心耿耿侍奉君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从此往后，穆罕默德·阿里将牺牲素丹的利益，追求自己的目标。

纳瓦里诺战役也是希腊独立战争的转折点。1828年，在法国远征军的协助下，希腊战士将奥斯曼军队赶出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中部。同年12月，英国、法国和俄国三国政府会晤，同意建立独立的希腊王国，然后将他们的方案强加于奥斯曼帝国。经过3年多的谈判，希腊王国终于在1832年5月的伦敦会议上成立。

在希腊经历溃败之后，穆罕默德·阿里把目光投向了叙利亚。自1811年他首次同意领导反对瓦哈比派的军事运动以来，他就一直渴望统治叙利亚。1811年，他向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请愿，要求统治叙利亚。1818年战胜瓦哈比派后，他又再次请愿。奥斯曼人两次都回绝了他，不想让他们的埃及总督变得太强大而不再为中央政府效劳。当伊斯坦布尔要求埃及驰援希腊时，中央政府提出有望将叙利亚交给穆罕默德·阿里。在纳瓦里诺折损了他的舰队之后，埃及总督要求兑现承诺，但索求无果。中央政府认为，经历这次损失，穆罕默德·阿里已被大大削弱，无须再去赢得他的好感。

穆罕默德·阿里意识到，中央政府从未打算把叙利亚让给他。他也知道奥斯曼人没有力量阻止他夺取领土。易卜拉欣帕夏和他的军队一回到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就开始组建新舰队，并重新装备他的军队，准备入侵叙利亚。他同英国和法国接触，以获得两国对他勃勃雄心的支持。法国对与埃及达成协议表现出一定的兴趣，但英国继续反对一切对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威胁。穆罕默德·阿里毫不气馁，继续备战。1831年11月，易卜拉欣帕夏开始率军入侵叙利亚。

现在，埃及军队同奥斯曼帝国交战了。易卜拉欣帕夏率领3万名士兵迅速征服了巴勒斯坦。到11月底，他的军队已经到达北部要塞阿卡。当有关埃及行动的报告送达伊斯坦布尔时，素丹派了一名特使去说服穆罕默德·阿里停止进攻，但没有效果。帝国中央政府随即要求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总督们组建军队去击退埃及入侵者。埃及军队正围攻阿卡，这个几乎坚不可摧的要塞，这给了总督们6个月的短暂时机。

虽然奥斯曼人准备击退埃及军队的入侵，但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一些地方领袖在面对来自埃及的新威胁时，选择支持易卜拉欣帕夏，以维护自身的地位。埃及军队到达阿卡时，黎巴嫩山的统治者埃米尔巴希尔二世（Amir Bashir Ⅱ）同易卜拉欣帕夏缔结盟约。埃米尔巴希尔所在的统治家族——谢哈卜家族的一名成员派亲信幕僚米哈伊勒·米舍卡去观察埃及对阿卡的围攻，并向黎巴嫩山的统治者们汇报。

米舍卡在阿卡观察埃及军队的行动近3周。他刚到达就目睹了埃及海军和奥斯曼守军在阿卡进行的激烈战斗。穆罕默德·阿里投入22艘军舰围攻，向阿卡城堡发射了7万多发炮弹。守军顽强抵抗，并在激烈的交火中成功地让许多军舰失去了战斗力。米舍卡写道，炮火从早晨持续到日落，“在火药的烟尘中，阿卡隐匿不见了”。根据米舍卡的资料，埃及派出了8个步兵团（1.8万人）、8个骑兵团（4000人）和2000名贝都因非正规军攻击守卫阿卡的“3000名勇敢善战的士兵”。看到阿卡坚固的海堤和保护城墙的防御工事，米舍卡警告他的雇主们围攻将是一场持久战。

埃及人连续攻打了阿卡要塞6个月。到1832年5月，城堡坚不可摧的城墙已经损坏到足以让易卜拉欣帕夏集结步兵攻入城堡的地步。他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让久经沙场的战士们回想起他们在阿拉伯半岛和希腊所取得的胜利。易卜拉欣帕夏警告他们，开弓没有回头箭，“大炮会跟在他们身后，轰炸任何没有攻占城墙就回撤的战士”。在夹杂着威胁的鼓励言语的演讲后，易卜拉欣帕夏带领他的部下攻向残损不堪的阿卡城墙。他们轻而易举地攻破了壁垒，迫使幸存的守军投降。经过几个月的战斗，阿卡守军只剩下350人。16

占领阿卡后，易卜拉欣帕夏向大马士革进发。大马士革城的奥斯曼总督动员1万名平民进行防御。易卜拉欣帕夏知道，未受过训练的平民无法同专业军队作战，他命令部队向这些参与防御的平民脑袋上方开火，吓得他们四散奔逃。确实，枪声足以驱散大马士革人。总督撤离，加入北方的奥斯曼军队。埃及人进入大马士革，没有遭到任何抵抗。易卜拉欣帕夏命令他的士兵尊重市民和他们的财产，并宣布大赦全部大马士革人。他打算统治叙利亚人民，所以不想同他们产生隔阂。

易卜拉欣帕夏为大马士革任命了一个执政委员会，随后继续他对叙利亚的无情征服。这位埃及将领把一些大马士革的重要人士带在身边，以防止市民在他离开后造反。米哈伊勒·米舍卡又一次追踪了埃及的军事行动，为黎巴嫩山的统治者们收集情报。当埃及人从大马士革出发时，他统计了他们的人数：“1.1万名步兵，2000名正规骑兵，3000名［贝都因］骑兵”，总共有1.6万人，加上43门大炮和3000头运送补给和物资的骆驼。他们行进到叙利亚中部的霍姆斯，在那里又有6000名埃及士兵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7月8日，埃及人在霍姆斯附近同奥斯曼人进行了争夺叙利亚控制权的第一场大战。米舍卡写道：“场面令人激情澎湃。当埃及正规军到达战场时，他们遇到了数量更多的土耳其正规军。日落前一小时，双方爆发激烈的战斗，枪声炮火持续不断。”在山顶上观战的米舍卡无法判断战斗的走向。“那是可怕的一小时，其间地狱各门都打开了。日落时分，枪声停歇，只留下大炮轰鸣，直到日落后一个半小时，才重回寂静。”直到那时，他才知道埃及人在霍姆斯战役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奥斯曼将领们匆忙抛弃了营地，开始逃亡。“食物还留在火上炙烤，医药箱、成卷的敷料和［给死者的］裹尸布、大量的毛皮和受奖时穿的披风以及许多物资都留了下来。”17

不知疲倦的易卜拉欣帕夏并没有在霍姆斯逗留。取胜一天后，他率军向北去往阿勒颇，以完成对叙利亚的征服。和大马士革一样，阿勒颇没有反抗埃及军队就投降了，易卜拉欣帕夏留下一个新政府，代表埃及统治这座城市。奥斯曼帝国的总督早已撤离，加入了一支庞大的奥斯曼军队，其中包括霍姆斯战役中幸存的部队。7月29日，奥斯曼人在亚历山大勒塔附近的贝伦村（时属阿勒颇行省，现位于土耳其）与埃及军队交战。埃及军队虽然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但依然重创奥斯曼军队直至接受后者投降。随后，易卜拉欣帕夏率军前往阿达纳港，那里有埃及的舰船，给精疲力竭的军队提供补给。易卜拉欣帕夏给开罗发去了详细记录埃及胜绩的战报，等待他父亲下一步的命令。

而穆罕默德·阿里从战争转向谈判，试图通过素丹的法令或欧洲的干预来确保他在叙利亚的所得。就奥斯曼人而言，他们不愿意向叛变的埃及总督割让任何利益。奥斯曼帝国的大维齐尔（即首相）穆罕默德·拉希德帕夏不承认穆罕默德·阿里在叙利亚的地位，并开始组建一支8万多人的庞大军队，试图将埃及人从土耳其海岸和整个叙利亚赶走。而易卜拉欣帕夏在重组军队和补给军需之后，于1832年10月进入安纳托利亚中部，以对抗奥斯曼人的威胁。当月，他占领了科尼亚城，并在此备战。

埃及军队将不得不在能想象到的最恶劣的环境中作战。习惯了夏季沙漠的炎热和尼罗河畔温和冬季的埃及军队，发现自己身处冬季安纳托利亚高原的漫天暴雪和零下冰封之中。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那些被迫应征入伍的士兵仍被证明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尽管人数少于对手，但他们在科尼亚战役（1832年12月21日）中大胜奥斯曼军队。埃及人甚至抓到并囚禁了大维齐尔，这极大地加强了他们在谈判中的筹码。

素丹一听到军队战败和大维齐尔被俘的消息就屈服了，答应了穆罕默德·阿里提出的大部分领土要求。在科尼亚战败后，素丹失去了所有军事选择，他现在直面一支驻扎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屈塔希亚镇的埃及军队，距离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只有200千米（124英里）。为了确保埃及军队完全撤出安纳托利亚，马哈穆德二世重立穆罕默德·阿里为埃及总督（他在入侵叙利亚后被剥夺了头衔，并被宣布为叛徒），并将希贾兹、克里特岛、阿卡、大马士革、的黎波里和阿勒颇等省授予穆罕默德·阿里和易卜拉欣帕夏，同时赋予阿达纳港的征税权。1833年5月，在俄罗斯和法国的斡旋下，《屈塔希亚合约》签订，上述战果得到了确认。

《屈塔希亚合约》签订后，易卜拉欣帕夏将他的部队撤回叙利亚和埃及。穆罕默德·阿里没有实现他所渴望的独立。奥斯曼帝国把他牢牢地束缚在帝国的统治之下。但是他已经把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阿拉伯行省都置于他的家族统治之下，建立了一个埃及帝国，在19世纪3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与奥斯曼帝国相抗衡。

埃及对叙利亚的统治很不受欢迎。新的税收给社会各阶层——从最贫穷的工人到最富有的商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本地领袖被剥夺了传统权力，被隔绝在统治阶层之外。米舍卡记录道：“当埃及人开始改变宗族习俗，对民众征收比他们习惯支付的更多的税时，人们开始鄙视他们，希望再次回到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因此表现出反叛的迹象。”埃及人的反应是解除叙利亚人的武装并将他们征召入伍，这反而激起了更剧烈的反抗。米舍卡解释说：“士兵没有期满后获得自由、回归家庭的固定的服役期限，相反，服役期像地狱一样长久。”18许多年轻人为了躲避征兵而逃跑，这进一步损害了当地的经济生产力。叛乱从叙利亚沿海的阿拉维山区蔓延到黎巴嫩山和叙利亚南部的德鲁兹地区，再到巴勒斯坦高地的纳布卢斯。1834—1839年，易卜拉欣帕夏发现他的军队一直忙于镇压不断升级的叛乱。

穆罕默德·阿里没有被叙利亚乡村的民众动乱所吓倒，他把叙利亚看作是他的埃及帝国的永久领土。他坚持不懈地争取欧洲对他计划的支持：脱离奥斯曼帝国，在埃及和叙利亚建立独立王国。1838年5月，他告知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和欧洲列强，他决意建立自己的王国，提出向奥斯曼人支付300万英镑（合1500万美元）的脱离费。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对此发出了严厉警告：“这位［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必将会发现，英国将同奥斯曼帝国素丹一起要求纠正如此骇人听闻的针对素丹的错误行为，以防止土耳其帝国被肢解。”19就连穆罕默德·阿里的法国盟友也警告他，不要采取可能导致他与素丹和欧洲对抗的举措。

得到欧洲的支持，奥斯曼人倍感振奋，决定立即对穆罕默德·阿里采取行动。素丹马哈穆德二世再次组建了一支远征军。自从1826年暴力解散禁卫军以来，马哈穆德大力建设新的奥斯曼尼扎米军。他的高级军官向他保证，这支德国人训练的步兵要强于埃及军队，后者在连续5年镇压叙利亚民众叛乱后已疲惫不堪。1839年6月24日，奥斯曼军队行进到阿勒颇附近的叙利亚边境，袭击了易卜拉欣帕夏的部队。与所有人的预期相反，埃及人在尼济普之战（Battle of Nezib）中击溃了奥斯曼人，造成后者大规模伤亡，并俘虏了1万多人。

素丹马哈穆德二世没能收到军队被击败的消息。由于素丹患了肺结核，健康状况已经恶化了好几个月，6月30日，他在得知尼济普惨败之前就去世了。他尚处青春期的儿子素丹阿布杜·迈吉德一世（Abdulmecid I，1839—1861年在位）继位，他年轻、缺乏经验，无力安抚帝国将领们的紧张情绪。奥斯曼舰队的海军上将艾哈迈德·费夫齐帕夏（Ahmed Fevzi Pasha）带领他的整个海军横渡地中海，投奔穆罕默德·阿里麾下。这位海军上将担心，俄国有可能像他所预料的那样介入奥斯曼政局、扶持年轻的素丹，一旦如此，舰队可能会落入俄国的控制之下。他也相信穆罕默德·阿里是最有能力维护奥斯曼帝国的领袖；相较于乳臭未干的王储，刚健有力的叛乱者会成为更好的素丹。恐慌在伊斯坦布尔蔓延。年轻的素丹面临着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大的内部威胁，却没有陆军或海军来保护他。

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的动荡同样忧心忡忡。英国担心俄国会利用权力真空占领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以确保其黑海舰队可以进入地中海。这将冲击英国数十年来旨在遏制俄国黑海舰队并拒绝其进入温水港口的政策，该政策维持了对英国有利的海上力量均衡。此外，法国有意使其盟友埃及将统治范围扩大到整个东地中海地区，英国希望能挫败法国的这一图谋。英国领导了一个由欧洲列强组成的联盟（法国没有参加）来介入这场危机，旨在支持奥斯曼王朝，迫使穆罕默德·阿里从土耳其和叙利亚撤出。

谈判持续了一年，穆罕默德·阿里试图利用他在尼济普的胜利来获得更多的领土和主权特权，而英国和奥斯曼帝国则要求埃及从叙利亚撤军。1840年7月，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组成的欧洲联盟提出让穆罕默德·阿里终身统治大马士革，让他的家族世袭统治埃及，条件是他的士兵立即撤出叙利亚其他地区。这是他们的最终提案，同时英国和奥地利舰队已在东地中海集结准备采取行动。穆罕默德·阿里相信自己拥有法国的支持，拒绝了这一提案。

盟军舰队在英国海军上将内皮尔（Napier）的指挥下迫近港口城市贝鲁特，并于9月11日炮轰埃及的阵地。英国利用当地特工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各地散发传单，呼吁当地人民起来反抗埃及人。大叙利亚地区的人们过去曾经起来反抗过，很乐意再来一次。与此同时，盟军舰队从贝鲁特开往阿卡，力争把埃及人赶出城堡。埃及人原以为他们能抵挡住任何攻击，但根据米哈伊勒·米舍卡的记录，英国、奥地利和奥斯曼联合舰队用了3小时20分钟就攻克了这座城堡。埃及人刚刚收到的火药露天堆放在城堡的中心，而盟军舰船的一枚炮弹引爆了火药，“爆炸出其不意，阿卡城内的士兵四散奔逃，无人继续留守”。20欧洲和奥斯曼军队夺回了阿卡，并控制了整个叙利亚海岸。

易卜拉欣帕夏发现他的位置越来越不稳固。海路被切断，他无法补给他的部队，而这些部队正不断受到当地居民的骚扰。他率军从土耳其和叙利亚各地撤回到大马士革。1841年1月，约7万名士兵在大马士革集结，易卜拉欣帕夏开始从叙利亚沿陆路有序撤回埃及。

埃及的威胁已经得到控制，但第二次埃及危机对奥斯曼帝国生存构成的挑战需要正式解决。一项协议在伦敦达成，奥斯曼人授予穆罕默德·阿里对埃及和苏丹的终身统治，并确立他的家族对埃及的世袭统治，而穆罕默德·阿里承认奥斯曼素丹是他的宗主，并同意每年向帝国中央政府支付一笔款项，以表示他对帝国的顺从和忠诚。

英国还希望确保东地中海地区的纷争不再威胁欧洲的和平。而防止欧洲列强因在黎凡特地区争夺战略优势而发生冲突的最佳保障，是确保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这是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一直以来的重点关切。在1840年《伦敦公约》的一份秘密附件中，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政府正式承诺“不寻求领土扩张，不寻求排他性影响力，不为其臣民谋取任何他国臣民无法公平获得的商业利益”。21这一克己的条约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近40年的保护，使其免受欧洲对其领土的图谋之害。

从1805年到1841年，穆罕默德·阿里的雄心壮志经历了一个循环。他升为总督，成为埃及的主人。一旦他在埃及站稳了脚跟并增加了财政收入，他就开始建设现代军队。随后，他将自己的领土范围从苏丹和红海沿岸的希贾兹一度扩大到包括希腊的大部分地区和整个叙利亚。但外部干涉剥夺了他的战果，到1841年，他的势力范围又缩回到埃及和苏丹。埃及将拥有自己的政府，将制定自己的法律，但仍将受奥斯曼帝国外交政策的约束。虽然埃及人可以铸造自己的钱币，但他们的金币和银币上都须印有素丹的名字，而埃及统治者的名字则只能印在价值低廉的铜币上。埃及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但士兵人数不能超过1.8万人，这与埃及之前部署的10万至20万人的庞大军队相去甚远。穆罕默德·阿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他曾经的雄心更大。

穆罕默德·阿里在他执政的最后几年饱受失望与疾病困扰。这位帕夏已进入风烛残年，当他的军队从叙利亚回来时，他已经71岁了。他日渐被他的儿子易卜拉欣疏远。在叙利亚战役期间，父子俩通过宫廷官员沟通。两人都与疾病作斗争，易卜拉欣被送到欧洲治疗结核病，而穆罕默德·阿里因服用治疗痢疾的硝酸银而开始丧失思维能力。1847年，素丹意识到穆罕默德·阿里不再具有足够的统治能力，于是任命易卜拉欣帕夏接替。6个月后，易卜拉欣去世。那时，穆罕默德·阿里早已远离了人们的视线。王位传给了穆罕默德·阿里的孙子阿巴斯（Abbas）。1849年8月2日，穆罕默德·阿里去世，阿巴斯主持了他的葬礼。

地方领袖的时代结束了。在剥夺了埃及人对克里特岛、叙利亚各省和希贾兹的统治权后，奥斯曼政府小心翼翼地派自己人担任这些行省的总督。大马士革的阿兹姆家族，就像摩苏尔的加利利家族一样，失去了他们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所统治的城市。黎巴嫩山自治政府因谢哈卜家族与埃及政府勾结而被推翻。在黎巴嫩山，奥斯曼人也试图任命自己的总督，但这将带来爆炸性的后果，使黎巴嫩走上教派冲突的道路。谋求脱离奥斯曼政府的地方自治让阿拉伯世界的劳动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遭受了战争、通货膨胀、政治动荡和雄心勃勃的地方领袖治下无数的不公正待遇。现在，他们想要和平与稳定。

奥斯曼人也想结束对他们统治的内部挑战。在被外国威胁以及与俄国和奥地利的战争所困扰的同时，他们看到了放任阿拉伯行省自行其是的风险：“伟大的阿里贝伊”同扎希尔· 欧麦尔的联盟威胁到了奥斯曼帝国在叙利亚和埃及的统治；瓦哈比派蹂躏了伊拉克南部，并夺取了奥斯曼统治下的希贾兹；穆罕默德·阿里利用埃及的财富建立了军队，并掌控他自己的帝国，从而威胁奥斯曼帝国的生存。如果没有欧洲列强的干预，穆罕默德·阿里可能已在第二次埃及危机中推翻了奥斯曼帝国。这些经历使奥斯曼政府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改革不是对已有的政府机构进行温和的修补，而是对古老的统治机器进行彻底检修。

奥斯曼人意识到，他们无法依靠自身来改革他们的帝国。他们需要利用使他们的竞争对手欧洲变得强大的那些思想和技术。奥斯曼的政治家们注意到穆罕默德·阿里如何成功地利用现代欧洲思想和技术建设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向欧洲派遣代表团、引进欧洲的工业和军事技术，以及在各级军事和官僚机构中聘用欧洲技术顾问，这些举措极大地帮助了穆罕默德·阿里成就功业。

奥斯曼帝国与欧洲邻国的关系正进入一个复杂的新时代。欧洲将成为榜样，成为军事和技术领域的典范。但欧洲也是一个威胁，既是觊觎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好战者，也是危险的新意识形态的源头，因此必须与之保持距离。奥斯曼改革者面临如下挑战：如何在不损害自身文化完整性和价值观的情况下采纳欧洲的理念和技术。

奥斯曼帝国无法对欧洲的进步视而不见。在19世纪，欧洲已经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奥斯曼帝国被迫按照欧洲规则行事的趋势日益显著。

第四章　改革的危险

1826年4月13日，一位年轻的穆斯林宗教学者靠近停泊在亚历山大港的法国帆船“鳟鱼号”（La Truite）。他是里法阿·塔赫塔维，身着开罗古老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学府（创建于969年）的学者长袍和头巾，正步向通往帆船的舷梯。有生以来，他第一次踏出埃及的土地。他受命前往法国，担任穆罕默德·阿里派往欧洲的第一个教育代表团的随团阿訇。5年后，他才回到他的祖国。

上船后，塔赫塔维审视着代表团其他成员的面庞。他们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群体：总共有44名男子，年龄从15岁到37岁不等。塔赫塔维（1801—1873）当时24岁。(1)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埃及代表团，但实际上只有18名成员是土生土长的说阿拉伯语的人。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说土耳其语，反映了奥斯曼帝国的民族多样性，而埃及仍然是该帝国的一部分。其中，有土耳其人、切尔克斯人、希腊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这些人是埃及总督挑选去学习欧洲语言和科学的，回国后，他们将用在法国学到的知识改造他们的祖国。

塔赫塔维出生于一个上埃及小村庄的著名法官和神学家家族，16岁起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神学。他是一位有天赋的学者，曾任爱资哈尔的教员。1824年，他获得公职，在欧式尼扎米新军的一个步兵师中担任阿訇。依靠这一任职，加上他靠山的支持，塔赫塔维被选中履行前往巴黎的重要使命。这是一个可以成就一个人事业的任命。

塔赫塔维随身带着一本空白的笔记本，用来记录他对法国的印象。他对每一处细节都颇感兴趣：法国人如何盖房子、谋生活和信宗教，如何运作交通与金融，男性与女性如何交往，如何穿戴与跳舞，如何家装与摆桌子。写作时，塔赫塔维既带着好奇与尊重，也带着客观的批评。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欧洲人游历中东并将他们所见的异国的风俗习惯著述成书。如今，第一次有一个埃及人扭转了局面，书写这个叫作法国的陌生而奇异的国度。1

塔赫塔维对法国的反思充满了矛盾。作为一名穆斯林和埃及奥斯曼人，他对自己的信仰和文化的优越性充满信心。他认为法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地方，那里“没有一个穆斯林定居”，而法国人自己则是“名义上的基督教徒”。然而，他的亲眼观察丝毫没让他怀疑欧洲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优越性。他回忆道：“法国拥有伊斯兰诸王国所缺乏的一切，说真的，在［法国］居住期间，我为此感到悲哀。”2塔赫塔维认为，有一道鸿沟将他的读者们同西方科学分隔开。欧洲天文学家已证明地球是圆的，他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解释，从而让人可以稍许感知到这道鸿沟的所指。他意识到伊斯兰世界在科学上已远远落后于欧洲，并认为伊斯兰世界有义务和权利恢复这一学问，因为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取得的进步是建立在中世纪伊斯兰教所取得的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的。他认为奥斯曼帝国借鉴欧洲的现代技术进步不过是西方偿还对伊斯兰科学欠下的债。3

对埃及人眼中的法国缘何成为它在19世纪20年代的样貌，塔赫塔维的书中充满了十分有趣的思考，而他对政治改革最重要的贡献，则是他对宪政的分析。他翻译了1814年法国宪章的所有74条，并撰文详细分析了该宪章的要点。4塔赫塔维相信这部宪章保有法国进步的秘密。他对他的精英读者们解释说，“我们录下这部宪章，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智慧如何决定了公正和公平是王国文明与臣民康乐的因素，以及统治者和他们的臣民如何由此引导，实现国家富强、知识增长、财富积累、安居乐业”。

塔赫塔维对宪政的赞扬在当时是勇敢的。这些是危险的新思想，没有伊斯兰传统的根基。正如他承认的那样，法国宪章的大部分原则“既不能在《古兰经》中也不能在先知的逊奈［行为］中找到”。他可能会害怕其他穆斯林宗教人士对这些危险的革新做出反应，但更大的风险是惹恼他的统治者。毕竟，宪章同样适用于君主和他的臣民，并要求权力在君主和民选立法机构间分配。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埃及是一个完全专制的政权，而奥斯曼帝国则是一个绝对的君主制国家。代议制政府的概念或对君主权力的限制，会被大多数奥斯曼精英视为颠覆性的异端邪说。

这位改革派宗教学者着迷于法国宪章如何保障普通公民的权利，而不是强化精英的控制。最打动塔赫塔维的宪章条款中，就有主张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及所有公民“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有资格担任任何职务”的条款。他认为，这种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将鼓励“人们不断学习”，以“到达比他们所居更高的位置”，从而防止他们的文明陷于停滞。塔赫塔维又一次行走于危险的边缘。在像奥斯曼埃及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社会流动性会被他那个时代的精英们视为一个危险的概念。

塔赫塔维更进一步赞扬了法国的言论自由权。他解释说，宪章鼓励“每个人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知识和情感”。他接着说道，一般法国人表达自己观点的媒介是一种叫作“刊”或“报”的事物。这将是塔赫塔维的许多读者第一次听说报纸，当时报纸在阿拉伯语世界还不为人所知。他解释说，无论是有权有势的人，还是普通人，都可以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事实上，他强调了平民有机会使用新闻媒体的重要性，“因为即使是一个卑微的人也可能会想到一些重要人物没有想到的事情”。然而，真正触动这位宗教学者的是新闻媒体具有让人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力量。“当某人做了一件伟大或可鄙的事情时，记者们会记录下来，让要人和平民都知晓，这样可以鼓励做好事的人，让做可鄙之事的人改过。”

塔赫塔维对奥斯曼政治惯例最为大胆的违反在于，他详细并心怀赞赏地讲述了1830年推翻波旁王朝国王查理十世（Charles X）的七月革命。逊尼派穆斯林的政治思想主张，为了维护公共秩序，臣民有义务服从统治者，哪怕统治者专横跋扈。法国人民在查理十世暂停宪章并“羞辱了保障法国人民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时起来反对他们的国王，目睹这场政治动荡的塔赫塔维显然站在法国人民这边。为了恢复君主的绝对权力，查理十世无视议会代表，禁止公众批评国王及其内阁，并实行新闻审查制度。当人们武装起来反抗他们的统治者时，这名埃及宗教学者选择支持他们。塔赫塔维对七月革命的详尽分析格外引人注目，盖因其含蓄地支持人民有权推翻君主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利。5

在巴黎度过了5年难忘的时光后，塔赫塔维于1831年回到埃及，他对法国的印象尚留在他的笔记本上。因法语流利，他获得了一个高级别任命，负责建立一个政府翻译局，主要为穆罕默德·阿里诸项改革所必需的欧洲技术手册提供阿拉伯语版本。在忙于建立翻译局的同时，塔赫塔维抽出时间修改了他的巴黎笔记，准备出版。也许是为了保护自己，避免因刊载危险政治思想而受惩罚，他在序言中对穆罕默德·阿里大肆颂扬。最终的成果完全是一部杰作，于1834年以阿拉伯语发表，随即被翻译成土耳其文。塔赫塔维的作品，通过对欧洲科技进步的清晰阐述，以及对启蒙运动政治哲学的分析，成为19世纪奥斯曼和阿拉伯改革时期的开先河之作。

19世纪期间，奥斯曼人及其阿拉伯公民与欧洲的互动日益增多，迫使中东人民认识到，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欧洲已经超过了他们。尽管大多数奥斯曼人仍然相信他们所处的世界在文化上更为优越，但他们的改革者认为，有必要掌握欧洲的思想和技术，否则，欧洲就会掌控他们。

奥斯曼人及其在埃及和突尼斯的自治属国开始改革他们的军队。他们很快意识到，为了支持现代化军队的开支，必须扩大国家的收入基础。因此，行政与经济领域也开始效仿欧洲的做法，以期带来经济繁荣与税收增长。欧洲资本家为他们的产品和机械寻找海外市场，在他们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欧洲技术被奥斯曼及其自治属国引进。素丹及突尼斯、开罗总督热衷于利用电报、轮船和铁路等现代欧洲技术，作为进步和发展的外在标志。然而，这些技术是昂贵的，随着伊斯坦布尔、开罗和突尼斯受过教育的精英们越来越担心他们的统治者挥霍无度，他们开始呼唤改革议程中缺失的宪法和议会。

改革的每一阶段都是为了在体制上加强奥斯曼帝国及其阿拉伯属国的实力，保护它们免受欧洲的入侵。对此，改革者们要失望了，因为在改革期间，奥斯曼世界越来越容易受到欧洲的渗透。起先是欧洲通过领事施压、贸易和资本投资施行的非正式控制，之后，随着突尼斯、奥斯曼政府和埃及先后未能兑现向外国债权人许下的资金承诺，欧洲的正式控制开始了。

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始于1839年第二次埃及危机最严重的时期。素丹马哈穆德二世去世，他尚处青春期的儿子阿卜杜·迈吉德一世继位，这并不是宣布一项激进改革计划的好时机。然而，在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军队迫近的威胁下，奥斯曼帝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欧洲的善意。为了确保欧洲对其领土和主权的保障，奥斯曼政府认为需要向欧洲列强表明，奥斯曼帝国是现代国家共同体中负责任的一员，能够遵循欧洲的治国标准。此外，曾在马哈穆德二世统治下工作的改革者，决心巩固在已故素丹任内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并促使他的继任者承诺继续推动改革。

这两个动机将塑造奥斯曼改革时代的特征：在公共关系上摆出姿态以赢取欧洲的支持，同时，真诚地投入改革以确保帝国在内外威胁下继续生存。1839年11月3日，奥斯曼外交大臣穆斯塔法·拉希德帕夏（Mustafa Reshid Pasha）代表阿卜杜·迈吉德一世，在伊斯坦布尔向受邀的奥斯曼和外国政要宣读改革法令。在那一天，奥斯曼进入了行政改革期。1839—1876年，奥斯曼帝国将奉行君主立宪制，拥有一个选举产生的议会。这一时期被称为“坦齐马特”（Tanzimat，字面义为“重新组织”）。

坦齐马特有三个重大里程碑：1839年改革法令、重申并延展1839年改革计划的1856年改革法令、1876年宪法。1839年和1856年的法令反映了奥斯曼改革者借鉴西方政治思想的程度。第一份法令提出了一个温和的三点改革计划：确保奥斯曼帝国所有臣民的“生命、荣誉和财产的绝对安全”；建立“常规的税收评估制度”；改革兵役制度，实行定期征兵和固定服役期限。6

1856年法令重申了1839年提出的改革，并将改革进程扩大到法庭和刑罚制度。身体刑罚将得到遏制，酷刑将被废除。该法令试图规范帝国财政，公开年度预算，接受公众监督。同时，还呼吁金融体系现代化，建立现代银行体系，“以创造用来扩大财富来源的资金”，这是通过在帝国内部投资诸如修建道路、开凿运河等公共工程实现的。该法令总结道：“为实现这些目标，应当寻求利用欧洲科学、技术和资金的途径，并逐步践行。”7

然而，仅仅通过重大法令来回顾坦齐马特，还无法全面了解1839—1876年期间所推行的改革。19世纪中叶，奥斯曼国家和社会的主要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为了改革税基，确保未来的繁荣，政府开始定期进行人口普查，并引入新的土地登记制度，以个人所有制取代包税制，这更符合西方的私有财产概念。省级行政机构经历了彻底改革，形成了从诸如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等省会向下一直到村级的常规政府体系。

这些变革需要数千名受过现代技术教育的新官僚。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国家建立了仿效欧洲课程体系的新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学校网络，以培训公职人员。同样，帝国的法律经历了法典化，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调和伊斯兰法与西方法典，从而使奥斯曼法律制度更符合欧洲法律的规范。

若改革只在较高层的政府展开，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就不会对坦齐马特感兴趣。在19世纪50和60年代，改革开始触及个人生活。国家想方设法将奥斯曼臣民的名字登记在册，但由于害怕税收和征兵，臣民们抵制政府的这一做法。家长们不送孩子上公立学校，因为他们担心，登记入学最终会把孩子送入军队。城镇居民尽可能地躲避人口普查官员，农民们尽可能地逃避土地登记。然而，随着官僚机构规模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帝国的臣民不得不屈从这项现代政府势在必行的举措：保持对国家居民及其财产的准确记录。

素丹同样受到了改革进程的影响，程度不亚于他的臣民。奥斯曼素丹的绝对权力被侵蚀，政治重心从素丹的宫殿转移到了帝国中央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大臣会议在政府中承担主要的立法和行政职责，大维齐尔成为政府首脑。素丹的角色被削减为仪式性与象征性的国家元首。1876年颁布的宪法将这一变革推向高潮，尽管素丹依然手握大权，但该宪法通过建立议会扩大了政治参与范围。此后37年中，奥斯曼专制主义被君主立宪制取代。

任何重大的改革计划都隐含风险，尤其是在外国思想介入的情况下。保守的奥斯曼穆斯林谴责坦齐马特将非伊斯兰的标新立异的做法引入国家和社会。事实证明，最具争议的问题是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地位变化，在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体的奥斯曼社会中，他们一直是非穆斯林的少数群体。

在19世纪，欧洲列强越来越多地以少数民族权利为借口干涉奥斯曼帝国的事务。俄国为东正教提供保护，这是奥斯曼帝国最大的基督教群体。法国长期以来与黎巴嫩山的马龙派教会保持着特殊关系，并在19世纪对奥斯曼帝国所有天主教群体提供正式庇护。英国人与该地区的任何教会都没有历史联系。尽管如此，英国代表了犹太人、德鲁兹人以及聚集在阿拉伯世界新教传教士周围的少数皈依者的利益。只要奥斯曼帝国占据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欧洲列强就会用一切手段干涉奥斯曼事务。少数群体权利问题为列强提供了大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奥斯曼人的机会。这样做，有时会给欧洲人和奥斯曼人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851—1852年的“圣地争端”表明大国干涉会给各方都带来危险。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的修士们在各自对巴勒斯坦基督教各圣地的权利和特权上存在分歧。作为回应，法国和俄国向伊斯坦布尔施压，要求给予他们各自庇护的群体以特权。奥斯曼人首先屈服于法国的压力，将伯利恒圣诞教堂的钥匙交给了天主教徒。俄国人决心为希腊东正教徒争取更大的权益，以免在法国人面前丢脸。但在奥斯曼帝国向俄国做出类似让步后，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派了一艘先进的螺旋桨战舰，沿着达达尼尔海峡，将法国大使送到伊斯坦布尔，并威胁称，如果奥斯曼政府不撤销给予受俄国庇护的东正教徒的特权，法国将轰炸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营地。当奥斯曼人向法国人屈服时，俄国人威胁要发动战争。1853年秋开始的奥斯曼帝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恶化成1854—1855年间的克里米亚战争，英国和法国同沙俄间爆发暴力冲突，超过30万人丧生，更多人受伤。欧洲以奥斯曼帝国少数群体的名义进行干涉，后果过于严重，奥斯曼政府不允许这种做法继续下去。

在1839年改革法令中，奥斯曼人做了一次不积极的尝试，试图收回对非穆斯林少数群体的管辖主动权。素丹在他的诏令（firman）中说：“我们崇高的素丹国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臣民将毫无例外地享受我们帝国给予的特权。”显然，如果要说服欧洲列强，不再需要他们的干预来保障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利益，那素丹和他的行政机构就需要就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平等做出更强有力的声明。奥斯曼政府面临的问题是，推行教派平等政策必须得到本国穆斯林多数派的同意。《古兰经》明确区分伊斯兰教和另两种一神信仰，该区分已载入伊斯兰法。在许多信众看来，若奥斯曼政府无视该区分，这将违背真主的经书与律法。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奥斯曼政府决定冒着激发国内公众愤怒的风险，阻止欧洲以帝国非穆斯林少数群体的名义进一步干涉。1856年改革法令的颁布日期的选择，配合了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召开的巴黎和会。该法令的大部分条款涉及奥斯曼帝国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权利与责任。法令首次规定，所有奥斯曼臣民，不论信奉何种宗教，一律平等。“任何因宗教、语言或种族而使我帝国臣民中某一群体比另一群体地位低下的区分或指称，都将从行政条例中永远抹去。”该法令进一步承诺，所有奥斯曼臣民，不分宗教和民族，都有机会上学、获得政府工作和征召入伍。

改革进程早已因其欧化的倾向而引起争议。但1856年法令颁布之前的各项改革都没有直接违背《古兰经》。穆斯林视《古兰经》为真主的原话，也是真主永恒的话语。违背《古兰经》就是违背真主，因此，毫不奇怪，在帝国的城市里宣读1856年法令激起了虔诚穆斯林的愤怒。大马士革的一位奥斯曼法官在他1856年的日记中写道：“法庭宣读了这份法令，赋予了基督徒完全的平等，准许了平等、自由和其他违反永恒的伊斯兰法的做法……它是落在所有穆斯林［头上］的灰尘。我们请求真主让宗教更强大，让穆斯林取得胜利。”8奥斯曼臣民立即明白了这一改革的重要性。

坦齐马特改革正在把奥斯曼帝国带入危险的境地。由于政府颁布的改革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改革进程有可能引发对政府权威的反叛和民众之间的暴力。

奥斯曼人并不是最早颁布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平等法令的穆斯林统治者。早在19世纪20年代，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就已经做到了。但他颁布这部更早的法令，是希望在不分教派的平等基础上面向所有埃及人征税和征兵，而不是考虑解放少数群体。19世纪30年代埃及占领大叙利亚期间，推行平等原则，虔诚的穆斯林们无疑提出了反对，但穆罕默德·阿里强大到足以镇住他的批评者并贯彻他的意志。看到了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奥斯曼人很可能认为他们可以遵循他的先例，而不会引发内乱。

埃及的占领还让欧洲的商业打入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行省。贝鲁特成为东地中海的一个重要港口，商人们得以进入像大马士革这样的内陆城市的新市场，这些城市过去是对西方商人关闭的。欧洲商人开始依赖当地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作为他们的中间人，担任翻译和代理。个别基督徒和犹太人通过与欧洲贸易和领事活动的联系而变得富有，许多人接受了欧洲公民身份，并因此获得了奥斯曼法律的豁免。

19世纪40年代，大叙利亚的穆斯林群体已经对一些阿拉伯基督徒和犹太人享有的特权产生了怨恨，这种怨恨是非常危险的。教派之间微妙的平衡正在被外部力量打破。几代人以来，阿拉伯各省第一次出现了教派间的暴力冲突。1840年，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被指控在宗教仪式上谋杀了一名天主教牧师，随后受到当局的暴力镇压。91850年10月，教派冲突在阿勒颇爆发。一个穆斯林群体袭击了城中富有的基督徒少数群体，造成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样的事件在阿勒颇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反映出穆斯林商人的怨恨，他们的生意受到损害，而他们的基督徒邻居则通过与欧洲的商业往来而变得富有。10

更大的麻烦正在黎巴嫩山酝酿。19世纪30年代埃及的占领导致当地统治秩序崩溃，挑起了与埃及人结盟的马龙派和抵抗埃及人的德鲁兹人之间的不和。埃及人撤退后，德鲁兹人回到黎巴嫩山，发现在他们离去时马龙派已变得富有和强大。德鲁兹人在逃离埃及统治时放弃的土地已被马龙派占有。教派间的差异，导致1841年爆发教派冲突。这场冲突在接下来的20年里时断时续，英国支持德鲁兹人而法国支持马龙派，更是给冲突火上浇油。

奥斯曼人试图利用埃及军队撤退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更大程度地掌控黎巴嫩山。他们设置了一个双总督省，一名马龙派总督掌管北部地区，一名德鲁兹总督掌管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以南地区，以取代17世纪末以来统治黎巴嫩山但已声名扫地的谢哈卜政权。这一教派分治在黎巴嫩山的地理和人口方面都没有根据，因为两个地区都有马龙派和德鲁兹人。因此，设置双总督省只会加剧两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更糟糕的是，马龙派还经历着内部分裂，统治家族、农民和神职人员之间的深刻分歧在农民起义过程中爆发，而起义又加剧了紧张局势。到1860年，随着德鲁兹人和马龙派各自组建武装备战，黎巴嫩山已经成了火药桶。

1860年5月27日，一支3000人的基督徒部队从扎赫勒镇向德鲁兹腹地挺进，为遭受袭击的基督徒村民报仇。他们在临近艾因德拉村的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上遇到了约600人的德鲁兹小型部队。德鲁兹人大败基督徒并继续进击，洗劫了一些基督徒村庄。艾因德拉战役标志着一场毁灭性战争的开始。马龙派基督徒节节败退，德鲁兹人以今天被称为种族清洗的方式蹂躏基督徒的城镇和村庄。目击者称，高地村庄的街道上血流成河。

在3周内，德鲁兹人占领了黎巴嫩山南部和整个贝卡谷地。位于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以北的扎赫勒镇是最后一个被攻陷的基督教据点。6月18日，德鲁兹人袭击并占领了扎赫勒，杀死了守军，并迫使其居民逃离。黎巴嫩的基督教势力被彻底摧毁，德鲁兹人取得了完全掌控。至少200个村庄被洗劫，数以千计的基督徒被杀、受伤或无家可归。11

黎巴嫩山事件加剧了整个大叙利亚教派之间的紧张局势。颁布1856年改革法令和确立不同信仰的奥斯曼公民间平等的法律地位，已经让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多位大马士革编年史家都注意到了基督徒获得法律权利后的变化。基督徒不再承认穆斯林一贯享有的特权，穿着的服饰开始使用一些先前只有穆斯林才能用的颜色。他们也变得越来越坚定自信。一位愤怒的穆斯林要人写道：“当基督徒与穆斯林发生争吵时，无论后者如何辱骂他，他都会以同样的甚至更多的脏话回骂。”12大马士革的穆斯林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

一名基督徒要人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米哈伊勒·米舍卡是黎巴嫩山人，在19世纪30年代埃及占领期间，他曾为执政的谢哈卜家族效力。此后，他移居大马士革，在那里，他被任命为美国领事馆的副领事，当时美国的势力还相对较弱。他写道：“当帝国开始在其臣民中推行改革和无关宗教信仰的平等原则时，无知的基督徒过度解读了平等，他们认为小人物不必屈从大人物，位低者不必尊重位高者。事实上，他们认为卑微的基督徒与尊贵的穆斯林可以平起平坐。”13大马士革的基督徒公然藐视古老的惯例，无意间加剧了教派间的紧张关系，最终招致灭顶之灾。

大马士革的穆斯林社群对黎巴嫩山的血腥事件感到非常满意。他们认为，黎巴嫩的基督徒行为傲慢，激怒了德鲁兹人，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大马士革的穆斯林很高兴看到基督徒落败，对于流血杀戮，他们没有表现出丝毫悔恨。米舍卡记录道，当他们听闻扎赫勒陷落的消息，“大马士革充满了欢腾和庆祝，你还以为帝国已经征服了俄国”。面对城里的穆斯林日益增长的敌意，大马士革的基督徒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全。

扎赫勒陷落后，德鲁兹武装开始袭击大马士革腹地的基督教村庄。基督徒农民逃离了毫无保护的村庄，躲到相对安全的大马士革城墙内。大马士革基督教区的街道上挤满了这些基督徒难民。米舍卡称，他们“睡在教堂周围的小巷里，以地为床，以天为盖”。在日渐敌视基督徒的人眼中，这些手无寸铁的人成了日益增长的反基督徒情绪的宣泄对象。他们的脆弱和贫穷降低了他们做人的资格。他们指望着基督徒同胞和奥斯曼总督来庇护他们免受伤害。

大马士革的奥斯曼总督艾哈迈德帕夏并不是城中基督徒社群的朋友。米舍卡作为领事官员同总督往来频繁，他确信总督正刻意给教派间的紧张关系推波助澜。米舍卡解释说，艾哈迈德帕夏认为，1856年改革以来，基督徒已逾越了他们应处的地位，并故意逃避与他们新获得的权利相匹配的义务，特别是纳税义务。尽管大马士革的穆斯林人口4倍于基督徒，但艾哈迈德帕夏还是装备上大炮来“保护”清真寺免受基督徒袭击，用以加剧穆斯林的恐慌情绪。通过这样的措施，艾哈迈德帕夏促使大马士革穆斯林相信他们正面临遭受基督徒袭击的威胁。

在局势最紧张的时候，艾哈迈德帕夏下令制造一场旨在挑起暴乱的示威游行。1860年7月10日，他让一群因犯下伤害基督徒罪行而入狱的穆斯林囚犯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街道上游街示众，表面上是为了教训他们。不出所料，一群愤怒的穆斯林聚集在这些人的周围，打破了枷锁，放走了他们。穆斯林被这样无端羞辱的场面，只会强化这样一种公共认知：1856年法令颁布以来，基督徒已逾越了他们应处的地位。愤怒的民众转向基督徒街区，决心给他们一个教训。黎巴嫩山就近发生的事件仍然历历在目，受这些事件启发，屠戮似乎已成为这些民众眼中的合理方案。

米舍卡发现自己卷入了他早就预料到的暴力中。他描述了愤怒的民众如何砸开他家的大门，涌入他家中。他带着他最小的几个孩子从后门逃走，希望到穆斯林邻居的房子里避难。道路的每一处转角，都有愤怒的民众堵路。为了引开他们，米舍卡扔出几把硬币，当人们争先恐后争抢他的钱时，他就带着孩子跑了。用这个计策，他三次躲过了暴徒，但最后他发现他被一伙儿疯狂的人挡住了。

我无处可逃。他们围上来要扒下我的衣服并杀我。我的儿子和女儿在尖叫：“杀了我们，不要杀我们的父亲！”一个恶棍一斧头砍在我女儿头上，他会为此付出代价的。另一个恶棍在距离我六步远的地方向我开枪，没打中，但我的右太阳穴被斧子击伤了，我的右肋、右脸和右臂也被一棍子击伤了。我周围围了好多人，开枪时不打到别人是不可能的。

米舍卡被那伙人俘虏了。他与家人分离，被带着穿过偏僻的小巷到一位官员的家中。但毕竟，米舍卡是一名外国领事。一位穆斯林邻居给这位遭受虐待的基督徒朋友提供了避难所，让他和他的家人团聚。他的全家，包括被愤怒的民众砍倒的小女儿，都奇迹般地在屠杀中幸存下来。

只有那些找到安全避难场所的基督徒才逃过了这场屠杀。还有一些基督徒被一些穆斯林要人救了下来，为首的是流亡在外的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英雄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Abd al-Qadir）。他和其他人冒着生命危险拯救逃难的基督徒，并为他们提供庇护。其他基督徒则躲在英国和普鲁士领事馆的有限空间里，领事馆的警卫们成功地挡住了暴徒。大部分幸存者躲在并不安全的大马士革城堡里，担心士兵们可能会随时让暴民进入。虽然这座城市的大多数基督徒确实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但没能找到避难所的数千人在3天的屠杀中遭受了暴徒们可怖的暴力。

米舍卡在事后提交给美国驻贝鲁特领事的报告中详细列举了屠杀造成的人员和财物损失。他声称，至少有5000名基督徒在暴力事件中丧生，占原先2万人基督徒社群的四分之一。约有400名妇女被绑架和强奸，许多妇女因此怀孕，其中包括米舍卡家里的一名佣人。财物损失十分严重。超过1500所房屋被夷为平地，基督徒拥有的商店全都被洗劫，基督徒区约200家商店付之一炬。教堂、学校和修道院被劫掠并破坏。14基督徒区因偷窃、故意破坏和纵火而遭到大面积毁坏，这是这座城市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教派冲突。

奥斯曼政府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公民之间确立法律上的平等，主要是为了防止欧洲列强干涉其内政。但随后在黎巴嫩山和大马士革发生的针对基督徒的暴力事件，有可能招致欧洲大规模的干涉。获悉屠杀事件后，拿破仑三世的法国政府立即派出了一支由法国贵族查理·德·博福尔·德奥普尔将军（General Charles de Beaufort d’Hautpoul）率领的远征军，他曾在19世纪30年代埃及占领叙利亚期间担任埃军顾问。德·博福尔的任务是防止进一步的流血事件，并将暴力侵害该地区基督徒的肇事者绳之以法。

奥斯曼帝国必须迅速行动。他们派出了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之一，奥斯曼改革的设计师福阿德帕夏（Fuad Pasha），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在法国远征军抵达叙利亚海岸之前恢复秩序。福阿德以惊人的效率完成了使命。他启动了一个军事法庭，严惩所有破坏秩序的责任人。大马士革总督因未能阻止屠杀而被判处死刑。上至贵族，下至最贫穷的城市工人，有数十名穆斯林在大马士革街头被公开绞死。数十名奥斯曼士兵因擅自脱离队伍、参与谋杀和抢劫而被火枪队处决。数百名大马士革人被流放或戴枷游街后被处以长期监禁，服繁重劳役。

政府设立委员会处理基督徒索赔损坏和被盗财产事宜。穆斯林街区被清空，为无家可归的基督徒提供临时住所。国家雇佣石匠，重建损毁的基督徒街区。总的来说，奥斯曼官员预想了欧洲列强可能提出的每一项不满，并在欧洲人有机会干涉之前就采取行动。当德·博福尔将军抵达黎巴嫩海岸时，福阿德已经控制住了局势。他再三感谢法国人提供协助，并在黎巴嫩海岸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营地，那里远离任何人口聚集地，士兵们可以在那里随时待命，以备不时之需。但需求从未出现，法国人在一年之内就撤走了他们的部队。奥斯曼帝国安然度过了这场危机，他们的主权完好无损。

奥斯曼人从1860年的经历中学到了一些重要的教训。他们再也不会采取公然违反伊斯兰教义的改革措施。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当废奴运动和英国政府联合起来向奥斯曼帝国施压，要求废除奴隶制时，帝国政府表示反对。《古兰经》的经文鼓励奴隶主善待奴隶，允许他们结婚，并赋予他们自由身，但没有提及废除奴隶制。素丹怎么能宣布真主之书所允许的事非法呢？为了应对英国的压力，中央政府同意致力于废除奴隶贸易，《古兰经》对此并无规定。1880年，中央政府签署了《英国-奥斯曼协定》以禁止黑奴贸易。这是一种妥协，目的是维护帝国内部的和平，而不是遏制奴隶制。15

奥斯曼人还认识到，需要在改革与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以赢得公众对坦齐马特的支持。扩张官僚机构是为了更有效地向普通民众征税，更高效地征召他们服西式兵役，但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所有旨在使奥斯曼帝国更符合欧洲政治思想和实践的法律变革，都与普通奥斯曼人格格不入。为了鼓励臣民接受这些陌生的变革，奥斯曼政府需要在推动本土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福利上给予更多的投入。诸如煤气照明、蒸汽动力轮渡和有轨电车等大型项目，可以提升公众对素丹政府的自豪感与信心，可能会为改革派政府赢得更多的支持。为避免改革进程带来更多的动荡，帝国中央政府需要对奥斯曼社会和经济做出切实可见的贡献。

19世纪下半叶，政府在帝国各地的建筑项目和公共工程上大量投入。帝国的两个属国——埃及和突尼斯，享有足够的自主权来推行自己的发展计划。在汲取了启蒙运动的思想之后，奥斯曼世界开始在狂热的消费热潮中获取欧洲的工业技术。19世纪晚期，随着奥斯曼世界被引入全球经济，工业商品和产品以日益多样化的形式进入阿拉伯市场。

在19世纪，埃及引领着现代化的行动。穆罕默德·阿里在工业和技术方面大力投入，尽管他的项目总是考虑军队建设。投入建设埃及民用基础设施的重任落在了他的继任者身上。

阿巴斯帕夏（Abbas Pasha，1848—1854年在位）批准给予一家英国公司修建亚历山大和开罗间铁路的特许权，这是一个低调的开端。特许权协议是政府鼓励私营公司在其管辖领域进行重大投资的标准合同。特许权的条款将规定投资者和政府在固定期限内应享有的权利和利益。特许权的条件越优厚，就越容易吸引企业家到自己的国家来。然而，如果政府希望企业为自己的国库创造一些利润，就必须谨慎行事，不要向外国人做出太多让步。随着南美、非洲和亚洲各国政府争相谋求新技术，实业家们开始讨价还价。阿巴斯帕夏是个保守的人，他不愿对外国投资者做出太多承诺。

埃及的下一任统治者萨义德帕夏（Said Pasha，1854—1863年在位）致力于实施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在开罗和亚历山大之间铺设了第二条铁路，并特许修建了一条从开罗到苏伊士的新线路，完成了地中海和通往印度洋的红海之间海路的陆上连接。他促成了欧洲和埃及的伙伴关系，将蒸汽机船引入尼罗河和红海。然而，1856年萨义德给予他前导师法国人费迪南·德·莱塞普（Ferdinand de Lesseps）的特许权是其他项目无法匹敌的：修建一条连通地中海和红海的水上通道，即苏伊士运河。这是19世纪埃及最大的发展项目，也是对国库的最大消耗。

授予特许权本身并不需要国库开支。如果埃及的特许权持有者建立的所有企业都成功了，投资者和政府都会从中获利。遗憾的是，许多企业都面临高风险并最终失败。这对于希望通过投资欧洲技术来振兴国内经济的东道国政府而言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损失还会加剧，因为欧洲国家的领事们在他们的公民投资失败时还会索要赔偿。

每个领事都记下其他国家领事得到的赔偿，并试图得到更多的赔偿，因为这关乎民族自豪感。因此，当尼罗河航运公司破产时，埃及国库不得不向欧洲股东赔偿34万英镑。16就个人索赔而言，奥地利人创造了新的基准，他们的领事设法从埃及政府那里榨取了70万法郎，理由是28箱蚕茧因苏伊士开往开罗的火车晚点发车而损坏，显然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据说，萨义德中断了与一位欧洲商人的会面，要求仆人关上窗户。他打趣道：“如果这位先生感冒了，我得花1万英镑。”17

苏伊士运河工程带来了数目最大的赔款账单。英国曾反对法国修建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运河计划。鉴于其在印度的帝国，英国将不可避免地比任何其他海上强国更依赖这条运河。让一家法国公司控制这条战略水道是英国绝对不能接受的。他们无权阻止埃及政府针对其主权领土发出特许权，但他们可以反对特许权的条款。具体来说，英国反对埃及承诺提供免费劳动力来挖掘运河，认为这等同于奴隶制，并要求废除赋予苏伊士运河公司运河沿岸土地开发权的条款，认为这是一项殖民计划。埃及政府过于依赖同英国的友好关系，无法拒绝英国的反对意见，因此通知苏伊士运河公司，希望重新谈判1856年那份最初特许权的主要条款。该公司将争端移交给法国政府，以捍卫其作为特许权持有者的权利，抵御来自英国的压力。

萨义德的继任者伊斯玛仪帕夏（Ismail Pasha，1863—1879年在位）继承了这场争端，不得不接受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仲裁，后者并不是一个无利害关系的中立方。1864年，拿破仑三世提出解决方案，要求埃及政府向苏伊士运河公司支付3800万法郎以补偿不能使用免费劳工的损失，并另外支付3000万法郎补偿将要归还给埃及的运河沿岸土地。此外，他还找其他借口向埃及政府再额外征收1600万法郎，使赔偿总额达到约8400万法郎（1864年，约合336万英镑或 3350万美元），这个数额是空前的。18

尽管在发展项目上遭受重大损失，埃及政府仍然对其经济前景保持乐观。埃及最重要的出口作物是欧洲纺织业者所珍爱的长绒棉。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美国棉花的供应减少。1861—1865年间，棉花价格翻了两番。埃及的棉花年收入急剧增加，从19世纪50年代初的100万英镑上升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1150万英镑。随着棉花收入进入埃及国库，伊斯玛仪帕夏相信他可以在兑现对苏伊士运河公司承诺的同时，仍然可以雄心勃勃地开发新项目。

伊斯玛仪渴望把埃及变成一个强国，也希望自己作为埃及统治者得到更多认可。1867年，他征得奥斯曼的许可，将他的总督头衔“帕夏”改为“赫迪威”（khedive），这是一个更显赫的波斯头衔，意为“总督”。身为赫迪威，伊斯玛仪试图效仿巴黎重塑他的首都开罗。着眼于1869年的苏伊士运河通航庆典，伊斯玛仪开启了开罗迅速而彻底的转变之路。旧开罗和尼罗河之间建起了现代化的街区，欧式风格的建筑排列在宽阔、笔直的街道上。尼罗河上建了一座新桥，伊斯玛仪在尼罗河的主岛上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新宫殿（埃及政府破产后被改作宾馆）。街道铺砌平整，安上了煤气路灯。景观建筑师们将埃兹贝基亚等过去尼罗河泛滥形成的洼地改造成带有咖啡馆和步行道的公共花园。一座国家剧院和一座歌剧院也建了起来。19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Verdi）受委托写了一部埃及主题的歌剧，为歌剧院揭幕，但他花了更长的时间才完成了《阿伊达》，歌剧院先在《弄臣》的旋律中揭幕了。这一波建设热潮随着1869年11月法国皇后尤金妮亚到访庆祝苏伊士运河通航而达到顶峰。

伊斯玛仪争取确保埃及在世界文明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骇人的开支就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尽管诸项庆典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令人印象深刻，但新开罗是一个建立在借款之上的面子工程，伊斯玛仪的政府已经时日无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埃及实施发展计划，是为了摆脱奥斯曼帝国和欧洲的掌控而获得独立。然而，埃及政府每给出一项特许权都让自己更容易受到欧洲的侵蚀。不仅埃及如此，北非另一个国家也在推行雄心勃勃的改革和发展项目过程中加大了对欧洲的依赖。

突尼斯和埃及一样，在奥斯曼帝国里享有充分自治，在19世纪建设自己的发展项目。突尼斯政府被称为摄政政府，自18世纪初以来一直由侯赛因王朝领导。巴巴里海盗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1830年起，摄政政府禁止一切海盗行为，努力通过工业和贸易发展经济。

1837—1855年，突尼斯由一位名叫艾哈迈德贝伊（Ahmad Bey）的改革家统治。艾哈迈德贝伊深受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影响，他在突尼斯创建了一支尼扎米军队，并开办了一所军事学院，发展了新军所需武器与制服的支持产业。在新军受训的军人中，有一位年轻的马木鲁克名叫海伊尔丁，他将成为19世纪最伟大的改革者之一，最终将担任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的首相。

海伊尔丁是从奴隶上升到政治权力顶峰的那类马木鲁克中的最后一人。在写给自己孩子的自传中，海伊尔丁就成为马木鲁克的感受发表了珍贵的见解：“尽管我确知我是切尔克斯人，但我对我的国家和父母没有确切的记忆。我一定是在某次战争或迁徙时与家人分离的，从此永远失去了他们的踪迹。”海伊尔丁做过多次努力，但未能找到他的亲生父母。他写道：“我对童年的最早记忆是在伊斯坦布尔，1839年我在那里开始为突尼斯贝伊效力。”20

在学习阿拉伯语和接受伊斯兰教育后，海伊尔丁加入了军队，接受法国军官的训练。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军官，在突尼斯，他仅用了14年就晋升为将军，成为最顶层的军官，随后步入政坛。海伊尔丁熟谙法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广泛游历欧洲和奥斯曼帝国。他亲身感受了欧洲的进步，这让他坚定支持坦齐马特改革，支持借鉴欧洲的经验和技术来充分发挥伊斯兰国家的潜力。1867年，他出版了一本颇有政治影响力的阿拉伯语小册子，阐释了他的观点。两年后，该书的法语译本授权出版。

海伊尔丁对他改革纲领的阐释，既面向怀疑伊斯兰世界现代适应能力的欧洲听众，也面向拒绝外来新生事物的穆斯林听众，后者认为新生事物违背了伊斯兰教派及其价值观。这里，海伊尔丁立足于埃及的改革倡导者塔赫塔维率先提出的观点（海伊尔丁读过并赞赏塔赫塔维讨论法国的书）：穆斯林借用现代欧洲科学不过是欧洲偿还欠中世纪伊斯兰科学的债。21而这一观点将被19世纪以后的穆斯林改革家越来越多地提及。

尽管海伊尔丁在倡导政治和经济改革时心直口快、毫无保留，但在财政上他却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希望看到突尼斯发展其经济基础，以支撑使用现代技术的开支。他认为，政府应该投资建厂，将本国的经济作物加工成商品来满足本地市场需求。他遗憾地表示，突尼斯劳动者将原棉、丝绸和羊毛“以低廉的价格卖给欧洲人，待欧洲人短时间内加工成［成品布］后，又以好几倍的价钱买回来”。22他指出，由突尼斯的工厂来纺织突尼斯的棉纤维并生产面料供国内消费要好得多。这样的话，国家将不断繁荣，政府就能够投入更多的基础设施项目。这样完善的财政管理需要有才智的政府。带着越来越深的不安，海伊尔丁眼睁睁地看着突尼斯统治者们的面子工程和糟糕投资把国家带上破产之路。

突尼斯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相较于埃及投入的项目，突尼斯用于改革的支出并不算大。艾哈迈德贝伊统治期间最大的支出都同尼扎米军有关。艾哈迈德贝伊想要维持一支2.6万人的步兵队伍，为此，他从法国引入了所有必要的技术和劳动力来发展相关的支持产业，包括兵工厂、铸造厂、生产制服的纺织厂、生产马鞍和靴子的皮革厂等。然而，就像埃及的伊斯玛仪帕夏一样，艾哈迈德贝伊也有他的面子工程。他最为浪费的一次挥霍，是在距首都突尼斯城西南10英里的穆罕默迪亚建造被他称为突尼斯凡尔赛宫的宫殿群。随着支出日益超出突尼斯的财力，艾哈迈德贝伊被迫削减他的雄心。他最终放弃了多家新工厂，损失巨大。

艾哈迈德贝伊的继任者继续推进改革，公共项目的支出居高不下，资源却日益减少。1859年政府铺设了一条电报线以改善通信，并修建了一条引水渠为突尼斯城提供淡水。一家英国公司获得特许权，修建一条22英里长的铁路，将突尼斯城与拉古莱特港和海滨城镇马尔萨连接起来。煤气照明被引入突尼斯城，城里的街道也被铺砌平整。23就像埃及的伊斯玛仪帕夏一样，突尼斯的统治者想要赋予他们的首都以欧洲现代化的所有外在标志。

改革正以不同的速度在伊斯坦布尔和奥斯曼帝国的其他行省进行。作为帝国中心，伊斯坦布尔对分布在巴尔干半岛、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世界的各省负有责任，必须确保所有省会城市都在发展。政府承担了阿拉伯世界的主要城建项目，建造新市场、政府办公场所和学校。此外，政府还在帝国的许多主要城市引入了煤气照明、有轨电车以及现代生活的其他外在标志。

奥斯曼帝国还给予欧洲公司建造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特许权。它们对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贝鲁特的港口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它们在黑海和马尔马拉海建立了轮船公司。1856年，一家英国公司获得了在土耳其修建第一条铁路的特许权，这条从伊兹密尔港到艾登的农业腹地的铁路长130千米（81英里）。一家法国公司获得了修建第二条铁路的特许权，这条从士麦那到卡萨巴的铁路长93千米（58英里），建于1863—1865年间。铁路线的延长让政府从铁路中获得的收益大幅增长，这鼓励了对安纳托利亚地区铁路的进一步投资。坦齐马特时代还建了一些工业企业，发现并开采了一些煤矿和其他矿场。然而，成功企业的利润被失败企业的亏损抵消，奥斯曼投资欧洲技术的回报永远无法赶上投资新技术的成本。

不计后果的政府开支让奥斯曼帝国和北非各地的改革者们忧心忡忡。欧洲技术的引进带来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发展非但没有使这些国家强大和独立，反而让中东地区的各政府变得贫穷和弱小，更易遭到欧洲的干涉。海伊尔丁在谈论突尼斯时称：“显然，超出这个王国承受能力的过度开支是专断统治的结果，而节约是王国走向繁荣安康的途径。要做到节约，就要控制坦齐马特范畴下的所有开支。”24海伊尔丁认为，若要发展项目取得成果，政府必须量入为出。专断统治和过度开支正在破坏坦齐马特改革。

对于像海伊尔丁这样的改革派思想家来说，解决政府开支过度和统治专断的办法在于宪法改革与代议制政府。塔赫塔维对法国宪法的分析在19世纪下半叶得到了清晰的回应。在宪政统治下，国家会繁荣昌盛，人民的知识会增加，他们的财富会增长，他们的心会得到满足。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

而1861年的突尼斯宪法远远没有达到改革者的期望。宪法文本借鉴了奥斯曼帝国1839年和1856年的改革法令，没有限制贝伊的行政权力，保留了后者任命和解除大臣职务的权力。但宪法确实要求成立代表议会，即由统治者提名的60名议员组成的大议会（Grand Council）。被任命为大议会议长的海伊尔丁，很快就大失所望，因为大议会在限制贝伊的过度行为上权力有限。他承认，艾哈迈德贝伊和他的首相成立大议会的目的只是为了给他们的决定提供橡皮图章，因此，他在1863年提请辞职。促使他辞职的导火索是政府决定签订第一份外国贷款合同，海伊尔丁预测这将把这个他移居的国家带向“毁灭”。25

埃及宪政运动也勃兴于19世纪60年代。许多改革者追随塔赫塔维的分析思路，认为宪政是欧洲强大和繁荣的基础，也是埃及自身改革中缺失的一环。然而，正如在突尼斯那样，统治者不同意，就不可能有改变。埃及总督伊斯玛仪帕夏在1866年要求成立第一届代表协商议会。议会由75名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任期3年。同突尼斯的贝伊一样，埃及的统治者试图通过组建议会来将地主权贵牵扯进他那些有争议的金融政策中，议会的作用仅限于咨商（代表们不能制定埃及法律）。尽管该议会是统治者的产物，但却成为埃及精英对统治者及其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的论坛，标志着更广泛地参与国家事务的开始。26

东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宪政运动发生在奥斯曼土耳其。19世纪60年代末，土耳其一些主要知识分子在巴黎和伦敦集会，他们与欧洲的自由主义者聚在一起，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宪政、人民主权和代表人民的民选议会的要求。他们被称为奥斯曼青年党，他们就奥斯曼社会的贫困和国家的财政状况批评政府。青年党人抱怨奥斯曼帝国日益依赖欧洲列强，抱怨外国干涉奥斯曼事务，并将土耳其的问题完全归咎于素丹及其政府不负责任的政策。青年党人出版报纸，并游说外国政府支持他们的事业。即便如此，他们也承认，只有素丹同意，变革才能到来。19世纪土耳其大知识分子纳米克·凯末尔（Namik Kemal）告诫他的青年党人同伴：“奥斯曼民族忠于其奥斯曼统治者，除非（素丹）真有意愿，否则我们什么也做不了。”27青年党于1871年解散，但后来又回到伊斯坦布尔游说，在那里得到了改革派政府官员的支持。1876年，奥斯曼宪法颁布，第一届奥斯曼议会召开，奥斯曼青年党人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如果突尼斯、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者希望通过宪政改革来避免经济崩溃，他们会大失所望。早期的宪政运动过于尊重权威，没有对统治者加以约束。他们似乎希望突尼斯的贝伊、开罗的帕夏或伊斯坦布尔的素丹会自愿接受约束，并做出开明仁慈之举，同代表议会分享权力。但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期望。贝伊、帕夏和素丹都像以前一样继续统治，他们不受限制，任意挥霍，直至政府破产。

对中东独立最大的威胁不是欧洲的军队，而是欧洲的银行。奥斯曼改革者对接受欧洲贷款所要面临的风险感到恐惧。1852年，素丹阿卜杜·迈吉德向法国寻求资金时，一位顾问把他拉到一边，强烈反对这笔贷款：“您的父亲［马哈穆德二世］曾与俄国人打过两场仗，经历过多次战役。他身负多重压力，但他没向国外借过钱。您统治下的领土平安无事。如果借钱的话，人们会怎么说呢？”这位顾问接着说：“哪怕只借5比索，这个国家都会陷入困境。因为一旦借贷，就没有尽头了。［这个国家］会负债累累，不可自拔。”阿卜杜·迈吉德被说服了，他取消了贷款，但两年后他将再次求助欧洲的债权人。28

海伊尔丁不愿成为突尼斯第一笔外国贷款的责任方，1863年，他选择辞去突尼斯大议会议长职务。他日后辛酸地描述了导致1869年突尼斯破产的政策。“在耗尽了摄政国的所有资源之后，［首相］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就自弃于借贷的毁灭之路……之前从不欠任何人分毫的突尼斯，背负上了政府从欧洲借来的2.4亿比索［合600万英镑或3900万美元］的债务。”29根据海伊尔丁的估计，在整个改革时期，突尼斯的国家年收入一直稳定在2000万比索左右。7年来，年均支出比收入多170%。结果，突尼斯的主权被移交给国际金融委员会。

接下来宣布破产的是奥斯曼中央政府，时间是1875年。20年间，奥斯曼帝国共签了16笔外国贷款，总额近2.2亿英镑（合12.1亿美元）。每贷一次款，奥斯曼经济就会更深地陷入欧洲的经济控制之中。在给越来越多心生怀疑的投资者提供优惠之后，在支付了在欧洲市场发行债券所需的佣金和费用之后，奥斯曼政府只拿到了1.16亿英镑（合6.38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偿还帝国的债务（约1900万英镑合1.045亿美元用于偿还本金，超过6600万英镑合3.63亿美元用于支付利息）。这样一来，2.2亿英镑中只剩下4100万英镑（合2.255亿美元）(2)可供奥斯曼人用于经济投资。正如阿卜杜·迈吉德的顾问所预测的那样，奥斯曼帝国债台高筑，陷入了困境。

接下来的6年里，奥斯曼人经历了与俄国的又一场灾难性战争（1877—1878）带来的混乱。1878年的《柏林条约》结束了战争，也坐实了领土的损失。奥斯曼人最终在1881年同欧洲债权人达成了协议，成立奥斯曼公共债务管理局。管理局由七人理事会领导，代表了主要的债券持有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和奥斯曼帝国(3)）。管理局的主席由法国人和英国人轮流担任。奥斯曼帝国的所有经济部门都受管理局控制。来自食盐专营税、渔税、丝绸什一税、印花税、宗教税的收入和几个奥斯曼行省部分年度上缴款被专门用于偿还债务。利润丰厚的烟草贸易也受管理局管辖，但很快，一个专门的机构成立了，监管并垄断烟草的购买和销售。管理局取得了对整个奥斯曼帝国财政的巨大控制权，欧洲列强不仅用它来控制素丹政府的行动，还将铁路、矿业和公共工程等奥斯曼帝国的经济部门向欧洲公司开放。30

埃及是最后一个宣布破产的中东国家，时间是1876年。但如果早一点宣布破产的话，政府的处境会好不少。埃及的状况同奥斯曼帝国惊人地相似。1862—1873年，埃及共签了8笔外国贷款，总额为6850万英镑（合3.7675亿美元），扣除提供优惠的支出后，仅剩4700万英镑（合2.585亿美元），其中约3600万英镑（合1.98亿美元）用于支付外国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因此，6850万英镑的贷款中，埃及政府仅获得约1100万英镑（合6050万美元）用于投资经济。

筹集资金偿还债务越来越困难，赫迪威伊斯玛仪开始出售埃及政府的资产。据估计，他在国内借债约2800万英镑（合1.54亿美元）。1872年，埃及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提前6年缴纳土地税的土地所有者未来永久享有土地税50%的折扣。这一孤注一掷的措施也未能阻止财政的崩溃。1875年，总督决定以400万英镑（合2200万美元）的价格将政府持有的苏伊士运河公司股份卖给英国政府，但这只收回了政府投入开凿运河的1600万英镑（合8800万美元）资金的四分之一。1876年4月，失去了重要资产的国库试图推迟支付国债利息。这相当于宣布破产，世界各国的追讨人像瘟疫一样降临埃及。

1876—1880年，埃及的财政由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和俄国的专家负责，他们的首要关切是外国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同伊斯坦布尔一样，一个正式委员会成立了。一项项不切实际的方案接踵而来，给埃及纳税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每一项方案中，外国经济顾问都设法更深入地参与埃及的财政管理。

1878年，两名欧洲委员被“邀请”加入总督的内阁，宣告欧洲已牢固确立对埃及的控制。英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里弗斯·威尔逊（Charles Rivers Wilson）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法国人埃内斯特-加布里埃尔·德·布利尼埃（Ernest-Gabriel de Blignières）被任命为公共工程大臣。1879年，当赫迪威伊斯玛仪试图在一次内阁改组中罢免威尔逊和德·布利尼埃时，欧洲开始显示对埃及的影响力。英法两国政府向奥斯曼素丹施压，要求罢免“他的”埃及总督。一夜之间，倔强顽抗的伊斯玛仪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他更加顺从的儿子陶菲克（Tawfiq）。31

随着突尼斯、伊斯坦布尔和开罗的破产，中东的改革进程兜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原点。改革运动的初衷是加强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国，防止外部干涉，结果却让欧洲进一步掌控中东各国。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正式的帝国主义控制发展成直接的殖民统治，整个北非被日益强大的欧洲各帝国瓜分。

1. 塔赫塔维出生于1801年10月15日，至1826年4月13日，未满25周岁，故此处为24岁。——编者注

2. 根据计算，应为3100万英镑（合1.705亿美元）。——编者注

3. 奥斯曼帝国的债券持有国包括其自身，是因为帝国内有持有国债的个人，此处的“奥斯曼帝国”代表的是私人债权人群体。——编者注

第五章　第一波殖民主义：北非

欧洲早已打下殖民阿拉伯世界的基础，但欧洲在阿拉伯世界的帝国主义活动，直到19世纪的最后25年才轰轰烈烈地开始。如上一章所述，欧洲技术的传播和让资金短缺的中东各国政府超越自身财力、过度开支的金融安排，扩大了欧洲在奥斯曼帝国各地——从北非到阿拉伯半岛的影响力。奥斯曼帝国及其北非自治行省的破产，为欧洲实行更为直接的控制扫清了阻力。

欧洲在北非的利益不断扩大，相应地，它们也更有动力开展彻底的帝国统治。到19世纪80年代，欧洲列强更加关心维护它们在南地中海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保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1840年的所谓“自我否定协定”不过是一纸空文，瓜分北非的大幕随即拉开。1881年，法国将突尼斯纳入统治范围。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1911年，意大利占据利比亚。1912年，欧洲列强同意摩洛哥（唯一一个一直独立于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北非国家）成为法国和西班牙的被保护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直接统治了整个北非。

欧洲在阿拉伯世界的帝国主义活动源自北非，有许多原因。北非的各阿拉伯行省远离奥斯曼帝国的权力中心，脱离伊斯坦布尔、实现自治的趋向在18和19世纪愈发明显。中东大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半岛的各阿拉伯行省，更靠近奥斯曼帝国的腹地，并在19世纪的改革（1839—1876）过程中被更紧密地纳入伊斯坦布尔的统治。当突尼斯和埃及等地成为奥斯曼帝国属国时，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依然是帝国不可或缺的行省。出现单一的统治家族，领导日益独立的政府，这些强化北非自治的新发展使北非国家更容易被欧洲占领。

此外，北非各国离南欧国家相对较近，特别是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这也让北非国家更贴近欧洲的势力范围：接受军事援助、工业商品和金融资本。北非是奥斯曼帝国的遥远边疆，但却是欧洲的近邻。19世纪末，当欧洲在新的一波帝国主义浪潮中越过自己的边界时，近邻首当其冲是很自然的事。

欧洲国家殖民北非还有一个原因：先例。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长期统治为其实现对突尼斯和摩洛哥的野心提供了重要先例，也为意大利对利比亚实行帝国主义统治提供了借口。如果1827年促使法国入侵阿尔及尔的历史契机没有出现的话，对北非大部分地区的瓜分也许就不会发生。

像突尼斯一样，阿尔及尔摄政国名义上属于奥斯曼帝国，但统治阿尔及尔的总督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享有很大自治权。统治精英是募自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军人，他们组建行政委员会，选举他们的领袖，或称“德伊”。德伊同欧洲各国政府有直接往来。伊斯坦布尔的素丹正式批准选举出来的德伊，并要求阿尔及尔纳贡。唯一派驻阿尔及尔的奥斯曼官员是伊斯兰法庭的法官。除此之外，素丹对阿尔及尔的权威完全是仪式性的。

阿尔及尔的德伊们利用他们的自治权，单独与欧洲建立商业和政治关系，不受伊斯坦布尔的控制。但是，缺少奥斯曼帝国的背后支持，德伊们对他们的欧洲贸易伙伴几无影响力。1793—1798年，德伊们以赊账的方式为法国在意大利和埃及的军事行动提供军粮，他们一再要求法国政府付款，却得不到任何回应。数十年过去了，法国一直没有支付欠款，这笔交易逐渐成为两国间摩擦的根源。

到1827年，在阿尔及利亚德伊侯赛因帕夏（Husayn Pasha，1818—1830年在位）多次向法国政府去信催讨欠款无果后，德伊同法国领事皮埃尔·德瓦尔（Pierre Deval）的关系即将破裂。在同德瓦尔私下会面时，侯赛因帕夏大发雷霆，用蝇拂打了法国领事。

在向各自的上级提交的报告中，德瓦尔和侯赛因帕夏就这次会面给出了不同的说法。1德瓦尔对法国外交大臣称，当他去宫殿拜见侯赛因帕夏时，发现这位德伊正处于焦躁的状态。

侯赛因帕夏质问道：“你的大臣为什么不回复我写给他的信？”德瓦尔称他字斟句酌地回答道：“我将在收到回信后亲自呈递给您。”根据德瓦尔的说法，德伊就在这一刻爆发了：“’为什么他不直接回信呢？我是乡巴佬吗？是浑身沾满泥巴的人吗？是赤脚流浪汉吗？你这个恶人、异教徒、拜偶像的人！’然后，他起身离座，握着蝇拂的手柄，重重击打了我身体三下，命我退下。”

阿拉伯的蝇拂由一束马尾毛发嵌入手柄制成。人们一时无法明白如何用这样的工具来“重重击打”。然而，法国领事坚称法国的荣誉受到了威胁。他递交给外交大臣的报告是这样结尾的：“若阁下不愿给予此事件以严重而公开的关注，那至少请允许我辞职。”

在给奥斯曼帝国首相的报告中，德伊承认用蝇拂打了德瓦尔，但这是遭到挑衅之后的回应。他解释说，他曾三次写信给法国，要求对方支付欠款，但连礼节性的回复都没有收到。他“特意用礼貌的方式、友好的态度”向法国领事提出此事。

“为什么我写给你们［即法国］政府的信没有得到答复？”领事固执而傲慢地用冒犯性的言辞回答说：“法国国王和政府可以不对你给他们的信做出答复。”他胆敢亵渎穆斯林的宗教，蔑视陛下［素丹］作为世界保护者的荣誉。我无法忍受这种侮辱，这种侮辱超出了所有可以忍受的限度，我只能依靠穆斯林特有的勇气，用我卑微的手握着的蝇拂轻打了他两三下。

无论这两种相互不一致的说法背后的真相到底如何，可以确定的是，1827年，法国人并不打算偿还30年前欠下的债，阿尔及利亚人也不愿意免债。蝇拂事件后，法国要求赔偿对法国荣誉造成的损害，而阿尔及利亚人则继续坚持要求法国偿还长期拖欠的债款。这场争端使双方走向冲突，阿尔及利亚人拒绝让步，法国人也没有退路。

法国人针对德伊的“侮辱”发出了最后通牒。他们要求阿尔及利亚人向法国国旗鸣枪敬礼，但遭到了德伊的拒绝。法国人随后对阿尔及尔港实施了封锁，这对马赛商人造成的伤害要大于阿尔及利亚海盗，后者驾着快船可以轻易通过列着长队执行封锁的法国舰船。在经历了两年的僵持之后，法国试图寻求一个挽回面子的解决方案，便派了一名外交官与德伊谈判。阿尔及利亚人向外交官的主舰发了几枚炮弹，阻止谈判者上岸。在阿尔及利亚经历的尴尬让正处于困境的法国国王查理十世的政府十分难堪。

查理十世（1824—1830年在位）面临着内外交困。他试图恢复一些法国国王的绝对权力，让时间倒流到革命前的时代。1830年，他中止宪法（里法阿·塔赫塔维在他研究法国的书中详细描述过），带来了危机。他的首相朱尔·德·波利尼亚克亲王（Prince Jules de Polignac）提出，海外军事行动可以为国王争取公众舆论的支持。但波利尼亚克也承认，对于将不可避免地改变地中海势力均衡的举措，法国必须应对其他欧洲大国，特别是英国的反对。他派大使前往伦敦和欧洲其他宫廷，向他们解释，即将入侵阿尔及利亚是为了彻底摧毁海盗，完全废除奴役基督徒的奴隶制，并终止欧洲国家为保航运安全而向这个摄政国纳贡。波利尼亚克希望，这一维护普遍利益的说法可以赢得国际社会对法国入侵阿尔及尔的支持。

1830年6月，由3.7万名士兵组成的法国远征军在阿尔及尔西部登陆。远征军很快击败了德伊的军队，并于7月4日进入阿尔及尔城。这一胜利不足以拯救查理十世，月末他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中被推翻。当时旅居巴黎的埃及学者里法阿·塔赫塔维记录道，比起征服阿尔及尔，法国人更满足于推翻不得人心的国王。他认为，征服阿尔及尔的“动机似是而非”。2尽管如此，法国在波旁王朝垮台后仍占据阿尔及尔，这是查理十世平庸统治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遗产之一。1830年7月5日，侯赛因帕夏投降，结束了阿尔及利亚300年的奥斯曼历史，开启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132年的统治。

虽然法军在阿尔及尔击败了土耳其驻军，但这场胜利并没有让他们控制整个国家。只要法国人将他们的野心限定在主要的沿海城镇，他们就不太可能在阿尔及利亚遇到有组织的抵抗。欧洲列强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着北非海岸的战略港口。法国在1830年7月占领阿尔及尔和1831年1月占领奥兰，同西班牙在休达和梅利利亚(现在仍是西班牙的领地)设要塞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法国人并不满足于占领主要城镇，他们希望执行“有限占领”政策，殖民富饶的沿海平原，引入法国定居者。这是一项势必会激起阿尔及利亚本地居民敌意的政策。

阿尔及利亚人口由彼此隔绝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组成，后者是一个非阿拉伯民族，在7世纪的伊斯兰征服后皈依伊斯兰教。柏柏尔人有自己的语言和习俗，分布在北非，主要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与阿尔及尔德伊们的统治保持独立，并抵制土耳其驻军试图征税或将奥斯曼统治扩展到阿尔及尔、君士坦丁和奥兰等主要城市之外的企图。因此，对于摄政国的覆灭，他们毫不悲伤。但这并不意味着，相较于土耳其人的统治，阿尔及利亚乡村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会更顺从法国人。

当法国人开始殖民阿尔及利亚的沿海平原时，当地部落就组织反抗，反抗运动始于阿尔及利亚西部的奥兰附近。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求助于苏非教团（神秘的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他们往往兼具宗教合法性和高贵血统，这一血统将教团成员同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联系在一起。各苏非教团都有遍布阿尔及利亚的分会网络，要求成员向分会领袖效忠。该网络自然就成为发起反抗运动的组织框架。

在阿尔及利亚西部，卡迪里耶教团（Qadiriyya Order）是最强大的苏非教团之一。教团的首领是一位名叫穆希丁（Muhi al-Din）的长者。当地几个主要部落向穆希丁请愿，请他接受素丹的头衔，领导阿尔及利亚西部的阿拉伯人对法国发动“圣战”。当他以年老体衰为由拒绝的时候，这些部落提名他的儿子阿卜杜·卡迪尔（1808—1883），后者已在攻击法国人时证明了他的英勇无畏。

1832年11月，24岁的阿卜杜·卡迪尔被奉为埃米尔，担任反法部落联盟的首领，开启了中东近代史上最为杰出的职业生涯之一。此后15年内，阿卜杜·卡迪尔团结阿尔及利亚人民展开了反抗法国占领的持久抵抗运动。毫不夸张地说，在他生活的时代，他在西方和阿拉伯世界都是一个传奇。

对法国人来说，阿卜杜·卡迪尔是“高贵的阿拉伯人”的终极典范，是一个萨拉丁式的人物，他的宗教信仰和个人品质使他的保家卫国、反抗外国军事入侵的动机无可非议。在战斗中，他勇敢而大胆，采用游击战式的作战方式，多次率领小规模军队战胜法军，当时的法军比曾击溃埃及马木鲁克的军队更先进。他的英雄业绩被法军征战阿尔及利亚的官方记录员、浪漫主义画家霍勒斯·韦尔内（Horace Vernet, 1789—1863）用绚丽的油画描绘了下来。维克多·雨果用“le beau soldat, le beau prêtre”这样的诗句赞颂他，字面意思为“英俊的战士，英俊的教士”。

对于他的阿拉伯追随者来说，阿卜杜·卡迪尔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即谢里夫），也是一个主要苏非教团中最受尊敬的领袖之一，因而具有宗教合法性。他们向他宣誓效忠，得到的回报是战胜强大的敌军。阿卜杜·卡迪尔的英雄业绩令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同时代人兴奋不已，他是捍卫伊斯兰世界不受外国侵略者侵犯的“信士的长官”。

阿卜杜·卡迪尔指挥作战极富才智。一次，法国人获取了一些他的文件，他们惊讶地发现，他可靠地掌握了有关法国众议院辩论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情报。他了解这场战争在法国公众舆论中是多么不得人心，也知道法国政府正面临同阿尔及利亚起义者妥协的压力。3掌握这些情报后，阿卜杜·卡迪尔推动战事向驱使法国寻求和平的方向发展。

他两次迫使法国将领按他的条件缔结和平条约，承认他的主权，并明确法国控制区的边界。第一份条约是在1834年2月同路易·德米歇尔（Louis Desmichels）将军达成的;第二份是相互承认主权的《塔夫纳条约》，是在1837年5月同罗贝尔·比若（Robert Bugeaud）将军缔结的。后一条约承认阿卜杜·卡迪尔拥有对阿尔及利亚超过三分之二土地的主权。4由于双方都有扩张的野心，两份条约都很快失效了。

阿卜杜·卡迪尔和法国人都想将东部城市君士坦丁纳入各自的统治之下。法国人认为君士坦丁远在1837年条约中承认的阿卜杜·卡迪尔政权所辖领土之外。阿尔及利亚人则反驳道，这份条约明确规定了法控地区的边界，法国人侵占君士坦丁即是违约。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立场又一次不可调和。阿卜杜·卡迪尔指责法国人食言，并重启战斗。1839年11月3日，他写信给法国总督：

当时我们处于和平状态，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之间的界限已经明确划定……［现在］你发布［声明］称，阿尔及尔和君士坦丁之间的所有地区都不再听我的号令。和约破裂是你造成的。但是，为了不让你指责我背约，我警告你，我将重启战斗。你好好准备吧，并警告你们的旅人以及所有住在孤立无援处的人！一句话，你采取一切你认为必要的防备措施吧！5

阿卜杜·卡迪尔的军队袭击了阿尔及尔东部米蒂贾平原上易受攻击的法国农业殖民地。他们杀害并打伤了数百名定居者，将他们的家园付之一炬，这引发了广泛的恐慌。巴黎政府面临着一个明确的选择：要么撤出，要么下决心完全占领阿尔及利亚。巴黎选择了后者，派出了比若将军率领的庞大的作战部队，要让反抗法国统治的阿尔及利亚势力彻底“屈服”。

比若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即在阿尔及利亚取得全面胜利。阿尔及利亚人组织有序、斗志高昂。阿卜杜·卡迪尔将他的阿尔及利亚政权划分为8个省，每个省设一名省长，领导各级行政单位直至部落层级。省长定期领取俸禄，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并为国家收税。阿卜杜·卡迪尔还任命法官，执行伊斯兰法。他的统治并不张扬，在伊斯兰法的约束下运作，鼓励农民和部落成员纳税。

阿尔及利亚政府从税收中筹集了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战场上颇为高效的志愿部队。根据阿卜杜·卡迪尔自己的估计，他的部队有8000名常规步兵、2000名骑兵和240名配备20门大炮的炮兵，平均分布在8个省。这些机动部队能够采用经典的游击战术去骚扰法军，而一旦法军人数多到足以压制他们时便撤退。

阿卜杜·卡迪尔还沿着高原的山脊建了一批要塞城镇，法军反攻时他的军队可入内躲避。1848年，阿卜杜·卡迪尔在土伦向俘获他的法国人解释了他的战略：“我确信，战争已经重新开始，我将被迫放弃所有的内陆中心城镇给你们［即法国人］，但你们不可能推进到撒哈拉，因为你们的交通工具会拖累并阻止你们前进到这么远的地方。”6

这位阿尔及利亚领袖的策略是把法国人引到内陆，在那里入侵者会因战线拉得过长而被孤立，更易被击败。阿卜杜·卡迪尔在要塞城镇塔格迪姆特警告一名法国囚犯：“你将病死在我们的山里，而那些疾病带不走的人，我的骑兵将用子弹处死他们。”7由于他的政府和防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组织得要好，阿卜杜·卡迪尔相信他将再次战胜法国人。

然而，阿卜杜·卡迪尔没有预料到法国会对阿尔及利亚人民使用非同寻常的暴力。比若将军在阿尔及利亚内陆地区使用了焦土策略——烧毁村庄、赶走牲畜、破坏农田、推倒果园，以此削弱民众对阿卜杜·卡迪尔反抗运动的支持。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杀害，军官们被告知不留俘虏。阿卜杜·卡迪尔的手下但凡有想要投降的，一律被砍倒。各部落和村庄开始反对阿卜杜·卡迪尔，避免因支持他而遭到厄运。法军的举措还摧毁了乡村经济，削减了阿卜杜·卡迪尔的税收收入。

阿尔及利亚人在法国的猛烈攻击下震惊无措，民众对阿卜杜·卡迪尔抵抗运动的支持开始瓦解。战士们的家人开始害怕遭到阿尔及利亚同胞的袭击，阿卜杜·卡迪尔建了一个巨大的营地，叫作“齐马拉”（zimala），将所有战士的家人，包括妻儿与老人，都带了进来。阿卜杜·卡迪尔的齐马拉是一个拥有不少于6万人口的移动城市。他声称：“当一个阿拉伯人失去了与家人的联系后，他有时会花上两天时间才能［在人群中］找到他们。”齐马拉的规模之大可见一斑。齐马拉也是阿卜杜·卡迪尔军队的移动支持部队，内有制械师、制鞍师、裁缝等他的团队所需要的所有工匠。

法军迫切希望打击阿卜杜·卡迪尔手下战士们的士气和阿尔及利亚军队的支持基地，齐马拉自然成为法军的首要攻击目标。由于很好地掌握了法军的位置且熟悉地形，阿卜杜·卡迪尔得以在冲突的头3年里保证齐马拉的安全。然而，1843年5月，营地的位置被出卖，法国军队攻击了齐马拉。阿卜杜·卡迪尔和他的部下得知这次袭击时，为时已晚，已来不及救援。后来他对俘获他的法国人说：“如果当时我在场，毫无疑问，我们会为我们的妻子和孩子而战，会向你们展示一个伟大的日子。但是真主不愿如此，我3天后才得知这件不幸的事，太迟了！”8

法军对齐马拉的袭击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据阿卜杜·卡迪尔估计，法国人杀了这个移动营地十分之一的人口。失去长辈与妻儿，严重打击了部队的士气。这次袭击也让阿卜杜·卡迪尔蒙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他失去了大部分资产。之后，他抗击法国的战斗开始走向尾声。阿卜杜·卡迪尔和他的部队不断后撤，1843年11月，这位阿尔及利亚将领带着他的追随者流亡到摩洛哥。

在接下来的4年里，阿卜杜·卡迪尔集结他的部队在阿尔及利亚攻击法国，然后退入摩洛哥境内逃避追捕。摩洛哥素丹穆莱阿卜杜·拉赫曼（Moulay Abd al-Rahman）并不愿卷入阿尔及利亚冲突。然而，由于窝藏敌人，法国攻击了靠近阿尔及利亚边界的摩洛哥城镇乌季达，并派海军炮轰丹吉尔港和摩加多尔港。1844年9月，法国和摩洛哥政府签署了一项恢复友好关系的条约，明确宣布阿卜杜·卡迪尔在摩洛哥帝国全境是逃犯。9安全的庇护所被剥夺，同物资基地的联系被切断，阿卜杜·卡迪尔的抗法斗争愈发艰难，1847年12月，他向法国人投降。

法国庆祝阿卜杜·卡迪尔战败，认为他们战胜了一个重要对手。这位阿尔及利亚领袖的一位传记作者（和崇拜者）讽刺地说：“让我们想一想，七年的战斗和十万人组成的世上最强的军队才摧毁了埃米尔［小国君王］用两年零五个月建立起来的军队，这真让人难以置信啊！”10这场战争给阿尔及利亚人民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平民伤亡人数估计有数十万。

法国人将阿卜杜·卡迪尔送到法国，把他和他的家人监禁在一起。阿卜杜·卡迪尔多少是个名人，国王路易·菲利普的政府想利用这名囚徒的声望，准备高调赦免他。但1848年革命爆发，路易·菲利普被推翻，这一计划被打乱了。在巴黎政权更迭的政治动荡中，这位阿尔及利亚领袖被遗忘了。直到1852年，新总统路易·拿破仑（后来加冕为拿破仑三世皇帝）才恢复了阿卜杜·卡迪尔的自由。这位阿尔及利亚领袖受邀作为路易·拿破仑的贵宾乘坐白色战马巡游巴黎，并与总统一起检阅法国军队。他从未被允许返回阿尔及利亚，但法国人给了他终身养老金和一艘轮船，让他自己选择流放地。阿卜杜·卡迪尔起航前往奥斯曼领地，并在大马士革定居下来，在那里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和他的家人被接纳进大马士革精英家族圈，他后来在当地的教派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阿卜杜·卡迪尔专心投入学术和伊斯兰神秘主义。1883年，他在大马士革去世。

战胜阿卜杜·卡迪尔仅仅是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法国继续向南扩展其殖民范围。到1847年，已有将近11万欧洲人在阿尔及利亚定居。第二年，定居者群体赢得了选举法国议会议员的权利。1870年，拥有近25万法国定居者的阿尔及利亚正式并入法国，非欧洲裔的居民成为法国的国民（非公民）。除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的殖民之外，在整个中东地区没有任何定居者殖民主义能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

除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暴力的帝国主义战争外，从1840年的《伦敦黎凡特绥靖公约》（London Convention for the Pacification of the Levant）到1878年的《柏林条约》，欧洲列强遵守了维护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承诺。1881年，法国占领突尼斯，对北非的正式殖民又开始了。

1840—1881年，欧洲和奥斯曼帝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族主义这个源自欧洲的新思想开始深入人心。民族主义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19世纪期间以不同的程度在欧洲传播。希腊是一个早期的皈依者，在经历了10年的战争之后，于1830年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其他欧洲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在民族主义的感召下，经过几十年的统一运动逐渐形成国家形态，到19世纪70年代初才以现代国家的形式出现在国际社会中。奥匈帝国内部也开始面临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挑战，奥斯曼帝国在东欧的领土走上同样的道路只是时间问题。

19世纪30年代，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黑山、保加利亚、马其顿这些巴尔干半岛国家开始谋求从奥斯曼帝国独立。欧洲列强给予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越来越多的支持，支持他们摆脱土耳其的“枷锁”。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家们提出了支持巴尔干民族主义运动的动议。俄国政府全力支持巴尔干地区的东正教徒和斯拉夫同胞。奥地利人希望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黑山的分离主义运动中获益，借机损害奥斯曼人的利益，并扩大自身的领土（但在这一过程中，引入了1914年致其自身覆灭并触发世界大战的民族主义运动）。

这些外部支持增加了巴尔干民族主义者与奥斯曼国斗争的勇气。1875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爆发了大规模叛乱。第二年，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发动起义反抗奥斯曼人。保加利亚的冲突毁坏了乡村地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村庄陷入了民族主义战士与奥斯曼士兵之间的暴力冲突。欧洲的报纸对保加利亚穆斯林更高的伤亡人数视而不见，而将对基督徒的屠戮称作“保加利亚恐怖”大肆宣传。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保加利亚的起义让奥斯曼帝国陷入困境。1876年7月，塞尔维亚的米兰王子向奥斯曼帝国宣战。俄国也跟着支持巴尔干地区斯拉夫人的行动。

通常来说，英国会在这种情况下干预。保守党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长期以来一直主张支持奥斯曼帝国，作为遏制俄国对欧洲大陆野心的缓冲。然而，迪斯雷利发现他被公众舆论束缚住了。暴行及媒体对此的报道使他的亲土耳其政策名声扫地，也使他更易受到自由党对手威廉·格莱斯顿的挖苦。1876年，格莱斯顿出版了一本影响很大的小册子，题为《保加利亚恐怖和东方问题》（The Bulgarian Horrors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East）。他在书中用大段生动而激烈的言辞谴责土耳其人是“人类中反人类的典型”。他的小书主张将奥斯曼人从他们的欧洲行省里全部驱逐出去。他写道：“现在，能让土耳其人结束凌辱行径的唯一可行方式就是让他们自己滚蛋。”格莱斯顿更顺应民意，迪斯雷利和英国政府被迫放弃对维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支持。

既然不必再维持土耳其对其行省主权的原则，欧洲列强就开始考虑肢解奥斯曼帝国。欧洲批评人士提出，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尝试并没有带来一个稳定的、可以独立生存的国家。他们指出，1875年奥斯曼帝国的破产进一步证明土耳其是“欧洲病夫”。与其如此，不如商议在欧洲列强之间重新分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德国提议瓜分奥斯曼帝国，让奥地利和俄罗斯分割巴尔干地区，把叙利亚分给法国，把埃及和地中海主要岛屿分给英国。英国对此十分震惊，迅速提议于1876年11月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解决巴尔干危机和俄土冲突。

外交努力赢得了回旋的时间，但那些好战的大国却执意要发动战争，动荡的局势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机会。1877年4月，俄国再次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并同时从帝国的东西两侧入侵。俄军迅速攻入东安纳托利亚，并穿过巴尔干半岛，造成奥斯曼守军重大伤亡。1878年初，俄军横扫保加利亚和色雷斯，向伊斯坦布尔挺进，奥斯曼军队的防线崩溃。为避免首都沦陷，奥斯曼帝国被迫无条件投降。

在被俄国彻底击败之后，奥斯曼帝国对1878年柏林会议强加给它们的条款几乎没有发言权。欧洲列强抛弃长期以来维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做法，开始了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第一次分割。在柏林会议期间，保加利亚获得在奥斯曼帝国内部的自治权，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虽然名义上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实际上被奥地利占领。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获得完全独立。俄国在东安纳托利亚获得了大量领土。这些安排迫使奥斯曼帝国交出了五分之二的领土和五分之一的人口（其中一半是穆斯林）。11

英国人无法阻止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便决心在柏林会议开始之前确保自己在奥斯曼帝国疆域内的战略利益。作为一个海上强国，英国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在东地中海建一个海军基地来监督苏伊士运河的航运，保证其畅通无阻。塞浦路斯岛可以很好地满足这个需求。相较于这片岛屿，四面楚歌的奥斯曼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1876—1909年在位）更需要一个盟友，因此，他在柏林会议前夕以塞浦路斯为交换条件，与英国缔结了防御同盟条约。

英国对塞浦路斯的主权要求，将对奥斯曼帝国的分割从巴尔干扩大到北非。德国同意英国获取塞浦路斯，但两国都承认需要对法国做出补偿，以维持地中海的势力均衡。他们同意将突尼斯“提供”给法国，以巩固其北非帝国，并维护同阿尔及利亚交界地区的安全。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后吞并法国阿尔萨斯-洛林省的德国也很乐意送出这份礼物，以修复同巴黎的关系。只有意大利提出了反对意见，因为它在突尼斯有大量定居者和投资，其他大国不以为意，建议意大利转而考虑利比亚（1911年，意大利确实这么做了）。

法国人获准占领突尼斯，但找不到理由对这个顺从的北非国家采取敌对行动。突尼斯政府自1869年破产以来同法国金融顾问进行了充分合作以偿还外债。1879年，法国政府首次提出在突尼斯建一个被保护国，但统治者穆罕默德·萨迪克贝伊（Muhammad al-Sadiq Bey，1859—1882年在位）委婉地拒绝了将他的国家交付外来帝国统治的提议。

法国的公共舆论反对殖民行为，这进一步加大了阻力。大多数人认为，法国为获取阿尔及利亚付出了过于高昂的代价，几乎没有人支持法国继续在北非扩张。在内缺乏公众支持，在外缺少借口，法国政府将突尼斯并入其北非帝国的努力受阻。与此同时，意大利利用法国人的迟滞不前扩大在突尼斯的势力范围。在突尼斯，意大利的定居者社群规模远超法国。法意间的对抗最终促使法国人采取行动。

法国人必须找到入侵突尼斯的理由。1880年，一名法国投机商人违反了特许权协议，他费尽千辛万苦，却被突尼斯人驱逐出境。法国领事提出抗议，向贝伊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赔偿这名法国人，并惩罚对驱逐这名无力偿债者负有责任的突尼斯官员。这次羞辱当然不能同1827年阿尔及利亚的蝇拂事件相提并论，但粗暴对待一名法国国民被认为足以动员一支入侵部队来挽回国家荣誉。突尼斯的统治者表现出不可思议的理智，他接受了法国的所有无理要求，从而清除了法国入侵的借口。部队撤回了军营，等待入侵突尼斯的更好时机。

1881年3月，有消息称一群部落成员在一次袭击中从突尼斯越境进入了阿尔及利亚，法军再次集结。虽然贝伊提出赔偿损失和惩罚部落成员，但法国人坚持要自己采取行动。一支法国骑兵支队越过突尼斯边界，绕过犯下过失的部落的领地，直奔突尼斯城。4月，他们在突尼斯首都同一支海上部队会合。面对法国的陆路和海路入侵，穆罕默德·萨迪克贝伊于同年5月12日与法国签订条约，在事实上切断了他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系，并将主权割让给了法国。突尼斯经历的改革和破产让欧洲对它的非正式控制变为完全的帝国主义统治。

当法国人忙于将突尼斯并入他们的北非帝国时，动乱正在埃及东部酝酿。如上一章所述，埃及的改革和破产引来欧洲对其财政与政府管理的干预。欧洲列强采取的措施非但没有助其恢复秩序，反而破坏了埃及国内政治的稳定，催生了一场强大的反对运动，威胁到了赫迪威的统治。原先是英法协调行动，以加强赫迪威的统治，结果却是英国在1882年意外占领了埃及。

埃及的新任赫迪威陶菲克帕夏（1879—1892年在位），被夹在欧洲的诉求和本国社会强大的利益集团之间。他是突然登上总督宝座的。他的前任（和父亲）赫迪威伊斯玛仪因阻碍英法人士对埃及财政的控制，在英法施压游说下，被奥斯曼素丹罢免。因此，陶菲克帕夏深知不能绕过欧洲列强。然而，顺应英法的要求，却让他在埃及国内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为偿还埃及外债而实施的经济紧缩政策激怒了大地主和城市精英，他们越来越直言不讳地反对赫迪威的蠹政。

埃及的精英们拥有一个政治平台，那就是1866年伊斯玛仪帕夏建的早期议会，叫作代议议会。精英们在议会中的代言人开始要求：议会行使国家预算批准权，内阁对议会负有更大责任，制定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来限制赫迪威的权力。面对这些要求，陶菲克帕夏既无权也不愿做出让步，便在欧洲列强的支持下于1879年中止了议会。作为回应，土地精英们开始支持埃及军队中日益壮大的反对运动。

埃及破产后实施的紧缩政策严重打击了埃及军队，特别是军中的埃及人。军中说土耳其语的精英军官和说阿拉伯语的本土埃及人之间分歧严重。这些讲土耳其语的军官，被称为突厥-切尔克斯人，源自成为军事阶层的马木鲁克人。他们同赫迪威的家族和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人都有紧密联系。他们看不起土生土长的埃及人，轻蔑地称他们为农民士兵。埃及财政的掌控者宣布大幅裁军后，突厥-切尔克斯军官为保护自身利益，将裁减配额强加于埃及本土军人。埃及军官团结一致捍卫自身利益，准备动员起来反抗不公平的裁减。一名最高级别的埃及军官艾哈迈德·欧拉比上校（Colonel Ahmad Urabi, 1841—1911）领导了这次反抗运动。

艾哈迈德·欧拉比是第一批进入军官队伍的本土埃及人。他出生在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一个村庄。1854年，他放弃了在爱资哈尔清真寺学府的学业，进入萨义德帕夏开办的新型军事学院。欧拉比相信他和同辈的突厥-切尔克斯人一样有资格成为军官。他声称他的父系和母系都源自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在穆斯林眼中，这是非常显赫的血统，没有一个马木鲁克能与之匹敌，因为后者都是皈依伊斯兰教的高加索基督徒军事奴隶。欧拉比才华横溢、胸怀大志，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以反抗者而非军士的身份青史留名。的确，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反抗事件促使英国于1882年占领埃及。

欧拉比在他的回忆录中理想化地将军中的制度描述为举贤任能制，即晋升通过考核决定，“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会被晋升到适当的级别”。12显然，欧拉比在考核中表现出色。1854—1860年，他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埃及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上校，当时年仅19岁。欧拉比对萨义德帕夏忠心耿耿，这位总督将军官集团向本土埃及人开放。

1863年伊斯玛仪帕夏继位后，这位新任总督又恢复了传统的偏见，在军队中给予说土耳其语的军官更多特权。此后，裙带关系与民族成分取代才能，成为军中晋升的依据。雄心勃勃的欧拉比撞上了突厥-切尔克斯精英设置的玻璃天花板。伊斯玛仪（1863—1879年在位）统治的整整16年内，欧拉比没有得到一次晋升。这一经历让他对军中的上级军官和埃及的总督心生怨愤。

伊斯玛仪掌权后，欧拉比同突厥-切尔克斯精英的冲突几乎立即就开始了。欧拉比被安排在切尔克斯将军胡斯鲁帕夏（Khusru Pasha）帐下，他抱怨道：“他盲目地偏袒自己的族人，当他发现我是血统纯正的［埃及］国民时，我存在于军团中就让他非常苦恼。他想方设法把我开除出军团，这样就可以把我的职位安排给马木鲁克子弟了。”13

当欧拉比被送到负责晋升的考核委员会时，胡斯鲁帕夏的机会来了。这个机构确保士兵靠才能而非关系晋升。胡斯鲁帕夏命令欧拉比伪造考试成绩，以提拔一名切尔克斯人。欧拉比拒绝了，于是这名将军就向军事大臣宣称欧拉比不服军令。这个案子一直呈送到赫迪威伊斯玛仪处，欧拉比被暂时解除军职，转到文官部门。1867年，欧拉比获得了赫迪威的赦免，直到1870年春才重新以先前的上校军衔全职回军队服役。但他依然对他的突厥-切尔克斯上级和所遭遇的不公怀有深深的怨恨。

19世纪70年代是埃及军队受挫的年代。欧拉比参加了灾难性的阿比西尼亚战役，赫迪威伊斯玛仪发动此战役是为了试图将埃及的帝国统治扩展到现今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领土。1876年3月，阿比西尼亚国王约翰取得了对埃军的决定性胜利，将入侵者赶出了他的领土。在外遭受了重大伤亡和军事耻辱的军队回到国内，士气低落，但还得面对1876年国家破产后的遣散。这是掌控财政的欧洲人强制推行的一项经济政策，埃及军队将要从1.5万人削减到仅7000人的象征性兵力，2500名军官的薪水将减半。1879年1月，欧拉比奉命将他的兵团从罗塞塔调到开罗，准备遣散。

欧拉比抵达开罗时，发现全城都是等待遣散的埃及士兵和军官。大有前途的军旅生涯突然结束，失业即将到来，面对这一状况，男人们群情激愤。1879年2月18日，一群埃及军校学员和军官在财政部外举行示威，抗议不公平的裁减。当首相努巴尔帕夏和英籍财政大臣查尔斯·里弗斯·威尔逊爵士从政府内出来时，愤怒的官员粗暴地对待了这两名政客。当时没有参加抗议的欧拉比后来向一名支持他的英国人讲述说：“他们发现努巴尔正登上马车，便袭击了他，拔他胡子，扇他耳光。”14

军人的骚乱正合赫迪威伊斯玛仪的胃口，因此欧拉比和他的同僚们怀疑，这位总督参与组织了这次示威。伊斯玛仪想要摆脱他内阁中的法籍和英籍大臣，并希望在预算上拥有更大的支配权。他认为，欧洲财政顾问实施的严格紧缩政策正在破坏埃及国内的政治稳定，损害了埃及偿还外国债务的能力。军人示威结束后第二天，伊斯玛仪接受了努巴尔混合内阁的辞职。然而，英国人和法国人并不打算纵容赫迪威重掌权力。1879年6月，伊斯玛仪被废黜。

赫迪威伊斯玛仪下台让欧拉比和其他埃及军官们长舒一口气。然而，在他的继任者陶菲克帕夏的领导下，埃及军官的地位反而恶化了。新任军事大臣奥斯曼·里夫奇帕夏（Uthman Rifqi Pasha）是一名突厥-切尔克斯人，他撤去了一些埃及本土军官的职务，代之以他的族人。1881年1月，欧拉比得知他和一些同僚即将在他称为马木鲁克复辟的行动中被解职。“切尔克斯高、低级别的军官定期在胡斯鲁帕夏［欧拉比之前的上司］的家中聚会，颂扬马木鲁克国家的历史，奥斯曼·里夫奇帕夏也出席……他们相信，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收复埃及和埃及的一切财富，就像他们的马木鲁克前辈那样。”15

欧拉比和他的同僚们决定采取行动。他们起草了一份给赫迪威陶菲克的请愿书，陈述他们的不满和要求。1881年1月的这份请愿书标志着欧拉比参与国家政治的开始，开启了军人干政的危险先例，这将在整个20世纪的阿拉伯历史中重演。

欧拉比和他的埃及军官们有三个主要目标：扩大埃及军队的规模，撤销财政掌控者强加给军队的裁员额度；修改条例，确立军人之间不分种族和宗教，一律平等；任命埃及本土军官担任军事大臣。欧拉比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要求之间存在矛盾，即平等与偏好埃及本土大臣之间的矛盾。

欧拉比他们的要求对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来说是革命性的。首相利雅得帕夏（Riyad Pasha）收到军官们的请愿书时，公开威胁他们：“这份请愿书极具破坏性，它比你们先前一位同事提交的请愿书还要危险，他后来被派到了苏丹。”16当时，苏丹相当于埃及的西伯利亚。但埃及军官拒绝撤回请愿书，并要求提请赫迪威关注。

收到欧拉比的请愿书后，赫迪威召集最高级军官到阿比丁宫开紧急会议。他们要求以煽动叛乱罪逮捕欧拉比和另两名军官，并同意组建特别军事法庭来审判他们。第二天，欧拉比和他的同僚们被召唤到军事部，当场被要求交出武器投降。在前往设在军事部内的监狱的路上，这些埃及人经过了两排对他们充满敌意的切尔克斯军官。在牢房门口，老克星胡斯鲁帕夏奚落了他们。欧拉比愤恨地回忆道：“他站在牢房外奚落我们，说我们是‘［只适合］以摘果子为业的农民’。”17

欧拉比和他同僚被捕，在埃及军中引发兵变。1881年2月，赫迪威卫队的两支小队袭击了军事部。军事大臣和其他切尔克斯人逃离了大楼。士兵们将欧拉比和他的军官们从牢房中释放出来，带着他们回到阿比丁宫，在那里他们喧闹地示威，向赫迪威陶菲克效忠。士兵们一直待在阿比丁广场，直到那位不得人心的军事大臣奥斯曼·里夫奇被解职，由一个他们选择的人接替。赫迪威还下令修改军事条例，以满足士兵们在薪酬和服役期限方面的要求。

示威随后结束，部队返回军营。虽然重归平静，但这次事件已经改变了埃及政治。欧拉比逐渐成为一名广受欢迎的领袖，而军队迫使赫迪威和他的政府接受了他们的要求。

被解散的代议议会中的大地主和城市精英们极其关注军队的成功。他们认识到，若想让不情不愿的赫迪威接受他们的自由主义宪政改革，同军队合作，成功的机会更大。1881年2—9月，埃及军官、大地主、议会议员、记者和宗教学者组成了一个不同背景的联盟，自称“祖国党”。正如伊斯兰改革家谢赫穆罕默德·阿布笃（Shaykh Muhammad Abduh）向一位英国观察家解释的那样，这是“长达数月的遍及所有阶层的重大政治活动。［欧拉比的］行动为他赢得了很大的声望，让他得以同祖国党的文职党员建立联系……正是我们提出了重新要求制宪的想法”。18

这个联盟的成员都有各自的目标和不满。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是一个共同的信念：埃及人应该在自己的国家得到更好的待遇。他们以“埃及为埃及人”为口号，相互支持，更好地促进彼此的事业。对欧拉比和他的同僚们来说，宪法代表着对赫迪威及其政府的约束，保护他们免受随意的报复；宪法还强化了他们作为埃及人民利益捍卫者的角色，而不仅仅是狭隘的军人利益捍卫者。

在当时的欧洲观察者看来，这个不断壮大的改革联盟看上去像一场民族主义运动，但事实并非如此。欧拉比和改革者们完全认可埃及作为奥斯曼帝国自治行省的地位。欧拉比经常向赫迪威和奥斯曼素丹宣誓效忠，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也曾授予他勋章。改革者们反对欧洲大臣和顾问控制埃及政治与经济，反对突厥-切尔克斯人统治军队和内阁。当示威者走上街头高喊“埃及为埃及人”时，这是呼吁摆脱欧洲人和切尔克斯人的干涉，而不是要求民族独立。

然而，欧洲人没有认识到这一区别，他们将埃及军队的行动解释为一场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认为这场运动将威胁到他们的战略和经济利益。英国和法国开始讨论应对欧拉比威胁的最佳方式。

赫迪威关注着反对运动的兴起，对此越来越担忧。欧洲列强已经削减了他的权力，将欧洲官员强行安排进他的政府，并控制了埃及一半的预算。现在，他自己的臣民试图通过颁布宪法和重开议会来进一步钳制他。陶菲克被孤立了。他只能依靠突厥-切尔克斯精英的支持。1881年7月，陶菲克解散了改革派内阁，并任命他的妹夫达乌德·耶根帕夏（Dawud Pasha Yegen）为军事大臣，欧拉比称他是一个“无知、愚蠢、邪恶的人”。

作为回应，军官们在赫迪威宫殿外的阿比丁广场又组织起示威。1881年9月9日上午，欧拉比通知赫迪威：“我们将把所有在开罗的士兵带到阿比丁广场，在当天下午4点向赫迪威殿下提出我们的要求。”19陶菲克帕夏担心发生新一轮兵变，便同首相以及美国参谋长斯通帕夏（Stone Pasha）一起，尝试鼓动阿比丁军营与城堡中仍忠于他的驻军起来反抗欧拉比，但没有成功。欧拉比比赫迪威赢得了更多埃及军人的忠诚。

陶菲克被迫在阿比丁宫前接见欧拉比，身后只有侍从和外国领事。军官们向赫迪威提出了他们的要求：组建由立宪改革者谢里夫帕夏（Sharif Pasha）领导的新内阁，重新召开议会，将部队编制扩大到1.8万人。陶菲克别无选择，只能同意。军方和他们的文官支持者们掌控了局面。

赫迪威屈服于改革派的压力，重新召开了议会。1882年1月，议员们提交了一份宪法草案，供赫迪威审议。宪法于2月颁布，改革派内阁成立，艾哈迈德·欧拉比任军事大臣。1863年以来一直没有获得晋升的欧拉比上校最终推翻了突厥-切尔克斯人的等级制度，掌控了埃及军队。

毫无疑问，埃及军官利用这个机会与马木鲁克人清算旧账。前军事大臣奥斯曼·里夫奇帕夏被指控密谋刺杀欧拉比，他手下50名军官都被判犯有阴谋罪，他们全都是突厥-切尔克斯人。许多被关押者受到酷刑，欧拉比对此是知情的。他后来透露说：“我从来没有去监狱看过他们遭受酷刑或虐待，我从来没有接近过他们。”20

陶菲克在开罗日益被孤立，这让巴黎和伦敦政府忧心忡忡。赫迪威对改革运动的每一次让步都削弱了他的权威和列强对埃及经济的影响。英国和法国担心赫迪威的让步会引发埃及的政治混乱。欧拉比进入政府丝毫无助于缓解欧洲的担忧。欧拉比迫使新首相马哈穆德·萨米·巴鲁迪（Mahmud Sami al-Barudi）解除政府中欧洲官员的职务。对于保守的欧洲大国来说，这些变化太大、太快，难以接受。欧拉比运动看起来像一场革命，英国和法国于是采取行动来支持摇摇欲坠的赫迪威政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都加剧了陶菲克的孤立，并提高了欧拉比的地位。

1882年1月，英国和法国政府起草了一份联合公报，被称为《甘必大照会》（Gambetta Note），以求恢复赫迪威的权威。对于这两个以外交技巧为傲的国家，人们可能会抱有更多的期待。英法两国希望，通过保证“共同努力”来应对对埃及秩序的一切内部和外部的威胁，这样可能会“避免赫迪威政府可能面临的危险，以及那种肯定会使英法两国联合起来应对的危险”。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旨在保护陶菲克帕夏不受自己人民伤害的遮遮掩掩的恐吓，更能削弱这位赫迪威的地位了。

发布《甘必大照会》后，欧洲要求将欧拉比逐出内阁。不受欢迎的欧洲列强试图推翻欧拉比，这反而大大增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相比之下，陶菲克变得更加孤立。欧拉比指责陶菲克帕夏代表欧洲利益行事，背叛了自己的国家。首相和大多数内阁成员都辞职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愿意组建新政府。欧拉比仍然在职，这意味着政府实际上在这位最受欢迎和最有权力的大臣的控制之下。在试图罢免欧拉比的过程中，欧洲列强无意中让他控制了埃及政府。

局势升级让英法两国求诸炮舰外交。1882年5月，英法两国派出一支联合海军中队前往埃及。这种武力展示让陶菲克帕夏的位置岌岌可危。5月31日，他离开开罗前往亚历山大的拉斯埃丁宫，这样可以离英法舰船的保护更近一些。至此，埃及实际上由两人统治：得到合法认可的国家元首赫迪威陶菲克，他被限制在亚历山大的宫殿里；人民领袖艾哈迈德·欧拉比，他是开罗代理政府的首脑。

欧洲军舰沿着埃及海岸巡航，1882年6月11日，埃及人和欧洲人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成暴力冲突。一个英国人和一个埃及马夫间的街头斗殴演变成了针对外国人的骚乱，夺去了50多人的生命。此外，还有数百人受伤，数千人因房屋和工作场所被毁而穷困潦倒。欧洲媒体大肆渲染亚历山大骚乱是对基督徒和欧洲人的屠杀，并向英国和法国政府施压，要求对埃及秩序的崩溃做出强硬回应。

欧拉比知道，反欧骚乱很可能会招致英国和法国的干涉。他甚至怀疑赫迪威陶菲克煽动暴乱以促成外国干预，但没有证据支持这一指控。欧拉比向亚历山大派了1.2万名士兵去恢复秩序，同时加强该城的防御，以应对欧洲可能的回应。欧拉比让埃及进入战备状态，并向支持他的大地主们求助，要求从农民中征募士兵来加强武装部队。欧拉比的政府还征收紧急税来获取抵御欧洲攻击的财政资源。

果不其然，英国舰队司令比彻姆·西摩爵士（Sir Beauchamp Seymour）发布了一系列措辞不断升级的最后通牒，威胁说，若亚历山大的海上防御不拆除，就轰炸该城。埃及军队毫不畏惧地着手加强亚历山大港的防御工事，扩建了沿海的堡垒，建造了火枪发射台，以应对欧洲舰船的威胁。欧洲人和埃及人都不愿让步，武装冲突一触即发。

这次军事威胁出现了一个不曾预见的状况：在英法付出几个月协调一致的努力后，法国舰队撤出了。法国政府受其宪法的约束，在与任何国家发生战争之前必须取得议会批准。法国在1870年惨败于德国，又花了很大代价在1871年征服阿尔及利亚、在1881年占领突尼斯，尚在恢复中。法国国库消耗过度，议会不愿卷入任何新的外国纠纷。7月5日，法国政府向英国解释了自己的立场，并从亚历山大撤走了舰船。

现在，英国面临一个重大决定：要么退让，要么继续。英国不想占领埃及。一个统治者声名狼藉、军队叛变造反的破产国家对任何帝国来说都不具吸引力。此外，英国在埃及的存在将打破白厅(1)长期以来致力于维护的欧洲势力均衡。更成问题的是退出的策略：英国军队一旦进入埃及，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撤出？考虑到英国的目标是确保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和让埃及偿还欠英国债权人的债务，军事行动的风险似乎大于收益。

然而，退让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选择。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如果向次发达国家的叛逆军官退让，那就不会自认为“大”了。西摩上将得到了政府的批准，7月11日，他向亚历山大的防御工事和城市开火。到日落时，亚历山大已陷入火海，埃及军队正在撤退。7月14日，一支英军占领了亚历山大。这不仅仅开启了一场战争，也开启了英国对埃及长达近四分之三世纪的占领。

1882年6—9月，艾哈迈德·欧拉比既是起义政府的首脑，也是埃及抗击英国的总司令。欧拉比因勇敢抵抗外国入侵者而获得了城市与乡村的广泛支持。赫迪威在亚历山大的宫殿内闭门不出，许多王室的王子、侍从和妇女都支持欧拉比，为战备贡献金钱、粮食和马匹。21他继续得到土地精英、城市商人和宗教机构的全力支持。欧拉比的支持者们竭尽全力支持即将到来的战争，但专业部队的规模和信心不足以与英国抗衡，农民志愿军缺乏纪律和训练，无法在炮火下坚守自己的阵地。尽管欧拉比的手下人数激增，但胜利的机会依然渺茫。

英国人对欧拉比非正规军的顽强抵抗感到惊讶。加内特·沃尔斯利爵士（Sir Garnet Wolseley）率领一支2万人的作战部队在盛夏抵达亚历山大。他率军从亚历山大出发去攻占开罗，但却遭遇了欧拉比的埃及守军的抵抗，被拖延了5周之久，迫使英国放弃了这一计划。沃尔斯利回到亚历山大，将他的部下运送到苏伊士运河地区。1882年9月初，英国依靠强大的海军力量占领了该地区。在运河地区，沃尔斯利得到了来自英属印度的增援，之后他准备向西朝开罗进军。在英军离开之前，欧拉比成功发动突袭，造成入侵者大量伤亡，并在敌军人数占优的情况下撤离。埃军撤到东部沙漠中的泰勒凯比尔——位于运河和三角洲正中间，保护开罗不受入侵。还没等埃及人建起合适的防御工事，沃尔斯利的军队就发动了进攻。9月13日黎明时分，英军行进到距埃及防线不到300码(274米)处，在日出时对守军发动了刺刀突袭。战斗在1小时内结束，精疲力竭的埃及军队最终败给了英国军队。入侵部队通往开罗的道路已经没有障碍。

艾哈迈德·欧拉比的起义政府同泰勒凯比尔的防御工事一起垮塌了。两天后，欧拉比在开罗被捕。他和他的同僚们以叛国罪受审，被判有罪。他们的死刑判罚被减为终身流放，流放地是英国殖民地锡兰（今斯里兰卡）。赫迪威陶菲克恢复了王位，但再没完全恢复统治权。由于英国军队占领了这个国家，英国的顾问被派往各级政府。埃及的真正统治者是英国常驻代表伊夫林·巴林爵士（Sir Evelyn Baring），他后来获得了伯爵爵位，被封为克罗默伯爵（Lord Cromer）。

对欧拉比的评价褒贬不一。他的运动失败后，许多人批评他挑起了英国对埃及的占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在为本土埃及人的权利挺身而出时得到了广泛支持。他最有力的支持者中有王室女性。欧拉比的律师A. M. 布罗德利（A. M. Broadley）记录了与一位公主的谈话，她充满热情地说，她们都“从一开始就偷偷支持欧拉比，因为我们知道他一心只为埃及人谋福祉……在我们看来，欧拉比是一个拯救者，我们对他充满了热情”。22 穆罕默德·阿里的孙女纳兹莉公主（Princess Nazli）的视野更宽宏，她这样分析欧拉比的诉求：

欧拉比是第一位让欧洲人服从他的埃及大臣。在他的时代里，至少穆斯林是高昂着头的，而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不敢违反律令……现在，没有人能维持法纪了。警察只管埃及人，欧洲人随心所欲。23

欧拉比被流放了18年，直到1901年，陶菲克的继承人赫迪威阿巴斯二世（Khedive Abbas II，1892—1914年在位）准许他返回故土。埃及政府正式豁免了他，他向赫迪威宣誓效忠，放弃一切政治活动。新一代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希望他支持他们对英国占领的反抗，但欧拉比信守诺言，远离政治。他已经老了，只想在他心爱的埃及度过余生。他的眼睛牢牢地盯着过去，而不是未来。生命中的最后10年，他读了所有描述欧拉比起义的书籍和报纸，将自己从各项罪行指控中开脱出来。24他写了许多自传文章，广泛传送给埃及国内外的作家。

他在1911年离世，尽管他百般努力，但有两项指控在他死后几十年内依然玷污着他的名声：应对挑起英国占领埃及负责，背叛埃及合法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只有当新一代的年轻埃及上校们在1952年革命中，推翻了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最后一任统治者之后，欧拉比才得以恢复名誉，并被迎入埃及民族英雄的“万神殿”。

英国的占领所引发的动荡超出了埃及的边界。看到他们的对手英国在埃及开启了长久的帝国统治，法国的不安变成了敌意。拿破仑时代以来，埃及一直是法国的一个重要附庸国。埃及人聘用法国的军事顾问，派最大的教育代表团去巴黎，并引进法国的工业技术；此外，苏伊士运河本身就由一家法国公司控制着。法国拒绝接受失去埃及的事实，想尽一切办法与“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算账。法国人复仇的方式是谋取非洲的战略领土，这一方面是为了重振他们的帝国荣耀，另一方面是为了对英国的海外利益施压。“争夺非洲”的行动随即展开，英国和法国当先，葡萄牙、德国和意大利紧随其后，在非洲的版图上染上各自帝国的颜色。

1882—1904年，英法之间的殖民竞争引发两国严重对抗。这场竞争最糟糕的时刻在1898年，当时两个帝国为了争夺苏丹境内一段孤立的尼罗河水域，几乎爆发战争。双方都不愿对抗升级从而导致公开冲突。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将一块土地让与法国，以补偿英国对埃及的控制，这样才能恢复地中海地区的帝国势力均衡。鉴于法国已拥有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成为显而易见的选择。25

问题是法国并不是在摩洛哥有利益的唯一的欧洲大国。西班牙在地中海沿岸拥有殖民地，英国人享有重大的贸易利益，德国对于维护自身利益也愈发强硬。还有一个问题是，摩洛哥享有独立的国家地位已有数个世纪，既不对外扩张，也不招来入侵。1902年，法国外交部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Théopile Delcassé）阐述了他的战略：他有意“区分国际问题与法国-摩洛哥之间的问题，致力于依次同各国解决前一类问题来获得解决［摩洛哥问题］的充分自由”。26此后10年里，法国依次与各个欧洲大国谈判，为统治摩洛哥做准备。

在摩洛哥利益最少的是意大利，因此德尔卡塞首先与罗马谈判，并于1902年达成协议，承认意大利在利比亚的利益，以换取意大利支持法国对摩洛哥的野心。

同英国的谈判是一个更大的挑战。英国希望维护在摩洛哥的商业利益，不愿任何海上力量挑战皇家海军对直布罗陀海峡的统治。但英国也真心诚意地希望解决与法国的殖民分歧。1904年4月，英法达成《挚诚协定》（Entente Cordiale），成为两国外交关系的新起点。根据协定条款，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的地位，不会要求“确定英国占领埃及的时限”。英国则承认法国作为“大片领土与摩洛哥接壤的大国”这一战略地位，并承诺不妨碍法国采取行动“维护摩洛哥的秩序，并为该国提供一切行政、经济、财政和军事改革所需的协助”。27

随后，法国迅速让西班牙同意其未来对摩洛哥的占领。法国将摩洛哥的地中海沿岸划入西班牙的势力范围，消除了英国和西班牙的忧虑。以此为基础，法国和西班牙于1904年10月达成协议。

法国人已基本上解决了“国际问题”，为殖民摩洛哥铺平了道路。现在，除了德国，其他欧洲大国都已首肯。德尔卡塞曾希望在摩洛哥问题上绕过德国，毕竟，德意志帝国从未扩张到地中海。此外，德尔卡塞知道德国会要求法国承认其对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占领的阿尔萨斯-洛林的吞并，以换取德国承认法国对摩洛哥的野心，但这超出了法国为得到德国同意而愿意付出的代价。然而，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政府拒绝被绕过。德国正凭借自身的实力成为一个帝国，在非洲和南太平洋拥有领地，摩洛哥将成为德法之间的竞争点。

德国人开始公开宣称他们在摩洛哥的利益诉求，迫使法国坐到谈判桌前。1905年3月，德国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亲王（Prince Bernhard von Bülow）安排德皇威廉二世去丹吉尔拜会摩洛哥素丹穆莱阿卜杜·拉赫曼。访问期间，德皇表示，尊重摩洛哥主权和德国在摩洛哥素丹治下领土上的利益。这给法国实现对摩洛哥的野心设置了第一个障碍。德国的这一外交手段迫使法国与其谈判，1906年1月，阿尔赫西拉斯会议召开，重新讨论“摩洛哥问题”。

这次有11个国家参加的会议表面上是为了帮助摩洛哥素丹，为他的政府制订一个改革计划。而实际上，法国希望利用这次会议赢得欧洲各国更广泛的支持，并向德国施压，使其放弃反对法国对摩洛哥的野心。尽管德国尽最大努力使与会者反对法国，但3个与会国——意大利、英国和西班牙已经同意法国对摩洛哥的领土要求，德国政府被迫让步。1909年，德国终于承认法国在维护摩洛哥安全上发挥着特殊作用。

法国在欧洲列强同意其殖民摩洛哥后，将注意力转移到法摩关系上。自1511年以来，摩洛哥的谢里夫们一直独立于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国家统治，未曾中断过。然而，1860年起，欧洲列强越来越多地干涉这个古老的素丹国。在穆莱哈桑（Moulay Hasan，1873—1894年在位）统治时期，摩洛哥也经历了一系列国家主导的改革。改革的动机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了，即通过采用欧洲的技术和思想来阻止欧洲的渗透。改革的结果可想而知，即欧洲的渗透更进一步，国库因高昂的军事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而空虚。

继承改革派素丹穆莱哈桑的是14岁的穆莱阿卜杜·阿齐兹（Moulay Abd al-Aziz，1894—1908年在位），后者尚不成熟，缺乏经验，无力带领摩洛哥与欧洲列强的野心周旋，以维护摩洛哥的主权和独立。法国正在积极利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之间模糊的边界，以阻止部落袭击为借口，派兵进入摩洛哥领土。在侵蚀摩洛哥领土的同时，法国还让素丹的政府深陷公共借贷。1904年，法国通过谈判，促成了一笔巴黎多家银行提供的6250万法郎（合1250万美元）的贷款，进一步加深了法国对摩洛哥的经济渗透。

摩洛哥人对法国不断扩大在摩势力感到不满，他们开始攻击外国商店企业。而法国采取的报复行为是占领摩洛哥的城镇。最臭名昭著的是，1907年在一家法国工厂遭到暴力袭击后，法国从海上炮轰卡萨布兰卡，并用5000人的兵力占领了这座城市。随着法国进一步侵蚀摩洛哥，民众开始对他们的素丹失去信心。他的兄长穆莱阿卜杜·哈菲兹（Moulay Abd al-Hafiz）发动叛变，迫使素丹于1908年退位并寻求法国的保护。

叛变成功后，穆莱阿卜杜·哈菲兹（1907—1912年在位）继承王位。然而，与他的兄弟相比，阿卜杜·哈菲兹也未能更有效地阻止欧洲的入侵。这位素丹在欧洲的最后一个盟友是德国，德国于1911年7月派一艘炮艇前往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为阻止法国在摩洛哥扩张做最后努力。阿加迪尔危机最终以摩洛哥付出代价而告终。法国同意将法属刚果内的领土割让给德国，作为回报，德皇(威廉二世)政府默许了法国对摩洛哥的野心。

1912年3月，法国完成了对摩洛哥的占领，穆莱阿卜杜·哈菲兹签署了《非斯条约》，摩洛哥成为法国的被保护国。尽管谢里夫们仍在王位上(事实上，现任国王穆罕默德六世是他们的直系后裔)，但在接下来的44年里，对摩洛哥的正式控制权移交给了法兰西帝国。法国终于可以原谅英国占领埃及了。

利比亚是北非最后一块仍由奥斯曼帝国直接统治的领土，到法国将摩洛哥纳为被保护国时，意大利已经与奥斯曼帝国开战，争夺对利比亚的控制权。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这两个利比亚行省，尽管名义上从16世纪起就是奥斯曼帝国的组成部分，但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被帝国直接控制。奥斯曼中央政府对利比亚的统治只是点到为止。的黎波里和班加西这两个省会都是驻防城镇，奥斯曼帝国的势力仅限于维持和平所需的少数官员和士兵。

然而，在法国占领突尼斯和英国占领埃及之后，奥斯曼帝国越来越重视利比亚行省的战略价值。1908年土耳其青年党革命后，新的一批民族主义者执掌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政府开始采取积极措施，限制意大利侵蚀利比亚，阻止意大利人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购买土地或拥有工厂。奥斯曼人想尽一切办法避免他们在北非的最后一块地盘，在面对欧洲的帝国主义野心时失守。

几十年来，其他欧洲大国一直许诺把利比亚让与意大利，正如英国、德国和法国分别在1878年、1888年和1902年所做的那样。现在，这些欧洲国家希望意大利能找到一个和平的方式将利比亚纳入其领土。相反，意大利人选择用枪炮打开利比亚的大门。1911年9月29日，意大利以本国臣民在利比亚行省内遭虐待为借口，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在利比亚的奥斯曼人对入侵者展开了顽强抵抗，因此意大利人决定将战火引向奥斯曼帝国的腹地。1912年2月，意大利军舰炮轰贝鲁特，4月攻击了达达尼尔海峡的奥斯曼阵地，并在四五月间占领了罗德岛和多德卡尼斯群岛的其他岛屿，严重破坏了东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平衡。

其他欧洲大国迅速采取外交行动遏制战略平衡的破坏，担心意大利人可能在动荡的巴尔干地区引发战争（事实上，意大利人一直在给反抗奥斯曼帝国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运动煽风点火）。意大利非常希望通过欧洲的会议体系来解决利比亚问题。意大利军队受困于来自小规模土耳其驻军和利比亚本地民众的强烈抵抗，未能将控制范围从沿海扩展到内陆。

以奥斯曼帝国最后的北非领土为代价，和平得以恢复。欧洲国家充当了奥斯曼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的调停者，双方于1912年10月缔结正式和平条约，利比亚被纳入意大利的帝国统治。然而，即使在奥斯曼军队撤离后，意大利人仍面临着来自利比亚人的持续抵抗。利比亚人坚持反抗外国统治，反抗斗争在20世纪30年代依然持续。

到1912年底，从直布罗陀海峡到苏伊士运河，整个北非海岸都处于欧洲的殖民统治之下。其中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这两个国家被直接殖民统治。突尼斯、埃及和摩洛哥是被保护国，英法通过当地的世袭王朝间接统治。欧洲的规则取代了奥斯曼帝国的规则，这给北非社会带来了重大影响。大量的帝国历史是从高层政治和国际外交的角度书写的。然而，对于北非人民来说，帝国主义让他们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有一个人的经历可以揭示这些变化对他所处的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

艾哈迈德·艾敏（Ahmad Amin, 1886—1954）是一位知识分子，他在英国占领埃及4年后出生于开罗，在英国撤离2年后去世。他只了解殖民时期的埃及。在爱资哈尔接受教育和在职业生涯早期担任学校教师的过程中，他接触了许多他那个时代的杰出知识分子。他见到了一些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改革者，目睹了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政党的出现。他见证了埃及的妇女从面纱和闺阁的隔离中走出来，进入公共生活。他在自传中对这些纷乱的变化进行了反思，这本自传写于他成功的大学教授和文人生涯的尾声。28

青年艾哈迈德成长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他同他的伊斯兰学者父亲间的代沟令人震惊。他的父亲经历了爱资哈尔的学术训练，达到了在伊玛目沙斐仪清真寺带领礼拜的要求，是一个生活在伊斯兰时代的人。艾哈迈德一代深受新思想和新事物的影响，譬如报纸，记者在其中发挥了塑造公众舆论的关键作用。

艾哈迈德·艾敏在青年时期担任学校老师时开始阅读报纸，他经常光顾一家为顾客提供报纸的咖啡馆。正如艾敏所说，每份报纸都有公开的政治倾向。艾敏通常选择一份保守的、以伊斯兰为导向的报纸，这符合他个人的价值观，尽管他对他那个时代的民族主义和亲帝国主义的报纸也都很熟悉。

印刷机于19世纪20年代被引入埃及，是最早进口到中东的工业产品之一。穆罕默德·阿里最早派出的技术代表团中，有一个被派往意大利米兰学习印刷机的知识和技术。不久之后，埃及政府开始出版官方邸报，这是第一份用阿拉伯语出版的刊物。邸报的主要目标是“改进尊贵的省长们及其他负责管理［公共］事务和利益的杰出官员们的工作”。291842—1850年，里法阿·塔赫塔维，也即那本著名的巴黎研究著作的作者，担任这份官方报纸的主编，该报的阿拉伯语名是《埃及时事》。

又过了几十年，私人企业家才开始创办报纸，尽管许多这样的报纸都受到政府的间接管控。因为印刷量太小，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报纸是无法生存的。最早的阿拉伯语报纸之一《新闻》（al-Jawa’ib）从1861年起由私人在伊斯坦布尔出版，但几个月后就陷入财政困境。素丹阿卜杜·阿齐兹接管了这份新生的报纸。出版方告知读者说：“法令已经颁布，从现在起，《新闻》的支出由［奥斯曼帝国］财政部承担并由帝国出版社印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宣誓效忠于我们的主人——伟大的素丹。”30尽管新闻自由受到限制，但《新闻》还是极具影响力，所覆盖的阿拉伯语读者群从摩洛哥一直到东非和印度洋地区。其他报纸很快也就陆续面世。

贝鲁特和开罗开始成为阿拉伯世界主要的新闻和出版中心，而且至今仍然如此。19世纪中叶的黎巴嫩正处于一场重大的文学复兴之中，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纳达”（nahda），即“复兴”。穆斯林和基督教知识分子，在（通常是传教士所有的）印刷机的力量的鼓舞下，积极投身字典和百科全书编撰，并出版各种版本的阿拉伯文学和思想的伟大经典之作。

“纳达”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期，是重新发现知识和重新定义文化的时期。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人开始与他们在奥斯曼帝国之前的辉煌过去建立联系。这场运动包容了所有讲阿拉伯语的民族，不分教派与地区，并播下了一颗思想的种子，这一思想将对阿拉伯政治产生巨大影响：阿拉伯人是一个由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决定的民族。在1860年黎巴嫩山和大马士革发生暴力冲突之后，这一积极的新观点对弥合教派间的深刻分歧尤为重要。对这类思想的传播，报纸发挥了关键作用。“纳达”的一位杰出领导者布特鲁斯·布斯塔尼（Butrus al-Bustani）在1859年宣称，报纸是“教育公众最重要的工具之一”。31到19世纪70年代末，贝鲁特因拥有至少25种报纸和时事期刊而自豪。

然而，此时奥斯曼政府开始对报刊施加新的控制，并在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统治期间（1876—1909）发展为严格的审查制度。许多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从叙利亚与黎巴嫩迁到埃及，在那里赫迪威对报刊施加的限制要少得多。这一迁徙标志着埃及和亚历山大私人报刊业的开始。19世纪最后25年，有160多种阿拉伯语报纸和期刊在埃及创办。32如今阿拉伯世界最著名的报纸之一《金字塔报》，是由19世纪70年代初从贝鲁特迁到亚历山大的塞利姆·塔格拉和比沙拉·塔格拉兄弟创办的。与许多同时期刊登文化和科学主题文章的报纸不同，《金字塔报》从1876年8月5日的第一期起就是一份真正的新闻报纸。塔格拉兄弟利用亚历山大的电报局订阅了路透社的新闻电报服务。当用不上电报、仍需依靠邮寄的贝鲁特报刊滞后数月报道国外新闻时，《金字塔报》的国内外新闻报道已实现事件发生后几天甚至几小时的报道时效。

埃及报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赫迪威们试图加大国家对这个新兴媒体的控制力度。埃及政府关闭了那些被认为持“过分”政治立场的报纸。1876年，埃及破产，欧洲干涉埃及的政治事务，记者们活跃于支持艾哈迈德·欧拉比上校的改革派联盟。1881年，政府做出回应，实施一项严格的新闻法，开创了限制新闻自由的危险先例。

英国占领期间，新闻限制放宽了，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克罗默伯爵不再援引1881年的新闻法。他持续资助那些支持英国对埃及立场的报纸，如英语报纸《埃及公报》（Egyptian Gazette）和阿拉伯语报纸《穆格塔姆》（Al-Muqattam），但也没有对公开批评他政府的报纸采取任何行动。克罗默认识到，报纸只在很小的文化精英圈子中传播，新闻自由是一个有效的压力阀，可以让新兴的民族主义运动发泄怒气。

这就是艾哈迈德·艾敏在20世纪初所遇到的报刊出版的世界。这是一个阿拉伯的媒体，由欧洲的技术发展而来，以最大的跨度表达多种多样的观点，从虔诚主义到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

艾哈迈德·艾敏时代的报纸所表达的民族主义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把“民族”作为一个政治单位，一个基于特定领土、拥有自治愿望的社群，这个想法是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产物。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经过19世纪，这个想法在中东扎下了根。19世纪初，许多阿拉伯世界的人还都不赞成民族主义，因为它与巴尔干地区寻求脱离奥斯曼帝国（通常在欧洲支持下）的基督教社群联系在一起。埃及和北非的士兵响应素丹的号召，参加了从19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反对巴尔干民族主义运动的战争。

然而，随着北非从奥斯曼世界的版图中被抹去和欧洲殖民统治的到来，民族主义便成为外国统治之外的另一种选择。确实，帝国主义为北非民族主义的兴起贡献了两个重要因素：一是边界，界定了需要被解放的国家领土；二是共同的敌人，以他们为斗争对象来团结民众开展共同的解放斗争。

仅仅抵抗外国占领而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基础并不构成民族主义。无论是阿卜杜·卡迪尔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还是欧拉比在埃及的反抗，都不能被视为民族主义运动。没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背后支撑，一旦军队被击败，领袖被流放，就不会有任何政治运动来继续推动从外国统治下获得独立。

直到欧洲人占领北非，民族的自我定义进程才真正开始。成为埃及人、利比亚人、突尼斯人、阿尔及利亚人或摩洛哥人意味着什么？对大部分阿拉伯世界的人来说，这些民族标签并不对应任何有意义的身份。如果被问到他们是谁，或者他们来自哪里，人们或者会用本地的身份来自称，如某个城镇（亚历山大人）或某个部落，至多是某个地区（卡比利亚山区），或者把自己看作一个更大的社群比如穆斯林“乌玛”即“社团”的一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内，只有埃及经历了严重的民族主义躁动。为解决穆斯林被欧洲基督徒统治这一矛盾，改革派穆斯林宗教人士开始策划伊斯兰对帝国主义的回应。与此同时，另一批受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影响的改革者也制定了世俗民族主义的纲领。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和世俗民族主义者都对阿拉伯思想产生了影响，并激起了后来勃兴于伊斯兰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

有两个人决定了19世纪末关于伊斯兰教和现代性辩论的走向：赛义德哲马鲁丁·阿富汗尼（al-Sayyid Jamal al-Din al-Afghani, 1839—1897）和谢赫穆罕默德·阿布笃（Shaykh Muhammad Abduh, 1849—1905）。两人合作提出了一项伊斯兰改革方案，该方案直到20世纪还影响着伊斯兰世界和民族主义发展的走向。

阿富汗尼是一位不知停歇的思想家，他周游伊斯兰世界和欧洲，激励着他所到之处的追随者并警醒当地统治者。1871—1879年，他在埃及度过了8年，在影响深远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学府讲学。他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宗教学者，但本性上他是政治鼓动者。他在印度、阿富汗和伊斯兰布尔游历时，欧洲对伊斯兰世界的威胁之大和伊斯兰国家首脑应对这一威胁之无能让他刻骨铭心。阿富汗尼的政治哲学，其核心关切并不是埃及、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的坦齐马特改革者所关注的如何使伊斯兰国家在政治上变得强大和成功。相反，他认为，如果现代穆斯林遵照他们的宗教原则生活，他们的国家将恢复以前的实力，并成功应对来自欧洲的外部威胁。33

尽管阿富汗尼确信伊斯兰教与现代世界是完全兼容的，但他依然认为穆斯林需要革新他们的宗教以面对当今的问题。同所有虔诚的穆斯林一样，他相信《古兰经》的教义是永恒的，在任何时代都同样有效。过时的是对《古兰经》的解释，这是一门在11世纪被伊斯兰学者蓄意冻结的学科，目的是防止异见和分裂。19世纪的伊斯兰学者修习神学所用的书籍同12世纪的学者一样。显然，需要对《古兰经》进行新的解释，让伊斯兰教的规定与时俱进，以应对19世纪的挑战——这些挑战是中世纪的神学家未曾预见过的。阿富汗尼希望基于革新后的伊斯兰原则制定宪法，用宪法约束穆斯林统治者，明确限制他们的权力，推动全球穆斯林社团以泛伊斯兰的形式团结行动。这些激进的新思想在爱资哈尔感染了才华横溢的一代年轻学者，其中包括民族主义者艾哈迈德·卢特菲·赛义德（Ahmad Lutfi al-Sayyid ）和萨阿德·扎格卢勒（Saad Zaghlul）以及伟大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谢赫穆罕默德·阿布笃。

出生在尼罗河三角洲一个村庄的阿布笃，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是伊斯兰学者，做过记者和法官，最终以埃及大穆夫提的身份结束职业生涯，这是埃及最高级别的宗教官员。他为著名的《金字塔报》撰稿，同塔赫塔维一样，也做过埃及政府邸报的编辑。1882年，他是艾哈迈德·欧拉比的支持者之一，为此费尽心力，并因此被英国人流放到贝鲁特。

流亡期间，阿布笃前往西欧，在巴黎与阿富汗尼会面，与他一起创办了一份改革派期刊，呼吁以伊斯兰的方式回应西方帝国主义。基于阿富汗尼提出的原则，阿布笃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返回埃及后发布了一份更为严格的行动纲领。

阿布笃呼唤一个更进步的伊斯兰教，但与之矛盾的是，他认为这样一个伊斯兰教应以最早的穆斯林社团，也即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追随者们为榜样。这个社团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萨拉菲”（salaf），意为“先辈”。阿布笃因此成为后来被称为萨拉菲主义的新改革主义思想的奠基人。如今，萨拉菲主义这个词与乌萨马·本·拉登和反西方的穆斯林激进主义中最激进的派别联系在一起。而在阿布笃的时代，情况并非如此。通过唤起伊斯兰教的先辈，阿布笃回溯历史去倾听那个黄金时代。那时，穆斯林“正确地”信奉他们的宗教，并因此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在伊斯兰教兴起后，穆斯林统治整个地中海并深入南亚长达四个世纪。此后，他认为，伊斯兰思想僵化了。神秘主义悄然渗入，理性主义逐渐衰落，整个伊斯兰社团都陷入对法律的盲目尊崇之中。只有剥除这些附着在伊斯兰教之上的积淀，乌玛才能回归先辈们纯粹而理性的行为方式，才能恢复曾使伊斯兰世界主导世界文明的活力。

艾哈迈德·艾敏在爱资哈尔求学期间，必须得克服羞怯才能去上伟大的穆罕默德·阿布笃的课。他对阿布笃教学的回忆生动展现了这位伊斯兰改革者施于他的学生们的影响。“我上了两堂课，听到了他那美妙的声音，看到了他那令人尊敬的样貌，从他那里认识到了我从我的爱资哈尔谢赫们那里所认识不到的东西。”穆罕默德·阿布笃经常在他的教学中提及他的改革主张。艾敏回忆道：“他时不时地岔开话题去讨论穆斯林的状况、他们不诚实的行径以及纠正之方。”34

随着埃及进入民族主义时代，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布笃将伊斯兰教作为民族身份的组成部分。阿布笃和他的追随者们关心穆斯林社会的状况，他们开始围绕民族斗争和社会改革展开讨论。

在关于“穆斯林的状况”的讨论中，穆罕默德·阿布笃的追随者开始主张改变穆斯林社会中妇女的地位。自拿破仑入侵时第一次与欧洲人接触以来，埃及知识分子面对着一种截然不同的两性关系模式，但他们并不赞同。埃及编年史家哲拜尔提对法国男性施于埃及妇女的影响感到震惊。他满心不赞成地记录道：“法国的地方行政人员同穿着如法国妇女的穆斯林妻子走上街头，对地方事务和现行法规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女人们给指示、下禁令。”35这对于哲拜尔提的认知中男人给指示、下禁令的世界来说，简直是自然秩序的颠倒。

30年后，塔赫塔维在巴黎观察两性关系时，也抱怨这种“自然秩序”的颠倒。他写道：“这里的男人是女人的奴隶，无论女人漂亮与否，男人都听从女人的指挥。”36哲拜尔提和塔赫塔维来自这样一个社会，那里体面的女性都被限制在家中单独的区域，在层层衣服和面纱的遮掩下轻快地穿过公共场所，不留下任何身份的印记。在艾哈迈德·艾敏的童年时期，开罗的情形仍然如此。艾敏形容他的母亲和姐妹们“蒙着面纱，从来只隔着面纱看别人和被别人看”。37

19世纪90年代，埃及改革者开始主张改变妇女的角色，其中最为激烈的莫过于律师卡西姆·艾敏（Qasim Amin, 1863—1908），他认为为民族独立斗争做准备须从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开始。

卡西姆·艾敏（与艾哈迈德·艾敏并无亲属关系）生于特权阶层家庭。他的父亲是土耳其人，在迁居埃及前，曾任奥斯曼帝国总督，并获得帕夏头衔。卡西姆上了埃及最好的私立学校，又继续在开罗和蒙彼利埃学习法律。1885年，他回到埃及，很快就进入了以穆罕默德·阿布笃为中心的改革派圈子。

当卡西姆·艾敏的同伴们就伊斯兰教和英国占领对埃及民族复兴的作用展开辩论时，他把关注重心放到了妇女地位上。1899年，他写下了他的开创性著作《解放妇女》。在这本穆斯林改革者写给穆斯林读者的书中，卡西姆·艾敏将自己的论点同谋求从帝国主义中得到解放的世俗民族主义纲领联系在一起。

埃及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更不用说工作了。1900年，埃及只有1%的女性有读写能力。38卡西姆·艾敏认为，未能赋予妇女权利削弱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如今，《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的作者依然秉持这一观点。用卡西姆·艾敏的话说：“妇女至少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延续一个国家妇女的无知状态让该国一半人口无法为国效力，后果显然是负面的。”39他用古典阿拉伯语尖刻地批评道：

我们的妇女世世代代一直屈从于强权统治，受制于强大的男性专制。另一方面，男人们只愿意接受：妇女只适合为男人服务并遵循男人的意愿。男人们当着妇女的面把她们关在机会的大门外，阻止她们自力更生。这样一来，妇女唯一的选择就是做妻子或妓女。40

卡西姆·艾敏将欧美妇女权利的进步和妇女对西方文明的贡献同埃及和伊斯兰世界的相对不发达进行了对比。他认为：“穆斯林妇女的弱势地位是阻碍我们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前进的最大障碍。”41然后，他把妇女地位与民族斗争联系在一起：“为了改善国家的状况，我们必须改善妇女的状况。”42

《解放妇女》在改革者、保守派、民族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谴责艾敏的书颠覆了社会结构，而宗教学者则指责他破坏了真主的秩序。次年，卡西姆·艾敏出版了续篇《新女性》回应对他的批评。在续篇中，他没再使用宗教论调，而是从进化论、自然权利和进步的角度来支持妇女权利。

卡西姆·艾敏的作品并没有达到现代女权主义思想的期望。这是男人之间的争论，争论的是该给女性哪些好处。艾敏呼吁改善埃及社会中妇女的教育状况和总体地位，但他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要求男女完全平等。然而，对于他所处的时代和地区而言，他对妇女权益的推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的作品所激起的争论引发了变革。他的动议将在此后20年内被埃及精英妇女接受，她们加入民族主义运动并开始要求她们自己的权利。

19世纪末，在关于民族认同、伊斯兰改革和如性别平等等社会问题的大辩论的影响下，一种独特的埃及民族主义开始兴起。决定早期埃及民族主义走向的两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艾哈迈德·卢特菲·赛义德和穆斯塔法·卡米勒（Mustafa Kamil）。

艾哈迈德·卢特菲·赛义德（1872—1963）是一位乡村名流之子，他上了一所现代中学，并于1889年进入法学院。尽管他被公认是穆罕默德·阿布笃的弟子，但他并没有优先将宗教作为民族复兴的基础。他政治理念的核心是将埃及视作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阿拉伯世界第一批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之一。他与那些将阿拉伯人、奥斯曼人或泛伊斯兰的理想作为首要拥护对象的人不同。他是穆罕默德·阿布笃的圈子所创建的人民党的创始成员，他也在他编辑的《报纸》（al-Jarida）上写文章，依托前一种身份，通过后一个平台，他宣扬一种理想，即拥有自然自治权的埃及民族。

卢特菲·赛义德反对英国人和赫迪威的两种专制统治，认为他们剥夺了埃及人民建立合法政府的机会。但他也承认英国统治带来的健全管理和财政规范是有益的。他还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谋求从英国独立出来是不现实的，因为英国在埃及有既得利益，也有充足的军力来维护这些利益。相反，卢特菲·赛义德认为，埃及人民应该利用英国来改变埃及政府，迫使赫迪威接受宪法，并建立本国人的统治机构——立法委员会和省议会。

艾哈迈德·艾敏是卢特菲·赛义德《报纸》编辑部的常客，埃及民族主义者会聚在那里讨论当时的热点话题。艾哈迈德·艾敏在那里接受了社会和政治教育，“感谢我们的卢特菲［·赛义德］教授和其他人的讲座，感谢让我有机会接触一群精心挑选出来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43

卢特菲·赛义德代表了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温和派，愿意与帝国主义合作，使埃及达到能够实现独立的标准。埃及民族主义还有一个更激进的派别，代表人物是穆斯塔法·卡米勒（1874—1908）。同卢特菲·赛义德一样，他也接受了现代法学教育，是在埃及和法国完成的。他是祖国党的创始成员。在法国期间，卡米勒与一些法国民族主义思想家保持联系，他们对英帝国主义的敌视丝毫不亚于这个埃及青年。卡米勒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回到他的祖国，鼓动终结英国的占领。1900年，他创办了《旗帜报》（al-Liwa’），为新生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声音。

卡米勒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说家，也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年轻人。他在学生间和街头上动员，为民族主义运动争取到了广泛支持。有一段时间，他还得到了赫迪威阿巴斯·希勒米二世（Abbas II Hilmi，1892—1914年在位）的秘密支持，赫迪威希望利用民族主义运动对英国施加压力。然而，年轻的宗教学者艾哈迈德·艾敏起初并没有被卡米勒的激进民族主义所打动，他认为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化、不理性。44

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初埃及民族主义者面临的巨大挑战是，英国人几乎没做什么能激起埃及人民反抗的事情。尽管埃及人民对外国统治这个理念感到不满，但英国人带来了规范治理、社会稳定和低税收。很少有埃及人接触过英国占领者，后者是一群冷漠而独立的人，不习惯与埃及的普通民众交往。因此，尽管埃及人不喜欢被英国统治，但英国也没有做出什么举动来激起他们谋求脱离已经安然接受的殖民统治。

直到发生丁沙威事件（Dinshaway Incident）。

1906年，一支英国狩猎队进入尼罗河三角洲丁沙威村打鸽子。愤怒的村民包围了英国人，阻止他们射杀他们养来作食物的鸽子。在随后的争执中，一名英国军官受伤并在寻求救援时死亡。当时克罗默伯爵不在埃及，他的临时代理们做出了过度反应。英国士兵逮捕了村里52名男子并召集了一个特别法庭，埃及公众通过报纸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丁沙威事件后，艾哈迈德·艾敏的政治倾向和阅读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准确地记得那一天是1906年6月27日，他和他的朋友们在亚历山大的一个屋顶露台上用晚餐。“报纸送来了，我们读到丁沙威有4人被判处死刑，2人被判终身劳役，1人被判15年监禁，6人被判7年监禁，5人被判鞭笞50下。我们［悲痛不已］，宴会变成了葬礼，我们中大多数人都哭了。”45艾敏称，此后他在当地的咖啡店里只读穆斯塔法·卡米勒的激进民族主义报纸。

像艾敏这样转投民族主义的情况，埃及各地比比皆是。报纸把悲剧传递给城里人，民间诗人创作的控诉丁沙威悲剧和英国统治不公的歌谣，在乡间传唱。

埃及最终恢复了平静，但丁沙威没有被遗忘，英国人也没有被原谅。1906年，民族主义运动的基础已经夯实。然而，埃及的民族主义者发现，他们面对的大英帝国正寻求继续扩大在阿拉伯世界的势力范围，并不打算撤退。事实上，埃及和中东其他地区的英国时间才刚刚开始。

1. 白厅是英国伦敦市内的一条街，连接议会大厦和唐宁街。在这条街及其附近设有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等一些英国政府机关。因此，人们常用白厅作为英国行政部门的代称。——编者注

第六章　分而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解决方案

20世纪初期，民族主义开始在奥斯曼帝国诸阿拉伯行省兴起。奥斯曼人治下近四个世纪之后，帝国内的阿拉伯民众起初甚至难以想象自身可以组建一个独立的国家。究竟何为一个阿拉伯国家？早期的民族主义者为一些彼此冲突的概念而争论不休：一些人构想一个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的王国；另一些人则渴望在阿拉伯世界不同地区，如大叙利亚或伊拉克建立自己的国家。作为时代的先行者，这些民族主义者在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还面临着奥斯曼当局为警示效尤者而采取的压制措施。那些决意追求政治理想的人也因而被迫流亡海外：一些人寓居巴黎，其思想受到欧洲民族主义者的滋养；其他人则流亡开罗，在那里受到伊斯兰改革者以及鼓动反英活动的世俗民族主义者的影响。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后，阿拉伯人对奥斯曼统治的幻灭感开始更加普遍。青年土耳其党人是一群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为迫使奥斯曼素丹恢复1876年宪法并重新召开议会而煽动革命。青年土耳其党人采取的措施起初受到了帝国内阿拉伯臣民的广泛支持，他们相信青年土耳其党人将推动奥斯曼统治的自由化。然而，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伊斯坦布尔新政府决心通过更加严格地执行奥斯曼统治来强化对诸阿拉伯行省的控制。

青年土耳其党人引入了一系列他们自视为中央集权化、但被许多阿拉伯人视为压制性的措施。特别是，他们在阿拉伯行省的学校和公共行政部门推广使用土耳其语作为帝国的官方语言，而非阿拉伯语。这一措施疏远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理论家，对后者而言，阿拉伯语构成了其民族认同不可缺失的一部分。青年土耳其党人强加的这些政策本来旨在强化阿拉伯人对帝国的忠诚，然而适得其反，反而刺激了新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至20世纪10年代，阿拉伯知识分子和军官团体开始组建秘密的民族主义社团，寻求阿拉伯人脱离奥斯曼统治而实现独立。一些民族主义者开始通过欧洲各国的地方领事馆与欧洲列强建立通信联系，希望确保实现其目标所需的外部支持。

早期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面临着几乎无法跨越的困难。奥斯曼国家无处不在，对非法政治活动采取了无情的镇压。那些寻求阿拉伯地区独立的人缺乏实现其目标的手段。过去，诸如穆罕默德·阿里这样的阿拉伯行省地方强人尚能起兵击败奥斯曼军队，但这样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如果说19世纪奥斯曼帝国改革取得了些许成就，那就是强化了中央政府，使得阿拉伯行省更加顺从于伊斯坦布尔的统治。要想动摇奥斯曼人对阿拉伯世界的掌控显然需要某种巨变。

事实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提供这样一场巨变。

1914年11月，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结盟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一场奥斯曼人本希望避免的战争。在经历了1911年与意大利人争夺利比亚、爱琴海岛屿的战争，以及1912年、1913年与巴尔干诸国间两场毁灭性的战争后，奥斯曼帝国已然疲于应对战事。1914年夏，当又一场欧洲大战阴云笼罩之际，奥斯曼政府希望能够置身事外，与英国或法国达成一项防御性的盟约。然而，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不愿许下任何威胁到其协约国盟友俄国利益的有约束力的承诺，而后者的领土野心则是奥斯曼帝国的心头大患。

青年土耳其党政府的领导人之一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是德国的狂热崇拜者。他相信德国作为唯一对中东地区不怀领土野心的欧洲国家，是值得信赖的。俄、法、英三国过去就曾以奥斯曼人的利益为代价扩张其帝国，如今可能还会试图这样做。恩维尔深为德国的军事技术所折服，因而强烈鼓吹只有德国有能力为奥斯曼人提供保护，以抵抗欧洲对奥斯曼领土进一步的侵蚀。恩维尔本人领导了与德国政府间的秘密谈判，并于1914年8月2日，即欧战爆发后不久与德国缔结了一项联盟条约。该条约许诺德国向奥斯曼帝国提供军事顾问、战争物资以及财政援助，作为回报，奥斯曼政府将站在同盟国一方正式宣战。

德国人希望利用奥斯曼素丹作为哈里发（即全球穆斯林社群的领袖）名义上的影响力，来煽动反对英、法的“圣战”。考虑到英、法在南亚和北非殖民地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德国的战争策划者坚信这样一场“圣战”运动将对敌方的战备工作产生毁灭性的影响。1914年11月11日奥斯曼政府最终向协约国宣战之时，素丹即号召全球的穆斯林加入针对英、俄、法三国的“圣战”。对于关注日常生活诉求远多于欧洲战场局势的全球穆斯林信众而言，素丹的“圣战”呼吁收效甚微，然而这一口号引发了巴黎和伦敦的深切关注。战争爆发一段时间后，英国和法国战略家开始积极寻求高层穆斯林官员对其战备工作的支持，以便制衡素丹-哈里发“圣战”口号的威胁。

再次卷入战争后，奥斯曼当局开始严厉打压任何疑似怀有分离主义倾向的人士，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尤其受到压制。青年土耳其党政府3位首脑之一的哲马勒帕夏（Cemal Pasha）亲自接管了大叙利亚地区，领导了对当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镇压。依据从法国领事馆没收的涉及贝鲁特和大马士革一些最著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文件，哲马勒指控数十名叙利亚、黎巴嫩人犯有叛国罪。1915年，他在黎巴嫩山建立军事法庭，该法庭当年即判处数十人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执行绞刑，数百人长期监禁，数千人流放。这些残酷的惩罚措施为哲马勒帕夏赢得了“赛法哈”即屠夫的绰号，也说服了更多的阿拉伯人脱离奥斯曼帝国而寻求独立。

然而，战争年月的苦难影响到了阿拉伯行省的每个人，而绝非仅限于那些卷入非法政治活动的异议人士。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被奥斯曼军队征召入伍，几年里很多人负伤、死于疾病或在战场上被杀。农民们失去了他们的粮食和牲畜，作为对此的补偿，政府征购军官则向他们支付新印制的毫无价值的纸币。雨水的匮乏和蝗灾更令农民们雪上加霜，最终导致了一场严重的饥荒。其间，黎巴嫩山和叙利亚沿海地区近50万人死于非命。

但令欧洲列强意想不到的是，奥斯曼人表现为一个顽强的盟友：战争之初，奥斯曼军队向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区的阵地发动过攻势；1915年，他们在加里波利战役中击败了法国、英国和英联邦的部队；1916年，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成功俘获了印度远征军；1916—1918年，他们在希贾兹铁路沿线遏制住了一场阿拉伯起义；直至1918年秋，他们都能迫使英国人为巴勒斯坦的每一寸土地而奋战。

在那之后，奥斯曼帝国的战备工作彻底崩溃。英国部队完成了对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以及叙利亚的征服，而对叙利亚的征服是在其阿拉伯大起义盟友的支持下完成的。奥斯曼人撤退至安纳托利亚地区，自此未再踏入阿拉伯人的土地。1918年10月，最后一支土耳其部队从阿勒颇以北的边境地区撤出，这一地点正接近于402年前“冷酷者”塞利姆一世开始其对阿拉伯世界征服的起点。奥斯曼人对阿拉伯领土长达4个世纪的统治戛然而止。

当战败的奥斯曼人撤出其阿拉伯行省之际，很少有人哀叹他们的离去。随着奥斯曼统治的结束，阿拉伯世界的民众进入了一个政治活动密集期。他们将奥斯曼的统治视为4个世纪的压迫与停滞，对阿拉伯世界重新崛起为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愿景而兴奋不已。同时，他们又意识到欧洲殖民主义所构成的威胁。在通过报纸了解到法国统治下的北非以及英国统治下的埃及的困苦境遇后，其他地区的阿拉伯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外国控制。在1918年10月至1920年7月这一短暂而令人兴奋的时期内，阿拉伯世界的独立似乎已近在咫尺，而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正是获胜的协约国成员的领土野心。

奥斯曼人刚一决定站在德国一边卷入世界大战，协约国就开始筹划战后帝国领土的分割。1915年3月，俄国人首先提出要求，通知其协约国盟友，他们计划战后吞并伊斯坦布尔以及连接俄国黑海沿岸与地中海的海峡地区。法国接受了俄国的要求，同时制订了本国吞并西里西亚（土耳其东南海岸，包括亚历山大勒塔、阿达纳等城市）和大叙利亚地区（大致相当于现代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约旦）的计划，后者包括位于巴勒斯坦的圣地。

考虑到盟友的要求，英国被迫权衡本国在奥斯曼领土内的战略利益。1915年4月8日，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召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奥斯曼帝国战败后可能的情形。这个跨部门的委员会以其主席莫里斯·德·本森爵士（Sir Maurice de Bunsen）的名字命名，旨在“通过调整土耳其亚洲部分的现状以及相应增加帝国投入，来确保英帝国在未来的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1915年6月底，德·本森委员会递交了其研究结果。根据这份报告，在奥斯曼帝国最终解体的情况下，英国应寻求保持波斯湾从科威特到停战诸国（即现代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区域作为帝国排他性势力范围的地位；此外，英国应寻求控制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包括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并以铁路线的形式在美索不达米亚与地中海港口海法之间建立起一座路桥，以确保帝国通信。1令人震惊的是，最终的战后解决方案与德·本森委员会的建议高度吻合——尤其是考虑到英国与其战时盟友随后达成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许诺。

1915—1917年，英国人就战后奥斯曼阿拉伯领土的分割问题共达成了三项相互独立的协议：与麦加谢里夫的协议许诺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王国，一份欧洲条约旨在在英、法之间分割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协议则许诺后者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战后英国外交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即调和上述在很多方面相互矛盾的承诺。

第一项许诺涉及范围最广。德·本森报告发布后不久，英国战争大臣基钦纳勋爵（Lord Kitchener）责成驻开罗的英国官员，与麦加的谢里夫——奥斯曼政府任命的伊斯兰圣城中的最高宗教权威商谈结盟事宜。当时尚值战争初期，英国人担心奥斯曼素丹的“圣战”呼声真的会产生德国人所希望的影响，即一场可能导致英国殖民地瘫痪的伊斯兰世界大起义。英国人希望通过一项由阿拉伯世界最高宗教官员发起的“圣战”宣言反制奥斯曼人，本质上即挑动新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对抗奥斯曼人。这样一场阿拉伯起义将开辟一条打击德国东部盟友的内部战线。

1915年夏，英国和英联邦部队受到奥斯曼、德国联军在加里波利顽强抵抗的钳制而亟须援助。同年7月，麦加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Sharif Husayn ibn ʻAli）开始与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Sir Henry McMahon）取得联系，并一直持续至1916年3月。在长达8个月的通信中，麦克马洪许诺英国将承认一个谢里夫侯赛因及其哈希姆家族统治下独立的阿拉伯王国，作为交换，哈希姆人将领导阿拉伯人起义反抗奥斯曼统治。英国许诺向阿拉伯起义提供资金、枪支和粮食的支持。

侯赛因和麦克马洪的大多数谈判都聚焦于假定中的阿拉伯王国的边界问题。谢里夫侯赛因在领土方面要求十分明确：全部叙利亚，即从位于西奈的埃及边境直至土耳其境内的西里西亚和陶鲁斯山脉；全部美索不达米亚，直至波斯边境地区；以及除英国在亚丁殖民地外的全部阿拉伯半岛。

在1915年10月24日的著名信件中，麦克马洪爵士确认了谢里夫侯赛因提出的边界要求，除去两点例外：第一，他排除了西里西亚以及“位于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阿勒颇地区以西的叙利亚领土”，因为法国对上述领土提出利益要求；第二，他坚持英国对巴格达、巴士拉两省的要求，一个英国-阿拉伯联合行政机构将负责该地区的管理。麦克马洪向侯赛因保证说：“在这些修正的基础上，英国已做好承认麦加谢里夫要求范围内所有地区阿拉伯人独立的准备。”侯赛因则勉强接受了上述修订，但警告说：“战争结束后，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将向你要求……现在我们在贝鲁特及其沿岸留给法国的地区。”2

基于与英国达成的这些共识，谢里夫侯赛因于1916年6月5日正式号召发动反对奥斯曼人统治的阿拉伯起义。阿拉伯大起义始于对希贾兹地区奥斯曼政府机构的攻击。6月12日，麦加被哈希姆军队控制。4天后，红海港口城市吉达宣布投降。位于麦地那的较大的奥斯曼军营最初抵抗住了阿拉伯叛军的攻击，并通过希贾兹铁路重新完成补给。为迫使麦地那投降进而完全控制希贾兹地区，哈希姆人决心切断这条通向大马士革的关键通信线路。他们北上破坏了叙利亚荒漠中较易受攻击地区长达1300千米（810英里）的铁路。正是在这次行动中，T.E.劳伦斯（T. E. Lawrence）声名鹊起，他在涵洞和栈桥布置炸药来破坏驶往麦地那的火车。

1917年7月，阿拉伯军队在谢里夫侯赛因之子埃米尔费萨尔（Amir Faysal）的领导下占领位于亚喀巴港（在今约旦）的奥斯曼堡垒。费萨尔在亚喀巴建立指挥部，以此为中心遥控其部队对马安、塔菲拉等地奥斯曼要塞的骚扰，同时继续对希贾兹铁路发动持续攻击。然而，阿拉伯军队始终未能打破奥斯曼人的防御进而占领马安镇。此外，他们还遭遇到与奥斯曼人结盟的阿拉伯部落和城镇居民的抵抗。

在附近的卡拉克镇，部落民众和城镇居民组建了一支约500人的民兵组织，于1917年7月17日开始“狂热地开枪射击以对抗费萨尔和他的部队”。卡拉克的志愿军与哈希姆人领导的部队奋战3小时，在杀害9名阿拉伯军队成员、俘获两匹战马后最终取得胜利。这一小插曲也揭示了阿拉伯大起义在奥斯曼人和哈希姆人的支持者之间所引发的对本地忠诚的分裂。1917年8月，英国和法国情报部门一致承认外约旦诸部落仍牢牢忠实于奥斯曼阵营。3可见，谢里夫侯赛因的反向“圣战”并未赢得阿拉伯人整体的支持。

然而，哈希姆人在马安却遭遇了奥斯曼人的顽强抵抗。面对着在一块不时怀有敌意的土地上作战的风险，哈希姆人于1918年8月迅速向北行进至绿洲城镇艾兹赖格。阿拉伯军队以这个新基地为起点，扩充至约8000人，并开始与位于巴勒斯坦的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将军的军队合作，向大马士革发动钳形攻势。随着1918年10月2日大马士革的陷落，阿拉伯大起义取得了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成就。谢里夫侯赛因也期待着英国兑现其承诺。

英国为处置奥斯曼领土而缔结的第二项战时协议也是最复杂的一项。尽管三个战时盟友尚未达成一项正式协议，但英国已意识到法国和俄国对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野心。因此，在麦克马洪仍在与谢里夫侯赛因谈判的同时，英、法两国政府即派遣代表就战后奥斯曼领土分割的事宜达成了一项正式协议。法国方面的代表是前驻贝鲁特总领事查尔斯·弗朗索瓦·乔治-皮科（Charles François Georges-Picot），英国方面代表是基钦纳勋爵中东事务顾问马克·赛克斯爵士（Sir Mark Sykes）。双方于1916年初达成协议，后俄国同意在此协议签字，条件是其领土要求得到英、法的认可。

最终的协定，即后来众所周知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于1916年10月正式签署。这一协定以红、蓝两色阴影重画了中东地区的地图：红色区域代表巴格达和巴士拉，在该地区英国有权“按照其意愿建立直接或间接的管理或控制”；蓝色部分包括西里西亚和叙利亚沿海地区，在该地区法国享有同样的特权；以棕色阴影标注的巴勒斯坦是一个例外，作为一个“国际共管”的区域处理，其最终地位仍有待确认。此外，英国还宣称对从伊拉克中部的基尔库克横跨阿拉比亚北部直至加沙的区域享有非正式控制权，法国的非正式控制区则覆盖从摩苏尔到阿勒颇再到大马士革的广阔三角区域。4该协议还确认了俄国对安纳托利亚东部所要求领土的边界。

《赛克斯-皮科协定》制造的问题比它解决的还要多。英国稍后即后悔给予法国对摩苏尔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托管权，且对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国际化的设想也有所改变。此外，《赛克斯-皮科协定》完全没有尊重侯赛因-麦克马洪沟通的精神抑或文本。用一位巴勒斯坦观察家的话来说，这一协定是“一种令人震惊的两面三刀行为”。5

在英国政府所有的战时承诺中，第三项承诺经证明是最持久的。在欧洲和俄国数个世纪的反犹主义运动后，一群欧洲犹太思想家就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的梦想达成共识。1882年起，一波又一波的犹太移民为逃避俄国反犹主义的迫害而移民，其中很小的一个少数群体定居巴勒斯坦，总共两三万人。1882—1903年，第一波移民中的绝大多数都定居在巴勒斯坦城市地区，仅有约3000人定居在沿海平原和北部卡梅尔山地区的一系列农业殖民地中，这一群体受到摩西·蒙蒂菲奥里、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等欧洲犹太慈善家的支持。

1896年，这一运动因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e Herzl）里程碑式的著作《犹太国》（The Jewish State）一书的出版而加速发展。赫茨尔是一位来自维也纳的记者，他大力倡导一种新的犹太民族主义运动的传播，即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1897年夏，赫茨尔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会议期间正式建立“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并确定宗旨，即“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创建一个公法治理下的家园”。6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需要为其计划争取国际支持。随着一战的爆发，该组织总部由柏林迁至伦敦。该组织的领袖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是一位化学教授，其研究成果对战备的贡献（他的一项发现可直接应用于炮兵弹壳的制造）使得他有机会接触到英国政府最高层。魏茨曼正是利用其个人关系寻求英国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正式支持。7两年多后，经过对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的积极游说，魏茨曼终于取得了他所寻求的担保。在一封日期显示为1917年11月2日的信件中，贝尔福向魏茨曼报告说：

英王陛下政府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民的民族家园，并将尽全力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便利。但要明确说明的是，不得伤害巴勒斯坦现存非犹太民族的民事和宗教权利，或犹太人在其他任何国家已享有的各项权利和政治地位。8

这样一项笼统的声明显然已深入考虑到英国的利益：贝尔福曾对战争内阁表示，通过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诉求的支持，“我们将有能力在俄国和美国发动极为有效的宣传攻势”，在这两个国家“绝大多数犹太人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此外，《贝尔福宣言》发布后，犹太复国主义者投桃报李，开始为将巴勒斯坦置于英国统治之下而开展游说，从而解决了英国对于《赛克斯-皮科协议》的一大疑虑，因为原协议将巴勒斯坦置于界定不明的国际共管之下。

真相大白的时刻终于在1917年12月到来，这一刻英国被迫面对其相互冲突的许诺。《贝尔福宣言》是一则公开声明，在英国政府中可公开讨论；《赛克斯-皮科协定》则不同，乃是由协约国三方秘密签订的。1917年10月俄国革命后，为揭示沙皇政府秘密外交的罪行，布尔什维克党人开始公开俄外交部的机密文件，其中便包括构成《赛克斯-皮科协定》的通信记录。关于肢解奥斯曼帝国秘密协定的消息首先传到伊斯坦布尔，随后才传至阿拉伯世界。奥斯曼人和德国人一致将之视为一个离间哈希姆家族与英国人之间关系的良机。

在巴勒斯坦正遭受英军围困的奥斯曼人，迅速抓住英国人背信弃义的契机向哈希姆家族做出和解的姿态。1917年12月4日，奥斯曼指挥官哲马勒帕夏在贝鲁特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就英国人出卖阿拉伯人做了详尽阐述：

假使英国人许诺谢里夫侯赛因的解放并非完全是幻影或妄想，假使他的独立梦想无论多么遥远都有些许实现的可能，我都愿承认希贾兹起义有一丝一毫的合理性。然而，英国人的真实意图现在暴露了，这些意图并未隐匿多久便大白于天下。谢里夫侯赛因也将……自取其辱，这一耻辱正是他以伊斯兰哈里发（即奥斯曼素丹）授予他的尊严换取屈服于英国人的奴役状态的恶果。9

哲马勒帕夏向哈希姆家族提出慷慨的条件，希望后者能放弃与英国的盟友关系，重回奥斯曼帝国的怀抱。面对这样一个艰难的抉择，谢里夫侯赛因和他的儿子们仍选择维持与英国的盟友关系，以寄希望于脱离奥斯曼人实现独立。但阿拉伯人对英国许诺的信任却遭到了动摇，而他们的怀疑确实有理有据：从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到《赛克斯-皮科协定》再到《贝尔福宣言》，英国政府已经将大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绝大部分地区许诺给了至少两方，将巴勒斯坦至少许诺给了三方。

为了向阿拉伯盟友再次确认其善意，英、法于1918年11月，即奥斯曼人最终撤出阿拉伯领土之后，发布了一则缓和性的声明。在这份联合声明中，两国将其在阿拉伯领土上的战争目标设定为“长久以来受土耳其人压迫的各民族完全、明确的解放，建立民族政府和行政机构，后者的权威来源于本地居民的主动倡议和自由选择”。10英国人和法国人为让阿拉伯人确信他们的行为别无他求而煞费苦心。这类言不由衷的声明在短期内平复了阿拉伯公众的不满，但对隐藏在肢解协定之下的英、法帝国利益却影响甚微。

随着大战的结束，胜利的协约国开始着手于一项艰难的任务，即在一个为战争所困扰的世界恢复秩序——当然是协约国眼中的秩序。在亟待解决的战后事务的冗长清单中，缺乏耐心的阿拉伯领导人们被告知要耐心等待。调解者将首先处理他们关切的问题，在适当的时候才会转向英国战时许诺所造成的利益冲突。

1919年1—6月，获胜的协约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了超过100次会议，以向他们击败的敌国——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强加自己的条款。历史上首次有一位在任的美国总统为了在世界外交舞台上扮演一定的角色而离开美国。英国总理大卫·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乔治·克莱蒙梭主导了会议日程的制定。英、法、美与意大利一起构成四国委员会，将主导巴黎和会大部分决议的制定。经过这场长达4年的“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英、法两国决心利用巴黎和会来确定德国不会再次崛起并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他们将利用这次会议重新划定欧、亚、非三洲的地图，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他们将以战败国的领土和殖民地财产来褒奖自身在战场上的努力。

作为1919年巴黎和会的调解人之一，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讲话中所体现出的理想主义精神，令全世界处于外国统治之下的人民都欢欣鼓舞。1918年1月8日，在大会一次联席会议的讲话中，威尔逊阐明了指导美国战后政策的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他宣称要结束“征服与扩张的时代”，肯定了在殖民地事务中本地人口的利益应与帝国诉求享有同等的重要性。威尔逊在其第十二点原则中论及阿拉伯人的愿望，保证后者将享有“绝对不受干涉的自主发展的机会”。对于阿拉伯世界很多人来说，这是他们与美国这一崛起中的超级大国的首次遭遇，后者在20世纪剩余的岁月中都将主导国际事务。当整个世界都齐聚巴黎商讨和平的条款之时，阿拉伯人则将伍德罗·威尔逊视为他们诉求的旗手。

出席巴黎和会的阿拉伯代表成员中就包括阿拉伯大起义的领导人埃米尔费萨尔。费萨尔（1883—1933）出生于阿拉伯半岛的塔伊夫高原地区，是麦加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1908—1917年在任）的第三子。费萨尔的大部分童年时光在伊斯坦布尔度过，在那里他接受了奥斯曼式的教育。1913年，作为希贾兹港口城市吉达的代表当选为奥斯曼议会议员。1916年，费萨尔首次访问大马士革，并为哲马勒帕夏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镇压措施所震惊。在大马士革期间，费萨尔会见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秘密社团的多名成员，后来则在1916—1918年阿拉伯大起义的地面指挥中扮演了领导角色。

1918年奥斯曼军队撤出阿拉伯行省后，埃米尔费萨尔在大马士革建立了一个阿拉伯政府，其目标即兑现英国人支持建立一个阿拉伯王国的承诺。凡尔赛和会期间，费萨尔试图巩固自己在叙利亚的地位，并迫使英国人在兑现其他战时承诺之前，履行对其父亲在1915—1916年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中所做出的承诺。他与《贝尔福宣言》达成了妥协，甚至在1919年1月与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哈伊姆·魏茨曼签署一项协议，同意在盟军满足关于阿拉伯王国剩余要求的条件下，将巴勒斯坦割让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但如果哈希姆家族关于阿拉伯王国的要求“哪怕出现最微小的修改或偏离”，费萨尔都声称，“我将完全不受当前协议任何条款的束缚”，11这是他在与魏茨曼签署协议的末尾写明的。费萨尔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是否有义务遵守与魏茨曼的协议。

1919年1月，费萨尔向巴黎和会最高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详述阿拉伯人诉求的备忘录。他力主现实，甚至降低了他的父亲3年前在与麦克马洪通信中提出的很多原始要求。在这份备忘录中，费萨尔提出，“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目标……是最终将所有阿拉伯人联合为一个民族国家”。他提出这一要求是基于阿拉伯人的种族和语言统一性，基于战前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所宣称的诉求，以及阿拉伯人对盟军战时工作的贡献。他承认不同的阿拉伯地区之间“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差异巨大”，不可能立刻将这些地区整合为一个国家。因此，他只寻求大叙利亚地区（包括黎巴嫩、叙利亚和外约旦）和阿拉伯半岛西部省份希贾兹立即且完全的独立；为调解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接受外国介入巴勒斯坦问题，并为保证英国在油田的利益，接受外国介入美索不达米亚；宣布也门以及阿拉伯半岛中部省份纳季德（其统治者沙特家族已经与英国达成一项正式协议）不在阿拉伯王国的范围之内。但他仍坚持着“最终将这些地区统一在一个主权政府之下”的承诺。在结论部分，费萨尔表示：“如果我们的独立获得认可，本地人的能力得以确立，种族、语言和利益的天然影响很快就会将我们结合为一个民族。”12

一个统一阿拉伯国家的图景显然是盟军最不愿看到的。费萨尔在巴黎的出现使得英国人和法国人同时陷入窘境，他要求前者信守诺言，同时又妨碍后者实现其帝国野心。美国为英、法、哈希姆人三方摆脱这一尴尬境遇提供了一条出路：威尔逊提议组建一个多国调查委员会以亲自查明叙利亚民众的真实意愿。对威尔逊而言，这一委员会将为民族自决提供一个先例，将其“十四点原则”诉诸实践；对英、法而言，真相调查委员会可将对哈希姆家族要求的讨论推迟至几个月之后，其间两国将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阿拉伯领土。费萨尔对这一提议信以为真，感谢威尔逊给予阿拉伯人表达“他们对自己民族未来的愿望和理想”的机会。13

事后看来，美国主导的“金-克瑞恩调查委员会”不过是骗人的把戏。英、法两国政府拒绝派遣官员参与这次调研，导致实际上只有美国参与，因而也削弱了该委员会作为一个多国代表团的有效性。英、法两国无意受委员会调查结果的限制，因而也不愿让本国外交官参与这一程序。然而，《金-克瑞恩报告》却是一份独一无二的文件，用其作者的话来说，“对当前叙利亚国内政治观点（提供了）一份相当准确的分析”，为洞见从奥斯曼帝国向欧洲统治更替的这一短暂时期内叙利亚乡村和城镇社群的希冀与忧惧，提供了难得的资料。14

1919年3月，威尔逊总统任命奥伯林学院校长亨利·丘吉尔·金（Henry Churchill King）和芝加哥商人查尔斯·R.克瑞恩（Charles R. Crane）为调查委员会负责人。两人都对中东有着广泛的了解：金是一位圣经历史学者，克瑞恩则自1878年以来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到处旅行。带着会见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当地代表和报告阿拉伯民众诉求的任务，美国人于1919年5月正式启程前往叙利亚。事实证明，金-克瑞恩代表团的影响远远超出一个真相调查小组，两人在大叙利亚地区的停留在当地触发了激烈的民族主义运动，所波及的叙利亚人口范围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运动。

埃米尔费萨尔两手空空地回到叙利亚。面对追随者，他将即将到来的金-克瑞恩调查委员会向其追随者描绘为实现叙利亚民族诉求的一项有利的进展和重要一步。他向大叙利亚各地的显贵人士发表了一次讲话，简要介绍了自己（在巴黎和会上）的经历。他当然不能告诉他们全部事实：关于他是如何被迫等待，如何被巴黎和会上的调解人羞辱，后者似乎决心为维护本国在大叙利亚的帝国利益而拒绝他的要求。现在既然已回到阿拉伯领土之上，用自己的母语向支持者讲话，他便反过头来蔑视欧洲人。“我前往……在巴黎举行的和会以阐明我们应得的权利，”他解释道，“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西方人对于阿拉伯人所知甚少，其信息全部来源于《一千零一夜》的传说。”从很多方面来讲，费萨尔所言不虚。除少数专家以外，英国和法国的普通政治家对于阿拉伯世界的了解极其有限。“很自然，他们的这种无知让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解释一些简单的事实。”费萨尔解释说。

俯视着支持者的面容，费萨尔不能承认自己的失败，这些支持者不停地打断他的讲话来宣誓忠诚。但当他宣称盟国已然在原则上承认阿拉伯民族的独立时，他确实言过其实了。他尝试将金-克瑞恩代表团描述为大国对阿拉伯人诉求认可的某种延伸，表示：“国际委员会将要求你们以自愿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因为当前各民族只有在获得其他民族认可的情况下才愿统治他人。”15

受到费萨尔讲话的鼓舞，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开始全力将叙利亚民众团结在一个统一的行动纲领之下：阿拉伯政府发放布祷词，以便周五聚礼时在叙利亚全国各地清真寺宣读；各种政治、文化协会被广泛征召，以准备提交给金-克瑞恩委员会的请愿书；村庄和城镇街区的头领则被动员起来，鼓励普通民众热情回应委员会的调查。短时间内印制了大量传单，在叙城镇和村庄中发放，对于不熟悉民族主义政治的民众而言，这些传单以口号的形式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资源。例如，一份传单用粗体的阿拉伯语和英语写道，“我们要求绝对的独立”；另一份则用括号标注出较长文本中的民族主义口号，鼓励全体叙利亚人保卫他们的自由：

别让任何人误导你们出卖你们祖辈的土地，否则你们的子子孙孙都会诅咒你们。自由地生活吧，从压迫的枷锁下解放自己！寻求你们自己的利益，按如下阐明你们的要求：

第一，要求不附加任何限制、条件、保护或托管的（完全的政治独立）；

第二，不接受对你们父辈的土地和祖国的任何分裂，换句话说（叙利亚整体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

第三，要求划清你们国家的边界，即北起陶鲁斯山脉，南至西奈荒漠，西至地中海；

第四，寻求其他被解放阿拉伯领土的独立和（与叙利亚的）统一；

第五，如有必要，在保证不损害我们国家完全的政治独立的前提下，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财政和技术支持；

第六，抗议国联第二十二条关于规定对寻求独立的民族实行托管必要性的条款；

第七，彻底拒绝任何国家对我们的土地提出任何历史性的或优先性的权利要求。

（签字）一位了解情况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16

即便在阿拉伯语原文中，这份声明的语言都显生涩，但其传达的信息却是毫不含糊的。在当地社群准备会见金-克瑞恩代表团期间，这些要求在他们提交的请愿书、高唱的口号以及在标牌和条幅上书写的标语中反复出现。

在充分调动叙利亚公众舆论之后，费萨尔和他的顾问们召开了一次临时议会，以便向国际调查委员会传达叙利亚民众的观点。哈希姆人足够了解欧洲的治国之术，意识到根据其规则，一国民众需通过一个民选议会来表达其合法诉求。他们依据奥斯曼人的选举程序从叙利亚内陆城镇中选举代表。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鉴于英、法的占领，当局禁止一切政治活动，他们被迫诉诸其他办法。17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显贵家族与部落的重要成员被邀请前往大马士革参加叙利亚全国议会。近100名代表被选举或受邀参加这次议会，但只有69名成员准时到达大马士革并参与大会议程。他们争分夺秒地工作，目标就是在金-克瑞恩委员会到达大马士革之前达成一项民族诉求声明。

1919年6月10日，金-克瑞恩代表团到达雅法，在随后6周的时间内走访了巴勒斯坦、叙利亚、外约旦和黎巴嫩的城镇与村庄。委员会成员对他们行程中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记录。他们在超过40个城镇和乡村市集举行了会谈，会见了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442名代表，包括市政和行政委员会成员、村庄首领、部落谢赫等；他们会见了农民、商人以及来自10多个基督教派别、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犹太人、德鲁兹人和其他少数群体的代表；他们还会见了8个不同的女性代表团，惊叹于“女性在东方的民族主义运动所扮演的全新角色”。走访期间，他们共收集了1863份请愿书、91079个签名——代表了大叙利亚地区总人口（据他们估计，约有320万人）的近3%。在打探大叙利亚地区舆情方面，代表团已经做得非常彻底了。

6月25日，金和克瑞恩到达大马士革。埃米尔费萨尔政府的一名大臣优素福·哈基姆（Yusif al-Hakim）回忆道：

他们对王宫和政府首脑进行了正式访问，然后回到住地，在那里新闻界人士成为迎接他们的第一批人员。他们简要地向记者表示他们此行的目的只是评估（大叙利亚）人民对他们未来政治的意愿，以及依据威尔逊总统之前的声明，他们愿选择哪个国家作为一定时期内的托管国，以提供技术和经济支持。18

7月2日，叙利亚议会向代表团递交了一份包含十点内容的决议，并强调这份决议代表了叙利亚人民和埃米尔费萨尔政府两方的观点。19决议显示出起草者对国际事务惊人的熟悉程度：文本中充满了对威尔逊总统的言论以及《国联宪章》的引用，同时又大量援引英国战时外交中相互冲突的承诺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金和克瑞恩表示该决议是他们行程中获得的最重要的文件。

在这份决议中，叙利亚议会成员要求叙利亚在其地理边界内的完全政治独立，这一边界保证其国家与土耳其、伊拉克、纳季德、希贾兹、埃及相分离；他们要求以埃米尔费萨尔为国王，在国内建立君主立宪制政体；并完全拒绝《国联宪章》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委任统治条款。他们声称阿拉伯人在天赋方面并不逊色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等民族，后者在脱离奥斯曼帝国后全部获得了完全独立，并无类似的欧洲托管。叙利亚代表表示完全愿意接受一个仅限于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的托管方，且最信任由美国来履行这一角色，“相信美利坚民族离任何殖民化的想法距离最远，且对我们的国家不抱有政治野心”。如果美国拒绝承担这一责任，叙利亚人民愿意接受英国的委任统治，但拒绝法国扮演任何角色。决议同时也呼吁当时处于英国占领之下的伊拉克的独立。

叙利亚议会强烈反对战时秘密外交。在一段对《赛克斯-皮科协定》和《贝尔福宣言》的尖锐抨击中，决议写道：“威尔逊总统制定的谴责秘密协议的基本原则，迫使我们最严正地抗议任何意图分裂我们叙利亚祖国的协议，反对任何旨在于叙利亚南部地区建立犹太复国主义的私人交易；有鉴于此，我们要求完全废除这些公约和协定。”他们排除了任何将黎巴嫩或巴勒斯坦分裂出叙利亚王国的企图，坚决拒绝与其国家利益相抵触的犹太复国主义方案：“我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叙利亚南部地区即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共同体的主张，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向我们国家任何地区移民，因为我们不承认他们的所有权。从民族、经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他们对我们的人民是一个巨大威胁。”

叙利亚议会的这份决议有一种道义上的愤慨。事实上，叙利亚临时政府中的很多成员都曾在阿拉伯大起义期间与埃米尔费萨尔并肩战斗；他们坚信作为英、法的战时盟友，他们曾为奥斯曼战线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1918年10月2日，费萨尔和他的阿拉伯军进入大马士革，将后者从奥斯曼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坚信基于战场上赢得的权利，叙利亚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未来。叙利亚议会仅期待其战时盟友践行基本的公正，“以便我们的政治权利有所增益而不是减少，因为我们为自由、独立的事业已付出了如此多的鲜血”。

在叙利亚停留6周后，1919年8月金和克瑞恩转往伊斯坦布尔，开始起草报告。委员会成员对他们所收集的所有材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提交给巴黎和会的建议中，两人总体上认可了叙利亚议会的决议。他们呼吁建立一个单一、完整的叙利亚国，一个以埃米尔费萨尔为国王的君主立宪制政体；建议将叙利亚作为一个整体，在有限的时期内置于一个托管国的统治之下，托管国优先考虑美国（英国可作为第二选择），由后者向前者提供支持；敦促对犹太复国主义方案进行重要调整，限制犹太移民的规模。两人论辩说《贝尔福宣言》的两项承诺，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和同时又尊重“巴勒斯坦既有非犹太社群的民事和宗教权利”，根本无法调和。《金-克瑞恩报告》指出：“委员会与犹太代表的会谈反复显示，犹太复国主义者实际上寄希望于通过不同的购买手段，完全占有当前巴勒斯坦非犹太居民的不动产。”20毫不令人惊奇，委员会发现巴勒斯坦非犹太人口中90%都“强烈反对整个犹太复国主义方案”，委员会接收到的全部请愿书中72%都旨在抗议犹太复国主义。

1919年8月底，委员会将这份报告提交给巴黎的美国代表团。尽管不了解报告的内情，埃米尔费萨尔已然无法要求更多了。然而，对欧洲人而言，《金-克瑞恩报告》是一份令人为难的文件。这份报告在被递交给巴黎和会秘书处之后就被束之高阁，短期内无人问津，3年后才被公之于众。而到那时，英、法两国已经按当时看来更符合本国利益的方式完成了对阿拉伯世界的瓜分。

英国宣布将于1919年11月1日从叙利亚、黎巴嫩撤军，将当地的统治权移交给法国军方。面对迫在眉睫的法国占领，叙利亚议会决定先发制人：基于递交给金-克瑞恩委员会的决议，议会成员拟定了一份独立宣言，并于1920年3月8日在大马士革市政厅正式宣读。费萨尔被宣布为包括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在内的叙利亚国国王。

英、法两国政府拒绝承认叙利亚独立宣言。当法国人着手准备占领大马士革，推翻其战时盟友而如今已是国王的埃米尔费萨尔之际，英国人则视若无睹。由于未能兑现其独立承诺，费萨尔在国内也日益孤立，因而仅能聚集一小支部队来对抗由黎巴嫩向叙利亚进发的法军。显然，大马士革人并不认为费萨尔的事业值得为之牺牲。

1920年7月24日黎明，一队约2000人组成的阿拉伯志愿军聚集在一个名为汗·麦赛伦的废弃驿站，该地位于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上的一个险要的隘口。他们面对的则是一支由身穿法军制服的殖民士兵组成的奇怪纵队——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塞内加尔士兵在法国军官的指挥下被派来确保法国在叙利亚的统治。来自北非殖民地的穆斯林士兵为效忠其殖民者主人而甘愿在叙利亚对抗阿拉伯穆斯林非正规军，这样一个事实也反映出法兰西帝国的力量。身为叙利亚临时政府成员，同时又是一位坚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赛提阿·侯斯里（Sati al-Husri）当时在大马士革关注着形势的发展，他如此记录对“麦赛伦之日”的回忆：

战斗的细节开始缓慢传回。尽管我基于对我们军队和法军装备的了解，对胜利不抱任何希望，但为了军队的荣誉，还是幻想战斗的结果能尽可能晚一分揭晓。然而，10点钟时我们接到消息，说军队已经被击败，战线也已经溃败。［军事大臣、军队总指挥］优素福·阿兹迈（Yusuf al-Azmah）据称力战身亡。我说，不，他是在麦赛伦自杀殉国的，是一位真正的烈士！21

法军在横扫麦赛伦的抵抗者后进入大马士革，也开启了一段长达26年的悲惨的殖民占领。然而，麦赛伦战役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了叙利亚的疆域。对阿拉伯人而言，这场不大的战役不仅标志着英国对其战时承诺的背叛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所倡导的民族自决理念的破产，也表明英、法殖民利益最终压倒了几百万阿拉伯人的希冀和愿望。当欧洲人试图在中东强加其民族国家体系，将一个渴望统一的民族分割肢解并违背其意愿地置于外国统治之下的时候，麦赛伦就等同为原罪。战后解决方案所制造的全新阿拉伯国家及其边界体系表现出惊人的持久性，其一手制造的问题也同样如此。

埃及的民族主义政治家同样相信他们在巴黎和会上能够从英国获得独立。受到威尔逊“十四点原则”误导，埃及政界误以为巴黎和会将开启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帝国的时代将被一个通过践行民族自决原则而产生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所取代。同时，与英国的盟友哈希姆家族类似，埃及人相信他们在战争中为英国人而遭受的苦难足以为他们赢得独立的地位。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反而进一步巩固了英国在埃及已维持了36年的帝国统治。1914年12月，英国以“勾结国王的敌人”为由废黜赫迪威阿巴斯二世（当时身处伊斯坦布尔），单方面宣布埃及为被保护国。自此，埃及不再是一个奥斯曼帝国的属国，其统治者也不再是奥斯曼总督。被废黜的赫迪威被他的叔叔，即穆罕默德·阿里家族最年长的成员侯赛因·卡米勒（Husayn Kamil）取代，后者则开始使用素丹这一新的称号。通过支持这位埃及素丹，英国人意在削弱奥斯曼素丹的影响力，正如他们希望通过谢里夫侯赛因反对奥斯曼人的起义来破坏奥斯曼素丹反抗英法的“圣战”呼声。这一策略对埃及穆斯林乃至更广阔的穆斯林群体影响甚微，穆斯林民众继续尊崇奥斯曼素丹作为哈里发即全球伊斯兰社群领袖的地位。

战争打响后，埃及支持英国战备的负担主要落在埃及劳动人民的身上：粮食以战备的名义被强行征收；农民被征召进入劳工队伍，以便为西部战线提供后勤支持。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降低了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很多埃及人陷入贫困。开罗和亚历山大充斥着英国和英联邦的士兵，这些士兵在埃及集合并受训，随后再被派往加里波利和巴勒斯坦的前线参战。外国士兵的涌入引发了他们与本地人口间的紧张关系，在埃及人看来，更多英国人的到来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更少的自由。

随着战争临近尾声，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口号在尼罗河谷地区迅速传播。埃及人坚信，基于他们对这场与己无关的战争的重大贡献，他们已然赢得了自决的权利。1918年11月13日，即一战结束的停火协议签署后仅两天，一个由埃及重要政治人物组成的代表团便拜访了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Sir Reginald Wingate），要求实现他们国家的完全独立。代表团由萨阿德·扎格卢勒领导，他受训于爱资哈尔，是穆罕默德·阿布笃的追随者，当时担任埃及教育部部长、立法议会副主席。作为战前人民党的一名成员，扎格卢勒已成为反对英国在埃及存在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陪伴他的还有另外两位民族主义者，阿卜杜·阿齐兹·法赫米（Abd al-Aziz Fahmi）和阿里·沙拉维（Ali Shaʻrawi）。

温盖特接见了代表团，但在听取其要求后当即就表示拒绝。他不仅禁止埃及人向巴黎和会派遣代表团以陈述其要求，还拒绝承认扎格卢勒作为埃及民族诉求代言人的角色。毕竟，并没有人选举扎格卢勒作为埃及的代言人。

埃及代表团并没有被温盖特的严词拒绝所吓倒。扎格卢勒和他的同事们告别高级专员后，即开始为确保自身作为埃及民族诉求代言人的权限而奔波。他们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允许扎格卢勒及其代表团前往巴黎，并在巴黎和会上陈述埃及的情况，正如埃米尔费萨尔代表叙利亚一样。政治活动家寻访埃及各地以争取民众签名支持。尽管受到英国官员阻挠，部分已签名的请愿书被没收，但民族主义者仍然成功地为扎格卢勒的运动寻求到可观的民众支持。大量的请愿书复印件被送往地方民选机构、省委员会以及其他的地方显贵，短时间内成千上万的签名涌入发起者手中。22

埃及各地的民众一致支持萨阿德·扎格卢勒的事业，迫不及待地希望在巴黎和会上确保埃及脱离英国而独立。随着该运动声势日涨，英国人曾尝试通过将埃及问题与巴黎和会脱钩的方式来终止民族主义者的煽动活动。温盖特宣布，关于埃及地位的任何变动都被英王政府视为“一个帝国内部的而非国际性质的问题”。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帝国内部问题，扎格卢勒及其同事必须在白厅与英国政府讨论其诉求，而非在巴黎向全世界陈诉埃及的情况。英国当局向扎格卢勒发出直接警告，要求他停止煽动活动，但后者对英国人的警告置若罔闻。1919年3月8日，扎格卢勒及其主要同事最终被捕，随后被流放至马耳他岛。这一举措在埃及激起了全国性暴动，也标志着1919年埃及革命的开端。

萨阿德·扎格卢勒及其同事的被捕在埃及民众中引发了迅速而激烈的反应。整个国家陷入骚乱，自发和有组织的叛乱由城镇中心传播至农村地区，牵动了埃及社会的各个阶层。示威活动于3月9日正式开始，当时一群学生发动骚乱，大肆破坏铁路、电车、路灯杆等在他们看来与英国统治相关的基础设施。反英示威活动和英国部队的镇压给双方都造成多人死伤。

古老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学院成为起义的一个中心。英国军队于3月13日逮捕了爱资哈尔的部分师生，随后，英国驻埃及安全主管约瑟夫·麦克弗森（Joseph McPherson）走访了这座清真寺以便观察政治煽动的情况。尽管为伪装自己而头戴一顶土耳其毡帽，麦克弗森还是感受到了身边埃及人不友善的目光。清真寺前的人群是如此拥挤，以至于他根本无法通过清真寺的正门。但即便在视野受限的位置，他仍能看到一位宗教长老“站在一堆石头上面，对数百名听众长篇大论，告诫听众为了摧毁暴虐者、打破其枷锁，他们必须视死如归，同时许诺那些为这一神圣事业而牺牲的‘烈士’将进入天堂”。麦克弗森亲眼看到中央革命委员会为在农村地区发动叛乱而筹集善款。23

农村社群同样攻击被他们视为与英国统治有联系的事物，战时用于储存与运输所征收粮食的仓库和铁路设施、保证行政人员间有效通信的电报线路遭到破坏。在城市中，工人阶级发动劳工行动，埃及国家铁路和开罗电车工人相继罢工。英国驻埃及安全主管麦克弗森对从中小学生到街头清洁工等暴动参与者进行了分类，并对此表示鄙视：“街头咆哮的疯子、暂时摆脱束缚发表拗口演讲的妇女、顽童和各种地痞流氓都高喊着粗俗的打油诗，以表达对倒台暴君的蔑视。”

埃及人对1919年的记忆则完全不同。对很多人来说，那是他们第一次参与自己国家的政治生活，他们因同一个信念而团结在一起——埃及人应当在不受外国干涉的情况下统治自己的国家。这也是阿拉伯历史中第一次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其间民族主义领袖得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广大民众的全力支持。

同样是在1919年，埃及妇女首次登上民族政治的舞台，其领袖是一位名叫胡达·沙拉维（Huda Shaʻrawi, 1879—1947）的女性。胡达是一位切尔克斯母亲和一位年长的埃及显贵的女儿，出生在一个享有特权但又封闭的家庭环境之中。她生长在一个开罗精英家族的女眷居室之中，从小身边便簇拥着女人、孩子和阉人。在其回忆录中，她写到了两位母亲：一位是他父亲的第一任妻子，被她称为“大娘”;另一位是她的生母。她爱自己的两位母亲，但对大娘尤其感到亲近，因为“当人们仅仅因为我弟弟是一个男孩而偏爱他时，（她能）理解我的感受”。24

孩童年代，胡达就不满自己接受的教育少于弟弟的现实。作为一名勤奋的学生，她甚至强迫她的家庭教师给她带来语法书籍，以便学习如何正确地诵读《古兰经》。“带走你的书吧，”负责照看孩子们的阉人一次对家庭教师说，“小姐不需要语法，因为她不会成为一名法官！”胡达当时很沮丧，“我开始变得郁郁寡欢，荒废自己的学业。我讨厌自己是一个女孩，因为这使我无法获得我所追求的教育。后来，女性的身份成为横亘在我本人与所有渴求的自由之间的一道障碍”。25

还是一个少女的时候，胡达就沮丧地得知自己将成为一位年长的堂兄阿里·沙拉维帕夏的第二任妻子。“我被要嫁给堂兄的想法深深困扰，因为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位值得敬畏的父亲或长兄。一想到他的妻子和3个比我还要年长的女儿，我就更加心烦意乱。他的女儿们曾经打趣我说：‘日安，继母大人！’”26她像“一名被判了刑的罪犯接受处决”那样走上了自己的婚床。毫不奇怪，她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婚后不久两人便分居。这样的分居生活持续了7年，这段时间也使胡达有机会走向成熟并发展自己的兴趣。之后，她回到了丈夫的身边，开始扮演其作为一位有影响的名人妻子的新角色。

与丈夫分居的几年成为胡达·沙拉维实现政治发展的重要时期。她开始为妇女组织各种公共活动，例如，邀请法国女权主义者玛格丽特·克莱芒（Marguerite Clement）在埃及大学举行讲座，后者在讲座中比较了东方和西方女性的生活，还探讨了戴面纱等社会习俗。胡达将这第一次讲座发展为一个常规的系列讲座，这使得埃及女性开始有机会抒发心声。后期演讲人中包括埃及女权主义者麦莱克·赫夫尼·纳绥夫（Malak Hifni Nasif, 1886—1918），埃及第一位公开呼吁妇女解放的女性。271914年4月，胡达召开会议，筹备建立埃及妇女知识协会。这一文学社团笼络了阿拉伯世界女性文学的部分先驱，包括黎巴嫩作家梅伊·齐雅黛（Mai Ziyada）以及阿拉伯世界最早的女性刊物之一的创始人莱比白·哈希姆（Labiba Hashim）。

这些活动也标志着埃及独特的妇女运动的开端，而胡达的后半生都将致力于这一事业。各类讲座、妇女会议拓宽了精英阶层妇女对开罗文化活动的参与范围，为妇女在不寻求丈夫首肯的情况下聚会并探讨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如此有限的成就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规定两性不同角色的社会习俗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要挑战像男女隔离这样在阿拉伯和奥斯曼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习俗，显然需要一场革命。

事实证明，1919年起义既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1919年春，当时严格的社会鸿沟遭到挑战，并被短暂地弥合。民族主义斗争为妇女在埃及成为政治人物提供了机会，开创了一个持久的女权主义运动，并成为一种遗产。在更加个人化的层面，上述事件帮助阿里·沙拉维帕夏与其妻子胡达实现了和解，将他们的婚姻转变为一个因民族主义事业而凝聚在一起的政治同盟。

阿里·沙拉维帕夏对民族主义运动的参与可追溯至1918年萨阿德·扎格卢勒与英国高级专员雷吉纳德·温盖特的决定性会晤，沙拉维帕夏也是参与者之一。与扎格卢勒一道，沙拉维帕夏是后来被称为华夫脱党（即“代表团”）的民族主义政党的创始人之一。该政党寻求在巴黎和会期间代表埃及的诉求。扎格卢勒被流放后，沙拉维帕夏继任为该党领导人。革命期间，阿里·沙拉维帕夏与其妻子胡达的关系经历了戏剧性转变：他坚持向胡达通报政局发展的各个方面，以便在他被捕的情况下，后者可填补他留下的政治真空；此外，他们意识到妇女的某些行为可享有豁免权，因为为避免引发众怒，英国当局尚不敢逮捕妇女或向妇女开火。

华夫脱党迅速利用上述优势，动员妇女参与民族主义事业。第一次妇女游行发生在3月16日，即革命爆发后一周。写有白色阿拉伯语和法语口号的黑色标语牌已然备好，黑与白都是哀悼的颜色。随后示威者聚集在开罗市中心，准备向美国公使馆行进，似乎要声明伍德罗·威尔逊在其“十四点原则”中所许诺的民族自决权。在到达目的地之前，英国部队挡住了女性示威者的道路。“他们用机关枪封锁了街道，”胡达·沙拉维写道，“迫使我们以及在两旁组成纵队的学生停了下来。我已经下定决心，游行必须继续下去。我继续向前走，一个英国士兵用枪指着我，但我仍从他身边走过。当时一位妇女试图把我拉回来，我就大声喊道：‘让我死吧，这样埃及就有了她自己的伊迪丝·卡维尔［一位英国护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人射杀，立即成为烈士］！’”经过3小时的对峙，游行队伍和平解散。后续很多示威活动接踵而至。

埃及妇女直面英国统治者的象征性力量鼓舞着全国的民族主义者。一旦走出了深闺，埃及妇女便开始以更大的能量和热情投身于公共生活：她们为穷人筹集资金，去医院慰问伤员，经常冒着极大风险参与集会和抗议活动。同时，妇女们开始跨越阶级的界限，精英阶层的妇女与劳动阶层的妇女分享着共同的事业。胡达特别指出，民族主义运动期间6位劳工阶层妇女的死亡成为“全国沉痛哀悼活动的焦点”。妇女们尽其所能鼓励公务人员罢工，经常守候在政府机关之外，鼓励工人们以罢工的形式反抗英国人。当1919年底英国政府派遣以米尔纳勋爵（Lord Milner）为首的调查委员会赴埃之际，埃及妇女组织了新一轮示威活动，并起草了一份决议以示抗议。她们开始举行民众集会，来自各个阶层的几百名妇女参与其中。

1919年底，胡达·沙拉维和她的同事们通过组建华夫脱党女性中央委员会，巩固了已取得的女性主义成就。该组织也是阿拉伯世界首个女性政治机构，胡达则当选为主席。1923年，胡达与同伴共同创办了埃及女权主义联盟。同年，当她和同伴们从罗马一次女权主义者会议归来时，她们在开罗火车站公开揭掉了面纱，打破了女性禁闭的习俗。埃及女权主义运动的生命力远远超过了1919年的革命时刻。

华夫脱党争取埃及独立的斗争仅取得了部分的胜利。尽管扎格卢勒及其同僚最终迫使英国允许他们代表埃及出席巴黎和会，但当他们到达巴黎时却得知美国代表团刚刚发布了一项声明，承认英国对埃及的保护地位。威尔逊总统慷慨陈词所带来的希望现在已烟消云散。埃及人被迫在伦敦和英国人直接展开谈判，而不是作为战后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在巴黎确保自身独立。

1919—1922年，英国人和华夫脱党之间的谈判时断时续，不时被民众骚乱打断。最后，埃及民族主义者所能获得的最大成就仅是名义上的独立。基于维护埃及国内秩序的考虑，1922年2月28日英国单方面宣布保护国地位的结束，承认埃及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四个“对英帝国利益至关重要的”核心领域仍受制于英国：帝国通信安全，保护埃及免遭外部侵略，保护外国利益和少数群体权利，以及苏丹。通过以上条文，双方实际上都承认了独立的有限性：英国仍可保留其军事基地，控制苏伊士运河，其干涉埃及内政的频率几乎与保护国时期一样高。在之后的32年中，埃及和英国仍将为限定这种殖民关系而陷入常规的谈判之中，前者寻求其主权完整，后者则竭力维护帝国秩序。

埃及的事态进展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受到密切的关注，在伊拉克尤其如此。一战期间，巴士拉、巴格达、摩苏尔三个原奥斯曼帝国行省被英国占领。尽管英国人曾多次向伊拉克人民保证他们将享受自治，但他们拒绝埃及人独立地位的做法确实为伊拉克人的忧虑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一战爆发后，驻印度的英国军队占领了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并确保了对整个省份的控制。英国人决心要保护其通往帝国在印度领地的波斯湾门户免受奥斯曼人的德国盟友的染指。占领巴士拉后，英军向北推进以对抗奥斯曼第六集团军。1915年11月，英军已推进至距巴格达不足50英里的区域，在那里遭遇了兵力占优的奥斯曼军队。英国人被逼退至库特，在那里遭受奥斯曼人长达4个月的围困，最终于1916年4月向土耳其人投降。至此，奥斯曼人已经取得了两次针对英国入侵军队的重大胜利——一次在加里波利，一次在美索不达米亚。然而，英国人重启美索不达米亚战役，最终于1917年3月攻占巴格达，又于1918年夏末在基尔库克击败奥斯曼第六集团军。1918年11月，英军又占领了摩苏尔省，尽管根据停火协议条款，后者并不在划归英国占领的领土范围之内。至此，英国已完成了1915年《德·本森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对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计划。

事实证明，相比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政治秩序，军事征服美索不达米亚要简单得多——1918年即是，2003年也是如此。三个行省的居民，包括库尔德人、逊尼派阿拉伯人、什叶派穆斯林，在目标和意愿方面分歧严重。在要求三省合并为一个称为伊拉克的独立国家并置于君主立宪政体之下等方面，美索不达米亚的不同社群基本能达成一致，但关于英国在这个新国家中应扮演何种角色，各方则观点不一。一些大地主和富商更看重稳定和经济增长而非完全独立，因而公开支持英国统治；一些之前曾在阿拉伯大起义中追随埃米尔费萨尔的伊拉克军官，则将英国视为逊尼派政治主导地位的保证；但大多数伊拉克人都拒绝外国干涉其内部事务。

占领美索不达米亚之初，英国人曾再次向伊拉克人民确保其善意。1918年11月，英法联合宣言在伊拉克当地媒体中得到了广泛报道，该宣言承诺联军支持通过自决程序在阿拉伯地区“建立民族政府和行政机构”。这一宣言也使很多伊拉克人确信欧洲人无意向他们强加一套殖民主义解决方案。总部位于纳杰夫的《独立报》（al-Istiqlal）写道：“英、法两国关于帮助我们实现完全独立与自由的声明令人感到振奋。”28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关于伊拉克自治的承诺并未取得任何明显进展，伊拉克人的疑虑开始增加。英国人似乎忙于在当地建立自己的行政机构，而不是帮助伊拉克人建立政府。1919年2月，一群伊拉克人要求英国当局允许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巴黎，以确保其民族独立要求获得承认，但英国当局断然拒绝。当伊拉克人要求英国人详细阐述其对伊拉克政治未来的方案时，又无法获得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

事实上，英国人对于如何最有效地统治伊拉克有两派观点。一派以统领英国驻伊拉克当局的民事专员阿诺德·威尔逊爵士（Sir Arnold Wilson）为代表，主张效仿英属印度的模式，寻求在伊拉克建立直接殖民统治。他甚至鼓励从印度向美索不达米亚稳定地输入移民，作为在后者建立殖民行政机构的现成劳动力。另一派以驻巴格达的东方事务秘书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为代表，认为与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合作最符合英国的利益。贝尔认为一个伊拉克的哈希姆王国将为非正式的帝国统治提供理想的构架，对英国政府而言成本低得多，与新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发生冲突的风险也低得多。伊拉克人不知道该相信谁——是貌似支持他们愿望的贝尔，还是她的上司、坚持英国对伊拉克统治的阿诺德·威尔逊爵士？29

至1920年，伊拉克人已确信英国人蓄意将其国家纳入殖民统治之下。他们从远方见证了1919年埃及革命；他们越来越担忧地看到英国人抛弃了大马士革的费萨尔政府，从叙利亚、黎巴嫩撤军，从而为法国殖民占领铺平了道路。看上去英、法两国蓄意拒绝阿拉伯世界的独立并在两国间瓜分其领土，当然他们确实这么做了。

1920年4月，国际联盟将伊拉克作为正式托管地委托给英国，伊拉克人的怀疑最终得到证实。伊拉克人始终将托管地作为帝国主义一种改头换面的说法而加以反对，他们开始动员起来全力阻挠英国的计划。反对派由一个新的组织——伊拉克独立卫士领导，该组织1919年首先出现在什叶派社群之中。“卫士”要求伊拉克完全独立以及英国完全撤军，因而吸引了大量逊尼派支持者。为了避免英国当局干预，他们轮流在什叶派和逊尼派清真寺中举行会谈。伊拉克不同穆斯林社群间的这次合作是史无前例的，也为一个超越宗教边界的伊拉克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基础。

伊拉克第一波反对英国委任统治的示威活动采取和平的形式。1920年5月，部分什叶派宗教人士、部落长老以及民族主义组织成员在巴格达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英国政府当即对一切和平示威活动采取镇压的策略，逮捕了那些涉嫌煽动反英活动的领导人。在英国镇压下，伊拉克民族主义者被逐出巴格达，被迫在外省城镇和村庄中继续其反抗活动。

1920年6月底，在纳杰夫和库法两圣城什叶派宗教人士的支持下，伊拉克大起义正式爆发。英国人犯了一个错误，即逮捕了最重要的什叶派宗教学者阿亚图拉设拉齐（Ayatollah al-Shirazi）的儿子。作为回应，设拉齐发布了一则“法特瓦”（fatwa），即法律意见，鼓励反抗外国占领的反叛。因担心危机进一步激化，巴格达的英国当局逮捕了多名他们认定参与鼓动骚乱的什叶派活动人士和部落首领。可想而知，这样的镇压手段很快将起初的和平反抗转变为暴力对抗。

伊拉克的抵抗运动具有高度组织化、纪律化的特点。运动领导层为一般行动制定了指导方针，并通过本地印刷机构印制发放。一份1920年7月在巴格达印制的传单规定了对抗的原则：“每位部落首领必须确保全体部落成员理解本次起义的目标，即要求伊拉克的完全独立。”30起义的部落民众被教导以“独立”作为自己的战斗口号；他们要确保本方控制之下所有城镇和村庄的正常行政运转；妥善看管英国和印度战俘；最重要的，他们要保留从英军俘获的所有武器、弹药和装备，因为这些补给“都属于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手段”。

最初，起义在3个省份同时爆发，尽管冲突的主要区域集中于巴格达与巴士拉之间的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成为运动的中心。在这些地区，英国人被迫撤军，起义军则控制了城镇和村庄，建立起地方政府，成功收取税收并维持秩序。尽管英国人成功确保首都内未发生重要的起义，但巴格达周边地区都迅速被起义军控制。1920年8月，巴格达东北部多个部落发动大规模反叛，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控制了巴古拜和迪亚拉河以北的其他城镇。另一次主要的起义发生在巴格达以西的费卢杰。31英国人紧急调动其他部队来增援守军，随后发动报复性的反击。

面对着这样一场全国性的起义，英国人别无他法，只得强化他们在伊拉克过于分散的兵力，以便重新夺回对这块新托管地的控制权。来自印度的新增部队将驻伊英军总数由1920年7月的6万增至同年10月的超过10万。9—10月，英国人借助压倒性的兵力，动用重型火炮和飞机轰炸等手段，完成了对伊拉克的再征服：9月初，他们重新攻克费卢杰，对当地部落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9月底，他们又转向迪亚拉河谷地区的部落，进而向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推进。纳杰夫的一位记者描绘了英军的猛烈攻势：“他们攻击并烧毁部落谢赫的房屋，房屋连同一切财产都付之一炬。他们杀害了大量民众，屠戮马匹和牲畜。”英国人冷酷无情地追捕起义者，拒绝一切形式的谈判。“（英国）军官只想将我们赶尽杀绝，或者送上法庭，”这位记者继续写道，“我们同意他们的停战请求，他们却违背协定；我们从他们手中攻陷一片地区后允许他们全副武装地撤退，他们却背信弃义地攻击我们。近些天来，很多人口密集的城镇遭到严重破坏，血流成河；神圣的宗教崇拜场所遭到侵犯，让人痛心不已。”32

10月底，随着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的投降，大起义最终告一段落。起义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据英国政府估计，英国和印度士兵死伤超过2200人，伊拉克方面则高达约8450人。33对伊拉克人民的财产损失则缺乏相关的估算。

1920年大起义在伊拉克被称为“1920年革命”，它在伊拉克现代国家民族主义神话谱系中具有特殊地位，堪比1776年美国革命对美国历史的影响。二者与其说是社会革命，不如说是反抗外国占领者的民众起义；二者都标志着两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尽管绝大多数的西方人对1920年伊拉克起义缺乏了解，但一代又一代的伊拉克学童正是听着民族主义英雄如何在费卢杰、巴古拜、纳杰夫等城镇对抗外国军队和帝国主义的事迹长大的，这些故事相当于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伊拉克版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解决方案构成了阿拉伯现代历史中诸多最重要的阶段之一。1918年10月，奥斯曼帝国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长达四个世纪的统治最终落下帷幕。同时代的阿拉伯人中很少有人能想象一个没有奥斯曼人的世界。通过更加精巧的官僚机构以及铁路、电报等基础设施，通过向更多的阿拉伯臣民提供在扩大的学校系统中获得奥斯曼教育的机会，19世纪的奥斯曼改革实际上扩大了伊斯坦布尔中央政府对阿拉伯行省的控制。至20世纪初期，阿拉伯人可能会感到与奥斯曼世界的联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紧密。

1908年以来，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治下，阿拉伯人与奥斯曼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强化。当时奥斯曼人已经失去了巴尔干地区几乎所有的欧洲省份。青年土耳其党人继承的是一个土耳其-阿拉伯帝国，因而竭尽全力强化伊斯坦布尔对阿拉伯省份的控制。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策可能疏远了一部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但他们却成功地使得阿拉伯独立看起来成为一个更加遥不可及的目标。

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受独立统治愿望的驱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进入了一个热情高涨的活动期。在1918—1920年间一个短暂、兴奋的时期，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希贾兹的政治领袖相信他们即将步入一个独立的新时代。他们求助于巴黎和会以及伍德罗·威尔逊所承诺的全新世界秩序，以便确认自己的雄心。然而无一例外，他们都将感到失望。

阿拉伯人面临的新时代实际上将由欧洲殖民主义而非阿拉伯独立所形塑。欧洲列强确立了他们的战略需求，并通过战后和平进程解决了他们内部的所有分歧。法国将叙利亚、黎巴嫩并入了其在北非的阿拉伯属地，英国则成为埃及、巴勒斯坦、外约旦及伊拉克的主人。尽管对特定的边界还会做少量修正，但欧洲列强大体上划定了我们今天所知的现代中东国家的边界（巴勒斯坦是一个重要的例外）。阿拉伯人从未认同这一根本性的不公，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剩余岁月中，他们将为追求长期企盼的独立地位而与其殖民主展开斗争。

第七章　大英帝国在中东

战后解决方案授予英国对伊拉克、外约旦、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之时，英帝国已经在阿拉伯世界活动了一个世纪之久。19世纪初，英属东印度公司为打击现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沙迦和哈伊马角的海上部落对商船运输日益严重的威胁，被迫卷入凶险的波斯湾水域。波斯湾是连接东地中海与印度的关键陆海纽带，因此英国人决心终止该地区的海盗行为。正是在征服被他们称为“海盗海岸”地区的过程中，英国人将波斯湾转变成了一个英国内湖。

关于英国对沙迦和哈伊马角地区卡西米部落联盟不满的记录可追溯至1797年。当时，东印度公司将针对英国、奥斯曼、阿拉伯船队的一系列袭击归咎于卡西米人。1809年9月，东印度公司向“海盗海岸”派遣了一支由16艘船舰组成的惩戒性远征军，舰队按照指示袭击了哈伊马角的城镇，焚毁了卡西米劫掠者的船只和店铺。1809年11月至1810年1月，英国舰队严重破坏了哈伊马角和另外4个卡西米港口，共焚毁60艘较大的船只和43艘较小的船只，追缴据称被窃的财物约2万英镑，随后才启程返航。但由于未能和卡西米人达成一项正式协议，英国人在波斯湾的运输船只仍将继续面临后者的袭击。1

英国第一次远征后的5年内，卡西米人已经重建了他们的舰队，重新开始海上劫掠活动。为压制卡西米人，第二支英国远征军于1819年从孟买启航。借助两倍于前且集中于哈伊马角的兵力，第二次远征不仅成功捕获并烧毁了卡西米人的大多数船只，且实现了第一次远征未能实现的目标，即达成政治解决方案。1820年1月8日，阿布扎比、迪拜、阿治曼、乌姆盖万、巴林以及控制着沙迦和哈伊马角的卡西米家族签署了一项总体协议，保证完全、永久性地停止对英国船只的一切袭击行为，并接受一套通用的海事规则；作为回报，他们将获许在波斯湾及印度洋的所有英国港口从事贸易。通过赋予这些海上酋长国使用英国控制下港口的权利，这一协议为相关各方维护在公海和沿岸海域和平提供了经济刺激。1853年，上述条款在《永久协议》（Perpetual Treaty）中再次得到确认，此协议将海湾各国之间的海上敌对行为列为非法。“海盗海岸”的微型国家也因其与英国以及彼此之间达成的协议，而被称为停战诸国。

该协议也标志着19世纪“英治和平”（Pax Britannicus）的开端，整个波斯湾正是在这一时期发展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英国保护领地。通过与独立酋长国统治者达成的一系列双边协议，英国人深化了对波斯湾的控制。1880年，巴林酋长与英国达成了一项协议，保证“在未经英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避免与英国之外的任何国家或政府开展谈判或签署任何性质的协议”，从而将本国的对外关系实质上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随后英国又与其他波斯湾酋长国达成了类似的协议。219世纪90年代，英国人甚至更进一步从海湾统治者那里获得“不让渡契约”，即后者保证“除英国政府外，不向第三方割让、出售、抵押或允许占领其领土的任何部分”。3自19世纪70年代起，奥斯曼帝国就寻求拓展对波斯湾地区的主权控制。英国采取上述措施，正是为了确保英国对这一通往其印度殖民帝国的战略性海路的主导权，免受奥斯曼帝国或任何欧洲对手的威胁。1899年和1916年，科威特和卡塔尔为抵制奥斯曼扩张主义又分别寻求英国保护，从而加入了英国在海湾的“受保护领地”。

20世纪，英国对石油日益增长的依赖进一步提升了波斯湾的重要性。随着1907年皇家海军由燃煤转向燃油，波斯湾的阿拉伯酋长国在英帝国的布局中又获得了一个新的战略角色。1913年，当时担任英国第一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要求下议院正视英国对石油的全新依赖局面。他解释道：“1907年，完全依赖石油的第一支远洋驱逐舰船队正式建立；自那之后的每一年，都有一支新的‘仅限石油’的驱逐舰船队建造完毕。”他指出，至1913年皇家海军中已有约100艘石油动力的新型船舰。4这使得英国在波斯湾的首要关切由贸易和与印度间的通信，拓展至对新的石油战略利益的考虑。

1908年5月，波斯湾地区的首个重要储油区在伊朗中部被发现。地质学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海湾阿拉伯国家也能发掘出体量可供出口的石油储藏。英国开始与海湾酋长国缔结一系列涉及独家石油开发权的协议。1913年10月，科威特统治者给予英国特许权，保证只允许英王政府批准的个人或公司在其境内勘探石油。1914年5月14日，英国与巴林统治者达成一项类似的协议。至一战前夕，石油勘探以及商业和帝国通信等因素，已使波斯湾成为对大英帝国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区域。1915年英国政府的一份报告就将“我们在波斯湾的特殊和首要地位”界定为“我国在东方政策的一条核心原则”。5

1913年，一个新的阿拉伯国家突然在“英治和平”下的波斯湾地区崛起。沙特家族（其18世纪的联盟曾在自伊拉克至麦加、麦地那两圣城的广大区域对奥斯曼统治构成挑战，直至1818年被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击败）重建了与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后人的盟友关系，从而建立起一个新的沙特-瓦哈比联盟。联盟首领是一位名叫阿卜杜·阿齐兹·本·阿卜杜·拉赫曼·费萨尔·阿勒·沙特（Abd al-Aziz ibn Abd al-Rahman al-Faysal Al Saʻud, 1880—1953）的富有个人魅力的年轻领袖，在西方更多以伊本·沙特（Ibn Saud）的名字闻名。

1902年，伊本·沙特的势力开始崛起，当时他率领其追随者战胜了多年的宿敌拉希迪（Rashidi）部族，从而控制了阿拉比亚中部的绿洲城市利雅德。他的战斗部队以伊赫万（阿拉伯语意为“兄弟”）之名闻名，是一群寻求将瓦哈比主义对伊斯兰的严厉阐释强加给整个阿拉伯半岛的狂热信徒。每当他们征服一个拒绝其宗教信仰的城镇，他们还可通过宗教层面许可的劫掠行为赢得回报。信仰与物质回报的刺激相结合，使得伊赫万成为半岛上最强大的战斗力量。伊本·沙特宣布利雅德为其首都。在之后的11年内，通过对伊赫万的有效部署，伊本·沙特将其控制下的领土由阿拉比亚内陆拓展至波斯湾地区。

1913年，伊本·沙特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征服了阿拉比亚东部的哈萨地区。1871年，奥斯曼政府曾试图将这一孤立的阿拉比亚地区（即今天沙特阿拉伯的东部省）纳入帝国版图，以便拓展其对波斯湾的影响，这一设想显然受到英国人的坚决抵制。至1913年，奥斯曼人几乎已完全放弃了对这一地区的行政管理，沙特人不费一兵一卒便占领了该地区主要城镇侯夫弗，进而成为阿拉伯海湾诸国中新的主导性力量。

面对这一新崛起的、强大的海湾统治者，1915年底英国与伊本·沙特签订了一项协议。该协议承认了伊本·沙特的领导权，并将其控制下的阿拉比亚中部和东部纳入英国的保护范围；作为回报，沙特家族承诺在未经英国许可的情况下，不与其他外部势力签订条约或向其出售领土，并避免针对其他海湾国家的一切侵略行动。该协议在本质上将伊本·沙特的领土变成了又一个休战国家。签订该协议后，英国向伊本·沙特支付了2万英镑，并给予5000英镑的月俸和大量的步枪与机关枪，这批武器被设想用来对付一战中站在德国一方反对英国的奥斯曼人及其阿拉伯盟友。

然而，伊本·沙特无意在阿拉比亚对抗奥斯曼人，相反他利用英国人的资金和武器追求自己的目标，而这些目标越来越指向伊斯兰教两圣城麦加和麦地那所在的红海省份希贾兹。在这一地区，沙特人的野心与英国人的另一个盟友——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发生了冲突，后者在1915年秋已与英国人达成了战时盟友关系。与伊本·沙特相似，谢里夫侯赛因也希望统治整个阿拉比亚；通过在1916年6月发动反对奥斯曼统治的阿拉伯大起义，后者希望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在阿拉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实现其野心。然而，由于在与奥斯曼人的战斗中战线拉得过长——其部队分布在一条长达1300千米（810英里）的荒漠地带，谢里夫侯赛因的家乡希贾兹省反而容易受到伊本·沙特部队的攻击。广阔的阿拉伯半岛也难以容下两位统治者的雄心，1916—1918年，平衡开始向有利于伊本·沙特的方向倾斜。

随着阿拉伯大起义的爆发，当谢里夫侯赛因于1916年10月宣布自己为“阿拉伯诸国的国王”之时，沙特人与哈希姆人之间的冲突已变得不可避免。即便是曾许诺他建立一个“阿拉伯王国”的英国盟友，在麦加谢里夫之外也只愿承认他为“希贾兹的国王”。伊本·沙特不太可能认可这位自封的侯赛因国王之主张的有效性。

整个一战期间，英国一直尝试在两个阿拉伯盟友之间维持和平，将他们的精力集中到同奥斯曼人作战上。然而，就在奥斯曼人战败前几个月，沙特人-哈希姆人围绕支配权的争斗最终爆发为公开冲突。两位沙漠君主间一批引人注目的未公开的通信反映了这种竞争关系，两人的火气也随着1918年夏日的热气而上涨。

当哈希姆人的部队在希贾兹铁路沿线全力与奥斯曼人作战之际，侯赛因国王越来越关注于一些报告，这些报告称沙特统治者正向那些最近宣誓效忠瓦哈比事业的部落发放武器。毫无疑问，这些正是英国人之前提供给伊本·沙特的武器，哈希姆统治者则越来越担心这些英国武器会被用来对付自己的部队。1918年2月，侯赛因致信责难伊本·沙特，在信中写道：“难道［瓦哈比］部落民众相信真主会认为他们对伊斯兰民众的敌意行为是无辜的？伊斯兰民众只信任真主来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侯赛因警告他的对手，武装穆斯林来对抗穆斯林同胞是一种违背真主的宗教的做法。6

伊本·沙特被侯赛因的信激怒了。毕竟，纳季德发生的一切与麦加的谢里夫毫无关系。而伊本·沙特的回应在1918年5月再次引发了谢里夫侯赛因的激烈反应。如果伊本·沙特的行为还仅限于阿拉比亚中部的纳季德省，哈希姆人可能也不会如此担忧。但沙特统治者近期却赢得了侯赛因国王的一位总督的忠诚，这人名叫哈立德·本·鲁瓦伊（Khalid ibn Luway），掌管着纳季德-希贾兹边境的绿洲城镇胡尔迈。对此，老国王抱怨道：“没有必要欺骗哈立德·本·鲁瓦伊，或对他使用花招和伎俩。”7

绿洲城市胡尔迈位于两位阿拉伯敌对统治者领土之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人口约5000人，本身也是一个重要定居点。尽管曾身为麦加谢里夫的臣属，胡尔迈的统治者哈立德却在1918年宣布接受瓦哈比派的教义，将其城镇置于伊本·沙特的统治之下，同时将该地区的税款由麦加转向沙特人的国库。侯赛因国王之子埃米尔阿卜杜拉（Amir Abdullah）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哈立德“滥杀无辜，甚至将自己的兄弟处死，仅因后者不接受他的宗教信条。他长期迫害任何不追随瓦哈比运动的亲哈希姆部落”。8侯赛因国王试图劝说这位任性的地方长官浪子回头，但无济于事。

胡尔迈争议引发了哈希姆人和沙特人之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1918年6月侯赛因国王派遣了一支超过2600人的步兵和骑兵部队，希望重新夺回胡尔迈，但却发现该城镇得到伊本·沙特麾下伊赫万战士的增援。9哈希姆部队在两场独立的战役中惨遭沙特人的杀戮。英国人担心其阿拉伯盟友在奥斯曼人被击败前就忙于自相残杀，急忙向伊本·沙特施压，要求后者与侯赛因国王和解。

受到其战士在胡尔迈胜利的鼓舞，1918年8月伊本·沙特向侯赛因发出了一封居高临下的信件。沙特领导人利用头衔称谓来确认地理上的势力范围：在自称“纳季德、哈萨、卡提夫及其属地的埃米尔”的同时，伊本·沙特仅承认谢里夫侯赛因为“麦加的埃米尔”，既不是像谢里夫侯赛因自己所希望的那样，称其为“阿拉伯土地的国王”，甚至也不是英国所承认的“希贾兹的国王”。他在信中有意完全避免提及希贾兹，仿佛这一广阔的红海省份的主权归属尚有待确认。

伊本·沙特承认收到了侯赛因国王5月7日的来信，但对信件内容有所保留，因为“您的信件中所表达的某些内容并不合适”。他同样承认英国人施压让他们弥合分歧，对此他解释说，反抗奥斯曼人的战役正达到一个关键阶段，因而“争端对所有人都是有害的”。但他不可能对哈希姆人之前的挑衅行为无动于衷。为此，他写道：“毫无疑问，阁下将怀疑我在胡尔迈人的事务中扮演了某种角色。”但他坚称哈希姆人自己应为胡尔迈长官的叛变以及该地居民追寻瓦哈比派事业而负责。“我一直对他们保持约束，”他继续写道，“直到你的军队两次前来讨伐他们。”这是指哈希姆人在胡尔迈的两次战斗。“而后真主所先定的就发生了”，他得意地暗指沙特人击败哈希姆军队的事实。10

展望未来，伊本·沙特提议基于现状与哈希姆人达成休战：胡尔迈将仍由沙特人控制；侯赛因国王将致信该绿洲城镇的长官，向他确认哈希姆人与沙特人之间并无分歧；伊本·沙特和侯赛因国王将在其追随者之间维护和平，保证纳季德和希贾兹的部落遵守这一休战。事后来看，这已经是侯赛因能从沙特人那里取得的最佳条件了，即在相互承认领土和边境的前提下，哈希姆人则仍可维持对希贾兹的控制。

侯赛因国王甚至没有考虑伊本·沙特开出的条件：他将信件原封不动地送回，告诉信使：“伊本·沙特无权向我们提出任何要求，我们也无权向他提出任何要求。”与寻求休战相反，1918年8月侯赛因国王又派遣了一支部队前往胡尔迈，试图恢复对该绿洲的主权。他指派自己最信任的指挥官之一谢里夫沙基尔·本·宰德（Sharif Shakir bin Zayd）来指挥这次远征，并向后者担保他已经调动了足够多的骆驼和补给，“以便你能大展身手”。11然而，沙基尔的远征军甚至还没有到达双方争议的绿洲就被沙特人的军队轻松击退了。

屡次败给伊本·沙特的军队让侯赛因国王恼羞成怒，他命自己的儿子埃米尔阿卜杜拉再次领军讨伐胡尔迈。阿卜杜拉本人并不赞成这样一场战争。在1919年1月守城将领最终投降之前，阿卜杜拉和他的士兵一直在围困奥斯曼人在麦地那的驻防部队。经过多年与奥斯曼人的战斗，他的部队已经身心俱疲。此外，他也认识到瓦哈比士兵是一群狂热的武士。他曾写道：“瓦哈比派的战士急切地想进入天堂。根据他的信仰，如果他（在战场上）被杀，他就能永居其中。”12但阿卜杜拉又不能违背父亲的意愿。1919年5月，他接受了任务，率部出发与瓦哈比人作战。

在与沙特人的最后这场战役中，哈希姆军队最初取得了部分胜利。在向胡尔迈进发的途中，阿卜杜拉于1919年5月占领了之前已宣誓效忠伊本·沙特的绿洲城镇图拉巴。阿卜杜拉非但没有寻求绿洲内3000名居民的善意，反而允许其部下洗劫这座反叛的城镇。毫无疑问，他意图拿图拉巴作为例子，警告其他边境绿洲不要倒向沙特人。然而，阿卜杜拉部下的行为反而强化了图拉巴居民对伊本·沙特的忠诚。当埃米尔阿卜杜拉还在图拉巴之时，城中某些居民已经发出消息向伊本·沙特求援。阿卜杜拉则从图拉巴致信沙特领导人，希望能够借对这座绿洲的征服，确保以更有利于哈希姆人的方式与伊本·沙特达成一项和平协议。

沙特的战士们却无意与哈希姆人达成和解。鉴于之前已经击败了遭遇的每一支哈希姆部队，他们相信自己可以逆转埃米尔阿卜杜拉的军队。约4000名伊赫万战士从三面包围了图拉巴，他们在黎明时刻向阿卜杜拉的阵地发起攻击，几乎完全歼灭了后者的部队。根据阿卜杜拉的叙述，整支部队1350名战士中仅有153人保全了性命。“我本人能幸免于难也是一个奇迹。”他后来回忆道。阿卜杜拉和他的堂弟谢里夫沙基尔·本·宰德从帐篷的后面逃离了战场，但都负了伤。13

这场战役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绿洲内的血腥屠杀。图拉巴战役表明瓦哈比人才是阿拉伯半岛上主导性的力量，而哈希姆人在希贾兹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埃米尔阿卜杜拉回忆道：“那场战役后，进入了一个不安和焦虑的时期，焦虑的对象包括我们的运动、我们的国家乃至国王本人的命运。”事实上，他的父亲侯赛因国王似乎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回到总部后，我发现父亲身体欠佳且精神紧张，”阿卜杜拉写道，“他现在脾气很差，健忘而且多疑。他已经失去了他敏锐的反应速度和健全的判断力。”14

英国人也对战役的结果感到吃惊，很多英国人之前低估了伊本·沙特军队的战斗力。他们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沙特盟友压倒哈希姆盟友，从而打破他们在阿拉比亚精心布置的力量平衡。英国驻吉达的常驻代表（或英属印度政治局管理之下的首席殖民行政官）于1918年7月致信伊本·沙特，要求他立即撤离两绿洲城镇，在双方就边界纠纷达成一致前确保图拉巴、胡尔迈为中立区域。“如果你在收到来信后拒不撤退，”常驻代表警告道，“英王政府将默认之前与你达成的协议无效，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制止你的敌对行为。”15伊本·沙特遵循了英国人的要求，命令其部队撤回利雅德。

为恢复阿拉比亚的力量平衡，英国人同样需要与希贾兹的哈希姆人达成一项正式协议。当年谢里夫侯赛因与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之间的通信曾建立某种战时盟友关系，但这并不构成某种形式的协议，如英国与海湾统治者包括伊本·沙特签署的那种。在缺少正式协议的情况下，英国没有理由保护其哈希姆盟友免遭沙特人的侵犯。在阿拉比亚，英国人情愿看到很多国家彼此制衡，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横跨红海和波斯湾的主导性力量的崛起。因此，将哈希姆人作为防范势力日长的沙特国家的缓冲力量，对维护大英帝国利益而言是一条便宜之计。

随着一战趋于尾声，英国政府急切地希望与侯赛因国王及其哈希姆家族达成一项正式的联盟条约。为此，他们专门派遣T.E.劳伦斯上校，即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与侯赛因展开会谈，劳伦斯在阿拉伯大起义期间曾充当英国与哈希姆家族之间的联络人。

1921年7—9月，劳伦斯劝说侯赛因国王签署一项协议，承认战后解决方案的新现实，但徒劳无获。侯赛因拒绝接受战后中东解决方案的几乎所有要点，认为这是英国对他本人承诺的背叛：他拒绝将其王国限定在希贾兹；反对将他的儿子费萨尔国王逐出大马士革，反对在叙利亚建立法国委任统治；拒绝英国对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当时包括外约旦）的委任统治；反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政策。1923年，英国人为达成协议做出最后一次努力，但愤愤不平的老国王仍然拒绝签字。结果，他恰恰在伊本·沙特开始对希贾兹的军事征服前失去了英国的保护。

1924年7月，伊本·沙特在利雅德召集部下指挥官，开始计划对希贾兹的征服。他们首先向靠近麦加的山城塔伊夫（Taif）发起攻击，以便试探英国的反应。9月，伊赫万占领塔伊夫，并洗劫该城达3天之久。塔伊夫的城镇居民抵抗了瓦哈比人的进攻，后者则十分残暴地加以回应：据估计约400人在战斗中被杀，很多人逃离该城。塔伊夫的陷落在整个希贾兹地区引发了一波震动。全省的显贵代表在吉达举行集会，要求侯赛因国王退位。他们认为伊本·沙特袭击希贾兹是出于对侯赛因国王的敌意，因而更换君主可能会使沙特改变策略。10月6日，老迈的国王顺从了人民的意愿，宣布他的儿子阿里继任为国王，随后流亡海外。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让伊本·沙特停下前进的脚步。

1924年10月中旬，伊赫万占领了圣城麦加。他们未受到任何抵抗，也避免了对城内居民采取任何暴力措施。伊本·沙特派使者试探英国对其占领塔伊夫、麦加的反应，在确认后者在冲突中保持中立后，才继续进发以完成对希贾兹的征服。1925年1月，他包围了吉达港和圣城麦地那，哈希姆人坚守了近一整年。1925年12月22日，阿里国王将其王国移交给伊本·沙特，随后跟随其父亲开始流亡生涯。

征服希贾兹后，伊本·沙特被拥护为“纳季德素丹兼希贾兹国王”，其控制下的广阔领土使伊本·沙特不同于停战诸国的其他海湾统治者。英国承认了其地位的变化，于1927年与阿卜杜·阿齐兹国王签署了一项新的协议，承认其完全的独立与主权，且不含有休战诸国所接受的关于对外关系的任何限制。伊本·沙特继续扩张其治下的领土，并于1932年将其王国更名为沙特阿拉伯。

伊本·沙特不仅在阿拉伯半岛绝大多数领土上建立了王权，而且在不受英帝国任何形式干涉的情况下维持了独立地位。在这一方面，他也受益于英国人的一个重大误判：他们不相信在沙特阿拉伯领土内有任何石油。

流亡国外的希贾兹国王侯赛因有理由认为自己被英国人背叛了：英国人非但没有履行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对哈希姆家族的书面承诺，当法国人1920年将他的儿子费萨尔国王逐出叙利亚，沙特人1925年将他的长子阿里国王逐出希贾兹时，也同样袖手旁观。

对英国而言，他们对自己履行对战时盟友承诺的情况也并不完全满意，因而也在寻找某种方式来部分地补偿他们的许诺，尽管做不到完全补偿。正如时任殖民地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1921年6月向下议院所解释的，“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外约旦都强烈倾向于推行我所称的‘谢里夫方案’，埃米尔费萨尔目前正前往前一地区，而后一地区已在埃米尔阿卜杜拉的控制之下”。16通过将侯赛因的儿子扶上英国托管地的王位，丘吉尔希望在某种程度上补偿英国对哈希姆家族未竟承诺的同时，为英国在其阿拉伯领地提供忠诚可靠的统治者。

英国在中东的所有帝国领地中，外约旦被证明是最容易统治的。然而，外约旦这一新国家的开端却并不顺利。外约旦领土面积大致相当于印第安纳州或匈牙利，但人口仅约为35万人，主要由城镇居民、居住在俯瞰约旦河谷的高地上的农村居民以及迁徙于沙漠与荒漠之间的游牧部落民构成。该地区自给自足的经济是以农业和畜牧业产品为基础的，这些产品仅能为一个非常小的国家提供适度的税基。外约旦的政治也相当原始：整个国家分为不同的地区，每一地区有本地的领袖集团，其政治视野是非常地域化的。每年仅15万英镑的英国津贴在这一地区就大有作用。

鉴于其自身条件，英国人起初并未将外约旦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块领土最初是作为巴勒斯坦托管地的一部分被授予英国的，而将外约旦从巴勒斯坦中分离出来的决定成型于1923年，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英国希望将《贝尔福宣言》所承诺的一个犹太民族家园限定在约旦河西岸的土地上；另一方面，英国希望将埃米尔阿卜杜拉的领土野心限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1920年11月，埃米尔阿卜杜拉不请自来地首次进入外约旦地区。他身边围绕着一群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都是来自他兄弟费萨尔在大马士革那个已不复存在的阿拉伯王国的政治难民。阿卜杜拉宣称他将率领阿拉伯志愿军从法国人手中解放叙利亚，恢复其兄弟费萨尔在大马士革的合法王位（阿卜杜拉则觊觎伊拉克的王位）。英国政府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外约旦成为针对法国在叙利亚委任统治的敌对活动的发射台。英国官员急于在事态完全失控之前处理这一情况。

1921年3月，温斯顿·丘吉尔和T.E.劳伦斯邀请埃米尔阿卜杜拉在耶路撒冷举行会谈，从这一刻起他们提升了后者在大英帝国整个中东地区方案中的地位。费萨尔永远不会再返回大马士革，后者已牢牢地被法国人控制；相反，他将成为伊拉克的国王。他们能向阿卜杜拉提供的，最多就是扶植他成为一个全新的外约旦国的首脑。作为一个内陆国（当时外约旦领土尚不包括红海港口亚喀巴），外约旦显然无法满足阿卜杜拉的野心，但丘吉尔提议说如果阿卜杜拉能够在外约旦维持和平，并与法国人建立良好关系，后者在未来的某天可能会邀请他代他们统治大马士革。17尽管成功的希望不大，但阿卜杜拉还是同意了上述提议，“谢里夫方案”在外约旦变为英帝国的现实。

当1921年埃米尔阿卜杜拉在外约旦建立首任政府之时，他大量依赖那些曾在大马士革为其胞弟费萨尔效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英国人和外约旦本地居民同样都厌恶阿卜杜拉的这批随从：英国人将之视为煽动叛乱、惹是生非的破坏分子，他们针对驻叙法国人的袭击让人头疼不已；对外约旦人来说，这些后来组建新政党独立（Istiqlal）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代表着一群外来精英，这些人以本地居民的利益为代价垄断了政府和官僚机构。

独立党人在外约旦最直言不讳的反对者是一位名叫奥代·古苏斯（Awda al-Qusus, 1877—1943）的本地法官。奥代是一名来自外约旦南部城镇卡拉克的基督徒，一战前曾在奥斯曼司法系统中任职。他能说一口熟练的土耳其语，又从卫理公会传教士那里学会了少量英语，曾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到处旅行，与高级政府官员合作。奥代坚信埃米尔阿卜杜拉在组建政府时应当选用像他本人那样真正关心这个新国家福祉的外约旦本地人，他对独立党人最大的反对意见在于后者只关心解放大马士革。古苏斯嘲讽地评论说，独立党宪章第一条就是“为改善叙利亚的状况牺牲外约旦及其人民”。18当然，他在独立党手中所遭受的迫害只会进一步强化这个观点。

古苏斯在其为本地报纸撰写的文章中公开批评独立党人。他指控政府的大臣们腐败，在阿卜杜拉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挪用国库资金。当地的外约旦民众拒绝向一个被视为挥霍本国有限资金的“外来”政府纳税，以此回应法官的批评。1921年6月，外约旦北部村庄的居民宣布罢税，并迅速升级为一场严重的叛乱。英国人被迫动用皇家空军的飞机进行轰炸，以便平息叛乱。

1921年抗税反叛后，埃米尔阿卜杜拉政府和外约旦本地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古苏斯定期与一群从事专业技术职业的城镇居民举行会面，谴责阿卜杜拉政府中的裙带关系和腐败现象。这些外约旦的异议人士就政府管理不善的情况交换意见，公开讨论改革的必要性。当1923年夏阿卜杜拉面临一次大规模的部落叛乱之时，独立党人指控古苏斯和城镇异议人士煽动了叛乱，并催促阿卜杜拉镇压他们的国内反对者。1923年9月6日夜里，警察撞开了奥代·古苏斯法官的家门，将他带走。

之后的7个月里，古苏斯都没能再回家。埃米尔下令剥夺了他的公职，并将其流放至邻近的希贾兹王国（当时还在哈希姆家族的统治之下）。和他一起被流放的还有4位外约旦本地居民：一位军官、一个切尔克斯人、一位穆斯林宗教人士，还有一位名叫穆斯塔法·瓦合比·泰勒（Mustafa Wahbi al-Tall）的农村显贵，泰勒未来将被公认为外约旦的民族诗人。5人被指控组建了一个旨在推翻埃米尔阿卜杜拉的政府并以外约旦本地人取而代之的“秘密社团”。他们还被诬告与阿德旺（Adwan）部落的头领结盟，鼓励后者发动部落叛乱以服务于他们的政变。最终的罪名是叛国罪，这项罪名的严重性也体现在古苏斯及其同伴所遭受的残酷待遇之中。

当这5个人到达安曼火车站、搭上流亡的火车之时，他们还斗志昂扬。诗人穆斯塔法·瓦合比唱着民族主义的歌曲，挑动民众的反抗情绪。“在真主和历史之前，归来！”他大喊道。这几位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将面临的严峻考验。他们到达马安之后，被送进了古堡地下室的一间阴臭潮湿的牢房。马安现为约旦的一座城市，当时只是希贾兹边境地区的一个小镇。此情此景之下，古苏斯也不禁抓住他的警卫大吼道：“你们不怕神的报应吗？这种地方牲口都没法住，何况是人！”

警卫及其长官也感到窘迫，他们知道这些囚犯是一些体面的人，所有的社会和文化规范都要求他们善待委托给他们照料的人。但他们又是军人，不得不服从命令。结果，他们对犯人的态度在显著的善意和极大的残酷之间剧烈摇摆：好的时候，可以为他们寻找干净的床铺，提供茶和伴侣；坏的时候，为让他们在政府编造的罪状上画押不惜动用酷刑。那些下令刑讯逼供的官员当然来自埃米尔阿卜杜拉的外国随从。古苏斯和他的同伴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正式起诉“密谋反对埃米尔阁下的政府，意图通过武装叛变推翻政府”。19随后他们被送进了希贾兹的监狱，先是在亚喀巴，随后是在吉达。

1924年3月，侯赛因国王自称哈里发而宣布大赦，这些流放者才被允许返回祖国。作为根除奥斯曼素丹影响的最后举措，新任土耳其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不久前刚刚宣布废除哈里发制度，已经从希贾兹流亡海外的侯赛因国王迅速为哈希姆家族夺取了这一尊贵的头衔。作为国家重要场合的惯例，释放囚犯也是庆祝活动的一部分。

牢狱的考验终于告一段落，5名犯人作为头等舱贵宾被送上一艘由吉达开往埃及港口苏伊士的汽轮，随后启程前往外约旦。古苏斯向侯赛因国王发了一封电报致谢，并祝贺后者（最终还是未能成功）启用哈里发的称谓。他迅速收到这位流亡君主的回电，后者祝福古苏斯平安、迅速地返回祖国，因为他“正需要像您这样对祖国怀有热爱和忠诚、真正忠于伟大的哈希姆家族的人士”。老国王究竟是语含讥讽，还是温和地劝勉这些政治犯捐弃前嫌，以便在未来表现得更加忠诚呢？事实真相是，古苏斯之前从未对埃米尔阿卜杜拉表示不忠，他反对的仅仅是被埃米尔置于外约旦本地人之上、把持着政府要职的独立党人。

奥代·古苏斯可能不知道，英国殖民当局和他怀有同样的忧虑。古苏斯从希贾兹返回约旦后不久，英国驻安曼常驻代表查尔斯·考克斯（Charles Cox）中校就邀请他来访。考克斯让这位法官解释了自己被捕入狱的原因，表示认同他对埃米尔阿卜杜拉政府的观点。考克斯对他们的会谈做了详细记录，向古苏斯致谢，并亲自将他送出官邸。

1924年8月，考克斯向埃米尔阿卜杜拉转交了一份来自英国驻巴勒斯坦执行高级专员吉尔伯特·克莱顿爵士（Sir Gilbert Clayton）的最后通牒。在这封信中，克莱顿警告阿卜杜拉，英国政府对约旦当局“在财政方面的违规操作、毫无节制的挥霍”以及允许外约旦成为其邻国叙利亚动荡焦点的做法“深感不满”；要求阿卜杜拉以书面的形式承诺对其政府进行改革的6项举措，其中第一项就是在5天之内驱逐独立党的领导人物。20阿卜杜拉根本不敢拒绝，因为为支撑这一最后通牒，英国人已经向安曼派遣了400名骑兵，向北部城镇伊尔比德（Irbid）派遣了300名士兵。担心英国人会像扶植自己上台那样迅速赶自己下台，埃米尔阿卜杜拉签署了这份最后通牒。

在这次对抗之后，埃米尔阿卜杜拉驱逐了“不想要的”独立党人，改革了政府财政，吸收外约旦本地人进入其行政机构。奥代·古苏斯重新进入外约旦司法机构中任职，1931年升至总检察长的职位。一旦决定与外约旦的精英共命运，埃米尔阿卜杜拉很快便取得了民众的支持和忠诚。直到1946年独立，外约旦一直是保持和平、稳定的殖民地典范，对英国纳税人的负担也极其轻微。

尽管外约旦是英国中东领地中最易管理的国家，但在一段时期内伊拉克才被视为最成功的托管地。1921年费萨尔国王被扶植上台，1924年选举产生了制宪会议，一份调控英、伊两国关系的条约也在同年晚些时候得到批准。至1930年，英国在伊拉克已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立宪制君主政体，其作为托管国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两国重新商谈了一项新协议，也为伊拉克在1932年的独立铺平了道路。国联承认了伊拉克的独立，并批准这一新国家加入其行列，伊拉克也成为在国联26年历史中转变为正式成员国的唯一一个被托管国。至此，伊拉克成为英法统治下所有其他阿拉伯国家羡慕的对象，其成就也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者奋斗的目标：独立地位以及国联成员国身份。

在英国引领年轻的伊拉克王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这一成功的表象之后，隐藏着一番截然不同的现实。很多伊拉克人从未接受英国在他们国家的地位，他们的反抗并未随1920年起义失败而结束，而是继续困扰着英国在伊拉克的计划，直至委任统治结束。尽管费萨尔在很多方面是一位受欢迎的国王，但对英国人的依赖削弱了他本人在国内的地位。伊拉克民族主义者越来越多地将费萨尔视为英国影响的延伸，在谴责其殖民主义主人的同时，也对国王提出严厉的批评。

1921年6月费萨尔抵达伊拉克后，英国人开始全力将他们的候选人扶植上王位。一些本地竞争者也想加入竞选，但都遭遇了英国人的强硬抵制。一位觊觎王位的巴士拉名流赛义德塔里卜·纳基卜（Sayyid Talib al-Naqib）仅仅与英国高级专员的妻子考克斯女士共进了一杯茶，在回家的路上就遭到逮捕，随后被流放至锡兰。高级专员珀西·考克斯爵士（Sir Percy Cox）及其属下为费萨尔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巡游，以便后者能在关于伊拉克王位候选人的全国公投之前，走访伊拉克全国的城镇和部落。据各方面的记述，费萨尔很成功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遍访全国各地，会见国内各社群代表并赢取了他们的忠诚。即便没有英国的干预，也许他也能赢得大多数伊拉克人的支持进而成为他们的国王，但英国人却做得滴水不漏。英国驻巴格达的东方秘书格特鲁德·贝尔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她“再也不会参与创立国王的事情了，因为这种事实在费心劳神”。21

1921年8月23日，费萨尔被加冕为伊拉克国王。考虑到巴格达夏日惊人的酷热，加冕仪式被订在一大清早最凉爽的时间举行。超过1500名客人受邀参加加冕典礼。一位来自摩苏尔的显贵苏莱曼·法伊迪（Sulayman al-Faydi）描绘了加冕典礼的“巨大排场……上千名客人参加观礼，通往大典的路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的民众”。22费萨尔站在礼台中央，两侧围绕着英国高级专员和伊拉克内阁成员。内阁秘书起身宣读了高级专员珀西爵士关于公投结果的声明，费萨尔以96%的得票率当选国王。在场的嘉宾以及显要人物一齐起身向费萨尔国王致敬，同时伴随着《天佑女王》的旋律，伊拉克国旗被缓缓升起。当时，伊拉克人尚未谱写好自己的国歌。23英国国歌的旋律也仅能强化费萨尔是英国人选择的国王这样一种信念，而他确实也是如此。

费萨尔和他属下臣民的蜜月期是短暂的。大多数伊拉克人相信费萨尔是一位民族主义者，期待着他领导国家摆脱英国统治。但他们很快就失望了。费萨尔加冕之际，还是巴格达一座什叶派神学院学生的穆罕默德·马赫迪·古拜（Muhammad Mahdi Kubba），在其回忆录中捕捉到了当时民众的心情。他解释说，英国人“收买了埃米尔费萨尔，将他扶植为伊拉克国王，然后责成他来执行他们的政策。最初，伊拉克人欢迎费萨尔的登基并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作为政府首脑能为国家独立和主权开辟一个新的时代”。的确，一些重要显贵是以费萨尔维护伊拉克的主权和独立为条件，才向后者宣誓效忠的。一位有影响力的宗教学者、同时身兼古拜所在的巴格达神学院的阿亚图拉马赫迪·赫里希（Mahdi al-Khalisi），正是这样一位心存疑虑者古拜所在的巴格达神学院院长的阿亚图拉。在学校为欢迎费萨尔国王而举行的集会上，古拜亲眼见证了赫里希对国王的效忠承诺：“赫里希为国王祷告……然后拉住他的手说道：‘我们效忠于您，伊拉克的国王，只要您公正地进行统治、政府保持宪政议会制度，并且不将伊拉克卷入任何外国承诺。’”24费萨尔国王承诺说将尽力而为，表示他来到伊拉克就是为了服务于伊拉克人民。费萨尔完全清楚他不可能在独立于英国的情况下统治伊拉克：正如国联所规定的那样，他必须在英国的监护下进行统治，直至后者认为时机成熟从而承认伊拉克独立。此外，作为一名外来者，他在伊拉克的盟友仅限于在阿拉伯大起义以及短命的叙利亚王国期间一直追随于他的少数几名军官。因此，在成功巩固自己的位置之前，为了能生存下去，费萨尔尚需要英国的支持。对费萨尔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英国的依赖削弱了伊拉克民族主义者对他的支持；反讽的是，这种依赖也削弱了他赢取本国人民忠诚的能力，直到1933年他去世为止。

费萨尔的困境在1922年开始显露出来。当时英国起草了一份协议来限定其在伊拉克的地位。这份《英伊协议》丝毫不掩饰英国在经济、外交、法律领域对（伊拉克）哈希姆王国的主导地位。协议规定：“伊拉克国王同意在本协议规定的期限内，接受英王政府通过其高级专员在一切涉及国际问题、财政义务及英王政府利益的重要议题方面所提出的建议。”25最能揭示英国人意图的是协议的期限——20年，在那之后将回顾协议的履行情况，根据“签订协议各方”的观点决定协议是否延长或终止。这套方案显然旨在寻求英国长期殖民统治，而非伊拉克独立。

协议草案在伊拉克国内遭到广泛谴责。甚至费萨尔国王本人也谨慎地鼓励人们反对该协议，一方面是因为协议对他作为国王的权力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确保他本人远离英国的帝国政策。一些政府大臣则辞职以示抗议。内阁不愿为这样一份有争议的文件承担责任，坚持要求召开一次立宪会议来批准该协议。英国人同意举行选举，但同样希望保证选举产生的议会能顺利批准他们的协议。民族主义政治家认识到立宪会议只能成为批准这项维持英国长期控制的协议的橡皮图章，因而既反对协议，又反对选举。

费萨尔的公信力因协议危机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在另一次神学院学生和教师的集会上，阿亚图拉赫里希（Ayatollah al-Khalisi）表示：“我们对费萨尔当选伊拉克国王宣誓效忠是有条件的。”阿亚图拉拖长了声音强调：“但他并没有满足这些条件，因此，我们或者伊拉克人民也不再对他负有忠诚的义务。”赫里希与民族主义反对派站在了一起，开始发布“法特瓦”（伊斯兰司法判例），宣布协议无效，并禁止所有人参与立宪议会选举，声称参与选举“等同于一种反宗教的行为，是协助不信道者统治穆斯林的一个步骤”。26宗教人士与世俗的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共同组织了一场针对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的抵制运动。

最终，英国人被迫诉诸武力来强加他们的协议：英国当局宣布禁止一切示威活动，赫里希及其反对派领袖遭到逮捕和流放，政府出动皇家空军轰炸了幼发拉底河中游举行抗议活动的部落民起义者。反对派得到压制后，英国当局继续举行选举。尽管有法特瓦和民族主义者的抵制，选举仍然顺利进行。1924年3月，立宪会议正式召开以讨论批准协议的议题。

1924年3—10月，立宪会议多次举行，并就协议条款展开热烈的讨论。最终，协议以微弱的优势得到批准。尽管在伊拉克民众中仍然非常不得人心，但这一协议确实推动了一系列重要的进展：议会批准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和一部选举法，从而为国内的君主立宪制和多党制民主奠定了基础。然而，英国人确保协议通过的方式，使得立宪议会制政府的机构蒙上了与帝国主子共谋的污点，最终将削弱伊拉克的民主。在伊拉克民族主义者看来，新国家并非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是一个将伊拉克人置于英国统治之下的制度工具。

假如英国人认为《英伊协议》通过后一切就会运转顺利，他们就要大失所望了。实际上，2003年英、美两国的战争策划者本来可以从20世纪20年代英国人的经验中吸取很多相关教训的。

在这个由三个差异巨大的奥斯曼行省合并而成的全新伊拉克国家中，不同地区和社群间的裂痕很快浮现出来。问题立即反映在组建作为独立主权国家核心机构之一的国民军队的过程中。费萨尔国王身边围绕的是一些自阿拉伯大起义时期就在他身边效力的军人，这些人热切地期望在伊拉克建立一支军队，通过国民军役服务将库尔德人、逊尼派、什叶派团结在一起。然而，面对什叶派和库尔德社群的积极反对，这个计划很快便告搁浅。这两个社群反对强制兵役制，正如他们反对在其看来给予阿拉伯逊尼派少数群体超出其人口比例权力的任何政府倡议。

尤其是库尔德人，他们对伊拉克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国家认同构成一个特殊挑战。与（阿拉伯）逊尼派和什叶派不同，库尔德人在族裔层面并非阿拉伯人，他们不满于政府将伊拉克塑造为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努力，认为这一做法否认了库尔德人的独立族裔认同。一些库尔德人并不抵制政府所声称的阿拉伯属性，但同时将此作为要求在库尔德人占绝对多数的伊拉克北部地区实现更大自治权的一个借口。

某些时候，唯一能将伊拉克民众团结在一起的就是他们对英国人存在的反对。费萨尔国王已经对其臣民感到绝望。1933年去世前，这位伊拉克首任国王在一封绝密备忘录中评论道：“我要满怀悲痛地承认，至今为止还没有什么伊拉克人民，只有无法想象的人群的集合；这些人没有任何爱国理想，却被灌输了宗教传统和荒谬的观念；没有任何共同的联系纽带，听信谗言，倾向混乱，随时准备起来反抗一切形式的政府。”27

对英国人来说，维护伊拉克国内秩序的代价很快就超过了维持英国委任统治的利益。1930年，英国重估了他们在伊拉克的地位：通过1928年《红线协议》，他们已然确保了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利益，该协议赋予英国在土耳其（伊拉克）石油公司47.5%的股份，而法、美两国分别只获得23.75%；他们已在伊拉克建立起一个友好而软弱的政府，在一位“可靠的”国王领导之下，来保护英国的利益。驻伊英国官员越来越确信通过协议而非继续直接统治，他们能更好地确保其战略利益。

1930年6月，英、伊政府签署了一项新协议以取代争议重重的1922年《英伊协议》。这一新协议规定：英国大使将在外国驻伊代表中享有首要地位；皇家空军将保留在伊拉克的两个空军基地；英国部队也将保留在伊拉克的过境权；伊拉克军方在训练和武器弹药补给方面，则将继续依赖英国。尽管仍然不是完全的独立，但该协议已经足以确保伊拉克加入国联。新协议同样满足了伊拉克民族主义者的一个主要要求，后者希望将协议作为实现独立的第一步。

1930年《特惠同盟协议》批准后，英国人和伊拉克人一致同意终止委任统治状态。1932年10月3日，伊拉克加入国联，被认可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然而，这仍是一种模糊的独立状态，因为英国文职和军事官员继续享有的广泛影响，与真正意义上的主权独立并不相容。英国的这种非正式控制也将削弱哈希姆王朝的合法性，直至该王朝在1958年被最终推翻。

埃及民族主义者满怀艳羡地关注着伊拉克人取得的成就。尽管1930年《英伊协议》与1922年《英埃协议》（承认了埃及名义上的独立地位）并无本质差异，但伊拉克人已经确保英国提名其加入国联，那一仅对独立国家开放的俱乐部。这一成就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者衡量自身成功的标准。作为拥有最悠久民族主义运动传统的阿拉伯国家，埃及本应该成为领导（阿拉伯世界）摆脱欧洲殖民统治、实现独立的领路人，或者说，至少埃及政治精英是这样认为的。整个20世纪30年代，埃及最重要的民族主义政党华夫脱党面临着摆脱英国统治、实现独立这一来自民众不断增长的压力。

两次大战之间，埃及达到了阿拉伯世界现代历史上多党制民主所能达到的最完善的程度：1923年宪法将政治多元主义、两院制立法机构的定期选举、男性普选权、新闻自由等制度引入了埃及，多个新政党出现在政治舞台上，选举吸引了大量民众参与投票，记者在工作中享有相当的自由。

然而，人们记住这个自由的时代更多的是因为其分裂的派系主义，而不是作为埃及政治的黄金时代。三个独立的权力集团在埃及争夺主导地位：英国人、国王以及通过议会行事的华夫脱党。三方之间的对抗与争夺对埃及政治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为保护其王权免遭议会的监督，福阿德国王（King Fuad，1917—1936年在位）对民族主义的华夫脱党的敌意甚至超过了对英国人；华夫脱党则在反对英国人以争取独立与提升议会权力以制衡国王之间摇摆不定；英国人在华夫脱党当政时就联合国王削弱华夫脱党，在华夫脱党失势时则联合议会削弱国王。埃及政治精英则是一个暴躁易怒的群体，其内部争斗常常被国王和英国人所利用。在这种情况下，埃及在脱离英国赢得独立方面始终进展缓慢就不足为奇了。

1924年，埃及人历史上第一次参加投票。1919年民族主义运动的英雄萨阿德·扎格卢勒（1859—1927）所领导的华夫脱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赢得了众议院所有席位中的90%。福阿德国王提名扎格卢勒为首相并邀请他组阁，后者于1924年3月正式就职。受到选举结果中所体现的民众支持的鼓舞，扎格卢勒立即与英国人就埃及的完全独立展开谈判，而完全独立地位仅受1922年协议中四个“保留要点”的限制：英国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英国在埃及驻军的权利；保留外国司法特权，即所谓治外法权；以及英国在苏丹的主导地位。

苏丹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19世纪20年代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埃及人首次征服苏丹。被马赫迪起义（1881—1885）驱逐出苏丹领土后，埃及人联合英国人在19世纪90年代末再次征服苏丹。1899年，克罗默勋爵（Lord Cromer）设计了一种被称为“共治”的殖民主义新形式，从而允许英国在埃及人的协助下将苏丹纳入其殖民帝国。自那时起，英国和埃及就宣称苏丹事实上为自己所有。埃及民族主义者拒绝英国人在1922年协议中宣称的对苏丹的绝对决定权，要求维护“尼罗河谷的统一”。与四个“保留要点”中的其他议题相比，苏丹议题在埃及人和英国人之间引发了最严重的紧张关系。

这种紧张关系最终在1924年11月19日酿成暴力行为：在英-埃联属苏丹总督李·斯塔克爵士（Sir Lee Stack）开车经过开罗市区时，一伙埃及民族主义者射杀了他。震惊之余，英国政府将这一暗杀事件作为确保其在苏丹目标的借口：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艾伦比勋爵（Lord Allenby）向埃及首相扎格卢勒递交了一份惩罚性的七点通牒，其中就包括对苏丹现状的调整。但扎格卢勒拒绝接受英国对苏丹的要求（撤出所有埃及士兵，允许尼罗河水用于一个英国农业项目的灌溉），艾伦比便命令苏丹政府无视埃及首相的反对而强制执行英国的要求。扎格卢勒已无法维持其在国内的地位，最终于11月24日递交了辞呈。福阿德国王任命一位保皇党人组阁，解散议会，从而有效地将华夫脱党中的民族主义者边缘化。看着英国人和国王以华夫脱党为牺牲品各自提升其权力，扎格卢勒曾做出如下的著名评论：“那几发射出的子弹瞄准的不是李·斯塔克爵士的胸膛，而是我的。”28事实上，扎格卢勒之后再未掌权，最终于1927年8月23日去世，享年68岁。扎格卢勒将被一些次要人物取代，他们的派系斗争和内斗也将削弱公众对其政治领袖的信心。

如果说华夫脱党的萨阿德·扎格卢勒是埃及自由时代的英雄，那么伊斯玛仪·西德基（Ismail Sidqi）就是同一时代的大反派。西德基是1919年赴巴黎和会的华夫脱代表团成员之一，返回埃及后却与扎格卢勒吵翻，最终被开除出党。他是授予埃及有限独立地位的1922年协议的主要起草者之一，扎格卢勒则一直坚决反对这一协议。西德基越是失去扎格卢勒的恩宠，就越是受到福阿德国王的尊敬。1930年，西德基和国王因一个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即摧毁新领袖穆斯塔法·纳哈斯（Mustafa al-Nahhas）领导下的华夫脱党。

在1929年一场摧枯拉朽式的选举胜利后，华夫脱党于1930年1月再次执政，在前一年的选举中，这个民族主义政党赢得了全部235个议席中的212个。国王邀请纳哈斯组阁，基于在选举中被授予的权力，纳哈斯开始与英国外交大臣亚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就埃及独立的遥远梦想展开新一轮谈判。3月31日至5月8日，埃、英双方进行了广泛会谈，但双方在苏丹问题上陷入死结：英国坚持将关于埃及独立的讨论与苏丹的未来分离，埃及人则拒绝放弃苏丹版图的独立。英、埃谈判的失败为华夫脱党的政敌——国王和敌对政党呼吁重新组阁提供了一个机会。1930年6月，纳哈斯政府递交了辞呈。

1930年夏，国王和英国人达成了一致：政府必须置于“一双安全的手”的管理之下。西德基就是那位明显的候选人。

国王的侍从在西德基位于开罗的绅士俱乐部拜访了他，以试探他是否有意愿组建一个少数内阁。“我为国王陛下对我的信任感到万分荣幸，”西德基回答说，“但如果他真的要在这个关键时刻任命我，我希望告知国王陛下，我的政策将从零开始，我将根据我对宪法以及政府稳定需要的理解来重组议会生活。”29

西德基的答复进一步加深了国王对他的欣赏。西德基已然公开表达过对自由民主的敌意，谴责“1923年宪法所赋予的议会独裁，尤其表现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他希望将政府从宪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而与国王合作通过法令进行统治。国王派他的侍从通知西德基，说“对他的政策非常满意”，愿意邀请他组阁。

1930年6月，西德基首次执掌政府，就借助独揽3个大臣职位的方式巩固其对政府的控制——除了首相一职，他还控制了财政部和内政部。福阿德国王和西德基共同合作，最终解散了议会，推迟了选举，并起草了一份授予国王更大权力的新宪法。在之后的3年内，埃及的议会民主被推翻，国家受皇家敕令的统治。

西德基丝毫不掩饰其强人政治倾向以及他对民主程序的蔑视。他在回忆录中透露道，1930年6月底，“我必然会解散议会，以便启动我所计划的重组进程”。当纳哈斯及其同事为抗议议会被暂停而号召民众示威时，西德基毫不犹豫地镇压了这场运动，并在采取行动前解释说：“我不会等到反对派的运动发展为一场内战。”他派遣军队驱散了示威队伍，暴力冲突接踵而至——在皇家敕令宣布终止议会活动后的3天内，仅在亚历山大就有25名示威者被杀，近400人受伤。西德基带着杂耍剧中留着弯翘胡子的反派人物的做派，继续说道：“不幸的是，在开罗、亚历山大和一些农村城镇发生了令人心痛的事件。政府别无选择不得不维护秩序，阻止闹事者扰乱公共秩序、违反法律。”30英国人同时警告了首相西德基和民族主义领袖纳哈斯，但并未介入这样一场可能使埃及人偏离追求英国人统治下更大自由的斗争。

西德基论证其政治哲学合法性的理由是，在经济困难时期领导人不可能仅通过和平与命令就能实现繁荣进步。1929年经济崩溃触发了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对埃及经济已然造成冲击。面对经济破坏，西德基将华夫脱党及其倡导的大众政治视为对公共秩序的巨大威胁。1930年10月，西德基引入一部新宪法，在削弱华夫脱党的同时强化了国王的权力：新宪法将议席数量由235个减少至150个；将国王提名的参议员比例由40%提升至60%，仅留少数席位由公众选举产生，从而加强了国王对上议院的控制；新宪法还限制了普选权，用一个更复杂的两阶段选举程序代替了之前的直选制，其中提高了第一轮选举投票人的年龄要求，对第二轮选举投票人的财产资格和教育水平又做出了限制。这些措施显然旨在削弱普通民众在投票中的影响力（华夫脱党依赖的主要支持来源），将选举权威集中在有产精英手中。鉴于议会会期由6个月缩短至5个月，立法机构的权力遭到削弱，国王推迟法案的权力则得到拓展。

新宪法带有如此明显的强人统治色彩，以至于遭到各个政治派别的政治家以及普通民众的一致反对。媒体对西德基和1930年宪法提出批评时，西德基则干脆取缔了这些报纸，逮捕了相关记者，甚至那些最初支持西德基的人也发现其报纸遭到查封。记者们则以印刷地下传单的方式予以还击，这些传单对西德基的威权政府及其威权宪法进行了猛烈攻击。

1931年，随着新宪法条文所规定的议会选举的临近，西德基也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尽管这位政治独行侠过去一直规避政党隶属身份，但西德基深知他需要一个政党的支撑来确保议会多数。他将新政党命名为人民党——这种颠倒黑白的命名方式简直可以媲美乔治·奥威尔的《1984》了！西德基从自由宪政党以及王室自身的团结党中吸收了一些有野心的叛逃者，他们都来自精英，而不是人民。该党的纲领许诺“支持宪政秩序”“维护人民的主权”，并拥护“国王的权力”（福阿德国王确实慧眼独具），为反对派媒体中的讽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31由于华夫脱党和自由宪政党都宣布抵制1931年5月的议会选举，西德基的人民党取得了绝对多数席位。他的威权改革距离成功似乎已近在咫尺。

但西德基最终还是失败了。他的威权改革激起了真正的“人民党”——华夫脱党以及其他主要政党的反对。媒体也拒绝保持沉默，持续发动猛烈攻击，挑动民众反对西德基政府。随着民众对西德基政府的批评声音日益尖锐，埃及国内安全局势也开始恶化。过去，西德基一直以保证法律和秩序来论证其威权统治的合法性。面对逐渐失控的局势，英国人开始向国王施压迫使他组建新政府，以便恢复民众的信任、遏制政治暴力。西德基的革命已然熄火，现在就要彻底失败了。1933年9月，国王解除了西德基的首相职务。后者虽然下台但并没有出局，直至1950年去世前一直都是埃及国内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

福阿德国王曾短暂地尝试进行直接统治：他废除了西德基的1930年宪法，但却没有恢复更早的1923年宪法，而是代之以国王敕令；解散了1931年民选议会，却没有举行新的选举。国王在一个未明确说明的过渡期内总揽了埃及国内一切权力。无须说明，这些措施在恢复民众对埃及政府信任方面也不会更加成功，不久福阿德国王就面临英国人和华夫脱党要求恢复1923年宪法、筹备新选举的压力。1935年12月12日，福阿德国王最终妥协，宣布恢复1923年宪法。

1936年，英国人、王室、华夫脱党之间的僵局最终被打破。同年4月，福阿德国王去世，他英俊的儿子法鲁克（Faruq）继位。5月，议会选举如期举行，华夫脱党再次赢得了议会多数。华夫脱党重新掌权和法鲁克国王的加冕这两个最新的事态发展，在民众中激起了强烈的乐观情绪，仿佛一场“开罗之春”。与之相应的是，英国人对重启两国关系的谈判又重新持开放态度：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崛起，以及1935年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使得确保埃及对英国地位的认可再次成为一个迫切的议题；德国和意大利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宣传，在埃及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青年埃及党等极端民族主义政党甚至公开拥护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

为对抗上述威胁，1936年3月英国高级专员迈尔斯·兰普森爵士（Sir Miles Lampson）在开罗开启了新一轮谈判。最终，一个囊括埃及所有政党的代表团与英国政府达成一项新协议，并于1936年8月正式签署生效。这项新的《特惠同盟协议》扩展了埃及的主权和独立范围，尽管与伊拉克的协议类似，该文件也保证了英国享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特殊地位，且有权保留其军事基地。协议同样将苏丹置于英国控制之下。但这些收获已足以确保埃及于1937年，即伊拉克加入5年之后，加入国联，进而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中唯一加入这一国际组织的国家。然而，协议中的种种妥协以及长达20年的期限，实际上也将埃及人实现完全独立的梦想排除在政治视野之外。

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使得很多埃及人对自由民主体制下的政党政治彻底感到幻灭。尽管埃及人拒绝了西德基的威权统治，但他们对华夫脱党取得的成果也从未感到满意。1922年扎格卢勒就曾承诺使埃及摆脱英国人的统治，1936年纳哈斯又做出了同样的许诺，但这一遥遥无期的独立承诺却还要等一代人的时间才最终得以实现。

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为正式确立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地位，国联发布了一份委托文件，将《贝尔福宣言》的条款写入了其序言部分。与战后其他的托管地不同，英国人在巴勒斯坦既要在本地居民中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国家，同时又要为全世界的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而对其他托管地而言，相关大国仅被责成在一个新兴国家中建立自治的机制。

《贝尔福宣言》是一个导向社群冲突的方案。鉴于巴勒斯坦极为有限的资源，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同时又不损害本地非犹太居民的民事和宗教权利，这样的想法根本就不切实际。委任统治不可避免地催生了两种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一边是高度组织化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另一边则是在英国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殖民主义双重威胁下新生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巴勒斯坦将成为英帝国在中东最惨痛的失败，而这一失败也将使整个中东地区陷入冲突与暴力，直至今日。

巴勒斯坦是古老土地上的一个新国家，由几个奥斯曼行省的土地拼凑而成，仅仅是为了帝国的方便。起初设计的巴勒斯坦托管国横跨约旦河，由地中海经由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广阔荒漠地区，直至伊拉克边界。1923年，约旦河以东的地区被正式从巴勒斯坦托管国中分离出来，在埃米尔阿卜杜拉的统治下构成了独立的外约旦国。同年，英国人还将戈兰高地的一部分割让给了法国委任统治下的叙利亚。至此，巴勒斯坦已经缩小为一个领土面积不及比利时、大体与马里兰州相当的国家。

1923年时，巴勒斯坦的人口构成已经相当多元。巴勒斯坦是基督徒、穆斯林、犹太教徒的共同圣地，数个世纪以来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朝圣者。1882年起，一波新的来访者开始到来，但他们并非朝圣者，而是定居者。受迫于亚历山大三世统治之下沙皇俄国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同时受到一种新的强大意识形态——犹太复国主义的吸引，数千名来自东欧和俄国的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寻求避难。他们进入的这个社会中，穆斯林是占总人口85%的多数群体，而基督徒是约占总人口9%的少数群体。此外，还有一个本地犹太社群：1882年，原住的“伊休夫”（Yishuv，巴勒斯坦犹太社群的称谓）不超过本地人口的3%，居住在4个犹太教教育的中心城镇，即耶路撒冷、希伯伦、太巴列和萨法德。32

一战前，犹太定居者在两波不同的移民潮期间到达巴勒斯坦。第一次阿利亚，即犹太移民潮，在1882—1903年期间进入巴勒斯坦，使得本地伊休夫的规模翻倍，由2.4万人增至5万人。第二次阿利亚期间（1904—1914），犹太社群扩大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至1914年巴勒斯坦犹太人总数据估计已达8.5万。33

1882年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日益关切地注视着犹太移民的增长。19世纪90年代，阿拉伯媒体开始谴责犹太复国主义；20世纪最初几年，重要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则公开批评这一运动。1909年，一项旨在停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的法案起草完毕。1911年，奥斯曼议会两次讨论关于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议题，但最终未能通过任何法案。34

1917年《贝尔福宣言》发布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成为英国的官方政策，阿拉伯人的这种担忧也进一步加剧。金-克瑞恩委员会在1919年6月深入走访巴勒斯坦各地期间，迅速被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请愿书淹没。“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情绪在巴勒斯坦尤其强烈，”代表团成员在其报告中写道，“全部260封请愿书中有222封（85.3%）都宣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计划。这是该地区就一个议题的表态所达到的最高比例。”

来自巴勒斯坦的信号是明确的：本地的阿拉伯居民多年来一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运动，也绝不接受英国人在其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的承诺。然而，英国和国际社会对这一信号却置若罔闻，仍然在未咨询或考虑民众意愿的情况下就决定了巴勒斯坦的未来。和平手段既已失败，绝望的民众很快转向暴力。

自委任统治伊始，犹太移民和土地收购行为就在巴勒斯坦激起了越来越严重的紧张局势。阿拉伯民众既反对英国统治，又反对在他们中间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的设想，因而将犹太社群的扩张视为对其政治诉求的直接威胁。此外，犹太人的土地收购行为不可避免地导致阿拉伯农民被赶出其作为佃农世代耕种的土地。

1919—1921年，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陡然增速，其间超过1.85万名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涌入巴勒斯坦。1920年在耶路撒冷，1921年在雅法，相继爆发大规模骚乱，造成95名犹太人、64名阿拉伯人死亡，数百人受伤。1922—1929年，大约7万名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抵达巴勒斯坦。同一时期，犹太民族基金会在巴勒斯坦北部的耶斯列谷地（Jezreel Valley）购买了24万公顷土地。大规模的移民加上土地收购成为下一轮暴力的导火索：1929年，耶路撒冷、希伯伦、萨法德、雅法等地区再次爆发大规模暴力冲突，造成133名犹太人、116名阿拉伯人死亡。35

每次暴力事件之后，英国当局的调查都会出台旨在缓解巴勒斯坦多数人口恐慌情绪的新政策。1922年7月即第一波骚乱之后，温斯顿·丘吉尔发布了一份白皮书，试图安抚阿拉伯人的担忧，即巴勒斯坦将变成“犹太人的，一如英格兰是英格兰人的”。他强调《贝尔福宣言》的条款并未“考虑将巴勒斯坦整体转变为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而是认为这样一个民族家园应当建在巴勒斯坦”。36与之相似，1929年严重的骚乱也导致了一批新的报告和建议：1930年《肖报告》（Shaw Report）将犹太移民和土地收购视为巴勒斯坦局势动荡的首要原因，呼吁限制犹太移民以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随后于1930年10月发布的《帕斯菲尔德白皮书》同样呼吁限制犹太人移民和土地购买。

每当英国政府发布一份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诉求持同情立场的白皮书，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就开始对伦敦与耶路撒冷的权力部门进行游说，以便推翻这些对其目标不利的政策。通过向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的少数派政府施压，犹太复国主义者成功地迫使前者否认了《帕斯菲尔德白皮书》。哈伊姆·魏茨曼及其顾问几乎为麦克唐纳起草了这封签署于1931年2月13日的信函。在这封信函中，麦克唐纳肯定英国政府“不会制定或考虑任何暂停或禁止犹太人移民的政策”，也不会阻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获得土地。麦克唐纳的信函彻底打破了阿拉伯人改善其现状的愿望，因而也被阿拉伯人称为“黑色信函”（与白皮书相对）。

此时，一个恶性循环已将巴勒斯坦拖入持续暴力的泥潭：不断增加的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和土地收购激起了社群冲突，迫使英国尝试对犹太民族家园加以限制，随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又通过政治手段推翻这些限制。只要这一进程持续如故，在巴勒斯坦建立自治政府机构就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巴勒斯坦人不希望将英国委任统治及其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承诺合法化；英国人不愿将比例代表权授予敌视其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多数人口，更不用说自治权；犹太复国主义者则全力迎合委任统治中能够推进其民族目标的每一个方面。每一轮暴力之后，困难都进一步加剧。

领导权的分裂进一步加深了巴勒斯坦阿拉伯社群所面临的困境。耶路撒冷的两大领袖家族——侯赛尼家族和纳沙什比家族，围绕巴勒斯坦阿拉伯政治的主导权展开激烈争夺。英国人从一开始就充分利用两大家族之间的裂痕。1920年，巴勒斯坦的显贵代表建立了由穆萨·卡齐姆·侯赛尼（Musa Kazim al-Husayni）领导的“阿拉伯执行机构”，以便向英国当局呈递其要求；第二个代表机构“最高穆斯林委员会”则在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哈吉艾敏·侯赛尼（Hajj Amin al-Husayni）的领导之下。纳沙什比家族则坚决抵制上述侯赛尼家族主导的机构，尝试与英国人进行直接接触。鉴于领导权分裂的局面，巴勒斯坦人在与英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关系中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

至1929年，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领导层的缺陷鼓励一批新的角色登上民族政治的舞台。与1919年的埃及相似，民族主义为（巴勒斯坦）妇女首次参与公共生活开启了一扇窗口。精英阶层妇女受到胡达·沙拉维和华夫脱党妇女协会的启发，为回应当年发生的大规模骚乱，于1929年10月在耶路撒冷召开了第一次阿拉伯妇女大会。来自巴勒斯坦穆斯林和基督徒社群的200名妇女参加了大会，并在会议期间通过了三项决议：第一，呼吁废除《贝尔福宣言》；第二，强调巴勒斯坦人组建民族政府的权利，所有社群根据人口比例获得代表权；第三，发展巴勒斯坦民族工业。“大会呼吁每个阿拉伯人在与犹太人的经济来往中，除土地外一概不买，除土地外无所不卖。”37

随后，与会代表开始与传统决裂。巴勒斯坦社会不赞成妇女在公共场所同男性来往，而她们则反其道而行之，决定拜访英国高级专员约翰·钱瑟勒爵士（Sir John Chancellor），以便递交上述决议。钱瑟勒接见了代表团，承诺将她们的意见传达给伦敦，以便供政府负责巴勒斯坦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参考。与钱瑟勒的会谈结束后，代表团返回仍在进行的大会现场，并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进一步偏离了妇女端庄得体的公认标准。示威活动转变为120辆车的游行，车队从大马士革门出发，途经耶路撒冷的主要街道，向城中的外国领事馆散发她们的决议。

大会结束后，代表们创立了具有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双重目标的阿拉伯妇女协会，致力于“支持阿拉伯妇女改善其地位的努力，帮助贫困人口，鼓励并推动阿拉伯民族事业”。协会专门募集资金，帮助那些在反英和反犹太复国主义袭击中遭逮捕或处决的巴勒斯坦人的家庭。她们不断向高级专员发出请愿书和备忘录，要求宽大处理政治犯，抗议犹太人购买武器的行为，谴责英国当局迟迟无法与“阿拉伯执行机构”的领导层达成政治协议，她们与后者之间常有着密切的婚姻和家庭纽带联系。

阿拉伯妇女协会成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政治与英国乡绅中上层女性文化的一种奇妙混合体。协会成员以她们丈夫的名字相互称呼，如卡齐姆·侯赛尼帕夏夫人、奥尼·阿卜杜·哈迪夫人等。她们通常在下午茶的时间会面并商讨大计。与1919年的埃及相似，妇女参与民族运动同样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些受过良好教育、口才雄辩的女性为新生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增添了一股有力的呼声。在1933年该协会的第二次公开示威活动中，奥尼·阿卜杜·哈迪夫人就曾这样斥责艾伦比勋爵：“阿拉伯女性在过去15年内已经见识了英国人是如何违背对她们的诺言，分裂她们的国家，并向巴勒斯坦人民强加一项政策。通过允许来自全世界的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该政策最终将导致阿拉伯人的覆灭，并被犹太人取代。”38她的信息是明确的：整个巴勒斯坦民族，不只是男性，都认定英国应为其委任统治政策负责。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精英确实以能言善辩著称，但夸夸其谈却解决不了问题。尽管他们发表了激烈的民族主义言论，并与英国当局多次谈判，但犹太复国主义移民仍在飞速进行，英国人也未表现出给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独立地位的任何迹象。《帕斯菲尔德白皮书》颁布后，犹太复国主义移民的速度在1929—1931年间减缓至每年5000—6000人。然而，随着1931年麦克唐纳信函对英国政府政策的反转，以及纳粹在德国的上台，一波新的大规模犹太移民开始涌入巴勒斯坦：1932年，约1万名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1933年超过了3万人；1934年超过了4.2万人；移民高潮出现在1935年，当年近6.2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

1922—1935年间，犹太人占巴勒斯坦总人口的比重由9%猛增至27%。39犹太人的土地收购已然使得大量巴勒斯坦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早在几年之前，《帕斯菲尔德白皮书》就已指出了这一问题，而当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仅为1935年规模的一半。完全由城市精英所垄断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导层的失败恶果，却直接落在了农村贫困人口的肩头。

1935年，有一个人决定将巴勒斯坦农民群体的愤怒导向武装反叛。在这一过程中，他提供了点燃巴勒斯坦这个火药桶的最初火花。

伊兹丁·卡萨姆（Izz al-Din al-Qassam）出生在叙利亚，20世纪20年代为逃避法国委任统治来到巴勒斯坦寻求避难。卡萨姆是一位穆斯林宗教学者，后来成为海法港北部面向普通大众的独立清真寺的一名布道者。同时，他还担任一个民族主义、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青年穆斯林协会”的领导人。谢赫卡萨姆利用讲经台鼓动对英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反抗，其人气也因此在那些受犹太移民影响最直接的巴勒斯坦贫苦人群之中迅速飙升，他们将卡萨姆而非分裂且低效的城市显贵集团视为其领导人。

1931年麦克唐纳“黑色信函”之后，卡萨姆开始鼓动针对英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武装反抗。他的这一呼吁在其清真寺的聚众中得到了热烈回应，一些人志愿加入战斗，另一些人则愿为购买枪支弹药提供资金。然后，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卡萨姆在1935年秋天突然失踪。他的支持者开始陷入惶恐，一些人担心他已经遭遇不幸，另一些人则怀疑他带着他们的钱逃之夭夭了。1935年，一个名叫艾克拉姆·祖阿提尔（Akram Zuaytir）的记者和一位与谢赫卡萨姆交好的石匠聊起了卡萨姆神秘失踪的话题。祖阿提尔表示人们对卡萨姆提出这样的指控是可耻的。“我同意，兄弟，”那位匠人答道，“但他为什么要这样躲藏起来呢？”40

这时，一个男子冲进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告诉他们说一个阿拉伯武装团队和英国部队在杰宁上方山区发生了激烈冲突，反叛者及其杀害的警察的遗体正在被运往英军在杰宁的要塞。年轻的祖阿提尔意识到这是一条独家新闻，于是打电话通知了耶路撒冷的阿拉伯新闻社的社长。后者闻讯后立即动身前往杰宁，让祖阿提尔照看办公室的一切，并通知巴勒斯坦各大报纸一个重大事件正在酝酿之中。

3小时后，震惊的新闻社社长从杰宁返回，他的话短得像新闻标题一样。“重大事件，”他气喘吁吁地说道，“非常紧急的新闻。谢赫伊兹丁·卡萨姆和武装团队中的4个兄弟牺牲了。”在杰宁警察局，这位社长采访到卡萨姆团队一位幸存的受伤者。尽管后者当时极为痛苦，但还是简略地描述了卡萨姆运动的情况。

那位伤员解释说，卡萨姆1933年就建立了他的武装团体。他只招募那些愿为自己的祖国献身的虔诚穆斯林。他们筹集资金购买步枪和弹药，开始为一场武装斗争做准备，“为的就是杀死英国人和犹太人，因为这些人正在占领我们的国家”。1935年10月，卡萨姆和他的追随者秘密离开海法，引发了当天早些时候祖阿提尔和石匠所讨论的那些传闻。

卡萨姆的武装团体在拜散（Baysan）(1)平原遭遇了一支警察巡逻队，冲突中杀害了一名犹太中士。英国人搜索了整个山区，在从纳布卢斯通往杰宁的道路上伏击了卡萨姆的一名追随者。双方交火中，这位阿拉伯起义者被击毙。“我们听到了他牺牲的消息，”那位卡萨姆团队的幸存者解释说，“就决定在第二天清晨袭击警察。”起义者发现英军和警察的联合部队人数远远超过自己，便逃至靠近杰宁的亚巴德村附近的山洞里躲避。在皇家空军一架飞机的掩护下，英军向阿拉伯人发起攻击。枪战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结果伊兹丁·卡萨姆和另外三名同伴当场被杀，四名幸存者被俘；英国方面一名士兵被杀，两人受伤。

尽管对这些事件感到震惊，祖阿提尔首先想到的却是葬礼。根据伊斯兰文化传统，卡萨姆和他的同伴通常应当在日落前被安葬，但现在“烈士”的遗体还在警察的扣押之下。祖阿提尔请求海法的一位同事与英国人商谈，将死者的遗体移交给其家属，以便后者为葬礼做必要的安排。英国人同意合作，但有两个条件：第一，葬礼必须在第二天早上10点钟举行；第二，葬礼的队伍必须从卡萨姆的家直接向东进入陵园，而不得进入海法市中心。英国人实在太了解事态的敏感性了，因而尽可能避免暴力事件的发生。祖阿提尔则恰恰相反，想方设法要确保葬礼变为一个激励巴勒斯坦人反抗英国委任统治的政治事件。在这一天的最后，他在一份伊斯兰报纸《伊斯兰社团》（al-Jamiʻa al-Islamiyya）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齐聚海法，参加葬礼游行；他还向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层直接发起挑战，追问道：“巴勒斯坦的领袖们会和巴勒斯坦的年轻人一起，在信士的陪伴下，加入一个伟大的宗教学者葬礼队伍吗？”41

第二天一早醒来，祖阿提尔就开始查看阿拉伯媒体的报道情况，并准备动身前往海法。“当我读到报纸上关于那场战斗的描述，读到我呼吁参加葬礼行进的号召，就想到今天将成为海法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天，”他写道，“这是烈士之日。”他的判断很准确。数千名民众涌入海法，来参与这次全国性的哀悼。与英国人的想法正好相反，葬礼在海法市中心的清真寺举行，而葬礼队伍恰恰经过了市中心。“经过巨大的努力，烈士们的遗体从清真寺内穿过人群被抬向外面的广场。在这里，笔端已无力描绘这一场景：烈士遗体被抬到肩膀的高度，数千民众伴随着葬礼队伍行进，高喊着‘真主至大，真主至大’；妇女们则在屋顶和窗前啼哭。”哀悼者高唱着抵抗的歌曲。“然而，当遗体被举起时，一个声音高喊道：‘报仇！报仇！’数千民众也用惊雷似的声音回应道：‘报仇！报仇！’”

愤怒的民众袭击了海法市警察局，向建筑物投掷石块，并捣毁了停在外面的警车。他们还袭击了沿途遇到的每一名英军士兵和警察，尽管英国人为避免双方伤亡已提前撤离。此外，作为受痛恨的英国统治的另一标志，火车站也遭到了袭击。

整个葬礼行进持续了三个半小时，之后卡萨姆和他的同伴被正式安葬。祖阿提尔回忆说：“想象一下，这些身穿染着‘圣战’鲜血外衣的英雄烈士最终被埋葬，此情此景之下民众们会是什么感受。”此外，他还特别指出巴勒斯坦北部地区所有市镇——阿卡、杰宁、拜散、图勒凯尔姆、纳布卢斯、海法都有代表参与了葬礼游行，“但我并没有看到（民族主义）政党的领袖们，为此他们应当受到斥责”。42

谢赫伊兹丁·卡萨姆的短暂起义永久地改变了巴勒斯坦政治。之前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城市显贵阶层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他们已经与英国人进行了15年谈判，却一无所获。巴勒斯坦人距离独立或自治仍遥遥无期，英国人仍牢牢地控制着一切，犹太人口按照其增长速率将很快与阿拉伯人口持平。巴勒斯坦人民需要能与英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直接对抗的行动者。其结果就是为期3年的巴勒斯坦大起义，而这次起义对巴勒斯坦城镇和乡村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卡萨姆反叛事件后，巴勒斯坦各政党领袖们开始尝试重新确立对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权。1936年4月，巴勒斯坦各主要政党联合为一个新的组织，即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委员会号召全体阿拉伯工人和政府官员举行一次大罢工，同时抵制与伊休夫之间的一切经济往来。伴随大罢工，还发生了针对英国部队和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袭击事件。

民族主义领袖们的这一策略取得了适得其反的严重后果。巴勒斯坦阿拉伯社群受经济抵制的负面影响要远远超过伊休夫。英国为镇压反叛又新调入了2万人的部队，还呼吁其在阿拉伯邻国的盟友劝说巴勒斯坦领导层终止大罢工。1936年10月9日，沙特、伊拉克国王与约旦、也门统治者一道发布了一项联合声明，呼吁“我们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子民们为避免进一步的流血冲突而下决心争取和平”。“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些君主令人难以置信地表示，“我们相信你们的朋友英国的善意，后者已然表示将秉持公正。”43

当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回应国王们的上述声明并呼吁停止罢工时，巴勒斯坦人感到被自己的领导人以及阿拉伯同胞同时背叛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诗人艾布·萨勒曼（Abu Salman）很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以其辛辣的诗句控诉了巴勒斯坦领导人和英国人支持下的阿拉伯君主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运动的出卖。

那些珍视祖国的人们啊，

快起来反抗这赤裸裸的压迫！

将祖国从暴君手中解放，

从傀儡手中解脱！

我想我们并不缺少国王，可以把人们团结在他身后。44

当艾布·萨勒曼强调巴勒斯坦的解放将由它的人民而不是他们的领袖来领导时，他确实说出了失望的巴勒斯坦民众的心声。

大罢工结束后，作为回应，英国又一次派遣了一个调查委员会。1937年7月7日发布的皮尔委员会的报告在整个巴勒斯坦引发了震动。在这份报告中，英国人首次承认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源在于两个相互冲突、无法协调的民族主义运动间的矛盾。“在这个小国狭小的边界内，两个民族之间爆发了不可避免的冲突，”报告承认道，“约100万名阿拉伯人和40万名犹太人或公开或隐蔽地陷入了竞争，他们之间毫无共同语言。”

皮尔委员会所建议的解决方案是分治：犹太人将在巴勒斯坦20%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包括大部分沿海地区和位于耶斯列谷地和加利利的一些最肥沃的农业用地；分给阿拉伯人的则是最贫瘠的土地——包括内盖夫沙漠和阿拉瓦谷地，以及约旦河西岸的丘陵地区和加沙地带。

巴勒斯坦的人口分布与分治方案的地理划分并不一致。尤其成问题的是，多数阿拉伯城镇都被划入提议中的犹太国家。为消除这种反常现象，皮尔委员会提出“人口交换”——在20世纪后半叶将被称为种族清洗——的可能性，以便移除分配给犹太人领土中的阿拉伯人口。英国人强制迁徙的提议赢得了犹太事务局主席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 1886—1973）对整个分治方案的支持。他热情洋溢地说道，“这将给予我们一些我们之前从未有过的东西——即便是在我们维持独立权威的古典时代”，即一个由高度同质化的人口构成的“真正的犹太”国家。45

令阿拉伯人更加不满的是，分治方案并未设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是呼吁将阿拉伯领土并入埃米尔阿卜杜拉统治下的外约旦。巴勒斯坦人民对阿卜杜拉怀有极深的不信任感，将后者视为一个觊觎他们土地的英国代理人。对巴勒斯坦人而言，皮尔委员会的提议代表着他们民族斗争的最坏结果，即不但未能确保自身的自治权，而且其人口将被驱散并受到不友好的外来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埃米尔阿卜杜拉的统治。

结果就是，犹太人接受了分治方案的条款，埃米尔阿卜杜拉与皮尔委员会达成了一致，巴勒斯坦人却与英国人和伊休夫走向了武力对抗。

巴勒斯坦阿拉伯大起义的第二阶段持续了两年，从1937年秋直至1939年。1937年9月26日，巴勒斯坦极端分子杀害了英国在加利利的地区专员L.Y.安德鲁斯（L. Y. Andrews）。作为回应，英国当局逮捕了200名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领导人，将很多人流放至塞舌尔，并宣布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为非法组织。在缺乏中央领导的情况下，起义迅速退化为一场缺乏协调的暴动而席卷了巴勒斯坦农村地区。起义者袭击英国警察、军事巡逻队和犹太定居者，刺杀英国和犹太官员，杀害了那些疑似与英国当局合作的巴勒斯坦人。他们破坏铁路、通信以及贯穿巴勒斯坦的输油管道。村民们发现自己进退维谷：起义者要求他们的支持，而英国人则惩罚一切疑似援助起义者的平民。大起义对巴勒斯坦人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每次阿拉伯人针对英国人和伊休夫的袭击都招致了激烈的报复行为。英国人决心要通过军事手段镇压起义，因而再次向巴勒斯坦增派了2.5万名士兵和警察——这一数字也成为一战结束以来英军在海外最大规模的部署。他们建立军事法庭，这些法庭所执行的紧急管理章程实际上为英国委任统治政府的军事独裁提供了合法的外衣。基于紧急管理章程的合法权威，英国人摧毁了所有参与袭击事件者以及所有确认或涉嫌帮助起义者的房屋。据估计，1936—1940年巴勒斯坦约2000间房屋被毁。战斗人员和无辜的平民一并被关进集中营，至1939年已有超过9000名巴勒斯坦人被关押在过度拥挤的设施内。嫌犯受到暴力审讯，由羞辱到酷刑拷打不等。7—16岁之间的少年犯遭到鞭打。1938—1939年，超过100名阿拉伯人被判处死刑，其中超过30人被执行死刑。为防止起义者在英军经过的道路上铺设地雷，巴勒斯坦人被用作人肉盾牌。46

英国人对武力和集体惩罚的过度使用，最终演变为滥用暴力和残酷的罪行，也使得委任统治在巴勒斯坦人的记忆中蒙上了永恒的污点。最可耻的罪行发生在对起义者杀害英国士兵的报复中。在一个有详细档案记录的案例中，为了给在1938年9月一次触雷事件中被杀的同事报仇，英军将来自白萨村的20多名男子装入一辆汽车，用枪逼着他们驶入英国人在村庄岔路中部铺设的一大片雷区。结果所有的乘客当场被炸死，死者残缺不全的遗体被一名英国军人拍摄下来，随后村民们又被强迫将其亲属遗体埋藏在一座集体坟墓中。47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被彻底击败了，至1939年他们中间反抗的火种已彻底熄灭。约5000人在大起义中被杀，1万人受伤；超过10%的巴勒斯坦成年男性人口不是被杀、受伤，就是遭到囚禁或流放。然而，英国人也很难说取得了胜利：他们无法长期负担镇压起义的消耗，也无力将他们的政策强加给阿拉伯人。随着欧洲战事的临近，白厅已无法承担动用如此庞大的部队来镇压一场殖民地起义。为了在麻烦不断的巴勒斯坦托管地恢复和平，英国人将1937年皮尔委员会的分治方案束之高阁，并再次召开了一次皇家委员会会议来重新审视巴勒斯坦局势。委员会再次发布了一份白皮书，试图回应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诉求。

1939年白皮书是英国自始至今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提供的最好方案。根据该文件中提出的新政策，未来5年内犹太移民的规模将被限定在每年不超过1.5万人，或总数不超过7.5万人。这将使伊休夫占整个巴勒斯坦人口的比重提升至35%，即成为一个规模足以照顾自身但又无力控制整个国家的少数群体。在这以后犹太移民将停止，除非得到阿拉伯人口多数的同意，但各方都承认这不太现实。根据区域的不同，犹太人土地收购将被禁止或受到严格限制。最后，10年后巴勒斯坦将在一个阿拉伯-犹太人联合政府的领导下，“以一种能够确保各个社群根本利益得到维护的方式”实现独立。48

无论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而言，1939年白皮书都无法令人满意。阿拉伯人拒绝上述条款，既是因为它允许犹太移民的继续流入——即使速度有所减缓，同样也因为它维护了巴勒斯坦的政治现状，并将独立又延后了10年。伊休夫拒绝了这些条件，因其在纳粹反犹暴行逐渐升级之际，宣布巴勒斯坦向犹太移民关闭了大门（1938年11月，纳粹分子在“碎玻璃之夜”中恫吓了德国犹太公民，这是欧洲迄今为止最恶劣的大屠杀事件）。此外，白皮书排除了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的可能性，而是将伊休夫设计为未来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中的一个少数群体。

1939年，伊休夫领导层因对1939年白皮书的立场而发生分裂。大卫·本-古里安从一开始就明确反对白皮书，但他将纳粹德国视为对犹太人民福祉最大的威胁，并发誓站在英国一边反对纳粹，就像白皮书根本不存在一样。而作为对白皮书的回应，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极端分子——伊尔贡（Irgun）和斯特恩团伙（Stern Gang）则公开宣称英国为敌人。他们反抗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存在，将之视为一个否认犹太人民独立地位的不合法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为了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他们不惜采取恐怖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纳粹主义被根除之后，英国将发现自身面对一场犹太反叛，其声势远远大于阿拉伯人曾向英国统治发起的挑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对中东的控制是不可撼动的。英国部队占领了从埃及到伊拉克的阿拉伯领土，其对波斯湾的控制更是牢不可破。尽管阿拉伯世界很少有人希望受英国人的统治，但无论多不情愿，多数人都满怀敬意地看待自己的殖民领主：英国人高效、神秘、有序、技术先进、军事强大。英国确实伟大，像一座高耸于其殖民领地顶端的巨像。

20年的殖民统治却揭示了这座巨像是一座泥足巨人。在整个中东地区，英国面对着多种多样的反对声音，从温和的民族主义政治到激进的武装起义不一而足。在伊拉克、巴勒斯坦和埃及，英国被迫就其不受欢迎的存在条件反复进行谈判。英国人向阿拉伯反对派做出的每一次妥协、每一次政策反转，都揭示了帝国权力的脆弱性。

然而，真正将英国在中东的领地转变为大英帝国脆弱软肋的，是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威胁的升级。有些时候，上述阿拉伯殖民地似乎已经要脱离英国的控制。二战期间英国在伊拉克和埃及的所作所为，显示了其地位的脆弱性，也预兆了英国在中东主导地位的结束。

在伊拉克，英国在1941年4月1日遭遇了一场亲轴心国的政变。当时，伊拉克在一位不受欢迎的摄政王阿卜杜·伊拉亲王（Prince Abd al-Ilah, 1939—1953年在位）的统治之下，他代表年幼的费萨尔二世（King Faysal II, 1953—1958年在位）进行统治。英国人以亲纳粹倾向为由，要求广受民众拥戴的首相拉希德·阿里·凯拉尼（Rashid Ali al-Kaylani）辞职，这一要求得到摄政王阿卜杜·伊拉的支持；一些重要的伊拉克军官则支持首相。这些高层军官相信德国和意大利将赢得战争，因此与轴心国建立良好关系有利于伊拉克的利益。摄政王担心发生军事政变，便由伊拉克逃往约旦，使得拉希德·阿里和军官们掌控了政权。

拉希德·阿里在摄政王缺位的情况下继续行使政治权力，在英国政府看来已然构成政变。尽管前者竭尽全力向英国人表明伊国内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其新政府（包括巴勒斯坦领袖大穆夫提哈吉艾敏·侯赛尼，侯赛尼因其极端民族主义观点遭到流放，后成为拉希德·阿里的亲密顾问）的民族主义语调却强化了英国人的恐惧。英国人援引1930年《英伊协议》的条款，要求向伊拉克增派地面部队，拉希德·阿里和民族主义军官则怀疑英国人的意图因而表示反对。英国人无视反对意见，在未经伊政府官方批准的情况下就开始向伊拉克增兵。伊拉克人威胁向未经授权的英国飞机开火，英国则警告说开火将导致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骑虎难下。

1941年5月，英伊两国间爆发战争。战斗从英国在哈巴尼耶的基地外打响，持续了数日之久；随后，伊拉克军队撤退至费卢杰重新集结，以便保卫巴格达。新增的英国部队则从印度和外约旦赶来。拉希德·阿里紧急向德国和意大利求援，轴心国派来了30架飞机和一些小型武器，但受制于时间限制而未能更直接地干预。英军逼近巴格达之际，拉希德·阿里和他的政治盟友包括哈吉艾敏·侯赛尼被迫逃离伊拉克。他们责成巴格达市市长与英国人就停火进行谈判，整个国家陷入混乱状态。

1941年拉希德·阿里政府倒台后，巴格达的犹太社群成为混乱局势的首要受害者。反英情绪、对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计划的敌意同德国的反犹主义观念相叠加，酿出了阿拉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法尔胡德”（Farhud）。巴格达的犹太社群规模庞大，且已高度融入伊拉克社会各阶层：从精英到市场再到音乐厅——多数伊拉克著名的演奏家都是犹太人。但在长达两天的社群暴力和流血冲突中，所有这一切都被抛诸脑后：在英国当局决定进入巴格达并恢复秩序之前，冲突已造成近200人死亡，大量犹太店铺和房屋被劫掠、毁坏。

拉希德·阿里政府倒台后，哈希姆家族重新恢复了其在伊拉克的王位。在其前殖民领主的支持下，摄政王阿卜杜·伊拉以及那些最亲英的伊拉克政客重新掌权。伊拉克民族主义者被激怒了，他们声称拉希德·阿里在伊拉克民众中享有广泛支持，但显然英国人只会允许伊拉克人拥有一个经伦敦认可的领导层。在伊拉克人赢得其名义上的独立地位仅9年后，这次（军事）干预就使得英国和哈希姆王朝在伊拉克人民眼中彻底失去了信誉。

然而，英国才是伊拉克土地上最终的失败者。曾几何时，英国在伊拉克的委任统治被传为佳话，而现在却只剩下一个摇摇欲坠的君主，一支危险的军队，一群如此仇视英国在中东的角色以至于不惜与其轴心国敌人并肩作战的民众。

轴心国在埃及也不乏支持者。埃及民族主义者不满足于1936年《英埃协议》所达成的部分独立。英国仍对埃及内部事务施加着超出其合理范围的影响，并完全控制着苏丹。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埃及境内涌入大量英国部队，自“独立”以来埃及政府似乎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从属于英国。这种状况对于新一代埃及民族主义者而言已不可忍受，对英国的敌意使得他们对英国的轴心国敌人抱有好感。

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在埃及则利用本地的民族主义情感来孤立英国人。意大利人开设了一个强大的新广播电台，以便在埃及和东地中海地区推进其宣传攻势。巴里电台（Radio Bari）大肆鼓吹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所取得的成就。与英国在埃及所强加的多党制民主的小打小闹相比，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强硬领导与法西斯军事强力的结合，对埃及民族主义者明显更有吸引力。随着德、意两国与英国开战，很多埃及人开始盼望轴心国能击败英国，从而一劳永逸地将后者逐出埃及。

1940年，随着北非战役的打响，部分埃及民族主义者相信解脱的时刻已近在咫尺。意大利军队跨越利比亚攻击英军在埃及的阵地；在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的指挥下，经过特殊训练的德军北非军团加入了意大利人在北非的战事。至1942年冬，轴心国军队已对英国在埃及的阵地构成真正的威胁。一些埃及政治领袖，甚至包括法鲁克国王本人，似乎很愿意接受德国将英国人逐出埃及的想法。

英国不信任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埃及首相阿里·马希尔（Ali Mahir），因此在1940年6月要求后者辞职。这一干预行为揭示了英国对埃及主权与独立的完全无视，也使得英、埃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随着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在北非战场取得主动权，英国开始试图镇压埃及国内政界轴心国势力的支持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埃及国内唯一具有可靠的反法西斯资历的政党就是民族主义的华夫脱党。1942年2月4日，英国高级专员米尔斯·兰普森爵士向法鲁克国王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他提名穆斯塔法·纳哈斯组建一个完全由华夫脱党人组成的政府，或者选择退位。为支持其通牒，兰普森甚至将英军坦克部署至法鲁克国王位于开罗市中心的阿比丁宫。

“阿比丁宫通牒”彻底打碎了运行达20年之久的英-埃政治系统，同时损害了该系统的三大支柱——国王、华夫脱党和英国人自己。法鲁克国王屈从于英国人的威胁，允许外部势力强加给自己一个政府，等同于出卖了自己的国家。很多民族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国王本应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与英国人抗争到底。至于华夫脱党，他们曾经在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赢得埃及人民的支持，这次却同意在英国人刺刀的庇护下上台执政。然而，最后通牒背后的歇斯底里，暴露了英国人面对轴心国军队在西部沙漠的进攻时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安。英国人在面对轴心国和埃及民族主义者时同时处于守势，也暴露出了其不可靠性。英国、王朝、华夫脱党三方争夺权力的格局在1942年2月彻底崩溃，在10年后即20世纪50年代的革命骚动时期，这三方也将被扫除出历史舞台。

英国人进入中东之时，意在将阿拉伯世界纳入一个在他们看来将持续千秋万代的不朽帝国。但从一开始，他们在埃及、伊拉克,特别是巴勒斯坦就遭遇了顽强的抵抗。随着民族主义反对派的兴起以及直接统治成本的上升，英国政府尝试通过承认名义上的独立、以协议确保其战略利益的方式来调整帝国与托管地之间的关系。然而，即便对民族主义反对派的这些让步，也未能赢得阿拉伯人对英国在中东地位的认可。二战时期，英国国内的反对活动使得其在阿拉伯领地内举步维艰。意大利和德国很快就抓住英国的弱点，利用阿拉伯民族诉求来谋取轴心国的利益。随着阿拉伯世界逐渐脱离英国人的掌控，英国在中东的帝国越来越成为一个负担，而不是优势。

对英国人而言，可能唯一的安慰就是：他们的帝国竞争对手法国，在其阿拉伯领土上似乎也并不比自己成功多少。

1. 从阿拉伯名，译作“拜散”；从希伯来名，译作“贝特谢安”（Beit She’an）。——译者注

第八章　法兰西帝国在中东

长久以来，法国为了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帝国觊觎大叙利亚地区——大概包含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等国领土。1799年拿破仑从埃及入侵叙利亚，但其军队因在阿卡遭遇奥斯曼守军的顽强抵抗而停滞不前，最终被迫撤退。19世纪30年代，法国支持穆罕默德·阿里入侵叙利亚，希望通过埃及盟友将法国的影响力拓展至这一地区。1840年埃及撤出叙利亚之后，法国人加强了与叙利亚本地各天主教派，特别是黎巴嫩山地区马龙派间的联系。1860年黎巴嫩山爆发德鲁兹人屠杀马龙派基督徒事件后，法国派遣了一支由6000人组成的远征军，明目张胆地对叙利亚沿海地区提出权利要求。但随着奥斯曼政府在接下来半个世纪中重新确立对阿拉伯行省的控制，法国人的诉求也再次受挫。

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为法国提供了一个确保其对叙利亚权利要求的机会。基于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状态，法国及其协约国盟友终于能够公开讨论战争胜利后奥斯曼领土的分割问题。通过马克·赛克斯爵士与弗朗索瓦·乔治-皮科在1915—1916年间进行的密集谈判——其最终结果即《赛克斯-皮科协定》，法国终于赢得了英国对其野心的支持。在相继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殖民化之后，法国政府相信自己拥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来成功统治阿拉伯人。法国人坚信，在摩洛哥运转良好的模式，对叙利亚同样适用。此外，几十年来法国已经赢得了黎巴嫩山地区马龙派基督徒社群的忠诚和支持。事实上，一战结束时，黎巴嫩可能是世界上唯一有大量选民为法国委任统治而积极游说的国家。

奥斯曼帝国后期的黎巴嫩是一块以奇怪的方式被截取出来的土地。1860年屠杀基督徒事件后，奥斯曼人和欧洲列强举行会议，商讨在西俯地中海、东瞰贝卡谷地的高地上建立一个特殊的黎巴嫩山省。奥斯曼人则维持了对具有战略意义的沿海地区——包括提尔、西顿、贝鲁特、的黎波里等城市的直接行政控制。1888年，叙利亚沿海地区被重新划定为贝鲁特省。结果，黎巴嫩山的绝大部分地区与海岸线相隔离，贝鲁特省的很多地区宽度则只有几英里。

黎巴嫩山自治省的一个主要缺陷就是其地理条件限制。该省的领土过于狭窄贫瘠，无法维持大量的人口，因此在奥斯曼人统治的最后时期，很多黎巴嫩人为了寻找更好的经济机遇而被迫远离故土。据估计，1900—1914年约10万名黎巴嫩人（可能高达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离开黎巴嫩山前往埃及、西非和美洲。1这也是统治黎巴嫩山的12人行政理事会越来越担心的一个原因，该理事会成员按比例从该地区不同社群中选出。随着一战临近尾声，行政理事会的成员开始渴望建立一个更大的国家，并寻求其长期庇护者法国的帮助来实现这一宏愿。

1918年12月9日，黎巴嫩山行政理事会举行会议，就其希望向巴黎和会陈述的内容达成一致。理事会寻求在法国监护下黎巴嫩在其“自然边界”内的完全独立。“自然边界”意味着理事会成员设想扩大黎巴嫩山的版图，将的黎波里、贝鲁特、西顿、提尔等沿海城市以及贝卡谷地东部直至东黎巴嫩山西麓的领土都纳入其中。一个在其“自然边界”之内的黎巴嫩在南北方向将以不同河流、东部以山脉、西部以地中海作为其地理框架。

黎巴嫩山的民众深知法国自19世纪60年代起就倡导建立这样一个“大黎巴嫩”，因此他们希望通过法国托管的方式来获取这块至关重要的领土。因此，黎巴嫩山行政理事会是受法国政府的正式邀请，在巴黎和会上陈述其方案。这与埃及、叙利亚等这些不合时宜的阿拉伯国家不同，后者的民族主义诉求与参会帝国的野心直接冲突，因而受到冷落和排斥。

行政理事会派遣了一支以马龙派政治领袖达伍德·阿蒙（Daoud Ammoun）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巴黎参会。21919年2月15日，阿蒙在其向巴黎和会委员会的发言中陈述了黎巴嫩山的诉求：

我们想要一个摆脱一切奴役状态的黎巴嫩，一个能够自由追求其民族目标的黎巴嫩，一个在其自然边界内得以重建的黎巴嫩。为了能自由地生活、在和平中实现繁荣，这些条件都不可或缺。

但我们深知，由于缺少在现代生活和西方文明方面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我们只有在一个西方大国支持下才能发展我们的经济、重组我们的自由。在过去的岁月中，法国一直向我们提供保护、支持、指引和教导，为此我们对她也怀有持久的情谊。我们希望获得法国的支持，以便完成内部重组，并保证我们的独立。3

显然，黎巴嫩代表团寻求的并非法国在黎巴嫩的殖民统治，而是在实现最终独立目标过程中后者的支持。然而，法国人似乎仅仅听到了他们想听的那一部分，也很乐意把黎巴嫩代表团作为论证其对黎巴嫩权利要求合法性的工具。

然而，行政理事会的发言并不能代表所有黎巴嫩人。在非洲、欧洲、美洲生活着超过10万名黎巴嫩移民，他们热切地关注着祖国的政治命运。很多黎巴嫩海外移民社团将自己视为更为广阔的叙利亚人民的成员，后一概念同样涵盖了来自巴勒斯坦、叙利亚内陆地区以及外约旦的移民。这些“叙利亚人”中包括了一些黎巴嫩最著名的文人，如神秘主义杰作《先知》的作者赫里勒·纪伯伦（Khalil Gibran）。他们将黎巴嫩视为大叙利亚独立但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呼吁叙利亚作为一个整体在法国的监护下实现独立。考虑到其对法国统治的支持，这些黎巴嫩的大叙利亚支持者同样受邀在巴黎和会上陈述其观点。

舒克里·加尼姆（Shukri Ghanim）是黎巴嫩海外侨民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还是叙利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是一个分支机构遍布巴西、美国和埃及的民族主义组织。1919年2月，加尼姆向（巴黎和会）“十人委员会”进行了陈述，呼吁建立一个在法国托管下的叙利亚国家联邦：“叙利亚必须被分为三个部分。如果算上巴勒斯坦，那就是四个部分。大黎巴嫩或腓尼基、大马士革地区和阿勒颇地区应被构建为独立、民主的国家。”但他并不相信所有叙利亚人生而平等，且带着不祥的口气预言道：“法国在那里的任务是引导、建议和平衡一切事物，还有——我们不介意对我们的同胞这样讲，他们都是明白是非的人——根据我们不同的道德健康的状况给予我们不同程度的自由。”4我们可能只能猜测加尼姆所谓“道德健康”所指何为，但他显然相信黎巴嫩相比叙利亚其他地区要远为先进，与大马士革、阿勒颇等地相比更适合在法国的保护下享有完全独立。相比达伍德·阿蒙代表黎巴嫩山行政理事会所作的陈述，加尼姆的呼吁在很多方面，与法国人的想法更加一致。

然而，黎巴嫩政治中还有完全敌视法国在黎凡特地区地位的第三种趋势。的黎波里、贝鲁特、西顿、提尔等沿海城市的逊尼派穆斯林和希腊东正教徒并不希望从叙利亚政治社会主流中被分离出去，继而在一个基督徒主导的黎巴嫩国家中被弱化为一个少数群体。这是黎巴嫩山省的亲法国政治与沿海贝鲁特省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之间的明显分歧。几个世纪的奥斯曼统治之后，贝鲁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希望成为一个更广阔的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因而全力支持大马士革的埃米尔费萨尔政府。在1919年2月面向巴黎和会“十人委员会”的发言中，费萨尔代表沿海平原的黎巴嫩人表达了政治诉求，他在1916—1918年间领导了从希贾兹到大马士革的反奥斯曼统治的阿拉伯大起义。在发言中，他强调黎巴嫩是英国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之前许诺给他父亲谢里夫侯赛因的阿拉伯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应当受自己在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政府的领导，而非任何委任统治的管辖。

埃米尔费萨尔在巴黎和会上对西方列强的陈述，受到了贝鲁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广泛支持。穆罕默德·哲米勒·贝胡姆（Muhammad Jamil Bayhum）是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后成为费萨尔狂热的支持者。1919年7月在金-克瑞恩代表团到来之前，贝胡姆代表贝鲁特当选为在大马士革召开的叙利亚国民议会成员。“法国当局竭尽全力阻止选举的举行，同时向选举人和候选人施压，”贝胡姆回忆道，“但他们这些劝说或强制的手段最终都是徒劳的。”5黎巴嫩在叙利亚国民议会中获得了广泛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的22名代表当选。

贝胡姆满怀激动地参加了1919年6月6日正式开幕的叙利亚国民议会。代表们坚信他们召开会议的目的，就是将叙利亚人民的政治意愿通过金-克瑞恩委员会传达给巴黎和会上的西方大国。他们企盼在整个大叙利亚地区建立一个在费萨尔统治下、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阿拉伯国家，尽可能减少或完全避免外部干预。贝胡姆笔下的大马士革充满了乐观主义和高度理想化的政治氛围，甚至将之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的巴黎相媲美：“我们和来自巴勒斯坦、约旦、安条克、亚历山大勒塔、大马士革的代表一起出席了大会，所有人都希望协约国能听从我们的呼声，履行之前向我们做出的自由、独立的承诺。”6

贝胡姆留在大马士革参与了叙利亚国民议会的所有会议，即便在1919年7月金-克瑞恩代表团到来又离去后也没有立即离去。他不安地关注着英国1919年10月撤离叙利亚、法国军队取而代之等进展。1919—1920年的冬季，法国开始向被孤立的埃米尔费萨尔强加愈加严苛的条款，其意图明显是分裂大叙利亚、剥夺费萨尔政府的独立地位。1920年3月，叙利亚国民议会宣布大叙利亚独立，将这一既成事实摆在欧洲列强面前，作为避免委任统治的最后一搏。叙利亚国民议会仍坚称黎巴嫩是叙利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其独立宣言中强调：“我们将考虑黎巴嫩人民的所有爱国要求，在战前边界的范围内尊重其国家的自治地位，但条件是黎巴嫩远离一切外部势力的影响。”

黎巴嫩山行政理事会很快便对叙利亚国民议会的宣言提出抗议，坚称费萨尔政府无权“代表黎巴嫩发言，划定其边界，限定其独立或禁止其请求法国的合作”。7但黎巴嫩山的政治家也越来越担心法国的意图。1920年4月，英、法两国在圣雷莫（San Remo）会议上最终确定了奥斯曼阿拉伯行省的分割方案：黎巴嫩和叙利亚划归法国所有，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则归英国人统治。尽管很多马龙派基督徒过去曾请求法国人的技术援助和政治支持，但他们期望法国人这样做是出于利他主义的原则，而非帝国利益的考虑。随着法国开始准备在黎巴嫩建立委任统治，法国军方管理人员也开始向黎巴嫩山行政理事会强加其政策。相应地，黎巴嫩山的政治家们则开始置疑在国家建设中寻求法国帮助的合理性。

1920年7月，11位行政理事会成员中的7位做了个惊人的180度转弯——寻求与费萨尔国王的大马士革政府达成和解。他们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呼吁叙利亚和黎巴嫩为实现完全独立而采取联合行动，通过谈判方式解决双方的领土纠纷和经济分歧。这些持不同政见的黎巴嫩议员呼吁建立一个叙-黎联合代表团，向仍在巴黎会谈的欧洲大国陈述自己的要求。然而，法国人听到这一倡议的消息后，逮捕了去往大马士革路上的这7位议员。

部分最受尊敬的黎巴嫩政治家遭逮捕的消息在整个黎巴嫩山地区引发了震动。比沙拉·扈里（1890—1964）是一位年轻的马龙派律师，曾与法国军事管理人员保持密切合作（他后来将成为黎巴嫩独立后的首任总统）。1920年7月10日深夜，法国高级专员亨利·古罗将军（General Henri Gouraud）邀请扈里来他的住所商讨一个紧急事件。到达后，扈里发现古罗正在他的军官中间焦急地踱步。这位高级专员通知扈里，法国当局刚刚逮捕了7位持不同政见的理事会成员。

“他们是叛徒，企图和埃米尔费萨尔联手，将黎巴嫩并入叙利亚，”古罗解释说，“行政理事会已经遭到解散。”

扈里震惊了，问道：“您采取这样暴力手段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古罗回答说已从这些人身上发现一封描绘其详细目标的备忘录。“在一切的一切之前，你首先是一名黎巴嫩人，”法国人对扈里说道，“您赞同他们的这种行为吗？”

由于尚未见到理事会成员备忘录的文本，扈里便谨慎地回答道：“我赞同所有追求独立的人，但我不会求助于黎巴嫩以外的任何人。”“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一位法国军官回答说。古罗告知扈里，这7名理事会成员将在一个军事法庭上受审。

对这些持异议的理事会成员的审判，疏远了法国在黎巴嫩一些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扈里惊骇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案件在两天内即审理完毕，并将庭审过程描绘为发生在“某种恐怖的氛围中”。让他感到愤怒的是，作为证词的一部分，黎巴嫩证人被强制要求宣誓“他们对法国的热爱”。被告人最终被处以罚款，禁止在黎巴嫩工作，并被流放至科西嘉岛。更糟糕的是，当扈里最后读到几名理事会成员备忘录的文本时，发现自己对他们的大多数目标都怀有同情之心。8事实上，由于这些高压的手段，法国人正在严重削弱他们在黎巴嫩的支持基础。

尽管如此，法国对这个新黎巴嫩国家的方案仍在按部就班地推进。1920年8月31日，黎巴嫩山的疆域被拓展至黎巴嫩民族主义者所要求的“自然边界”；次日，在法国的协助下，“独立的”大黎巴嫩国正式成立。但法国的协助越多，黎巴嫩享有的独立就越少。已经名存实亡的行政理事会被一个新的行政委员会所取代，委员会受一位法国长官的领导，后者则直接向法国高级专员负责。

在向黎巴嫩强加了一套全新的行政框架之后，法国政府开始根据自身对黎巴嫩社会的理解来重塑这一新国家中的政治文化。法国人将黎巴嫩视为一个由多个宗教社群组成的脆弱混合体，而非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同体，进而根据这一观念来塑造黎巴嫩的政治机构。依据一种被称为教派主义的体制，新成立的行政委员会的席位被分配给各个宗教社群（法语为confessions）。这就意味着从理论上来说，政治职务依据人口比例分配给黎巴嫩不同的宗教团体。作为黎巴嫩天主教徒的长期庇护人，法国决心确保黎巴嫩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法国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在扩大黎巴嫩领土边界的同时，又要避免将基督徒弱化为他们国家中的一个少数群体。尽管在黎巴嫩山地区基督徒占总人口的76%，但在新并入的沿海城市以及东部的贝卡和东黎巴嫩山等地区，基督徒又明显是少数群体。因而基督徒仅占大黎巴嫩人口总数的58%，考虑到不同教派出生率的差异，这一比例仍在下降。9法国人却无视黎巴嫩新的人口情况，继续优待受他们庇护的基督徒，在执政的行政委员会中赋予他们超出其人口比重的比例——10位基督徒代表，对应4位逊尼派、2位什叶派、1位德鲁兹派代表。

尽管法国专家们相信这一陈旧的政府体制最符合黎巴嫩的政治文化，但很多黎巴嫩知识分子却对教派主义越来越感到不安，渴望寻求一种民族身份认同。一位记者在《觉醒报》（Le Réveil）上写道：“我们是否想成为一个真正、完全意义上的民族？还是继续作为一个可笑的宗教团体的大杂烩，像敌对的部落一样始终相互隔离？我们必须为自己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统一的象征——一个国籍（nationality）。那枝花朵只能在一面国旗下绽放，而绝不会在教堂尖塔或宣礼塔下生长。”10然而，法国让独立的黎巴嫩升起的第一面国旗却是一面中间绘有一棵雪杉树的法国三色旗。从那一刻起，法国就开始在黎巴嫩显露自己的真面目。

1922年3月，古罗宣布将解散行政委员会，并以一个选举产生的代表理事会取而代之。这一举动激怒了黎巴嫩政治家，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单方面做出了这一决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新成立的代表理事会所拥有的权限，甚至还不如之前的行政委员会。代表理事会与真正的民选立法机构相差甚远，不但被禁止讨论政治事务，且一年中召开会议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法令给予法国高级专员以立法权，后者可随意中止或解散代表理事会。即便是法国在黎巴嫩国内最狂热的支持者也感到愤怒，一位失望的亲法派移民写道：“这一奴役的法令现在给法国留下了一个将协议与友谊弃掷在士兵军靴之下的强权征服者的形象。”11

法国人完全不顾黎巴嫩人不断增长的反对之声，继续推动代表理事会的选举工作，并在这一过程中不遗余力地确保其支持者成功当选，同时排除反对派人士。

穆罕默德·哲米勒·贝胡姆是参加1919年叙利亚国民会议的贝鲁特代表，他从原则上反对法国委任统治，并直言不讳地批评法国在黎巴嫩的行政措施。尽管他本人从未考虑参与竞选，他的密友们却说服他加入了一个反对派的竞选名单。贝胡姆会见了一名负责选举组织工作的法国官员，想试探一下当局是否反对其参与竞选。这位高提耶（Gauthier）先生向他保证，选举将是自由公正的，法国当局完全不会干预选举程序。受到高提耶这一答复的鼓舞，贝胡姆宣布加入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者竞选名单，该名单很快就在投票统计中遥遥领先。

尽管高提耶之前曾担保过，但法国当局很快就发现必须对选举程序加以干预。法国人意识到民族主义者名单的选举号召力后，马上便着手削弱相关候选人的影响力。在第一次会面数周后，高提耶就在办公室中召见了贝胡姆，以“最高当局的命令”之名明确要求后者退出竞选。贝胡姆被激怒了，当时他已经为竞选活动艰辛奋斗了一个月。高提耶却非常直接：“我们会在选举中阻止你。如果你当选了，我们也会将你强制逐出理事会。”贝胡姆拒绝让步，但很快就发现自己在法庭上面临着选举舞弊的指控。在听证会上，法官传讯了作为证人之一的高提耶。

“尊敬的先生，您是否指控贝胡姆先生向次级选民行贿，以收买选票呢？”法官问道。

“是的，是的。”高提耶回答说。

法官又转向贝胡姆，指着一个卷宗说道：“我有一大卷文件都是关于你的，全部是指控你收买选票，而这是法律所禁止的。”

贝胡姆只能徒劳地为自己辩护。关于选举舞弊的指控就这样持续困扰着贝胡姆，只是为了迫使他退出代表理事会的竞选。

听证会之后，贝胡姆与民族主义者竞选名单上的其他成员商讨应对的策略。他的一位朋友是高提耶的私人医生，这位朋友提出愿意拜访这位法国官员，尝试说服后者撤销对贝胡姆的指控。让贝胡姆和他的朋友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医生在拜访高提耶之后笑着回来。原来高提耶驳回了医生为贝胡姆说情的请求，回答说：“我的朋友，你对政治一无所知。我想说是贝胡姆先生本人迫使我们将他排除在议会的大门之外。我们想要的是这样：如果我们把一个杯子放在窗台上，它就要原封不动，一根头发丝的距离都不能动。”

医生一下完全理解了高提耶的意思：法国人不会容忍对他们所建立的政治机构的任何挑战，像贝胡姆这样的人则有可能将法国殖民统治的“玻璃杯”打下黎巴嫩的窗台。贝胡姆回忆道：“我们所有人和这位医生一起，都为委任统治当局强加给我们国家的这条荒谬的政策而感到好笑。这就是曾许诺帮助我们实现独立的那同一个国家。”贝胡姆随后宣布放弃其候选人资格，不再参与理事会竞选。12

这次选举也证明法国意图将黎巴嫩作为一块殖民地来进行统治，而非帮助后者实现独立。这些举措也说服了一些曾经最有力的法国支持者，转而加入反对法国统治的黎巴嫩民族主义斗争。而这也成为两次大战之间法兰西帝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不祥开端：如果法国在黎巴嫩都不能确保诸事顺利的话，那它在其他阿拉伯领土上又将如何做到呢？

法国殖民当局在黎巴嫩面临选举斗争的同期，在摩洛哥则面对着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1921—1926年，里夫战争同时以西班牙和法国统治为打击对象，成为阿拉伯世界到那时为止对欧洲殖民主义构成的最重大挑战。

1912年，欧洲列强默许法国将摩洛哥纳入其在北非的领地之内。同年3月，摩洛哥素丹穆莱阿卜杜·哈菲兹（1907—1912年在位）同法国签订《非斯协议》，保留其家族在摩洛哥的统治权的同时，将绝大部分的国家主权以一种被称为“受保护领地”的殖民方式割让给了法国。原则上这意味着法国将保护摩洛哥政府不受外部威胁，实际上法国却通过素丹及其臣属实行绝对统治，即便是以间接的方式。

法国人的第一个失败就是未能维护摩洛哥的领土完整。西班牙在摩洛哥的帝国利益可追溯至16世纪，其沿海要塞长久以来就已发展为殖民飞地（作为一个昔日帝国的遗存，休达和梅利利亚至今仍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法国不得不与西班牙商谈一项协议，以便划定两国在摩洛哥各自的“权利范围”。1912年11月，随着《马德里协议》的签订，这一程序最终完成。根据该协议条款，西班牙在摩洛哥北部和南部边缘地区拥有一个被保护国，其中北部区域包括约2万平方千米（8000平方英里）的大西洋、地中海海岸线和内陆地区，南部区域包括后来被称为西班牙撒哈拉或西撒哈拉的约2.3万平方千米（9200平方英里）的沙漠地区。此外，位于直布罗陀海峡的丹吉尔港被置于国际共管之下。可以说，1912年以后摩洛哥素丹所统治的已是一个残缺不堪的国家。

尽管在沦为被保护国之前曾享受过数个世纪的独立政治地位，但摩洛哥的统治者从未成功地将其权威延伸至全国所有领土之上。长期以来，素丹对全国领土的控制都是在城市地区最有力，而在农村地区最薄弱。随着摩洛哥被纳入欧洲帝国统治之下，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士兵们发生哗变，很多人返回他们的部落，煽动农村反叛。当第一位法国总督于1912年5月到达摩洛哥履职之时，摩洛哥农村地区正陷入一片混乱。

赫伯特·利奥泰元帅（Marshal Hubert Lyautey, 1854—1934）在其执掌摩洛哥的13年间，将成为帝国治理方面最伟大的革新者之一。他到达非斯第二天，叛变的士兵及其部落支持者就对该城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袭击。法国外交官在确保欧洲对本国在摩洛哥统治的支持方面显然成果有限，利奥泰对此有了切身体会。

尽管受训为一名军人，但利奥泰不希望法国重蹈在阿尔及利亚的覆辙。在武力“平定”阿尔及利亚的几十年时间里，数以万计的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死于非命。利奥泰不愿强加欧洲式的行政管理方式，而是希望通过保留本地机构、与本地领袖合作来赢得摩洛哥人的支持，合作从素丹本人开始。

法国人主要通过素丹政府中被称为“迈赫赞”（Makhzan，字面意思为国库的土地）的机构来寻求对摩洛哥各城市的控制。为此，利奥泰对标志着素丹主权的象征符号表现出高度的尊重，在官方场合演奏摩洛哥国歌，在公共机构悬挂摩洛哥国旗。但这种对素丹职位的尊重并不总能延伸至职位所有者身上：利奥泰上台以来的最初措施之一就是迫使执政的素丹穆莱阿卜杜·哈菲兹退位，用一位更加顺从的统治者穆莱优素福（Moulay Youssef, 1912—1927年在位）来取代这位在他看来不可靠的素丹。

利奥泰对摩洛哥农村地区的控制则依靠三个本土支柱：大首领，即部落领袖；诸苏非教团，即伊斯兰神秘主义兄弟会，其地方分支网络遍布全国；以及本地的柏柏尔人。这些大首领掌控着其部落追随者的忠诚，随时有能力动员起数百名武装人员。由于在到达后不久就目睹了部落民对非斯的袭击，利奥泰深深认识到确保部落民支持对于法国统治的重要性。苏非教团代表着一种超越部落纽带之上的信仰网络，其地方分支过去就曾成为庇护异议分子、动员宗教反对派以驱逐非穆斯林侵略者的工具。利奥泰深知阿尔及利亚的苏非教团在19世纪30—40年代阿卜杜·卡迪尔对法国占领的抵抗运动中曾扮演重要角色，因而决心吸纳这些团体以支持其政府。柏柏尔人是一个不同于阿拉伯人、具有独立语言文化的少数群体。法国人采用一种经典的分而治之策略，试图挑动北非的柏柏尔人反对其阿拉伯邻居：1914年颁布的一则法令规定自此之后摩洛哥的柏柏尔人将在法国的监管下，依据其自身法律和习俗而接受统治，从而成为一个被保护国中的被保护国。

利奥泰的治理体系并未因保留了本地机构就缺少了帝国特征。法国行政官员控制着所有的“现代”政府机构——财政、公共工程、卫生、教育、司法等，而宗教事务、宗教基金、伊斯兰法庭等机构则受摩洛哥人的管理。但利奥泰体系为本地领袖提供了一些诱导因素，来吸引他们协助而非颠覆法国殖民当局。摩洛哥的显贵们越是牵连进法国统治之中，利奥泰就越不需要在战场上寻求“平定”。利奥泰被尊为一位伟大的革新者，他对保护本地传统习俗的关注被其同时代人视为一种温情的殖民主义。

然而，即便在利奥泰体系之下，仍有很大一部分摩洛哥领土有待征服。为减少对法国军队兵源的占用，利奥泰招募并训练了一支甘愿将自己的国家交给法国人统治的摩洛哥军队。尽管也渴望完全的征服，但利奥泰更多聚焦于摩洛哥的经济中心地区——被他戏称为“有用的摩洛哥”（le Maroc utile），包括那些农业、矿产和水力资源充裕的地区。

由于来自农村地区的持续抵抗，对“有用的摩洛哥”的征服进展缓慢。从1912年建立被保护国到1914年一战爆发，法国在摩洛哥的控制范围由非斯延伸至马拉喀什，包括拉巴特、卡萨布兰卡等沿海城市以及新建的盖尼特拉港——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利奥泰港。一战期间，摩洛哥的本地事务暂时被搁置，当时约3.4万名摩洛哥士兵应召参加了法国对德国的战争，为他们的帝国领主付出了惨痛的伤亡代价；利奥泰也在1916—1917年被召回，担任法国战争大臣。即便如此，利奥泰体系依旧如故，大首领被证实为法国在摩洛哥最重要的支持者。1914年8月，摩洛哥农村显贵在马拉喀什举行集会，承认他们对法国的依赖。一位重要显贵表示：“我们是法国的朋友，直到最后一刻我们都会与法国休戚与共。”13

一战及巴黎和会结束之后，利奥泰重启对摩洛哥的征服，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抵抗。1923年，超过2.1万名法国士兵与约7000名摩洛哥反叛者展开激战。然而，利奥泰最大的挑战将来自法属保护国领土之外，来自北部西班牙属地里夫山区的柏柏尔人。他的死敌是一位地方小镇上的法官，名叫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卡里姆·赫塔比（Muhammad ibn Abd al-Karim al-Khattabi），更多以阿卜杜·克里姆（Abd el-Krim）的名字闻名。阿卜杜·克里姆在1921—1926年间，从他的家乡、俯瞰地中海海岸线的里夫山区，掀起了一场长达5年的大反叛，其间成千上万的西班牙士兵被杀。这场战争也被称为20世纪殖民军队在非洲所经历的最惨痛的失败。14

1921年夏，里夫民众（被称为里非）与西班牙人之间的冲突正式爆发。受到伊斯兰社会、宗教改革讨论的启发，阿卜杜·克里姆同时拒绝法国和西班牙统治，希望在里夫建立一个独立于西班牙王国的国家。“我想让里夫成为一个像法国、西班牙一样的独立国家，希望建立一个拥有完整主权和独立的自由国家，”他解释说，“这种独立能确保我们自决和管理自身事务的完全自由，我还希望能按照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缔结这样的协议和联盟。”15

作为一名拥有强大个人魅力的领袖，阿卜杜·克里姆很快招募了数千名里夫人，组建了一支纪律严明、目标明确的部队。里夫人在战斗中占据着双重优势：一方面，他们是为保卫自己的家乡、亲属免遭外国入侵者伤害而战斗；另一方面，他们在战斗中可利用家乡崎岖多变的山区地形。1921年7—8月，阿卜杜·克里姆的军队重创了西班牙守军，杀害约1万名士兵并俘虏了数百人。西班牙迅速派兵增援，并于1922年重新收复了阿卜杜·克里姆部队所占领的地区。然而，里夫人在与西班牙军队的对抗中继续捷报频传，成功缴获了超过2万支步枪、400支山地枪以及125架加农炮。这些武器很快就分发给了战斗人员。

这位里夫领袖通过赎金换俘虏的方式，迫使西班牙人为他的战备工作买单。1923年1月，作为释放战争开始以来里夫人俘获俘虏的条件，西班牙政府向阿卜杜·克里姆支付了超过400万比塞塔。这笔巨款资助了阿卜杜·克里姆雄心勃勃的计划，即通过反叛来建立一个独立国家。

1923年2月，阿卜杜·克里姆为在里夫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奠定了基础：他接受了里夫各部落的效忠承诺，启用了里夫山区埃米尔（指挥官或统治者）这一政治头衔。作为回应，西班牙发动了又一轮攻势，企图重新夺回里夫地区。1923—1924年，里夫人连胜西班牙人，这一系列胜利在1924年秋攻克山城沙万的战斗中达到顶点。西班牙人在战场上又损失了1万名士兵。这些胜利给予了阿卜杜·克里姆和他的里夫军团更多自信而非审慎：如果击败西班牙人这么容易，击败法国人又有何不可能呢？

里夫战争在法国国内引发了深深的忧虑。在1924年6月对北部边境地区的一次巡查中，利奥泰警惕地发现西班牙军队的战败使得法国阵地很容易受到里夫人的袭击。里夫是一个贫穷的山区，在粮食进口方面严重依赖于法属区内的肥沃谷地。为了防止里夫人为保证食物需求而主动入侵，利奥泰需要强化非斯与西班牙属区之间的军事防卫。

1924年8月，利奥泰返回巴黎，向爱德华·赫里欧（Edouard Herriot）及其政府简要汇报了阿卜杜·克里姆的反叛对法属区造成的威胁。但占领莱茵兰及在叙利亚与黎巴嫩建立行政机构已将法国的战线拉得过长，因此，法国无力提供在利奥泰看来保存法国在摩洛哥地位所需的最少人力和物力。利奥泰要求立即增派四个步兵营，但法国政府仅集结了两个。作为一个天生的保守派，利奥泰感觉他并没有得到赫里欧激进党政府的支持。当时他已年届七旬，且身体状况不佳，回到摩洛哥后已不具备必要的身体条件或者政治力量来遏制里夫人。

1925年4月，阿卜杜·克里姆挥师南下侵入法属区。他们寻求占据着里夫南部农业用地的本地部落的支持。他的指挥官会见了部落领袖，向后者解释了他们对当时情况的认识：“以复兴的伊斯兰之伟大荣耀的名义，阿卜杜·克里姆——摩洛哥真正的素丹已经发起了‘圣战’，目标就是驱逐异教徒，特别是法国人。”他们继续解释说，阿卜杜·克里姆的部队占领整个摩洛哥“不过是几天之内的事情”。16阿卜杜·克里姆本人则越来越将此运动视为一场反抗非穆斯林侵略者占领穆斯林土地的宗教战争，并公然对整个摩洛哥素丹国而不仅仅是更小的里夫共和国提出了领土要求。

就像利奥泰所担心的那样，里夫人很快便席卷了防御严重不足的北部农业地区；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法国人被迫疏散了所有的欧洲公民，并让部队从农村地区退守至非斯城。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内，法国人在对抗里夫人的军事行动中就失去了43个军事哨所，遭受了1500人死亡、4700人受伤的巨大损失。

6月，阿卜杜·克里姆的部队已经停驻在距离非斯城仅40千米（约25英里）的地方，这时他写信给城内著名的卡鲁因（Qarawiyyin）清真寺学府的伊斯兰学者们，试图赢得他们对自己事业的支持。他在信中写道：“你们和你们的同事都具有高贵的信仰，与伪善者和异教徒并无瓜葛。我要提请你们注意，不团结的摩洛哥所深陷其中的奴役状态。”他进而指控当政的素丹穆莱优素福已经将自己的国家出卖给了法国人，且与腐败的官员为伍。他要求得到非斯城宗教领袖的支持，强调这是一种宗教义务。17

这封信论证有力，采用了合理的神学术语，并辅以《古兰经》节文的支持，来论证“圣战”的必要性。然而，非斯城的阿拉伯学者并未因此就站到里夫的柏柏尔人一方。阿卜杜·克里姆的军队到达非斯市郊时，遭遇由利奥泰体系创造、处于法国牢固控制之下的“有用的摩洛哥”。面对这一两难选择——一方是来自里夫地区、胸怀抱负的民族解放运动，另一方则是法国帝国统治所牢固建立的制度和工具，非斯的穆斯林宗教学者们显然认为利奥泰体系更为强大。

1925年6月，阿卜杜·克里姆的运动在非斯城停滞不前。如果说法国在摩洛哥农村地区统治的三大支柱是穆斯林神秘主义兄弟会、重要部落首领以及柏柏尔人，那么当时利奥泰已经确保了其中两者的支持。“我的运动失败的最大原因，”阿卜杜·克里姆后来反省道，“正是宗教狂热。”考虑到他本人也曾将伊斯兰作为争取对反帝“圣战”运动支持的工具，他的这一说法显然前后并不一致。但实际上这位里夫领袖所指的是，穆斯林神秘主义兄弟会坚信“苏非教团的谢赫们是我最大的敌人，也是我的国家前进道路上的敌人”。此外，他在对付大首领时也没有取得更多的成功。“起初，我想通过说服和论证的方式来赢得民众对我观点的支持，”阿卜杜·克里姆写道，“但我遭到了拥有强大影响力的重要家族的激烈反对。”除去一个例外，他解释说：“其他家族都是我的敌人。”18通过反对阿卜杜·克里姆，大首领和兄弟会的谢赫如利奥泰所设想的那样，支撑起了法国在摩洛哥的统治。至于柏柏尔人，阿卜杜·克里姆和他的里夫战士们本身就是柏柏尔人，他们强化了利奥泰的柏柏尔分离主义政策，甚至比利奥泰本来设想的还要更进一步。毫无疑问，里夫人的柏柏尔人身份在劝阻摩洛哥阿拉伯人加入其反法斗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尽管利奥泰的殖民政府体系仍屹立不倒，但其本人却因里夫的挑战而一蹶不振。对他在巴黎的批评者而言，里夫战争波及法国的保护国，本身就意味着利奥泰寻求摩洛哥完全臣服的努力失败了。1925年7月，随着大规模援军由法国涌入摩洛哥，因数月战事和健康状况不佳而心力交瘁的利奥泰，请求另一位指挥官来协助他工作。法国政府派了一战中凡尔登战役的英雄菲利浦·贝当元帅前来协助。8月，贝当接管了法军在摩洛哥的军事行动指挥权。次月，利奥泰提出辞职，并于10月永久地离开了摩洛哥。

利奥泰离开后，阿卜杜·克里姆也没有坚持很久。法国、西班牙两国军队开始合力镇压里夫反叛。里夫军队撤退至位于摩洛哥北部家乡的山区后，1925年9月开始面对法、西大规模军队的两面围困。10月，欧洲军队已经彻底包围并全面封锁了里夫山区，试图迫使后者投降。阿卜杜·克里姆提出议和，但遭到法、西的粗暴拒绝。1926年5月，一支由约12.3万名士兵组成的欧洲联军攻陷了里夫山区，里夫抵抗运动最终失败，阿卜杜·克里姆于5月26日向法国投降。随后他被流放至印度洋上的留尼汪岛，直至1947年。

里夫战争失败后，法国和西班牙恢复了在摩洛哥的殖民统治，再也没有受到新的本地抵抗运动的困扰。尽管里夫战争并未引发对法国或西班牙在摩洛哥统治的持续反抗，但阿卜杜·克里姆及其抵抗运动却激发了整个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者的想象力：里夫人被视为阿拉伯人的一支（而非柏柏尔人），他们领导了一场反对欧洲统治的英雄般的抵抗运动，为保卫自己的土地和信仰而多次击败了欧洲人的现代军队。里夫人反抗西、法的5年反叛（1921—1926），也激励了部分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后者在1925年发动了自己的反法斗争。

在叙利亚中部城镇哈马，一位年轻的军官从报纸报道中热切地关注着里夫战争局势的进展。法乌齐·盖伍格吉（Fawzi al-Qawuqji）曾与法国人作战。盖伍格吉的出生地的黎波里，当时已成为大黎巴嫩的一部分。作为费萨尔国王事业的支持者，他曾加入那支于1920年7月在汗·麦赛伦反抗法国殖民占领军的非正规部队。那次惨痛的失败使得盖伍格吉确信，叙利亚人在当时不可能将法国人赶走。

麦赛伦战役后仅数周，盖伍格吉就放弃理想主义而选择现实主义，进入一支法国人新建立的叙利亚部队服役，该部队叫作特别部队（Troupes Spéciales），或称叙利亚军团。尽管与一个外来帝国合作来管理自己的国家，但盖伍格吉对自己身穿法国军服并不感到舒服。正是在哈马军营之中，他和同伴中的民族主义者受到报纸上关于里夫战争报道的启发，将阿卜杜·克里姆作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在他们的斗争中所看到的英雄主义，使我们相信阿拉伯人的这种独特的个性并没有彻底消失，”盖伍格吉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一种对牺牲的向往在我们中间传播。我着了魔似的关注着摩洛哥的事态发展，甚至找来了冲突地区的地图。”19

如果说里夫战争启发了叙利亚的民族主义者，那么叙利亚的帝国行政人员则从利奥泰在摩洛哥的治理策略中汲取了灵感。被指派来管理叙利亚的法国官员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利奥泰“学派”的毕业生：法国首任驻叙利亚高级专员亨利·古罗将军，曾是利奥泰在摩洛哥的助手；其他被指派到叙利亚的重要殖民官员，也曾在利奥泰手下供职，其中就包括古罗派驻大马士革的代表卡图上校（Colonel Catroux），驻阿勒颇代表德·拉莫特将军（General de Lamothe），以及派驻在阿拉维地区的两位上校。很多低级别官员也是从摩洛哥来到叙利亚任职。因此可以预料的是，他们试图在叙利亚复制一个经过调整的利奥泰体系。20

自占领叙利亚伊始，法国就同时在城镇和农村地区面临民族主义者的抵抗。1919年，叙利亚西部的阿拉维山区爆发了反法起义，经过两年的时间才得到镇压。阿拉维派（Alawites），一个可追溯至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宗教社群，仅仅希望保留其自治地位，并不妄称为民族独立而战斗。法国人通过建立一个微型国家，成功地满足了阿拉维派维持地区自治的愿望。这一微型国家以港口城市拉塔基亚及阿拉维山区为基础，由地方显贵与法国行政长官合作进行统治。

1919年，一次更危险的民族主义反叛在北部城市阿勒颇附近爆发。反叛领导人易卜拉欣·哈纳努（Ibrahim Hananu）是一位拥有土地的地方显贵，一战前曾在奥斯曼官僚机构中任职，后因对奥斯曼战时镇压政策感到失望，在1916—1918年阿拉伯大起义期间志愿加入埃米尔费萨尔的军队，并参加了1919年叙利亚国民议会。在哈纳努这位实干家看来，叙利亚国民议会不过是只说不做的清谈，因此他北上回到阿勒颇，开始组织一支游击队伍以便对法国人构成实际的震慑。他发起了一场抵抗法国殖民统治的农村暴动，1920年法国占领阿勒颇后，这一运动很快发展为一场民族主义起义。1920年夏秋之间，起义军规模迅速由800人扩大至近5000名志愿军。21叙利亚民族主义者从邻国的土耳其人那里获得武器和资金援助，后者正在安纳托利亚南部沿海地区武装反抗法国人对该地区的短暂占领。为防止哈纳努起义在叙利亚引发一场全国规模的民族主义大起义，法国人迅速部署了军队，强化了对阿勒颇的控制。1921年秋，哈纳努逃亡至约旦，随后被英国当局逮捕并移交给法国司法部门。法国人对哈纳努进行了审判，但很明智地宣判其无罪，避免使其成为一名烈士。当时法乌齐·盖伍格吉已经加入了叙利亚军团，对他而言，哈纳努起义的失败也印证了他的这一观点：叙利亚人目前尚无实力对抗法国人。

事实上，法国人比法乌齐·盖伍格吉设想的要更担心民族主义煽动可能带来的挑战。为应对一个统一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威胁，法国人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叙利亚分割为四个微型国家：阿勒颇和大马士革被设置为两个独立政府的首都，以防止叙利亚主要城市的民族主义者为共同事业而实现联手；法国人还为叙利亚地区两个拥有悠久的地区自治传统的宗教团体——叙西部的阿拉维派和南部的德鲁兹派设计了两个独立国家。法国人希望能通过利奥泰柏柏尔政策的模式，在委任统治框架内赋予阿拉维派、德鲁兹派某种既得利益，从而确保他们与城市民族主义相隔绝。法国高级专员古罗依据其在利奥泰元帅“学院”中所学得的信条，将叙利亚划分为自治区，又任命本地精英担任叙利亚各个独立地区的总督。22

在全力确保叙利亚德鲁兹派、阿拉维派社群善意的同时，法国当局对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领袖却毫不妥协。20世纪20年代初期，叙利亚最有影响的民族主义者是阿卜杜·拉赫曼·沙哈班达尔（Abd al-Rahman Shahbandar, 1882—1940）。沙哈班达尔是一名医生，受训于贝鲁特美国大学，由于医学训练而精通英语。1919年，他曾充当金-克瑞恩代表团的导游和翻译，并与查尔斯·克瑞恩结下了私人友谊。1920年5月，他曾在费萨尔国王最后一任内阁中短期担任外交大臣，同年7月费萨尔政府倒台后流亡埃及。1921年夏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宣布大赦后，他才回到大马士革。

在回归叙利亚途中，沙哈班达尔博士重启民族主义运动，并建立了一个名为“铁拳协会”（Iron Hand Society）的秘密组织。“铁拳”集结了奥斯曼时期阿拉伯民族主义秘密团体的资深成员，以及费萨尔在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政府的支持者，其共同目标是将法国人逐出叙利亚。“铁拳”的行动受到法国当局的严密监控。1922年4月7日，法国人以涉嫌煽动反叛为由，逮捕了沙哈班达尔以及该运动的另外4名领导人。

法国当局的局部行为进一步加剧了叙利亚异议人士的愤怒。次日，一群民族主义者利用市中心伍麦叶清真寺周五聚礼的机会，鼓动8000名聚众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示威活动。当时，“铁拳”成员率领着由宗教领袖、街区强人、商人、学生等组成的复杂队伍，穿越大马士革的中央市场向城堡行进，在那里被法国安全部队强行驱散。安全部队逮捕了46名大马士革人，并造成数十人受伤。

然而，法国人的镇压措施并未能遏制抗议活动，更多的大马士革人开始响应民族主义者的号召。4月11日，以沙哈班达尔的妻子为首的40名妇女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示威活动，法国当局向示威群众开枪，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妇女。民族主义者发起大罢工，在法国当局审判沙哈班达尔及其他反对派领袖期间，大马士革店主们进行了长达两周的罢市。最终，法国当局通过了针对被告人的多项指控，沙哈班达尔被判处20年徒刑，其他人量刑也在5—15年之间。“铁拳”最终被击破，民族主义者的声音遭到压制，国内舆论一片死寂。但这样的情况仅持续了3年。

经过3年相对稳定的时期之后，法国自1925年开始重新审视其在叙利亚的政治安排。同时运转多个微型国家被证明过于昂贵。鉴于高级专员古罗已完成其任期，他的继任者们便宣布将阿勒颇与大马士革合并为一个国家，并为将于1925年10月举行的新的代表大会的选举制定了日程。

经过3年的政治平稳时期，法国人放松了对叙利亚政治的严密掌控。新任高级专员莫里斯·萨拉伊（Maurice Sarrail）将军赦免了政治犯，并允许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在代表大会选举之前组建一个政党。在狱中度过两年之后，沙哈班达尔因大赦而被释放，并于1925年6月建立了一个新的民族主义机构即人民党。沙哈班达尔的政党吸引了一些最重要的大马士革精英。作为回应，法国当局也扶植了一个亲法的党派——叙利亚联盟党（Syrian Union Party）。叙利亚人担心法国会操纵选举的结果，正如后者在黎巴嫩所做的那样。然而，打乱这一政治进程的插曲却来自德鲁兹山，而非高级专员的办公室。

1921年起，法国人与德鲁兹人之间的矛盾就开始发酵。1921年，利奥泰“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乔治·卡图（Georges Catroux）将军依据法国在摩洛哥柏柏尔政策的模式，起草了法国人与德鲁兹人之间的协议。根据该协议，德鲁兹山将构成一个独立于大马士革的特别行政单元，拥有一位选举产生的本地长官和代表会议。换言之，山区的行政管理表面上将处于德鲁兹人的控制之下。作为交换，德鲁兹人将接受法国委任统治的条款，同意在山区派驻法国顾问并建立一个法国军营。很多德鲁兹人对协议的条款深怀疑虑，担心法国人借协议过多干涉其内部事务；绝大多数德鲁兹人则持观望立场，希望通过实际行动来判断法国人的意图。然而，随后几年的经历却没能使他们安心。

首先，法国人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即疏远了最强大的德鲁兹领袖苏尔坦·艾特赖什帕夏（Sultan Pasha al-Atrash）。1921年，法国当局为削弱这位山区最强大领袖的权威，提名苏尔坦帕夏的一位次要的亲戚赛里木·艾特赖什（Salim al-Atrash）担任德鲁兹山区长官。这也为法国人与苏尔坦帕夏之间的冲突埋下了伏笔。1922年7月，苏尔坦帕夏的属下释放了一名法国人捕获的俘虏，作为回应，帝国政府派遣部队和战机摧毁了苏尔坦帕夏的住宅。苏尔坦帕夏不为所动，领导了一场针对法国在山区据点的游击战，战斗持续了9个月之久，直至1923年4月这位德鲁兹军阀被迫投降。法国人与这位德鲁兹领袖达成了休战，从而避免了将如此重要的一位地方领袖送上法庭的危险。但德鲁兹山名义上的长官赛里木·艾特赖什已经提交了辞呈，而在苏尔坦帕夏的反对下，没有任何一位德鲁兹领袖愿意接受山区长官这杯“毒酒”。

在缺少合适的德鲁兹派候选人的情况下，法国人打破了利奥泰体系的一条核心原则以及他们自己与德鲁兹人达成协议的条款——1923年法国当局任命一位法国军官担任山区长官。更糟糕的是，他们所任命的长官人选加布里埃勒·卡比耶（Gabriel Carbillet）上尉是一位狂热的改革派人士，他将摧毁德鲁兹山地区他所谓的“古老的封建体制”视为自己的使命，这一体制在他看来是“倒退的”。德鲁兹人对卡比耶的不满与日俱增。沙哈班达尔就不无讽刺地指出，他的很多民族主义同僚认为这位法国军官将德鲁兹人逼迫到反叛的边缘，从而推动了叙利亚民族主义的发展。23

德鲁兹领袖们无法接受法国人对其1921年协议的公然违背，决定直接向委任统治当局进行申诉。1925年春，山区领袖组成一支代表团前往贝鲁特，试图会见高级专员并对卡比耶提出申诉。高级专员萨拉伊非但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来安抚心怀不满的德鲁兹人，反而拒绝接见代表团，进而公开羞辱了这些山区重要人物。德鲁兹领袖们怒火冲天地回到山区，已然决心发动反法起义，并开始寻找合作伙伴。他们转向了城市民族主义者，将其视为自己的天然盟友。

1925年，民族主义运动在叙利亚全国城镇进展迅速。在大马士革，沙哈班达尔将最重要的民族主义者聚集在他的人民党之下。在哈马，法乌齐·盖伍格吉已建立了一个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政党，即真主党。在这一意义上，盖伍格吉成为最早意识到伊斯兰用以动员民众反抗外来统治的政治力量的先驱之一。盖伍格吉蓄须明志，每夜拜访哈马城内不同的清真寺，为发动起义而争取支持。他和城内的穆斯林布道者们建立了良好关系，鼓励后者在周五聚礼的布道中增添《古兰经》中号召“圣战”的段落。此外，他还从哈马部分富有的地主家庭获得了财政上的支持。1925年初，盖伍格吉派遣使者前往大马士革会见沙哈班达尔，提议在后者的人民党与哈马的真主党之间达成更好的协调。沙哈班达尔则劝阻这些来自哈马的使者，提醒说“在当前的情形下发动起义具有明显的风险，将伤害到民族的利益”。24同年5月，随着德鲁兹人加入民族主义事业，沙哈班达尔认为这场运动已经达到了一个可期成功的关键体量。

5月，德鲁兹领袖集团与沙哈班达尔以及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取得接触。最初在一位资深记者家中会面，双方对话主要围绕发动起义的方式而展开。沙哈班达尔向德鲁兹人简要介绍了法乌齐·盖伍格吉在哈马的活动情况，提议在一场全国性的叙利亚大起义中开辟多条反法战线。后续一系列会议都在沙哈班达尔家中举行，参与者包括艾特赖什氏族的重要成员。所有参会者秘密宣誓并签署协定，宣誓为实现民族统一和独立而全力合作。25当然，这是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盟友关系：沙哈班达尔和他的同僚当然乐见德鲁兹人在其山区发动武装起义，因为相比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德鲁兹人在其山区内享有更高的机动性且武装更加充分；作为回报，德鲁兹人也不会单独面对法国人的军事压力——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许诺将起义传播至全国各地，同时给予德鲁兹人率先发难所需的支持。

7月，德鲁兹人发动反法起义。苏尔坦·艾特赖什率领数千名战士向驻扎在山区第二大城镇萨勒赫德的法军发动了袭击，并于7月20日占领了该镇。次日，他的部队包围了德鲁兹山地区行政首府苏伟达（Suwayda’），使得很大一批法国行政人员和士兵陷入围困。

由于事发突然，法国人尚缺乏足够的兵力和策略来遏制德鲁兹人起义。之后的几周内，由8000至1万名志愿者组成的德鲁兹起义军击败了一支又一支被派来镇压起义的法国军队。为了防止全国性大起义这一噩梦的发生，法国高级专员萨拉伊决心在起义初期就予以镇压。他从叙利亚北部和中部调动法军与叙利亚军团的兵力，来镇压南部德鲁兹山地区的起义。8月，法国当局对大马士革所有一般的民族主义嫌犯采取打压措施，大肆逮捕，未经审判就流放了大量相关人士。沙哈班达尔和他最亲密的合作者逃离大马士革，前往德鲁兹山地区的艾特赖什家族寻求避难。尽管法国人做出最大努力，起义仍开始蔓延至其他地区。下一轮的爆发在哈马。

法乌齐·盖伍格吉已经为在哈马发动起义做好了准备，仅在等待最佳时机。在见证了以往各次反法斗争的潮起潮落后，盖伍格吉深信1925年的情况已有所不同。法国统治的各支反对力量——德鲁兹人、大马士革人以及盖伍格吉的哈马派之间的协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德鲁兹人的反叛已经对法国人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此外，盖伍格吉还关注着摩洛哥里夫战争的进展，了解到法国人在那里的情况也在恶化：“法国军队已经卷入与阿卜杜·克里姆领导下里夫地区部落的战斗而无法自拔。后者胜利的消息不断向我们传来。我们还收到消息称法国增援部队已被派往马拉喀什。”盖伍格吉意识到法国人一旦向摩洛哥增派部队，就无力再向驻叙法军增派援军。“我的准备工作已经很充分了，”他总结道，“所剩的就是执行这些准备工作。”26

1925年9月，盖伍格吉向德鲁兹山的苏尔坦·艾特赖什帕夏派遣使者，提议德鲁兹人进一步升级其攻势，从而将法军全部吸引至南部地区。随后，他将于10月初在哈马发动进攻。为了确保在哈马开辟第二条反法战线，苏尔坦帕夏愿意让他的战士面对法军的激烈战斗，因而就同意了盖伍格吉的方案。

10月4日，盖伍格吉在周边贝都因部落战士和哈马城市人口的支持下，领导叙利亚军团发动兵变。他们俘虏了多名法国士兵，并将该市的行政人员围困在政府大楼内。至当日午夜，哈马市已落入起义者的控制之下。

法国人很快做出回应。尽管正如盖伍格吉料想的那样，绝大多数法国军队都在德鲁兹山作战，但法国人还有空军力量。法国人开始了一场针对城市居民区的轰炸，将哈马市中心市场的一部分夷为平地，造成约400名平民死亡，其中很多是妇女和儿童。尽管最初承诺支持盖伍格吉的运动，但哈马的显贵们也是最早脱离反抗队伍、并与法国人就停止反叛和轰炸达成一致的人。起义后仅3天，盖伍格吉及其追随者就被迫撤离至农村地区，任由法国人重新占领哈马。

未受哈马失利的影响， 盖伍格吉和他的部下继续将反叛传播至叙利亚其他城镇地区。“叙利亚土地上反叛的大门已经在我们面前敞开。通过这些演习，”盖伍格吉自诩道，“法国人的智慧和机智在阿拉伯人的智慧机智面前已然落败。”27

几天的时间内，起义已传播至大马士革周边的村庄。法国人试图通过展示极端暴力来遏制这场运动：整批的村庄在炮兵和飞机的轰炸下被摧毁；大马士革内陆地区近100名村民被处决，死者尸体作为可怕的战利品被运回大马士革，以便对其他起义的支持者形成震慑。可以预见的是，暴力行为引发了更多的暴力：作为对与殖民当局勾结的警告，12名为法国人服役的本地士兵残缺不全的尸体也被暴露在大马士革城门之外。

至10月18日，起义已传播至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居民不分男女大量加入抵抗运动。加入战斗的男人们依靠他们的妻子与姐妹将食品和武器偷运至其藏身之处：在一位法国士兵的注视之下，一位大马士革战士的妻子就成功地将食品和武器送到她的丈夫及其起义战友的手中。大马士革记者希菡·特季曼（Siham Tergeman）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法国哨兵］从未想到妇女们正在帮助叛军从屋顶逃跑，或者在罩袍或食盒掩盖之下向他们运送武器，从而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28

对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领袖而言，起义已经成为一场“圣战”，战斗人员也就成了“圣战者”。近400名志愿军进入大马士革，成功确保了对沙古尔和米坦街区的控制，迫使法国行政官员进入城堡避难。起义军的一支分遣队甚至攻入阿兹姆宫，试图抓捕法国高级专员莫里斯·萨拉伊将军。这座宫殿本是艾斯阿德·阿兹姆帕夏（Asʻad Pasha al-ʻAzm）在18世纪建立的一个奢华的建筑，在法国人接管后则被改造为长官府邸。尽管萨拉伊实际上已撤离了相关街区，但一场激烈的枪战仍使这座古老的宫殿陷入火海。但这还只是故事的开始。

为了挫败大马士革的起义，法国人不惜动用蛮力。他们从城堡上用火炮对大马士革各个街区进行狂轰滥炸。大马士革民族主义领袖沙哈班达尔博士写道：“在指定的时间，这些令人憎恶的装备将它们的灰烬喷射向这座城市最美的街区。在随后的24小时内，毁灭性的炮弹和大火吞噬了600多座最美的房屋。”紧随其后的是长达数日的飞机轰炸。“轰炸从周日中午一直持续到周二傍晚，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死于碎石瓦砾之下的死者的准确数量。”沙哈班达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道。29据后来的估算，3天暴力期间死者人数高达1500人。

对平民人口的巨大影响迫使起义者停止了在大马士革市区内的行动。“当起义者们看到针对街区的连续轰炸使妇女儿童感到恐怖，看到空中盘旋的飞机对市内房屋不加区别地倾泻炸弹时，他们便离开了大马士革市区。”沙哈班达尔后来回忆说。尽管被逐出了哈马和大马士革，这些起义者已成功缓解了德鲁兹山的局势，3个月以来德鲁兹山一直是法军镇压首当其冲的区域。但如果法国人幻想通过在哈马和大马士革滥用暴力来遏制起义的传播，那他们肯定将感到失望。1925—1926年的冬季，随着起义传播至全国各地，法国当局已被迫将军队派送至叙利亚全国各个角落。

法国人成功镇压了叙利亚北部和中部的反叛之后，才有能力返回德鲁兹山地区。在那里，苏尔坦·艾特赖什帕夏仍领导着一场活跃的抵抗运动。1926年4月，法国人重新占领了德鲁兹地区首府苏伟达。同年5月阿卜杜·克里姆在摩洛哥最终投降之后，法国人终于得以将大量兵力调往叙利亚。根据盖伍格吉的说法，驻叙法军增至9.5万人。叙利亚抵抗力量被法国人彻底压倒，其主要领袖流亡海外。1926年10月1日，苏尔坦·艾特赖什帕夏和阿卜杜·赖哈曼·沙哈班达尔博士跨越边境进入邻国外约旦。

在其他民族主义领袖放弃抵抗之后很久，法乌齐·盖伍格吉仍尝试继续武装斗争。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他仍不知疲倦地呼吁重新起义。但叙利亚人民已经失去了战斗的动力，他们在面对法国人野蛮报复行为时变得谨慎起来。在1927年3月的最后一场战役中，盖伍格吉成功招募了一支由74名战士组成的队伍，但其中仅27人拥有马匹。他们绕开大马士革，隐藏至荒漠地区，最终被之前支持其运动的沙漠部落所出卖。凭借机智和骗局，他们才成功逃脱，撤退至外约旦，但也使自己的国家牢牢控制在法国人手中。30

叙利亚大起义未能从法国统治下实现独立。之后，民族主义运动领导权落入一个新的城市精英领导层手中，后者回避武装斗争，试图通过谈判和非暴力抗议的政治程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直至1936年，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种种努力都收效甚微。

尽管从摩洛哥到叙利亚，法国殖民当局在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忙于镇压叛乱，但他们至少在阿尔及利亚还有一个盛大的聚会值得期许。

此时，距1827年阿尔及利亚德伊暴怒挥动蝇拂从而决定了他国家的命运已有一个世纪。自从1830年6月法国军队首次在西迪·法鲁什登陆起，法国人已先后驱逐了奥斯曼人，击败了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镇压了多次大规模起义，最后一次起义发生在1871—1872年。至20世纪初，他们已经完成了从地中海到撒哈拉的征服。

至20世纪20年代，已有超过80万名定居者从法国移居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不再是生活在一块外国土地之上。31自1848年起，阿尔及利亚就被宣布为法国领土，奥兰、阿尔及尔、君士坦丁三个省份则被转变为法国的海外省，在巴黎的法国议会中拥有民选代表。“阿尔及利亚”代表们——更准确地说，是法裔阿尔及利亚人代表，因为本土阿尔及利亚人既无权投票，也不得参选国民职务——在议会中享受着远超其人口比例的影响力，作为一个集团致力于保护定居者的利益。

随着1930年百年纪念的临近，法裔阿尔及利亚人开始抓住这一机会，向法国本土的法国人以及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展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存在的胜利和持久性。关于庆典的规划几年前就已开始。1923年12月，阿尔及利亚总督采取了第一步，下令建立一个“筹备庆祝1830年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百年纪念项目”的委员会。法国议会批准了一项4000万法郎的预算，并授权成立一个负责组织庆典工作的委员会。最终，庆祝活动耗费超过了1亿法郎。

为了这一年，整个阿尔及利亚的面貌都发生了变化。为点缀城市和乡村，艺术家们受委托创作了众多纪念法属阿尔及利亚历史中重大里程碑事件的纪念碑；众多博物馆在阿尔及尔、君士坦丁、奥兰等大城市中先后落成；公共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兴建，其中包括学校、医院、孤儿院、贫民院、农业学院、专业学校，以及一个能确保百年庆典新闻传播至阿尔及利亚全国各地的世界上最大的广播站；一个大型博览会在西部港口城市奥兰举行，其空前盛况可媲美一次世界博览会；超过50次国际会议和大会在阿尔及利亚召开，其涵盖的主题林林总总；各类体育项目、穿越撒哈拉的汽车拉力赛、帆船比赛同样被列入了日程；各城市在夜间灯火通明，重要建筑物的轮廓被电灯和精致的烟火表演所点亮。

百年庆典的象征意义最集中地体现在受委托而创作的众多纪念碑之中。在距阿尔及尔南部仅几英里的布法利克，竖立着一座宽45米、高达9米（宽约148英尺、高约30英尺）的巨型雕像，以庆祝“法国殖民天才们的不朽荣光”。雕塑家亨利·布沙尔（Henri Bouchard，位于日内瓦的宗教改革纪念碑的设计者） 将一小撮法国“文明的开路先锋”置于整个纪念碑的中心，为首的便是19世纪30—40年代为击败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而不惜将阿尔及利亚烧为焦土的两位军事指挥官比若将军和德·拉莫里西耶将军（General de Lamoricière）；在军人背后骄傲地站立着一群法国显贵、市长以及“模范定居者”；在雕像后部俯视上述身着制服和套装的法国人的位置，雕塑家增加了少数身着民族服饰的阿拉伯人，他们代表着“最早一批驯顺的本地居民，其积极的忠诚使得［法国殖民］任务成为可能”。32

法国人甚至成功地将一种带有同情色彩的阿尔及利亚元素巧妙地纳入了1830年的军事记忆。旨在纪念1830年6月14日法军在西迪·法鲁什登陆的纪念碑是否会“引发本土居民的不快”？围绕这一点，法国媒体已经展开热烈讨论。百年庆典的官方历史学家梅西耶（Mercier）写道：“所有了解阿尔及利亚以及与其阿拉伯-柏柏尔人保持日常接触的人，在这方面都不会有任何担心。”梅西耶强调，所有本土阿尔及利亚人的真实感情充分体现在部落领袖布阿齐兹·本·加纳（Bouaziz Ben Gana）的评论之中。加纳曾表示：“假如本土居民在1830年就认识法国人，他们本可以在步枪上装上鲜花，而非子弹，去迎接他们。”在这座高达10米(1)的雕像的铭文中，描绘了头戴三色帽的玛丽安向下凝视着一个恭顺的阿拉伯儿子的双眼这一场景，也表达了这样一种情感：“100年后，法兰西共和国已赋予这个国家繁荣、文明和公正，一个心怀感恩的阿尔及利亚则向祖国致以永垂不朽的敬意。”法国人似乎希望将阿尔及利亚人刻画为其国家殖民化进程支持者的角色。33

1930年6月14日，百年庆典活动在西迪·法鲁什达到顶点。在这里，活动组织者再次试图将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描绘为一个法国-阿拉伯联合成果，活动官方称其为“对法国人口与本土人口联合的庆祝”。大量民众聚集在新的西迪·法鲁什纪念碑周围，观看阅兵式并聆听讲话。阿尔及利亚总督率领着一支由殖民官员组成的方阵。空军飞过上空，并向纪念碑周围的聚众抛撒花瓣。火炬传递手仿照奥运会的方式，从纪念碑出发跑向东部约30千米（19英里）外的阿尔及尔。

法国人的讲话不出意外地充满胜利者的口吻，而更让人震惊的是登上讲台的阿尔及利亚高层官员所做的评论。一位代表清真寺学校教职人员的宗教学者哈吉哈姆（Hadj Hamou），对他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讲授伊斯兰教的自由表示感谢。他宣称所有清真寺的聚众在对“神圣的世俗法兰西共和国的共同的爱”方面，都追随其伊马目们的引导，这是多么奇妙的自相矛盾的表述。代表穆斯林知识分子发言的M.贝勒哈吉（M. Belhadj）在当天的庆典中，则强调“法国人与本地人民的深度融合”，他们已然转变为“和平与和谐地生活在同一旗帜下，同样热爱祖国母亲的单一、独特的民族”。一位重要的阿拉伯显贵M.欧拉白（M. Ourabah）则恳求道：“教导我们，让我们上升得更高，升到你们的高度吧！让我们同心同德，一起呐喊：法国万岁，永远伟大！阿尔及利亚万岁，永远属于法国！”34

在一个阿拉伯民族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阿尔及利亚似乎正在拥抱帝国主义。然而，阿尔及利亚人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命运。很多受过教育的阿尔及利亚精英认识到他们无法击败法国人，因此他们试图加入后者，即享有法国公民身份的充分权利——这些权利直至1930年对他们而言仍遥不可及。在接受法国统治不可避免的前提下，这些阿尔及利亚人选择了一场公民权利运动，而非民族主义。其代表人物是阿尔及尔大学一名药理学学生——法尔哈特·阿巴斯（Ferhat Abbas）。

法尔哈特·阿巴斯（1899—1985）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东部某小镇的一个外省行政官员和地主家庭。他在法国学校接受教育，最终认同了法国的价值观念。他最渴望的就是享有任何法国人都拥有的完整权利，但法国法律却对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司法、政治权利施加了诸多严重限制。这些法律从地理层面将阿尔及利亚一分为三：欧洲人口相对较多的地区，施行法国普通法；欧洲人占少数的农村社群，施行军事和民事混合统治；阿拉伯领土则完全处于军事管理之下。

相关法律还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与穆斯林之间做出明确区分。1865年法国参议院颁布法令，规定所有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为法国臣民。他们可以在军事和民事部门任职，但并非实际上的法国公民。作为被考虑授予法国公民权的条件，本土阿尔及利亚人不得不放弃其穆斯林民事地位，同意遵从法国个人身份法。考虑到婚姻、家庭、遗产分配等问题在伊斯兰法中都有详细的规定，这一条件无异于要求穆斯林放弃其信仰。因而毫不奇怪的是，在该法律施行的80年时间里，只有约2000名阿尔及利亚人申请获取法国公民权。

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不但不受法国法律的保护，还受制于一套被称为《本土居民法典》的歧视性法规。与美国南北战争后通过的旨在维持非裔美国人隔离、从属地位的《吉姆·克劳法》相似，上述法典起草于1871年最后一次重要的阿尔及利亚反法起义之后，规定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可因部分欧洲人有权合法从事的行为而受到起诉，如批评法兰西共和国及其官员。法典中设定的绝大多数罪行都十分细碎，惩罚措施也很轻微，不超过5天的监禁或15法郎的罚款。但正因为其结果是如此微不足道，法典的内容越是能按部就班地执行。此外，该法典比其他任何司法区分都更加直接地提醒阿尔及利亚人，他们是自己土地上的二等公民。对于法尔哈特·阿巴斯这样深受法国共和思想熏陶的人而言，这种侮辱显然难以忍受。

阿巴斯以一篇用法语写成的尖锐的批评文章作为对百年庆典的回应。这篇文章也典型地反映出法国统治一个世纪后一位阿尔及利亚青年的幻灭情绪，题为《青年阿尔及利亚人：从殖民地到行省》。阿巴斯的这篇力作不啻为一篇要求以法国共和主义的开明侧面取代当前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实行的殖民主义的雄辩的请愿书。

已经逝去的这个世纪是一个泪水与鲜血的世纪，而在哭泣和流血的主要是我们这些本土人民……百年庆典活动只不过是对一段痛苦过去的笨拙提醒，是某些人的富有在另一些人的贫穷面前的一种炫耀……如果新的世纪不能将这个国家的不同组成元素一视同仁、给予弱者提升其地位的手段的话，种族间的相互理解就仍将是空谈。35

在阿巴斯的文字中，我们听到了在西迪·法鲁什百年庆典中发言的阿尔及利亚显贵们呼声的回响——“让我们上升得更高，升到你们的高度吧！”不过阿巴斯在提出要求方面更加明确自信。

阿巴斯指出，阿尔及利亚人凭借其战时军事服务已经赢得了他们的公民权。自从1913年将强制兵役引入阿尔及利亚以来，法国就给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超过20万名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应征入伍，其中很多人再也未能返乡。关于战争中阵亡的阿尔及利亚人的数量，估计在2.5万至8万之间，伤者更远多于这一数字。36

即便在一战结束后，阿尔及利亚人仍被征召进入法国军队。阿巴斯宣称凭借1922年他在军队中的服役经历，他已经赢得了他本人的公民权。他指出，法国并不按种族、宗教区分服兵役的士兵，在法律方面也不应有这种区分。“我们是穆斯林，同时我们也是法国人，”他继续写道，“我们是本土居民，我们也是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有欧洲人和本土民族，但都是法国人。”37然而，在殖民主义社会及其法律之下，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在自己的国家却被降格为次等公民。“对于本土居民在他自己的土地上、街道上、咖啡馆里、日常生活最细小的交易中每日所遭受的侮辱，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理发师拒绝为他服务，旅馆拒绝为他提供住宿。”38

阿巴斯尤其批评了要求穆斯林放弃其个人身份的法国入籍法律。“一个阿尔及利亚人为何要寻求入籍？成为法国人？鉴于他的国家被宣布为法国领土，他已经是了。”写到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统治者时，他反问道：“他们是希望把这个国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还是想分而治之？”对阿巴斯来说，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引导穆斯林阿尔及利亚走向一个更高的文明阶段，最需要的就是将同样的法律应用于所有的人。”39即便如此，在其作为法国公民的各项权利不受歧视的前提下，他仍坚持阿尔及利亚人保留自身宗教并使用本民族语言阿拉伯语接受教育的文化权利。

阿巴斯并非是第一个提出完整公民权诉求的人，自20世纪初青年阿尔及利亚运动就已开始推进类似的改革。他也无法为所有阿尔及利亚人代言。以阿卜杜·哈米德·本·巴迪斯（Abd al-Hamid Ben Badis, 1889—1940）为首的伊斯兰改革运动就断然拒绝了阿巴斯的同化思想。阿巴斯和伊本·巴迪斯之间的分歧，鲜明地体现在1936年二人在一系列社论的交锋之中。当时，法尔哈特·阿巴斯大胆提出并没有什么阿尔及利亚民族：“作为一个祖国的阿尔及利亚是一个神话。我并没有发现它。我询问了历史，询问了逝者和今人，访问了墓地，但没有人对我谈起过它。”他指出，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阿尔及利亚人就是法国人。事实上，受到自己慷慨陈词的裹挟，他甚至豪言他本人就是法国（La France, c’est moi）。40“不，先生们！”伊本·巴迪斯反驳说：

我们仔细检查了历史的记载和当前的局势。我们发现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这个共同体有它自己的历史，充满了壮举伟业；它有自己宗教和语言的统一性；它有自己的文化、风俗和习惯，其中有好也有坏，像其他民族一样。此外，这个阿尔及利亚和穆斯林民族并不是法国：它不会知道如何成为法国；它不想成为法国；即使想的话，它也不可能成为法国。

但在呼吁阿尔及利亚独立方面，伊本·巴迪斯并没有比阿巴斯走得更远。阿巴斯寻求与法国人的平等，伊本·巴迪斯则希望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与法国人“分离但平等”。他要求法国人给予本土阿尔及利亚人自由、公正和平等，同时尊重他们独特的文化、阿拉伯语言和穆斯林信仰。在其文章的末尾处，伊本·巴迪斯坚称：“这个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祖国将是法国的忠实朋友。”41世俗同化主义者与伊斯兰改革者之间的分歧绝非不可跨越。

反讽的是，唯一一群要求阿尔及利亚完全独立的积极分子，却来自法国的侨民工人社群。在这支多达10万人的阿尔及利亚劳工队伍中，一小撮政治活跃人士通过共产党接触到了民族主义。其领袖麦萨利·哈吉（Messali Hadj, 1898—1974）于1926年在工人中建立了民族主义协会“北非之星”（L’Étoile Nord-Africaine）。1927年2月，麦萨利将这一新组织的章程提交给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反殖民压迫联盟大会，章程中提出的要点包括：阿尔及利亚独立；法国占领军撤出阿尔及利亚；建立一支国民军队；没收定居者种植园，将农业用地重新分配给本地农民；在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开展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42该协会的要求在当时可谓公正，但又同样地脱离现实，因而在国内外的阿尔及利亚群体中仅得到了少数支持。

在20世纪30年代阿尔及利亚所有的政治活动家之中，法尔哈特·阿巴斯的影响力最大。受教育的阿尔及利亚人以及法国政策制定者都广泛阅读他的著作。“我非常有兴趣地读了您的著作，”阿尔及利亚前总督莫里斯·维奥莱特（Maurice Viollette）在其1931年写给阿巴斯的信中写道，“换成是我，我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写作它。我对其中某些页面深表遗憾，但也遇到了一些真正的挑衅段落……我承认对你而言控制自己的情绪是非常困难的，对此我也深表理解。”这种语调是居高临下的，但阿巴斯显然并不介意（他将这段引文作为颂词置于其著作的书皮上）。他明白，通过维奥莱特，他的观点将可以在法国行政当局高层中得到讨论。

莫里斯·维奥莱特作为阿尔及利亚总督的任期结束并返回巴黎后，他的影响力反而进一步扩大。他被提名为法国参议院议员，1935年他提出一项议程，提议在吸取法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授予一小部分阿尔及利亚人以公民权。这部分人在法语中被称为“进化者”（évolués），意思是“进化程度更高者”，这是纯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意味着阿尔及利亚人在弃绝阿拉伯文化、拥抱更“高级”的法国价值观的过程中，由一个更低的文明状态进化到一个更高的文明状态。这种“文明化使命”正是法国人论证其帝国事业合法性的主要原则之一。在执行“文明化使命”的同时，维奥莱特在参议院辩论说，进步的穆斯林阿尔及利亚人的解放也将遏制民族主义，并推进同化。

然而，法国殖民主义游说（包括定居者代表及其在巴黎的支持者）太过强大，最终挫败了维奥莱特1935年的动议。他们担心给予有限的一小群阿尔及利亚人完整公民权将导致更大规模的解放，最终将削弱欧洲人在阿尔及利亚的主导地位。

1936年，维奥莱特在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所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中被授予一个内阁职位，其争议观点也获得了一个更有同情倾向的听众群体。人民阵线提出要在法国和其殖民地之间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阿尔及利亚政治精英们则很清楚维奥莱特是他们事业上的盟友。伊本·巴迪斯所领导的伊斯兰改革者决定与法尔哈特·阿巴斯的同化主义者联合起来。1936年6月，他们在阿尔及尔召开了首届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大会，宣布在不要求放弃其穆斯林民事身份的前提下，支持莫里斯·维奥莱特关于授予有限数量的亲法阿尔及利亚人以完全公民权的提议。随后，大会派遣一支代表团前往巴黎，向法国政府提交其政治要求。代表团成员受到布鲁姆和维奥莱特的接见，两人许诺将满足阿尔及利亚人的多项要求。

1936年12月底，布鲁姆和维奥莱特已经起草了一份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法案，并提交给法国议会。他们坚信《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是一项进步的立法，通过该国政治、经济精英间的合作，可一劳永逸地稳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位置。两人在该法案的前言部分写道：“在多届政府做出如此多庄严的承诺之后，特别是在（1930年）百年庆典之际，我们不可能不意识到这样一项必要的同化工作的急迫性，这一工作将在最大程度上影响到阿尔及利亚的道德健康。”43

法案限定了有资格申请法国公民权的阿尔及利亚本地穆斯林的类别。九个不同的群体得到界定，首先就是曾在法军中服役的阿尔及利亚军官、职业军士长或受勋的士兵。那些曾在法国或穆斯林学术机构中获得高等教育文凭的阿尔及利亚人，以及通过竞争性考试招募的政府文职人员，同样有资格申请。当选进入商会、农业协会或财政、市政、地方理事会行政职位的本地精英，以及阿迦（agha）、头领等控制着传统职位的显贵，同样榜上有名。最后，任何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劳动奖章等法国荣誉的阿尔及利亚人，也将有资格获得完全的解放。总之，根据《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的条款，在阿尔及利亚全部450万人口之中仅有不超过2.5万人有资格申请公民权。

考虑到该法案极为有限的目标，以及法案起草者维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长期统治的明确意图，布鲁姆-维奥莱特改革仍遭遇到如此巨大的阻力着实令人惊奇。殖民游说集团再次采取行动，确保了法案根本未得到讨论，毋庸说投票表决。殖民地媒体猛烈攻击该法案为法国的伊斯兰化以及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终结打开了洪水闸门。

法国议会中的辩论在阿尔及利亚街头的法案支持者和反对者中间引发了骚动。本土阿尔及利亚人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以主张对公民权利的要求。阿尔及利亚的动荡则仅仅强化了保守派和殖民游说集团的论断，即问题都是由布鲁姆政府灾难性的政策导致的。法案由一个议会委员会转到另一个，却从未得到切实讨论，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市长以及民选的阿尔及利亚政治家纷纷罢工表示抗议。最终，殖民游说集团取得了胜利：《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于1938年最终被放弃，之前甚至从未在国民议会大厅中得到讨论的机会。

百年庆典也告一段落。尽管之前做出过众多庄严承诺，但法国政府却无法容忍同化的紧急任务。我们甚至很难估量阿尔及利亚精英幻灭之深，这些人的期望值曾被推升到新的高度，最终却因布鲁姆政府无力实现其承诺而彻底破灭。自此以后，民族主义者将成为阿尔及利亚反对派运动中的主流；法国也不会再获得另一个百年庆典的机会——16年后两个国家将兵戎相见。

莱昂·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曾经也希望能解决法国与其在叙利亚、黎巴嫩托管国间的分歧。多年的反对夹杂着徒劳无益的谈判之后，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开始以一种新的乐观立场来回应法国政府的变动。1936年似乎预示着一个更广阔的阿拉伯独立以及更有限的帝国控制的新时代：继1930年赋予伊拉克独立地位之后，1936年英国已接近与埃及达成一个相似的协议。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民族主义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帝国问题上持进步观点的人民阵线政府将紧随英国的步伐，与叙、黎两国达成协议，使两国能够继伊拉克、埃及之后以名义上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国际联盟。

1925—1927年的大起义之后，叙利亚的民族主义者诉诸所谓“光荣合作”的政策，开始以非暴力和谈判的方式追求民族解放的政治目标。在所有致力于实现叙利亚独立这一共同目标的政党和派系中，以富有的城市显贵为首的“民族集团”（National Bloc）成为主导性的党派联盟。1930年伊拉克获得名义上的独立地位之后，该联盟也加大了其政治活动的力度。然而，面对着保守的法国殖民游说集团的持续反对，民族集团的合作策略并未取得任何成果。法国人于1933年11月提出的第一份协议远远不能满足叙利亚的独立要求，因而遭到叙利亚议会的否决。“光荣合作”开始让位于系统性的抵抗，最终在1936年初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发起的一次长达50天的大罢工中达到顶点。

莱昂·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似乎对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要求抱有同情，同时又十分重视恢复托管国国内的和平与稳定。1936年6月上台伊始，布鲁姆政府就与叙利亚民族集团展开新的谈判。由于法国谈判者对民族主义者的很多要求做出让步，双方谈判取得飞速进展。同年9月，法国和叙利亚谈判者已经达成一项《特惠同盟协议》草案，并分别提交本国议会批准。叙利亚相信自己距离独立已近在咫尺。

鉴于叙利亚（谈判）的成功，黎巴嫩人也开始敦促法国政府起草一份类似的协议，给予黎巴嫩独立地位。1936年10月，双方正式开启谈判。遵照叙利亚文件的模式，双方在短短25天内就达成了一项《法黎协议》草案，并分别提交巴黎和贝鲁特的议会等待批准。

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民族主义者对两国政府与法国达成协议的条款非常满意，大马士革和贝鲁特顺利的审批过程也说明了这一点。黎巴嫩议会、叙利亚议会分别于1936年11月和12月底以全票通过的结果批准了协议。然而，与《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的情形类似，法国国内的殖民游说集团在国民议会中成功阻止了任何关于1936年《叙法协议》（即《特惠同盟协议》）《法黎协议》的讨论或投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1937年6月布鲁姆政府倒台，叙利亚、黎巴嫩的独立希望也随之破灭。

1939年，随着欧洲大战再次迫近，法国议会正式拒绝批准上述协议。雪上加霜的是，法国殖民当局为确保土耳其在迫在眉睫的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正式将叙利亚西北部领土亚历山大勒塔割让给土耳其。长期以来，土耳其就以占总人口38%的土耳其少数群体的名义对该地区提出领土要求。被激怒的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组织了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活动，进而引发法国当局的镇压，后者借机宣布搁置叙利亚宪法、解散议会。

1940年5月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并推翻其政府后，法国几乎与其在黎凡特地区的两个托管国爆发重大冲突。一个通敌的法国政府——维希政权在菲利浦·贝当元帅的领导下建立起来，而后者正是里夫战争关键时期取代利奥泰在摩洛哥职位的那位“凡尔登英雄”。在新政权之下，叙、黎两国将受一位维希高级专员亨利·邓茨（Henri Dentz）将军的统治。

英国人已然受困于埃及、伊拉克、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亲轴心国倾向，此时则更加将叙利亚、黎巴嫩的维希政府视为一个敌对政权。1941年5月，当高级专员邓茨允许德国人使用叙利亚的空军基地之时，英国迅速做出干预。联合夏尔·戴高乐将军所领导的反维希的自由法国部队，英国人于1941年6—7月占领了叙利亚和黎巴嫩。

英国人占领叙利亚后，自由法国政府许诺给予叙、黎两国完全的独立地位。在英、法入侵后迅速发布的一份公告中，乔治·卡图将军代表戴高乐将军宣布：“我到来的目的是为了结束委任统治机制，宣告你们的自由与独立。”44法国宣布叙利亚、黎巴嫩独立的宣言则受到大英帝国政府的担保。但事实证明，叙、黎两国民族主义者的庆祝活动还来得太早——自由法国政府还没有放弃在战后维持其帝国的希望。面对法国的执意反对，叙利亚、黎巴嫩两国为确保自身的独立地位都还要面临一场艰苦的战斗。

自由法国政府刚一宣布委任统治结束，黎巴嫩人就开始着手为独立做准备。1943年，黎不同宗教派别的民族主义领袖就权力分享安排达成一项口头协议，即《民族宪章》（National Pact）。在所有相关教派政治领袖的见证之下，黎巴嫩人自然全力支持该宪章，甚至未觉得有必要在一份官方文件中记录下其条款。根据宪章的条款，自此以后黎巴嫩的总统、总理和议长将分别由马龙派基督徒、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担任；其他重要的内阁职位则将在德鲁兹派、希腊东正教基督徒和其他宗教社群间分配；议会席位将以6名基督徒对应5名穆斯林（为此，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都被视为穆斯林）的比例进行分配。

《民族宪章》似乎解决了黎巴嫩不同教派间的紧张关系，促使它们在国家政治体制中都拥有一定的既得利益。然而，宪章实际上将法国人所推行的同一个“社群主义”原则神圣化，僵化地在各宗教社群之间分配权力职位，削弱黎巴嫩政治，妨碍国家实现真正的融合。在这一意义上，法国人在黎巴嫩留下了分裂的遗产，其为害时间之长远远超过了法国人统治的历史。

在解决了内部政治分歧之后，黎巴嫩的显贵们开始号召在1943年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根据黎巴嫩宪法，新当选的55名议会成员又召开会议选举共和国总统。1943年9月21日，他们选举民族主义律师比沙拉·扈里担任独立后黎巴嫩的第一任总统。

扈里正是曾担任（首任高级专员）古罗将军顾问、作为法国在黎巴嫩委任统治早期的批评者的那同一位律师。1934年，扈里与一群思路相近的政治家一起组建了“宪政集团”（Constitutional Bloc），致力于以一项《法黎协议》取代法国委任统治，他也因此在黎全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自那时起，他就一直致力于结束法国在黎巴嫩的统治。当扈里最终被提名为总统时，代表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议会内放起了白鸽。“当最终结果被宣布时，”扈里回忆说，“我走上讲台准备发表演说。我几乎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完全被外面的喊声和枪声淹没。尽管如此，我还是成功地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谈到我们应如何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结束黎巴嫩的孤立状态。”45

黎巴嫩人认为自己已经获得完全的独立，并没有预料到会面对来自法国人的任何抵制行动。自由法国政府已承诺结束委任统治，维希政权则被英国人武力逐出黎凡特地区。黎巴嫩议会开始修改宪法，剥夺法国的一切特权地位或干涉黎巴嫩事务的权利，以便进一步确认自身的独立地位。然而当自由法国政府了解到1943年11月9日黎巴嫩议会的议程时，他们立即要求会见黎巴嫩总统扈里，并警告后者，戴高乐将军将不会容忍任何调整法-黎关系的单方面措施。会谈现场气氛紧张，结束时双方并未就分歧取得解决方案。

黎巴嫩人并未特别在意法国人的警告。自由法国是一个流亡中的四分五裂的政府，黎巴嫩人相信这一政府无力阻碍他们对独立的合法诉求，且英国已为黎巴嫩的独立作担保。黎巴嫩议员们如期举行了会议，修改了宪法第一条关于将黎巴嫩边界界定为“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官方承认的（界限）”的内容，从而确认了他们在本国现有公认边界内的“完全主权”，上述边界在修订内容中有详细描述。他们将阿拉伯语确立为唯一的官方民族语言，将法语降至从属性的地位。此外，议员们还授权黎巴嫩总统，在议会通过的情况下缔结一切外交协议，而非法国政府。原来由国联授权给法国的一切权力和特权都从宪法中被正式删除。最后，议员们通过投票修改了宪法第五条关于国旗的设计：红、白、红的横条纹取代了法国三色旗，而雪杉树这一民族的象征仍然被装饰在国旗的中央。无论从法理上还是象征意义上，黎巴嫩都已确立了其主权地位，剩下的工作只是确保法国认可这一新秩序。

法国当局迅速果断地对黎巴嫩宪法的修订做出了回应。11月11日凌晨时分，总统扈里被破门而入的法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惊醒。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些人可能是前来刺杀他的叛徒，便大喊着要求邻居报警，但没有人回应。他的房门被一位法国上尉撞开，后者手持手枪，还抓着扈里的儿子。“我不想伤害你，”这个法国人说道，“我只是执行高级专员指派的任务来逮捕你。”

“我是一个独立共和国的总统，”扈里回答说，“高级专员无权向我发号施令。”

“我会向你宣读逮捕令。”上尉回答说，随后便宣读了一份机打的声明，指控扈里阴谋颠覆委任统治政权。这位军官拒绝将逮捕令交给扈里，仅给他10分钟时间收拾行装。扈里则被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着，让他心情沉重的是这些士兵都是黎巴嫩人。法国人用汽车将扈里押解到南部城镇拉什亚的城堡之中，在路上他们与另外几辆汽车会合，车上则押解着总理里亚德·苏勒哈（Riyad al-Solh）以及内阁的主要成员。当天下午，黎巴嫩政府的6名成员已被囚禁至拉什亚。

逮捕的消息传开后，立即在贝鲁特引发了激烈的示威活动。扈里的妻子加入了示威人群，以声援那些抗议其丈夫和黎巴嫩政府所遭遇不公的示威者。黎巴嫩人向英国人提出申诉，后者正是1941年7月自由法国政府宣布黎巴嫩独立时的担保人。英国政府迅速介入，迫使法国人释放了扈里总统及其他黎巴嫩政治家。黎巴嫩宪法的变动得到了保留，但法国通过对安全部队的控制仍执意维持其在黎凡特的托管国。为了确保对其军队和警察部队的控制，在之后3年的时间内黎巴嫩政府仍将与法国人展开一场持久的战役。46

1941年7月自由法国政府的宣言发布后，叙利亚人对实现独立前景的估计并没有黎巴嫩人那样乐观。大马士革的自由法国当局已向叙利亚政治领导层明确表示， 在保证法国在叙、黎两国利益的一系列条约达成前，法国无意承认叙利亚或黎巴嫩的独立地位。叙利亚民族集团还需要动员一次与法国人的重大对抗，以便实现其独立诉求。

民族集团领导人舒克里·古瓦特里（Shukri al-Quwwatli）出生于大马士革一个富裕的地主显贵家族。1927年古瓦特里因参与民族主义活动而被法国当局流放，1942年才返回叙利亚并担任民族集团的领导职位。1943年叙利亚举行议会选举，古瓦特里的竞选名单作为明显多数脱颖而出，他本人则当选为总统。民族集团政府对法国采取一种和解性的政策，希望说服自由法国政府放弃增加其权威，以便确保叙利亚的独立地位。但和黎巴嫩相似，叙利亚人发现法国人不愿在国家安全部队方面做出让步，包括国民军即所谓叙利亚军团，以及国内安全部队（Sureté Générale）。

叙利亚的古瓦特里政府与黎巴嫩的扈里政府密切合作，为其反法立场寻求国际支持。1944年冬至1945年春，大规模的反法示威游行在两国举行。当法国宣布在叙利亚政府签订协议之前不会放弃对叙国民军的控制时，叙、黎两国政府拒绝进一步谈判。

1945年5月，法国人的固执在叙利亚全国引发了广泛的示威和反法抗议活动。作为首都和全国政治的中心，大马士革成为反对派的中心。鉴于法国当局不具备足够的武装部队来维持秩序，随着局势的快速恶化和失控，法国人开始诉诸致命的武力，试图通过斩首和轰炸迫使叙利亚政府及其公民屈服。

法国人攻击的首要目标是叙利亚政府本身。哈立德·阿兹姆（Khalid al-Azm）是民族集团成员，1943年当选为叙议会议员并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1945年5月29日晚6点，他正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政府大楼内与一群议员谈论当前的危机，突然听到了第一轮炮火的声音。47阿兹姆和他的同事们对法国推动危机升级并诉诸猛烈炮击的做法感到震惊。他们试图求救，但发现政府办公室内的所有电话线都已被掐断。阿兹姆通过信使收到消息说议会大楼已经遭到攻击并被法国部队占领，后者还杀害了那里的所有叙利亚安保人员。占领议会大楼后不久，法国士兵就在政府大厦周围安置了岗哨。他们向政府大厦开火，炸碎了玻璃。

法国人已切断了对大马士革的电力供应，夜色很快降临在这座黑暗的城市之上。政府大厦内的叙利亚政治家和他们的警卫人员用桌椅堵住了建筑物的入口，奢望以此阻止法国人进入。午夜之前，阿兹姆和他的同事们收到风声说法国人计划占领该建筑后，他们才及时从一扇后窗溜出。他们绕开法国部队，穿过大马士革的偏僻小巷，最终躲藏在阿兹姆位于大马士革老城中心的宽敞住宅之中。很快，他那宽大的庭院就挤满了超过100名避难者，包括政府部长、议会议员和警卫人员。总理哲米勒·麦尔达姆（Jamil Mardam）却愚蠢地试图使用阿兹姆的电话——电话已在法国人的监控之下，致使法国人发现了他们的藏身之处。法国人将炮火转向阿兹姆的街区，开始了一场无情的狂轰滥炸。部长和议员们逃到最安全的房屋内。炮火和飞机轰炸震动着他们脚下的土地，将砖石和灰泥倾泻在这些避难者身上。伴随着城市毁灭的声音，他们在恐惧和犹疑中度过了这个夜晚。

第二天，法国人为迫使叙利亚政府屈服而加大了暴力的力度。总统古瓦特里已在位于山坡上的萨利西耶（Salihiyya）郊区建立了办公室，大多数政府部长也都加入了他的队伍。阿兹姆选择与家人留守大马士革，决心与这座城市同命运。法国人的攻击愈加猛烈。他们开始向城市的住宅区发射燃烧弹，其引燃的火势迅速失控。“居民们陷入一片恐慌，他们担心整个街区都会被大火吞噬。”阿兹姆回忆说，“炮弹继续降落，消防队却不愿或无力灭火，因为法国士兵不会允许他们履行职责。”在经历了又一天的炮火轰炸后，阿兹姆决定放弃自己的家，携家人逃往总统舒克里·古瓦特里和其他政府成员所在的相对安全的郊区。

总统古瓦特里从位于萨利西耶的安全藏身处，呼吁英国官员进行干预。援引1941年叙利亚独立的保证，他正式请求英国人与法国人进行斡旋，以便后者停止对大马士革的轰炸。叙利亚总统的请求使英国获得了介入法国帝国事务的合法依据，他们成功说服了其战时盟友解除了攻势。当法国人停止进攻时，已有超过400名叙利亚人丧生，数百座私人住宅被毁，在凶猛的炮火下叙利亚议会所在的建筑被夷为平地。法国孤注一掷地试图保存其在黎凡特地区帝国的版图，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任何理由都无法说服愤怒的叙利亚人放弃其对完全独立的长期诉求。

1945年7月，法国最终承认自己的失败，同意将军事和安全部队的控制权移交给独立的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法国向两国强加一份协议的问题也不复存在。当1945年10月24日两国以创始成员国这个与法国平等的身份加入联合国之时，国际社会便承认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所剩的工作只是法国从黎凡特地区撤出其部队。1946年春法国军队撤离叙利亚，同年8月从贝鲁特登船回国。

大马士革一位年轻女记者希菡·特季曼记录下了1946年4月最后一名法国士兵撤出叙利亚首都的那晚大马士革举行的庆祝场景。她描述了一个欢欣鼓舞的城市，庆祝它真正独立后的第一个夜晚，这是一场“自由的婚礼”，而大马士革本身就是那位“快乐而充满魅力的新娘”。“客人们乘着大大小小的汽车或马车赶来，火把照亮了城市的所有屋顶、旅店、过道、电线杆、麦尔季（Marje）的花园、希贾兹铁路的柱子、巴拉达河的栅栏以及所有的大街小巷。”特季曼和她的家人整夜庆祝，歌唱家和音乐家们在中央麦尔季广场为聚集的民众放声高歌。她后来回忆道：“叙利亚的独立婚礼一直持续至拂晓时分。”48

委任统治结束之际，叙利亚人的欢乐正好与法国人的愤恨形成鲜明对照。尽管仍控制着北非的阿拉伯领地，法国还是为失去在东地中海的影响力而悔恨万分。经过在贝鲁特、大马士革26年的统治，法国人却一无所成。更糟糕的是，法国人怀疑英国——其战时盟友和帝国对手，向叙利亚和黎巴嫩施以援手，乃是为了将这些黎凡特国家纳入其自身的影响范围。即便如此，1946年英国在中东的帝国同样备受压力且处于衰退之中。事实上，与英国1946年在巴勒斯坦所面临的危机相比，法国在叙利亚、黎巴嫩的困境似乎还不算棘手。

1. 上文介绍此雕像高9米（约30英尺），故此处也应为9米。——编者注

第九章　巴勒斯坦灾难及其后果

1944年1月，巴勒斯坦的犹太极端分子向英国宣战。“在以色列土地（Eretz Israel）上，犹太人民与把我们的兄弟出卖给希特勒的英国行政当局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停火协议，”这一地下抵抗运动宣称，“我们的人民与这个政权处于战争状态，并将战斗到底。”1

犹太定居者与英国政府兵戎相见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正是后者将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的梦想变为现实。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越来越多地受到巴勒斯坦犹太社群的攻击。对犹太移民施加严格限制、呼吁在1949年实现（阿拉伯）多数统治下巴勒斯坦独立的《1939年白皮书》，已然彻底激怒了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

随着英国与纳粹德国间战争的临近，大卫·本-古里安曾承诺将帮助英军与法西斯主义作战，就像没有白皮书一样；同时又将反对白皮书的条款，就好像没有战争一样。巴勒斯坦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都与本-古里安的政策保持一致，在对抗德国纳粹政权的战争中勉强支持英国一方。然而，其他更加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则将英国视为更大的威胁。他们发动了一场武装起义，公开以将英国人驱逐出巴勒斯坦作为目标。

两个犹太激进组织——伊尔贡和斯特恩团伙应为最恶劣的暴力事件负责。伊尔贡（Irgun Zvai Leumi的简称，意为“民族军事组织”）成立于1937年，建立的初衷是保护犹太定居点在1936—1939年巴勒斯坦阿拉伯大起义期间免遭袭击。1939年5月英国议会批准白皮书后，伊尔贡成员开始将英国视为真正的敌人。1940年6月双方敌对活动暂停之前，该组织针对英国政府在巴勒斯坦的办公室、警察站等发动了一系列炸弹袭击。英国向德国宣战后，伊尔贡领导层决定遵从本-古里安的政策，即与英国合作对抗纳粹。

伊尔贡中的一个派系却持不同意见，继续针对英国人的袭击。这个分裂团体在希伯来语中简称为“莱希”（Lehi, 全称Lohamei Herut Yisrael，意为“以色列自由战士”），在西方则主要以“斯特恩团伙”的名字而著称。该派系因其领导人亚伯拉罕·斯特恩（Abraham Stern）的名字而得名，斯特恩及其追随者坚信犹太民族对以色列土地有着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他们有责任赎回这块土地，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武力。对斯特恩而言，《1939年白皮书》将英国定格在一个非法占领者的角色。为此，斯特恩非但没有站在英国一边反对纳粹德国，反而积极地接近纳粹，与之联合起来对抗英国人。与一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类似，斯特恩希望与德国人合作将巴勒斯坦从英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尽管纳粹的反犹主义恶名在外。在斯特恩看来，纳粹德国只不过是犹太民族的一个迫害者，英国则是一个否认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国家地位的敌人。

1940年底，斯特恩派遣一位代表前往贝鲁特与德国官员进行会面，寻求“德国人所阐释的欧洲‘新秩序’的目标与犹太民族真正的民族愿望之间”利益的协调一致。通过他的信使，斯特恩提议动员犹太人的力量将英国逐出巴勒斯坦，以此换取犹太人由德国向巴勒斯坦不受限制的移民以及德国对犹太国家的承认。他指出这一联盟在解决欧洲的犹太人问题、满足犹太人民族诉求的同时，还能在东地中海给他们的共同敌人英国以致命一击。2

斯特恩未曾收到第三帝国的回复。他显然错误估计了纳粹反犹主义的种族灭绝本质。由于向德国人示好，斯特恩遭到了伊尔贡和犹太事务局的严厉谴责，后者向英国人提供情报信息，协助英国人实施对莱希组织的镇压。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当时正为巴勒斯坦境内的一系列袭击和抢劫银行案件而全力追捕斯特恩团伙。1942年2月，英国军官在对特拉维夫一座公寓的突袭中击毙了斯特恩。之后随着其领导层陷入混乱，莱希组织也停止了活动。1942—1944年，随着二战激战正酣，伊休夫与英国当局也达成了一项脆弱的停战协议。

1943年，伊尔贡开始重组，并主导了一场反英抵抗运动。该运动由一位精力充沛的新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 1913—1992）领导。贝京出生于波兰，早年曾加入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时逃离祖国，后自愿加入一支驻苏联的波兰军队。1942年，他所在的波兰军队被派往巴勒斯坦，在那里他被招募加入伊尔贡。他迅速升至该组织的领导层，并与包括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在内的莱希组织新领导层建立了联系。两人在晚年都成为以色列总理，尽管他们早年在巴勒斯坦都是以恐怖分子的身份开始其政治生涯的。对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持续限制，以及对纳粹死亡集中营和大屠杀内幕了解的增多，加剧了激进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与巴勒斯坦英国当局间的紧张关系。至1944年，伊尔贡和莱希已不愿再受制于整体休战协议，便重启了针对巴勒斯坦的英国目标的袭击。

在反抗英国人的同一斗争中，伊尔贡和莱希采用了极为不同的策略。贝京的伊尔贡主要针对英国委任统治在巴勒斯坦的办公室和通信基础设施开展袭击；相比之下，沙米尔的莱希则主要从事针对英国官员的定点暗杀袭击。1944年11月6日，莱希的两名成员在莫因勋爵（Lord Moyne）位于开罗的住宅外，暗杀了这位英国驻中东地区常驻公使，该组织也因此臭名昭著。莫因是中东地区最高级别的英国官员，且一直支持《1939年白皮书》对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限制。暗杀者被埃及警方抓获，随即被处以绞刑。由于担心英国人的报复，犹太事务局及其准军事分支哈加纳（Haganah）一直有意与莱希及其所作所为保持距离。

直到二战结束后，伊尔贡、莱希、哈加纳才开始联合力量对抗巴勒斯坦的英国人。纳粹死亡集中营被解放后，大屠杀骇人听闻的罪行逐渐浮出水面。伊休夫的领导人决心将种族灭绝中的犹太幸存者由欧洲的难民营迁至巴勒斯坦。他们拒绝遵守《1939年白皮书》对犹太移民的限制，宣布发动一场反对英国委任统治的起义。1945—1946年间的一个短暂时期，哈加纳与莱希和伊尔贡秘密协调行动，试图通过暴力强迫英国人改变政策。

10个月以来，哈加纳与伊尔贡、莱希合作开展了一系列抢劫银行、袭击基础设施、绑架英国人员的行动。本-古里安领导的犹太事务局则坚决否认与上述事件有任何牵连，并对哈加纳的参与讳莫如深。但英国人却怀疑伊休夫作为一个整体合谋参与了暴力活动，因而以大规模的镇压作为回应。1946年6月29日至7月1日，超过2700名伊休夫成员被捕，其中包括多名犹太事务局领导人。英国当局还查获了犹太事务局的大批文件，将其带回当时位于大卫王酒店侧翼的英国委任统治秘书处。

对犹太事务局而言，英国查获这批文件不仅意味着一个行政问题，因为部分文件内容证明事务局和哈加纳已卷入针对英国人的袭击。3一旦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发现哈加纳和犹太事务局卷入恐怖活动的证据，他们只会更加坚定决心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并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要求做出让步。从这批涉罪文件被带往委任统治秘书处那一刻起，大卫王酒店的命运就已盖棺定论。伊尔贡早已为袭击西耶路撒冷的这座高层酒店——这个巴勒斯坦民事和军事行政机构总部制订了周密的计划，但哈加纳在之前一直限制伊尔贡的行动，强调这样一种暴行将“引发英国人的极端愤怒”。7月1日英国人缴获犹太事务局文件之后，哈加纳第一时间就向伊尔贡发出命令，要求后者尽快执行针对大卫王酒店的行动。

大卫王酒店爆炸袭击的准备活动持续了3周时间。7月22日，一群伊尔贡行动人员将一批装有500磅烈性炸药的牛奶罐头安放在酒店的地下室。“送奶工”受到两名英国士兵的伏击，一场枪战随之而来。但恐怖分子已然成功设置了遥控装置，该装置将在30分钟后引爆炸药。

“每一分钟都漫长得像一天，”梅纳赫姆·贝京后来写道，“12点31分，32分。发动进攻的时刻逐渐临近，半小时的时间马上就耗尽了。12点37分……突然，整个市区似乎都在震动。”4

英国当局宣称他们事先未收到任何关于袭击的预警，伊尔贡则坚称他们已经对酒店和其他机构发出了电话警告。无论哪一方的说法属实，爆炸前并没有任何撤离大卫王酒店的尝试。爆炸物于午餐高峰时间在一个公共咖啡馆之下被引爆，将酒店的一侧完全炸毁，随后六层酒店轰然崩塌。爆炸共造成91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死伤者中既包括英国人、阿拉伯人，也包括犹太人。

这次暴行震惊了整个世界，犹太事务局则将其称为“一群暴徒所犯下的懦弱罪行”。但英国政府非常清楚哈加纳卷入了这场恐怖袭击，并将这一点写入了大卫王酒店爆炸案仅两天之后发表的一份关于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白皮书。

英国人意识到与他们战斗的不仅仅是一小撮激进分子。在策略和方法方面，犹太事务局和哈加纳可能与伊尔贡和莱希有所不同，但所有这些组织都有同一个目标，即驱逐英国人以便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

二战之后，英国既没有资源也没有意愿继续留在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分歧不可调和：如果英国人向犹太人让步，他们担心阿拉伯人又会发起一场与1936—1939年起义相似的大起义；如果他们向阿拉伯人做出让步，现在已经很清楚犹太人会做些什么。英国人试图撮合阿拉伯和犹太领袖1946年9月在伦敦举行会谈，但因双方都拒绝参会而以失败告终。考虑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相互矛盾的建国要求，1947年2月在伦敦举行的一系列双边会谈也都无果而终。

英国人陷入了绝境，而《贝尔福宣言》的悖谬现在也体现得清晰无比：英国人不可能在实现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的同时，不损害“巴勒斯坦既有非犹太社群的利益”。英国政府无计可施，对巴勒斯坦争端中的双方也都无力施加影响。有鉴于此，1947年2月25日，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新成立的联合国，寄希望于国际社会能更妥善地解决这一问题。

联合国召集一个由11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ttee on Palestine, UNSCOP）。这11个国家为：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危地马拉、印度、伊朗、荷兰、秘鲁、瑞典、乌拉圭和南斯拉夫。除伊朗外，特别委员会各成员国在中东事务中并不掺杂任何特殊利益。1947年6—7月，委员会成员在巴勒斯坦度过了5周时间。其间，阿拉伯政治领袖拒绝会见特别委员会代表，犹太事务局则借此机会向国际社会提出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争取后者对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支持。

特别委员会代表团还在巴勒斯坦期间，一波又一波的非法犹太移民在犹太事务局的协助下，继续乘坐废弃的汽轮由欧洲涌入巴勒斯坦。英国当局则尽全力阻止这些难民进入，其中多数难民是大屠杀的幸存者。这些船只中最著名的是“出埃及号”（Exodus）。该船的4500名乘客于1947年7月18日抵达海法港，但由于英国当局拒绝他们进入巴勒斯坦，被迫于第二天乘船返回法国，随后则被关押进德国集中营。英国也因其对犹太难民危机的处理，特别是“出埃及号”事件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

特别委员会代表团调查期间，英国与犹太社群间的暴力仍不断升级。1947年7月，英国当局以恐怖罪为名判处3名伊尔贡成员死刑。7月12日，伊尔贡抓获了两名英军中士克里夫·马丁（Cliff Martin）和马文·佩斯（Marvyn Paice），并将两人扣为人质，以防止英国当局绞死被俘的伊尔贡成员。英国人坚持执行了处决之后，伊尔贡也于7月29日将马丁和佩斯执行绞刑以作为报复。刽子手们在死者尸身上粘贴了一份指控清单，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模仿英国的法律术语：马丁和佩斯被定性为“英国间谍”，犯有“非法进入犹太人家园”“加入一支被称为占领军的英国恐怖主义犯罪组织”等“反犹太犯罪行为”。5更有甚者，两人身上被装上了饵雷，会在割断绳索时爆炸。这一行为旨在激起英国人最大的愤怒，从而削弱英国人继续在巴勒斯坦战斗的意志。

两名中士被绞死的新闻在整个英国都登上了头版头条。通俗小报通过“被绞死的英国人：震惊世界的图片”等大字标题激起了反犹情绪。一波反犹示威游行很快转化为骚乱，在8月的第一周席卷了整个英格兰和苏格兰。最严重的暴力活动发生在利物浦市，在5天的时间里超过300名犹太人的财产遭到破坏，88名城镇居民被警察逮捕。《犹太编年报》（Jewish Chronicle）还报道了伦敦、格拉斯哥、普利茅斯等地针对犹太会堂的攻击，以及其他市镇对犹太圣殿的威胁。纳粹死亡集中营解放后仅两年，万字章和“吊死犹太人”“希特勒是对的”等标语就重新出现在英国各城市。6

1947年8月为联合国起草调查结果之际，特别委员会成员已非常清楚巴勒斯坦局势的复杂性。代表团成员一致呼吁结束英国委任统治，以8∶3的明显多数提议将巴勒斯坦分割为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仅印度、伊朗、南斯拉夫三国反对分治设想，倾向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

英国人甚至来不及等待联合国正式讨论特别委员会的提议。“出埃及号”丑闻、英国中士被绞死、随后的反犹骚乱、特别委员会报告，这一系列前后相连的事件已完全动摇了英国继续留在巴勒斯坦的决心。1947年9月26日，英国政府宣布将单方面从巴勒斯坦撤军，并将自身的托管责任委托给联合国。英国撤军的日期被设定在1948年5月14日。

激进分子们已经实现了其第一个目标，即迫使英国人撤离巴勒斯坦。尽管其手段受到犹太事务局的公开谴责，但伊尔贡和莱希在移除建立犹太国家进程中的一个主要障碍方面仍扮演了关键角色。然而，为实现政治目标而诉诸恐怖策略，他们也在中东历史上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这一丑陋传统也将传播至整个中东地区，直至今日。

1947年11月，特别委员会报告被提交联合国大会进行讨论。讨论的议题主要围绕委员会多数成员的提议，即将巴勒斯坦分割为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而展开。分治决议将巴勒斯坦分为一个由六部分组成的棋盘格，其中犹太区、阿拉伯区各三个，耶路撒冷处于国际共管之下。该计划将巴勒斯坦55%的领土划分给了犹太国家，包括全部加利利狭长地带直至东北部的领土、从海法到雅法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地中海沿岸地区，以及直至亚喀巴湾的亚拉巴荒漠。

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分子积极游说联合国成员，争取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以便执行分治决议和建立犹太国家的承诺。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争取杜鲁门政府对决议支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哈里·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称自己“在白宫从未经历过像这次这样巨大的压力和宣传攻势”。7在最后一刻，美国政府推翻了之前的不干涉立场，积极向其他（联合国）成员施压支持分治方案。1947年11月29日，分治方案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10票弃权的结果最终获得通过。

在至少部分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国际授权得到确保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朝其建国目标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阿拉伯世界整体，特别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仍执拗地反对分治方案以及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计划。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立场并不难理解。至1947年，人口超过120万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仍占巴勒斯坦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多数，而犹太人口仅约60万。很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占人口多数的城镇——如麦法（Maifa）等都被划入了犹太国家；雅法名义上是阿拉伯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却是一块被犹太国家包围的飞地。此外，阿拉伯人拥有巴勒斯坦全部土地面积的94%，以及全国全部可耕地面积的约80%。8基于这些事实，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拒不承认联合国分裂其国家并将其中一半拱手送人的权利。

在对1947年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提案的回应中，耶路撒冷显贵哲马勒·侯赛尼（Jamal al-Husayni）抓住了巴勒斯坦人的挫败感。“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案例基于国际公正的原则；是天命和历史将他们置于这块土地上，他们想要的仅是作为土地的所有者，不受干扰地继续生活下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无法理解的是，为何他们自由和平地生活、依据传统发展自己国家的权利，要不断受到质疑并面对调查。”侯赛尼正是在面对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委员会时发表了这番评论。他继续说道：“有一件事是毫无疑义的：保卫他们的祖国免遭一切侵略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神圣权利。”9

没有人幻想分治决议的执行会不经历任何波折。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将不得不为联合国分治决议划分给他们的土地而战斗，更不用提那些划分给阿拉伯国家而又被他们所觊觎的领土。对阿拉伯人而言，为阻止犹太人夺取巴勒斯坦的任何一块领土，他们就必须击败犹太人。

从分治决议宣布后的那个清晨起，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就开始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而做准备——一场巴勒斯坦主权争夺者间的内战。

在6个月的时间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他们对巴勒斯坦针锋相对的权利要求而兵戎相见。巴勒斯坦的犹太社群已经为战斗做好了充分准备。哈加纳在二战期间积累了广泛的训练和实战经验，此外他们也储备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未做好类似的准备，他们相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以及阿拉伯邻国的支持。

当时巴勒斯坦阿拉伯社群有争议的领袖是流亡中的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哈吉艾敏·侯赛尼。哈吉艾敏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无论是在巴勒斯坦国内还是国外都引发了部分人的反对。二战期间，他因叛逃纳粹德国而遭到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痛斥，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阿拉伯领导人的猜疑。在巴勒斯坦，哈吉艾敏的领导权受到多名巴勒斯坦显贵的觊觎，导致巴勒斯坦阿拉伯社群在面对最大挑战时四分五裂。另一方面，由于试图在流亡埃及期间领导巴勒斯坦人的运动，哈吉艾敏又破坏了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内部以及巴勒斯坦人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采取真正意义上一致行动的前景。

阿拉伯国家中很多也是刚刚从欧洲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内部同样分裂严重且士气不振。这些国家刚刚经历了独立后第一次外交失败，尽管激烈反对但并未能阻止联合国分治决议的通过。面对这一分割巴勒斯坦的决议，阿拉伯内部竞争也浮出水面。

自1937年首次提出以来，唯一对分治理念持支持立场的阿拉伯国家就是外约旦。阿卜杜拉国王（前埃米尔在1946年5月被加冕为国王）欢迎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领土并入其几乎被内陆包围的王国，他对分治方案的支持也激起了巴勒斯坦政治精英的极大不满以及穆夫提哈吉艾敏的公开仇恨。在阿拉伯世界内部，阿卜杜拉几乎完全被孤立，仅能得到在伊拉克执政的哈希姆亲族极为有限的支持。他受到叙利亚政府的明确猜忌，后者担心阿卜杜拉对其国家的领土野心，这一野心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在阿拉比亚面对着哈希姆家族的对手沙特家族的长期敌意；在埃及则面临埃及国王的疑忌，后者不接受对埃及在阿拉伯事务中自封的主导地位的任何挑战。

与彼此协调行动并派遣正规军相比，邻近的阿拉伯国家更倾向于动员非正规的志愿军，即那些决心保卫阿拉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穆兄会成员。正如西班牙内战期间美国人和欧洲人对反法西斯呼声的回应一样，这些阿拉伯的“林肯旅”来到巴勒斯坦与犹太复国主义作战。他们被称为阿拉伯解放军，其最著名的将领即法乌齐·盖伍格吉。

法乌齐·盖伍格吉从未放过任何一个在阿拉伯世界与欧洲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机会。他参与的每一场战役都以光荣的失败告终。1920年，法国人击败费萨尔国王的阿拉伯王国的当天，他就身处从麦赛伦撤退的阿拉伯军队之列；他在叙利亚城市哈马领导了反法起义，在1925—1927年叙利亚大起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是1936—1939年巴勒斯坦阿拉伯大起义中的一名老兵；在1941年拉希德·阿里反英政变中，还曾与伊拉克军队并肩作战。当拉希德·阿里的运动被镇压后，盖伍格吉逃往纳粹德国，在那里娶了他的德国太太，并在等待中度过了剩余的战争岁月。

盖伍格吉迫不及待地渴望从欧洲回归阿拉伯政治的舞台。德国战败后，他逃至法国。1947年2月，他和妻子使用假的身份和护照，搭上了一班飞往开罗的飞机。同年11月他抵达大马士革，在那里受到叙利亚政府的款待，每月领取一份津贴。

对叙利亚政府而言，盖伍格吉绝对是天赐之缘。叙利亚人不愿让自己弱小的正规军卷入巴勒斯坦战争，因此全力支持阿拉伯解放军，而盖伍格吉正是指挥这支军队的理想人选。他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享有英雄般的声誉，拥有丰富的游击战经验。很快，这位头发灰白的57岁指挥官就在大马士革建立营地，为这支非正规部队开始了紧张的招募工作。

1948年2月，一位名叫萨米尔·苏基（Samir Souqi）的黎巴嫩记者发表了一篇对盖伍格吉的专访，这篇访谈也生动地捕捉到战争前夕位于大马士革的总部内的氛围：

这位阿拉伯领导人执意将他的家改造成一个军事指挥部，身着美军制服的非正规士兵守卫在周围。每天中的任何一个小时，都有身穿现代服饰的贝都因人、农民、年轻人站在他的台阶上，要求作为志愿军加入阿拉伯解放军。他还有一个位于盖塔纳的总部，志愿者在那里接受军事训练，等待被派往巴勒斯坦。10

在阿拉伯联盟这一全新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框架内，阿拉伯国家希望在不派遣正规军的情况下，依靠阿拉伯解放军来打败巴勒斯坦的犹太军事力量。他们任命伊拉克将军伊斯玛仪·萨弗瓦特（Ismail Safwat）担任阿拉伯解放军总司令，责成他调动这支非正规的志愿军来执行一套协调一致的作战方案。为协调军事行动，萨弗瓦特根据总作战方案将巴勒斯坦分为三条主要战线：他任命盖伍格吉负责北部战线和地中海沿海；南部战线将由埃及统领；中部战线又称耶路撒冷战线，将在哈吉艾敏的统帅之下，后者则任命富有个人魅力的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Abd al-Qadir al-Husayni）来统领其部队。

虽然也是穆夫提所属的侯赛尼家族的成员，但阿卜杜·卡迪尔却能够超越家族派系纷争，因而深受各行各业巴勒斯坦人的尊敬。阿卜杜·卡迪尔在开罗美国大学接受教育，曾参与巴勒斯坦阿拉伯大起义并两度受伤，其间也赢得了作战勇敢且富有领导才能的声望。与盖伍格吉类似，1941年他又参加了伊拉克的反英斗争。

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邻国的军事指挥官所面临的最大挑战都是武器弹药的缺乏。哈加纳中的犹太士兵曾在英军中训练超过10年，且二战期间在随英军的战斗中积累了实战经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完全不同，他们从未有机会组建一支本土的民兵。此外，犹太事务局长期走私武器弹药进入巴勒斯坦，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缺乏获得武器的独立渠道。由于缺乏再补给的来源，巴勒斯坦战士们很快就会耗尽他们持有的有限弹药储备。

然而，后勤保障的缺陷并没有限制巴勒斯坦战士们的行动。针对犹太定居点的零星攻击开始于1947年11月30日，很快便从城市传播至农村地区。阿拉伯部队试图切断通往定居点的道路，从而孤立犹太村庄。1948年冬的大多数月份里，哈加纳则致力于挖好壕沟巩固阵地，力争在5月中旬英国人撤军之前确保分治方案划分给犹太国家的领土。

1948年3月下旬，犹太部队开始发起攻势。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公路。耶路撒冷的犹太社区正处于阿拉伯部队的围困之中，哈加纳决心开辟一条补给线，以缓解耶路撒冷犹太阵地的压力。

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的局势远比犹太指挥官设想的要脆弱。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领导下的巴勒斯坦战士并不具备坚守阵地的武器装备。阿拉伯人控制着战略重镇盖斯塔勒，该镇掌控着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公路的制高点。犹太部队向盖斯塔勒进发的同时，侯赛尼为确保其部下获得坚守阵地所需的武器于4月初紧急访问大马士革。

从一开始，侯赛尼大马士革之行的前景就因阿拉伯内部争端而暗淡无光。叙利亚政府对穆夫提哈吉艾敏·侯赛尼怀有敌意，因而拒绝向穆夫提的表兄弟阿卜杜·卡迪尔提供任何支持。叙利亚支持的阿拉伯解放军与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所领导的巴勒斯坦本地部队之间发生激烈竞争，也进一步分裂了阿拉伯队伍。在大马士革与叙利亚及阿盟领导会见期间，侯赛尼发现他本人深深卷入阿拉伯内部政治斗争而无法自拔。

在大马士革的阿拉伯领导和将领为小事而争吵不休之时，盖斯塔勒已于4月3日被哈纳加精英部队“帕尔马赫”（Palmach）攻克。阿拉伯人尝试重新夺取该镇而失败，犹太部队则巩固了其防御工事。盖斯塔勒成为第一个被犹太部队攻克的阿拉伯城镇，这一消息令大马士革会谈中的所有人感到震惊。从这一战略要地，哈加纳对耶路撒冷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但阿拉伯联盟的指挥官仍无法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仿佛仍生活在一个幻想世界之中。

这时，阿拉伯解放军总司令、伊拉克裔的伊斯玛仪·萨弗瓦特将军转身对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说：“盖斯塔勒已经陷落了。你的工作就是把它夺回来，阿卜杜·卡迪尔。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就告诉我们，我们会派盖伍格吉去完成这项工作。”

侯赛尼被激怒了。“给我们我刚才要求的武器，我就能夺回这个镇子。现在形势已经开始恶化，犹太人有炮兵、飞机和步兵。在没有炮兵的情况下，我不可能夺回盖斯塔勒。给我我要求的一切，我向你保证会取胜。”

“这是什么话，阿卜杜·卡迪尔，你没有大炮吗？”伊斯玛仪·萨弗瓦特反驳说。他勉强向这位巴勒斯坦指挥官保证提供大马士革所剩的枪支弹药——105杆老式步枪、21架机关枪、数量有限的弹药以及少量地雷，但要晚些时候才能交付。实际上，他们是把侯赛尼两手空空地送回了家。

侯赛尼暴怒不已，气冲冲地离开大厅并说道：“你们是叛徒。你们是罪人。历史将会铭记是你们丢了巴勒斯坦。我会夺回盖斯塔勒，我会死在我的兄弟们——’圣战者’身边。”11

4月6日当晚，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就离开大马士革，在50名阿拉伯解放军志愿者的陪同下，于次日凌晨抵达耶路撒冷。经过短暂的休息后，他便率领一支由约300名巴勒斯坦战士组成的队伍向盖斯塔勒进发，还有4名英国士兵加入阿拉伯人的部队与之并肩作战。12

阿拉伯人对盖斯塔勒的反攻开始于4月7日午夜11点。阿拉伯军队分成了分遣队，从三个方向向这个村庄发起了攻击。其中一个阿拉伯分遣队人员伤亡惨重，几乎用完了所有的弹药。其受伤的首领撤退后，侯赛尼率领一支小分遣队取代了他们的位置，试图在犹太军队的防线下埋藏炸药。但侯赛尼和他的下属被犹太防御者的猛烈火力完全压制，很快就发现自己被来自附近定居点的犹太增援部队包围。

随着4月8日黎明时分的到来，侯赛尼及其部下被敌军包围的消息像野火一般在阿拉伯战士中传播开来；盖斯塔勒战役看起来必然以失败告终。然而，阿拉伯增援部队响应号召，约500名阿拉伯战士加入了围困盖斯塔勒的部队。经过一整日的鏖战，他们终于在下午晚些时候重新夺取了该镇。当阿拉伯战士在盖斯塔勒镇东部边缘地带发现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的遗体时，重夺阵地的喜悦马上烟消云散。作为泄愤的方式，巴勒斯坦战士杀死了被俘的50名犹太俘虏。无论就哪一方而言，巴勒斯坦内战都将成为一场充满暴行的战争。

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的遗体于第二天被埋葬。上万名哀悼者在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参加了他的葬礼。“人民为他而哭泣，”一位耶路撒冷本地人、专门研究1948年大灾难的历史学家阿里夫·阿里夫（Arif al-Arif）回忆道，“人们将他称为盖斯塔勒英雄。”13巴勒斯坦人从未从失去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的损失中完全恢复过来，再没有一位本地领袖能够调动一场反抗巴勒斯坦犹太军队的全国性抵抗运动，因而侯赛尼之死构成了对公众士气的巨大打击。更糟糕的是，结果证明他的死亡也是徒然：士气不振的阿拉伯部队仅留下40名防御者来守卫盖斯塔勒，结果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内，犹太军队就重新夺取了该镇——这次是永久性的。

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之死以及盖斯塔勒陷落的震动，很快就被4月9日针对代尔亚辛村巴勒斯坦村民的大屠杀所掩盖。这次屠杀发生在侯赛尼葬礼的同一天，在整个巴勒斯坦引发了恐惧的洪流。从那天起，巴勒斯坦人已然失去了战斗的意志。

代尔亚辛是一座平静的阿拉伯村庄，坐落于耶路撒冷以西，约有750名居民，其中既有农民、石匠，也有商人。村中有两座清真寺、一所男童学校、一所女童学校及一个体育俱乐部。该村居民已经与耶路撒冷的犹太指挥官达成一项互不侵犯协定，因而代尔亚辛是巴勒斯坦最不可能遭到犹太人袭击的村庄。伊尔贡和莱希对于其针对代尔亚辛村无缘无故的袭击并未做出任何说明；巴勒斯坦历史学家阿里夫·阿里夫则认为这些犹太恐怖组织之所以袭击该村，“是为了给本民族增加信心，在阿拉伯人心中制造恐慌”。14

针对代尔亚辛村的袭击开始于1948年4月9日黎明之前。当时该村只有85名武装人员，面对的却是一支拥有装甲车和飞机支持的犹太部队，因而恐慌迅速在村民中传播。战斗爆发之时，一位农民妇女正在给她的婴儿喂奶。“我听到了坦克和步枪的声音，闻到了烟的味道。我看着他们跑过来，每个人都对邻居大喊：’你要是知道怎么跑就赶紧跑！’有叔伯的人就试着去叫叔伯，有妻子的人就试着去叫妻子。”她就这样怀抱着自己的儿子逃命，一直逃到邻近的艾因·卡拉姆村。15

尽管在艾因·卡拉姆村驻有阿拉伯解放军的部队，附近还有英国警察，却没有一个人来营救代尔亚辛村的村民。目击者称犹太袭击者将所有的阿拉伯武装抵抗者聚集在一起，然后开枪射杀。代尔亚辛事件后，巴勒斯坦编年史家阿里夫·阿里夫采访了几位该事件的幸存者，并对当天的恐怖进行了分类，详细记录了死者的姓名和死亡的情况。他详细讲述道：

在当天犯下的暴行中，他们杀害了哈吉贾比尔·穆斯塔法——一位90岁的老人，并将他的遗体从他家的阳台扔到街上。他们对哈吉伊斯玛仪·阿提耶——一位95岁的老人做了同样的事情，还杀死了他80岁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孙子（女）。他们杀害了一位盲人青年穆罕默德·阿里·赫里勒·穆斯塔法、前来保护他的妻子以及他们18个月大的孩子。他们还谋杀了一位正在照顾伤员的教师。16

当天，在代尔亚辛共有超过110名村民遇害。

根据阿里夫的叙述，如果不是一位年老的犹太指挥官下令停止的话，代尔亚辛村的屠杀还会继续升级。随后，屠杀幸存者又被强迫步行至耶路撒冷的犹太街区，“在犹太民众面前受到公开羞辱”，就好像他们是罪犯一般，最后才在哈伊·米斯马拉附近的意大利医院周围被释放。17残酷地屠杀无辜村民、野蛮地羞辱幸存者，代尔亚辛事件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谴责。犹太事务局也谴责这一暴行，将哈加纳部队与伊尔贡、莱希的极端分子划清界限。

代尔亚辛大屠杀事件引发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口的大规模逃亡，这一人口流动一直持续至5月15日英国撤军。阿里夫解释说，随着屠杀消息的传开，巴勒斯坦地区民众“开始逃离他们的家园，带着各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关于犹太罪行的传闻”。巴勒斯坦政治领导层在阿拉伯媒体中公布了代尔亚辛和其他犹太人暴行的数据，却进一步加剧了恐慌。巴勒斯坦领导人显然希望利用人道主义危机来迫使阿拉伯国家干预，但他们的报道仅仅加剧了恐慌，促使村民逃离他们的家园。18同时代的文字记载屡屡提到巴勒斯坦地区的城镇和村庄居民扶老携幼、抛家弃产地逃离家园，仅仅出于对代尔亚辛大屠杀再次上演的恐惧。

1948年春，巴勒斯坦人已经开始逃离他们的领土。1948年2—3月，在耶路撒冷、雅法、海法等战斗最激烈的城镇，约有7.5万名阿拉伯人逃离家园，前往相对较安全的约旦河西岸地区或邻近阿拉伯国家。19同年4月即代尔亚辛事件之后，难民数量开始如洪流般激增。

一些巴勒斯坦人则选择以暴制暴。4月13日，即代尔亚辛大屠杀4天后，巴勒斯坦战士伏击了一支前往耶路撒冷郊区斯科普斯山的犹太医疗队。两辆救护车很清晰地标记有红十字，乘客实际上都是来自哈达萨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以及希伯来大学的职员。车队中共有112名乘客，仅36人幸免。

这次伏击的残忍程度体现在袭击者以胜利的姿态站在遇害者身旁所拍摄的一系列骇人听闻的照片之中。这些野蛮的照片在耶路撒冷的商业场所公然出售，似乎是为了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显示他们有能力摧毁犹太人的威胁。然而，这些暴行的照片却无法驱散1948年4月弥散在巴勒斯坦城镇和乡村之间的失败氛围。

巴勒斯坦人的士气已然被摧毁，斯科普斯山屠杀犹太平民的事件仅仅加剧了对犹太人报复和后续暴行的恐惧。哈加纳已察觉到巴勒斯坦民众士气的崩溃，于是依据一项被称为“D计划”的军事方案加紧了行动进程。该方案旨在毁灭或减少巴勒斯坦城镇和农村地区人口，以便为建立一个可生存下去的犹太国家创造先决条件。

4月21—23日，犹太军队攻陷海法，从而在整个巴勒斯坦掀起又一波震动。受益于港口和炼油厂，海法一直是巴勒斯坦的经济中心，阿拉伯总人口超过7万人。此外，海法还是巴勒斯坦北部的行政中心。

由于海法被联合国分治决议划入了犹太国家，数月来犹太部队一直在计划夺取这座城市。1947年12月中旬，犹太部队首次向海法发动袭击。“袭击在城内触发了一波可怕的外迁洪流，”海法的一位市政领导人拉希德·哈吉·易卜拉欣（Rashid al-Hajj Ibrahim）写道，“一大部分人口预见到了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因为犹太人的有备而来已揭示出阿拉伯人在自卫方面的准备是何等匮乏，从而也迫使后者逃离家园。”20作为海法全国委员会主席，哈吉·易卜拉欣与其在市政厅的同事一道致力于恢复秩序，限制本地和外来非正规军——很多是阿拉伯解放军志愿者的袭击活动。但他们的努力却徒劳无益：从当年冬季直至次年春季，阿拉伯非正规军与哈加纳战士一直在猛烈交火。至4月初，已有2万至3万居民逃离海法。

最后的猛攻始于4月21日。当英国部队撤离他们在海法的阵地时，哈加纳开始为夺取该市而发动大规模进攻。在之后的48小时之内，犹太军队以源源不断的炮火向海法的阿拉伯街区发起无情的狂轰。4月23日周五清晨，犹太战机袭击了该市，“在妇女儿童中间引发了恐慌，”哈吉·易卜拉欣写道，“这一群体受到了代尔亚辛恐怖景象的极大影响。”21他们如潮水般涌向海滨，那里有船只等待着将惊魂未定的平民撤离海法。

哈吉·易卜拉欣详细描述了他在海法海滨所目睹的惨象。“几千名妇女、儿童和男人，在一种阿拉伯民族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混乱、恐怖状态下，奔向港口区。他们赤足裸体地从他们的房屋逃向海边，等待轮到自己前往黎巴嫩。他们丢下了自己的祖国、房屋、财产、金钱、福利和买卖，出卖了自己的尊严与心灵。”22至5月初，在原来超过7万人的人口中，仅有3000—4000名阿拉伯人留在海法，继续生活在犹太人的统治之下。

一旦控制了海法，犹太军队就开始集中精力于联合国划分给犹太国家的其余沿海地区。区别于哈加纳，独立行动的伊尔贡最早发动了针对另一主要阿拉伯港口城市雅法的进攻。雅法市靠近犹太城市特拉维夫。攻势始于4月25日黎明；至4月27日，装备有3门迫击炮、20吨炸药的伊尔贡已经控制了雅法北部的曼什叶街区。在随后的3天内，伊尔贡从这一新阵地向雅法市中心区域发动了无情的轰炸。

这波进攻摧毁了雅法城镇居民的士气和抵抗的意志。仅仅是伊尔贡在发动进攻这个事实，就唤起了很多人对代尔亚辛大屠杀再度上演的恐惧。几天前海法的陷落，使得雅法剩余5万名居民中的绝大多数（至当年4月，已有约2万名居民逃至雅法市外避难）都对抵抗敌人的袭击不抱太大希望。随着居民的大规模外逃，整座城市已陷入一片恐慌。市政领导人们一方面寻找船只将城镇居民撤离至黎巴嫩，另一方面又为其他人从雅法经犹太人的防线撤退至加沙地带展开谈判。至5月13日，雅法城内仅剩下的4000—5000名阿拉伯人将他们的城市拱手让给犹太军队。

随着英国人最终完成撤军时间的迫近，犹太军队开始将其攻势聚焦于分治决议分配给犹太国家的东北部领土。5月11日，哈加纳精英部队“帕尔马赫”攻陷萨法德，一座拥有1.2万名阿拉伯人和1500名犹太人的城镇；5月12日，拥有6000名居民的城镇贝桑被攻陷，该镇居民则被驱逐至拿撒勒和外约旦。同一时期，哈加纳的军事行动还导致加利利、沿海平原、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公路地区村民的大规模撤离和被逐。巴勒斯坦的公路上满是无家可归的难民，他们为逃避战争的恐怖而仅携带了少量可移动的财产。一位阿拉伯目击者描述了难民的悲惨境遇：“人们失魂落魄、毫无方向地逃离他们的祖国。他们既没有家，也没有钱财，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游荡中病倒、死去。他们缺衣少食，经常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山区的天气日趋寒冷，却没有任何人来关心他们的冷暖。”23

战争结束之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已经确保了对沿海主要城镇和加利利狭长地带的控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将20万至30万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家园。这些巴勒斯坦难民原本意图在恢复和平后重返家园，但却从未被允许返回。正如1948年6月本-古里安对他的内阁所说的：“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们回归。”24

英国委任统治的最后一天，巴勒斯坦内战也告一段落。1948年5月14日，巴勒斯坦犹太人宣布建国，自此以后他们将被称为以色列人。战败的阿拉伯人没有国家来尊崇他们的巴勒斯坦身份，他们将所有的信任寄托在阿拉伯邻国身上。后者正在巴勒斯坦边境集结军队，等待英国人最后撤离。

正如之前承诺的那样，英国人于5月14日站完了“最后一班岗”，降下国旗登船离去，将他们在巴勒斯坦制造的一切悲剧都抛在了身后。

英国从巴勒斯坦撤军后的第二天，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军队便入侵巴勒斯坦。1948年5月15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内战结束，第一次阿以战争正式开始。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五国政府都派出正规军部队，表面目的显然是要保卫巴勒斯坦、击败以色列。然而，阿拉伯联盟实际上仅仅是在英国从巴勒斯坦撤军前两天即1948年5月12日，才决定出动阿拉伯各国的政府军。在军事干预之前，这些国家哪怕有最起码的相互协调和提前规划、具备丝毫的互信和共同目标，阿拉伯军队在战场上都可能占据上风。但恰恰相反，阿拉伯人进入巴勒斯坦与其说是与犹太国家作战，更多的是彼此为敌。

阿拉伯国家在第一次阿以战争前夕已然完全陷入混乱。巴勒斯坦冲突的结果比任何人预料的都要糟糕：尽管气焰嚣张，法乌齐·盖伍格吉在战场上却一败涂地，他那支训练不足、纪律涣散的部队在与哈加纳的战斗中屡战屡败；从各方面来看，阿拉伯解放军对被围困的巴勒斯坦人而言都是一个负担，而非救星，依靠阿拉伯志愿军的策略被证明是彻底的失败。随着英国撤军日期的临近，周边阿拉伯国家开始意识到为了阻止犹太部队占领整个巴勒斯坦，他们必须派出正规军参与作战。

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面临一个严肃的两难选择。一方面，他们将巴勒斯坦发生的冲突视为阿拉伯人共同的事业，感觉有道德义务进行干预，并保护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同胞；所有阿拉伯国家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框架内协调行动这一事实，更强化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每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他们是以埃及人、约旦人、叙利亚人而非阿拉伯人的身份参战。他们将阿拉伯国家的内部竞争也带到了战场之上。

1947年秋至1948年冬，阿拉伯国家联盟为讨论巴勒斯坦危机而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不同新兴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也越来越趋于明显。每个阿拉伯国家都有自身的利益关切，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真正信任其他国家。在阿拉伯兄弟间引发最大怀疑的是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后者对分治方案的支持揭示了其吞并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土以扩大自身国土的野心。这一野心也使阿卜杜拉深受巴勒斯坦领袖哈吉艾敏·侯赛尼的仇视、埃及法鲁克国王的敌意以及叙利亚人的猜忌。在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古瓦特里正全力遏制部分军官中“亲君主国运动”的威胁，该运动支持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及其建立“大叙利亚”的呼声，即将叙利亚和外约旦并入哈希姆家族的统治之下。叙利亚在随后这场战争中的所作所为绝大部分都是为了遏制外约旦。阿拉伯国家最终参战与其说是为了拯救阿拉伯巴勒斯坦，不如说是为了防止改变阿拉伯世界现有的势力均衡。

阿拉伯民众并没有意识到其领导人的这种犬儒主义，相反他们热情地支持本国政府军事介入，保卫阿拉伯巴勒斯坦免受犹太复国主义的威胁。阿拉伯公众以及阿拉伯军队中的战士们深受官方辞令的鼓舞，坚信自身事业的正义性。而战败后阿拉伯公众对国内政客的幻灭，也将在“丢失”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世界内部引发巨大波动。

1948年5月，阿拉伯国家的军队还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中多数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直至1946年，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仍维持着对武装部队的控制，即便在不情愿的撤军之后，在武器弹药方面也只留下了很少的遗产。英国则垄断着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军队的武器供应，英国人小心地控制着这些半独立盟国的武器流入，以确保这些国家的政府军不会对英国在中东地区的部队构成威胁。

此外，当时阿拉伯各国军队的规模也非常有限。整个黎巴嫩军队可能只有不超过3500名士兵，其武器装备也极为陈旧；叙利亚军队有不超过6000名士兵，且对总统古瓦特里而言，这支军队更多是一个威胁而非财富——在1947年的叙利亚，几乎每个月都有一场预谋中的军事政变的谣传。最终，叙利亚人派遣了其全部军事力量的一小半——约2500人参与了巴勒斯坦的战斗。伊拉克军队贡献了3000人。外约旦的阿拉伯军团是整个地区训练最有素、纪律最严明的军队，但战争之初，该军团也只能派出全部6000人中的4500人参加战斗。埃及拥有整个地区规模最大的军队，派遣了一支1万人的部队进入巴勒斯坦。尽管有上述种种限制，阿拉伯战争规划者却预测在11天之内就可快速战胜犹太军队。如果这个说法是真诚的话，这一数字只能证明阿拉伯方面对摆在面前的这场冲突的严肃性的估计是何等的不足。

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中，只有外约旦对巴勒斯坦冲突有着明确的政策和利益目标。阿卜杜拉国王从未满足于1921年英国人指定给他的领土。他渴望恢复其家族对大马士革的统治（因此才有建立“大叙利亚”的呼声）。自1937年起，他就开始支持巴勒斯坦分治的想法，其中阿拉伯领土将被并入其沙漠王国（因此才有穆夫提侯赛尼与阿卜杜拉国王之间的敌意）。

早在20世纪20年代，阿卜杜拉国王就与犹太事务局建立起广泛的联系。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分治方案期间，这些联系发展为一系列秘密谈判。1947年11月，阿卜杜拉国王与果尔达·梅耶森（Golda Meyerson，后改名为梅厄，并成为以色列总理）举行会谈，并在联合国通过分治决议之前两周就初步达成了一项初步的互不侵犯协定。（根据这一协定）阿卜杜拉将不会反对在联合国授权的领土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作为交换，外约旦将吞并与其毗邻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土，主要是约旦河西岸地区。25

为执行其吞并巴勒斯坦阿拉伯部分的计划，外约旦还需要英国的同意。1948年2月，阿卜杜拉派遣其总理陶菲克·艾布·胡达（Tawfiq Abu al-Huda）前往伦敦，以争取英国人对该计划的认可；同行的还有阿拉伯军团的英国指挥官约翰·巴戈特·格拉布（John Bagot Glubb）将军（以格拉布帕夏而著称）。2月7日，总理艾布·胡达向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陈述了外约旦的计划：英国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结束之时，外约旦政府将派遣阿拉伯军团跨越边境，占领与外约旦边境相邻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土。

“这是显而易见该做的事情，”贝文回答说，“但不要侵入分配给犹太人的区域。”

“即使我们有意向，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军队这样做。”艾布·胡达回答说。贝文感谢外约旦总理，并对其关于巴勒斯坦的计划表示完全同意，实际上这为阿卜杜拉国王入侵并合并约旦河西岸地区开了绿灯。26

正因如此，在所有阿拉伯国家中，外约旦是唯一确切地知道自己为何加入巴勒斯坦冲突的乱局、又有何利益诉求的一个。问题是其他的阿拉伯国家都太清楚阿卜杜拉国王的野心，因而将更多的精力用于遏制外约旦而非保卫巴勒斯坦之上。为遏制外约旦的野心，叙利亚、埃及、沙特组建了一个未公开的集团，他们的行动明显妨碍了战斗的有效开展。尽管阿盟任命阿卜杜拉国王为阿拉伯军队总司令，但其他独立阿拉伯军队的指挥官却拒绝与他会面，更不用说接受他的任何命令了。阿卜杜拉本人就曾质疑阿盟的意图，在战争前夕向一位埃及军事代表问道：“阿盟指认我来担任阿拉伯军队的总指挥。但这项荣誉难道不应被授予埃及这个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吗？抑或这项任命背后的真正意图乃是在万一失败的情况下，将责任和指责全部推到我们身上？”27

如果说阿拉伯国家对阿卜杜拉的意图都怀有戒心的话，那么鉴于它们对巴勒斯坦领导人哈吉艾敏·侯赛尼的敌意，这些国家也不会更多地同情巴勒斯坦人：伊拉克人因哈吉艾敏支持1941年拉希德·阿里·凯拉尼反哈希姆王室的军事政变而怀恨在心;阿卜杜拉国王和哈吉艾敏则为争夺对阿拉伯巴勒斯坦的统治权而长期不和；埃及和叙利亚仅仅给予哈吉艾敏不温不火的支持，1948年4—5月巴勒斯坦抵抗崩溃之后更是如此。

因此，阿拉伯联军参加巴勒斯坦战争的目的基本上是消极的：防止在他们中间建立起一个外来的犹太国家，防止外约旦扩张至巴勒斯坦，同时防止穆夫提侯赛尼成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巴勒斯坦国家。基于这样的战争目标，阿拉伯军队被决意要建立自己国家的犹太军队完全打垮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比于人员、火力等因素，犹太人在战场上的优势更多是意志力的因素。犹太大卫被敌对的阿拉伯的歌利亚所包围的景象，并没有反映在阿拉伯和犹太部队的相对规模上。5月15日，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外约旦、埃及等5个阿拉伯国家全部参战，阿拉伯军队总兵力还不超过2.5万人，而当时犹太国防军（这一新兴国家军队的新称呼）总数已达到3.5万人。在战争期间，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派遣了增援部队，但阿拉伯人军队的规模从未赶上犹太部队，后者在7月中旬达到6.5万人，至1948年12月则达到其峰值9.6万人。28

以色列人需要这种数量优势。在战争的第一阶段——由5月15日持续至6月11日停火，以色列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在多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外约旦军队即阿拉伯军团，于5月15日凌晨跨越边境进入西岸地区。考虑到耶路撒冷在联合国分治决议中被宣布为国际共管区，阿拉伯军团起初并不愿进入耶路撒冷，但为防止以色列人占领整座城市，他们于5月19日迅速占领了耶路撒冷的阿拉伯街区。同时，伊拉克军队于5月22日控制了约旦河西岸北部一半领土以及纳布卢斯和杰宁的阵地，但也未向以色列军队发动攻势。埃及部队从西奈迅速推进至加沙地带和内盖夫沙漠，并挥师北上，准备与阿拉伯军团会合。叙利亚、黎巴嫩军队则侵入巴勒斯坦北部。在冲突的第一阶段，参战各方都损失惨重，但以色列的阵地也许是最脆弱的，因为他们不得不同时与多支部队作战。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的战争爆发后，联合国迅速召开会议以便恢复地区和平。5月29日，联合国呼吁各方停火，6月11日正式开始生效。瑞典外交官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Count Folke Bernadotte）被正式任命为阿以冲突的调解人，受委托在巴勒斯坦恢复和平。第一份停战协定为期28天，规定对整个地区实行完全的武器禁运。阿拉伯国家试图为其消耗殆尽的军队寻找武器来源，但却发现英、法、美等国都严格遵守禁运条款。相比之下，以色列人则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确保了关键的武器运输线路，并将军队规模增至超过6万人。当7月9日停火结束之际，以色列比它的对手做了更充分的重启战事的准备。

战争的第二阶段，以色列人利用兵力和弹药上的优势在各条战线上都扭转了对阿拉伯军队的战况。他们在加利利地区痛击叙利亚军队，将黎巴嫩人赶回到其边境以内。他们从阿拉伯军团手中夺取了吕大和拉马拉，并将兵力主要集中于南部的埃及阵地。联合国为巴勒斯坦的人道主义危机深表忧虑——已有成千上万的难民逃离战场，因而重新开始了紧密的外交活动，以便达成一项新的停火协议。联合国外交官发现阿拉伯国家迫不及待地支持停战，其中几个国家几乎已耗尽了弹药储备。第二轮停火于7月19日正式生效，一直持续到10月14日。

无论5月15日前阿拉伯国家可能怀有怎样的共同理念，但两个月灾难般的战争已将这些理念打得粉碎。战争开始前阿拉伯国家间的分裂已十分严重，而各国军队在前两轮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更大大加剧了已有的分歧。阿拉伯国家非但没能像阿盟策划者所乐观估计的那样取得速战速决，反而发现本国军队被卷入了一场愈发取胜无望的战争之中而无法自拔。也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发现可行的脱身的策略，阿拉伯公众正在震惊而难以置信地观望着他们的正规部队是如何被一支他们蔑称为“犹太团伙”的敌人所制服的。

阿拉伯国家拒不接受对其战备不足、缺乏协调的批评，开始相互指责。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开始攻击外约旦人：阿卜杜拉国王难道没有秘密会见犹太人吗？不正是他的英国指挥官格拉布帕夏履行了英国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承诺吗？在以色列人的坚决反攻下，阿拉伯军团仍控制了西岸和阿拉伯东耶路撒冷这一事实，已然被视为约旦人背叛盟友、勾结犹太复国主义者，而非其骁勇善战的证据。这种相互指责对阿拉伯人的战备工作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阿拉伯国家之间越是离心离德、单打独斗，犹太军队就越容易将其军队各个击破、逐一消灭。

在3个月的停火期内，贝纳多特伯爵领导着联合国寻求阿以冲突危机解决方案的工作。9月16日，贝纳多特提出一项经过修订的巴勒斯坦分治方案。根据这一方案，阿拉伯领土将被并入外约旦，其中便包括已被以色列人占领的拉马拉和吕大，以及根据最初联合国分治决议被划分给犹太国家的内盖夫沙漠；以色列国则将包括加利利和沿海平原地带；耶路撒冷仍将处于国际共管之下。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迅速拒绝了贝纳多特的新方案，而他本人的外交努力也以残酷的方式戛然而止——9月17日，来自莱希团伙的恐怖分子暗杀了这位瑞典外交官。鉴于外交解决无望，10月14日停火结束后战争又重新打响。

战争的第三阶段由1948年10月15日持续至11月5日。其间，以色列人完全征服了加利利地区，将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和阿拉伯解放军全部驱逐至叙、黎领土，随后则集中全部精力打击埃及部队。以色列军队包围了被孤立的埃及部队，其空军在3周的时间内针对埃及阵地目标狂轰滥炸。

埃及在巴勒斯坦的失利将在国内产生深刻的政治影响。埃及军队中一支较大的分遣队在巴勒斯坦南部、加沙东北部约20英里的费卢杰村遭到围困。在数周的时间内，既无法脱身又未得到任何援兵的救援，埃及士兵感到自己被彻底出卖了。之前他们正是在训练和武器弹药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派往前线的。更具政治头脑的军官们有大量的机会来思考政治上推翻埃及王室和政府的问题。在费卢杰被围困的军官中就包括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札卡里亚·穆希丁（Zakaria Mohi El Din）和萨拉赫·塞利姆（Salah Salem），3位后来密谋推翻埃及君主制的自由军官。纳赛尔写道：“我们身在巴勒斯坦作战，但我们的梦想却在埃及。”29由于他们在阿以战争中的经历，这些自由军官将最终把在巴勒斯坦的失败转变为在埃及的胜利，推翻那个曾经背叛他们的政府。

阿拉伯国家继续徒劳无益地举行会谈，尝试采取一致行动来扭转败局。10月23日，阿拉伯国家首脑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集会，谈论缓解埃及军队压力的方案，但叙利亚、外约旦、伊拉克之间的相互猜忌使得会谈未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合作。埃及人则不愿向其阿拉伯兄弟承认自己的败局，拒绝与各方协调军事行动——即便这样做本可缓解自己被围困的部队。

阿拉伯人的分裂显然对以色列人有利。12月，以色列人不仅成功地迫使埃及人全部撤出巴勒斯坦——被围困在费卢杰的埃及部队除外，实际上还侵入了埃及在西奈的领土。法鲁克国王政府别无选择，不得不援引1936年《英埃协议》——这项因延续了英国在埃及影响力而饱受民族主义者鄙视的协议，请求英国介入以迫使以色列从西奈撤军。1949年1月7日，埃及与以色列达成休战协议。以色列人在内盖夫沙漠发起了最后一波攻势，夺取了南至亚喀巴湾沿海乌姆·拉什拉什的领土，后来则将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埃拉特港。

在完成对内盖夫的征服后，全新的以色列国家最终成型，占据了原巴勒斯坦托管国全部领土的78%。外约旦仍控制着西岸地区，埃及控制着加沙地带。这两个地区也成为保留在阿拉伯人手中的最后的巴勒斯坦领土。在击败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军队，成功遏制阿拉伯军团和伊拉克军队之后，以色列人在1948年取得了一场全面胜利，也获得了向阿拉伯国家强加其条款的资本。联合国提出了一项新的停火协议，并在地中海的罗德岛上开启了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间的停战谈判。以色列与埃及（2月）、黎巴嫩（3月）、外约旦（4月）和叙利亚（7月）分别达成双边停战协定。第一次阿以战争正式结束。

对巴勒斯坦人而言，1948年将以“奈克白”（al-Nakba，灾难）的名字被永久铭记。在巴勒斯坦内战和第一次阿以战争期间，约75万名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他们涌入了黎巴嫩、叙利亚、外约旦、埃及等国以及巴勒斯坦剩余的阿拉伯领土。仅有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还保留在阿拉伯人手中。加沙地带名义上是一块自治领土，但实际上处于埃及的托管之下；约旦河西岸地区则被并入外约旦，后者现今已横跨约旦河两岸，因而更名为约旦。

第一次阿以战争结束后，巴勒斯坦这个地区在地图上已不复存在，所剩的只有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民，或生活在外国占领之下，或处于流散之中。在之后的历史中，他们将为自身民族权利获得认可而斗争。

整个阿拉伯世界都为巴勒斯坦灾难的深重性所震惊。在这个危机的时刻，阿拉伯知识分子对于失去巴勒斯坦的原因和后果都还保持着清醒的判断。

第一次阿以战争刚刚结束，两部奠定阿拉伯人自我批判与改革基调的重要著作就已问世。第一部作品的作者康斯坦丁·祖雷克（Constantine Zurayk）于1909年生于大马士革，是20世纪最伟大的阿拉伯知识分子之一。祖雷克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完成本科教育，在年仅21岁时就分别在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业。他一生都任职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学术与公共服务机构，就阿拉伯民族主义撰写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著作。正是在其1948年8月即战争最激烈的阶段发表于贝鲁特的著名短论《灾难的意义》（Maʻnat al-Nakba）之中，祖雷克首次将1948年战争命名为“奈克白”，即阿拉伯语中的灾难。30

第二部里程碑式著作的作者穆萨·阿莱米（Musa Alami）是一位巴勒斯坦显贵。阿莱米的父亲曾担任耶路撒冷市长，他本人在剑桥大学学习法律，随后进入英国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政府任职。1937年巴勒斯坦阿拉伯大起义高潮期间，阿莱米毅然辞职，之前他已升至英国高级专员阿拉伯秘书及检察官的职位。辞职后，他开始私人执业，积极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阿莱米曾带着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参与1939年和1946—1947年在伦敦举行的多次会议，此外他还是阿盟成立大会上的巴勒斯坦代表。在其发表于1949年3月的文章《巴勒斯坦的教训》（ʻIbrat Filastin）中，阿莱米反思了阿拉伯人整体失败的原因，并指出了通往民族复兴之路。31

两位作者都承认巴勒斯坦的丢失和以色列的建立，开启了阿拉伯历史中一个危险的新篇章。“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失败，”祖雷克警告说，“绝不是简单的挫败或者暂时的、无关痛痒的灾祸。它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是阿拉伯人在其漫长历史中所经受的最严酷的考验和苦难之一，是一段以无数磨难和苦难为标志的历史。”32阿拉伯人应对这一新威胁的失败，将使他们在未来陷入分而治之的不幸境地，这一境遇与他们刚刚从中摆脱进而获得独立的殖民时期不无相似之处。

考虑到两人对阿拉伯人病症诊断的相似性，阿莱米和祖雷克开出相似的治疗手段也就不足为奇了。阿拉伯分裂的场景使两人都深刻意识到阿拉伯统一的必要性。一战后的解决方案以及英、法对阿拉伯世界的瓜分，导致阿拉伯民族积贫积弱、四分五裂。他们都强调，阿拉伯人只有通过阿拉伯的团结来挽救帝国秩序下四分五裂的局面，才能实现其作为一个民族的潜力。他们也认识到狭隘的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比如埃及人或叙利亚人独立的民族主义）与他们所渴求的更广阔的阿拉伯民族间的矛盾。祖雷克承认正式的统一在短期内尚不现实，尤其考虑到新独立的各阿拉伯国家内部根深蒂固的国家利益。因此，在实现阿拉伯统一的长期目标之前，祖雷克首先呼吁在现有的阿拉伯国家内实现“广泛而全面的变革”。33阿莱米则寄希望于一个能通过武力实现统一目标的“阿拉伯普鲁士”。34随着巴勒斯坦灾难后军人为登上政治舞台做好了准备，“阿拉伯普鲁士”的理想也将启发阿拉伯军队上层中的一批民族主义者。

在对巴勒斯坦灾难的回应中，阿莱米和祖雷克的呼声几乎等同于将一场阿拉伯复兴作为实现阿拉伯统一的序曲，作为在一个现代世界中赎回巴勒斯坦、实现阿拉伯人尊严的自我救赎的先决条件。他们的著作之所以在读者中产生广泛而巨大的影响，正是因为他们的分析反映了时代精神。阿拉伯民众越来越对他们的统治者感到幻灭。老一代政治精英过去曾领导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但他们在与其帝国主人的联系中也受到了污染。他们在欧洲大学接受教育，讲欧洲人的语言，穿西方服饰，在殖民主义强加的机构内工作——总之，他们散发着勾结外敌的气息。他们为小得小失而争论不休，其狭隘的世界观仅局限在帝国主义者强加给他们的国家边界之内。

阿拉伯世界的政客们完全忽视了那个仍启发着如此众多民众的更广大的阿拉伯民族。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灾难性的表现已然揭示了他们政治的破产。也正因如此，阿莱米和祖雷克提出的补救方案，即一个由被解放的公民所组成、以统一的力量来面对现代世界诸多挑战的更广阔的阿拉伯民族，才会打动许多的阿拉伯人，成为他们解决积弱现状的主要方案。巴勒斯坦的教训表明，在分裂的状况下阿拉伯人必将衰落，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希望承受现代世界的挑战。

时代在变化之中。阿拉伯统治者们因其在巴勒斯坦的失败而受到了严重削弱。新的一代正伴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呼声而崛起，并将本国政府作为自己的首要攻击目标。

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的惨败和以色列国的建立，彻底动摇了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稳定性。在紧接着巴勒斯坦灾难之后的数月内，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等国都被政治暗杀和政变的阴影所笼罩。

巴勒斯坦灾难之后，埃及国内陷入政治混乱。对一个新兴的宗教政党而言，在丢失的穆斯林领土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无异于对伊斯兰教的背叛。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成立于1928年3月，其创始人哈桑·班纳（Hasan al-Banna）是一位来自苏伊士运河城市伊斯梅利亚的小学教师。班纳是一位致力于与西方影响作斗争而又富有个人魅力的改革家，他坚信西方影响正在削弱埃及的伊斯兰价值观念，强调埃及人民徘徊于欧洲启发的改革与英帝国主义之间，已然“偏离了他们信仰的目标”。35一场起初旨在埃及社会中复兴伊斯兰信仰的社会运动迅速发展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至20世纪40年代末期，穆兄会的势力已足以比肩埃及国内的主要政党乃至华夫脱党。

穆兄会宣称巴勒斯坦战争为一场“圣战”，派遣了大批的志愿者营队赶赴巴勒斯坦以阻止犹太国家的建立。与阿拉伯解放军中的其他阿拉伯志愿者相似，穆兄会成员低估了犹太人的力量和组织性。备战不足的同时，他们同样没有为失败做好准备。他们将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失败视为对伊斯兰教的背叛，并将责任归咎于阿拉伯政府，特别是埃及政府。回到埃及后，他们开始组织示威游行，指责政府，认为政府应对巴勒斯坦的失利负责。

埃及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镇压穆兄会。在1948年的最后几个月内，穆兄会被指控煽动骚乱、阴谋推翻埃及政府。总理马哈穆德·法赫米·努格拉希（Mahmud Fahmi al-Nuqrashi）宣布实行戒严法，并于1948年12月8日颁布政令宣布取缔穆兄会。该组织的资产遭到冻结，文件被查封，很多领导人也被捕入狱。

穆兄会领导人哈桑·班纳仍保持着行动自由。他试图调解自己组织中的极端分子与埃及政府间的矛盾，但种种努力都因双方固执己见而以失败告终。总理努格拉希拒绝会见班纳或对穆兄会做出任何让步。极端分子最终诉诸暴力。12月28日，这位埃及总理在进入内政部的途中遭到近距离枪杀，行凶者是一位1944年加入穆兄会的兽医学专业学生。努格拉希也成为紧接着巴勒斯坦灾难后第一位倒下的阿拉伯领导人。

埃及政府并未因努格拉希暗杀事件而逮捕哈桑·班纳。但这位穆兄会领导人并未因自己的自由而感到宽慰：他深知只要还保持着行动自由，自己就随时有遭到报复性暗杀的危险。班纳尝试与努格拉希的继任者进行谈判，但却发现所有的政府大门都向他紧闭着。他反复申明穆兄会与试图推翻现有政治系统的一切尝试都无关，但却无济于事。

1949年2月12日，哈桑·班纳在青年穆斯林协会总部外遭枪击身亡。人们普遍认为暗杀行动是受到埃及政府的指使，且背后有王室的支持。6周之内的两起政治谋杀案将埃及国内的政治紧张局势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灾难引发了一次军事政变。长期以来，总统舒克里·古瓦特里就担心军队会推翻自己的统治。1949年3月30日，他的担忧终于转变为现实——军队总参谋长侯斯尼·宰伊姆上校（Colonel Husni al-Zaʻim）领导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这次政变也被叙利亚资深政治家阿迪勒·艾尔斯兰（Adil Arslan）描述为“叙利亚近期历史中最重要也最奇怪的事件”。艾尔斯兰在其日记中进一步解释道：“普通公众欢欣鼓舞，大多数学生抓住机会上街举行示威游行，但政治精英却陷入沉默，对国家的命运走向深感焦虑。”36叙利亚政治精英们急切地想维护叙利亚共和国青年的民主体制，担心叙利亚滑向军人独裁。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尽管宰伊姆政府仅持续了不到150天，但这次政变却标志着军人开始登上叙利亚的政治舞台。除去几次短暂的间断时期，叙利亚在20世纪剩余的时间内一直处于军人的控制之下。

根据叙利亚外交部部长阿迪勒·艾尔斯兰的说法，宰伊姆统治最奇怪的一个方面就是他在叙利亚战败后极短的时间内，就愿意与以色列达成和解。1949年7月20日，侯斯尼·宰伊姆政府与以色列签订了停战协议。但在幕后，宰伊姆却希望比停战协议走得更远，即寻求与以色列达成一项全面的和平协议。在美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宰伊姆通过叙利亚停战谈判团队向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传达了一系列提议。宰伊姆提出叙利亚与以色列关系全面正常化，包括互换大使、开放边境以及与以色列的全面经济关系。

宰伊姆关于在叙利亚安置30万名巴勒斯坦难民的提议，引起了美国和联合国官员的重视。难民问题即将成为最大的人道主义问题，同时也是解决阿以冲突中的一个关键症结，这一点已确然无疑。宰伊姆请求美国帮助开发位于幼发拉底河北部的哲齐赖地区，因而提议在这一地区安置巴勒斯坦难民。他相信巴勒斯坦劳动力和美国资金的注入将推动其国家的现代化与经济的发展。37

以色列总理对宰伊姆的提议却不感兴趣。尽管受到杜鲁门政府、联合国调解人拉尔夫·邦奇博士（Dr. Ralph Bunche）以及以色列外交部部长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的大力推动，本-古里安仍拒绝会见宰伊姆或讨论后者的提议。本-古里安坚持要求叙利亚人首先签署一份停战协议。他深知宰伊姆意在调整叙利亚的边界，在叙、以两国间分割太巴列湖，对此本-古里安断然拒绝。这位以色列总理并不急于与其阿拉伯邻居达成和平协议，当然更不希望设立以土地换和平的先例。如果说本-古里安有什么担心的，那就是反映在与阿拉伯邻国停战协议中的以色列边界，无法满足这个犹太国家的需求。

由于本-古里安拒绝会见宰伊姆，美国政府便提议叙利亚、以色列两国外交部部长举行一次会谈。美国驻叙利亚大使詹姆斯·基利（James Keeley）私下向宰伊姆的外交部部长阿迪勒·艾尔斯兰提出会谈的设想。艾尔斯兰是一个拥有埃米尔称号的德鲁兹显贵家族中的标志性人物。他虽然加入了宰伊姆政府，但心中却怀有一些疑虑。在他日记的描述中，这位上校既是一位朋友，也是一个疯子。然而，他在1949年6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的基利的提议，却使他确信宰伊姆已经迷失了方向。

“为什么你想让我同意与［以色列外交部部长摩西·］谢尔托克(1)举行一次会谈，”艾尔斯兰向这位美国大使问道，“既然你知道我从未被犹太人的虚张声势所哄骗，也决不会向他们做出任何让步。”

“你的问题迫使我必须给你一个坦率的答复，”基利回答说，“尽管我不能随便讨论这件事，因为它还是个秘密。但我知道您是一位高贵的人，所以我也请求您守口如瓶。”

艾尔斯兰承诺保密。基利便继续说道：“是宰伊姆提出要会见本-古里安……但后者拒绝了他。所以我们（即美国政府）认为可以在叙、以两国外交部部长之间举行一次会谈。夏里特同意了，便提出了这项你刚刚拒绝的提议。”

当基利透露宰伊姆与以色列人间的秘密外交之时，震惊的艾尔斯兰竭力掩饰自己的感情，并将这一主动示好行为解读为叙利亚总统所采取的一种外交策略。美国人并没有强加自己的观点，而是起身告辞，让艾尔斯兰自己去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38

那一夜，艾尔斯兰在他的办公室里待到很晚。他召见了一位叙利亚停战协议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后者则确信宰伊姆有意会见谢尔托克本人。他曾考虑提出辞职，但最终决定坚守岗位，以便阻止以色列人实现其通过单独的和平协议离间叙利亚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目标。他开始联络其他阿拉伯国家政府，警告说“一个大危险”已迫在眉睫，但又小心翼翼地避免透露事实真相。

艾尔斯兰的反应足以说明宰伊姆与叙利亚民众及政治精英的观点已然脱节到何种程度。刚刚经历一场惨痛的失败，叙利亚人绝对没有心情与以色列和解，军队尤其如此。假使宰伊姆公开他的和平计划，他在国内必将遭遇难以逾越的阻力。即便如此，今日我们也很难断然否定宰伊姆计划的价值，毕竟如此多重要的国际人物，包括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联合国调解人拉尔夫·邦奇以及很多以色列政治和情报人士，当时都为这一方案的种种优点所折服。事实上，这一故事告诉我们，正是本-古里安否决了第一次阿拉伯和平倡议。面对一个曾受到美国和联合国支持的和平方案，本-古里安却说了不。

宰伊姆在叙利亚执政的时间过于短暂，不足以将和平转化为现实。他的改革（面向以色列的和平姿态只代表其中很小一部分）疏远了原本支持他夺取权力的不同社会群体，使得他孤立无援。部分曾支持宰伊姆政变的军官现在开始预谋反对他。1949年8月14日，他们重演了3月政变中采取的措施，逮捕了政府重要领导人，控制了广播电台。6辆装甲车包围了宰伊姆的住宅，经过短暂的交火后，逮捕了这位已被废黜的总统。宰伊姆和他的总理被带到一个看守所，随后立即被处决。

逮捕并处决宰伊姆的是安东·萨阿代（Antun Saʻada）的一名追随者。萨阿代（1904—1949）是一名基督徒知识分子，也是阿拉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领袖之一。1932年，萨阿代从巴西返回他的出生地黎巴嫩，并创立了叙利亚民族社会党。作为贝鲁特美国大学的一名讲师，他公开反对法国委任统治及其分裂大叙利亚的企图，呼吁大叙利亚地区不同国家的合并。他的政治观点为泛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他呼吁将宗教与政治分离，因此吸引了一大批对逊尼派穆斯林主导下的泛阿拉伯国家心怀疑惧的少数族裔群体。

1949年7月，安东·萨阿代发动了一场旨在推翻黎巴嫩政府的游击战，但其反叛为时甚短。发起战役后仅几天内，他就被叙利亚人抓获并移交给黎巴嫩政府，后者立即对萨阿代进行了审判，并于7月8日处决了这位革命未竟者。

萨阿代狂热的追随者们迅速开始谋划复仇。1951年7月16日，一名萨阿代的支持者在黎巴嫩前总理里亚德·苏勒哈（Riyad al-Sulh，他的政府处决了萨阿代）出访约旦首都安曼期间刺杀了他。

随着政变、处决、暗杀在阿拉伯国家领导层更迭中成为家常便饭，阿拉伯政治也变得越来越暴力。里亚德·苏勒哈被暗杀后仅4天，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就遇刺身亡。当时他正准备进入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参加周五聚礼，而当他遇刺时，他15岁的孙子亦即约旦未来的侯赛因国王就在他身边。“这么多年之后再回顾，”侯赛因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现在怀疑祖父是否对即将到来的悲剧有某种内在的直觉。”侯赛因还记得阿卜杜拉国王在遇刺当天早晨与他的一段对话。老国王的话是“如此的充满预言性，要不是今天很多健在的人都听到过这些话，我再提起它们时都会犹豫再三”。侯赛因在自传中这样记录道：“‘如果哪天我要死了，我宁可被一个无名之辈一枪射在头上，’他说，‘这才是最简单的死去的方式。我宁愿这样死去，也不愿变老，成为一个负担。’”老国王将发现这一愿望实现的时间比他自己设想的还要快。

阿卜杜拉国王很清楚自己的人身安全处于危险之中。在最新纳入其王国版图的巴勒斯坦领土上，他被敌人包围着。很多巴勒斯坦人指控阿卜杜拉为扩张自己的版图而与犹太人进行交易，哈吉艾敏·侯赛尼则指责他出卖了巴勒斯坦。然而，谁也没有意料到阿拉伯政治暴力的新文化竟然触及了穆斯林最神圣的礼拜场所之一。

枪杀阿卜杜拉国王的这位“无名之辈”是一名来自耶路撒冷的裁缝学徒，名叫穆斯塔法·埃舒（Mustafa ʻAshu）。埃舒本人更多是作为一名受雇的枪手，而非拥有政治动机的党徒，当下即被国王的警卫击毙。一系列抓捕行动随即展开，10人被指控合谋参与了暗杀行动，尽管审判并未能揭示出幕后指使者的身份。这10人当中，4人被宣判无罪，2人在缺席情况下（都已叛逃至埃及）被判处死刑，另外4人因参与暗杀而被处以绞刑。被处决的4人中，3人都是身有犯罪记录的普通商人——一名牲畜代理人，一名屠夫，还有一名咖啡店主；第四位，穆萨·侯赛尼（Musa al-Husayni），则是穆夫提艾敏·侯赛尼的一位远房亲戚。39穆夫提艾敏以及埃及国王法鲁克都被怀疑资助了这次暗杀行动，但时至今日事实真相肯定已经石沉大海。最终，阿卜杜拉国王也成为巴勒斯坦灾难的另一个牺牲品。

在一战后对中东的分割之后，巴勒斯坦灾难成为20世纪阿拉伯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我们至今仍生活在其阴影之下。

1948年战争最持久的遗产之一就是今天仍在持续中的阿以冲突。一方面，阿拉伯人拒绝接受失去巴勒斯坦的现实;另一方面，以色列人则渴望得到更多的领土。后续的阿以战争也因而变得不可避免，在过去60年内以致命的频率反复上演。

这场冲突造成的人员损失是灾难性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作为1967年进一步的领土流失以及过去60年内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在联合国登记在册的巴勒斯坦难民数量已由原来的75万增至现在的430万以上。在其间的几十年内，巴勒斯坦人为实现建国目标已建立了多个代表性机构，但为了追求自身目标也不惜诉诸武装斗争——从针对以色列的边境袭击，到针对以色列海外利益的恐怖袭击，从被占领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上的民众暴动与抵抗，到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尽管采取了上述策略——有人会说，正是因为采取了上述策略，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诉求至今尚未实现。

巴勒斯坦灾难对阿拉伯政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1948年的失败，给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希冀和渴望蒙上了一层阴影。巴勒斯坦战败后，阿拉伯世界经历了剧烈的政治波动，与巴勒斯坦托管国接壤的四个国家深受政治暗杀、政变、革命的困扰。旧政治精英被年轻一代军人推翻，也标志着一场重大的社会革命的到来。与两次大战之间那些接受外国教育的政治精英相比，这些军人很多来自农村，与大众政治保持着更为密切的接触。元老派政治家们在本国既有的边界内为实现民族独立而奋斗，自由军官煽动家们则是促进泛阿拉伯统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旧政权说欧洲语言，新的先锋队则说普通民众的语言。

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巴勒斯坦灾难标志着欧洲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的终结。巴勒斯坦问题是欧洲制造的，欧洲解决这一问题之无力反映出二战结束后欧洲自身的衰落。 二战结束后，英、法沦为二等强国：经过多年的战争，英国经济已疲弱不堪，法国的士气在德国占领的几年内受到致命打击。两国在国内所需的重建资金是如此庞大，以至于根本无暇外顾。帝国已处于衰退之中，新的势力主导了整个国际秩序。

分别于1949年、1952年、1958年在叙利亚、埃及和伊拉克上台的年轻军官们与英国或法国并没有联系，相反他们转向了新的世界强权——美国及其超级大国对手苏联。这是帝国时代的结束，也是冷战新时代的开端。阿拉伯人不得不适应一套新的游戏规则。

1. 摩西·谢尔托克是摩西·夏里特的曾用名，此处引文中用的是曾用名。——编者注

第十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

阿拉伯世界在革命的骚动中进入了冷战的新时代。两次大战之间萌芽的反帝思潮，在二战末期重新获得了活力。巴勒斯坦战争后，阿拉伯世界对英国和法国的敌对情绪非常普遍，这也使得英国在埃及、约旦和伊拉克的情况更加复杂多变。在这些国家里，英国和它扶植建立的君主国仍保持着特惠盟友关系。

由于未能与英帝国统治划清界限，老一代民族主义政治家和他们效忠的君主们已然声名扫地。从伊斯兰主义的穆斯林兄弟会到共产主义者，一批新兴的激进党派竞相争夺新一代民族主义者的忠诚。军队中的年轻军官同样难免受到当时政治动荡的影响。年轻一代质疑阿拉伯王室和英国人所建立的多党议会制的合法性，反而对革命共和主义表现出更大的热情。

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这一时代超凡的意识形态。至20世纪40年代，摆脱殖民统治成为所有阿拉伯人的共同愿望，但他们还有更高的政治理想。阿拉伯世界的大多数人相信，他们由共同的语言、历史和基于伊斯兰过往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这一文化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所共享。他们想打破帝国强权为分裂阿拉伯人而划定的边界，同时基于维系阿拉伯人的深厚历史和文化纽带，建立一个新的共同体。他们相信只有通过统一才能恢复阿拉伯人在世界事务中的崇高地位。正是出于这些信念，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走上街头，抗议帝国主义，批评本国政府的失败并要求阿拉伯统一。

在很多方面，埃及都处在这些发展的风口浪尖之上。埃及医生、女权主义知识分子纳瓦勒·萨阿达维（Nawal El Saadawi）1948年进入开罗医学院学习，当时校园里充斥着紧张的政治氛围。她在自传中回忆道：“在那些日子里，大学几乎成了持续不断的示威活动的舞台。”萨阿达维本人对民族主义政治并不陌生。她的父亲和她一起阅读报纸，谴责国王、军队阶层的腐败以及英国对埃及的占领。父亲会告诉女儿说：“这是一种积习难改的三重苦难，除了推翻政权之外别无解决的办法，人民必须觉醒，必须反叛。”1年少的萨阿达维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当她还是一名高中生时，就已经开始参与20世纪40年代末让整个开罗陷入瘫痪的民众示威活动。

示威活动反映了埃及人民对于变革的迫切心境。巴勒斯坦灾难后，埃及人对国内政党和法鲁克国王感到幻灭，也越来越无法容忍英国在埃及享有的特殊地位。战后时代是一个去殖民化的时代，英国人已经在埃及停留了太长时间，惹人生厌。

在巴勒斯坦战败，以及1948年12月总理努格拉希遭暗杀所造成的混乱之后，埃及政府于1950年举行选举。华夫脱党获得胜利，组建新政府并重启与英国人的谈判，目标便是自1919年以来埃及民族主义者可望而不可即的完全独立。1950年3月至1951年10月，华夫脱党与英国政府展开谈判，然而19个月的谈判却未能带来任何结果。华夫脱党政府单方面宣布废除1936年《英埃协议》，英国人则拒绝承认协议的废除，因为这一行为将使得他们在苏伊士运河区的驻军变为一支非法的占领部队。尽管英帝国处于收缩之中——1947年英国人已经撤离印度，但就战略重要性而言，苏伊士运河仍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一块基石。

鉴于无法通过谈判达成目标，华夫脱党开始通过其他方式向英国人施压。在华夫脱政府的默许下，埃及青年开始自愿组建被称为“菲达因”（fida’iyin，字面意思为“准备自我牺牲的战士”）的游击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穆兄会成员、学生、农民和工人。1951年10月，游击队开始袭击运河区的英国部队和设施。英国人对这些袭击则采取了武力回击。纳瓦勒·萨阿达维的一位同学就离开医学院加入了菲达因游击队，后在反英行动中牺牲。

运河区的武装斗争在开罗激起了激烈的政治争论。萨阿达维还记得她在1951年11月参与的一场大学内的学生集会。她越来越不耐烦地听着那些学生政治家——华夫脱党人、共产主义者、穆兄会成员——故作声势、浮夸空洞的演说，这时一位名叫艾哈迈德·希勒米（Ahmed Helmi）的菲达因成员被叫上讲台。希勒米是一位自由战士，曾参加针对运河区英国占领部队的袭击。他用平静的声音向争吵不休的同学们发出呼吁。他解释说：“同志们，运河区的自由战士急需弹药和粮食补给，必须稳固补给线来保护他们。现在没有党派斗争的时间和空间了，我们需要人民的团结。”2萨阿达维被这位热情的青年牢牢吸引住了，后来嫁给了他。

至1952年1月，英国人已经决定动用军事力量来维护其对苏伊士运河区的控制。为防止埃及警察向菲达因提供支持，英国部队开始占领运河区内的埃及警察局。1月24日，英国人不费一枪一炮就迫使运河区内一城镇警察站的160名警察投降。眼见英国人如此轻易地占领了这座警察站，埃及政府大为尴尬，于是命令运河区内的埃及警察全力抵抗英国人的占领，“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埃及人次日就得到了机会。那天，1500名英国军人包围了伊斯梅利亚政府所在地并要求政府投降，250名负责守卫政府机关的警察拒绝投降。在随后的9小时内，英国人动用坦克和炮兵连续轰击埃及人阵地，埃及守军则奋起反抗，直至耗尽了所有的弹药。在遭受了46死、72伤的重大损失后，埃及人最终投降。

英国人发动猛攻的消息在埃及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公愤。第二天，即1952年1月26日周六，埃及全国各行业宣布举行总罢工，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学生集聚开罗。为了抗议英国的行为，这座城市已准备好迎接一天的民众示威，但突如其来的“黑色星期六”却令埃及政府或人民始料未及。

“黑色星期六”当天，黑暗势力在开罗兴风作浪。刚开始的一系列愤怒的示威游行迅速发展为暴力活动，其间超过50名埃及人和17名外国人（包括9名英国人）被暴民杀害。在示威活动的掩护之下，煽动者和纵火者最大限度地制造混乱。埃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安瓦尔·阿卜杜·马立克（Anouar Abdel Malek）目睹了“黑色星期六”当天的事件，描述了示威者是如何津津有味地看着纵火犯将开罗市中心最富庶的街区付之一炬的。“他们看着这些人纵火却袖手旁观，因为这座华丽的都市并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那些有钱人。看着后者的财产被烈火吞噬，他们自然乐见其成。”3在一天之内，被暴民烧毁的资产包括1家英国俱乐部、1所犹太学校、1间穆兄会办公室、4座宾馆（包括著名的牧羊人宾馆）、4所夜总会、7家零售店以及70家其他的商业机构——包括银行、汽车展厅、机票售卖点等。4

1952年1月25—26日的恶劣事件也标志着埃及政治秩序的崩溃。所有人都很清楚，这些在埃及史无前例的纵火事件显然是经过预谋的。在开罗，各种谣传和阴谋论也开始甚嚣尘上。共产党人指责社会党人和穆兄会成员；一些人认为这是一场旨在削弱法鲁克国王（开罗大火当晚，国王正在举行一场晚宴庆祝儿子的生日）地位的阴谋；其他人则宣称大火是由国王和英国人一手策划的，目的是推翻华夫脱党政府，任命一个对国王意愿更加顺从的过渡政府。

无论在“黑色星期六”事件中的真实角色如何，法鲁克国王确于1月27日解散了穆斯塔法·纳哈斯领导的华夫脱党政府，任命了一系列由忠于王室的政客领衔的内阁成员。议会也于3月24日被解散，新议会的选举被无限期地推后。似乎法鲁克正追随其父亲的步伐，试图重演1930年宫廷独裁的剧本。埃及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急转直下。

归根结底，究竟何人指使了埃及纵火案（对于这一问题从未有过定论）其实并不重要。各种谣传和阴谋理论已然揭示了王室和政府所面临的信任危机，而这一危机则预示了埃及革命的到来。

1952年，尽管在埃及很多人都在谈论革命，但只有一小撮军官真正在积极预谋推翻政府。这些人自称为“自由军官”，其领袖是一位名叫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的年轻上校。埃及王室和政府的一系列行为令举国上下大失所望，而正是这种失望情绪和满腔的热情让自由军官们团结在一起。纳赛尔和他的同僚们对自己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的经历感到震惊，当时他们在缺乏充足武器的情况下就被派往战场，在数月之内遭到以色列人围困而最终战败。起初，自由军官团结在一起是为了反对英国在埃及的帝国主义行径。但很快，他们就将埃及政治体制视为完全脱离英国实现独立的主要障碍。

巴勒斯坦战争后，纳赛尔招募部分最亲信的同僚加入了一个由军人组成的秘密基层政治组织。基于为其行动争取最广阔的支持基础的考虑，纳赛尔招募的成员中既包括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Abd al-Hakim Amer）、萨拉赫·萨利姆等巴勒斯坦战争的亲历者，也包括像安瓦尔·萨达特这样与穆兄会有联系的军官，还包括像哈立德·穆希丁（Khaled Mohi El Din）这样的共产主义者。1949年秋，这些人在纳赛尔家的客厅内举行了首次会议。随着自由军官组织的扩大，新的基层组织也不断成立，但出于反侦查的考虑都彼此保持独立。每个基层组织的成员从埃及军队的不同分支中招募志同道合的军官。51950年秋，自由军官组织发布了其首份传单，以便在军官群体中争取对其反帝事业的支持。6

“黑色星期六”事件推动了自由军官运动的转型。直至1952年1月，自由军官还只是聚焦于反帝斗争，并将对埃及政府的批评限定在官员腐败、与英国人勾结等议题。但从1952年1月起，自由军官开始公开讨论推翻法鲁克国王及其任命的保王派政府。他们将1952年11月定为政变的预定日期，并开始加快对反对派军官的招募和动员。

1951年12月，在看似无伤大雅的埃及军官俱乐部管理委员会的选举中，国王和自由军官之间的对抗到达了一触即发的关头。对法鲁克国王而言，军官俱乐部是反映军官对国王忠诚的晴雨表；自由军官则决定将这次选举作为对抗国王及其支持者的工具。纳赛尔及其同僚成功地说服了广受支持的穆罕默德·纳吉布（Muhammad Naguib）将军领衔一支参选董事会的反对派名单，竞选军官俱乐部主席一职。纳吉布和反对派名单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之后法鲁克国王就千方百计地试图推翻选举结果。最终，法鲁克国王于1952年7月亲自介入，撤销纳吉布的职务，并解散了军官俱乐部董事会。自由军官们深知，如果不能立即对国王的挑衅做出回应，他们将失去所有的信誉。正如纳赛尔最亲密的战友之一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警告其他自由军官时所说的，“国王已经给了我们一记重拳；如果我们不还以颜色的话，我们的组织就会失去在军官中的信誉，没有人会再愿意加入我们”。7

自由军官们达成共识：如果无法采取快速并具有决定性的行动，他们所有人都要锒铛入狱。纳赛尔与自由军官中的高层政治家纳吉布将军进行了会面，策划立即发动反王室政变。“我们一致同意，埃及革命的时机现在已完全成熟。”纳吉布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国王及其内阁正在亚历山大的夏日驻地，将开罗留给军人管理。纳吉布分析道：“天气是如此湿热，以至于除了我们之外没有人能想象一场革命即将到来，因此这正是我们采取行动的理想时机。”他们决心在国王有时间任命一个新内阁之前，“在他的间谍们有时间发现我们是谁、我们做何打算之前”就采取行动。8

自由军官们已经到达了无路可退的境地：密谋推翻政权的风险极大，他们深知一旦失败，自己将面临叛国罪的指控。因此，他们极为仔细地检查自己的计划：同时占领广播电台和军事指挥部；动员忠于政变策划者的部队；采取措施确保公共安全，防止外国介入。在1952年7月23日政变日到来之前，还有很多细节需要确保万无一失。

政变策划者受到政府的严密监控，这也使得政变前的最后几天压力陡增。政变前夕，一位下属军官警告纳吉布将军，称后者即将因涉嫌领导一场反对政府的阴谋而被捕。纳吉布在其回忆录中承认道：“我极力掩饰自己的惊恐。”他决定在政变进行的当晚待在家里，宣称自己受到了监视，担心可能使自由军官们的计划陷入危险。9安瓦尔·萨达特当晚则偕同妻子去了电影院，在那里与另一位观众发生了一场热闹的争端，随后还去警察局报了案准备起诉——对一位政变策划者而言，这显然是政变失败情况下再理想不过的不在场证据了。10即便是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和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他们出现在政变现场时也是身着便衣（后来他们换上了军装），这让支持者们感到惊讶不已。11

尽管疑虑重重，自由军官们还是成功地发动了一场几乎不流血的政变。叛变的军事部队包围了埃及政府军总部，在击退轻微的抵抗后，于7月23日凌晨2点占领了该机构。军队总部被占领后，支持政变的军队马上获许占领开罗的各战略性机构，而当时整座城市还在沉睡中。军队占领这些机构后，安瓦尔·萨达特来到国家广播电台，以武装部队总司令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的名义宣布了政变的成功，从而为一场经典的政变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7月23日，纳瓦勒·萨阿达维正在位于开罗市中心的凯斯尔·艾因尼医院工作。她描述了萨达特发布声明后医院内的狂喜场景。“在病房里，病人们一直在听收音机。突然，音乐被一则重要的消息打断了，该消息称军队已经接管了国家，而法鲁克已不再是国王。”病人们自发的反应让她感到震惊。“我们正站在那里，突然之间病人们高喊着‘革命万岁’冲出了病房。我可以看到他们嘴张得浑圆，在空中挥舞着手臂，破旧的衬衫在身前飘动。就好像解剖室的尸体突然间起死回生，高喊着‘革命万岁’！”事实上，甚至死者的运送也被叫停，萨阿达维就亲眼看见一支正离开医院的送葬队伍在听到这则消息后暂时停了下来。“扛着灵柩的男人将灵柩放在过道上，高喊着‘革命万岁’加入了群众的行列；前一刻还在为逝者哀号的妇女们则开始［为庆祝而］发出欢乐的尖叫。”12

7月23日，法鲁克国王和他的政府彻底倒台，但自由军官对于运动成功后该如何进行下一步还毫无头绪。萨达特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很显然，我们在发动革命时，对于接管政府职位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们没有成为政府部长的雄心壮志，也从没有想过这些，甚至尚未制订一个明确的政府计划。”13他们决定邀请资深政客阿里·马希尔（Ali Maher）组建新政府。同样，自由军官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法鲁克本人：是逮捕他，还是将他处决？纳赛尔做了明智的决定：确保法鲁克退位并允许他流亡海外，从而避免让新政府卷入一场可能导致分裂的司法程序，或是因草率的处决而把一位不受欢迎的国王升格为殉难者。法鲁克逊位给他尚在襁褓中的幼子艾哈迈德·福阿德二世（Ahmed Fuad Ⅱ），后者将受到一位摄政王的辅佐。7月26日，在21声礼炮的欢送下，他本人被纳吉布将军送上了停泊在亚历山大港的“麦哈鲁赛号”（Mahroussa）皇家游艇。

“我向他敬礼，他也向我回敬，”纳吉布在回忆录中写道：

接下来是一段漫长而又尴尬的沉默。我们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是您，我的陛下，迫使我们做了我们所做的一切。”

法鲁克的回答将让我困惑一生。

他回答说：“我知道，你们做了我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

我是如此吃惊，以至于想不出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向他敬礼，其他人也如是。法鲁克向我们回敬，和我们所有人都握了手。

他说：“我希望你能好好管理军队，你知道，我的祖父一手打造了这支军队。”

我回答说：“埃及军队受到了很好的照顾。”

“你的任务将会很艰难。你知道，统治埃及并非易事。”14

事实上，纳吉布将军并未获得多少机会来统治埃及。事实很快将表明，埃及的实际统治者是纳赛尔。

自由军官革命代表着新兴的年轻一代在埃及政治中的崛起。该运动成员的平均年龄仅34岁，51岁的纳吉布在其中已经是一位老人。所有人都是本地出生、具有农村背景的埃及人，通过军队晋升至要职——这些特点与19世纪80年代艾哈迈德·欧拉比上校身边的支持者极为相似。

与欧拉比相似，自由军官们对埃及王室身边那些土耳其-切尔克斯精英的特权和做作而感到愤愤不平。夺取权力后，他们最早出台的法令之一就是废除贝伊、帕夏等一切土耳其头衔。在他们看来，这些头衔是由“一位不正常的国王……（赏赐给）一些根本不配拥有它们的人”。15

被剥夺了头衔之后，埃及贵族接着又被剥夺了土地。自由军官们开启了一项重大的土地改革，出台法律将个人持有地产的上限限定在200英亩。政府没收了王室的巨大种植园，征收了约1700个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并以30年期债券偿还。合计起来，新政府从埃及土地精英手中没收了约36.5万英亩土地，随后这些土地被分配给小土地所有者，每份地产面积不超过5英亩。尽管遭到了总理阿里·马希尔的激烈反对——马希尔代表着财富源自地产的平民精英，但土地改革方案还是得到了通过。显然，与有产贵族的意愿相比，自由军官们更看重民众的支持。1952年9月，他们成功迫使马希尔辞职。

土地改革措施为自由军官们赢得了切实可见的政治回报。尽管埃及农业人口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共约14.6万个家庭，而当时埃及人口达到约2150万——真正受益于1952年土地改革的措施，但土改措施却在埃及民众中赢得了广泛的好感。16在埃及民众的支持下，军人更有胆量执掌政权，在政治中扮演更直接的角色。

一旦登上政治舞台，自由军官们将证明自己是坚决果断的。1952年9月，纳吉布将军同意组建以文官为主的新政府。纳赛尔创建了一个由军人组成的委员会——革命指导委员会来监督革命的工作，表面上与政府合作，实际上与纳吉布的竞争关系不断加剧。1953年1月，作为对华夫脱党和穆兄会压力的回应，革命指导委员会宣布取缔所有的政党，并将各党资产全部收归国有。作为幕后的操盘手，纳赛尔引入了一个国家扶持的全新政党，即解放联盟，宣称两次大战之间埃及国内政治的分裂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党派主义。他显然希望解放联盟能有助于动员民众支持新政权。1953年6月18日，革命指导委员会宣布废除君主制，纳赛尔也完成了与旧秩序的彻底决裂；埃及被宣布为共和国，穆罕默德·纳吉布则被任命为首任总统。法老时期以来，埃及首次由本土出生的埃及人统治。用纳瓦勒·萨阿达维的话来说，纳吉布是“古埃及国王美尼斯以来第一位统治埃及的埃及人”。17

埃及共和国现在成为一个人民政府，享受着埃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萨阿达维回忆说：“国内的氛围发生了变化，过去，人们走路时都满脸阴沉、缄默不语。现在大街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聊天、微笑，与完全陌生的人握手、互道早安，询问彼此的健康情况和近期的事件，为政权更迭而相互祝贺，讨论并试图展望未来的发展，每天都期待着变化的发生。”

对极度渴望变化的民众而言，如何满足他们的高预期是新政府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这并不简单，埃及新政府继承了一系列棘手的经济问题：整个国家过度依赖农业，而农业产出又受到埃及沙漠环境的限制；在缺少开发荒漠所需水资源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扩大耕种面积。埃及工业整体上仍处于欠发展状态，1953年农业对埃及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35%，而工业仅为13%（剩余52%的份额全部来自服务业）。18工业化步伐的缓慢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低水平的公共和私人投资。整体人口增长率远远超出了创造就业的增速，这也意味着能够获得稳定工作并显著提升生活水平的埃及人越来越少。

对于他们面临的所有问题，革命指导委员会的军官们有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案——在尼罗河上修建一座水电大坝。工程师们将上埃及地区阿斯旺镇附近锁定为修建水坝的理想地点。这座新的阿斯旺水坝将能够储蓄足够多的水量，将全国耕作土地面积由600万英亩增加到800万—950万英亩，此外还将产生足够的电量来支持埃及的工业化，向全国提供可负担得起的生活用电。19但这样一个工程将耗资数亿美元，远远超出埃及自身资源的供给限度。

为了资助阿斯旺水坝、确保埃及的经济独立，执政的军官们将不得不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然而，埃及极其珍惜自己的独立地位，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在不损害主权的前提下实现其目标。自由军官们很快就会发现，想要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而不做出妥协是多么困难。

在国际舞台，埃及新政府的首要关切是确保英国完全撤军。这也是半个世纪以来埃及民族主义运动未竟的事业。

为确保英国从埃及完全撤军，1953年4月纳赛尔及其属下在美国的斡旋下与英国人展开谈判。对双方而言，这场谈判的风险都非常之高。纳赛尔深信谈判失败将意味着自由军官的倒台；在一个日益步入后殖民时代的世界中，英国则对其国际地位十分敏感。谈判不断地破裂随后又重启，整个进程拖延了16个月之久。最终，英国人与埃及人达成一项妥协方案：英国将在24个月之内从埃及撤走所有的军事人员，只在运河区内留下约1200名民事专家，其停留期限为7年的一个过渡期。显然，英国人并非无条件地完全撤离，政府对撤军延期2年、英国民事存在长达7年的让步，都成为部分埃及民族主义者指摘的对象。但这一妥协方案的独立性已足以让纳赛尔在1954年7月获得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批准。1954年10月19日，英、埃两国政府签署了解决方案。1956年6月19日，最后一名英国士兵离开了埃及。

与英国的新协议在埃及国内也面临着批评的声音。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就抓住协议中的种种缺陷向其年轻的竞争对手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纳吉布显然不再满足于傀儡的角色，而是寻求其作为总统理应享有的一切权力。纳赛尔则通过对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控制不断蚕食总统的权力。至1954年初，纳赛尔和纳吉布的关系已经恶化到某些同时代的人所描绘的“仇恨”的地步。纳吉布公开批评英国撤军协议之后，纳赛尔开始动员其忠实的追随者丑化纳吉布，煽动民意反对一位至今仍受人尊敬的领导人。

穆兄会同样抓住英国撤军不彻底的时机批评自由军官政权。这个伊斯兰主义组织与其他政党一道于1953年被取缔，因而对新兴的军人政权已然心怀不满。1954年初纳赛尔对穆兄会的镇压，也使得他成为一个伊斯兰主义分裂团体全力刺杀的目标。这些人甚至考虑过派遣一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身藏炸药的情况下靠近纳赛尔以便将后者炸死——这也成为中东历史上最早的自杀式炸弹计划之一。但这个策略对于1954年的伊斯兰主义者似乎缺乏吸引力，因为并没有志愿者愿意执行该任务。20

1954年10月26日，一位名叫马哈穆德·阿卜杜·拉提夫（Mahmoud Abd al-Latif）的穆兄会成员试图用一种更加传统的方式刺杀纳赛尔。在庆祝英国撤离协议的一次演讲中，阿卜杜·拉提夫向纳赛尔开了8枪。但前者显然是一位非常糟糕的枪手，8发子弹竟无一中的。面对身旁嗖嗖而过的子弹，纳赛尔的表现是英雄式的。他没有在枪弹下退缩，只是在短时间内中断了演讲。当他重新开始演说时，他用满腔热情感染了正在收听电台广播的埃及乃至阿拉伯世界各地的听众。纳赛尔对着麦克风高喊道：“同胞们，我的血正在为你们、为埃及而流淌。我将为你们而活着，也会为你们的自由和荣耀而死去。”听众们咆哮着表示支持。“让他们来杀我吧。我完全不在乎，只要我已将自豪、荣耀和自由注入你们心中。如果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死了，你们每个人都将成为另一个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21

这一时刻已不能更加戏剧化了，埃及民众将纳赛尔拥戴为他们的领袖。基于新获得的声望，纳赛尔确立了自己对革命的领导地位，同时也可以放开手脚处理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以及穆兄会这两个与他争夺民众忠诚的主要竞争对手。数千名穆兄会成员被捕；1954年12月，6名成员因参与暗杀行动被处以绞刑。纳吉布因审判也受到牵连，尽管从未被指控有任何犯罪行为，11月15日纳吉布被免去了总统职务，在此后的20年内都处于被软禁的状态。

埃及现在有了一位无可争议的主人。从1954年底到1970年去世，纳赛尔一直担任埃及总统，也是阿拉伯世界的总司令。没有一位阿拉伯领导人在之前或此后能像纳赛尔一样，对阿拉伯世界施加如此大的影响，而他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也鲜有人可匹敌。埃及即将开始一次非同寻常的历险，一段纯粹的热血沸腾的岁月，其间一切看起来皆有可能。

与英国人达成撤军协议后，埃及政府的下一项议题就是与新建的以色列国之间未了结的恩怨。在脆弱的边界线两边，埃及和这个犹太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始日趋紧张。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做出一系列尝试，以试探自由军官的意图，然而纳赛尔及其属下有意避免任何与以色列人的直接接触（1953年以色列与埃及外交人员的确在巴黎进行了秘密接触）。本-古里安得出结论，即埃及在其新军人领袖的领导下，可能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普鲁士，从而对以色列构成明确而现实的威胁。纳赛尔深知，他的国家还远远缺乏必要的军事力量来遏制——更不用说对抗——这一满怀敌意的新邻居。为了对以色列构成切实的威胁，埃及需要从国外获得物资。但纳赛尔很快发现，作为提供武器装备的交换，外国政府势必会提出一定的条件，而这将削弱埃及新获得的独立地位。

纳赛尔首先转向美国人，在1952年11月向美国寻求帮助。作为回应，自由军官受邀派遣一个代表团赴美来陈述其需求——飞机、坦克、火炮和舰艇。美国人在原则上愿意提供支持，但希望埃及在处理任何武器装备订单之前，保证加入一个地区性防御条约。

1953年5月，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访问埃及。杜勒斯此行具有双重目的：其一是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达成和平协议，其二是在中东地区孤立美国的超级大国对手——苏联。与埃及政府的讨论很快转向了武器装备的主题。杜勒斯明确表示，美国仍愿意支持埃及，但条件是后者必须加入一个被称为中东防御组织的新的地区性防御条约，这一条约将使埃及与美、英达成反对苏联的正式联盟。

纳赛尔断然拒绝了杜勒斯的建议。中东防御组织为英国延长在埃及的军事存在提供了一个基础，这一点是任何埃及领导人都无法接受的。纳赛尔无法让杜勒斯明白的是，埃及没有理由害怕苏联的威胁，因为对埃及的真正威胁来自以色列。穆罕默德·海卡勒（Mohamed Heikal，生于1923年）是埃及很有影响力的日报《金字塔报》的主编，也是纳赛尔的心腹之一。他记得纳赛尔曾这样问杜勒斯：“我怎能到我的人民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对一个手握手枪、距苏伊士运河仅60英里的杀人犯视而不见，反而担忧5000英里以外某个手持小刀的陌生人？”22

1954年《英埃撤军协议》签订后，埃、以两国关系迅速恶化。在本-古里安看来，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区的军事存在，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构成了一个缓冲带，而即将到来的英国撤军则意味着灾难。1954年7月，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开始在埃及开展秘密行动，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的英、美机构中安装爆炸装置。显然，他们希望在埃及和英、美之间引发一场危机，从而促使英国重新考虑其从苏伊士运河撤军的决定。23然而，令以色列人颇为狼狈的是，一个以色列间谍在安放爆炸装置之前即被抓获，从而导致整个链条都被曝光。在这个臭名昭著的拉冯事件（因当时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平哈斯·拉冯而得名，后者因这一惨败而遭到指责）中，两人后来被处决，一人在狱中自杀，其他人则被判处多年徒刑。

拉冯事件曝光、以色列特工随后被处决之后，埃、以两国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古里安于1955年2月重新出任总理，之前他已在野一年多，其间以色列政府处于鸽派总理摩西·夏里特的领导之下。1955年2月28日，本-古里安在回归伊始，就对加沙地带的埃及部队发动了一场毁灭性的攻击。

加沙地带是1948年战争后仅存的处于埃及人控制之下的原巴勒斯坦托管国领土，数十万巴勒斯坦难民滞留在那里。被剥夺了财产的巴勒斯坦人经常跨越加沙-以色列边境，一些人是为了从已失去的位于今以色列境内的家园里收回财产，其他人则是为了破坏那个使他们流离失所的犹太国家。1955年2月，两起类似的渗透事件为以色列政府采取大规模报复行动提供了借口。两个以色列伞兵连队跨境进入加沙，摧毁了埃及军队的地方指挥部，打死37名埃及士兵，打伤31人。以色列人已然展现了其军事优势；纳赛尔深知，如果不能为其军队提供对抗以色列人的更先进的武器，他在埃及的日子将不会长久。

埃及在加沙的失利让纳赛尔陷入了可怕的窘境。纳赛尔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外部军事支持，但又不能为此做出妥协。英国人和美国人则继续向纳赛尔施压，在考虑向埃及提供现代武器前，要求其加入一个地区性联盟。这两个讲英语的大国正敦促纳赛尔在一项北约支持的联盟条约——《巴格达条约》上签字。该条约是1955年2月土耳其和伊拉克就反苏联扩张达成的一项协议，同一年内，英国、巴基斯坦、伊朗也相继加入。纳赛尔极力反对《巴格达条约》，将之视为英国的阴谋，旨在延续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支持其在伊拉克的盟友哈希姆人来打压埃及自由军官。纳赛尔毫不含糊地谴责《巴格达条约》，成功地阻止了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在英、美的唆使下加入该条约。

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开始将纳赛尔视为英国中东政策每一次挫败的背后推手，下定决心要反对这位埃及领导人。在纳赛尔与艾登两人间敌意不断攀升的背景下，英国向埃及军方提供先进武器已成为不可能。

随后，纳赛尔试探法国人能否为埃及提供武器。但由于纳赛尔支持北非民族主义运动，法国人同样对他深怀疑惧。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正在动员民众，以确保其国家脱离法国获得完全独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将埃及视为典范和盟友。纳赛尔则同情北非的民族主义者，将后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视为阿拉伯世界反抗外国统治的更广阔斗争的一部分。尽管在资金和军事资源方面能提供的支持很有限，但纳赛尔非常愿意为被流放的民族主义者提供庇护，使他们得以自由地在埃及境内为独立斗争开展动员。

只要纳赛尔为北非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一个自由天堂，法国人就拒绝给他提供军事支持。当面临在阿拉伯人和法国人之间做出选择时，纳赛尔选择了前者。法国正在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这一事实也使他们更加嫉恨纳赛尔所选择的立场。

二战伊始被纳粹德国击败后，法国在北非地区的权威遭遇致命打击。亲德的维希政权派遣的士气低落的殖民官员，很难代表这个曾经伟大的帝国。对法国孱弱现状的认识也鼓舞了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的民族主义运动。

1942年11月，美国部队轻松击败了驻扎在摩洛哥的维希军队。两个月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会见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共同酝酿发动北非战役。两人邀请摩洛哥素丹穆罕默德五世共进晚餐，其间罗斯福公开批评法国帝国主义。素丹之子哈桑，即后来继任摩洛哥王位的哈桑二世国王，也出席了晚宴。根据哈桑二世的转述，罗斯福在晚宴期间曾表示“殖民主义体系已经过时了，注定要灭亡”。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首相，丘吉尔表示不敢苟同，但罗斯福却越说越来劲。根据哈桑二世的回忆，罗斯福“希望二战不久就能结束，并预见在战后，根据《大西洋宪章》的原则，摩洛哥将自由地获得独立”。罗斯福许诺，在获得独立后，美国将向摩洛哥提供经济援助。24

罗斯福这番话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晚宴的餐桌。在他这次出访后两周，一群民族主义者就起草了一份宣言，并致信美国总统，要求他支持摩洛哥独立。素丹甚至提出向德国、意大利宣战，站在协约国一方加入二战。然而，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承诺支持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军队，而非满足摩洛哥的独立要求。1943年6月，美国将摩洛哥移交给自由法国。摩洛哥人将不得不在缺少外部支持的情况下争取自身的独立，他们也确实做到了。

摩洛哥独立运动的力量源自素丹与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合作关系。1944年1月，一个自称为独立党的新的民族主义运动发表了一份宣言，要求摩洛哥独立。独立党是公开的保皇派，其宣言提议由素丹代表摩洛哥国家与法国人进行谈判，一个前提条件是，素丹（在获得独立后）建立一个民主政府。

穆罕默德五世全力支持独立党，这也推动他与法国殖民当局走向了对抗。20世纪40年代末期，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由政治精英的狭窄圈子传播至工会和城市大众，素丹越来越被殖民当局视为那条威胁着法国在北非殖民帝国的民族主义毒蛇的蛇头。

更广阔的阿拉伯世界则给予摩洛哥民族主义者道义上的支持。1947年，流亡海外的摩洛哥激进分子在开罗建立阿拉伯马格里布办公室，因而可以在不受法国干预的情况下策划政治行动，从事政治宣传。马格里布办公室从一艘法国船上解救了20世纪20年代里夫战争中的反西、反法领袖穆罕默德·阿卜杜·卡里姆·赫塔比，即著名的阿卜杜·克里姆，当时他正被从其流放地留尼汪岛押送回巴黎。这件事让该组织登上了头条。阿卜杜·克里姆在开罗受到了英雄般的迎接，并被提名为北非解放委员会主席。

法国人越来越担心阿拉伯民族主义潮流可能横扫其北非属地。穆罕默德五世开始极力强调摩洛哥与阿拉伯世界间的联系。1947年4月，他在丹吉尔港发表演说，谈及摩洛哥的阿拉伯纽带，对法国却未置一词。1951年，一位强硬派的法国公使向穆罕默德五世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后者在取缔独立党和逊位之间做出选择。尽管素丹向法国方面的压力做出了让步，但他仍然保有民族主义者和摩洛哥民众的全力支持，后者则开始动员开展民众示威活动。随着工会鼓动罢工、民族主义示威活动演变为骚乱，摩洛哥国内公共秩序开始陷入瘫痪。

同一时期，民族主义示威活动在突尼斯同样风起云涌。1952年12月，法国人暗杀了一位名叫法尔哈特·哈沙德的突尼斯劳工领袖，这一事件在突尼斯、摩洛哥两国激起大规模民众示威活动。法国当局对摩洛哥主要城市中爆发的骚乱采取了过激的暴力镇压方式，反而在无意中推动了民族主义运动。摩洛哥作家莱拉·艾布·宰德（Leila Abouzeid）在她的自传体小说《象年》（The Year of Elephant）中描绘了暴力镇压引发的强烈震动。对小说的叙述者宰哈拉而言，1952年12月的暴力事件，标志着她最终决定加入民族主义地下运动。

早在真正加入抵抗运动之前多年，我就已经有了明确的立场。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和当时的场景。那黑暗的一天中卡萨布兰卡发生的屠杀永远都不会被忘记。每当我想到那一天，我的身体就会感到麻痹，似乎又看到他们——来自外国［法国］军团的士兵——从我们街区附近的一个兵营中鱼贯而出，用机枪射杀行人。

枪声在我耳中回荡，妇女儿童倒下的场景不断在我脑海中重演，从何时起这样的状况就困扰着我的生活？之后我还亲眼看到很多尸体像垃圾袋一样躺在路边，但他们从未像那个可怕日子里发生的一切那样深深地震撼我……那一天我失去了对生命的热爱……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否则生命就失去了价值。25

1952年12月骚乱事件后，独立党和共产党都被法国当局取缔，数百名政治活动人士遭到流放。但素丹仍是摩洛哥民族主义诉求的关键聚焦点，因此法国人也决心逼迫他退位。通过一个由忠于法国、反对穆罕默德五世的摩洛哥显贵组成的小圈子，法国人精心策划了一场反对素丹的国内政变。一群宗教学者和穆斯林神秘主义兄弟会领袖确信，穆罕默德五世的民族主义政治与他们的宗教学说相抵触，进而宣布效忠于一位名为本·阿拉法（Ben Arafa）的皇室成员。法国当局要求素丹退位，后者拒不服从。1953年8月20日，素丹被法国警察逮捕，并在枪口的威胁下被迫飞离摩洛哥。在随后的两年内，穆罕默德五世都被流放在东非的马达加斯加岛。

穆罕默德五世的流放并未能缓和摩洛哥国内的局势。既然自我表达的政治权利遭到剥夺，民族主义者开始转入地下并诉诸暴力。他们尝试暗杀多名法国殖民官员、与法国人合作的本地显贵，甚至试图推翻新素丹本·阿拉法。作为回应，法国定居者建立了名为“法国存在”（Présence Française）的恐怖组织，旨在暗杀民族主义领袖、恫吓其支持者。法国警察则掀起了恐怖统治，逮捕可疑的民族主义者，对政治犯施以酷刑。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莱拉·艾布·宰德自传体小说的主人公宰哈拉加入了抵抗运动。她的首项任务是帮助丈夫所在的秘密组织的一名成员摆脱法国警察的追捕，由卡萨布兰卡逃亡到丹吉尔的国际区。使这项任务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逃亡者乃是一位法国在越南战争的老兵，曾在奠边府战役中失去了一条腿。宰哈拉成功地将这位抵抗运动的战友安全转移至丹吉尔的国际区。

在首次任务成功后，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为宰哈拉指派了更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她领导了针对卡萨布兰卡市中心一位通敌者店铺的纵火袭击。在警察和警犬的密切追踪下，她试图从拥挤的市场中逃命。宰哈拉逃避到一处庭院中，当时这家的妇女们正在做饭。“我是一名游击战士。”她告诉她们，而这些妇女没有问任何问题就向她提供了保护。此刻置身于摩洛哥妇女的保护之下，宰哈拉开始遥想政治风云是如何改变了她本人的生命以及妇女在她祖国内的地位。“如果我的祖母起死回生，看到我向店铺纵火、传送枪支、护送男人偷渡边境，她一定会气得第二次死去。”宰哈拉回想说。26

1954年是北非法兰西帝国历史的转折点。20世纪40年代末期以来，摩洛哥和突尼斯的反法抗议活动不断高涨，也迫使法国当局重新考虑其对这两个保护国的立场。这两个国家名义上受本地王朝的统治——在摩洛哥是阿拉维王朝的素丹，在突尼斯是侯赛因王朝的贝伊们。法国人相信通过与民族主义者达成和解、在友好政府的统治下承认两国独立，能够更好地维护法国在这两个国家的利益。然而，法国的帝国政策却因两个事件而陷入了混乱——在奠边府战役（1954年3—5月）决定性的失败后失去印度支那，以及1954年11月2日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爆发。这两个事件也敲响了法兰西帝国灭亡的丧钟。

法国人并未将阿尔及利亚视为一块殖民地。与被作为保护国统治的突尼斯和摩洛哥不同，阿尔及利亚领土已然被并入了法国，并和法国本土其他地区一样被划分为省。多达100万的法国公民生活在阿尔及利亚，其利益受到法国议会中民选代表的密切保护。无论是对法国政府还是法国人民而言，阿尔及利亚都是法国的。因此，当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正式宣战时，法国人迅速并毫无保留地做出回应。他们派遣部队来“保卫”阿尔及利亚免遭民族主义的威胁；已然因越南的失败而满怀怨恨，这些部队决心不再做出任何让步。

由于在阿尔及利亚面临着一场恶战，为减少损失，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政府采取果断行动，以解决与突尼斯和摩洛哥之间的关系问题。法国总理亲自前往突尼斯，要求当政的贝伊穆罕默德·艾敏八世（Muhammad VIII al-Amin, 1943—1956年在位）任命一个新政府来商谈突尼斯独立事宜。为了使自己的权力压倒民族主义者，这位贝伊试图将国内最受欢迎的民族主义政党——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领导的新宪政党排除在新政府之外。然而至1955年3月，贝伊迫于民众要求，不得不邀请布尔吉巴参与谈判。

富有个人魅力的布尔吉巴迅速在突尼斯谈判团队中取得领导地位，并于1955年4月确保达成了自治协议。1956年3月20日，双方签署议定书，法国正式承认突尼斯独立。作为确定主权在民的共和制原则的一个步骤，1957年7月布尔吉巴宣布废除突尼斯君主制，后者由于与法国殖民当局的合作已然遭到削弱。突尼斯共和国选举布尔吉巴为其第一任总统，他担任这一职位将达30年之久。

在摩洛哥，法国试图通过允许穆罕默德五世由马达加斯加返回摩洛哥执政来平息摩国内局势。1955年11月16日，素丹降落在摩洛哥之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两天之后，穆罕默德五世借王位节（Fête du Trône）——摩洛哥的国庆节——之机，从位于拉巴特的皇宫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宰哈拉，莱拉·艾布·宰德自传体小说中的民族主义自由斗士回忆道：“用什么语言来描述那一天呢？整个卡萨布兰卡都沉浸在由舞台、扩音器连接起来的巨大的庆典活动中。歌舞表演与演说混合在一起，过道两旁备好了茶水，茶香随风飘溢。”宰哈拉、她的家人和朋友登上了一辆由卡萨布兰卡开往拉巴特的火车，专门去聆听素丹的讲话。她仍记得当穆罕默德和他的两个儿子出现在阳台上时迎接他们的“难以置信的欢呼声”。“那个11月18日发表的就职演说我不知听了多少次！多么精彩的演说啊！我牢牢记住了演说的内容，时至今日还能背诵出来！”

宰哈拉凭记忆复述着素丹的发言：“在这个欢乐的日子，真主给予我们双重的祝福：在漫长而悲伤的离别后再次回到我们最挚爱的祖国的祝福，以及重新与我们如此想念的人民相聚的祝福。对于人民，我们始终忠诚无二，而人民对我们的忠诚也投桃报李。”素丹所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摩洛哥正是因为国王与人民相互支持才取得独立。对宰哈拉而言，11月18日事件所揭示的最重要事实，莫过于法国通过流放来离间摩洛哥君民关系的企图失败了。“［素丹］对我们心灵产生的影响是何等美妙！流亡生涯给他披上一件神圣的外衣，正是为了素丹，摩洛哥人民才加入抵抗运动，好像他已成为一种理想或一个原则。假使法国人没有流放他，他们在摩洛哥的存在将延续更长的时间。我对此确信不疑。”27

1956年3月2日，摩洛哥脱离法国实现独立。

摩洛哥与突尼斯取得独立之际，阿尔及利亚已然陷入一场全面战争。事态起初只不过是一个武器装备不足、组织薄弱的小团体（据1954年11月1日的估计，有900—3000名战士）发起的反叛，但后来却发展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众起义。其间，手无寸铁的平民，既包括定居者，也包括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常常成为滥杀滥伤的致命暴力的目标。

1955年8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以其法语首字母缩写FLN（以下简称“民阵”）而闻名——袭击了定居者村庄菲利普维尔，杀害了123名男人、妇女和儿童。作为报复，法国人采取了超乎寻常的残忍手段，杀害了数千名阿尔及利亚人（法国官方数据承认1273人死亡，民阵则宣称多达1.2万名阿尔及利亚人被杀）。28

菲利普维尔大屠杀坚定了民阵的决心。法国针对阿尔及利亚公民的不对等的报复措施使得大量愤怒的志愿者加入民阵，反而强化了这一组织的力量。面对着一支拥有一个工业化国家全部资源支持的法国占领军，这次屠杀也鲜明地暴露了民阵的战略弱点。

民阵在开罗的办公室是该运动开展国际行动的重要基地，纳赛尔时期的埃及政府对阿尔及利亚独立事业公开给予全力支持。正是出于孤立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迫使埃及放弃支持民阵的考虑，法国才处处设置障碍，拒绝无条件地向纳赛尔治下的埃及出售任何武器装备。一如既往，纳赛尔并不愿接受这些条件。

至1955年，纳赛尔已经结交了一些有重要影响力的朋友。他得到不结盟运动多位领袖的尊重，包括南斯拉夫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中国总理周恩来。考虑到埃及对外部强权的深恶痛绝，不结盟运动是埃及所能采取的一个很自然的选择。与该运动的其他成员国相似，埃及政府希望保留与美国和苏联同时保持友好关系的自由，而不愿在冷战中选边站队。该组织也为亚非国家提供了一个推进去殖民化进程的平台。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该组织的成立大会上，纳赛尔就提出了一项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决议。令法国伤心的是，这项决议获得了大会的一致通过。

看到他们年轻的总统被承认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位领袖，埃及人民欣喜万分。美国人却远没有这么高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不结盟政治，他的政府相信在美国和苏联之间没有什么中间立场，即在最终意义上，一个国家与美国为敌为友只能二选其一。纳赛尔拒绝加入一个反苏地区同盟的决定令美国人怒火中烧，但美国政府中仍有很多人寄希望于说服纳赛尔回心转意。不久他们就会感到失望。

西方拒绝提供纳赛尔所需的武器，这使他最终投入了共产主义阵营。他就确保军队现代武器供应的问题与中国领导人周恩来进行了讨论，后者表示愿代表埃及向苏联提出这一问题。1955年5月，苏联驻开罗大使请求纳赛尔接见，从而开启了两国间持续了一整个夏天的谈判。

即便已转向苏联人寻求军事援助，纳赛尔仍试图维持美国人对他的支持。这位埃及总统向美国人通报了其与苏联人会谈的情况，向美国驻埃大使表示苏联人已明确表示愿意向他提供武器，但他仍然倾向于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在穆罕默德·海卡尔看来，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开始还认为纳赛尔在虚张声势。直到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纳赛尔即将与苏联人达成一项协议，杜勒斯才派遣使者竭力阻挠协议的达成。

1955年9月，纳赛尔宣布埃及将从苏联的卫星国捷克斯洛伐克获取武器，从而将一个既成事实摆在美国人面前。29埃及获得了275辆现代的T-34坦克以及包含有米格-15、米格-17、伊尔-28在内的200架战机，这一武器交易急剧地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势力均衡。30

在倒向共产主义阵营的第一个行动之后，1956年5月，埃及政府与中国正式建交，进一步疏远了艾森豪威尔政府。考虑到埃及已经严重削弱了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在中东地区传播的努力，美国决心迫使埃及改变政策。

英国人、法国人和以色列人则野心更大，想一劳永逸地推翻埃及政府。他们将纳赛尔视为一支危险的新生力量——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拥护者，深信他可能动员这一力量损害他们在中东的关键利益。本-古里安担心纳赛尔可能召集阿拉伯国家向以色列发起致命一击，英国首相艾登深信纳赛尔将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剥夺英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法国人则认为纳赛尔正鼓动阿尔及利亚人加紧其反法战争。为了提升本国的利益，上述每一个国家都有充分的动机来寻求推翻纳赛尔政府。

整个1956年，这三个国家都在酝酿向埃及发动战争，即那场被称为“苏伊士运河危机”（在西方）或“三方侵略”（被阿拉伯人）的惨败。

通往苏伊士运河危机之路始于阿斯旺。土地改革计划之外，阿斯旺水坝仍是自由军官的国内发展议程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因为根据预期，水坝一方面将为整个国家提供工业化所需的能源，另一方面也会大大提高灌溉农业的种植面积。

然而，埃及政府无力独立资助水坝的建设。该项目是全球最大的民事工程项目之一，其耗资可谓天文数字——估计达10亿美元，其中4亿美元必须以外汇的形式支付。1955年末，埃及政府与世界银行商谈了一个财务方案，由后者提供2亿美元的贷款，美国和英国则承诺提供剩余的2亿美元。

英、美两国政府希望利用阿斯旺水坝计划，对纳赛尔治下埃及的政治施加一定的控制。根据海卡尔的说法，美国和英国从未考虑给予埃及所需要的全部款项，仅承诺提供所需资金的三分之一。这不足以保证水坝的完工，但恰好足以在工程建设期间对埃及施加影响。海卡尔说，据称，杜勒斯曾于1957年1月向沙特国王沙特表示，“他决定帮助［埃及］建设水坝，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项目”。“未来10年内，该计划将把埃及与美国绑定在一起，在此期间，纳赛尔或者已然体会到与苏联合作的危险性，或者已然倒台。”31

美国政府还试图将提供贷款与埃及政府承诺不再从苏联购买更多武器一事相关联。美国政府虚伪地论证说，军费开支将削弱埃及支付部分水坝建设费用的能力。纳赛尔无意与苏联决裂，后者是愿意向其提供军事援助而又不预设前提条件的唯一大国。

纳赛尔已经认识到，冷战的规则排除了与苏联和美国同时保持合作的可能性。至1956年4月，他已怀疑美国将撤销对阿斯旺水坝的支持。3个月后的7月19日，艾森豪威尔果然宣布，他将撤销美国对该项目的全部资金支持。

听到美国的声明时，纳赛尔刚结束在南斯拉夫的一次会议，正在返回开罗的途中。他被彻底激怒了。艾森豪威尔径直宣布了撤销对水坝的资金支持，连向埃及提出事先警告的基本礼节都没有，更毋庸说给出解释了。纳赛尔对海卡尔说：“这不是一次撤资，这是针对政权发起的一次进攻，是号召埃及人推翻这个政权的一次邀请。”32

纳赛尔认为他必须快速地做出果断回应。在24小时之内，他制订了一项计划，但只有6天时间来完成他迄今为止最为雄心勃勃的壮举。

为纪念革命胜利4周年，根据日程安排，纳赛尔将于7月26日在亚历山大发表一次重要演讲。他的主题将是阿斯旺水坝。如果西方列强拒绝帮助埃及人，他计划争辩道，埃及将自己为水坝买单，方式便是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并调用运河收入来支付水坝建设的开支。

法理上来说，只要能向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东们提供公正的补偿，埃及政府就有充分的理由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然而，考虑到该公司在法国是一家上市公司，且英国政府是其最大股东，纳赛尔深知运河的国有化将引发一场国际危机。特别是英国决心维护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因而会将国有化方案解读为埃及政府的又一个敌对措施。纳赛尔估计出现外部干预的概率高达80%。

假设英、法选择发动战争，纳赛尔估算，两国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来集结干预所需要的军事力量。两个月的时间将给予他一个关键的缓冲期，来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外交解决方案。整个计划听起来很像一场赌博，但纳赛尔相信，为了维护埃及独立并免遭外部势力控制，他必须孤注一掷。

纳赛尔责成一位年轻的工程师马哈穆德·优努斯上校（Colonel Mahmoud Younes）来完成对苏伊士运河公司办公区的实际接管。7月26日当晚，优努斯将通过广播收听纳赛尔的演讲。如果听到纳赛尔提到行动的代码“费迪南·德·莱塞普”——苏伊士运河的设计者——之时，就立即采取行动。如果纳赛尔在演讲期间没有提到这个名字，优努斯就什么也不要做，等待进一步的命令。

纳赛尔一如既往，参照提纲要点即兴发表演说，开始追溯阿斯旺水坝危机的背景。他回顾了埃及遭受帝国主义势力剥削的历史，援引苏伊士运河作为例子，还多次提到了费迪南·德·莱塞普的名字。海卡尔回忆道：“总统先生是如此担心［马哈穆德·优努斯］会听漏了，以至于他不断地重复费迪南的名字。德·莱塞普这般，德·莱塞普又那般，直到他重复了大概有10遍之久。人们也开始感到奇怪总统为何对德·莱塞普这么小题大做，因为埃及人对后者并没有什么好感。”

其实纳赛尔并没有必要担忧，因为专注的优努斯上校在听到这个名字被提起的第一时间，就关闭了收音机并开始行动。他之后曾对纳赛尔坦白说：“我很抱歉，我错过了您演讲的剩余部分。”

马哈穆德·优努斯的团队确保了对苏伊士运河公司在开罗、赛德港和苏伊士的分支办公室的控制，他本人则亲自领导了对位于伊斯梅利亚的公司总部的接管。一位陪同优努斯参与行动的同伴后来回忆说：“我们大约在晚上7点时进入伊斯梅利亚的办公区，当时办公区内除了夜班工人外并没有职员。我们叫来了高层职员——当然是外国人，因为公司决策层中并没有埃及人……他们都感到意外。”33一支仅仅由30位军官和民事工程师组成的队伍就完成了对公司全部3个办公区的占领。

当纳赛尔的演讲达到高潮时，苏伊士运河已然牢牢地处于埃及人的控制之下。纳赛尔对狂喜的听众说：“我们不会允许苏伊士运河成为国中之国，今天苏伊士运河已经是一家埃及的公司。”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后，纳赛尔又承诺说运河3500万英镑的收入自此以后将用于阿斯旺水坝工程的建设。“人们因激动而陷入了疯狂。”海卡尔回忆说。34

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消息震惊了整个国际社会。本-古里安的第一反应是这一事件为推翻纳赛尔提供了机会。他主动向美国提出倡议，但艾森豪威尔政府却不置可否。本-古里安在其日记中透露道：“西方大国都感到愤怒……但恐怕他们不会做出任何回应。法国不敢单独行事，［英国首相］艾登并不是一个实干家，华盛顿将避免做出任何回应。”35然而，本-古里安低估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对纳赛尔上述举措的愤怒程度。

法国人首先做出回应。国有化事件后第二天，法国国防部部长莫里斯·布尔热-莫努里（Maurice Bourgès-Maunoury）就致电时任以色列国防部办公厅主任的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询问以色列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占领苏伊士运河以东的西奈半岛。佩雷斯做了一个粗略的猜测：两周。随后法国部长单刀直入地问道：以色列是否愿意加入一场针对埃及的三方攻击，其中以色列的工作是夺取西奈，英、法联军将负责占领苏伊士运河区？佩雷斯本人并无权承诺以色列加入某一战争联盟，但他仍给予了法国人一个积极的答复，从而开启了将最终导致第二次阿以战争的三方共谋。

随后，法国人又向安东尼·艾登爵士提出了这一方案。根据该方案，以色列人在西奈向埃及人发动袭击，为一场旨在运河区“恢复秩序”的英、法联合军事干预提供借口。整个疯狂的方案都建立在纳赛尔政府无力挺过这样一场攻击、以色列将确保对埃以边境的控制、英法将通过这样荒谬的途径重新确立对运河的控制等一系列预设之上，因而最集中地揭示了（三方）集体性的判断失误。

为达成这个看起来不太真实的三方联盟，三国在巴黎市郊的色佛尔举行了一次会议，参会代表包括法国外交部部长克里斯蒂安·皮诺（Christian Pineau）、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文·劳埃德（Selwyn Lloyd）和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这是一场令人不安的会谈，以色列人与英国人之间严重缺乏信任也反映出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结束后遗留的仇怨。然而，对纳赛尔的共同仇恨以及彻底毁灭他的决心，却将这些合谋者团结在一起。

经过48小时的激烈谈判，三方终于在1956年10月24日达成一项秘密协议。首先，以色列将入侵埃及并挑起阿以冲突，从而使经由苏伊士运河的海路交通面临瘫痪。英、法会坚决要求停火，这一要求显然不会得到回应。这时英法联盟就会出动部队进行军事干预，占领运河区。以色列外交人员对其英、法同事是如此不信任，以至于坚决要求各方签署一项书面协议，唯恐欧洲人在以色列入侵后打退堂鼓。

英国和法国都有足够的理由重新考虑它们与以色列之间的共谋。由于1948年后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拒绝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要求，法国已然招致了广泛敌视。帝国过往的历史继续困扰着英国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这些昔日帝国强权与以色列并肩作战的选择，必然会毒害欧洲国家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而且，想让这样一个阴谋长期维持保密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不太可能的计划却变为了现实。10月29日，以色列向埃及发动进攻，在西奈展开战斗并迅速向苏伊士运河进军。次日，英、法两国向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发布了事先议定的最后通牒，要求双方停止敌对行为，并将军队撤出距离苏伊士运河两岸10英里的区域。由于对发布声明时间的误判，法国人和英国人暴露了其插手危机的内幕——当英、法要求所有参战人员都撤出运河区之时，以色列距离运河还有数英里之遥。正如纳赛尔的密友穆罕默德·海卡尔推理的那样：“当以色列人只有一个装备有轻型武器的伞兵营进入西奈且距离运河尚有40英里之时，有什么理由要求双方都撤离至距运河10英里以外的区域呢？”英、法能够预测以色列人到达运河区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也参与了袭击的策划。

随着英国与以色列合谋参与袭击的证据不断浮现——英国侦察机被发现出没在西奈上空，埃及人被迫接受了难以置信的事实。海卡尔回忆说：“纳赛尔就是无法让自己相信，像艾登这么一个自诩对中东十分了解的人，会通过与以色列一起向一个阿拉伯国家宣战，来危及英国在阿拉伯世界所有盟友的安全，以及英国自身在这一地区的地位。”36

眼见着苏伊士运河危机迅速展开，美国同样感到难以置信。当然，美国人并不反对类似的策略：中央情报局本身已经策划了一场推翻叙利亚政府的政变，恰恰在以色列人发动进攻的同一天执行。37叙利亚已接受了苏联的经济援助，而美国希望遏制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扩张。在1956年，这样一次行动与美国的世界观完全一致。

艾森豪威尔政府之所以感到苏伊士冲突难以理解，是因为在冷战的高峰期，英、法却还像帝国强权一样行事。对美国人来说，遏制苏联扩张是唯一重要的地缘战略博弈，就像在世界其他关键地区一样，在中东也是如此。他们无法想象自己的北约盟友英国和法国，会为了一条通向他们在南亚和东南亚的业已解体的帝国、曾经具有战略意义的航道而发动战争。艾森豪威尔同样为他的欧洲盟友在未咨询美国的情况下就发动这样一场重大军事行动而感到愤怒。假如受到咨询，美国人当然会反对发动苏伊士战争。英、法两国政府非常清楚美国人会如何回应，因而选择让华盛顿蒙在鼓里。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苏伊士运河危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灾难。当时，虽然美国在叙利亚的秘密行动中断了，但匈牙利正在发生的事件让这一挫败显得无足轻重。10月23日，即以色列对埃及发动进攻前6天，匈牙利爆发革命。学生举行示威活动反对布达佩斯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并演化为全国性的抗议。几天内，受苏联支持的旧政府倒台，改革派的伊姆雷·纳吉（Imre Nagy）领导下的一个新内阁上台，并迅速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从而实际上结束了与苏联及其盟友的军事合作。这一事件成为分隔苏联控制下东欧与西方之间铁幕的第一个裂缝，也是冷战开始以来最重要的发展。

正当美国忙于在联合国框架内保护匈牙利的运动免遭苏联报复之际，美国愤怒地发现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对埃及展开军事行动。英、法干预为苏联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移视线的绝佳机遇。在10月31日对埃及空军基地实行闪电袭击之后，11月初英、法开始向运河区空降伞兵部队。苏联外交官在抓住了维护纳赛尔的埃及反抗西方侵略的道德制高点的同时，迅速在匈牙利部署部队以恢复其在东欧地区的权威。在西方最需要呈现出一个坚实的阵线来遏制苏联扩张之时，北约内部的团结却遭到削弱。艾森豪威尔将失去匈牙利的责任完全推给了英国和法国。

在埃及，面对3个装备占优的敌人，纳赛尔发现自己正在进行一场取胜无望的战斗。在战斗开始的头几天里，他就命令部队撤出加沙和西奈，以便集中力量保卫运河区；这两个地区很快便被以色列人占领。当时，纳瓦勒·萨阿达维正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一个乡村诊所里行医。她还清楚地记得纳赛尔的讲话：“在家里和街道上成千上万的收音机里回响：‘我们将继续战斗，直到侵略者离开为止。我们绝不会投降。’”纳赛尔在面对优势兵力突如其来的袭击时表现出的不屈，再一次感染了埃及人民，人们成群结队，志愿为国效力。萨阿达维回忆说：“我脱下了白大褂，穿上了军装。”

像很多埃及人一样，萨阿达维准备前往交战区去协助战备工作，然而在随后的混乱时期她并没有得到征召。因此，她只是从位于三角洲的村庄关注着战事的进展。当英、法伞兵部队于11月6日包围赛德港时，她和所有埃及人一样被吓坏了。“成千的火箭和炸弹从飞机上扔下，军舰从海面上炮击着这座城市，坦克在街道上横冲直撞，狙击手被空降到屋顶之上。”萨阿达维写道。埃及平民与他们的军队一道发起了平民的抵抗。“游击战士——大多数还非常年轻——的队伍组建成立，开始用步枪、手榴弹、燃烧弹发起战斗。”38共计1100名平民在运河区的战斗中死亡。

为了迫使英、法停战并撤出其部队，美国向两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然而，美国在安理会的努力却遭到英、法的阻挠，两国通过行使否决权阻碍任何限制它们苏伊士行动的决议通过。随着苏联及其盟友威胁要站在埃及一方介入冲突，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对英、法采取公然的威胁，以迫使二者接受立即停火的要求。两国受到被开除出北约的威胁，且美国财政部警告说，将出售部分美国持有的英镑债券，迫使英国货币贬值，这一做法显然将对英国经济产生灾难性影响。上述威胁产生了效力。11月7日，英国和法国接受了一项联合国停火协议。至1956年12月22日，所有的英、法部队都已撤出埃及。最后的以色列部队则在1957年3月撤离埃及，并被一支联合国维和部队所取代。

对埃及而言，苏伊士运河危机是军事失败转变为政治胜利的经典案例。与他勇敢的言辞和反抗相比，纳赛尔并未取得任何可与之匹配的军事成就。生存下来本身就被视为重大的政治胜利，埃及人以及纳赛尔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广大追随者大肆庆祝，就好像纳赛尔确实击败了埃及的敌人们一样。纳赛尔知道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不再会遭遇任何挑战，埃及已经对其全部领土和资源取得了完全的主权。

对以色列人来说，苏伊士运河战争代表一次出色的军事胜利和一个政治挫败。尽管本-古里安在困窘中被迫撤出了以色列国防军通过武力占领的土地，但他再一次向阿拉伯邻国展示了以色列的军事实力。然而，以色列参与三方侵略这一事实再次强化了一个在阿拉伯世界广为传播的观点，即以色列是帝国主义政策在中东地区的延伸。

以色列与帝国主义间的联系只能使阿拉伯国家更难接受这个犹太国家，更不用说承认其合法性或与其缔结和平协议。相应地，击败以色列不仅关乎解放巴勒斯坦，更关乎中东地区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在20世纪50年代，这两个观念成为阻碍任何和平进程的强大意识形态障碍。

法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损失惨重，它在阿尔及利亚的地位受到打击，在阿拉伯世界的整体影响力遭到削弱。在20世纪50年代剩余的岁月中，法国放弃了阿拉伯世界，开始全力支持以色列。事实上，苏伊士运河危机结束伊始，法国就开始给以色列人提供武器，并帮助后者建立了核项目。1957年，法国向以色列提供了一座两倍于其原先承诺容量的反应堆。

英国原本希望在阿拉伯世界维持重要的影响力，但无疑却成为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最大的输家。发动战争的决定在英国国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导致英国政府和外交部多名高层官员辞职。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安东尼·艾登遭受重大打击，并于1957年1月辞去了首相职务。苏伊士运河危机对英国在中东地区地位的影响更是毁灭性的，正如海卡尔所判断的：“苏伊士之后，阿拉伯领导人都不可能成为英国的朋友、纳赛尔的敌人。苏伊士让英国人丢掉了阿拉伯世界。”39

纳赛尔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把他推上了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他的反帝资历以及对阿拉伯团结的呼吁，使他成为整个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领袖。纳赛尔是通过电波向阿拉伯民众传达信息的，20世纪50年代长距离无线电广播技术与廉价的半导体收音机的普及正好相得益彰。在一个成人文盲率较高的时代，纳赛尔通过收音机可接触到相比报纸而言更为广泛的听众群体。

当时，阿拉伯世界听众最广泛、最有影响的电台是总部位于开罗的“阿拉伯人之声”。1953年建立之时，该电台主要是为了推进埃及革命的思想，后来则结合了新闻、政治和娱乐内容。通过一种共同的语言，“阿拉伯人之声”将跨越国境的阿拉伯语母语者连接在一起，推进了泛阿拉伯行动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听众们深受感染，一位同时代的人回忆道：“过去人民的耳朵就像粘在了收音机上，特别是当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歌曲在广播中响起，号召阿拉伯人抬起头来保卫他们的尊严和土地免遭侵犯之时。”40

通过收音机，纳赛尔征服了阿拉伯世界。借助“阿拉伯人之声”电台，他得以向其他阿拉伯统治者施压，以迫使后者遵从他的规则，同时绕过阿拉伯政府首脑们直接向其公民们讲话。在一份关于1957年黎巴嫩国内局势的政治报告中，黎情报机构主管埃米尔法里德·谢哈卜（Amir Farid Chehab）写道：“亲纳赛尔的政治宣传最能占据穆斯林民众的心灵，他们将他视为阿拉伯人的唯一领袖，除了他以外不在乎任何领导人，而这一切都受惠于埃及和叙利亚广播电台的影响以及纳赛尔在埃及取得的成就。”41

相比这位埃及总统本人的意图，一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开始更多地从字面意义上接受纳赛尔关于阿拉伯统一的口号，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国家比叙利亚更加明显。

1949年侯斯尼·宰伊姆（Husni al-Zaim）推翻总统舒克里·古瓦特里以来，叙利亚政治就陷入长期的脆弱局面。自1949年古瓦特里下台直至1955年他再次掌权，叙利亚经历了5次领导人更迭。至1957年夏末，这个国家已在政治全面解体的边缘。在一个革命动荡的年代，被夹在苏联和美国（1956年美国正策划推翻古瓦特里政府）以及阿拉伯内部争斗之间，这个国家内部也因深刻的政治分歧而发生撕裂。42

20世纪50年代末期，叙利亚影响力最大的两个政党是共产党和阿拉伯复兴党——更多以复兴党（Baʻth，字面义为“复兴”）而闻名。作为一个世俗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复兴党于20世纪40年代初由米歇尔·阿弗莱克和萨拉丁·比塔尔建立，其口号是“同一个阿拉伯民族，肩负同一个永恒使命”。复兴党避而不谈单一国家内范围较小的民族国家式的民族主义，而是支持一种团结了所有阿拉伯民众的大阿拉伯民族主义。复兴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家认为，阿拉伯人只有通过完全的阿拉伯统一（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设想，成立一个单一的阿拉伯国家，从1919年凡尔赛方案所强加的帝国边界中解放出来），才能摆脱外部统治，从而实现完全独立，并在国内实现社会公正。40年代末期，该党的分支在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伊拉克等地迅速发展起来。

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复兴主义将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但50年代该党在叙利亚力量仍很薄弱。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党，复兴党缺乏民众支持基础。1955年叙利亚议会选举中，该党仅赢得了叙议会不足15%的席位。因此，复兴党非常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友，其成员在埃及的纳赛尔身上看到了希望。他们全心全意地支持纳赛尔，一方面是出于信念上的认同——后者的反帝、泛阿拉伯宣传与他们自身的话语是如此地紧密协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纳赛尔在叙利亚的巨大影响力来助力他们自身的事业。

叙利亚共产党并不那么需要纳赛尔，因为其地位随苏联在叙利亚影响力的扩大而提升。叙利亚共产党人也因纳赛尔对埃及共产党的镇压而对后者心怀警觉。但他们同样试图受益于纳赛尔在叙利亚的广泛吸引力。

至1957年，复兴党和共产党都向纳赛尔提出叙、埃合并的提议，两个相互竞争的政党都不惜开出更高的价码来争夺纳赛尔的支持：复兴党提出一种联邦式的合并方案，共产党则加大赌注，提议两国完全合并为一个单一国家——因为后者确信，纳赛尔将拒绝这一请求。这些提议某些程度上都具有游戏的性质，因为无论复兴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没有权力达成与埃及的合并。

然而，当叙利亚军队卷入合并议题后，原来的游戏开始变得严肃起来。军队此前已发动了三次推翻叙利亚政府的政变，其中很多军官都是公开的复兴党人。他们被埃及军人领导下的纳赛尔政府所吸引，相信叙、埃合并将使他们成为叙利亚政治中的主导力量。1958年1月12日，在未事先告知本国政府的情况下，叙利亚总参谋长和其他13位高层军官飞往开罗与纳赛尔商讨合并事宜。在总参谋长一行前往开罗后，一位叙利亚高层军官才拜访了包括财政部部长哈立德·阿兹姆在内的内阁部长们，向他们通报了军队的行动。阿兹姆问这位军官：“如果能在前往开罗之前告知政府，并与政府讨论你们的决定，不是更好吗？”

“已经发生的就无法更改了。”军官这样回答，随后便告辞离去。

作为一名出身显贵的民族主义政治家，阿兹姆曾为叙利亚摆脱法国委任统治实现独立而斗争，也经历了1945年法国人对大马士革的疯狂轰炸。他深信军队将把叙利亚带入灾难之中。他在日记中反思：“如果阿卜杜·纳赛尔接受了这个提议，叙利亚将会完全消失；如果他拒绝了，军队就会占领国家机关，推翻政府和议会。”43

叙利亚政府决定派遣外交部部长萨拉丁·比塔尔——复兴党的两位创始人之一——前往开罗，以试探纳赛尔的想法并向内阁汇报情况。到了开罗之后，比塔尔却被卷入片刻的兴奋之中，以自封的谈判者取代了原本的观察员身份。作为叙利亚政府的官方代表，他与纳赛尔直接进行了讨论。

看到源源不断的叙利亚政客和军人飞来开罗，急于将自己的国家掷于他的脚下，纳赛尔也感到茫然不解。尽管一直提倡阿拉伯统一，但纳赛尔本人将这个词理解为阿拉伯团结，即在宗旨和目标上的统一。他从未奢望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实现正式的合并，他也承认埃及与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有一段非常独特的历史——早在革命之前，多数埃及人不会将自身界定为阿拉伯人，而是用这一术语来指代阿拉伯半岛的居民或者沙漠贝都因人。考虑到埃及和叙利亚并无共享的边界，而是被以色列竖起的铜墙铁壁所隔离，这一提案更是显得不太可能实现。

然而，纳赛尔也看到了与叙利亚合并将如何提升他本人的利益。作为两个主要阿拉伯国家合并后的领导人，他可以确保自身作为阿拉伯世界无可争议的领导人的地位。合并将受到埃及和叙利亚之外阿拉伯民众的巨大支持，从而强化他们对纳赛尔而非其本国领导人的忠诚。合并同样有助于向大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显示中东地区新的政治秩序正在由埃及塑造。战胜了帝国主义之后，纳赛尔现在正在设法绕开冷战。

纳赛尔接见了叙利亚来客并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完全合并，叙利亚受开罗统治，采用与埃及完全相同的统治机构；叙利亚军队将受埃及人的指挥，回归军营并完全退出政治；所有的政党都将被解散，代之以一个名为“民族联盟”（National Union）的单一国家政党，政党多元化将被等同于制造分裂的派系主义。

纳赛尔的条件对叙利亚来客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复兴党的代表们对解散政党的前景感到惊恐不已，但纳赛尔保证他们将主导民族联盟，而后者将被证明为他们塑造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新国家将如此称呼——政治文化的工具。新国家的称呼有意被设计为开放式的，因为叙、埃合并将只是迈向更为广阔的阿拉伯统一——以及复兴党所渴望的阿拉伯复兴——的第一步。尽管纳赛尔设定的条件剥夺了复兴党和军队的政治权利，但这两个群体在结束开罗会谈时却仍都幻想通过与埃及的合并，对叙利亚施加主导性的影响。

经过10天的讨论，比塔尔和军官们从开罗返回叙利亚，就他们与纳赛尔达成的合并计划向叙利亚内阁做了简要介绍。哈立德·阿兹姆毫无保留地表示反对相关提议，但却发现他本人属于少数派。阿兹姆沮丧地看着叙利亚的民选领导们，仅仅出于在他看来的一阵阿拉伯民族主义冲动，就欢天喜地地将其国家来之不易的独立地位拱手送人。他嘲讽总统古瓦特里在其开场白中，用“‘阿拉伯性’‘阿拉伯人’’荣耀’等词语来填充一次原本空洞无物的演说”。随后古瓦特里又邀请外交部部长发言。比塔尔告诉他的同事们，他本人和纳赛尔已经同意将叙利亚和埃及完全合并为一个国家，并且提议在两国将这一议题诉诸全民公决——双方都很清楚合并在叙、埃两国都将得到公众的大力支持。

比塔尔讲完后，他的很多内阁同事都确认支持合并。“当他们都发言完毕后，”阿兹姆继续讲述道，“我提出休会，以便给在场与会者详细研究提案的机会。听到这一建议后，他们所有人看起来都很震惊。这次轮到我感到惊奇了。我无法相信，在提交给内阁这样一份几乎关涉叙利亚政治实体存亡的重要提议后，却不给予部长们充分的时间来研究相关事宜，并咨询其政党、议员和国内决策者的意见。”44他仅成功争取到24小时的休会时间。

阿兹姆准备了一份全面的答复，提出了一个基于两国联邦体制的妥协性合并计划。他的提案在叙利亚内阁内获得了足够的支持而被提交给开罗，然而纳赛尔并不接受任何妥协：要不就完全合并，要不就干脆作罢。这时叙利亚军队再次介入，备好了一架飞机准备护送内阁成员前往开罗签订协议。总参谋长为犹豫不定的政治家们澄清了这个问题，据说他是这样说的：“你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通往麦宰［大马士革城外臭名昭著的政治监狱］，另一条通往开罗。”45叙利亚政府选择了通往开罗之路，终于在1958年2月1日与埃及签订了合并协议。

这仅仅是一个革命年份的开端。埃及与叙利亚的合并预示着一个阿拉伯统一的新时代，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激起了强烈的公众支持。纳赛尔的地位也达到新的高度，这一点也引发了其他阿拉伯国家元首的惊恐。

1958年时地位最不稳固的阿拉伯领导人也许要数年轻的约旦国王侯赛因了，到当年11月，他刚刚年满23岁。考虑到约旦与英国长期联系的历史，侯赛因一直是纳赛尔主义宣传机器一个特别的目标。“阿拉伯人之声”传播着对侯赛因毁灭性的批评声音，鼓动约旦人民推翻君主政体，加入现代的阿拉伯共和国的进步阵营。

为了回应上述外部压力，侯赛因国王尽其所能地与英国保持距离。他顶住了英国的压力，拒绝加入《巴格达条约》。1956年3月，他宣布将一直负责其军队运转的英国军官免职，其中就包括有重要影响力的指挥官格拉布帕夏。1957年3月，他甚至就终止《英约协议》展开谈判，很可能在实际上终结英国对约旦哈希姆王国的影响。伴随上述措施的还有一系列与埃及和叙利亚和解的姿态，以及展示约旦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忠诚的努力。

侯赛因所做出的最勇敢的让步，是向纳赛尔主义力量开放他的政府。1956年11月，侯赛因举行了约旦历史上首次自由、公开的选举，从而使得左倾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议会中获得了明显多数。侯赛因甘冒风险，邀请最大政党的领袖苏莱曼·纳布勒希（Sulayman al-Nabulsi）组建了一个忠于王室的反对派政府。但这个实验只持续了不到6个月。

具有改革思想的纳布勒希政府在调和忠诚与反对之间矛盾的过程中处境艰难。此外，相比国王而言，纳布勒希得到了来自约旦军队中的纳赛尔主义“自由军官”更多的忠诚和公开支持。侯赛因开始确信纳布勒希政府执政越久，他的王位就越危险，因而决定采取行动。1957年4月，侯赛因孤注一掷，以政府同情共产主义为由要求纳布勒希辞职。纳布勒希被解职后，侯赛因迅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重新确立他对国家和武装部队的控制。至4月中旬，侯赛因国王经过精心策划逮捕或流放了约旦最重要的自由军官，确保部队向他宣誓效忠。

1958年叙、埃合并后，约旦所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增大。46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提高了他们的呼声，呼吁哈希姆政府下台，要求约旦通过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合并加入进步的阿拉伯阵营。但侯赛因本人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理解更多是王朝式的，而非意识形态性的。为了缓解约旦脆弱的处境，侯赛因转向了其表兄弟费萨尔二世统治下的伊拉克。两周之内，他便与伊拉克签署了一项称为“阿拉伯联盟”的合并计划，并于1958年2月14日在安曼正式启动。

阿拉伯联盟是一个联邦式的制度框架，这一框架保留了每一成员独立的国家地位，同时呼吁建立联合的军事指挥权和外交政策。这一新国家的首都每6个月将在安曼和巴格达之间轮换一次。这两个哈希姆王国由血缘纽带、经历过英国托管的共同历史联系在一起，甚至共享着一段边境线。

然而，阿拉伯联盟无法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相比。伊拉克和约旦的合并被视为针对纳赛尔主义威胁的一种防御性策略。考虑到伊拉克是《巴格达条约》的发起国，总理努里·赛义德（Nuri al-Saʻid）被痛斥为当时最亲英的阿拉伯政治家，侯赛因将自身命运与伊拉克相绑定的做法，无疑使其王国面临着来自纳赛尔主义者更大的压力。

黎巴嫩是另一个在叙、埃合并后经历巨大压力的亲西方国家，1943年《民族宪章》中达成的教派分权格局开始松动。黎巴嫩穆斯林（这一类别中包括了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尤其感到愤愤不平。他们不赞成基督教马龙派总统卡米勒·夏蒙（Camille Chamoun）所奉行的亲西方政策，希望黎巴嫩更明确地向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策看齐。1958年，黎巴嫩穆斯林有理由相信他们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基督徒。但自1932年以来，黎政府就再未批准过任何新的人口普查，这一事实也证实了穆斯林的疑虑，即基督徒拒绝承认新的人口现实。黎巴嫩穆斯林也开始质疑现有的权力分配格局，因为这一格局赋予他们的政治话语权太少了。在一个更加尊重人口比例的体系中，他们的人口规模将会赋予他们更大的话语权。他们深知，在真正的多数统治下，黎巴嫩所奉行的政策将与主导这一时代的纳赛尔主义政策相一致。

黎巴嫩穆斯林认为纳赛尔是他们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认为他是一位强大的阿拉伯和穆斯林领导人，他将团结阿拉伯世界，结束黎巴嫩穆斯林在这个基督徒主导的国家中的从属地位。但总统夏蒙却认为纳赛尔对黎巴嫩的独立构成了直接威胁，从而为对抗外部颠覆开始寻求外国保障。

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夏蒙深知他无法依靠法国或英国的支持，因而转向美国。1957年3月，夏蒙宣布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这套信条于1957年1月首次提交给美国国会，后成为冷战在中东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作为遏制苏联在中东地区扩张的一套新的政策倡议，该信条呼吁美国向中东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和军事支持，以帮助这些国家维护其民族独立。更重要的是，艾森豪威尔主义授权“部署美国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地区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免遭国际共产主义控制之下任何国家的公然武装侵犯”。

考虑到捷克武器交易和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苏联与埃及关系的不断深化，在很多人看来，艾森豪威尔主义更像是一项旨在同等地遏制埃及和苏联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的政策。与《巴格达条约》一样，埃及再次断然拒绝了美国的这项新政策，将之视为西方大国向阿拉伯世界强加其反苏立场却又无视阿拉伯人针对以色列诉求的又一次尝试。因此，在正式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之后，黎巴嫩总统夏蒙也就走上了一条与纳赛尔政府及其在黎巴嫩众多追随者对抗的道路。

1957年夏举行的黎巴嫩议会选举期间，各种事端开始集中爆发。在黎巴嫩，共和国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任期6年。1957年选举产生的议会将在1958年投票选举下一任黎巴嫩总统，因而利益关系重大。

选举前期，夏蒙的反对者成立了一个称为“民族阵线”的竞选集团，穆斯林、德鲁兹人和基督徒都包括在内。该阵线聚集了一批重要的政治家——的黎波里的逊尼派领袖拉希德·卡拉米（Rashid Karami），最强大的德鲁兹政治家卡迈勒·琼布拉特（Kamal Jumblatt），甚至还包括反对卡米勒·夏蒙统治的马龙派基督徒，如比什拉·扈里的宪法集团。民族阵线所代表的黎巴嫩公众的范围，远远广于身处困境的总统夏蒙的支持者。

黎巴嫩成为美国人和纳赛尔主义者争夺的战场，前者试图支持亲西方政权，后者则致力于联合阿拉伯力量反对外部干预。随着议会选举的临近，美国政府担心埃及、叙利亚会支持民族阵线，削弱亲西方的夏蒙的地位。因此，美国人开始插手破坏选举活动。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巨额资金，以担负夏蒙集团内候选人选举攻势的开销。这一行动则由美国驻黎巴嫩大使本人负责，后者决心要赢得“一个99.9%亲美的议会”。身为中央情报局特工的威尔伯·克瑞恩·埃夫兰（Wilbur Crane Eveland）曾在其与众不同的克莱斯勒·德·索托敞篷车里亲手将这些资金交付给了夏蒙，而他本人对这次行动也深表疑虑：“［黎巴嫩］总统和总理使用外国资金［贿选］时太过明目张胆，以至于两位被责成监督投票的亲政府部长在选举中途就宣布辞职。”47选举时的紧张局势在黎巴嫩北部引发大规模武斗，在投票期间造成多名平民死伤。

夏蒙最终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一胜利与其说是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支持，毋宁说是更大程度上证明了夏蒙政府的腐败。反对派媒体将选举结果视为夏蒙试图在议会中积聚力量以便修改黎巴嫩宪法，从而允许他本人实现总统连任的一个明证。

在议会中被排挤出去之后，部分反对派领袖开始诉诸武力，以防止夏蒙连任。1958年2—5月，爆炸和暗杀事件在首都贝鲁特和农村地区肆虐。叙、埃合并后，随着亲纳赛尔示威让位于暴力，社会秩序开始加速崩溃。

1958年5月8日，一位亲纳赛尔记者纳希卜·麦特尼遭暗杀身亡。反对派将他的死归咎于政府，民族阵线则要求夏蒙政府对这一暗杀事件负责，呼吁举行全国性的大罢工以示抗议。5月10日，的黎波里首先出现武装冲突。5月12日，多支民兵武装在贝鲁特展开激战，黎巴嫩陷入内战。

黎巴嫩政府军总司令福阿德·谢哈卜（Fuad Shihab）将军拒绝部署军队以支持声名扫地的夏蒙政府。随着局势的恶化，亲西方的夏蒙政府似乎有被纳赛尔主义者击败的危险，美国人开始准备介入黎巴嫩。

黎巴嫩混战的高潮时期，伊拉克记者优尼斯·白哈里（Yunis Bahri）向妻子提议，离开混乱的贝鲁特，前往相对平静的巴格达。白哈里出生于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一直是对英国在中东地区帝国主义行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也是为希特勒德国所吸引的众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中的一员。二战期间，他以柏林电台阿拉伯频道播音员的身份而在阿拉伯世界闻名。“你们好，阿拉伯同胞们，这里是柏林”是他著名的电台呼号。二战结束后，他往返于贝鲁特与巴格达之间，为重要的阿拉伯报纸撰稿并担任广播播音员。如同宿命一般，1958年他接受了伊拉克总理努里·赛义德的委托，播出了一系列批评纳赛尔的报道。战乱在黎巴嫩爆发后，白哈里在贝鲁特的住宅被民众抵抗力量接管，于是他告诉妻子说，为了逃避（贝鲁特的）轰炸和交火，他们应暂时返回巴格达。

“可夏天这个时候的巴格达热得像燃烧的地狱啊！”他的妻子回答说。

“巴格达的热焰总好过贝鲁特的子弹。”他坚持说。48但很多情况他并不了解。

1958年7月13日，白哈里和他的妻子到达巴格达并受到热烈欢迎。当地媒体报道了他们的归来，他们在巴格达的第一晚都忙于为向他们表示敬意而举行的一系列应酬之中。第二天他们醒来，迎来的却是一场革命。

1956年以来，以阿卜杜·卡里姆·卡西姆（Abd al-Karim Qasim）准将和阿卜杜·萨拉姆·阿里夫（Abd al-Salam ʻArif）上校为首的一群军官就密谋策划推翻伊拉克君主政体，建立一个军人领导的共和国。受埃及的纳赛尔及其同僚的启发，他们也自称为“自由军官”。受到阿拉伯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激励，伊拉克自由军官谴责哈希姆王室和努里·赛义德政府过于亲英——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后这是一项相当严重的指控。他们试图彻底清除英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建立的旧秩序，创立一个伊拉克人民自己指定的新政府。他们相信只有通过一次革命性的暴力行动才能推翻现有的君主体制。

自由军官终于等到了机会。7月13日至14日的那个晚上，伊拉克政府将部分军队部署到约旦边界地区，以便增援其阿拉伯联盟的伙伴国家免遭叙利亚和埃及的威胁。从军队基地前往约旦边界的路线使得反叛军官有机会经过首都巴格达。密谋者决定当晚即调遣军队绕道前往巴格达市中心并夺取政权。

自由军官下达指令，命令那些忠诚可靠的士兵将车辆从高速公路调往首都，反叛士兵随即占领了巴格达的核心区域。一个分遣队赶往皇宫，去处决费萨尔二世以及当政的哈希姆家族的所有成员，其他人则直取高级政府官员的住宅。士兵们收到命令，可立即处决总理努里·赛义德。阿卜杜·萨拉姆·阿里夫带领一个分遣队去占领广播电台，以便公布革命的消息并确认自由军官对伊拉克的控制。

“这里是巴格达，”1958年7月14日凌晨时分，阿里夫在电波里拖长了声音说道，“伊拉克共和国的广播服务。”对于正在收听的伊拉克民众而言，这是君主政体倒台的第一个信号。激动不安的阿里夫在广播间踱来踱去，焦急地等待着同谋者传来革命成功的消息。大约早上7点钟，一位身着染血的制服的军官冲进了房间，右手还拿着一把冲锋枪，他确认国王和王室已经被处决。阿里夫开始用最大的声音高喊：“真主至大！真主至大！”随后他坐在一张桌子前，写下了几行文字，之后走进电台直播间，自言自语地重复道：“真主至大，革命取得了胜利！”49

优尼斯·白哈里正是通过阿里夫的广播关注着关于革命的最初报道。白哈里回忆说：“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无论是在首都之内还是首都之外，巴格达人蹲在自己家里，被这一系列令人震惊的突发事件弄糊涂了。”随后，阿里夫号召民众走上街头支持革命，追剿革命的敌人。

尽管知道王室成员已经被杀，阿里夫仍然号召伊拉克人向王宫发动袭击，似乎他想让伊拉克人民也卷入弑君的罪行。此外，他还悬赏1万伊拉克第纳尔追捕努里·赛义德，后者在黎明时成功逃脱了袭击者的围捕，待到第二天被捕并被私刑处死时才发现，他化装成了一个女人。白哈里回忆道：“当巴格达人听到煽动他们去袭击王宫和努里·赛义德的官邸时，他们怀着杀戮和劫掠的欲望走出了家门。”机会来了，去洗劫传说中巴格达宫殿的惊人财富，去杀死任何挡路的人，城市贫民对此蠢蠢欲动。

白哈里走上街头，目睹了伊拉克革命。迎接他的残杀让他感到震惊：“沿着拉希德大街，血水汇成了一股急流。人们看到有人被拖在汽车尾部拖曳至死时都欢呼雀跃。我看到一群暴民在拿阿卜杜·伊拉以儆效尤。在满足了他们复仇的愿望后，他们拖着他的遗体，将之悬挂在国防部的大门之上。”群氓们拆毁了费萨尔一世以及1917年英国人首次占领巴格达时的指挥官莫德将军（General Maude）的雕像，并将英国驻巴格达使馆付诸一炬。

在集体性歇斯底里的氛围之中，任何人都可能被误认为旧政权的一分子并被私刑处死。“任何人只需要用手指一指，说‘那是［内阁部长］法迪勒·哲马利（Fadhil al-Jamali）’，群氓就会抓住这个人，绑住他的双腿，然后毫不犹豫地、残忍地将其拖曳至死，任凭这个人徒劳地嘶喊，呼求着真主、众先知乃至所有天使和魔鬼的名字来辩解［自己被误解的身份］。”巴格达已然变得让人难以识别，“一片火光冲天、血流成河，受害者的尸首散落在大街小巷”。50

巴格达街头暴力横行的同时，阿里夫上校在一整天里继续通过国家广播电台发布各种声明和命令。他下令逮捕前伊拉克内阁的所有成员，以及（伊-约）阿拉伯联盟的所有部长/大臣——无论伊拉克人还是约旦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低级别的官员也遭到指认和逮捕，从巴格达市长到警察局局长。到当天下午，他们开始传唤被怀疑同情王室的记者和播音员。优尼斯·白哈里过去曾协助过努里·赛义德，自然被列为前政府的一名同情者，在第二天也遭到逮捕。他到达国防部时，赛义德血肉模糊的尸体正好被装在一辆吉普车的后备厢里运到。

旧政权的成员像绵羊一样被集结在一起，随后被运往一座新的监狱。这座监狱位于巴格达市郊一个称为艾布·格莱布的地方，由一座旧医院改造而成。后来，艾布·格莱布监狱将作为萨达姆的酷刑室和美军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的酷刑室而臭名昭著。白哈里在艾布·格莱布被囚禁了7个月，随后被无指控释放。1959年初，他和他的妻子回到贝鲁特，发现一个新政府已然建立，内战也接近尾声。

在黎巴嫩，反对派势力因伊拉克王室的倒台而欢欣鼓舞。他们相信哈希姆王室不过是英国人的傀儡，伊拉克自由军官则是纳赛尔式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们为伊拉克亲西方政府的倒台而深感欣慰，在国内也加强了反对夏蒙政府的活动。正如夏蒙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反叛的街区，男男女女都走上街头，涌入了咖啡馆和公共场所，发狂式地载歌载舞，以伊拉克领导人的命运来威胁黎巴嫩的合法政府。另一方面，在那些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独立的黎巴嫩的公民中间，一种极大的恐惧正在蔓延。”51

黎巴嫩国家的根基已然被内战所动摇，现在则处于崩溃的边缘。在听到伊拉克暴力革命的消息之后仅两个小时，夏蒙就援引艾森豪威尔主义（黎巴嫩是唯一援引该信条的国家）。鉴于美国第六舰队就停驻在东地中海区域，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天就在贝鲁特登陆。

美国介入黎巴嫩是为了防止一个亲西方政府倒向纳赛尔主义势力。美国代表盟友黎巴嫩而展示的武力包括一支1.5万人的登陆部队、数十艘离岸海军舰艇，以及海军舰载飞机多达1.1万架次的飞行任务。这些军机经常在贝鲁特上空进行低空作业，恫吓交战中的黎巴嫩人。美军在贝鲁特仅停留了3个月（最后一支美国部队于10月25日撤离），未开一枪一炮就撤离了黎巴嫩。

短暂的美国占领时期，黎巴嫩恢复了政治稳定。1958年7月31日，黎巴嫩政府军总司令福阿德·谢哈卜将军当选为总统，从而平息了反对派对于夏蒙违宪延长其任期的忧虑。9月22日，夏蒙总统的任期按程序正常结束。10月，谢哈卜总统主持建立了一个囊括忠诚派与反对派成员的联合政府。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曾希望黎巴嫩能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从而与埃及、叙利亚相绑定。但随着黎巴嫩新政府在“既无胜者，也无败者”的口号下呼吁民族和解，他们的这一幻想也彻底破灭了。

伊拉克革命使约旦完全陷入孤立，暴露在那些推翻了巴格达那远为强大的君主政体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威胁之下。侯赛因国王的第一反应是派遣军队赴伊拉克镇压革命，恢复其家族在伊拉克的统治。但这只是一时的情感冲动而非理性的考量。即使他那战线过长、武器装备又不足的军队能够压倒更为强大的伊拉克军队，在伊拉克也找不到任何幸存的哈希姆人可以恢复王位［唯一幸存的哈希姆家族成员宰德亲王时任伊拉克驻英大使，当时与家人居住在伦敦］。

侯赛因很快就意识到其自身地位的岌岌可危——在失去了伊拉克支持的情况下，他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敌人们现在很容易就能推翻他。在召回自己部队——这些部队已然深入伊拉克境内150英里——的同时，他于7月16日向英、美发出军事援助的请求。与在黎巴嫩的情况相似，外国部队被视为防止外部干预的关键。对侯赛因而言，求助于前帝国强权显然风险巨大，毕竟后者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已然声名扫地，但孤军作战的风险更大。7月17日，英国伞兵部队和军机开始到达约旦，以遏制伊拉克革命的破坏性影响。

在冷战的高潮期，政治分析家将世界上的所有地区视为随时可能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因而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也都相信伊拉克革命将触发一场阿拉伯民族主义风暴。他们也都深信伊拉克政变是纳赛尔一手策划的，后者执意要将整个新月地带纳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版图。这一想法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何美、英两国如此迅速地介入黎巴嫩和约旦来支持两国的亲西方政府。

现在所有人的眼睛都转向了埃及和伊拉克，一方面要试探纳赛尔对近期事件的立场，另一方面想弄清阿卜杜·卡里姆·卡西姆准将究竟意欲何为。纳赛尔是否会将伊拉克与叙利亚、埃及合并，建立一个阿拉伯超级大国，以重新调整中东地区的势力平衡？抑或开罗和巴格达之间的传统竞争关系，将延续到共和国时期？

根据纳赛尔的亲信穆罕默德·海卡尔的说法，这位埃及总统从一开始就对伊拉克革命怀有某些疑虑。考虑到1958年时阿拉伯世界的极端不稳定，以及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的地区动荡对埃及而言只能是一个包袱。

得知巴格达发生政变时，纳赛尔正在南斯拉夫与铁托举行会谈。7月17日，他直接飞往莫斯科去会见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苏联人确信是纳赛尔精心策划了整个事件，对美国可能做出的反应感到忧虑。赫鲁晓夫温和地责备纳赛尔说：“坦率地讲，我们还没做好冲突的准备，我们还没有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好准备。”52

纳赛尔试图让苏联盟友相信，他没有插手巴格达的事件，并试图确保苏联保证（帮助埃及）抵御美国的报复。然而，赫鲁晓夫最多愿意提供的也只是联合保加利亚在土耳其边境进行军演，以期劝阻美国向叙利亚和伊拉克部署土耳其部队。“但我要明确地告诉你，不要指望更多的东西了。”赫鲁晓夫警告埃及总统说。纳赛尔则向赫鲁晓夫保证，他无意谋求将伊拉克并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关于是寻求与纳赛尔合并还是继续维持伊拉克的独立，伊拉克新政府自身也发生了分裂。伊拉克新的领导人阿卜杜·卡里姆·卡西姆准将决心统治一个独立的国家，无意将国家拱手让给纳赛尔统治。他与伊拉克共产党密切合作，寻求与苏联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对于大力镇压埃及共产党的开罗政权态度冷淡。卡西姆的副手阿里夫上校则尽力迎合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要求伊拉克追随埃及、叙利亚而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卡西姆最终逮捕了阿里夫，将他的这位同谋送进了监狱，判处死刑但缓期执行（1963年阿里夫将发动政变，推翻并处决卡西姆）。

之后的5年中，卡西姆将领导伊拉克走上一条与埃及相互竞争而非团结一致的道路，伊拉克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关系在相互指责中不断恶化。对于整个中东地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而言，伊拉克未能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令他们大失所望。在血腥的革命中，他们一度以为自己已经看到了将开罗、大马士革和巴格达这三个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伟大中心联合起来的希望。

在埃及革命的推动下，阿拉伯世界经历了彻底的转型。20世纪50年代，埃及已跃居为该地区最强大的国家，纳赛尔则成为阿拉伯世界无可争议的领袖。

随着1958年埃及和叙利亚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的权力也达到顶峰。合并事件在阿拉伯世界引发冲击波，几乎推翻了邻近的黎巴嫩和约旦两国脆弱的政府。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则翘首期盼着约旦哈希姆王室以及黎巴嫩亲西方的基督徒政府的倒台，期待两国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58年伊拉克革命推翻了巴格达的哈希姆王室，似乎预示着一个全新的阿拉伯秩序的到来——将埃及与新月地区联合起来，在一个团结、进步的阿拉伯超级大国中实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愿望。在一个短暂、兴奋的时刻，似乎阿拉伯世界将打破那种作为奥斯曼、殖民帝国和冷战时期标志的外部统治的循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伊拉克置身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之外的决定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缺少伊拉克甚至约旦或黎巴嫩并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可能带来的兴奋与动力的情况下，埃及和叙利亚被迫独立面对一项枯燥的工作，即让它们的混合国家运转起来。他们将不会取得成功。阿拉伯民族主义将发生偏转：在20世纪50年代到达成功的顶点后，纳赛尔将经历一系列的挫折和失败，将20世纪60年代转变为挫败的10年。

第十一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

20世纪50年代，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和自由军官领导埃及与阿拉伯世界经历了一连串看似不可能实现的胜利。“纳赛尔主义”已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最常用的表达方式。阿拉伯世界的民众相信，这位埃及总统胸怀一个宏大计划，来团结阿拉伯人民并领导他们进入一个独立、强盛的新时代。从叙利亚与埃及的合并中，他们看到自己的愿望已然实现。

至20世纪60年代，纳赛尔非凡的胜利进程却戛然而止。1961年，埃及与叙利亚的合并宣告解体，埃及军队深陷也门内战的泥潭。1967年，纳赛尔率领其国家和阿拉伯盟友步入了一场与以色列的灾难性战争。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剩余领土、埃及西奈半岛以及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占领，使得解放巴勒斯坦的长久许诺进一步遭遇挫败。1970年纳赛尔去世之际，阿拉伯世界在10年前的种种雄心壮志已然被消磨为一股幻灭与激愤的情绪。

20世纪60年代的经历对阿拉伯世界产生了一种激进化的影响。随着英、法帝国主义迅速成为陈年往事，阿拉伯人也发现自身被卷入冷战政治的漩涡。至60年代，阿拉伯国家已分裂为亲西方和亲苏联两个阵营。冷战对阿以冲突的影响最为显著，苏联和美国为冲突双方提供武器，使该冲突演化为一场苏联和美国之间的代理人战争。看上去，阿拉伯人将继续经历分而治之的命运。

事实将证明，统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比纳赛尔预想的更具有挑战性。据传闻，两次遭到废黜的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古瓦特里曾告诫纳赛尔，他会发现叙利亚是“一个难以统治的国家”，并解释说：“50%的叙利亚人认为自己是民族领袖，25%的人认为自己是先知，10%的人幻想自己是真主。”1

叙利亚人在埃及统治下并不开心。叙利亚军官起初曾对叙、埃合并展现出极大的热情，现在却痛恨埃及军官的颐指气使。当埃及土地改革计划被推行至叙利亚时，叙利亚的土地精英也被彻底激怒了。至1959年1月，叙利亚大土地所有者已有超过100万英亩的耕地被没收，以备分配给叙利亚农民。随着政府扩大其在经济规划中的角色，并通过社会主义政令将部分公司的私人所有权移交给国家，叙利亚商人也发现自身地位受到削弱。普通叙利亚民众则因埃及官僚系统臭名昭著的文书手续而痛苦不堪。

埃及人将叙利亚政治精英排除在政府之外，以疏远他们。叙利亚社会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叙利亚政治家对于自身政党遭到解散且受制于埃及的单一国家政党深怀不满。纳赛尔任命自己的得力助手、陆军元帅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担任叙利亚地区政府的行政长官，将他在复兴党内的支持者安排到次要职位之上。为表示抗议，至1959年底，包括萨拉丁·比塔尔等埃、叙合并设计者在内的复兴党领导人已经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内阁中辞职。1961年8月，纳赛尔决定完全抛开叙利亚地区政府，通过一个常驻开罗的扩大化的内阁来统治叙利亚。

1958年2月，叙利亚军队曾领导他们的国家与埃及合并，现在又是他们策划了一次政变来切断这一联系并夺回叙利亚。1961年9月28日清晨，几支叙利亚政府军分队在黎明前进入大马士革，逮捕了阿米尔元帅并控制了广播电台。叙利亚过渡政府——一个完全的文职内阁——决定驱逐阿米尔，并于9月30日命令叙境内所有埃及人员全部离境，包括约6000名士兵、5000名文职人员以及1万至2万名埃及外来劳工。

纳赛尔对叙利亚分离的行为感到困惑不解。他的第一反应是派遣埃及军队武力镇压叛变，但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平静下来并召回军队，接受了叙利亚的分离，“以便不流阿拉伯人的血”。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回忆道：“纳赛尔因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解体而备受煎熬，这是他阿拉伯统一的梦想在国际上的第一次具体体现，但在他有生之年再没有尝试追求这一梦想。”2

叙利亚政变后，纳赛尔最初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解体归咎于其反对者——约旦人、沙特人，特别是美国人。但叙利亚的分离也迫使纳赛尔对他自己的政策导向以及埃及革命的走向等尖锐问题进行思索。他从未意识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明显问题，即之前埃及是以一种准帝国的方式来统治骄傲的叙利亚人。相反，纳赛尔最终认为埃及、叙利亚合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两国未能达到这样一个宏大的阿拉伯统一计划所必要的社会改革程度。作为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解体的回应，他将引入一套激进的改革方案，以便清除阿拉伯社会中的“反动”因素，为未来阿拉伯人民的一次“进步的”合并铺平道路。

1962年起，纳赛尔开始将埃及革命导向阿拉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项融合了阿拉伯民族主义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雄心勃勃却又不切实际的改革方案。埃及政府加快了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后业已启动的私有企业国有化的进程，目标是建立完全由国家主导的经济体。1960年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已经出台了第一个苏联式的五年计划（1960—1965），为工农业经济产量的扩大设定了过于宏大的目标。在农村地区，随着新出台的法律将最高土地持有面积由200英亩降至100英亩，始于1952年的土地改革得到进一步深化，被征用的土地被分配给无地或少地农民。埃及产业工人和农民在国家机构被给予了新的重要地位。

埃及新的政策导向被载入了1962年的《民族宪章》（National Charter）。这一文件旨在将伊斯兰、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整合为一个连贯的政治工程。《民族宪章》不仅为埃及展望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还为在整体上重塑阿拉伯社会设定了理想。官方的国家政党民族联盟被委以把控国家意识形态导向的重任，该党后来更名为“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

在转向阿拉伯社会主义之后，纳赛尔也放弃了颠覆冷战规则的立场，而是将自身命运与苏联相绑定，追随后者的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为了给未来的合并方案留有余地，纳赛尔在埃及沿用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名字。直到1971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才寿终正寝，纳赛尔的继任者重新将埃及命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阿拉伯社会主义将在埃及国内产生重大影响，并导致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埃及的政治语言明显变得更加教条主义。阿联解体后，纳赛尔批评的首要对象是“反动派”，即那些将狭窄的国家私利置于阿拉伯民族利益之上的有产者。广而言之，那些受西方支持的国家如摩洛哥、约旦、沙特等保守君主国，以及突尼斯、黎巴嫩等自由主义共和国，都被划为“反动”国家（在西方被视为“温和”国家）。革命的阿拉伯国家都与莫斯科结盟，追随后者的社会经济模式。这些国家在阿拉伯世界被称为“进步”国家（在西方则被归为“激进”阿拉伯国家）。起初，“进步”国家的名单十分有限——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但随着阿尔及利亚、也门、利比亚革命的胜利，这一阵营也将有所扩大。

埃及在这一轮新的地区分裂中相当孤立，因为它与新兴的“进步”阿拉伯国家特别是伊拉克之间关系恶劣。1962年，埃及才获得了一位重要盟友：在经历了地区历史上最为血腥的反殖民战争之后，阿尔及利亚终于脱离法国实现独立。

从1954年11月1日首次起义的爆发，到1962年9月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持续了近8年。冲突波及了阿尔及利亚的所有地区，从城市到农村无一幸免。战争结束时，超过100万的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失去了生命。

当阿尔及利亚人发起争取独立的斗争时，他们完全有理由预料会有大量人员伤亡。1945年，法国人对东部贸易城镇塞蒂夫的温和民族主义者采取的镇压措施引发骚乱（民族主义者希望在庆祝“欧洲胜利日”的游行中，将阿尔及利亚旗帜与法国国旗并排举在一起），造成40名阿尔及利亚人和欧洲人死亡。1945年5月期间，法国人对塞蒂夫示威者的过激反应，在阿尔及利亚引发全国性的抗议活动，法国人则部署了军舰、飞机和约1万名士兵来镇压起义。冲突中约100名欧洲男性、女性和儿童被阿尔及利亚起义者杀害，但死于法国报复性措施的阿尔及利亚人则远远高于这一数字——法国政府承认约1500名阿尔及利亚人死亡，军方将数字提升至6000—8000人，阿尔及利亚人则宣称死亡人数高达4.5万人。法国人试图将塞蒂夫事件作为对未来民族主义活动的一个警告。但可以预见的是，法国人致命的过激反应起到了反作用，反而激励大量阿尔及利亚人接受了民族主义事业。当1954年阿尔及利亚人再次发动反法起义时，对塞蒂夫事件的记忆仍像幽灵般困扰着他们。

1954—1962年阿尔及利亚战争触目惊心的伤亡情况，反映出暴力报复的可怕逻辑。民族解放阵线的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深信，他们必须对法国人施加恐怖行为，才能迫使殖民势力撤离他们的国家，而这一策略必然会引发后者可怕的报复。法国人方面则并不打算撤离这块历史最悠久、幅员最辽阔的北非属地，他们坚称“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并对此深信不疑。他们相信民族主义者是一支可以被击败的边缘性力量，那些安于现状的阿尔及利亚人中沉默的大多数则将继续法国统治下的生活。结果是，这场充满了难以言说之恐怖的野蛮战争同时撼动了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根基。

针对平民的暴行始于1955年8月“民阵”对菲利普维尔法国定居者的袭击，行动中阿尔及利亚战士共杀害了123名定居者（包括儿童）。经过了塞蒂夫的经历之后，“民阵”很清楚法国人为了复仇将发动大规模报复行动，而这些行动将在广大阿尔及利亚民众中激起对法国人的仇恨。他们的预想非常准确：为报复菲利普维尔大屠杀，法国人据称杀害了超过1200名阿尔及利亚平民；“民阵”则宣称法国人杀害了1.2万人。结果，上千名阿尔及利亚人志愿加入“民阵”。就这样至1955年底，“民阵”发起于1954年的一场小规模起义已演化为全面战争。

随着数千名民众志愿加入民族解放斗争，“民阵”通过说服与恫吓相结合的方式，成功地巩固了其对阿尔及利亚政治的控制。法国军方的挑衅性策略，促使多个阿尔及利亚政党和运动与“民阵”联合一致，法尔哈特·阿巴斯等早期民族主义者以及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左翼政党都在组织层面与“民阵”完成了合流。对于国内反对派，“民阵”则表现得冷酷无情。据估计，在独立战争的前3年内，“民阵”在其行动中杀害的阿尔及利亚人比法国人多6倍。至1956年7月，“民阵”已确保了其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并将这场斗争同时定位为一场独立战争和一场社会革命。

“民阵”的领导层包括6位在5个起义省份即“战区”（wilayas）中组织抵抗运动的国内指挥官，以及3位常驻开罗的外部领导者。1954年民族主义起义爆发以来，法国人利用其广阔的情报网络全力搜捕“民阵”的国内领导层。在行动开始的最初6个月中，法国人成功击毙了第二战区的指挥官，逮捕了第一和第四战区的领导人。在国内领导集团陷入瘫痪的情况下，抵抗运动的主导权转入外部领导集团手中。

在“民阵”的3位外部领导人——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 Ben Bella）、霍辛·艾耶特·艾哈迈德（Hocine Ait Ahmed）以及穆罕默德·黑德尔（Mohamed Khider）之中，本·贝拉声望最高（他后来成为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统）。从各种意义上讲，1918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西部一个小村庄的本·贝拉，是法属阿尔及利亚之子。他的母语是法语，1936年曾作为志愿兵在法军中服役，30年代末期甚至曾在一支法国足球队中效力，受到1945年法国对塞蒂夫起义镇压的刺激才转向民族主义政治。1951年本·贝拉曾被法国当局逮捕，但成功地从阿尔及利亚的监狱中逃脱，后逃亡至突尼斯和开罗，并在开罗建立了一个“民阵”办事处。战争爆发后，本·贝拉奔走于阿拉伯各国首都之间，为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而独立的诉求筹集资金和政治支持。

1956年10月，法国人成功地将“民阵”领导层一网打尽。根据可靠的情报，法国空军拦截了一架载有本·贝拉、艾耶特·艾哈迈德、黑德尔以及“民阵”的国内领导集团总协调员穆罕默德·布迪亚夫（Mohamed Boudiaf）的摩洛哥DC- 3飞机，并迫使该机降落于阿尔及利亚西部城市奥兰。上述“民阵”领导人全部被逮捕，随后被转移至法国的监狱中，并在那里度过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剩余岁月。

法国民众欢庆“民阵”领导人的被捕，仿佛这一事件标志着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结束。阿尔及利亚柏柏尔裔著名作家穆鲁德·费劳恩愤怒地表示，“民阵”领导人的被捕似乎不会有助于恢复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和平。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将［’民阵’领导人的］被捕描述为一个伟大的胜利，乃至最终胜利的序曲。是什么的最终胜利？反叛的扑灭？叛乱的平息？还是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友谊、信心、和平的新生？”3透过字里行间愤怒的反讽语气，费劳恩指出无论法国人希望什么，本·贝拉及其同事的被捕只会预兆着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暴力。

本·贝拉被捕之时，暴力已然从农村传播至城市地区。1956年9月一个周日的晚上，在阿尔及尔欧洲区被引爆的3枚炸弹彻底打碎了首都相对的平静，这一事件也标志着一场被称为阿尔及尔战役的血腥战斗的开端。“民阵”将战事推进到阿尔及尔，其精心策划的目标就是要煽动法国过度反应，从而在国内强化对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同时在国外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以孤立法国。自1956年秋至1957年冬，“民阵”组织了一系列致命的恐怖袭击。作为报复，法国人则展开大规模的搜捕并滥施酷刑，以便暴露“民阵”在阿尔及尔的网络。阿尔及尔战役的确吸引了广泛的国际关注，法国人也确实遭遇了谴责的声音，但阿尔及利亚人为这些“成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穆鲁德·费劳恩惊恐地关注着阿尔及尔发生的暴力行为，谴责法国和“民阵”双方杀害无辜者的行为。他在1956年10月的日记中写道：“城里的袭击越来越多，既愚蠢又残暴。无辜者被撕成了碎片。但是哪些无辜者呢？谁又是无辜者呢？是那数十名在酒吧里喝酒的平和的欧洲人吗？还是在一辆血肉模糊的巴士边横尸街头的数十名阿拉伯人？”他以反讽的苦涩笔调反思道：“恐怖主义，反恐怖主义，绝望的呼喊，剧痛的叫号，极度的痛苦，如此而已，这就是和平。”4

“民阵”在阿尔及尔战役中动员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女性在战役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她们搬运炸弹，走私枪支，充当藏匿中的领导人之间的信使，为法国人通缉的活动分子提供庇护所。哲米莱·布希里德（Djamila Bouhired）和其他女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在吉洛·彭特克沃（Gillo Pontecorvo）1965年的电影《阿尔及尔之战》中得到了极为真实地展现。

法提哈·布希里德（Fatiha Bouhired）和她22岁的侄女哲米莱在阿尔及尔战役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法提哈的丈夫是她所在的卡斯巴街区即阿尔及尔老城最早加入独立运动的先驱之一。1957年初，他被法国人逮捕，并在逃脱过程中被杀害。丈夫的死强化了布希里德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忠诚，她接纳“民阵”成员在其阁楼之上运作一个秘密的炸弹作坊，她的侄女哲米莱则成为炸弹运输员之一，并负责为潜藏在卡斯巴的“民阵”活动分子之间传递信息。在巨压之下，两位女性都表现得极度镇定。一次，法提哈和哲米莱发觉士兵们马上要对她们的房子展开搜查。她们煮上咖啡，在留声机上播放古典音乐，并精心打扮起来。士兵们到达后，即被奉上新鲜的咖啡，受到两位迷人女性接待贵客般的礼遇。

“我最好奇的是，在这些美丽的眼睛背后隐藏着什么。”巡逻队的队长向哲米莱·布希里德暗示般地低语道。

“在我眼睛后面，”她一面回答，一面挑逗式地转过她的头，“是我的头发。”5

就这样，军官们没有进一步搜查这间屋子。

不过，警察很快就会发现哲米莱·布希里德的另外一面。1957年4月9日，哲米莱在逃脱卡斯巴一支法国巡逻队追捕时被射中了肩部，并被发现随身携带着写给萨阿迪·亚瑟夫（Saadi Yacef）和阿里·拉波安特（Ali la Pointe）——两位“民阵”高层领导，也是当时阿尔及尔的头两号通缉犯——的信件。她被带到一家医院处理了弹伤，随后直接从手术台被转移到审讯室。

在随后的17天内她遭受了骇人听闻的酷刑折磨，对此她在向非正规法庭的证词中都做了冷静的描述，该法庭最终却判处她死刑。但她从未屈服。在法庭上她唯一的评论就是“那些折磨我的人没有权利向一个人施加这样的凌辱，对我而言是肉体上的，对他们而言是道德上的”。6她的死刑判决随后被减刑为终身监禁。

侄女被捕后，法提哈·布希里德继续支持“民阵”。她在卡斯巴买了一处新房子，以便为萨阿迪·亚瑟夫和阿里·拉波安特提供一个新的庇护所。他们无法相信其他任何人。“他们在我家里才感到无拘无束，藏在别人身边就不行。”布希里德解释说。法国人通过对拘押者的酷刑折磨获得了合作者和情报人员，随着这些人渗透入“民阵”组织，卡斯巴也被不信任的氛围所撕裂。法提哈·布希里德向一位采访者透露道：“我担心那些叛徒，所以我情愿所有事都自己做：我去买东西，做他们的中间人，帮助他们转移。所有的事我都一人担当，但这样我反而感觉更自在。”

在搜捕阿尔及尔剩余的“民阵”领导人方面，法国人表现得冷酷无情。1957年7月，亚瑟夫的一个姐妹被捕。在酷刑折磨下，她供认了法提哈·布希里德在抵抗运动中的作用，以及后者与萨阿迪·亚瑟夫和一位女性炸弹手哈希拜（Hassiba）之间的联系。法国当局立即逮捕了布希里德。“他们把我带走，整夜地折磨我。”法提哈·布希里德回忆说。“亚瑟夫在哪儿？亚瑟夫在哪儿？”法国人质问她。法提哈却坚称对萨阿迪·亚瑟夫的情况毫不知情，表示哈希拜来她的住处只是代表“民阵”就丈夫的死亡向她提供经济资助。在反复的刑罚期间，她始终坚持自己的说法，终于说服了法国人。法国人同意在她的家中安置间谍，以便在哈希拜下次来访时抓捕她。

即便法国间谍就在法提哈·布希里德的住处之内，阿里·拉波安特和萨阿迪·亚瑟夫仍然隐藏在老地方。这便造就了一个法国人向“民阵”秘密指挥中心提供安全保证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局面：法国士兵在一层活动之时，阿里·拉波安特就平安地藏在阁楼里。法提哈为楼下的法国间谍准备阿尔及利亚的传统菜肴库斯库斯，但在端给这些不速之客之前，总会让萨阿迪·亚瑟夫分享一部分食物。“这次先端给他们这份库斯库斯，下次我们要给他们奉上一道美味的炸弹大餐。”亚瑟夫暗中咒骂道。7

法提哈对于自己所扮演的法国人的假线人这一角色，并不开心，但她演的这出戏却突然落幕。1957年9月，法国人发现了亚瑟夫的藏身之处，当即逮捕了他和法提哈。她在狱中待了几个月，随后被置于软禁状态之下，日后她拒绝谈论在狱中所受的折磨。

随着“民阵”在首都所有高层领导人的牺牲或被捕，阿尔及尔之战也于1957年秋宣告结束。但更大规模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却仍在持续。

受到挫败阿尔及尔反叛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的鼓舞，法军重新发起在农村地区打破民族解放阵线的攻势。1956年末，法国人启动了一项强迫阿尔及利亚农民由其房产和农场迁徙至拘禁营的政策。阿尔及尔战役后，强制迁居的进程开始加速。成千上万的男女和儿童被聚集起来，被迫在法国人的监控下居住在集中营内，远离他们的农田和生计。因不愿忍受法国人的上述政策，很多农业工人逃亡至城市地区，聚居在贫民窟内，其他人则前往突尼斯或摩洛哥寻求避难。至1962年战争结束，已有约300万阿尔及利亚农村居民被迫迁离故土，很多人未能重返家园。

法国人还在阿尔及利亚与其邻国之间布置电围栏和地雷，关闭边境，进而防止武器、补给和战斗人员由摩洛哥和突尼斯流入阿尔及利亚，以此来孤立“民阵”。

在军事层面，至1958年法国人已经成功遏制并击退了阿尔及利亚的反叛。然而，“民阵”却在独立战争中开辟了新战线，成功地唤起国际社会对其事业的关注。在埃及和其他“不结盟运动”国家的支持下，“民阵”成功地将阿尔及利亚问题纳入1957年联合国大会的议程。次年，“民阵”宣布以其驻开罗办事处为中心成立临时流亡政府，由老一代民族主义领袖法尔哈特·阿巴斯出任总统。1958年12月，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受邀向中国派遣一个代表团。尽管在军事层面法国人似乎赢得了战争，但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却赢得了国际关注与支持，从而有助于在政治层面孤立法国。

至1958年，就阿尔及利亚问题，法国内部分裂日益加剧。法国纳税人开始感受到战争的巨额开销：1954年驻阿尔及利亚法军只有6万人，至1956年已增至原来的9倍，达到50万人以上。8这样大规模的占领军只有通过征兵和延长服役年限才能得以维持，而这些措施显然不受欢迎。年轻的入伍者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一场恐怖难言的战争，很多人返回家乡时已经因其所见所闻而满怀惊恐，因其所作所为而深受创伤：侵犯人权，强制迁徙，摧毁民宅，以及——最丑恶的——针对男女俘虏系统性的酷刑折磨。9法国公共舆论也因某些报道而感到震惊，这些报道称法国士兵不惜诉诸二战期间纳粹分子用来镇压法国抵抗运动的残忍手段。在国内，让-保罗·萨特等法国重要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公开地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而在国际舞台上，法国也因在一个去殖民化时代发动一场暴力的帝国战争而遭受孤立。

阿尔及利亚的军队和定居者社群警惕地发觉，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支持已开始动摇。1958年5月，一群法国定居者发动反叛，公开反对无作为的皮埃尔·普夫里姆林（Pierre Pflimlin）政府，怀疑后者试图与“民阵”的敌人达成妥协。他们的口号是“军队掌权”。5月13日，定居者推翻了阿尔及尔的总督办公机构，宣布在一个革命性的“公共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下实现事实上的自治，精英的伞兵部队指挥官雅克·马絮（Jacques Massu）将军担任委员会主席。

驻阿尔及利亚法军对定居者的行动完全抱以同情。5月9日，驻阿法军总司令拉乌尔·萨兰（Raoul Salan）向其远在巴黎的上司发送一封长篇电报，在电文中转达了其部下对于可能导致“放弃阿尔及利亚”的“外交进程”的忧虑之情。他继续写道：“如果国家的代表们并未下定决心保留法属阿尔及利亚，那么我们的战士就是在为一场无谓的牺牲而战斗、冒险。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对此深感困惑，因为它们对这些战士负有责任。”10萨兰警告说，只有为保留法属阿尔及利亚而采取果断行动才能避免一场军事政变——不仅是在阿尔及利亚，在法国本土也同样如此。阿尔及利亚危机已经威胁到颠覆法兰西共和国本身。

定居者起义轰动了整个阿尔及尔。穆鲁德·费劳恩在5月14日的日记中，描述了这一事件引发的恐惧和不确定性：“革命的气氛。民众在家里设置路障。示威者在全市的主要交通要道上踱来踱去，街道两旁店铺紧闭。广播称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已经接管了一切，占领总督办公室并控制了广播电台。”阿尔及尔的穆斯林意识到这是一场法国人之间的、与己无关的争斗，费劳恩就对第四共和国能否顶住压力表示质疑：“从根本上说，阿尔及利亚战争会被证明是对法国的一个沉重打击，甚至是对（第四）共和国的致命打击。毫无疑问，这次打击将为阿尔及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人带来解脱。”11

普夫里姆林政府在不久后就宣告倒台，1958年6月，二战期间法国抵抗运动的英雄夏尔·戴高乐将军在民众的欢呼声中重返政坛。上任后不足3个月，戴高乐就将一个新宪法诉诸全民公投，并于1958年9月建立第五共和国。

戴高乐上任后的第一个举措就是飞抵阿尔及尔，面对面地会见反叛的定居者群体。在阿尔及尔发表的一次著名演讲中，戴高乐宣布阿尔及利亚仍将属于法国，以安抚焦躁不安的军队和定居者。“我理解你们！”戴高乐向欣喜若狂的人群再次保证道。他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纲领，通过发展工业、土地分配以及创造40万个新就业岗位，发展阿尔及利亚，使其阿拉伯公民融入法国联邦。

戴高乐的倡议显然旨在重新确保阿尔及利亚军队和定居者的支持，结束萨兰将军的公共安全委员会的统治。然而，戴高乐的言论显示了他对“民阵”战争背后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何等地缺乏理解。针对戴高乐的表态，穆鲁德·费劳恩愤慨地写道：“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根本不存在。融合？你们已经做到这一点。”戴高乐似乎有意重拾1930年首先在布鲁姆-维奥莱特方案中提出的同化理想。晚至1945年底，同化可能还有些吸引力；但到了1958年，这一想法已然不切实际。对费劳恩来说，这就好比戴高乐在说：“你是法国人，老兄。仅此而已。别再给我们添麻烦。”

面对“民阵”顽强的抵抗，戴高乐被迫与阿尔及利亚人完全独立的要求达成妥协。尽管早些时候曾做出承诺，但戴高乐彻底反转了立场，开始为他的同胞接受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做思想准备。1959年9月，他第一次提及阿尔及利亚自决，次年1月在阿尔及利亚引发定居者一轮暴力示威活动。戴高乐坚持自己的立场，1960年6月在依云首次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展开直接谈判。

定居者运动中的强硬派及其在军队中的盟友开始将戴高乐视为一名叛徒。他们组建了多个恐怖组织，如法属阿尔及利亚阵线以及臭名昭著的“秘密军组织”——更多时候以其法语首字母缩写OAS而著称，积极策划暗杀戴高乐。秘密军还在阿尔及利亚掀起一波暗杀行动，随机地对阿拉伯平民滥施暴力。

依云谈判加之公共秩序的崩溃，在阿尔及利亚定居者及军队中间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1961年1月，法国政府就阿尔及利亚自决举行了一次全民公决，结果高达75%的民众投票支持独立。1961年4月，驻扎在阿尔及尔的外籍军团伞兵团发生叛变，抗议法国政府认可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举措。然而，法国军队仍忠于戴高乐，叛变在军队中并未获得广泛支持，仅4天后叛变首领就被迫投降。

1961年至1962年初，随着定居者在阿尔及利亚的地位越发脆弱，秘密军进一步升级了其在阿尔及利亚的恐怖暴力活动。“现在看来，秘密军根本不发出警告，”1962年2月，穆鲁德·费劳恩在他最后几条报刊文字中写道，“他们在汽车、摩托车上，用手榴弹、机关枪、刀子杀人。他们袭击银行出纳员、邮局、公司……在一些懦夫的合谋和串通之下。”123月15日，即《依云协议》签订前3天，秘密军枪杀了费劳恩，终结了他勇敢的理性声音。

暴力继续在阿尔及利亚肆虐的同时，“民阵”和戴高乐政府在依云的谈判中取得了稳步的进展。1962年3月18日，双方签订《依云协议》，正式授予阿尔及利亚完全独立地位。7月1日，协议条款在阿尔及利亚被诉诸全民公决，投票中阿尔及利亚人几乎一致赞成独立（590万人赞成，1.6万人反对）。7月3日，戴高乐宣布阿尔及利亚独立。为了与1830年7月5日法国占领阿尔及尔的周年纪念相一致，庆祝活动被延后两天举行。132年后，阿尔及利亚人终于将法国人逐出其领土。

每天发生的恐怖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驱使法国人大批迁离阿尔及利亚——仅1962年6月就有30万人迁离，其中很多定居者家庭已经在北非生活了几个世代。这一年年底，仅剩约3万名欧洲定居者滞留在阿尔及利亚。

但最具毁灭性的却是在民族解放阵线国内和国外领导层之间迅速爆发的激烈内斗。为了夺取权力，这些人在这个他们为之艰苦斗争、做出巨大牺牲才赢得的国家内部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对于已经厌恶了战争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而言，这一切显然无法接受。阿尔及尔妇女走上街头，高喊着“7年，已经足够了”的口号，抗议她们的自由战士之间爆发的内斗。

直到1962年9月艾哈迈德·本·贝拉和胡阿里·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ne）确保了对阿尔及尔的控制，内战才宣告结束。本·贝拉出任政府首脑；1963年9月在宪法获得批准后，他当选为共和国总统。3年后，布迈丁在一次不流血的政变中推翻了本·贝拉，这也反映出“民阵”领导层内部派系斗争的继续。

对很多人尤其是阿尔及利亚妇女而言，独立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胜利。在展现出巨大勇气和牺牲之后，妇女们惊恐地听到“民阵”领导人穆罕默德·黑德尔坚称妇女们应该“回到她们的库斯库斯那里去”。白雅·侯赛因，一位曾遭受酷刑折磨和多年监禁的阿尔及尔战役老兵，在反思伴随着独立而来的复杂心情时表示：

1962年是一个黑洞。在那之前是一场巨大的冒险，然后……你发现自己孑然一身。我不知道其他姐妹感受如何，但我脑海里并没有下一步的政治目标。1962年是最重要的慰藉，标志着战争的结束；同时它也是巨大的恐惧。在狱中，我们是如此坚信我们终将……重获自由，我们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阿尔及利亚。……随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实际上没有我们参与……没有任何人想到我们的阿尔及利亚。对我们来说，这比过去还要糟糕，因为我们已经打破了所有的禁锢，再要我们回归这一切太过艰难。1962年，一切禁锢又被重新树立起来，但却是以一种对我们而言可怕的方式。他们被拉回了原位，结果却排除了我们。13

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独立，但代价是高昂的：阿尔及利亚人口遭遇了大规模的伤亡和流离失所，其规模在阿拉伯历史上前所未有；其经济受到战争的摧残以及撤离中定居者蓄意的破坏；其政治领导层为派系斗争所割裂；其社会也因对于男性和女性在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建设中所应扮演角色的不同期待而发生分裂。但阿尔及利亚很快开始组建政府，并作为一个脱胎于反帝革命斗争的共和国而跻身于进步阿拉伯国家的行列。

随着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胜利，纳赛尔在对抗阿拉伯“反动派”的斗争中又有了一个新的盟友。埃及——在叙利亚分离后仍保持着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称呼——立志于将阿拉伯世界内的系统性改革作为实现阿拉伯统一的铺垫。革命的阿尔及利亚因对反帝、阿拉伯认同政治、社会主义改革的强调，成为埃及的天然盟友。1964年6月，纳赛尔新的执政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与“民阵”起草了一份联合声明，确定了两国在推进阿拉伯社会主义方面的统一立场。14

纳赛尔因对阿尔及利亚革命自始至终的支持而受到赞扬。他也开始远离其早期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旗手的身份，而是寻求将自身塑造为进步革命价值观的拥护者。受到自身话语的迷惑，纳赛尔本人开始向任何地区发生的阿拉伯革命运动提供无条件的支持。因此，当一群军官推翻也门王室后，纳赛尔立即表示支持。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必须支持也门革命，即使我们不知道谁是这场革命的策划者。”15

长期以来，也门一直在奥斯曼帝国内部保持自治，1918年则确保了其作为一个独立王国的地位。独立后也门的第一位统治者是伊玛目叶海亚（Imam Yahya, 1869—1948），作为一个仅存于也门的什叶派小支派宰德派的首领，叶海亚在这个国家同时扮演着宗教和政治领袖的角色。20世纪20—30年代，叶海亚通过对居民主要为逊尼派穆斯林的也门北部部落领地的征服，扩大了其统治范围。

叶海亚在其统治期间，同时面临着来自沙特和英国人的压力：在北部，沙特夺取了叶海亚心目中“历史的也门”中的阿西尔和纳吉兰；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及其内陆地区自19世纪30年代起就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尽管如此，叶海亚进行的征服却在这个沿地域、部落和教派界限严重分裂的社会中制造了统一的假象。在其统治之下，也门与外部世界极少交流，长期聚焦于维持其国家孤立地位的政策。

1948年，叶海亚被一位部落谢赫暗杀，其子伊玛目艾哈迈德（Imam Ahmad，1948—1962年在位）继位，也门的孤立地位也被打破。艾哈迈德素以冷酷无情著称，因在掌权过程中将其竞争对手囚禁或处决而恶名更著。为了寻求发展支持和军事援助，艾哈迈德抛弃了其父亲的仇外立场，与苏联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但艾哈迈德的王位并不巩固。1955年的一次未遂政变更加深了他对国内对手以及外部威胁的不信任，尤其是纳赛尔及其推翻“封建”政权的执着口号。总部设于埃及的“阿拉伯人之声”覆盖范围远达也门，传播着阿拉伯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动人口号。16与阿拉伯世界其他地区相似，纳赛尔通过广播对民众的直接讲话使伊玛目艾哈迈德在也门饱受压力，这也成为也门、埃及两国关系紧张的一个来源。

但纳赛尔并非一直对也门人怀有敌意。1956年，也门、埃及和沙特曾在吉达达成了一项反英协议。1958年，伊玛目艾哈迈德又对埃及和叙利亚的合并表示全力支持，并协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起加入了一个名为“阿拉伯联合国家”的联邦方案。然而，艾哈迈德反对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理念，包括国家主导下的经济以及私营公司国有化的主张。他在诗句中谴责“以禁止的方式夺取财产”，称之为“违背伊斯兰法的罪行”。17

艾哈迈德上述关于伊斯兰法的讲话刚好发表于1961年叙利亚退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之后，因此激怒了纳赛尔。埃及宣布与也门断交，“阿拉伯人之声”加大了宣传的力度，鼓动也门人民推翻他们的“反动”君主。

第二年机会终于到来。1962年9月，伊玛目艾哈迈德在睡梦中去世，王国转由他的儿子伊玛目白德尔继任统治。仅一周后，白德尔就被一次军官政变推翻，也门阿拉伯共和国宣告成立。

在邻国沙特的支持下，也门王室的支持者向政变者发起挑战。埃及则全力支持新生的共和国及其军人统治者，在纳赛尔看来这也是阿拉伯世界进步势力与反动派之间更大斗争的一部分。

也门革命很快演变为一场也门内战，一场埃及人和沙特人之间的阿拉伯内斗，也是“进步的”共和秩序和“保守的”君主国为争夺阿拉伯世界未来而进行的一场战斗。对埃及人来说，他们的利益并未受到威胁，仅仅是混淆了政治口号和现实政治。这是纳赛尔主动选择的第一场战争，也将成为他的“越南”。

1962年9月政变后，埃及军队开始涌入也门。在未来的3年内，埃及部署在也门的总兵力由1963年底的3万人增至1965年巅峰时期的7万人，即埃及总兵力的近一半。

从一开始，埃及在也门的战争就毫无胜算。埃及人面对的是在其熟悉的地形上活动的部落游击队，超过1万名埃及士兵在5年的战争中被杀。考虑到埃及人始终无法将阵线推进到首都萨那以外较远的区域，惨重的死伤和胜利的渺茫开始严重削弱军队的士气。沙特人向保王派提供资金支持，英国人则提供隐蔽的支持，相比之下埃及人缺乏财政盈余来支持一场海外战争的巨额花销。但这些现实考虑并未左右纳赛尔的判断，他已经被其在阿拉伯世界推动革命性改革的使命所蒙蔽。他对在也门的长官说：“撤退完全不可能，那将意味着也门革命的崩溃。”18

纳赛尔乐于承认，他将也门战争视为“更大意义上的一次政治行动，而非军事行动”。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也门战争将影响埃及为对抗更迫切的以色列威胁所采取的军事准备工作。

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的10年内，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就开始为不可避免的下一轮战争而进行军备竞赛。美国开始取代法国成为以色列军事装备的首要来源国，英国向约旦人提供武器，苏联人则武装了叙利亚和埃及。在这块对两个超级大国都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苏联人不惜利用他们在埃及和叙利亚的地位来向其对手美国施压。

以色列和周边阿拉伯国家都不满于现状，且不愿在现状基础上考虑和平，因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阿拉伯人是如此不甘于与以色列人和解，以至于拒绝用名字来指代这个国家，而是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实体”。1948年和1956年两次在战场上输给以色列军队后，阿拉伯人决心要一雪前耻。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难民每天都在提醒人们，阿拉伯人未能履行其解放巴勒斯坦的承诺。

以色列人同样决意要开战。他们担心本国在海岸线和约旦河西岸之间狭窄的腰部——在某些地区宽度仅7.5英里（12千米）——会使以色列暴露在将本国拦腰截断的敌对行动之下。其次，以色列人无法接近哭墙和耶路撒冷老城的犹太社区，这些地区仍在约旦人的控制之下。叙利亚人则控制着俯瞰加利利地区、具有战略意义的戈兰高地。此外，以色列人还相信随着苏联向埃及人和叙利亚人提供装备有最新技术的武器系统，他们的战略优势——相比其阿拉伯邻国拥有更多、更高质量的武器——将大打折扣。以色列人需要一场出色的战役来确立可防御的边界，并彻底击败阿拉伯人，以便在能保证以色列生存的前提下实现和平。

1967年春，以色列人开始抱怨巴勒斯坦潜伏者由叙利亚跨境袭击以色列，两国间紧张关系迅速升级。以色列人和叙利亚人都将本国军队调整到戒备状态。总理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威胁说如果叙利亚不停止挑衅行为，以色列将发动进攻。4月，口头威胁升级为敌对冲突，以色列战机与叙利亚空军在叙领空展开缠斗，以空军击落了6架叙利亚米格战机，其中两架在大马士革郊区坠毁。埃及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回忆道：“叙利亚和以色列间的局势变得非常危险。”19双方敌对行为的突然升级，将整个地区拉到了战争的边缘。

在这一高度紧张的时刻，苏联却选择向埃及当局泄露一条虚假情报，声称以色列部队正在叙利亚边境集结。以色列人和他们的法国幻影战斗机轻而易举地击落了苏联提供给叙利亚空军的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这无疑令苏联感到痛心。埃及与叙利亚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以色列人向叙利亚开战，埃及人将被迫参战。或许苏联人想通过虚假情报来动员埃及人，以两线作战的前景来遏制以色列人。

尽管纳赛尔有准确的情报——包括航拍图片——显示事实上以色列人并未在叙利亚边境上集结兵力，但在公开场合他却表现得好像战争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也许纳赛尔希望不开一枪一炮就能宣称对以色列取得了胜利：首先散布关于叙利亚受到以色列威胁的苏联情报，然后将部队部署到以色列边境以构成震慑，最后宣布以色列部队已远离叙利亚边境，从而证明以色列人是在埃及压力下完成撤退的。无论他是如何推理的，纳赛尔继续在苏联虚假情报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命令其军队在5月16日跨越苏伊士运河，在靠近以色列边境的西奈半岛一侧集结。这一误判将被证实为导向战争的第一步。

纳赛尔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对以色列人构成切实可信的威胁。考虑到手下5万人的精锐部队仍受也门战争的牵制，为集结必要的兵力，纳赛尔被迫征召了全部的预备役军人。他还需要包装自己的士兵，使他们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加强大。这一方面是为了激发埃及民众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也是对以色列人展现出真实的威胁。为此，纳赛尔在军队部署中安排了戏剧性的一幕：他要求自己的士兵和坦克在检阅期间横穿开罗市中心，以便享受民众的欢呼以及国际媒体的关注。“我们的部队在通往西奈的途中故意穿越开罗街头，”阿卜杜·加尼·盖迈西（Abd al-Ghani al-Gamasy）将军抱怨说，“一览无遗且所有人都看得见——无论是本国公民还是外国人。媒体报道了这些行动，而这与所有的安全原则和措施都背道而驰。”20

川流不息赶赴前线的士兵队伍，激起了公众对于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的期待，而这场战争可能挽回阿拉伯人的尊严并解放巴勒斯坦。在纳赛尔数百万的支持者中，没有任何人对于埃及军队将带领其阿拉伯盟友战胜以色列有片刻的怀疑。然而，被派往西奈时，埃及军队却并没有明确的军事目标，似乎其庞大的规模就足以对以色列人构成恫吓。同时，正如盖迈西后来反思的，“以色列已经在最佳环境下不动声色地为战争做好准备”。以色列战略家对埃及军事部署的规模和装备了如指掌——他们不仅在之前数月的时间内搜集了详细的情报，而且在电视上也看得一清二楚。

埃及军队到达西奈后，开始与联合国紧急部队面对面地相遇。该部队是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后被部署到西奈半岛的，目的即维护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该部队共包括驻扎在41个观察站的4500名国际战士，这些观察站位于沿埃以边境的加沙地区以及西奈半岛南部的沙姆沙伊赫。

夹在埃及部队和以色列边境之间的联合国部队现在成了一个障碍：如果两军之间存在一个缓冲区，埃及军队如何对以色列人构成可信的威胁呢？于是埃及总参谋长致信联合国紧急部队长官，要求联合国部队撤出埃以的东部边境。联合国部队长官将这一请求转达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 Thant），后者回复说基于主权埃及有权利要求联合国部队撤出其领土，但他仅接受联合国部队的完全撤离。吴丹表示，联合国紧急部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撤出该部队位于东部边境的部分同时又保留位于加沙地带和蒂朗海峡的维和部队将毫无意义。经过对联合国秘书长答复的慎重考虑，5月18日埃及政府最终要求联合国部队完全撤出西奈半岛。最后一支联合国部队于5月31日完成了撤离。突然之间，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之间不再有任何缓冲地带，两国间紧张关系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是纳赛尔的第二个误判，也让他离战争更近了一步。

联合国部队的撤离为纳赛尔制造了一个未曾预见的外交难题。1957年以来，联合国部队维持蒂朗海峡向所有船只开放，无论这些船只的国旗或目的地如何。这促成以色列在这10年之内可由其港口埃拉特向红海自由航行。联合国部队撤出后，蒂朗海峡主权重归埃及人手中，其阿拉伯邻国开始向埃及施加巨大的压力，要求其禁止所有以色列船只或驶往埃拉特的船只通过蒂朗海峡。正如安瓦尔·萨达特回忆的，“很多阿拉伯兄弟开始批评埃及向国际特别是以色列航线开放……蒂朗海峡”。

在1967年5月激烈的气氛中，纳赛尔最终屈服于压力。他召开了一次最高执行委员会会议，与会者包括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元帅、总理西德基·苏莱曼（Sidqi Sulayman）、议长安瓦尔·萨达特以及其他自由军官领导人。“现在我们集结在西奈半岛，”纳赛尔表示，“战争的概率是五五开。如果我们关闭［蒂朗］海峡，战争肯定100%要爆发。”纳赛尔转向他的武装部队总司令，问道：“阿卜杜·哈基姆，军队做好准备了吗？”阿米尔的回答是肯定的：“是的，领袖!我以项上人头保证！一切都完美无缺了。”21

5月22日，埃及宣布禁止一切以色列船只以及驶往埃拉特的油船通过蒂朗海峡。纳赛尔对于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判断非常准确：对以色列而言，对其海路航线的威胁已然构成战争的理由。

至5月底，阿拉伯世界已经放弃了任何避免战争的努力。对于1948年、1956年两次失败的战争以及一系列小规模的袭击，阿拉伯公众仍感到愤恨心痛，因而迫不及待地盼望看到以色列受到致命一击。官方电视台对埃及部队动员情况的详尽报道，也提升了公众的预期，似乎清算的时刻已近在眼前。阿拉伯国家间开展合作，意味着以色列将同时面对三条战线的进攻。叙利亚和埃及已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条约；5月30日，约旦国王侯赛因也飞往开罗，将其命运与纳赛尔绑定在一起。现代化的武器、统一的意图、强有力的领导人，似乎阿拉伯人已经拥有了彻底击败以色列人所需的一切。然而在这一切虚张声势的背后，阿拉伯人比以往任何一次战争都缺乏准备。

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并未吸取1948年阿以战争的教训，他们并未采取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作战计划。尽管相互间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但埃、叙、约三国间并不存在军事协调，更别说击败如以色列这样一个顽强的敌人所需的战略。更糟糕的是，埃及已将其财政与军事资源浪费在也门的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之上：1967年5月，埃及武装部队仍有三分之一的兵力被牵制在也门，这就好比埃及在投入一场战争时自缚一臂。

与以色列的战争肯定是纳赛尔在1967年时最不愿看到的情况，但他已经被自己的成功所绑架。埃及人民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响应他的动员，信任他的领导。他们极为相信他的领导才能，坚信他将成为拯救者。因此，纳赛尔的公信力及其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都处于胜败的关头。由于他的每一次误判使得他更接近战争，他本人可用于避免战争的回旋余地已越来越小。

埃及的战争动员在以色列激发了深沉的危机感。由于越来越担心阿拉伯敌人的包围，以色列公众指望着政府的承诺，也变得更加焦虑。以色列总理列维·艾希科尔希望在爆发全面战争之前尝试所有的外交手段。以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为首的将军们则持不同的观点：他们相信如果他们行动足够迅速，在敌军建立起巩固的阵地并协调好进攻计划之前，以军有能力击败每一支阿拉伯军队。内阁会议中分歧愈发严重：艾希科尔担心在三条战线上与埃及、叙利亚、约旦同时开战；即使是已退休的鹰派前总理大卫·本-古里安，也对拉宾的战争动员表达了保留意见。“你已将国家引入了一种非常严峻的处境，”他温和地批评拉宾，“我们绝不能开战。我们被孤立了，你要负全责。”22

在关闭蒂朗海峡与战争爆发之间的两周是一段极为紧张的时期，在以色列被称为“等待期”。以色列公众担心他们国家的根本生存，对他们的总理缺乏信心，因为后者看起来过于优柔寡断。

5月底成为事态的转折点。由于在联合政府中受到孤立，艾希科尔被迫任命强硬的退役将军摩西·达扬（Moshe Dayan）进入其内阁担任国防部部长。达扬进入政府使得内阁的天秤倾向了主战派。在得到美国在战争爆发时将支持以色列的保证后，以色列内阁于6月4日举行会议，决定发动战争。将军们立即采取行动。

1967年6月5日早8点，约旦阿杰隆的一部预警雷达监测到了由以色列空军基地出发、驶往西南方向的多批战机。约旦操作人员立即向位于开罗的埃及空军防御中心以及埃及国防部传达警报信号。但他的警告却没有被听到：主接收中心值班的士兵将其收音机调到了错误的电台，国防部值班的军官则未能向部长传达这一消息。以色列在完全出其不意的优势下发动了战争。

在多批以色列战机驶向埃及领空的同时，埃军总指挥阿米尔元帅正和几名高层军官搭乘一架运输机，前往西奈检阅空军和步兵阵地。西奈的高级指挥中心负责人阿卜杜·穆哈辛·穆尔太吉（Abd al-Muhsin Murtagi）将军正在泰马达空军基地地面上等待迎接埃及军队的最高首领。他回忆说：“8点45分，以色列战机袭击了机场，摧毁了所有的埃及战机，还对跑道进行了轰炸，使之无法继续使用。”由于无法着陆，阿米尔的飞机被迫飞回了开罗，而西奈所有的空军基地都同时受到了攻击。23

恰恰在同一时间，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斐伊（Husayn al-Shafʻi）正陪同伊拉克总理塔希尔·叶海亚（Tahir Yahya）参观苏伊士运河区。他们于8点45分降落在法伊德机场，正赶上第一波以色列战机发动袭击。沙斐伊写道：

我们的飞机刚一成功着陆，两枚炸弹就在附近爆炸。我们狼狈不堪地走下飞机，在地面上躲避了起来，目睹了事态一分钟一分钟地发展。敌机以3—4架为一组，每隔10—15分钟会发动一次袭击，袭击目标主要是那些停在地面上一动不动的埃及战机。这些飞机的机翼相互连接在一起，仿佛是特别准备好，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不费吹灰之力地被摧毁一样。敌军每出动一架次，都会有一两架埃及飞机爆炸起火。24

代表团乘汽车返回开罗途中，每经过一处空军基地都会看见成排的烟柱滚滚升起。

在不到3小时的时间内，以色列空军取得了对埃及空军的绝对优势，歼灭了后者所有的轰炸机和85%的战斗机。雷达系统和飞机跑道也遭受重创，以至于其他战机也无法继续使用埃及领空。事实上，纳赛尔曾向阿尔及利亚政府请求借用其米格战机，之后才意识到埃及空军基地所受重创已使其无法部署这些飞机。

埃及空军完全瘫痪后，以色列继续将矛头转向约旦和叙利亚。根据6天前与纳赛尔达成的防御协议，侯赛因国王已将其军队置于埃及人的指挥之下。埃及指挥官命令约旦炮兵和空军向以色列空军基地发动进攻。规模有限的约旦空军出动了头一批架次，随后返回基地加油，但刚刚午后便遭遇了以色列战机的袭击。仅用了两个批次，以色列人便歼灭了整个约旦空军，包括飞机、跑道和基地。他们随即向叙利亚人发动袭击，在一个下午的时间内消灭了叙空军三分之二的有生力量。

一旦取得制空权之后，以色列人很快便派出几波地面部队，试图歼灭其阿拉伯敌人——埃及、约旦、叙利亚，以避免同时面临多线作战的风险。他们先从西奈动手，派遣了约7万名步兵以及700辆坦克来迎战该地区约10万兵力的埃及部队。经过6月5日的激烈战斗，以色列人占领了加沙地带的大部分地区，突破了地中海沿岸的埃及防线，在黄昏时已控制了西奈东部的战略要冲艾布·欧维格莱。

埃及人进行了反击。次日清晨，埃及指挥官命令一个装甲旅尝试夺回艾布·欧维格莱。盖迈西将军是一位见证者。“我目睹了一个装甲旅遭到攻击。那场面真是令人心碎。以色列飞机在空中享有完全的自由，埃及坦克在白昼之下穿越空旷的沙漠，在缺乏有效防御手段的情况下成为轻松的射击目标。”25到下午时，埃及人已放弃了进攻。在未咨询战场指挥官的情况下，陆军元帅阿米尔贸然下令从西奈全面撤退，以便在苏伊士运河西岸重整部队。由于完全缺乏组织与协调，这次撤退将埃及人的败局转变为溃败。盖迈西回忆自己目睹了部队“在敌方不间断的空袭之下……以最悲惨的方式进行着撤退，米特拉山口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墓地，到处散布着尸体、起火的设备和爆炸的弹药”。26

既然埃及军队已经被彻底消灭，以色列人便转向约旦战线。在6月5日空袭成功后，以色列人利用其空中优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们轰炸了固守约旦河西岸的约旦装甲部队。6月5日夜间，以色列继续对耶路撒冷和杰宁的约旦阵地进行联合攻击，直至黎明时分空军再次发动空袭为止。至6月6日，约旦地面部队已被围困在耶路撒冷老城之内，在杰宁的守军则准备撤离。侯赛因国王亲自赶往前线来判断战场的局势。他回忆道：“我永远也无法忘记那幻影般的失败景象。路上塞满了卡车、吉普车和其他各类车辆，有的扭曲变形，有的开膛破肚，有的凹痕累累，同时还冒着烟。这座大坟墓里都是人，2—30人一组不等，一个个遍体鳞伤、筋疲力尽，绝望地试图从以色列空军的致命打击下开辟一条逃生路线。当日艳阳高照，万里无云，以色列的幻影战机群就在他们头顶上盘旋轰鸣。”27

侯赛因国王继续坚持抵抗，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因脱离阵线而受到阿拉伯同胞的指责，另一方面也寄希望于一项联合国停火协议，从而有可能保全其在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地位。但停火对约旦而言来得太迟了：6月7日清晨耶路撒冷老城陷落，而在以色列人同意与约旦达成停火之前，西岸其他地区的约旦阵地也已经土崩瓦解。6月8日，叙利亚和埃及同意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但以色列却利用有利形势向叙利亚发起进攻，占领了戈兰高地。1967年6月10日，“六日战争”正式宣告结束。

埃及的指挥官们对他们的损失感到震惊，便诉诸幻想来争取时间。在战斗打响的第一天，开罗官方报道称击落了161架以色列战机。28叙利亚人如法炮制，宣称在战斗打响的最初几个小时内击落了61架以色列战机。一场协调一致的虚假宣传就此开始，假消息通过无线电传播，随后由政府控制的报纸转载，这让阿拉伯世界民众相信，以色列已接近于完全战败。一位埃及情报官员回忆道：“我们从广播中收听有关战争的消息，整个世界都以为我们的部队已经推进到特拉维夫郊区。”29

至于那些阿拉伯领导人愿意承认的挫败，他们将之归咎于美国人与以色列人共谋。在战争的第一天，“阿拉伯人之声”便开始广播对美国的指控：“美国是敌人。美国是以色列背后的敌对势力。阿拉伯人啊，美国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是生命的杀手，是嗜血的恶魔，正是美国妨碍你们消灭以色列。”30事实上，纳赛尔专门联系了约旦国王侯赛因——后者在阿拉伯进步阵营中因其与英、美两国的密切联系而臭名昭著，以便在声明中协调一致，将以色列人在战场上的收益归因于英、美的共谋。在一次被以色列人破译的轻率的电话交谈中，纳赛尔为侯赛因国王的默许而欢欣鼓舞。“我会发表一份声明，”纳赛尔解释说，“你也要发表一份声明，我们会确保让叙利亚人也发表一份声明，在声明中指责美国和英国战机从其航空母舰上参与了对我们的空袭。我们会强调这一点。”311956年英、法曾伙同以色列发动对埃及侵略这一事实，也增加了阴谋论谣言的可信度。

阿拉伯领导人所推动的虚假宣传攻势仅仅延缓了可怕的清算之日，在那一天，他们将不得不向本国公民揭示其失败的惨重程度：埃及、约旦、叙利亚三国军队和空军的完全失败，广阔阿拉伯领土——包括埃及整个西奈半岛，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阿拉伯东耶路撒，叙利亚戈兰高地——被占领的事实。

然而，在6月的第一周，被蒙骗的阿拉伯民众仍在庆祝胜利。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欢腾的人群在组织胜利庆典，从未怀疑他们的领导人在向他们撒谎。安瓦尔·萨达特回忆了当他看到自发的游行队伍“庆祝我们的媒体每小时推出的关于莫须有的胜利的报道”时的那种绝望感：“他们在庆祝一场想象的胜利——庆祝一场实质上的失败——这一事实，使我对他们感到歉意和同情，同时对那些欺骗了他们和整个埃及的人感到深深的厌恶。”萨达特甚至不敢想象那个不可避免的真相大白的时刻，那一刻埃及人民“意识到他们被兜售的那场胜利实际上是一场可怕的灾难”。32

那一刻终于在6月9日来临。当日，纳赛尔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对这次“逆转”承担全部责任，并递交了辞呈。他称这场战争为“大挫折”。他坚持指控英、美与以色列人合谋，宣称这场战争只不过是帝国主义试图主导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漫长历史中的最新篇章，而现在美国成为急先锋。根据萨达特的回忆，纳赛尔表示美国“希望独自控制全世界并且‘统治’埃及。由于纳赛尔不允许这一愿望的实现，他别无选择，只有下台并交出权力”。33

就在广播之后，开罗的大街小巷迅速挤满了示威者。萨达特在其回忆录中回忆道：“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和行业的男人、女人与儿童，被一种危机感团结为一个坚强的整体，他们协调一致，共同发声，呼吁纳赛尔留任。”接受战败的震惊对埃及人民而言已然足够困难了，他们不想在没有纳赛尔的情况下承担这一切。对埃及人而言，维护他们的领袖正是抵抗失败和外部控制的一部分——“这一次是美国而非英国”。萨达特称，连续17个小时人们拒绝离开街道，直到纳赛尔最终宣布撤销了辞呈。34尽管同意继续留任，纳赛尔自此再也没有从这次“大挫折”中恢复过来。

1967年战争的失利为阿拉伯政治开启了一个激进的新时代。失败的惨烈程度加之对阿拉伯民众的故意欺骗，触发了一场对阿拉伯政治领袖的信任危机。即便是拥有民众拥护的纳赛尔也未能逃脱公众的鄙夷。萨达特对其前任并不总是表现得宽宏大量，他就曾回忆，1967年战败后，“各地的民众如何嘲讽［纳赛尔］，将他视为一个笑柄”。阿拉伯巨人纳赛尔跌下神坛，这给了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片刻的喘息。过去一旦与埃及的政策有所出入，他们就要面临纳赛尔宣传机器通过“阿拉伯人之声”广播而散布的激烈攻击，现在他们终于不用再提心吊胆。但这一时刻并未延续多久，在“大挫折”之后，针对阿拉伯领导人的内部威胁迅速增长。

正如1948年战争后所发生的，民众幻想的破灭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触发了一波反对现任政府的政变和革命的浪潮：1968年，伊拉克总统阿卜杜·拉赫曼·阿里夫（Abd al-Rahman ʻArif）被复兴党领导的政变推翻；1969年，利比亚伊德里斯国王（King Idris）被以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为首的自由军官推翻；1969年，加法尔·尼迈里（Jaʻfar al-Numayri）从苏丹总统手中夺取权力；1970年，叙利亚总统努尔丁·阿塔西（Nur al-Din Atassi）被一场军事政变推翻，哈菲兹·阿萨德夺取政权。上述新政府无一例外地采纳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纲领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号召摧毁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并战胜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

1967年战争彻底改变了美国在中东的地位。从那时起，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特殊关系就开始了，这一关系有多好，阿拉伯人对美国的敌意就有多深。双方之间的分歧必然会出现，因为彼此的地缘战略优先关切不同：美国人无法说服阿拉伯人站在自己一边对抗苏联威胁，阿拉伯人也无法让美国人认同他们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威胁的看法。

1967年战争期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领导的政府放弃了在阿以冲突中的中立地位，转而支持以色列。他们相信纳赛尔和他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正把阿拉伯世界带入苏维埃阵营，他们很高兴看到他在失败中名誉扫地。而纳赛尔则开始相信自己的虚假信息，即声称美国站在以色列这边，参与了战争。最初，这只是为了转移国内批评的烟幕，但现在却逐渐演变成一种信念，即美国在新一轮帝国主义浪潮中，利用以色列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阿拉伯世界各处都用以色列和美国之间所谓的勾结来解释那场没有人能想象到的失败。因为美国在1967年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除突尼斯、黎巴嫩、科威特和沙特外，其他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断绝了与美国的关系。

事后来看，我们知道纳赛尔关于美国站在以色列一方参与战争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战争爆发后第四天，以色列空军和海军袭击了一艘美国侦查船“自由号”，造成34名美国军人死亡、171人受伤。以色列人从未公开解释过这次袭击，尽管很明显，他们希望通过攻击，使美国人无法监控他们在战场上的通信信号。不过，这样一次无缘无故且造成美军如此重大伤亡的袭击行为，竟然能够如此轻易地得到宽恕，这一事实已然反映出美、以两国间全新的特殊关系的本质。

“六日战争”后，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立场同样明显趋于强硬。自1948年这个犹太国家成立以来，阿拉伯国家曾几次主动示好，阿拉伯和以色列领导人之间也曾有过几次秘密外交。1954年，纳赛尔曾与以色列人进行了秘密接触;1963年，侯赛因国王则与这个犹太国家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渠道。351967年阿拉伯战败后，所有与以色列人的秘密谈判都戛然而止。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最大的纳赛尔和侯赛因都希望通过协商，与以色列达成一项战后解决方案，以收复阿拉伯领土。然而，1967年8月底至9月初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召开的阿拉伯国家首脑峰会所采取的强硬路线，却将二人彻底边缘化。喀土穆峰会因划定了阿拉伯外交中“三不原则”而闻名于世，即不承认犹太国家、不与以色列官员进行谈判、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不缔结和约。自此以后，阿拉伯政治的道义制高点将通过对此次峰会决议的遵循程度来衡量。

国际社会仍希望将以色列和阿拉伯人聚在一起，以便达成一项公正而持久的和平。当联合国于1967年11月就这一议题展开辩论时，发现阿拉伯世界就外交解决的可能性问题产生了分裂。联合国安理会于1967年11月22日一致通过的第242号决议，为基于土地换和平原则解决阿以冲突提供了法律框架。该决议呼吁“以色列军队撤出在当前冲突中占领的领土”，从而换取“对该地区内所有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以及他们在安全、公认的边境内和平生活权利的尊重和认可”。联合国第242号决议仍是后续关于阿以冲突的一系列“土地换和平”倡议的基础。

该决议获得了埃及和约旦的支持，但却未能赢得叙利亚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对这些国家来说，喀土穆峰会所制定的“三不原则”排除了第242号决议所隐含的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这是一种顽固的不妥协立场，但在1948年、1956年和1967年连续输掉三场对以色列的战争之后，大多数阿拉伯领导人只愿接受从一个强势的立场来与犹太国家展开谈判。1967年之后，这些领导人坚信阿拉伯人在目前的处境下无力展开谈判。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战后外交中，巴勒斯坦人失去的东西最多。自从被驱赶出其家园以来，巴勒斯坦人在过去的20年内从未被国际社会承认为一个拥有民族权利的独特民族。自委任统治时代以来，他们就一直被称呼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而非巴勒斯坦人。1948年，巴勒斯坦犹太人采纳了以色列人作为民族身份，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却依旧仅仅是“阿拉伯人”，或者是“以色列阿拉伯人”，即那些在以色列国建立时选择留守其家园的人口少数，或者是“阿拉伯难民”，即那些为躲避战乱而逃亡至邻近阿拉伯国家的难民。对西方公共舆论而言，这些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或埃及的阿拉伯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在适当的时候将被他们的接收国吸收。

1948—1967年间，作为一个政治群体的巴勒斯坦人完全消失。当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宣称不存在什么巴勒斯坦人之时，国际社会中很少有人会质疑她这一明显出于自利考虑的说法。巴勒斯坦人这种缺乏民族诉求的现状也反映在1967年秋的联合国辩论之中。尽管现在我们听起来很合理，第242号决议在当时却意味着全部巴勒斯坦民族诉求的终结。“土地换和平”原则在将阿拉伯巴勒斯坦剩余狭小领土归还于埃及或约旦的监管之下的同时，将承认以色列在民族国家集团中的永久地位；之前被称为巴勒斯坦的那个国家将在地图上永远消失，而所有在1948年、1967年两次战争中作为难民被逐出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将不再有国家。拒绝第242号决议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还不够，他们必须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使国际社会关注到其事业的公正性。

20年以来，巴勒斯坦人始终将他们的事业托付给阿拉伯兄弟，寄希望于通过阿拉伯人的联合行动来实现被占家园的解放。1967年阿拉伯人的集体失败，最终说服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者去把握主导权。受第三世界革命者的启发，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团体发起了自己的武装斗争，其斗争对象不仅是以色列，还包括那些阻碍他们的阿拉伯国家。

20世纪50年代初，巴勒斯坦武装抵抗运动的创始人们在开罗首次会面。1952年，一位名叫亚西尔·阿拉法特（1929—2004）的工程学学生，同时也是1948年战争的亲历者，当选为开罗巴勒斯坦学生联盟主席。他正是利用这一职位激励了一代巴勒斯坦青年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献身。

萨拉赫·赫莱夫（Salah Khalaf）是阿拉法特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后来以其化名艾布·伊亚德（Abu Iyad）闻名于世。1948年阿以战争期间，15岁的赫莱夫被迫从家乡雅法迁居至加沙地区。随后他又前往开罗的师范学院学习，在1951年秋巴勒斯坦学生会的一次会议上遇见了阿拉法特。“他比我年长4岁，”赫莱夫回忆说，“我立即就被他的精力、热情和事业心所吸引。”1948年灾难后，两人意见相投，都不信任阿拉伯政权。赫莱夫回忆，在纳赛尔和自由军官上台后，“一切看起来皆有可能，甚至解放巴勒斯坦也不例外”。36

事实证明，革命时代的埃及对巴勒斯坦政治而言是一个艰难的环境。尽管许诺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但纳赛尔政府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活动施加着严密的控制。在随后的几年内，巴勒斯坦学生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散布开来，在多个国家建立了稳固的落脚点，而这些落脚点最终发展为组织化的基层团体。1957年，阿拉法特迁居至科威特，两年后赫莱夫也前往科威特与其会合。其他人，如现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穆德·阿巴斯，则在卡塔尔找到了工作。受过良好教育的巴勒斯坦人在新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将他们的资源导向了民族事业，即巴勒斯坦的解放。

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巴勒斯坦人才开始创建独立的政治组织。1959年10月，阿拉法特、赫莱夫与另外20名巴勒斯坦活动人士在科威特举行了一系列会谈，旨在建立法塔赫。该组织的名称具有双重的重要性：一方面，它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Harakat Tahrir Filastin）首字母缩写的倒置形式；另一方面，它又与阿拉伯语“征服”一词具有相同的拼写形式。该运动提倡通过武装斗争超越派系主义，实现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在随后的5年内，该组织在新成员招募和组织方面也将取得飞速的进展。法塔赫开始出版一份名为《我们的巴勒斯坦》（Filastinuna）的刊物来传播其观点，这份刊物的编辑哈利勒·瓦齐尔（Khalil al-Wazir，化名为艾布·吉哈德）也将成为法塔赫的官方发言人。

阿拉伯国家决定建立一个官方机构来代表巴勒斯坦人的诉求。1964年首届阿拉伯国家首脑峰会在开罗举行，峰会呼吁建立一个新组织，以便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在他们祖国的解放、命运的自决方面扮演自身的角色”。阿拉法特及其同僚对这个被称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新机构怀有强烈疑惧。在建立巴勒斯坦人自己的解放组织的过程中，却没有征求巴勒斯坦人的意见。不仅如此，纳赛尔还指派律师艾哈迈德·舒盖里（Ahmad Shuqayri）来领导巴解组织，而后者在巴勒斯坦人中的威望最多也只能说有限。舒盖里出生于黎巴嫩一个混合了埃及、希贾兹、土耳其多种血统的家庭，截至1963年一直担任沙特驻联合国代表。阿拉法特和其他法塔赫积极分子深信，阿拉伯各政权建立巴解组织乃是为了控制巴勒斯坦人，而非帮助他们投身于祖国解放的事业。

起初，法塔赫试图与巴解组织合作。阿拉法特和赫莱夫在舒盖里访问科威特期间同他举行了会面，并派遣代表参加了1964年5月在巴勒斯坦举行的第一届巴勒斯坦国民大会。巴解组织在耶路撒冷大会上正式宣告成立。受邀参会的422名代表——绝大多数来自精英家庭——重组为巴勒斯坦国民大会，扮演着某种流亡议会的功能。大会通过了一整套目标，这些目标在《巴勒斯坦民族宪章》（Palestinian National Charter）中被奉为金科玉律。该新组织甚至呼吁建立一支巴勒斯坦民族军队，这支军队后来被称为巴勒斯坦解放军。法塔赫在大会上彻底被边缘化，在离开耶路撒冷时已决心要抢这个新巴勒斯坦官方机构的风头。为了抢占先机，法塔赫决定对以色列发动一次武装袭击。

法塔赫的第一次反以行动在军事层面是一次失败，但在宣传层面却大获成功。按计划，三支突击队将于1964年12月31日分别从加沙、约旦和黎巴嫩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然而，埃及、约旦和黎巴嫩政府都有意避免巴勒斯坦人激怒以色列人，深知任何敌对行动都将使他们自己的领土面临严厉的报复。埃及政府在行动开始前一周拘捕了加沙的法塔赫敢死队；黎巴嫩安全部队在第二组人马抵达黎以边境前实施逮捕；第三支队伍于1965年1月3日由约旦河西岸进入以色列境内，并在一个灌溉水泵站内安放了爆炸装置，但在爆炸前，以色列人便发现并解除了爆炸物。返回约旦境内后，这些巴勒斯坦突击队员随即被捕，一名游击队员在拒捕中被杀。法塔赫有了自己的第一位烈士，尽管值得注意的是，他是被自己的阿拉伯同胞所杀。

与法塔赫的实际军事目标相比，这些最终未成功的袭击的象征意义远为重要。1965年元旦当天，法塔赫假托“风暴”（al-Asifa）组织之名发布了一条军事声明，宣称：“我们的革命先锋队破土而出，坚信武装革命才是回归和自由的途径，同时也是为了向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及其资助者强调，巴勒斯坦人民仍然在战场上，他们并没有死去，而且永远也不会死去。”37

全世界的巴勒斯坦人都因这则消息而振奋不已。“1965年1月1日，法塔赫为现代巴勒斯坦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武装斗争战士莱拉·哈立德（Leila Khaled）写道，他全家在1948年被逐出海法。对莱拉而言，上述行动象征着巴勒斯坦革命的开端，也是迈向其祖国解放的第一步。“巴勒斯坦人民在流亡中度过了17年，生活在阿拉伯领导人编织的幻想之中。1965年，他们决定必须自己解放自己，而非等待真主的佑助。”38

在最初的18个月中，巴勒斯坦武装斗争仍是一支边缘化的力量，很容易受到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的遏制。萨拉赫·赫莱夫称，在1965年1月至1967年6月期间法塔赫共开展了“约200次突袭行动”，但他也承认这些袭击“在规模上很有限，并无法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或稳定造成威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拉伯人在1967年的失败对巴勒斯坦武装斗争而言却成为解放的时刻。考虑到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现处于以色列人的占领之下，而非埃及或约旦的统治之下，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首次有机会以被占领土地上巴勒斯坦人代表的身份发声，正如1948—1967年期间那阵。此外，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从被击败的阿拉伯国家手中获得了自由。过去，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对法塔赫和其他巴勒斯坦派别施加着严格的限制。“六日战争”后，心怀愧疚的纳赛尔不再阻碍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行动自由，而是利用其已被削弱的威信向其他与以色列接壤的阿拉伯国家施压，要求后者允许巴勒斯坦人从他们的领土上向以色列发动袭击。

“六日战争”结束伊始，约旦成为巴勒斯坦军事行动的首要中心。在其武装部队遭遇毁灭性打击并失去约旦河西岸地区之后，侯赛因国王开始默许法塔赫的反以行动。巴勒斯坦各武装派别在约旦河谷的卡拉迈村建立了指挥部。以色列人开始留意法塔赫的准备工作。1968年3月，法塔赫接到约旦当局警告，称以色列人即将对其位于卡拉迈的基地发动突袭。面对实力占优的以色列军队，巴勒斯坦人决定坚守阵地、抵抗敌军，而不是提前撤退。约旦人则同意从俯瞰约旦河谷的高地上提供炮火支持。

3月21日，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以色列分遣队跨越约旦河，试图摧毁法塔赫的指挥部。约1.5万名以色列步兵和装甲部队向卡拉迈村和法塔赫训练营同时发起了攻击。马哈穆德·伊萨，一位在1948年被迫迁离阿卡的难民，当时就在现场。伊萨回忆说：“我们收到命令，不要介入行动的第一阶段，艾布·阿马尔［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化名］亲自过来解释说，在这样绝望的局势下，只有通过计谋，我们才有可能生存下来。他毫不费力地说服了我们。在物力方面，我们无力保卫卡拉迈。”事实上，据现在估计，当时在卡拉迈只有250名法塔赫游击队员和行政人员，以及当时以卡拉迈为基地的约80名巴勒斯坦解放军成员。伊萨继续写道：“我们唯一的选择，是伏击以色列人，并且要选择正确的时机。”39

伊萨和他的同伴在训练营外布置好阵地，以便在日落时分发起反击。伊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白昼慢慢地逝去，卡拉迈完全消失在暮色中，只剩下废墟。很多女人、男人和儿童遭到俘虏，还有很多人死去。”以色列人在约旦猛烈炮火的攻击下完成任务后开始撤退。这正是伊萨和他的同伴等待的时刻。

当（以色列）坦克从我们阵地边驶过的时刻，我们收到发起进攻的信号。无论对我还是我的同志们而言，这都是个如释重负的时刻，就好像我们已经憋气憋了太长时间。我们径直向前冲锋，但还嫌跑得不够快。我们可以想象以色列人的吃惊程度，他们眼见那些本以为已经埋藏在碎石瓦砾之下的突击队员现在突然向他们冲来。灯光熄灭了。跨越约旦河的桥梁被炸毁了。坦克的履带也停止了转动。在［约旦］炮火的掩护下，一场新的战斗打响了。

在以色列人完全撤出约旦领土之前，巴勒斯坦人凭借枪榴弹和轻型武器摧毁了多辆以色列军车，并对以军造成了一定数量的伤亡。

对巴勒斯坦人而言，卡拉迈之战是为求生存、反抗强大敌军而取得的一场胜利；而当以色列人在炮火下被迫撤退之时，卡拉迈之战也成为捍卫巴勒斯坦人尊严的时刻（值得一提的是，“卡拉迈”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尊严或尊重）。然而，尊严的代价是高昂的。尽管阿拉伯媒体报告了一些夸大的数据，但至少28名以色列人、61名约旦人和116名巴勒斯坦人在这次行动中丧生。40但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卡拉迈之战却被奉为巴勒斯坦人的一场彻底的胜利。自1948年以来，首次有一支阿拉伯军队在战场上直面以色列人，同时证明其敌人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法塔赫成为这次战役的首要受益者。莱拉·哈立德带着某种冷静的批评口吻回忆道：“阿拉伯新闻媒体夸大了这一事件，结果看来似乎离完成解放巴勒斯坦的大业都只有一步之遥了。数千名志愿者蜂拥而入，金钱和武器更是积压如山。法塔赫——一个由几百名半正规的游击队员组成的组织——在阿拉伯人眼中似乎可以与1949年10月前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相提并论了。甚至连侯赛因国王也宣称他是一名突击队员！”41法塔赫的创立者之一萨拉赫·赫莱夫也表示他们的办公室已然被成群的志愿者淹没，志愿加入突击队的人数在战役后头两天就达到了约5000人。相应地，法塔赫反以军事行动的次数也迅速增长：从1968年的55次行动猛增至1969年的199次，在1970年的最初8个月中更是达到了顶点——279次。42

民众对巴勒斯坦武装抵抗运动尤其是法塔赫的支持，掩盖了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内部分裂的宗派主义和深刻的政治分歧。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催生了不同的斗争策略，也导致巴勒斯坦武装抵抗由游击战争走向了激进主义。

1967年战争后，巴解组织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型。艾哈迈德·舒盖里从未对广义上的巴勒斯坦运动建立起有效的领导权，最终于1967年12月辞去了巴解组织主席的职务。尽管阿拉法特的法塔赫运动处于接管巴解组织的优势地位，但法塔赫的追随者还是决定维持现状，保留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所有派系的门面，而法塔赫则成为巴解组织伞状结构下的主导性政党。1969年2月，亚西尔·阿拉法特当选为巴解主席，在2004年去世前他将一直保留这一职位。

并非所有的巴勒斯坦团体都接受法塔赫的领导地位。医生出身的乔治·哈巴什（George Habash, 1926—2008）领导下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以下简称“人阵”），与法塔赫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歧。“人阵”认为基于中国和越南模式，只有在一场社会革命之后争取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才可能取得胜利；相比而言，法塔赫将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置于首位。这位“人阵”的领导人对法塔赫不屑一顾，认为法塔赫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破产的敌对组织，并被他眼中腐败的阿拉伯国家政府所玷污。

法塔赫控制了巴解组织之后，“人阵”领导层决定坚持他们自己通向巴勒斯坦革命的道路，唤起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议题的关注。他们脱离法塔赫，以便通过在以色列境内的游击行动来寻求武装斗争；而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高伤亡率（根据以色列数据，至1969年底已有1350名游击队员被杀，2800人被俘），这一策略看起来越来越不切实际。43为实现唤起对巴勒斯坦问题国际关注的既定目标，“人阵”转而采取针对境外以色列和美国目标的高调行动。

“人阵”是参与空中劫持行为的首个巴勒斯坦组织。1968年7月，3名“人阵”突击队员劫持了一架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民航飞机，并命令飞行员在阿尔及尔降落。与劫持人质相比，劫机者更愿意举办一个记者招待会，因而毫发无损地释放了所有乘客。1968年12月，卡拉迈战役的亲历者马哈穆德·伊萨在雅典清空并破坏了另一架以色列航空的飞机。他收到上级的指示要向希腊政府投降，希望对他的审判能激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从而成为向全球听众展示巴勒斯坦议题的一个平台。伊萨原原本本地执行了他的任务，劫持并清空了飞机，随后在空荡荡的机舱内引爆手雷，并向迷惑不解的希腊政府自首。

作为对巴勒斯坦袭击其客机的回应，以色列人轰炸了贝鲁特国际机场，炸毁了黎巴嫩国家航空公司中东航空的13架波音飞机。“我们感谢以色列人争得了黎巴嫩人对［巴勒斯坦］革命的支持，”莱拉·哈立德不无嘲讽地评论道，“我们也非常赞赏他们如此大胆地炸毁了那些70%—80%的股权为美国人持有的飞机！”44

“人阵”认为其策略正在取得成果，坚信他们已然使国际社会聚焦于巴勒斯坦议题。“整个世界最终被迫关注巴勒斯坦人的行动。阿拉伯媒体无法忽视他们，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无法掩饰这些行动。”哈立德总结道。45然而在国际媒体中，巴勒斯坦人正在赢得的声誉却是“恐怖主义”，这一标签将削弱他们的运动在西方公共舆论中的合法性。

正如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一样，女性在巴勒斯坦武装斗争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艾米娜·宰哈布尔（Amina Dhahbour）是第一位参与劫机行动的巴勒斯坦女性，1969年2月她在苏黎世强行控制了一架以色列航空的客机。宰哈布尔的行动鼓舞了其他投身巴勒斯坦运动的女性。莱拉·哈立德在英国广播公司国际新闻频道听到这则消息后，便立即转告了她的女性同胞。“几分钟之内，我们集体庆祝巴勒斯坦的解放，庆祝女性的解放。”她回忆道。46

哈立德当时刚刚加入“人阵”不久。她志愿提出加入特别行动小组，随后被派往安曼接受训练。1969年8月，哈立德接到了她的第一次任务。“莱拉，”她的上司们对她说，“你要去劫持一架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她因这项任务而兴奋不已，将之视为一次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使命。47她坚定地认为劫持以色列和美国飞机的策略推动了解放巴勒斯坦运动的战略目标。哈立德写道：“总体而言，我们行动的目标并非要重创敌人——因为我们缺乏做到这一点的能力，而是为了传播革命话语、恫吓敌人、动员我方群众、将巴勒斯坦议题国际化、团结进步力量，并在西方公共舆论面前凸显我们的不满，因为西方舆论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引导下（对巴勒斯坦人的不满）始终无动于衷。”48劫持这架客机的日期将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举办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年会上发表讲话的日期一致，即1969年8月29日。

考虑到今天机场内所采取的严密安保措施，莱拉·哈立德及其同伴在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竟能如此轻易地将手枪和手榴弹偷运上环球840航班，似乎让人难以置信。起飞后不久，她的同谋者强行进入驾驶舱，并宣布飞机处于一位“新机长”的指挥之下，随后莱拉便接管了飞机的指挥权。“为了展现我的可信度，我立即把手榴弹的安全扣作为纪念品送给了［飞行员］卡特机长。他礼貌地拒绝了我的礼物。我把它扔在他的脚下，开始了我的演说：‘如果你服从我的命令，一切都会平安；如果你拒不合作，你要为乘客和飞机的安全负责。’”49

确保了对飞机的控制之后，哈立德开始充分享受她的指挥权。她命令飞行员飞往以色列；直接与航线中的飞行交通管制员进行对话；还强迫以色列当局以“人民阵线，自由的阿拉伯巴的勒斯坦”取代“TWA840”，作为对该航班的称呼。在3架以色列战斗机的影随之下，她迫使飞行员在她的出生地海法上空盘旋，这也是自1948年以来她首次看到这座城市。最后，她命令飞行员在大马士革降落，最终所有的乘客都被安全释放。莱拉及其同伙被叙利亚政府软禁长达45天，随后才被允许返回黎巴嫩。他们的任务取得了完满的成功，且全身而退。

20世纪60年代末是巴勒斯坦突击行动的全盛时期。法塔赫在以色列境内的活动以及人民阵线的劫机行动，引发了全世界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也使全球范围内流亡的巴勒斯坦人心生希望。然而，巴勒斯坦革命与其客居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却迅速恶化。这种紧张关系最集中地体现在黎巴嫩和约旦。

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在黎巴嫩享有相当高的公众支持率，那些不满于马龙派主导下保守政治秩序的左翼和穆斯林群体尤其如此。但黎巴嫩政府却将巴勒斯坦运动视为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一个直接威胁。1968年以色列突击队员突袭贝鲁特机场之后，黎巴嫩政府试图对巴勒斯坦人采取严厉措施。1969年，黎巴嫩安全部队与巴勒斯坦游击队之间爆发冲突。埃及总统纳赛尔介入，最终在黎巴嫩政府与巴勒斯坦各派系之间达成一个和解方案。1969年11月的《开罗协议》为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领土内开展行动设定了基本规则，允许巴勒斯坦游击队在黎巴嫩领土内开展活动，并承认了巴各派系对生活在黎巴嫩境内难民营的超过30万巴勒斯坦人具有完全的控制权。《开罗协议》仅在黎巴嫩政府和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之间提供了一个非常脆弱的停战协议，在未来的6年内，该协议将逐渐趋近于崩溃的临界点。

与约旦王国的关系甚至更加不稳定。一些巴勒斯坦派系公开呼吁推翻“反动的”哈希姆王室，以便通过社会革命来动员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民众。在他们看来，这样一场社会革命是解放巴勒斯坦必要的第一步。萨拉赫·赫莱夫承认游击队员应部分地为双方关系的崩溃而负责。“的确我们自己的行为并非完全一致，”他写道，“出于对自身力量和冒险行为的自豪，突击队员（fedayeen）常常表现出一种优越感，有时甚至是傲慢，同时并没有考虑到约旦本地人的感受和利益。更严重的是他们对约旦军队的立场。他们对待后者好像对待敌人，而非潜在的盟友。”50巴勒斯坦各派系都深信，侯赛因国王对他们阳奉阴违，在反对巴勒斯坦事业方面与美国人甚至以色列人站在了同一边。

至1970年，约旦人与巴勒斯坦人已经走上了对抗的道路。6月，“人阵”将美国驻约旦使馆第一秘书劫为人质，还劫持了安曼市内两个最大的酒店——洲际酒店和费城酒店，绑架了80多名房客。作为回应，侯赛因国王命令军队袭击了安曼多个难民营内的巴勒斯坦阵地。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周之久，直至双方达成休战，所有人质才被释放。莱拉·哈立德很后悔“人阵”没有坚持继续战斗，她在日后的回忆中表示：“我们错过了推翻侯赛因的机会，当时我们既享有民众的信任，也具备实力击败他那支四分五裂的部队。”51

1970年9月，“人阵”再次发难，劫持了另一架飞往雅典的飞机，并要求释放马哈穆德·伊萨。1968年袭击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民航客机的事件之后，伊萨就被关押在雅典的一间肮脏的牢房之内，完全被世人遗忘。他曾幻想的旨在让国际社会聚焦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公审，在希腊从未变为现实。由于这一大胆且成功的劫持行动，“人阵”登上媒体头条，并成功迫使希腊政府释放了伊萨。

伊萨回到约旦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不到两个月，他就接到了另一项任务——他将为“人阵”的一项重大行动准备一条飞机起落跑道，这一行动计划同时劫持3架以色列和西方飞机，并将这些飞机停落在约旦荒漠地区。“人阵”希望通过上述方式占据世界媒体的头版头条，同时确立巴勒斯坦革命对约旦的权威。这是一次有意的挑衅，也是对侯赛因国王及其军队的公然挑战。伊萨开始在约旦首都安曼以东的一条被称为道森机场的废弃跑道上开展工作，该机场也因这一行动而被重新命名为“革命机场”。

1970年9月6日，“人阵”突击队员登上了美国环球航空一架由法兰克福飞往纽约的客机，以及瑞士航空一架由苏黎世飞往纽约的客机，迫使两架飞机在约旦降落。

同一天，“人阵”还指派了4名突击队员去劫持一架以色列客机，但以色列国家航空的地勤人员拒绝让两名准劫机者登机。后者转而选择劫持一家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客机。泛美航空的飞行员以跑道长度不足以容纳体型庞大的波音747客机为由，拒绝在道森机场降落。他驾驶飞机飞往了贝鲁特，在那里“人阵”爆破小组在该机头等舱上安装了爆炸引线，随后命飞机继续飞往开罗。劫机者向乘客和机组人员声称在飞机着陆后，他们只有8分钟时间用于撤离飞机。事实上炸药在飞机着陆仅3分钟后随即引爆。值得庆幸的是，机上全部17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在飞机爆炸前全部安全撤离。

另外两名“人阵”任务执行者成功地登上了以色列航空一架由阿姆斯特丹飞往纽约的航班，为首者正是环球840客机的劫机者莱拉·哈立德。鉴于自1968年起受到一系列攻击，以色列航空强化了安全措施——驾驶舱门得到加固，且每架航班都配备了空中警察。起飞后不久，莱拉和她的同伴试图控制飞机，但遭遇了空中警察和机组人员的顽强抵抗。双方共发射了14发子弹，造成一名以色列机组人员重伤、劫机者帕特里克·阿奎罗死亡（莱拉·哈立德称后者在飞机上被当场处决）。哈立德最终被制伏并解除了武器。为了输送受伤的机组人员，飞行员在伦敦紧急迫降。英国政府将阿奎罗的尸体运下飞机，并逮捕了莱拉·哈立德。“人阵”迅速做出回应，于9月9日在巴林劫持了一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客机，随后该客机在约旦“革命机场”与瑞士航空和泛美航空两架客机完成会合。

这一连环劫机案，加之在开罗被炸毁的泛美航空客机，吸引了国际媒体的目光。在空中劫持方面，1970年9月连环劫机事件直至2001年9月才被超越。考虑到约旦境内3架飞机在其掌控之下，“人阵”开始提出自己的要求：释放莱拉·哈立德、被拘押在联邦德国的3名游击队员、在瑞士遭到扣押的另外3名游击队员，以及被以色列囚禁的数量不明的巴勒斯坦人。如果其要求在3天内未得到满足，被劫持的客机——机上共载有31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将全部被摧毁。事实上，由于不愿因杀害人质而疏远国际公众舆论，“人阵”不久就开始释放妇女和儿童。人质亲身经历的描述垄断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9月12日，剩余的乘客被“人阵”武装人员带下飞机，作为人质被扣押在“人阵”控制下的一所位于安曼市中心的酒店。空飞机上被安置了炸药，在一系列巨大的爆炸声中化为乌有，而这一切都被全世界媒体的电视镜头捕捉下来。

5天后，随着约旦军队向巴勒斯坦革命正式宣战，一场更大的爆炸也接踵而至。对侯赛因国王和他的军队而言，巴勒斯坦各派系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东道国的容忍范围。卡拉迈的兴奋已经让位于“黑九月”（这场将巴勒斯坦革命逐出约旦领土的战争后来被这样称呼）。“人阵”毫不掩饰其推翻约旦王室、将约旦转变为解放巴勒斯坦的发射台的意愿，而在约旦领土上发动劫机暴行的决定则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法塔赫谴责“人阵”的所作所为，但约旦人已不再区别对待不同的巴勒斯坦派系。在约旦已没有巴勒斯坦革命与哈希姆王室共存的空间。

“人阵”在约旦领土上开展激进暴力活动的大胆行为，彻底激怒了侯赛因国王和他的军队。约旦军队中有些部门试图介入道森机场的劫机事件，但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却以杀害人质相威胁。约旦士兵被迫撤退并避免开火，等待人质危机解决后再采取行动。这种面对巴勒斯坦人威胁而毫无作为的表现让约旦士兵雄风扫地，几乎逼得他们发动一场反对国王的哗变。当时一则广为流传的趣闻称，在国王检阅装甲部队时，士兵们将女性内衣挂在他们的天线上以示抗议。“现在是我们成为女人了。”一位坦克指挥官对国王说道。52

9月17日，侯赛因命令他的部队采取行动。“黑九月”是一场完全意义上的战争，在10天的时间里，巴勒斯坦游击队与约旦军队激烈交火，双方冲突险些扩大为一场地区战争。作为四分五裂的中东地区一个保守君主国的首脑，侯赛因受到“进步”阿拉伯邻国的威胁，这些邻国希望站在巴勒斯坦一方介入冲突。侯赛因面对着来自伊拉克部队的严重威胁，这些军队自“六日战争”起就被部署到约旦，他的北部省份还遭到了打着巴勒斯坦解放军旗号的叙利亚坦克的实际入侵。

现在，侯赛因的军队面临两线作战的困境，要同时对抗巴勒斯坦人和入侵的叙利亚军队。考虑到军队战线拉得过长，侯赛因用上了他与美国和英国的友谊，甚至寻求以色列人的援助，以保护约旦领空免遭外部袭击。但西方军事介入又可能引发苏联的回应来保护其地区盟友。纳赛尔呼吁其他阿拉伯国家，在冲突彻底失控之前，协调出一个解决方案。

最后是纳赛尔凭借其威信才于9月28日将阿拉法特和侯赛因国王聚集在开罗，来解决两人之间的分歧。基于阿拉伯国家首脑协商而达成的一份协议，约旦人和巴勒斯坦人同意完全停火。劫机戏码中剩余的西方人质被从酒店和“人阵”控制下的不同扣留场所释放。英国政府悄悄释放了莱拉·哈立德和多名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但已造成的损失已然无法弥补——即便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也无力回天。在“黑九月”战争中，约3000名巴勒斯坦战士和平民被杀，约旦方面也遭遇了数百人的伤亡。安曼市在10天的战斗之后满目疮痍，市内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则被夷为平地。

连续多日紧张的谈判让埃及总统付出了代价。1970年9月28日，在送别了侯赛因和阿拉法特之后，纳赛尔回到家中，突发严重心脏病，于当天下午5点去世。

当夜，开罗广播中断了常规节目的播放，诵读了一段庄严的《古兰经》经文。在适当的停顿之后，副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宣布了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的死讯。穆罕默德·海卡尔回忆说：

（这一消息）瞬间引发极大的反应。人们在深夜涌出家门，走向尼罗河岸边的广播站，只是为了探清他们刚刚听到的消息是否属实。……开始街上只能看到小股的人群，随后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涌上街头，再后来整个街道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没有人能挪动哪怕一步。广播站外一群妇女在尖叫，她们哭喊着说：“狮子死了！狮子死了！”这声哭喊在整个开罗激起了回响，随后又传遍千村万落，直到传遍整个埃及。在那一夜和随后的几天里，人们哀悼他的离世，悲痛欲绝。很快，人们开始从埃及的各个角落涌入开罗，直到整座城市人口达到1000万。政府暂时停运了火车，因为开罗已没有供人住宿的空间，食物供给也趋于短缺。但人们还是从四方赶来，无论是驾车、骑驴，还是徒步。

悲伤的情绪溢出了埃及的边境，传播至整个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世界主要城市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游行。纳赛尔身上寄托着整个中东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希望和诉求，这一点超出了其生前或身后的任何领导人。然而在纳赛尔去世之前，阿拉伯民族主义已然寿终正寝：叙利亚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门发生的阿拉伯国家内战、1967年战争的惨败以及整个巴勒斯坦土地的沦陷，对泛阿拉伯主义的诉求构成了接二连三的打击，最终使之一蹶不振。“黑九月”事件尖锐地反映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深刻分歧。沿着冷战的阵营分野，阿拉伯国家逐渐分裂为美国盟友和苏联支持者两大阵营，似乎只有纳赛尔能超越这些国家之间不断加深的分歧。

至1970年，阿拉伯世界彻底分裂为众多维护自身利益的独立国家。1970年之后，阿拉伯国家之间还会有一些高调的统一方案，但没有一个方案对所涉国家的完整性构成挑战，而且没有一个持续下来。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阿拉伯统一方案，仅是一些旨在赋予阿拉伯政府合法性的公共关系活动，因为这些政府深知阿拉伯民族主义仍对公民保有强烈的吸引力。各国政府继续对抗击犹太复国主义敌人、解放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共同议题施以口头支持，但却无不聚焦于自身利益。而随着该地区的石油资源开始产出巨大的财富，并给予阿拉伯人影响世界经济的能力，一股新的力量正逐渐控制中东。

第十二章　石油时代

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多事之秋，阿拉伯世界受到石油力量的形塑。

大自然并没有在阿拉伯国家之间均匀地分配石油资源。在伊拉克，浩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几千年来养育着庞大的农业人口。但除伊拉克以外，阿拉伯世界绝大部分石油储量都分布于人口最稀少的国家：沙特、科威特、其他海湾国家，以及北非的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在埃及、叙利亚、约旦却只有象征性的发现，尚不足以满足本国能源需求。

石油在阿拉伯世界首次被发现，要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随后的40年内，西方石油公司牢牢控制着阿拉伯碳氢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阿拉伯产油国的统治者们逐渐富有起来，在20世纪50—60年代启动了一系列发展计划，以便使国内贫困人口分享到石油财富的利益。

但直至20世纪70年代，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才将石油转变为阿拉伯世界权力的来源。全球范围内对石油依赖的增长，美国石油产量的下降，以及威胁到中东向工业世界出口石油的政治危机，这一系列因素共同造就了70年代史无前例的高油价。在这10年的进程中，阿拉伯国家逐渐从西方石油公司手中夺回了对其国内石油以及伴随而生的权力的控制权。

在现代历史中，石油在阿拉伯人的财富与权力的界定方面超出了任何其他商品的影响力。但石油也象征着某种虚假的权力：石油产出的巨大财富使一个国家更容易遭受外部威胁；石油财富既可用于发展，又可通过军备竞赛和地区冲突而被用于毁灭。石油的作用好坏参半，但最终，在动荡的20世纪70年代，石油没有给阿拉伯国家带来多少安定，甚至反而让整个地区动荡不宁。

20世纪初起，中东地区的石油勘探工作方兴未艾。当时，石油公司与产油国之间的关系受到政府向公司发放的特许权-许可证的制约；根据这类经营许可，石油公司将向政府支付一定的费用，以换取勘探并开发石油资源的特权。有商业利润可图的石油储量先后在伊朗（1908）和伊拉克（1927）被发现；1931年起，西方石油业人士开始将目光投向波斯湾的阿拉伯海岸。最开始，急需现金的本地统治者将开发权出售给英国和美国公司，后者则需担负石油勘探的全部风险和费用。

对于波斯湾的石油业先驱而言，风险是真实存在的。有一些公司钻探了多年，却没有一丝半点的发现。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石油从业者不断在阿拉伯半岛取得重大发现：1932年，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在巴林发现油田；1938年，加德士公司在科威特勘探到巨大的石油储量；同样是在1938年，经过6年令人失望的勘探之后，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在沙特东部省份终于收获了第一个重要发现。

在确实勘探到石油以后，这些公司会向其所在国支付油区土地使用费，然后将剩余的利润据为己有。阿拉伯统治者也没有怨言，因为他们并没有为石油收入付出任何劳动。石油收入很快就超过了（这些国家）国民收入中所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西方石油公司则担负着为全球市场运输并精炼阿拉伯石油的巨额费用。在阿拉伯半岛提取石油是一项耗费巨大的工程，在早年尤其如此：一方面要铺设输油管道，委托油轮来运输石油；另一方面还要建立新的炼油厂，将阿拉伯半岛的原油转化为市场上有销路的产品。在这些石油公司看来，由于是他们独自承担巨大的风险和成本，并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来开采这一资源，由他们完全控制其生产（开采多少石油）和销售（在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制定价格）是完全合理的。

然而到1950年，产油国开始越来越不满于最初特许经营权的条款。一旦石油开采、运输、精炼的基础设施到位后，石油公司就可从其投资中获得巨额利润。1949年，对沙特石油享有排他性特权的阿美石油公司——一个由4家美国公司（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和德士古）组成的财团——收获的利润相当于沙特政府的3倍。更糟糕的是，阿美石油向美国联邦政府缴纳的税款也要比沙特的收入额高出约400万美元，也就是说，美国政府从沙特石油上赚的钱比沙特人还要多。1

海湾阿拉伯国家要求获得更多的石油利润份额，这一方面是为了支持其越来越宏大的发展计划，一方面也是为石油资源耗尽的那一天未雨绸缪。他们的请求有先例可循：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在1943年成功地实现了与特许权拥有者对石油收益的平分。因而在石油收入的分配方面，阿拉伯国家决心达成同样的份额。1950年12月，沙特与阿美财团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平分石油收益的协议，其他阿拉伯产油国很快也都如法炮制。对石油收入的这种整齐划一的分配比例，也反映出双方都可接受的一种平等合作关系。但西方石油公司对任何试图打破五五分成的尝试都采取了抵制立场，担心产油国会在双方关系中占据上风。

受益于其巨大的石油储量，阿拉伯产油国将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在整个20世纪50—60年代，波斯湾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油区。1948—1972年，中东石油日产量由110万桶猛增至1820万桶。2尽管产油国当时在石油收益方面与外国石油公司享有平等的份额，但后者仍控制着有关生产与定价的一切事宜。在石油开采的早期岁月，西方石油商人尚可合理地宣称，相比于阿拉伯谈判方，他们对与石油相关的地质、化学、经济学方面拥有更深入的理解。但到60年代，情况不再如此。阿拉伯产油国正派遣他们最优秀的学生前往西方顶尖大学学习地质学、石油工程和管理学。拥有高级学历的新一代阿拉伯技术官员回到他们的政府工作岗位，对于外国石油公司对其国家自然资源和国民经济所施加的权力表示强烈不满。

阿卜杜拉·图雷基（Abdullah al-Turayqi）属于最早的一批阿拉伯石油专家。图雷基于1920年出生于沙特，纳赛尔统治时期在埃及学习长达12年，在那里接受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教育。随后，他赴奥斯汀大学学习化学和地质学，最终于1948年返回沙特。1955年，他被任命为沙特石油与矿产事务管理局局长，从而成为沙特石油工业中级别最高的沙特官员。凭借这一职务，图雷基有机会接触到其他产油国的政策制定者。他敦促阿拉伯石油商人通过集体行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3

其他阿拉伯石油部长/大臣中的大多数都不愿破坏现状。由于20世纪50年代苏联石油开始大量涌入市场，他们面临着石油过剩的局面。如果阿拉伯国家向外国石油公司提出过多的要求，后者可能会径直选择去其他地方开采石油。毕竟，主要的石油公司都是一些全球性的巨头，在美洲、非洲和中东都握有丰富的储量。考虑到不久前刚刚从外国石油公司手中取得了石油利润的五五分成，大多数阿拉伯产油国对于继续索求更大的份额持谨慎立场。

1959年时，英国石油公司做出了将石油标价下调10%的致命决定，阿拉伯产油国从对现状的自满中惊醒。苏联石油的过剩对国际石油价格产生了真实的压力，因而英国石油公司的这一决定仅仅反映了市场现实。但这一看似理性的决策，其问题在于，英国石油公司并未向产油国预先通知其决定。由于石油公司和产油国双方的收入都基于石油标价，这一单方面的决定就意味着石油公司在未与产油国协商或取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削减了其政府收入，亦即其国家预算。在不经意之间，英国石油公司揭示了石油公司和产油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实际上是多么地不平等。

阿拉伯产油国感到无比愤怒。在油价下调事件之后，图雷基发现其他石油部长/大臣对集体行动的想法持更加开放的立场。1959年4月，在首届阿拉伯石油大会会议间歇期间，图雷基在位于开罗市郊麦阿迪区的一个帆船俱乐部，秘密会见了来自科威特、伊朗、伊拉克的政府代表。这些阿拉伯石油从业者达成了一项“君子协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维护油价并创立国有石油公司。他们的目标是打破五五分成的门槛，最终与西方石油公司达成一个六四分成的收益分配方案，从而确立对石油资源的国家主权原则。

1960年8月阿拉伯产油国进一步坚定了意志。当时，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犯了与英国石油公司相同的错误，单方面将石油标价下调了7%。这一举措在产油国中激起了极大愤怒，甚至让最谨慎的人士也确信，只有在确立对本国石油资源控制权的情况下，阿拉伯人才能摆脱西方石油公司的控制。图雷基又出访伊拉克，提议与委内瑞拉联合起来对抗西方石油公司。访问期间，这位沙特石油大臣提议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卡特尔组织，以保护产油国免受西方石油公司的独断行为。时任伊拉克财政部部长穆罕默德·哈迪德（Muhammad Hadid）在回忆图雷基的这次访问时表示：“伊拉克政府对这一提议表示欢迎，并在巴格达召开了一次产油国会议，其间各国代表就建立该组织达成一致。”1960年9月14日，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委内瑞拉宣布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以欧佩克（OPEC）而闻名。4

至1960年，在北非又出现了两个新的阿拉伯产油国：1956年和1959年，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分别发现了可用于商业交易储量的石油。晚进入的优势就在于北非国家可以吸取海湾阿拉伯同胞的经验教训，确保在石油产品的开发与出口方面获得最佳的条款。

石油被首次发现时，利比亚还是一个贫穷的欠发达王国。截至1943年，利比亚领土一直处于意大利的殖民统治之下。盟军占领意大利后，控制权又转移至英、法两国手中。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三块领土被联合为利比亚王国，并于1951年获得独立。鉴于战争期间在反对轴心国势力方面提供的服务，英国把利比亚王位奖赏给了强大的赛努西教团的首领赛义德穆罕默德·伊德里斯·赛努西（Sayyid Muhammad Idris al-Sanussi, 1889—1983）。1951—1969年，赛义德穆罕默德以伊德里斯一世国王的身份统治着利比亚，并见证了其国家如何通过发现石油，由贫穷走向富有。

早在石油发现前的勘探阶段，利比亚人就急于最大限度地利用其石油资源。与那些将广袤领土的特许开发权出售给国际石油巨头的阿拉伯国家不同，伊德里斯国王的政府决定，一方面将目标勘探区分割为众多较小的特许开发区，另一方面有意倾向于独立的石油公司。利比亚人的理由是独立公司可用于供油的替代性来源相对较少，因而与那些在全世界作业的石油巨头相比，将有更多的动力开发利比亚原油并将之带入国际市场。他们的策略是成功的：至1965年即发现石油后仅6年，利比亚已经一跃成为非苏联世界的第六大石油出口国，占该地区全部石油出口量的10%；1969年，利比亚的石油出口量已经与沙特持平。5

尽管统治着一个新兴的繁荣国家，伊德里斯国王在国内却被批评为一个亲西方的保守君主。利比亚军队中一群年轻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军官将国王视为一名英国间谍，其首领是一位名叫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年轻上尉（1942年出生）。这些军官认为，为了使利比亚摆脱外国控制、实现完全独立，必须推翻伊德里斯国王。1969年9月1日凌晨，他们在一场不流血的政变中推翻了利比亚王室，当时年迈的国王正在国外接受治疗。

当天早晨6点30分，在通过广播向利比亚人民发布的第一份公报中，卡扎菲正式宣布了王室的倒台以及利比亚阿拉伯共和国的建立，他的话里满是历史性的暗示：“利比亚人民！你们的武装部队已经推翻了这个臭名昭著的腐朽政权，一下子就点亮了漫长的黑夜。漫漫长夜中，先是意大利取代了土耳其人的统治，接着就是这个反动、腐朽的政权，这个政权不过是一张滋生勒索、分裂与阴谋的温床。”他向利比亚人民许诺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新时代中，所有人都将是自由的，都将成为兄弟；在真主的佑助下，繁荣和平等将眷顾我们所有人”。6

利比亚的新领导人是纳赛尔的狂热崇拜者。夺取政权伊始，卡扎菲就晋升至上校军衔（1952年埃及革命时纳赛尔的军衔），并且仿照埃及模式建立了一个“革命指导委员会”来监督新的利比亚共和国政府。“告诉纳赛尔总统，我们是为了他才发动了这场革命。”政变刚一结束卡扎菲曾这样对穆罕默德·海卡尔说道。7

1970年9月纳赛尔去世后，卡扎菲自封为纳赛尔的意识形态继承人。自此以后，反殖民主义和阿拉伯统一将成为利比亚外交政策的特征。利比亚新政府开始推广阿拉伯语（外语的街道名称被阿拉伯化）、强加伊斯兰教的种种限制（禁止酒精，关闭教堂），以利比亚人民的名义没收外国人所有的财产，从而推进国家经济的“利比亚化”。英国、美国军事基地被关闭，所有外国部队都被驱逐出境。正是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利比亚新政权接管了西方石油公司，深信后者对石油生产和销售的控制代表着对利比亚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最大威胁。

石油政策方面，卡扎菲上校转向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石油专家阿卜杜拉·图雷基（1962年费萨尔国王即位后，一位名叫艾哈迈德·宰基·也门尼的年轻技术官员取代图雷基，出任沙特石油大臣）。1967年，图雷基曾表示：“只有那些将石油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的产油国，才有权为其主要自然资源设定公平的价格。”卡扎菲有决心打破西方石油公司对阿拉伯产油国的控制，在这方面两人可谓志同道合。81970年，卡扎菲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确立利比亚对其石油资源完整主权的政策，西方石油公司则成为主要的利益受损者。

1970年1月，卡扎菲召集在利比亚作业的全部21家石油公司的负责人举行会议，以重新商定双方合同的条款。西方石油商人不安地坐在他们的椅子上。他们正在努力适应利比亚新的军人统治者。公司主管们宣布抵制对其在利比亚经营方式的任何改动，这时卡扎菲突然对这些石油商人大发雷霆，表明他宁愿完全中断利比亚的石油生产，也不愿让其国家遭受西方利益的剥削。他警告说：“人民在没有石油的情况下生活了5000年，为了争取其合法权利，他们有能力再次在缺少石油的情况下生活几年。”在卡扎菲严厉目光的注视之下，西方石油商人坐立不安。9

卡扎菲强迫西方石油公司立即做出决定，并将他的价格强加给这些公司。当年4月，利比亚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幅度要求每桶石油价格上调20%（0.43美元），而当时的交易价仅为每桶2.20美元。作为答复，石油巨头埃索（埃克森公司在欧洲的隶属企业）提出每桶石油仅涨价5美分，且坚持自己的方案。考虑到其可替代的石油来源，埃索和埃克森并不受卡扎菲威胁的影响。

作为回应，利比亚人有意挤压那些稍小的独立石油公司。正如利比亚石油专家阿里·阿提嘉（Ali Attiga）所回忆的，“利比亚政府学会了利用独立公司来提高油价，而且利用得很好”。利比亚人在选择他们的目标时是非常仔细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之前完全默默无闻；依靠在利比亚沙漠中的发现，该公司竟一跃成为西方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缺少利比亚之外的其他石油来源，因而完全依赖利比亚石油来履行合同。在这一背景下，利比亚政府强令该石油公司大规模减产。随着政府强加的减产开始生效，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开始匆忙地寻找其他石油来源，以便履行其对欧洲消费者的承诺。但鉴于其日产量被利比亚政府由84.5万桶骤减至46.5万桶，西方石油巨头无一愿向这家脆弱的独立公司施以援手。其他石油公司同样被勒令减产，但没有一家所受的负面影响像美国西方石油公司那么严重。阿提嘉宣称：“现在，减产促成了两件事：一方面迫使独立公司接受涨价，因为这些公司并没有履行其合同所需的其他供应来源；另一方面则推动开启了一个石油供应短缺时期。”供应短缺则将向上拉动油价。10

利比亚的政策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年轻的卡扎菲政权也战胜了各石油公司。最后，在1970年9月签订的一份标志性的协议中，美国西方石油公司主席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被迫接受了利比亚政府的条款，同意将利比亚石油的标价史无前例地提高30美分，达到每桶2.53美元。更重要的是，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同意将石油利润中的多数让给利比亚政府，在产油国和石油公司之间引入了一个55%对45%的全新利润分配比率，从而打破了在过去20年内得到普遍奉行的五五分成协议。在石油（开发）历史上，首次有一个产油国获得了其石油收入的多数。

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先例很快被施加到在利比亚作业的所有石油公司身上，而利比亚的先例很快被伊朗和阿拉伯产油国模仿。1971年2月，伊朗、伊拉克、沙特签订了《德黑兰协议》（Tehran Agreement），规定产油国收益的最低比率为55%，并将石油标价进一步提高了0.35美元/桶。《德黑兰协议》之后不久，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又于1971年4月进一步将地中海市场中的油价提升了0.9美元/桶。这些协议开启了两个趋势：一是产油国有规律地提高石油标价，二是石油公司所享受利润份额有规律地减少。这既标志着西方石油大亨时代的终结，也象征着阿拉伯石油酋长时代的开端。

1971年，最后一批海湾国家脱离英国保护，实现完全独立。在去殖民化和阿拉伯民族主义风云激荡的整个时期，停战诸国仍与英国保持着特殊的协约关系。巴林、卡塔尔的独立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成立，标志着大英帝国在中东地区的终结。1820年，英国在波斯湾开始其在中东的帝国扩张，一个半世纪后，这一帝国也在同一地区寿终正寝。

严格来说，海湾诸酋长国并非英国殖民地，而是通过19世纪签订的一系列协议而与英国保持着特殊关系的独立微型国家。这些酋长国长期将外交关系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作为交换，英国保护其免受外部势力尤其是奥斯曼帝国的威胁。19世纪末期，奥斯曼帝国开始寻求拓展其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

1968年时仍有9个海湾国家处于英国的保护之下，即自1946年起就作为英国驻海湾政治代理处驻地的巴林，以及卡塔尔、阿布扎比、迪拜、沙迦、哈伊马角、乌姆盖万、富查伊拉和阿治曼。英国长期利用其在海湾的特殊地位来确保英国公司取得丰厚的石油特许权，特别是在阿布扎比和迪拜，且试图继续对该地区施加超出其不断下滑的国际地位的影响力。海湾国家统治者则完全满足于现状，因为这一安排能够保护这些微型国家的生存，使其免遭沙特、伊朗等觊觎其富含石油领土的强大邻国的威胁。

有鉴于此，实际上是英国人而非停战诸国当政的酋长们开启了海湾地区去殖民化的进程。1968年1月，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政府突然宣布将于1971年底之前放弃对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承诺的义务，这一表态让海湾统治者完全措手不及。英国撤出波斯湾的决定是由其国内经济困境促成的。1967年11月，为扭转贸易和国际收支逆差，威尔逊被迫将英镑贬值。在类似紧缩措施的背景下，英国政府无法再为维持其在波斯湾军事基地的开支辩护。此外，执政的工党遵照其政党文化，公开反对在撤出印度20年后仍然维持帝国的运转，这更凸显了上述经济问题。

酋长们的第一反应是拒绝放走英国人——准确地说，是拒绝英国人背离协议中对保护其地区免遭外部侵略的承诺。他们的担心是有理由的：沙特宣布对盛产石油的阿布扎比的绝大部分领土拥有主权，伊朗则宣布对岛国巴林以及横跨几个重要近海油田的较小岛屿拥有主权。在之后的3年中，巴林将所有的外交智慧都投入到海湾领土所有权分歧的解决之中，并大力鼓动停战诸国合并，认为这一尝试将赋予这些国家足够的体量以应付波斯湾凶险的政治风浪。

1970年，伊朗国王放弃了对巴林的领土要求。巴林的统治者谢赫伊萨·本·萨勒曼（ʻIsa bin Salman）也便退出了与其他休战国家的合并谈判，并于1971年8月14日宣布其国家独立。巴林的邻国、同时也是长期对手的半岛国家卡塔尔，很快于1971年9月3日宣布独立。剩余7个国家间分歧依旧显著，但却并非是不可跨越的。随着英国撤离截止日期的临近，其中6个国家达成一致，于1971年11月25日建立阿拉伯酋长国联盟（后来改称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比较特立独行的一个国家是哈伊马角，该国为抗议伊朗对其两个岛屿——大小通布岛的领土要求而拒绝加入联盟。哈伊马角认定自己对争议岛屿拥有主权，认为英国有责任维护这块主权领土。英国人则认为伊朗的善意对于保全海湾国家的领土完整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而为维护联盟整体的独立，情愿牺牲哈伊马角两个较小的岛屿。在英国人的协调下，沙迦和伊朗就另一个争议岛屿艾布·穆萨岛的领土划分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在英国人看来，类似的让步是为避免伊朗国王兴风作浪而做出的必要妥协。最终，哈伊马角也加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后者在1971年12月6日被承认为阿盟成员，3天后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撤出海湾地区的做法，却使其与两个最热衷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反帝主义理想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趋紧。伊拉克宣布与英国断交，以抗议后者包庇伊朗占领阿拉伯领土——艾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岛。利比亚则更进一步，于12月7日宣布将英国在利比亚的石油利益国有化，作为英国将阿拉伯领土拱手送给伊朗的惩罚。对阿拉伯石油依赖的增长使得西方很容易受到此类惩罚措施的影响，阿拉伯人也开始将石油视为达成政治目标的武器。很快，阿拉伯世界就开始考虑如何在与以色列及其西方盟友的斗争中运用石油武器。

卡扎菲上校的石油顾问阿卜杜拉·图雷基，很早就预见到石油可能成为重塑地缘政治的有力工具。1967年6月战争后几个月，他在位于贝鲁特的巴解组织研究中心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将阿拉伯石油形容为“战场上的武器”。在给出战略性地运用石油对抗以色列盟友的合理依据后，图雷基论证说：“每个国家都有权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向敌人施压，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阿拉伯国家则拥有可用来对抗敌人的最强大经济武器之一。”他指出，阿拉伯人拥有全球已探明石油储量的58.5%以上，工业化世界在能源供应方面对阿拉伯国家的依赖不断加深。在美、英、德、意、荷支持对手以色列的情况下，阿拉伯人为何还要继续向西方供油呢？图雷基在结论中写道：“阿拉伯人民呼吁动用石油武器，每一个阿拉伯政府都有责任满足人民的意愿。”11

运用石油武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图雷基比绝大多数人都清楚在1967年6月战争中石油武器的效果是多么地微弱。6月6日即战争爆发当天，阿拉伯石油部长/大臣举行会议，一致同意禁止向支持以色列的美、英及联邦德国三国供油。在48小时之内，沙特和利比亚完全中止了石油生产。阿拉伯石油产量锐减60%，从而向西方市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然而，工业化世界经受住了对石油武器的第一次使用。一旦进入国际市场后，追踪石油的目的地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就使得被禁运的国家能够通过从不受禁运影响的中间商购油，绕开对直接购买的禁令。美国和其他非阿拉伯产油国扩大了产油量来弥补短缺，日本人则动用了新的“超级油轮”舰队来向全球市场运送石油。1个月之内，各工业国完全恢复了石油供应，也表明阿拉伯产油国这一姿态无效，而同时，禁运措施却使这些国家失去了关键的收入来源。至1967年8月底，战败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呼吁其产油兄弟国恢复生产，以便帮助他们担负战后重建的重担。

石油武器不仅在1967年战争中被证明是无效的，而且在战争结束后还长期损害了阿拉伯经济。阿拉伯石油重返国际市场使得市场供过于求，导致油价下跌，这样石油武器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对阿拉伯国家的伤害远甚于对以色列及其西方支持者。然而在1967年战败后，阿拉伯军队的士气是如此低迷，以至于很多政策制定者仍相信阿拉伯世界更有可能通过经济手段，而非军事手段，来实现其反抗以色列的目标。

1967年战争的创伤带来的痼疾，对埃及的影响比对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都要严重。埃及军队的惨败以及整个西奈半岛的丢失，又与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混合在一起。埃及面临一张庞大的战后重建账单，这一点又因苏伊士运河的关闭、旅游业的崩溃而雪上加霜，而后两者是埃及最重要的两大外汇来源。

1967年战争后，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的前景比以色列建国以来的任何时刻都要渺茫。国际社会在埃、以两国间协调一个解决方案的努力，因双方敌对的立场而搁浅。以色列方面希望保留全部西奈半岛，将之作为迫使埃及签订一项完全的和平协议的谈判筹码。埃及政府则将收回西奈半岛作为任何和谈的先决条件。

对埃及而言，以色列在西奈半岛停留的时间越久，国际社会承认以色列对埃及领土占领的可能性就越大。纳赛尔总统决心要防止以色列人将苏伊士运河转变为埃、以两国间的实际边境线，因此在1969年3月至1970年8月之间对以色列展开了一场未正式公布的消耗战。埃及人通过突击行动、密集炮火打击、空袭等方式，试图摧毁以色列人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阵地。作为回应，以色列人在运河沿岸修建了一系列防御工事，即巴列夫防线——以时任以军总参谋长哈伊姆·巴列夫（Chaim Bar-Lev）将军的名字命名，并发起了一系列深入埃及国土的空袭。

在消耗战几个月的时间里，以色列人继续证明着他们对埃及人的军事优势。埃及人缺乏有效的防空系统，使得以色列人得以自由地攻击开罗市郊以及尼罗河三角洲的城市。阿卜杜·加尼·盖迈西（Abd al-Ghani El-Gamasy）将军分析道：“（敌人的）目标是迫使埃及人民承受沉重的心理压力，从表面上凸显政治领导层的弱势，最终迫使后者停止消耗战。这些空袭隐藏的信息是，既然埃及军队始终无法认识到战斗是徒劳无益的，就用空袭向埃及人民直接揭示这一点。”12

尽管以色列空袭并未推动埃及民众反对其政府，但消耗战对埃及的伤害要远大于以色列。纳赛尔逐渐对美国的调解表现出开放立场。1970年8月，作为由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推动但最终夭折的和平计划的一部分，纳赛尔同意与以色列人实现停火。但纳赛尔在次月就与世长辞，这也使得埃、以在解决分歧方面依旧前路漫漫。

纳赛尔的继任者是他的副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尽管同样身为自由军官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参与了1952年革命，而且是革命指导委员会最初的成员之一，但萨达特在埃及国内外始终默默无闻。他不具备纳赛尔的个人魅力或公众吸引力，因此为了保住权力就必须证明自己。

上任伊始，萨达特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乐观。尼克松政府正在谋求与埃及的盟友苏联缓和关系。而随着超级大国间紧张关系的趋缓，诸如阿以冲突之类的地区争端在莫斯科和华盛顿议程上的紧迫性便有所下降。为此，在冲突双方为解决分歧而展现出更务实的态度之前，苏联人和美国人情愿维持现状，即阿以之间“不战不和”的政策。萨达特深知维持现状对以色列人有利。每过一年，国际社会就更加接受以色列对1967年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控制。

为打破这一僵局，萨达特必须采取主动。他需要迫使美国人重新介入阿以冲突，敦促苏联人向埃及军队提供高科技武器，同时向以色列人发出收复西奈的真实威胁。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他不得不走向战争，但仅仅是一场为实现特定政治目标而发起的有限战争。

作为走向战争的第一步，1972年7月，萨达特将埃及国内全部2.1万名苏联军事顾问驱逐出境。这是一个违背常理的举动，但目的是迫使美、苏两国重新介入阿以冲突。美国人开始质疑埃及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考虑将最强大的阿拉伯国家策反至亲西方阵营的可能性。正是这一威胁刺激了苏联人，改变他们对庇护国埃及的懈怠。萨达特之前曾催促苏联领导人重新武装在“六日战争”和消耗战的几年内遭受重创的埃及军队，莫斯科却一直推诿搪塞，推迟交付武器的时间，同时拒绝提供尖端苏联武器，那是对抗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的高科技武器所必需的。尽管驱逐了苏联军事顾问，萨达特却有意避免切断与苏联的关系。相反，他保留了埃及与苏联的友好协议，延续了苏联部队在埃及基地的特权，从而展现了其盟友立场。事实证明，萨达特的策略极为成功。苏联在1972年12月至1973年6月期间向埃及出口的先进武器，比之前两年的总量还要多。

萨达特的下一个目标是敦促军队备战。1972年10月24日，他召集埃及武装部队的将领们在他家中开会，向他们通报了他准备向以色列发动战争的决定。他警告这些埃军最高将领说：“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

将军们惊骇万分，因为他们相信，以色列对战争的准备情况比阿拉伯国家要好得多，且埃及完全依赖苏联来获得先进武器，而在向阿以冲突中的盟友提供武器方面，苏联完全落后于美国。对这些将军而言，现在完全不是谈论战争的时候。盖迈西将军也参与了这次会议，根据他的描述，随着萨达特对将军们的抗辩越来越恼怒，会议的气氛也变得“超乎寻常地激烈和不安”。“显然，会议最后，萨达特总统对于发生的一切——递交的报告、表达的观点或预测的结果都深感不快。”13但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这次会议后，萨达特重组了其军队领导层，解除了持怀疑态度者的领导职务。盖迈西被任命为作战负责人，负责制订作战计划。

盖迈西将军决心要避免重蹈“六日战争”的覆辙。基于一手经验，他深知1967年埃及军队对战争的准备是多么地不足，而阿拉伯军队在战事中的协调工作又是多么地匮乏。埃及战争策划者的首要任务是与叙利亚人达成协议，从两条战线向以色列人发动进攻。与埃及人在西奈的情况一样，叙利亚人决心要夺回其在戈兰高地失去的领土。为此，1973年1月他们与埃及人达成了一项绝密协议，以统一两国军队的指挥权。

接下来，战争策划者必须要确定一个发动袭击的理想日期，以便保证最大程度上的突然性。为了寻找理想的月色和潮汐条件来横渡苏伊士运河，盖迈西和他的同僚们翻遍了历书。他们考虑过犹太宗教节日以及政治日程，试图寻找一个以色列军人和公众可能有所松懈的时机。“我们发现赎罪日正好是周六；更重要的是，作为这一节日的宗教传统和惯例，赎罪日是整个一年里广播、电视停止播放节目的唯一一天。换句话说，无法通过公共渠道快速召回预备役部队。”14综合上述所有因素，盖迈西和他的军官们提议在1973年10月6日周六开始行动。

在盖迈西将军督促埃及军队备战的同时，萨达特访问了利雅得，试图说服沙特人动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武器——石油。萨达特于1973年8月底秘密访问沙特，向费萨尔国王简要介绍了其秘密战争计划，寻求沙特的支持与合作。萨达特必须有足够的说服力，因为自1967年灾难性的经历以来，沙特人一直拒绝阿拉伯人动用石油武器的请求。

对萨达特而言，幸运的是，1973年整个世界对阿拉伯石油的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1967年。美国石油产量在1970年达到峰值，其后每年都在递减。沙特则取代得克萨斯成为全球石油生产的调节者，通过简单的增产就可弥补石油供应的亏空。因此，美国和其他工业大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受到石油武器的冲击。据阿拉伯分析家估计，1973年时美国、日本和欧洲从阿拉伯世界进口的石油占其石油进口总量的比重分别高达约28%、44%和70%—75%。15作为一位坚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沙特国王费萨尔相信其国家可以有效地运用石油资源，许诺在埃及向以色列发动战争的情况下支持萨达特。据称费萨尔对萨达特这样说道：“但要给我们时间，我们不想在一场只有两三天的战斗中把我们的石油当作武器，然后就不了了之，我们想看到的是一场时间长到足够动员起世界舆论的战斗。”16在战争结束后再动用石油武器是毫无意义的，这是沙特人在1967年学到的。沙特国王希望确保下一场战争能够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以便石油武器发挥效力。

1973年10月6日周六下午2点，随着叙利亚和埃及军队同时从北部和南部向以色列发动进攻，赎罪日战争正式爆发。尽管埃及人为保密已采取防御措施，以色列情报机构还是确信一场进攻已迫在眉睫。但他们误以为这会是一场规模有限的攻势，且将发生在日落前后。对以色列军方而言，一场全面的、两条战线的战争还只是第一个意外。

盖迈西称，在战争打响后的最初几分钟内，埃及发射了超过1万枚炮弹。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埃及突击队高喊着“真主至大”，乘小艇横渡苏伊士运河，向沙土筑成的巴列夫防线发起了猛攻。在攻克一度被视为坚不可摧的以色列阵地的过程中，埃及军队的伤亡极其微小。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回忆道：“两点零五分，关于战况的第一波消息已经传回了十号中心［中央指挥部］，萨达特总统和［总司令］艾哈迈德·伊斯玛仪（Ahmad Ismail）吃惊地听着，仿佛他们正在观看一场军事演习：’任务完成……任务完成。’一切都顺利得让人难以置信。”17

当以色列的指挥官们听到巴列夫工事内的士兵拉响警报，宣称面对兵力占优的敌军其阵地即将失守的时候，他们同样难以置信。在赎罪日斋戒期间，这些士兵普遍放松了警惕。同时，叙利亚坦克攻克了以色列阵地，深入戈兰高地腹地。埃及和叙利亚空军也都深入以色列领空，对以境内重要军事目标发动了袭击。

以色列人紧急调动空军，但其战机刚一到达边境地区就遭到苏制萨姆-6导弹的拦截，以军在1967年战争中的空中霸权已一去不复返。在战争打响的最初几个小时里，以色列仅在埃及边境就损失了27架飞机，被迫将其战机控制在运河区以外15英里的区域。被派往巴列夫防线救援本方部队的以色列坦克也遭遇了类似的打击，装备有苏制有线制导反坦克导弹的埃及步兵击毁了多辆以色列战车。

在以色列陆、空两军都受到抑制的情况下，埃及军事工程师架起了高压水泵，在真正意义上冲毁了沙筑的巴列夫防线，从而为埃及军队突破以色列防线进入西奈半岛铺平了道路。很快，运河水面上便搭建起浮桥，以便埃及部队和战车跨越运河进入苏伊士运河东岸及西奈半岛。

战斗第一天结束时，已有约8万名埃及士兵跨越了巴列夫防线，在西奈半岛内4千米（约2.5英里）的范围内挖建了阵地。在北方战线，叙利亚军队突破了以色列人在戈兰高地的防线，在一波向太巴列湖推进的协调一致的攻势中重创了以色列坦克和战机。受益于攻其不备的效果，在战争最初的几个小时内，埃及和叙利亚几乎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以色列人则在慌乱中应对这个犹太国家建立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威胁。

以色列军队重整旗帜，开始发动反攻。在48小时之内，以色列召唤和部署了预备役，一方面防卫位于西奈的阵地，另一方面则集中兵力在戈兰高地发动攻势，希望在集中军力对付规模更大的埃及军队前，首先击败叙利亚军队。作为回应，伊拉克、沙特和约旦步兵与装甲部队被派往叙利亚，以抵御以色列人在戈兰高地的反攻。以色列和阿拉伯人都遭遇了重大伤亡，在阿以冲突迄今为止最激烈的战斗中，双方几乎耗尽了武器和弹药储备。

战争第一周接近尾声时，阿以双方都急需补给。1810月10日，苏联人开始向叙利亚和埃及空运武器。10月14日，美国人也开始秘密向以色列人空运武器弹药。在装备了全新的美国坦克和火炮之后，以色列人开启了一波成功的反攻，至10月16日在叙利亚战线已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则包围了埃及军队。随着以色列人不断巩固对阿拉伯敌军的优势，战事开始陷入僵局。

正是在这一时刻，阿拉伯国家决定动用石油武器。10月16日，阿拉伯石油部长/大臣在科威特举行集会。鉴于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在战争最初几天的收获，他们有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自尊感。工业世界对其能源供给的依赖同样令阿拉伯供油国的领导人感到振奋，因为这意味着一旦阿拉伯人提高油价，他们就可以对那些支持以色列的工业国施加立竿见影的惩罚。

在科威特会议的第一天，阿拉伯石油部长/大臣们宣布将油价提高17%，他们甚至没有打个电话通知那些无助的西方石油公司。沙特石油大臣谢赫艾哈迈德·宰基·也门尼对一位与会代表说道：“这一刻我已经等待了太久，现在这一时刻终于来临，我们是自己商品的主人了。”19这一举措对国际石油市场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也激起了广泛的恐慌。当日结束时，石油商人已将每桶石油的标价提升至5.11美元，相比1973年6月的交易价格（2.90美元）足足上涨了70%以上。

油价飙升还只是为赢得全世界注目而打响的第一枪。次日，阿拉伯石油部长/大臣们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概述了一系列减产和禁运的计划，以迫使工业大国修正其对阿以冲突的政策。公报写道：“所有的阿拉伯石油出口国即刻起将分别削减其石油产量，削减比例不得低于其9月份产量的5%，在之后的每个月将维持相同的减产比例，直至以色列军队完全撤出其在1967年6月战争中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且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20

石油部长/大臣们还向友好国家确认他们将不会受到上述措施的影响。他们解释说，只有“那些向敌人以色列提供道义与物质支持的国家，会面临严厉、渐进的阿拉伯石油供应削减，直至最终完全停止供应”。考虑到美国、荷兰与以色列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两国被威胁将面临完全的禁运，“直到诸如美国、荷兰或其他任何积极支持以色列侵略者的国家改弦易辙，接受国际社会关于结束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占领、完全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所达成的共识”。

在战场和石油市场中展现其实力之后，阿拉伯国家开辟了一条外交战线。阿拉伯产油国公布上述联合公报的当天，沙特、科威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四国外交部部长/大臣就在白宫与尼克松总统及其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举行了会谈。阿拉伯部长/大臣们发现，美国政府似乎愿意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该决议呼吁以色列撤出1967年6月战争中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以换取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的完全和平。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部长质问，为何第242号决议之前从未得到过执行。“基辛格非常坦诚地回答说，原因在于以色列在军事层面的绝对优势。他表示弱者没有资本进行谈判。过去阿拉伯人是弱势的一方，现在他们变得强大了。阿拉伯人取得了超出任何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认为有可能取得的成就。”21对阿拉伯人来说，似乎美国人只讲实力。

尼克松政府发现自身的处境异乎寻常地困难：既想安抚阿拉伯世界，又不想以以色列的安全为代价，但这一做法已然违背了美国人对这个犹太国家的承诺。从冷战的角度来看，美国人决心，要保证配备有美国武器的以色列压倒配备苏联武器的阿拉伯人。当以色列向美国提出紧急要求，补充即将耗尽的军火时，尼克松政府于10月18日批准法案，向这个犹太国家提供价值22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美国对以色列战备工作的公然支持彻底激怒了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产油国一个接一个地对美国实行完全禁运。阿拉伯国家石油产量下调了25%，油价突然飙升，最终于1973年12月达到每桶11.65美元的峰值。在6个月的时间内，油价涨至原来的4倍，严重扰乱了西方经济，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随着石油储备的减少，司机们开始在加油站排起长队，被迫接受对稀缺汽油资源的配给。

西方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来自国内民众的压力，要求结束石油禁运，而解决石油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设法解决阿以冲突。萨达特已经达成了其战略目标，迫使美国重新介入（中东）地区外交。考虑到埃及军队仍在苏伊士运河东岸固守阵地，国际社会将运河视为埃、以两国实际边界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埃及领导人现在开始寻找合适的时机结束战争，并巩固自己的收益。

战事拖得越长，萨达特的军事处境就越不利。到了10月的第三周，以色列已发起了攻势，以军部队深入到距开罗60英里、距大马士革仅20英里的阿拉伯领土。但以色列人也为这些收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超过2800名以色列人在战斗中死亡、超过8800人受伤——伤亡数占以色列人口的比重远高于敌对的阿拉伯国家，后者在战争中付出了8500名士兵死亡、约2万人受伤的代价。22

以色列的反击引发了超级大国间的新一轮紧张。随着以色列人威胁要包围苏伊士运河西岸的埃及第三军，苏联最高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致信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呼吁双方采取联合外交行动。否则，勃列日涅夫警告说，苏联将可能被迫单方面介入，以便保护埃及军队。面对处于警戒状态的苏联红军和海军，美国情报机构担心苏联人可能会将核威慑引入冲突地区。作为回应，美国安全官员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首次将其军队置于高度核戒备状态。经过几个小时的剑拔弩张，两个超级大国同意，合力寻求通过外交途径来结束十月战争。

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同样迫切地期待早日结束这场毁灭性的武装冲突。经过16天的激烈战斗之后，双方现在都准备放下武器。10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开始协调停火事宜。当天，安理会通过了第338号决议，该决议重申了更早的第242号决议的内容，呼吁召开和谈，通过土地换和平的方式解决阿以分歧。同年12月，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国际会议，将处理1967年以色列占阿拉伯领土问题作为公正、持久地解决阿以冲突的第一步。

1973年12月21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主持召开了这次会议。在美、苏两国的联合支持下，来自以色列、埃及和约旦的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由于未能获得归还阿拉伯国家所有被占领土的保证，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拒绝出席会议。与会者中并没有巴勒斯坦代表，以色列人坚决不同意巴解组织参会，约旦人也不乐意有一个竞争对手来代表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

日内瓦会议并未取得任何最终的定论。阿拉伯代表在会前并未协调一致，其发言揭示了阿拉伯阵营内部的深刻分歧。埃及人用巴勒斯坦领土来指代约旦河西岸地区，从而削弱了约旦在谈判中的地位，约旦人则感觉埃及人是在惩罚他们未参与1973年战争。约旦外交大臣萨米尔·里法伊（Samir al-Rifaʻi）要求以色列从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被占阿拉伯领土完全撤军。以色列外交部部长阿巴·埃班（Abba Eban）则坚持以色列绝不会退回到1967年边境线之内，并宣称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这次会议唯一重要的成果即建立了一个埃、以联合军事工作组，以便就埃、以军队在西奈实现脱离接触而进行谈判。

在这次失败的会议之后，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为确保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达成脱离接触协议而开启了多轮密集的穿梭外交。1974年1月18日以及同年5月，埃、以双方及叙、以双方先后达成协议。通过这些协议，埃及重新获得了整个苏伊士运河东岸，在西奈的埃以边界之间则设置了一个联合国控制之下的缓冲区。叙利亚人则同样收回了1967年失去的戈兰高地领土的一小部分，在戈兰高地的叙以边界之间同样有一支联合国缓冲部队。鉴于战争已结束而外交努力正如火如荼地展开，阿拉伯产油国宣布其目标已经实现，并于1974年3月18日结束了石油禁运。

然而，并非所有的阿拉伯分析家都将1973年的一系列事件视为完美无缺的胜利，穆罕默德·海卡尔就认为埃及和阿拉伯产油国让步得太多且太早。阿拉伯人在施加石油禁运时有着明确的目标，即以色列撤出1967年6月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但他们却在未实现任何一项目标的情况下就结束了禁运。海卡尔总结道：“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值得一提的只有：全世界终于看到阿拉伯人协调行动了一次，且石油——即便是笨拙地——被用作了政治武器。”23

尽管如此，阿拉伯世界在1973年依然取得了重要收获。阿拉伯人所展现的纪律性和目标的一致性令国际社会印象深刻，也迫使超级大国更严肃地看待阿拉伯世界。在经济层面上，1973年诸多事件使阿拉伯人完全独立于西方石油公司。用谢赫也门尼的话来说，阿拉伯产油国确立了对自己商品的控制权，在石油危机结束后迅速走向暴富——1973年危机之前油价还不到每桶3美元，而危机后的整个70年代都稳定在每桶11—13美元。西方漫画家将阿拉伯石油长老丑化为长着鹰钩鼻子、向全世界勒索钱财的贪婪形象，但西方商人们却迅速涌入了这个看似有无限资源的新兴市场。受益于油价的飙升，西方石油公司因其巨大的石油库存也从危机中牟取了巨额利润。但1973年10月的事件对规制西方石油公司与阿拉伯产油国之间关系的石油特许经营权给予了最后一击。继伊拉克和利比亚之后，科威特和沙特也收购了其国内西方石油公司的全部资产，以用于发展本国的石油工业。1976年，西方对阿拉伯石油施加影响的时代最终落下了帷幕。

十月战争同样是一场外交胜利。萨达特通过战争成功地打破了与以色列之间的僵局，阿拉伯人协调一致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构成了真正的威胁，战争还加剧了美、苏之间危险的紧张关系。现在，国际社会开始高度重视在联合国安理会第242、第338号决议的基础上，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阿以冲突。

通过1973年大胆的积极行动，萨达特确保了埃及的利益，却也使得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诉求濒临绝境。尽管联合国决议支持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但这些决议在提及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时仅仅是保证“公正地解决难民问题”。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实际的流亡政府，巴解组织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或者参与新的外交方案，或者眼睁睁地看着约旦和埃及通过一个全面和平协议收回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这样一个协议也将意味着巴勒斯坦人独立建国愿望的彻底终结。

一架直升机迅速地滑过黎明前的夜空，沿纽约东河飞向位于曼哈顿的联合国总部。1974年11月13日凌晨4点，这架直升机成功着陆，随后紧张的安保人员迅速将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拥入联合国大楼内的一个安全套间。由于是趁着夜色悄无声息地到来，阿拉法特也就免除了被示威者人群围堵的烦恼。而就在同一天清晨稍晚些时候，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联合国大厦门前，高举着写有“巴解组织是国际暗杀组织”“联合国成了恐怖主义论坛”等标语的横幅，抗议阿拉法特的出现。当然，这样做也使他免受暗杀者的袭击。

阿拉法特的联合国之行是巴勒斯坦政治史上达个非同寻常的年份的高潮。苏联、东方集团国家、不结盟运动国家、阿拉伯世界合力确保了巴解组织主席获邀为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发表开幕词。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向世界各国陈述巴勒斯坦人诉求的重要机会。

在联合国的亮相，同样标志着阿拉法特从游击队首领向政治家的转型，对于后一角色他的准备尚不充分。“你为什么不去？”他曾这样问作为巴勒斯坦流亡议会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外事委员会主席哈立德·哈桑（Khalid al-Hasan），后者则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一提议，坚称只有阿拉法特能够代表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发声。“你是我们的主席，是我们的象征。你是巴勒斯坦先生（Mr. Palestine）。要么你去，要么就干脆不去。”24

这场大戏在1974年一年中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

十月战争之后，这位游击队领袖做出了一个战略性的决定——放弃武装斗争以及与之相关的激进策略，围绕旨在解决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举行谈判。在过去的25年中，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在寻求解放历史上完整的巴勒斯坦领土、摧毁以色列国家等立场上几乎始终保持一致。十月战争后，阿拉法特意识到，这个已经成立25年的犹太国家不仅是中东地区的军事超级大国，而且享有美国的全力支持以及几乎整个国际社会的承认。以色列将继续在中东存在下去。

在十月战争后的外交中，阿拉法特很正确地预见到其阿拉伯邻国将最终接受这一现实，并基于第242号决议，在美、苏的支持下与以色列展开和平协议的谈判，巴勒斯坦人则将被边缘化。阿拉法特曾在20世纪80年代这样问一位英国记者：“第242号决议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了什么？对难民的些许补偿，以及可能——我只是说可能——有少数一部分难民回归巴勒斯坦的家园。但除此之外呢？什么也没有。我们将彻底完蛋。我们巴勒斯坦人重新成为一个国家——哪怕是在我们祖国小部分的领土上——的机会将彻底失去，彻底完蛋。不再有什么巴勒斯坦民族。故事结束了。”25

阿拉法特的方案是勉强接受一个以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为基础的微型国家。然而，在能够期待为巴勒斯坦人实现这样一个微型国家之前，阿拉法特还有众多的障碍需要克服。

首要一个障碍就是巴勒斯坦公众的意见。阿拉法特也承认，他需要说服巴勒斯坦民众放弃他们对1948年失去的78%的巴勒斯坦国土的要求。阿拉法特解释说：“当一个民族要求收回其全部土地时，领导人很难说：‘不，你们只能收回30%。’”26

即便是阿拉法特对巴勒斯坦30%领土的要求，也并未得到普遍的承认。从1948年到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一直处于埃及政府的控制之下；约旦河西岸则在1950年被正式并入了约旦哈希姆王国的版图。尽管埃及人对于吞并加沙地带并没有兴趣，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却决心要恢复约旦对约旦河西岸以及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城耶路撒冷东部阿拉伯区的统治。阿拉法特需要从侯赛因国王手中夺回约旦河西岸的控制权。

巴解组织内部的强硬派系同样不愿承认以色列，这也意味着阿拉法特将不得不克服他们对两国方案的反对。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和人民阵线仍然致力于以解放全巴勒斯坦为目标的武装斗争，而正是后一组织臭名昭著的劫机事件触发了1970年约旦的“黑九月”战争。如果当初阿拉法特公开承认他愿意做出妥协，以实现巴勒斯坦人有限的国家地位，那些更为激进的巴勒斯坦派别早就向他发出死亡威胁了。

最后，阿拉法特还不得不克服国际社会对于作为团体的巴解组织以及他本人作为该组织领导人的厌恶。那种炸毁飞机但安全释放人质的“仁慈”激进主义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至1974年，巴解组织早已与一系列针对欧洲和以色列平民的滔天罪行联系在一起：1969年11月一次针对以色列航空公司职员的袭击，造成1名儿童死亡、31人受伤；1970年2月，一枚空中炸弹摧毁了一架瑞士航空的客机，机上47人全部遇难；当然还有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臭名昭著的袭击事件，造成11名以色列运动员死亡。以色列及其西方支持者将巴解视为一个“恐怖组织”，拒绝与其领导人会面。阿拉法特需要说服西方政策制定者，为实现巴勒斯坦民族自决，巴解组织可以放弃暴力，遵循外交途径。

阿拉法特为自己在1974年设定了很高的目标：确保巴勒斯坦民众对两国方案的支持，限制巴解组织内部的强硬派，挫败侯赛因国王对约旦河西岸的领土要求，赢得国际认可。要想在一年之内完成上述所有目标显然绝非易事。

考虑到种种限制，阿拉法特不得不缓慢推进，确保为其政策变化争取到支持者。他不可能一开始就公开宣扬两国方案的构想，因为这牵涉到结束在巴勒斯坦民众中受到广泛支持的武装斗争。就两国方案举行谈判将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以色列，而这是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无法接受的。相反，阿拉法特在1974年2月发布的一份工作报告中，首次以“在能够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占领下夺回的任何土地上”建立一个“民族权力机构”的措辞，曲折地表达了其新政策。

接下来，他还必须获得作为流亡议会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对其新政策的支持。1974年6月在开罗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大会上，阿拉法特提交了一份旨在将巴解组织限定在“民族权力机构”框架内的十点方案。然而，为了确保不受巴解内部强硬派的阻挠，该方案又重新确认了武装斗争的作用以及民族自决的权利，同时排除了对以色列任何形式的承认。大会采纳了阿拉法特的纲领，但巴勒斯坦人很清楚变化正在酝酿之中；但对其他国家而言，巴解组织看起来依然是一个致力于武装斗争的游击队组织。

若想作为流亡政府而获得承认，巴解组织显然需要以一个新的面孔出现在国际社会面前。1973年，阿拉法特任命赛义德·哈马米（Said Hammami）担任巴解驻伦敦代表。哈马米出生于港口城市雅法，1948年随家人一起被逐出巴勒斯坦，后在叙利亚长大，并在大马士革大学获得英国文学学位。作为一名坚定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和政治温和派，哈马米很快便与英国的新闻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建立了良好关系。

1973年11月，哈马米在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他写道：“很多巴勒斯坦人相信，一个位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国……在任何一揽子和平计划中，都是必要的一部分。”他也成为首位提出这一方案的巴勒斯坦代表。“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民族而言，迈出走向和解的第一步绝非小事，而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满足各方诉求的公正和平”——这里的各方显然暗示包括以色列。该报编辑特别为这篇文章添加了一个注释，强调哈马米“与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关系非常密切”，而哈马米公开发表上述观点的决定“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27阿拉法特通过其驻伦敦代表，已成功地开启了一条通向西方甚至以色列的渠道。

一位名叫尤里·阿弗纳瑞（Uri Avnery）的以色列记者与和平活动家在读到哈马米的文章后感到极为振奋。阿弗纳瑞在委任统治时期移民到巴勒斯坦，20世纪30年代末期，当他还是一个青年时，曾加入伊尔贡。后来，当有人指责他和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进行联络时，他就会用这样的话让后者闭嘴：“你没有资格和我谈论恐怖主义，我曾经是一名恐怖分子。”阿弗纳瑞曾在1948年战争中负伤，随后作为独立人士三次入选以色列议会。尽管是一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阿弗纳瑞却一直倡导两国方案，远早于阿拉伯世界任何支持这一设想的人。梅纳赫姆·贝京曾在议会辩论中这样嘲笑他说：“阿拉伯的阿弗纳瑞们在哪儿呢？”28读过哈马米的文章之后，尤里·阿弗纳瑞马上意识到他找到了自己的巴勒斯坦战友。

1973年12月，哈马米为《泰晤士报》撰写了第二篇专栏文章，这一次公开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实现相互承认。“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应承认彼此为两个民族，享有一个民族所应享有的一切权利。紧随这一承认之后的应是一个巴勒斯坦国、一个独立而完整的联合国成员国……的建立。”29基于第二篇文章，阿弗纳瑞断定哈马米的观点肯定反映了巴解组织内部某种有意识的政策调整。一位外交官可能会发表一次轻率言论但却保全了职务，但屡犯者几乎肯定会遭到解职。只有在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支持下，哈马米才有可能提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相互承认对方地位之类的提议。

阿弗纳瑞决心要与赛义德·哈马米取得联系。1973年12月参加日内瓦和平会议期间，阿弗纳瑞会见了一位《泰晤士报》记者，请求后者安排一次与巴解组织代表的会面。会面对双方而言都具有巨大的风险：在20世纪70年代激进主义暴力肆虐的大气候下，无论是巴勒斯坦派系还是以色列特工机构摩萨德，都在积极地针对敌人开展暗杀活动。但哈马米和阿弗纳瑞都愿意承担会面的风险，因为两人都确信两国方案中承载着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的唯一希望。

1974年1月27日，两人在阿弗纳瑞位于伦敦的酒店中举行了第一次会面。会面中哈马米陈述了他的观点，阿弗纳瑞将其总结如下：

两个民族，即巴勒斯坦民族和以色列民族，都存在。

他不喜欢新的以色列国在巴勒斯坦建立的方式。他拒绝犹太复国主义。但他接受以色列国家存在的事实。

既然以色列国存在，它就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正如巴勒斯坦人拥有这一权利一样。当前，唯一现实的解决方案是让两国人民都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

他不喜欢伊扎克·拉宾，也理解以色列人没有必要喜欢亚西尔·阿拉法特。每个民族必须接受另一方选择的领导人。

我们必须在不受超级大国中任何一方干预的情况下达成和平。和平必须源于这一地区本身的人民。30

阿弗纳瑞则向哈马米强调以色列是其犹太公民拥有的民主政体，要想改变以色列政府的政策，他们就必须改变以色列公众的意见。日后，他回忆自己是这样同哈马米说的：“一个人是无法通过文字、声明、外交准则来改变公众意见的，一个人是通过那些可以直接向每个人内心发出呼声的戏剧性事件来改变公众意见的，人们可以亲自在电视上看到、在广播中听到、在报纸标题上读到这些事件。”31

在当时的条件下，除了在西方媒体上呼吁两国方案之外，无论是阿拉法特还是哈马米，都并没有其他办法来进一步赢取以色列公众的支持。然而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这一表态实际上象征着巴解组织政策一次重要的转向，其激进程度要比巴解组织领导层敢于公开表达的大得多。尽管阿弗纳瑞与巴解组织驻伦敦代表之间的会面继续被维持在最高机密状态，但在阿拉法特受邀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一事上，哈马米的温和信号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哈马米向西方世界展示巴解组织已经做好了与以色列人谈判以达成和解的准备。阿拉法特的联大讲话则提供了阿弗纳瑞认为的推动以色列政策转变所必需的某种“戏剧性事件”。

对阿拉法特而言，1974年的另一项重大突破发生在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在拉巴特阿拉伯首脑峰会上，阿拉法特击败了其老对手约旦国王侯赛因，确保了阿拉伯世界对于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身份的认可。1974年10月29日，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对巴解组织给予了一致支持，并确认了巴勒斯坦人民在巴解组织领导下，在“任何被解放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一个“民族权力机构”的权利。这一决议，对侯赛因国王声称代表巴勒斯坦人以及约旦对约旦河西岸地区领土主权的要求，构成了沉重打击。阿拉法特离开拉巴特时，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流亡政府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巩固。

在拉巴特大获全胜15天之后，阿拉法特为确保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民族自决权利的支持而空降联合国。拥有一半巴勒斯坦血统的丽娜·塔巴拉（Lina Tabbara）是阿拉法特的随行人员之一，负责协助将他的讲话翻译为英语和法语。塔巴拉完全被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震慑了，她回忆说：“我就紧随在亚西尔·阿拉法特后，进入了这幢玻璃建筑物的正门。除了少数礼仪上的细节之外，阿拉法特受到了国家元首级别的接待。这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顶峰、一个被剥夺了合法权利者的胜利时刻，也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之一。”亲眼看到阿拉法特登上联大讲台，接受来自联合国大会长时间的起立鼓掌，这一场景激发了塔巴拉内心深处“对于拥有巴勒斯坦血统的自豪感”。32

阿拉法特发表了一次很长的演讲，总共101分钟。哈立德·哈桑日后回忆说：“这是一次真正的团体合作——草稿，草稿，然后是更多的草稿。在确定我们已经做到万无一失之后，我们又邀请我们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对发言稿进行了最后的审阅。”33这是一份激动人心的演讲，一次对正义的呼声，最终意义上也是一次面向巴勒斯坦听众以及那些巴勒斯坦革命斗争支持者的演讲。演讲的宗旨并非要引导巴勒斯坦公众，或推动以色列政府改变其政策。阿拉法特在其运动内部并不享有足够的支持来暗示任何对以色列的妥协，以色列人也没有在听——为抗议巴解组织主席的出席，以色列代表抵制了阿拉法特的演讲。

在演讲中，阿拉法特并没有进一步深化哈马米关于两国方案的呼声，而是回归了其长期的“革命理想”，即在全部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一个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能够公正、平等、友爱、进步地生活在一起的民主国家”。对以色列人及其美国支持者来说，这听起来与要求毁灭犹太国家的传统呼声大同小异。更糟糕的是，阿拉法特并没有利用联合国讲台向以色列人伸出和平之手，而是以一个夸张的威胁结束了他的讲话：“今天，我来到这里，一手拿着橄榄枝，一手拿着自由战士的枪，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我再说一遍：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34

阿拉法特在离开大厅时又受到了一次长时间的起立鼓掌。巴解组织要求给予巴勒斯坦人民公正与国家的呼声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然而，阿拉法特更需要的是支持者，而非勇敢的姿态。仅仅两年后，当丽娜·塔巴拉再次见到阿拉法特时，这位巴解组织主席将在黎巴嫩内战中为自己的政治生存而战。

1974年，巴勒斯坦运动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哈立德·哈桑宣称，1974年是“如此重要的一年”，当时巴解组织领导层正“致力于与以色列达成某种和解”。然而，在阿拉法特的联合国演说之后，巴以谈判却未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哈马米和阿弗纳瑞继续在伦敦举行秘密会谈，两人会定期地在报告或会面中向其领导人阿拉法特和伊扎克·拉宾汇报双方谈话的内容。哈立德·哈桑坚持说：“无论怎样夸大哈马米工作的重要性也不过分，如果伊扎克·拉宾领导下的以色列政府对我们发出的信号做出回应，我们可能在几年的时间内就能实现公正的和平。”35但阿拉法特不敢向以色列人做出任何让步，而拉宾也不可能推动建立一个他本人坚决反对的巴勒斯坦国。

1974年后，随着巴以双方各自强化其立场，哈马米和阿弗纳瑞也开始面临其社会内部极端分子越来越大的威胁。1975年12月，一个疯狂的以色列人在阿弗纳瑞位于特拉维夫的住宅附近持刀袭击了他，导致他严重受伤。1978年1月，哈马米因与以色列人的会面在其伦敦办公室内被枪杀，背后指使者是巴勒斯坦拒绝派的艾布·尼达勒组织（Abu Nidal Group）。杀手只在哈马米头上开了一枪，向他吐了一口唾沫，大声咒骂他为叛徒，随后就溜入伦敦的街道中逍遥法外。36

巴以和平的机遇期现在已经结束。1975年4月13日，基督徒民兵在贝鲁特市郊的艾因·鲁曼尼伏击了一辆满载着巴勒斯坦人的大巴，车上28人全部罹难。该事件也成为一场长达15年的内战的开端，这场内战将使黎巴嫩化为一片废墟，也将巴勒斯坦运动逼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黎巴嫩的政治稳定随着国内人口平衡的变化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当初，法国人从其叙利亚托管国中划出了一个尽可能大的国家，以便使受其保护的基督徒能在其中构成人口多数。然而，黎巴嫩的穆斯林群体（包括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的人口增长率更高，至20世纪50年代在绝对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基督徒（包括占主导地位的马龙派，以及希腊东正教派、亚美尼亚人、新教徒和一些更小的教派）。1932年人口普查显示，基督徒人口略多于穆斯林，而这也成为黎巴嫩最后一次官方人口统计——直至今日，黎巴嫩国内仍缺乏关于其人口构成的准确数据。

1943年黎巴嫩独立时，穆斯林人口愿意将政治主导权让给基督徒，以换取基督徒将黎巴嫩融入阿拉伯世界、远离其前殖民宗主和保护国法国的承诺。双方于1943年达成的权力分配方案是一种“社群性”或教派性的体制，其中政府最高职位被分配给黎巴嫩各个社群，如马龙派的总统、逊尼派的总理、什叶派的议长。议会席位在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以6∶5的比例进行分配，稍有利于基督徒。

这一权力分配方案在1958年内战中首次受到挑战。美国的干预以及1958年9月改革派总统福阿德·谢哈卜（Fuad Chehab）的当选恢复了黎巴嫩的现状，使得这一教派政治体制又维持了10年。60年代末期巴勒斯坦革命在黎巴嫩的兴起，催化了对教派体制的又一轮攻击。

巴勒斯坦人以特殊的方式打破了黎巴嫩的政治和人口平衡。1950—1975年，黎巴嫩国内登记在册的巴勒斯坦难民已由12.76万人增至19.7万人，然而1975年黎境内巴勒斯坦实际人口已接近35万人。37绝大多数巴勒斯坦难民是穆斯林。尽管他们从未被正式计入黎巴嫩人口或被给予公民权，但其在黎巴嫩境内的存在仍然意味着穆斯林人口的显著增长。1969年之前，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人长期处于政治沉寂状态。1969年，埃及总统纳赛尔代表巴勒斯坦游击队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协议，允许巴勒斯坦游击队从黎境内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袭击。“黑九月”事件后，巴勒斯坦民兵被驱逐出约旦领土，黎巴嫩自此成为巴解组织活动的总部。巴勒斯坦难民营变得越来越军事化，政治上则趋于激进化。巴勒斯坦人对黎巴嫩政府的主权构成了如此大的挑战，以至于有人指责巴勒斯坦革命在黎巴嫩制造了一个国中之国。

在黎巴嫩，有很多人将1975年内战爆发的原因完全归结到巴勒斯坦人的身上。前总统卡米勒·夏蒙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仍是最具影响力的马龙派领袖之一，在他看来，这场冲突从来就不是一场内战，“从开始到现在它都是一场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战争”，而且被黎巴嫩穆斯林加以利用，以帮助他们“夺取对整个国家的最高统治权”。38夏蒙略去了好多事实——实际上，黎巴嫩人之间的分歧已经变得非常严重，巴勒斯坦人不过是一场旨在重新界定黎巴嫩政治的冲突中的催化剂。

20世纪70年代初期，黎巴嫩穆斯林、德鲁兹人、泛阿拉伯主义者及包括一些基督徒在内的左翼组织联合组建了一个名为“民族运动”的政治联盟，其目标即推翻黎巴嫩陈旧的教派政体，以一人一票的世俗民主政体取而代之。该联盟的首领是黎巴嫩德鲁兹领袖卡迈勒·琼布拉特。琼布拉特1917年出生于其家族的势力中心穆赫塔拉村，早年曾在巴黎和贝鲁特耶稣会大学学习法律与哲学，1946年在其29岁时第一次进入黎巴嫩议会。他曾这样表示：“只有一个世俗的、进步的、摆脱了教派主义的黎巴嫩才有希望存在下去。”39在他的批评者看来，琼布拉特呼吁建立一个世俗的黎巴嫩，无非是为了争取穆斯林占多数的统治（据估计，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黎巴嫩的穆斯林、基督徒人口比例已达到55∶45），并终结黎巴嫩作为中东地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对琼布拉特而言，巴勒斯坦人只是一场本质上发生在黎巴嫩人之间的战争的一个推动因素。他分析道：“如果黎巴嫩人并没有为爆发做好准备，那就不会有任何爆发。”关于黎巴嫩的属性，夏蒙和琼布拉特的分歧难以逾越。马龙派领袖夏蒙执意于要维护《民族宪章》中的权力分配方案，亦即基督徒在黎巴嫩的特权地位。琼布拉特和民族运动则要求建立一套基于平等公民权的全新秩序，而这一新秩序将有利于占黎巴嫩人口多数的穆斯林。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场围绕黎巴嫩的统治权而展开的权力斗争，争夺双方都自称占据了道义制高点。一位同时代的作者将夏蒙和琼布拉特描述为“其支持者眼中的完人、反对者眼中的恶魔”“彼此之间深恶痛绝、不屑一顾，且都深深扎根于自己的官邸和执念之中”。40

1975年春，现状的维护者与社会革命的支持者之间的冲突达到高潮。1975年3月，黎巴嫩南部城市赛达的穆斯林渔民举行罢工，抗议一项在他们看来可能毁掉生计的新渔业垄断。获得垄断特权的财团恰好是在卡米勒·夏蒙和其他几位马龙派商人运作之下，从而使得这个本质上来说属于企业行为的事件转变为一个教派议题。渔民发动示威游行，由马龙派主导的黎巴嫩军队奉命来镇压，民族运动则将军队的介入谴责为一支“马龙派军队”对马龙派大资本利益的保护。3月6日，军队向示威者开枪，打死了一个左翼纳赛尔主义政党的逊尼派领袖马阿鲁夫·萨阿德（Maʻruf Saʻd）。萨阿德之死在赛达引发了民众暴动，巴勒斯坦突击队员和黎巴嫩左翼民兵成员联手，与黎巴嫩政府军发生激烈冲突。

冲突很快便由赛达蔓延到了贝鲁特。4月13日周日，一车武装人员突然袭击了马龙派领袖皮埃尔·杰马耶勒（Pierre Gemayel），当时后者正准备离开教堂。杰马耶勒是黎巴嫩最大的民兵组织、右翼的马龙派长枪党的创始人，据估计该组织拥有约1.5万名武装人员。枪手当场打死三人，包括杰马耶勒的一位保镖。一心要复仇、愤怒的长枪党成员当天便伏击了一辆满载着巴勒斯坦人的巴士，当时这辆车正好路过基督徒郊区艾因·鲁曼尼，车上28名乘客全部被杀害。大屠杀的消息一传开，黎巴嫩人立刻就意识到暴力的突然升级预示着战争。第二天，没有一个人去上班，学校停课，街上也空无一人，贝鲁特人都躲在家里急切地关注着事态的进展，或者读报，或者听收音机，或者在间断的枪声中电话交流本地的消息。

内战爆发时，丽娜·塔巴拉正在贝鲁特工作。1974年，她曾协助亚西尔·阿拉法特翻译其讲话。在完成了联合国的任务后，塔巴拉回到黎巴嫩，继续在黎巴嫩外交部工作。在很多方面，她代表了富有而国际化的黎巴嫩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能说流利的英语、法语和阿拉伯语，住在贝鲁特市中心最优雅的街区之一。内战爆发之际，她只有34岁，是2个女儿的母亲，一个2岁，另一个4岁。

长着一头红褐色的头发和一双蓝色的眼睛，塔巴拉很可能被误认为是一名基督徒，实际上她是一位有着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混合血统的穆斯林。她为自己的混血身份感到自豪，在内战刚开始的几个月中拒绝选边站队。这一立场并不好维持。从一开始，黎巴嫩内战就伴随着教派谋杀和野蛮的复仇杀戮。

5月31日，经过民兵组织间7周的战斗后，贝鲁特见证了其第一次教派大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仅因宗教身份的原因就遭到杀害。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丽娜·塔巴拉，称穆斯林正在贝鲁特西区的巴舒拉街区围捕基督徒。塔巴拉的朋友称：“有一个路障和一个身份检查站，基督徒必须下车，然后直接被拖进墓地。”当天有10位基督徒在贝鲁特被杀害，新闻媒体称这一天为“黑色星期五”，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41

整个1975年夏天，随着居民们适应了战争强加的种种限制，贝鲁特的生活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常态。一档最受欢迎的广播节目定期向听众提供安全和危险路线的实时更新。节目中，听上去可靠的播音员会宣布：“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建议您绕开这个区域，选择另一条路线。”随着1975年夏秋之交冲突的加剧，主持人的语调也变得更加急切：“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今天是10月20日星期日，你们都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不是吗？现在你们必须赶快回家，赶快！”42广播警报标志着贝鲁特市中心一场新的战役的开始，敌对的民兵把该区域内两座最高的建筑物作为观测和轰炸敌人的平台：一座名为穆尔塔的未完成的摩天大厦俯视着贝鲁特的商业中心，这座建筑也成为逊尼派左翼民兵组织穆拉比吞（Murabitun）的大本营；而位于贝鲁特酒店区中心的高层建筑假日酒店则处于马龙派长枪党民兵的控制之下。

在整夜的战斗中，敌对双方从两座高楼上互射导弹和弹药，对周边地区造成了极大破坏。1975年10月，民族运动武装——塔巴拉称之为“伊斯兰进步分子”——包围了酒店区并成功围困了马龙派军事力量。基督徒民兵最后得到了卡米勒·夏蒙的救援，后者利用其作为内政部部长的权限，在酒店区四周部署了2000人的黎巴嫩政府军，作为敌对双方之间的缓冲带。双方在11月又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但没有人对战争就此结束存在幻想。

12月，路障重新归位，对无辜者的无谓杀戮也再度重启：4名长枪党成员遭到绑架，之后发现被杀；作为报复，长枪党民兵杀害了300—400名平民，身份证显示受害者全部为穆斯林；穆斯林民兵则以牙还牙，杀害了数百名基督徒。这一天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六”。对丽娜·塔巴拉来说，她正是在这一天最终选择了自己的立场。“无视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横亘的鸿沟已经不再可能；在‘黑色星期六’之后，一切都走得太远了。”自此，丽娜开始认同于穆斯林的事业。“我感觉仇恨的种子和复仇的欲望已经在我内心深处扎根。在那一瞬间，我真的希望穆拉比吞或者其他任何人双倍地报复长枪党人。”43

到1976年初，外部势力开始在黎巴嫩人的战争中扮演积极的角色。数月的激烈交火消耗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吉普车、制服、火箭弹和炮弹，而所有这一切都相当昂贵。为此，黎巴嫩各民兵组织从武器泛滥的邻国获取武器。石油繁荣的结果之一即中东地区军售的快速增长；诸邻国正是抓住黎巴嫩内战升级的时机，通过武装不同的民兵组织向黎巴嫩施加影响。

长期以来，苏联人和美国人一直向其地区盟友提供武器系统，很快，其他国家也进入了这一利润丰厚的市场，欧洲制造商与美国人展开竞争，向亲西方的“温和”阿拉伯国家出售重型武器。举例来说，1968—1978年沙特的国防开支由1.71亿美元猛增至超过130亿美元。44随着地区大国试图影响黎巴嫩国内局势的发展，过剩的武器开始被用来补给交战中的黎巴嫩各民兵组织。丽娜·塔巴拉报道了关于沙特支持基督徒民兵组织的传闻，“因为利雅德政权出于对假想的共产党人夺权的恐惧，宁可支持伊斯兰的敌人”。45马龙派基督徒还从以色列人手中获取了武器弹药，以便帮助后者打击巴勒斯坦民兵组织。左倾的民族运动从苏联或伊拉克、利比亚等苏联附庸国获取武器。黎巴嫩人间的内部冲突被拖入了冷战、阿以冲突以及阿拉伯世界革命与保守政权之间对抗的泥潭。

1976年，黎巴嫩内战退化为一场种族灭绝性质的冲突，每一场屠杀都会招致报复性的残杀。1976年1月，基督徒武装占领了穆斯林棚户区卡兰提那，杀害了数百人，并用推土机将这一贫民区从地面上永久地抹去。作为报复，民族运动和巴勒斯坦武装包围了夏蒙的重要据点、贝鲁特南部沿海的基督徒城镇达穆尔。1月20日巴勒斯坦和穆斯林民兵攻陷达穆尔后，500名马龙派基督徒被杀。5个月后，马龙派武装包围了坐落于多个基督徒社区之间、遭到孤立的巴勒斯坦台勒·扎塔尔难民营。该难民营的3万名居民在经历了53天无情暴力后最终投降，其间没有任何医疗救援、饮用水，食品供应也不断减少。关于这次围攻缺乏可靠的伤亡数字，据估计约3000人死于台勒·扎塔尔。46总体而言，从1975年4月战争爆发到1976年10月全面敌对行动停止为止，约3万人在内战中被杀、近7万人受伤。对一个总人口只有325万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伤亡数字。47

黎巴嫩内战的第一阶段于1976年10月结束，其结束乃是源于一次政治危机。1976年3月，黎巴嫩议会通过了一次针对共和国总统苏莱曼·弗朗吉亚（Suleiman Franjieh）的不信任投票，并要求后者辞职。弗朗吉亚表示拒绝后，卡迈勒·琼布拉特威胁发动全面战争，军队中的异见分子开始炮轰位于贝鲁特郊区的总统府。为了保护弗朗吉亚并促成停火，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派部队进入黎巴嫩。

在叙利亚军队的保护之下，黎巴嫩议会再次举行会议，同意为解决当前政治僵局而提前举行选举。一直以来，黎巴嫩总统都是由议会成员选举产生。1976年5月，黎议员举行集会投票选举新总统。当时有两位候选人：伊利亚斯·萨尔基斯（Elias Sarkis），受到保守的基督徒和马龙派民兵组织的支持；雷蒙德·埃迪（Raymond Eddé），改革派和民族运动倾向的人选。大大出乎黎巴嫩国内穆斯林力量意料的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全力支持伊利亚斯·萨尔基斯，并确保后者战胜了埃迪。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因为叙利亚开始直接介入黎巴嫩政治，并通过在贝鲁特以及黎巴嫩全国战略要地部署军队来确保对该国的影响力。

通过对伊利亚斯·萨尔基斯的支持，叙利亚人实际上站在了巴勒斯坦人以及琼布拉特的民族运动的对立面。这一立场的反转着实让人感到震惊：叙利亚人一贯标榜对泛阿拉伯主义和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而在黎巴嫩他们却维护亲西方、反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马龙派基督徒。对丽娜·塔巴拉来说，当她看到叙利亚军队在贝鲁特机场，“使用在苏联帮助下购买的苏制‘冰雹’地对地导弹，炮击巴勒斯坦难民营以及［穆斯林］进步力量控制下的贝鲁特区域”之时，事实真相已经再清楚不过了。48丽娜很快就认识到叙利亚人并不是为了支持马龙派基督徒而支持他们，而更多地是想利用他们来加大对黎巴嫩的控制。

叙利亚介入黎巴嫩引发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切，这些国家并不希望看到大马士革利用黎巴嫩国内冲突来吞并其一度繁荣的邻国。沙特国王哈立德（King Khalid，1975—1982年在位）在利雅德召开了阿拉伯国家首脑小型峰会，参会者包括黎巴嫩总统萨尔基斯、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以及来自科威特、埃及、叙利亚的代表。

1976年10月18日，阿拉伯首脑们公布了黎巴嫩危机解决方案，呼吁黎巴嫩国内所有武装力量完全脱离接触，并在10天的时间内实现永久停火。阿拉伯国家将建立一支由3万人组成的维和部队，由黎巴嫩总统直接指挥。维和部队士兵将有权解除所有违反停火协议的战斗人员的武装，并没收其武器。利雅德峰会还呼吁巴解组织尊重黎巴嫩主权，撤回到1969年《开罗协议》中划归巴勒斯坦战士活动的区域。在结尾处，峰会决议呼吁黎巴嫩所有党派为实现民族和解而举行政治对话。

尽管对叙利亚的意图怀有疑虑，但利雅德峰会决议却几乎没有削弱叙利亚对黎巴嫩的掌控。考虑到其他阿拉伯国家不愿在黎巴嫩驻扎相当数量的部队，叙利亚军队就构成了阿拉伯多国部队的主体——在派往黎巴嫩维和的3万名阿拉伯士兵中，叙利亚人占据约2.65万个名额；甚至那些来自沙特、苏丹、利比亚等国的象征性小分队也并未在黎巴嫩停留多长时间，很快就把任务完全委托给了叙利亚人。11月中，约6000名叙利亚军人在200辆坦克的支持下占领了贝鲁特。就这样，利雅德峰会决议仅仅为叙利亚对黎巴嫩的占领提供了一件合法化的外衣。

尽管萨尔基斯总统号召黎巴嫩人“带着友爱与同胞情谊”来迎接叙利亚兄弟，但黎巴嫩穆斯林和进步党派却怀有深深的疑虑。卡迈勒·琼布拉特在其回忆录中记录了他与哈菲兹·阿萨德的一段对话：“我请求您撤出派往黎巴嫩的部队，继续执行您的政治介入、您的调停、您的仲裁吧……但我一定要规劝您放弃军事手段，我们不想成为一个卫星国。”49丽娜·塔巴拉惊恐地看着叙利亚军队布满了贝鲁特的大街小巷，但最让她恼火的却是“几乎每个人表面上看起来都满意于这种状况”。

利雅德峰会后，内战爆发以来的第56次停火正式生效。如果黎巴嫩人民希望叙利亚人的占领，将在近两年的战争之后为他们带来和平，那么他们很快就会感到失望。叙利亚进驻贝鲁特之后不久，塔巴拉就目睹了最早的汽车炸弹袭击之一，这类袭击也将成为黎巴嫩国内暴力的一个标志。她在形容眼前的惨状时写道：“幕后传来响亮的哭喊声和尖叫声。有人喊着：’小心！这是一辆装了饵雷的汽车，可能还有一辆！’在过去的几天内，这类袭击越来越多，但没有人知道幕后黑手是谁，很多受伤严重的伤员就躺在路边。”塔巴拉回忆道，当她看到“黎巴嫩人在叙利亚和平笼罩下那种胜利的平静烟消云散”之时，感到了某种残忍的满足。50她和家人已经见证了足够多的鲜血和毁灭。他们将贝鲁特留给了叙利亚人，加入了成千上万的黎巴嫩海外流亡者的行列。

就国际社会而言，黎巴嫩冲突已经得到了至少是暂时性的解决。全球媒体的注意力已经从满目疮痍的黎巴嫩转向了耶路撒冷。1977年11月20日周日，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将在这里向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提议结束阿以冲突。

1977年1月，萨达特正在其位于尼罗河上游城市阿斯旺的假日官邸内接受一位黎巴嫩记者的采访，记者突然停止了提问。当时，一股浓烟正从市中心升起。她说道：“总统先生，一些奇怪的事情正在您身后发生。”萨达特转过身来，看见阿斯旺市内的火光，一群暴民正跨过尼罗河大桥向他的官邸走来。不久之前，萨达特刚刚命令深陷财政危机的埃及政府取消了对大饼和其他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关键补贴，埃及的穷人们认为他们的生计受到了严重威胁，于是发起了全国性的大饼骚乱。骚乱共造成171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政府恢复补贴之后，骚乱才趋于平静。51

的确，一些奇怪的事情正在萨达特身后发生。基于十月战争中埃及在苏伊士运河战场上的胜利，埃及公众曾一度欢呼他为“渡河英雄”，现在他们对总统却失去了信心。萨达特并不具备纳赛尔的个人魅力或对公众的吸引力。他需要兑现其对经济繁荣的承诺，否则就要面临被废黜的风险。萨达特越来越确信，繁荣只有在美国支持以及与以色列实现和平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1973年战争结束伊始，基于埃及具有说服力的军事表现以及对阿拉伯石油武器的成功运用，萨达特成功说服了美国敦促以色列从西奈部分撤军。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开启了其独特的穿梭外交，在开罗和耶路撒冷之间展开了频繁的协调谈判，最终确保了两份西奈脱离接触协议的达成（1974年1月和1975年9月）。协议将苏伊士运河以及西奈的部分油田归还给了埃及。

收复苏伊士运河是萨达特的一项重要成就，首先是因为他在纳赛尔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他成功地避免了运河转变为埃、以之间的实际边界。其次是因为，运河是财政困难的埃及政府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在美国的帮助下，埃及人将1967年阿以战争中被炸毁的船只残骸清除出了运河区。1975年6月5日，萨达特重新向国际航运市场开放了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水路。通过运河的第一批船队来自“黄色舰队”的14艘船只。“黄色舰队”是一群因1967年战争而被迫滞留在“大苦湖”的国际汽轮，因花了8年时间来收集黄色灰尘而得名。尽管埃及为这些收获进行了庆祝，但《西奈协议》使以色列控制了西奈半岛（“六日战争”中埃及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的绝大多数地区，而埃及国库还在为收支相抵而苦苦挣扎。

萨达特越来越急于为其国库获得新的资金，为此他甚至不惜与阿拉伯邻国为敌，以便巩固自身的地位。出于对增加埃及收入的迫切需求，1977年夏，萨达特试图夺取隶属于利比亚的油田。根据当时的估计，利比亚每年的石油收入高达50亿美元。对一个人口还不足埃及零头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而保护这些财富的军队，其规模也只有埃及的一个零头。在疯狂的机会主义想法的刺激下，萨达特将苏联向这个富裕邻国提供武器作为入侵的借口，仿佛利比亚的军火库对埃及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7月16日，萨达特从西奈的以色列前线撤回了其部队，向驻扎在西部沙漠的利比亚军队发动了进攻。埃及空军轰炸了利比亚基地，为地面部队的入侵提供了空中掩护。资深分析家穆罕默德·海卡尔回忆说：“几乎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萨达特做出了误判。无论在［埃及］民众还是军队看来，撤下对付敌国以色列的部队去攻击一个阿拉伯邻国都毫无道理。”

埃及对利比亚的进攻持续了9天。埃及民众反应冷淡，华盛顿则公开反对埃及毫无理由的入侵。美国驻开罗大使明确表示，美国反对对利比亚的任何入侵，萨达特被迫做出让步。7月25日，埃及部队撤出利比亚，双方冲突就此结束。海卡尔总结道：“所以，正是1月份的食品骚乱以及搞砸了的对外冒险……导致萨达特在1977年年中得出结论，埃及必须与以色列就全新的两国关系展开谈判。”52如果萨达特无法增加国库收入，他就会面临更多的食品骚乱。他又无法确保从其阿拉伯兄弟手中获得资金，无论是通过说服还是强制的手段。但一旦成为与以色列缔结和平的第一个阿拉伯国家，埃及就可能获得大量的美国发展援助并吸引可观的外国投资。考虑到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不妥协立场，这一策略具有很高的风险。但萨达特之前已经冒过很大的风险，还获得了成功。

与以色列和解的障碍从未像现在这样显得难以跨越。1977年5月，梅纳赫姆·贝京领导下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中获胜，打破了以色列建国以来工党对政府的垄断。在贝京的领导下，利库德集团坚决主张在以色列于1967年6月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建立定居点，以保留这些土地。很难想象会有一位比这位前恐怖分子、大以色列的倡导者更顽固的谈判对象了。然而，正是贝京进行了最初的接触，通过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和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向埃及总统释放了一些和解信号。齐奥塞斯库劝告萨达特说：“一旦工党上台、利库德集团在野，达成和平协议将不再可能；但在二者角色互换的情况下，达成协议的前景还稍好。”这是因为，工党（做在野党时）阻挠与埃及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要稍小。53

萨达特回到埃及后，开始考虑这项不可想象的任务——直接与以色列人展开谈判，以确保一项阿以和平协议。在十月战争中，他已经展示了埃及的军事领导地位。通过引领和平，他将确立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正如1972年首次提出该话题时他的将军们反对与以色列开战一样，他知道他手下的政治家们也会抵制他的和平计划。他需要重组政治团队，引入一些更少抵制变革的新人才。他选择了一位完全的外来者来协助制订他的和平计划。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1922年出生）是开罗大学的一位政治学教授。在国王时期，他的祖父曾担任过首相，他的叔叔则担任过外交大臣。加利出生于一个土地贵族家庭，1952年革命后，根据新政府的土地改革措施，其家族的农业地产被没收。

埃及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穆斯林，布特罗斯-加利本人却是一名科普特基督徒，他的妻子则出身于埃及一个显赫的犹太家族。1952年革命以来，上述身份特点曾迫使布特罗斯-加利远离埃及政治舞台。现在萨达特决定与以色列达成和解，同样的身份特点却使他成为政府公职的候选人。1977年10月25日，这位日后将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大学教授很吃惊地得知，自己在一次内阁重组中已经被任命为国务部部长。

进入政府后不久，布特罗斯-加利参加了11月9日萨达特向议会发表的演讲。在这次演说中，萨达特首次暗示了与以色列合作的意愿。萨达特这样告诉出席的各位议员：“我已经准备好走到天涯海角，如果这样做能以任何方式保护一位埃及儿童、战士或军官免受杀戮和伤害。”谈到以色列人，他继续说道：“我已经准备好去他们的国家，甚至去以色列议会和他们会谈。”

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同样出席并聆听了萨达特的演说。布特罗斯-加利回忆说，阿拉法特“是对这些话报以热烈掌声的第一人。无论是阿拉法特、他的同事还是我本人，都没有理解总统所说的这番话的含义”。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想到萨达特真的计划于近期前往以色列。54然而一周之后，布特罗斯-加利完全理解了萨达特这番话的意思。副总统侯斯尼·穆巴拉克要求他起草一份演讲提纲，“总统将于下周日在以色列发表这份讲话”。布特罗斯-加利兴奋地发现自己“正处在这一历史性事件的中心”。

正像萨达特预料的那样，他手下的很多政治家都反对他的计划：外交部部长伊斯玛仪·法赫米（Ismail Fahmi）、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部部长穆罕默德·里亚德（Muhammad Riyad）双双辞职，而非陪同总统前往耶路撒冷。预计出发时间前两天，布特罗斯-加利被任命为代理外交部部长，受邀加入了前往耶路撒冷的总统代表团。他的朋友们劝告他不要同去。布特罗斯-加利日后回忆说：“空气中几乎可以闻到恐惧的气氛，阿拉伯媒体非常恶毒，他们写道：没有穆斯林愿意陪同萨达特（前往耶路撒冷），所以他选择了基督徒布特罗斯-加利，后者还有一个犹太妻子。”55但新上任的代理外交部部长却发现自己“受到这一巨大挑战的吸引”：他们需要打破1967年喀土穆峰会制定的禁忌，该峰会决议要求所有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协调一致，不承认犹太国家、不与以色列官员谈判、不谋求与以色列达成和平。

这位埃及总统先宣布了他的计划，然后才寻求阿拉伯各国元首的支持，这让后者大为光火。为避免与叙利亚决裂，萨达特亲自飞往大马士革，向哈菲兹·阿萨德总统简要介绍了其出访以色列的计划。阿萨德立刻提醒萨达特关于阿拉伯统一立场的问题。阿萨德对他说：“安瓦尔兄弟，你总是那么性急。”他警告道：“我理解你急迫的心情，但请你也理解一下，你不能去耶路撒冷，这是一种背叛。埃及人民不会接受，阿拉伯人民也永远不会原谅你。”56

然而萨达特并没有被吓到。11月19日，在布特罗斯-加利的陪同下，他登上了一架公务飞机，踏上了前往特拉维夫的45分钟的行程。布特罗斯-加利惊呼道：“我从未意识到（埃、以两国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近！对我来说，以色列陌生得像来自外太空的一块土地。”57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争和敌意，这似乎是埃及人第一次将以色列视为一个真实的国家，他们的感受非常复杂。埃及资深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捕捉到了萨达特在罗德机场走下飞机的瞬间。“当电视摄像镜头伴随着他走下舷梯，数以百万计的埃及人所背负的负罪感被一种参与感所取代。无论对错，萨达特在政治和身体层面的勇气是不容置疑的。他踏上了这块禁地，许多埃及人为之侧目，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惊骇不已。”58

次日即1977年11月20日周日，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用阿拉伯语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让布特罗斯-加利伤心的是，他煞费苦心准备的英语讲稿并未被使用）。这恰恰是尤里·阿弗纳瑞一直以来敦促巴解组织应该摆出的勇敢姿态，以便向以色列公众证明，确实存在希冀和平的阿拉伯合作伙伴。萨达特对电视摄像机的镜头说道：“请允许我从这个讲台上向以色列人民发出呼声。”他宣布： “我向你们传达来自埃及人民的和平信息，一条面向以色列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安全与和平的信息。”萨达特径直越过了以色列的立法者们，直接敦促以色列的选民“鼓励你们的领导人为和平而奋斗”。

萨达特继续对以色列议会内外的听众说道：“让我们彼此都坦诚一些，我们如何才能达成基于公正的持久和平？”萨达特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表示持久的和平必须基于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解决。他指责以色列人：“今天在以色列宣扬的口号，完全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甚至质疑他们的去向，世界上再没有人能够接受这样的口号。”他继续说道，和平也不可能在占领他国领土的情况下出现。他呼吁以色列归还1967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作为交换，以色列将被所有阿拉伯邻国接受和承认。萨达特强调：“正如我们真诚地寻求和平那样，我们同样真诚地欢迎你们和平、安全地生活在我们中间。”

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旅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外交壮举，在以色列和其阿拉伯邻国之间开启了首个严肃的和平进程。然而，事实证明，通往和平之路还很漫长、艰辛，且布满了风险。走到谈判桌前时，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的预期极为不同。萨达特希望以色列从1967年占领的领土上完全撤军，且在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基础上，率领其他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和平。贝京则无意做出这些让步，而且他削弱了萨达特在阿拉伯世界的公信力——他在以色列议会回应萨达特时坚称：“萨达特先生知道，正如在他到达耶路撒冷之前我们已经告诉他的那样，我们关于和邻国之间持久边境的立场与他有所不同。”59在随后的谈判中，贝京宣称，愿意将西奈半岛以及戈兰高地的绝大部分分别归还给埃及和叙利亚，以换取双边关系的完全正常化，但他断然拒绝向巴勒斯坦人做出任何让步。

以色列关于阿以全面和平协议的立场过于强硬，无法吸引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参与。贝京执意要保留定居点，同时出于战略考量，要求保留被占的部分叙利亚和埃及领土。以色列人愿意向巴勒斯坦人做出的最大妥协，是允许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一定程度的自治。事实上，贝京一直用圣经地名朱迪亚和撒马利亚（Judea and Samaria）来称呼这两块地方。以色列人拒绝与巴解组织举行会谈，而巴勒斯坦独立或建国以及以色列归还部分耶路撒冷，更是毫无可能。以色列议会已然宣布耶路撒冷为这个犹太国家永久的、不可分割的首都（这一声明尚未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在开启了这一勇敢的和平倡议之后，萨达特发现自己夹在拒不妥协的阿以双方之间进退两难。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愿意追随埃及的脚步，以色列总理贝京也并未激励他们这样做。他深信与埃及达成和解符合以色列的战略利益，因为在缺少埃及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有能力对这个犹太国家构成真正的威胁。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和平仅是次要议题，他也不愿为吸引他们加入严肃的谈判做出任何妥协。在阿拉伯世界对埃及的敌意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埃及不得不单独与以色列人谈判。

为了将处境艰难的埃以和平倡议最终引向和平，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付出了巨大努力。1978年9月，卡特在位于马里兰州戴维营的总统度假地召开了一次会议。布特罗斯-加利再次作为埃及代表团成员参与了会议。随萨达特飞往戴维营参会途中，他听着埃及总统的谈判策略，心中越来越感到担心。萨达特天真地认为他能够赢得美国公众对埃及谈判立场的支持，相信卡特总统将站在他这一边，迫使以色列为实现他本人的要求做出必要的让步。布特罗斯-加利认为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我担心美国人不会向以色列人施压，到那时萨达特将被迫做出让步。”60

萨达特也并不完全是错的：埃及的立场的确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而卡特总统也确实向贝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以迫使后者做出让步。经过13天的艰苦谈判以及对22份草案的反复修改，卡特终于使双方达成一致。贝京同意从整个西奈（他曾计划退休后在那里安度晚年）撤军，但萨达特也被迫做出了妥协。重要的是，整份协议并未保证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利。框架文件提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设定一个5年的过渡期，规定以军撤出上述地区，同时在这两块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一个自由选举产生的自治权力机构。然而，协议却将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最终地位问题留待埃及、以色列、约旦及巴勒斯坦领土的民选代表通过谈判来解决。对于以色列未履行其承诺的情况，协议中也不包含任何惩罚措施。

为抗议萨达特对巴勒斯坦人权利的背叛，新任埃及外交部部长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卡米勒（Muhammad Ibrahim Kamil）愤然辞职。但萨达特并没有被吓到。1978年9月17日，萨达特毅然前往华盛顿，在白宫的一次正式仪式上签署了《为实现和平协议的框架文件》（Framework for the Conclusion of a Peace Treaty）。

萨达特脱离阿拉伯阵营、寻求与以色列单独议和的决定，让整个阿拉伯世界惊恐不已。为应对这一危机，阿拉伯国家首脑于1978年11月在巴格达举行峰会。峰会上，阿拉伯产油国承诺在10年的时间内向埃及提供每年50亿美元的拨款，以弥补萨达特寻求与以色列议和背后可能的物质刺激因素。他们还威胁一旦萨达特与以色列缔结和约，埃及将被开除出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总部也将从开罗迁往突尼斯。

但萨达特已经走得太远，阿拉伯国家的威胁已然无济于事。经过6个月的进一步谈判，1979年3月26日，卡特、贝京和萨达特再次回到白宫草坪上，签署了最终版本的埃以和平协议。在与以色列进行了5场战争之后，埃及这个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最终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在缺少埃及的情况下，阿拉伯世界将再也不可能在军事层面压倒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将不得不通过谈判确保自身的国家和领土诉求。阿拉伯国家将永远不具备足够的筹码来向一个顽固的以色列施压，迫使后者归还他们的土地。他们也将永远不会饶恕埃及脱离阿拉伯阵营、以他人利益为代价确保自身领土的做法。其他阿拉伯国家认为，阿拉伯人本来可以通过集体行动，为所有人达成一份更好的和平协议。

1979年3月埃、以签订和平协议后，阿拉伯国家立即将他们的威胁付诸实践，切断了与埃及的关系，埃及也将花费20多年的时间才重新完全融入阿拉伯阵营。萨达特装作满不在乎，但一贯自豪于本国在阿拉伯事务中的领导地位的埃及人民，此刻却为自身所受到的孤立而深感痛心。1979年，他们沮丧地看着阿拉伯国家的国旗从阿盟总部以及开罗市中心使馆建筑上降下。1980年2月，埃、以两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埃及人民又同样担忧地目睹了大卫之星在开罗新落成的以色列使馆上方冉冉升起。

埃及人民并不反对同以色列人议和，他们只是不想让这一和平以埃及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破坏为代价。埃、以两国现在实现了和平，但这一和平并未给任何一方的人民带来多少愉悦。

20世纪70年代末，阿以和平进程的光芒被现代中东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所掩盖。尽管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范围之外，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很快就传遍了整个中东阿拉伯世界。

1979年1月，美国支持下的伊朗国王被一场伊斯兰宗教学者领导的民众革命推翻。伊朗伊斯兰革命是冷战时期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由于美国失去了其在地区影响力的一根支柱，这场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势力均衡。同时，伊朗革命也对油价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革命的混乱期，作为世界第二大产油国的伊朗实际上完全停止了其石油生产。在国王倒台引发的恐慌中，全球市场也经历了10年内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油价几乎涨至原来的3倍，每桶价格由13美元猛增至34美元。

在全世界消费者遭受损失的同时，产油国则经历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沙特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氢化合物出国口，也是富油国的典型代表。沙特的石油收入由1970年的12亿美元，增至1973—1974年间石油禁运高潮时期的225亿美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引发的第二轮石油危机后，沙特的石油收入在1979年时已飙升至700亿美元，在整个70年代增长了几乎60倍。包括利比亚、科威特、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其他阿拉伯产油国，也经历了相似的增长速率。沙特人则推出了阿拉伯世界最雄心勃勃的公共支出计划，年度发展开支由1970年的25亿美元猛增至1980年的570亿美元。61

然而与其他产油国相似，沙特本身缺乏实现其发展目标所必需的人力资源，因而被迫从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招募劳动力。埃及成为首要的劳动力输出国，但突尼斯、约旦、黎巴嫩、叙利亚、也门以及无国籍的巴勒斯坦人，同样也是阿拉伯劳工移民队伍中的生力军。20世纪70年代，在产油国工作的阿拉伯移民劳工由1970年的约68万人，猛增至1973年石油禁运后的130万人，据估计，至1980年已达到约300万人。这些阿拉伯劳工移民为本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1970年，埃及政府通过阿拉伯产油国的埃及劳工获得的侨汇收入为1000万美元，1974年时达到1.89亿美元，1980年时已增至约20亿美元，10年之内增长至原来的200倍。

埃及社会学家萨阿德丁·易卜拉欣（Saad Eddin Ibrahim）敏锐地指出，这种富油国和贫油国之间的劳动力与资本交换造就了一种“全新的阿拉伯社会秩序”。在一个政治分歧深刻、尖锐的时代，阿拉伯人在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却不断加深。这一新秩序具有相当的弹性来缓和阿拉伯国家间的相互敌意。当1977年夏埃及向利比亚开战时，在利比亚工作的40万埃及劳工没有一人遭到报复性的驱逐。即便在萨达特脱离阿拉伯阵营与以色列议和的情况下，这种实用主义仍然占据优势——在《戴维营协议》之后的几年内，产油国对埃及劳动力的需求继续增长。正如易卜拉欣所总结的，到20世纪70年代末，石油已经使阿拉伯世界在社会经济层面的联系比其现代历史中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62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远远超越了石油市场的范围。伊朗国王是中东地区统治时间最长的独裁君主之一，拥有该地区最强大的武装部队之一，且享有美国的全力支持。他的倒台引起了阿拉伯政客的警觉和思考。紧张的阿拉伯统治者们开始带着更多的疑虑来审视境内的伊斯兰政党。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回忆，自己曾问一位埃及记者：“伊朗革命有没有传播到埃及的风险？”后者向他保证说：“伊朗革命是一种病症，不可能传播到埃及。”63这位记者指出，伊朗是一个什叶派国家，而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绝大多数人口都是逊尼派，且埃及受到另一个伊斯兰国家——沙特阿拉伯王国的保护，可免遭伊朗的传染。事实很快就将证明这位记者是错的：在未来的10年内，伊斯兰政治将迅速兴起并对阿拉伯世界的每一位政治领袖发起挑战，而其起点正是沙特。

伊斯兰政治对沙特王国的挑战起始于1979年11月20日。当时，一个自称“阿拉伯半岛穆斯林革命者运动”的名不见经传的组织，占领了麦加大清真寺这一伊斯兰的神经中枢。该运动的领导人呼吁净化伊斯兰教，摒弃西方价值观，从沙特王室手中解放其国家，还指责王室伪善而腐败。僵局持续了两周以上，约1000名反叛者劫持了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地。最后，沙特人被迫派遣国民卫队对反叛进行了镇压。官方数据称死亡人数只有几十人，非官方的观察者则宣称有数百人在冲突中被杀。该运动的领导人被捕，随后与63名追随者一道被处决，这些追随者中很多人来自埃及、也门、科威特或其他阿拉伯国家。

当麦加大清真寺仍处于被包围之时，沙特东部省份的什叶派社群于11月27日发动了暴力示威游行。示威者高举着伊朗革命精神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画像，散发传单、鼓动推翻“专制的”沙特政权。沙特国民卫队的警力不堪重负，花了3天时间才扑灭了亲伊朗的示威游行，造成数十人伤亡。64

突然之间，即便是最富有、最强大的阿拉伯产油国在迅速崛起的政治伊斯兰力量面前都显得脆弱不堪。新一代青年正在阿拉伯世界崛起，他们已不再相信阿拉伯民族主义华而不实的空话。眼见阿拉伯国王和总统们正用腐败所得建造宫殿，并将个人权力置于阿拉伯公共利益之上，他们对本国的政治领袖不再抱有希望。他们不喜欢共产主义或苏联式的无神论。他们相信美国代表着一支新的帝国力量，正在阿拉伯国家之间推行分而治之的策略，为推进以色列的利益而牺牲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他们从伊朗革命中学到的经验就是，伊斯兰教比所有敌人联合起来都要强大。只要穆斯林能团结在其宗教的永恒真理之下，就能推翻统治者、对抗超级大国。在伊斯兰力量的激励下，阿拉伯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政治和社会变迁的新时代。

第十三章　伊斯兰的力量

每年的10月6日，埃及武装部队都要举行阅兵式，这是纪念1973年战争的国定节日。开罗阅兵场的背景是一座现代金字塔，颇具戏剧感，这是安瓦尔·萨达特下令建造的十月战争阵亡将士纪念碑，也是埃及的无名战士墓。

武装部队日的游行庆祝是萨达特总统任期的巅峰时刻，也即他成为指挥埃及军队跨越苏伊士运河的“横渡英雄”的时刻。这次的阅兵式是为了纪念1973年埃及领导阿拉伯军队打击以色列。这次打击发生在埃及与这个犹太国家单独媾和之前，媾和严重损害了埃及的地位。

萨达特竭尽全力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武装部队日的游行上，在埃及和国际媒体的注视下，他亲临游行现场。至少在这一天，他可以忽略埃及被孤立的事实：作为对《戴维营协议》的回应，其他阿拉伯国家与埃及断交，阿盟将总部从开罗迁至突尼斯。这些措施更坚定了埃及政府的决心，要将1973年战争的成就作为国家荣誉来庆祝。

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身穿礼服，坐在阅兵台上，身边环绕着他的内阁成员、宗教人士、外国政要和高级军官，呈现出国之大典的隆重。一排排坦克、装甲运兵车和导弹发射器在金字塔形纪念碑和检阅台之间列队前进。一组密集的空军战斗机在头顶呼啸而过，拖着彩色的烟雾。评论员宣告：“现在炮兵来了。”此时沉闷的黄褐色卡车拉着榴弹炮驶近检阅台。

其中一辆卡车突然转向急停。一名士兵从驾驶室跳下来，向检阅台投掷了几枚眩晕手榴弹，而他的3个同伙则从平板卡车后面向聚集的政要们开火。这些叛变士兵的行动完全出乎意料，他们尽情地屠杀了30秒钟，没有受到任何阻碍。他们很可能一开火就射杀了萨达特。

这伙人的首领跑到检阅台前，近距离向伏地的萨达特总统开枪，直到一名总统卫兵开枪打伤了他。“我是哈立德·伊斯兰布里（Khalid al-Islambuli），”这名刺客对着一片混乱的检阅台高喊，“我杀了法老，我不怕死。”1

电视直播了萨达特遇刺，全世界为之震惊。一个不起眼的伊斯兰主义者，几乎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暗杀了埃及这个最强大的阿拉伯国家的总统。伊斯兰革命的景象可能不再局限于伊朗，阿拉伯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伊斯兰主义运动，挑战世俗政府。

当哈立德·伊斯兰布里高喊“我杀了法老”时，他是在谴责萨达特，谴责他的世俗统治把人的法律凌驾于宗教之上。将伊斯兰主义者团结起来的是他们共同的信念：穆斯林社会必须按照“真主的法律”来统治，即源自《古兰经》、先知穆罕默德的智慧和伊斯兰神学家的法律判例的伊斯兰法，统称“沙里亚”（sharia）。他们视自己的世俗政府为敌人，称他们的统治者为“法老”。《古兰经》和《希伯来圣经》一样，都严厉批判古埃及的法老，把他们描绘成把人的法律凌驾于神谕之上的暴君。《古兰经》中有不下79节经文谴责法老。那些更极端的伊斯兰主义者主张用暴力对抗晚近统治阿拉伯世界的“法老们”，以此作为推翻世俗政府和以伊斯兰国取而代之的必要手段。哈立德·伊斯兰布里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将伏地的总统萨达特斥为法老，从而宣布暗杀是合法的。

并不是只有伊斯兰主义者批评萨达特。1981年10月10日，埃及为安瓦尔·萨达特举行国葬，许多国际领导人参加了葬礼，但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寥寥无几。与会者包括3位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杰拉尔德·福特和吉米·卡特，萨达特都曾和他们密切合作过。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率领一个声势浩大的以色列代表团出席，他曾因缔结埃以和平条约而与萨达特分享了1978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在阿盟成员国中，只有苏丹、阿曼和索马里派代表参加了葬礼。

也许更令人震惊的是，出席总统葬礼的埃及名流也很少。资深记者和政治分析家穆罕默德·海卡尔对萨达特怀有不满（在刺杀发生前一个月，哈伊凯勒同一群反对派人士一起被捕入狱），他反思说：“一个在西方被视为英雄和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而受哀悼的人，却几乎没有同胞哀悼他。”2

然而，无论是批评者还是崇拜者，都很满意对萨达特最终安息之地的选择。对于那些尊敬这位“横渡英雄”的人来说，萨达特被埋在1973年战争纪念碑之下，面对着他被枪杀的检阅台，这是最恰当的。而萨达特的伊斯兰主义敌人对“法老”被埋葬在他金字塔的阴影下也感到满意。

伊斯兰主义者成功刺杀了埃及总统，但他们缺乏推翻埃及政府的资源和规划。副总统侯斯尼·穆巴拉克受轻伤，被紧急护送离开阅兵场。在萨达特的死讯公布后不久，穆巴拉克被宣布就任总统。埃及安全部队逮捕了数百名嫌疑人，据称其中多人遭到酷刑。

6个月后，1982年4月，5名被告因参与刺杀萨达特而被判处死刑：哈立德·伊斯兰布里、他的3个同伙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导师阿卜杜·赛莱姆·法拉吉（ʻAbd al-Salam Faraj），后者写了一本小册子，鼓吹对“非伊斯兰的”（即世俗的）阿拉伯统治者发动“圣战”。对他们的处决使刺杀萨达特的刺客们成为殉道者。20世纪80年代期间，伊斯兰主义团体继续使用暴力对抗埃及政府，企图将世俗民族主义的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变成埃及伊斯兰共和国。

如今，在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伊斯兰教在公共生活中都发挥着显著影响，这很容易让人忘记1981年的中东是多么世俗化。阿拉伯国家中，除了最保守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西式服装比传统服饰更受欢迎，许多人无视伊斯兰禁令公开饮酒，男女在公共场合和工作场所都自由相处，越来越多的妇女接受高等教育、过上职业生活。对于某些人来说，现下的自由标志着阿拉伯人进步到一个新的高度。另一些人则带着不安关注着这些新的发展，担心迅速的变化将会导致阿拉伯世界放弃其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

关于伊斯兰教和现代性的论战，在阿拉伯世界由来已久。1928年，哈桑·班纳创立穆斯林兄弟会，以抗击西方对埃及的影响和对伊斯兰价值观的侵蚀。此后几十年，穆兄会遭到越来越强硬的镇压。埃及的君主政权与纳赛尔政权分别于1948年12月和1954年宣布取缔穆兄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主义政治转入地下，世俗国家越来越多地从苏联社会主义或西方自由市场式民主中获得灵感，这削弱了伊斯兰价值观。然而，镇压让穆兄会更为坚定地反抗世俗主义，并推广他们眼中的伊斯兰价值观。

20世纪60年代，穆兄会里出现了一股激进的新潮流，引领者是一位极富个人魅力的埃及思想家，名叫赛义德·库特卜（Sayyid Qutb）。他将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改革者之一。1906年，库特卜出生在上埃及的一个村庄，20世纪20年代在开罗师范学院学习。毕业后，他供职于教育部，担任教师和督学。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活跃于文坛，既是一名作家，又是一名评论家。

1948年，库特卜获得两年政府奖学金，被送到美国留学。他在北科罗拉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其间也在华盛顿特区和加州的斯坦福学习过。虽然他从东到西穿行过美国，但却没有那种典型的交换学生对留学对象国的感情。1951年，库特卜在一份伊斯兰主义期刊上发表反思文章《我所见到的美国》。库特卜谴责他在美国社会体验到的物质主义的肆虐和精神价值的匮乏，厌恶他见到的道德败坏和肆无忌惮。让他尤为震惊的是美国教会里的恶习。他写道：“大多数教堂都有两性共同参加的俱乐部，每个牧师都引导尽可能多的人去他的教堂，这主要是因为，不同教会之间存在激烈竞争。”在库特卜看来，这种招徕信众的做法，更适合剧院经理而不是精神领袖。

库特卜在文中讲到，一天晚上，他去参加教堂的仪式，仪式后是舞会。牧师想方设法让教堂看上去“更浪漫、更有情调”，这让他震惊不已。牧师甚至选择了一首撩人的歌曲来营造气氛，这是“一首著名的美国歌曲，叫作《但是宝贝，外面很冷》”。库特卜对这首歌曲的描述，反映出他同美国流行文化间有多深的隔阂：“［这首歌］由晚上约会回来的男孩和女孩的对话构成。男孩把女孩带到他家，不让她走。女孩恳求男孩让她离开，因为夜色已浓，她的妈妈还在等她回家。但每次女孩提出一个回家的借口，男孩都会用这句歌词回答她：‘但是宝贝，外面很冷！’”3显然，库特卜觉得这首歌曲令人反感，而让他更为震惊的是，一个宗教人士竟然会选择这么一首不合适的歌曲来让年轻的教民们跳舞。（在他看来，宗教场所的）社会功能应该同清真寺一样，在其中两性是分开的，穿着得体与举止端庄是基本的规则。

库特卜回到埃及，看着他的同胞安然自得地崇尚着美国所体现的现代价值观，决心把他们唤醒。他提出：“恐怕美国国民的素质同它在物质上的强大并不匹配，待到生命之轮转去、时间之书合上时，美国将不会或几乎不会给将人与物甚至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道德带来任何助益。”4库特卜不想改变美国，而是想保护埃及和伊斯兰世界免遭他在美国目睹的道德堕落。

从美国回来后不久，1952年，赛义德·库特卜加入了穆兄会。考虑到他在出版领域的背景，他们任命他为穆兄会媒体与出版部门的负责人。这位狂热的伊斯兰主义者通过发表煽动性的文章建立起了广泛的读者群。埃及1952年革命后，库特卜同自由军官们保持良好关系。据报道，纳赛尔邀请库特卜为新的官方政党“解放大会”（Liberation Rally）起草党章。或许，纳赛尔这么做，并不是因为钦佩这位伊斯兰主义改革者，而是一次深思熟虑的尝试，目的是争取库特卜对这个新官方组织的支持。包括穆兄会在内的所有政党都将解散，并入该组织中。

新政权对穆兄会的善意是短暂的。1954年10月，一名穆兄会成员企图暗杀纳赛尔，之后穆兄会遭到全面镇压，库特卜也被捕了。同许多其他穆兄会成员一样，库特卜声称在被捕期间遭受了可怕的酷刑和审讯。库特卜被控颠覆活动罪，处以15年苦役。

在狱中，库特卜继续激励伊斯兰主义者。因健康状况不佳，他常常住在狱中的医院，在那里，他写下了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关于伊斯兰教与政治的著作，包括一部对《古兰经》的激进评注和号召推动建立真正的伊斯兰社会的《路标》（Milestones）。

《路标》是库特卜对西方物质主义破产和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专制性的最强阐述。他认为，界定当今这个时代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是人为设立的，恰恰就是这种人为的属性导致了制度的失败。这些制度并没有开启科学和知识的新时代，反而造成了对神的指引蒙昧无知，或称“贾希利叶”（jahiliyya）。这个词在伊斯兰教中有特殊含义，指伊斯兰教产生前的黑暗时代。库特卜认为，20世纪的贾希利叶，“其形式是声称创造价值、立法规约集体行为和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力属于人，而不考虑真主的规定”。这里暗含的意思是，20世纪科技的显著进步并没有将人类带入现代，而抛弃真主永恒的旨意却将人类社会带回了7世纪。库特卜相信，这一判断对阿拉伯世界和非伊斯兰的西方同样适用。这种状况造成的结果，在他看来，就是暴政。阿拉伯各国政权没有给公民带来自由和人权，却施行了压迫和酷刑——正如他从痛苦的亲身经历中所了解到的那样。

库特卜相信，伊斯兰教作为真主对人类秩序的完美表述，是通往人类自由的唯一途径，是真正的解放神学。由此推演，唯一有效和合法的法律就是伊斯兰法所载的真主的法律。他认为，必须有一个穆斯林先锋队来恢复伊斯兰教“人类领袖”的角色。先锋队将用“宣讲和说服来革新思想和信仰”，用“物质的力量和‘圣战’来废除贾希利叶制度，这些组织和权威阻止人们改变思想与信仰，迫使他们遵循错误的道路，使他们服务于人类领主而不是全能的真主”。库特卜写作《路标》，就是为了指导引领伊斯兰价值观复兴的先锋队，通过复兴，穆斯林将再次实现个人自由并重回世界领导地位。5

库特卜观点的威力在于其简单与直接。他指出了一个问题——贾希利叶，并基于众多阿拉伯穆斯林所珍视的价值观，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伊斯兰解决方案。他的批评，无论对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对阿拉伯政府，都同样适用。他的回应传递出希望，而这一希望是建立在对穆斯林优越性的假设之上的：

状况发生了变化，穆斯林失去他们的体力并被征服；然而意识没有脱离他们，因为他们是最优越的。只要他们坚持信仰，他们就会在面对征服者时处于优越的位置。他们依然确信，这状况是暂时的，也将会过去，而信仰将逆转潮头，席卷一切。即便死亡是命中注定，他们也不会低头。所有人都会死，但对他们来说则是殉难。他们将进入花园［即天堂］，而征服者将堕入火中［即地狱］。6

然而，无论库特卜有多反对西方列强，他的首要斗争目标始终是阿拉伯世界的威权政府，尤其是纳赛尔政府。库特卜在注释《古兰经》中有关“掘坑的人”的经文时，几乎毫不掩饰地将之作为反映穆兄会和自由军官之间斗争的寓言。在《古兰经》的故事中，有一群信仰者因信仰而遭到谴责并被暴君们活活烧死，暴君们聚集在一起，亲眼看着这些正直的受害者死去。“愿掘坑的人们，被弃绝”（《古兰经》第85章第1—16节）。库特卜是这样注释的：迫害者，也就是那些“傲慢、凶恶、有罪、堕落的人”，目睹着殉道者的痛苦，享受着施虐者的快感。他写道：“当这些正直的信仰者中的青年男女、小孩和老人被扔进火中时，迫害者们邪恶的快感会达到新的高度，面对血肉模糊的场景，他们会发出狂喜的叫声。”《古兰经》的故事中并没有这样逼真的场面，这或许是受到库特卜和他的穆兄会同伴在狱中所受折磨的启发。库特卜总结道，“信仰者和他们的敌人之间的斗争”本质上是“信仰的斗争，或是不信与信之间的斗争，或是贾希利叶与伊斯兰之间的斗争”。他传递的信息很明确：埃及政府与他头脑中的伊斯兰政权不相容。两者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1964年，库特卜被释放出狱，同年，《路标》出版。他在狱中的作品增强了他的地位，他很快就同被取缔的穆兄会的同志们重新建立了联系。然而，他也一定知道，他的每一次行动都在纳赛尔秘密警察的眼皮子底下进行。这位伊斯兰主义作家因其提出的激进新思想而在伊斯兰世界声名鹊起，将在埃及国内外对埃及政府构成威胁。

库特卜的追随者们同这位改革者一样面临着监视和风险。库特卜最具影响力的弟子中有宰奈卜·安萨里（Zaynab al-Ghazali, 1917—2005），她是伊斯兰主义女性运动的先驱。年仅20岁时，她就创立了穆斯林妇女协会。她的活动受到了穆兄会创始人哈桑·班纳的关注，后者试图说服她与他刚建立的穆斯林姐妹会联合。尽管这两个伊斯兰主义女性运动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安萨里成了哈桑·班纳的忠实追随者。

20世纪50年代，赛义德·库特卜尚在狱中，安萨里见了他的姐妹们，她们将当时尚未出版的《路标》部分章节的草稿给了她。她在阅读过程中得到启发，便践行库特卜在宣言中所设想的先锋队的使命——让埃及社会准备好接受伊斯兰法。正如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度过13年后才迁徙到麦地那并建立了第一个穆斯林社团那样，库特卜的追随者准备用13年的时间把埃及社会变成一个理想的伊斯兰社会。她写道：“已经决定了，在对我们的青年、老人、妇女和儿童进行13年伊斯兰培训之后，我们展开全国民调。如果民调显示，至少有75%的信教者相信伊斯兰教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并且深信应当建立伊斯兰国，那么我们就呼吁建立这样一个伊斯兰国。”如果民调结果反映出较低的支持率，那安萨里和她的同事们将再投入13年来改造伊斯兰社会。7他们的长远目标就是推翻自由军官政权，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纳赛尔和他的政府决心在伊斯兰主义做大之前消除它的威胁。

1964年底，在关押赛义德·库特卜10年后，埃及政府释放了他。宰奈卜·安萨里和库特卜的其他支持者们一起庆祝库特卜获释，并经常与他见面，当然是在埃及警方密切监视之下。许多人认为，政府释放库特卜是为了追踪与他志趣相同的伊斯兰主义者。库特卜仅仅获得了8个月的自由，1965年8月，他再次被捕，安萨里和其他相关人士一同被捕。他们被控密谋暗杀纳赛尔总统并推翻埃及政府。虽然这些被告们的长期目标肯定是以伊斯兰制度取代埃及政府，但他们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并没有威胁总统生命的阴谋。

安萨里在狱中度过了6年，后来撰文记述了狱中的痛苦经历。她生动地描绘了纳赛尔主义政权施于男男女女的伊斯兰主义者的恐怖酷刑。入狱第一天，她就目睹了暴力：“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愿去接受这样非人的迫害。我默默地看着穆兄会的成员被吊在半空，他们赤裸的身体承受着激烈的鞭打。他们中，一些人被扔给凶残的狗，任凭它们撕扯他们的身体，而另一些人则面对着墙，等待遭受酷刑。”8

安萨里没有幸免于这些暴行，她经历了鞭打、殴打、恶狗攻击、隔离、睡眠剥夺和定期的死亡威胁，这些都是为了获得一份供状，表明库特卜和穆兄会的其他领导人确实谋划了所谓的阴谋，但施刑者徒劳无获。在安萨里遭受了18天虐待之后，两名新被捕的年轻妇女被投入了她的牢房，她无法用自己的话来向她们描述这种恐怖，于是念诵了《古兰经》中有关“掘坑的人”的经文。念诵完毕，一名女子开始默默哭泣，而另一名则疑惑地问道：“这真的发生在女性身上了吗？”9

1966年4月，对赛义德·库特卜及其追随者的审判开始了。包括库特卜和安萨里在内的共43名伊斯兰主义者被正式指控密谋反对埃及政权。政府公诉人以库特卜的著作为证据证明他有罪，指控他煽动暴力推翻埃及政府。1966年8月，库特卜和另外两名被告被判有罪并判处死刑。宰奈卜·安萨里被判处25年监禁和苦役。

埃及政府处决库特卜，不仅使他成为伊斯兰主义事业的殉道者，也证实了他著作中的许多说法。库特卜死后，他的著作比他生前更具影响。他的《古兰经》评注和他的政治行动纲领《路标》，在伊斯兰世界多次重印、传播。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适龄新一代（伊斯兰主义者），受库特卜有关伊斯兰复兴和正义的言论感召，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和平的和暴力的，去实现他的愿景。

20世纪60年代，伊斯兰主义的挑战从埃及蔓延到叙利亚。穆兄会的影响和赛义德·库特卜对世俗政府的激进批评，共同在叙利亚催生了革命性的伊斯兰主义运动，致力于推翻叙利亚那个古罗马执政官式的共和国。这场冲突将叙利亚推向内战的边缘，夺去了数万人的生命，并最终在叙利亚城镇哈马达到了残酷的顶峰。

穆兄会叙利亚分支的创始人是霍姆斯人穆斯塔法·西巴伊（Mustafa al-Sibaʻi, 1915—1964）。20世纪30年代, 他在埃及学习，受到了哈桑·班纳的影响。返回叙利亚后，西巴伊将诸多穆斯林青年协会网罗到一起，创建了叙利亚穆兄会。利用穆兄会的网络，他在1943年的选举中赢得了叙利亚议会的一个席位。从那时起，政治精英就不能忽视叙利亚穆兄会的实力了，虽然后者自身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影响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叙利亚日益表现出世俗化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倾向的政治话语。

1963年，当复兴党在叙利亚掌权时，穆斯林兄弟会发起了攻势。复兴党的政策具有强烈的世俗化倾向，要求严格区分宗教和国家。对复兴党而言，形成这样的政策倾向是很自然的，因为党员的教派成分十分多样。复兴党不仅在占叙利亚人口绝大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约占总人口的70%）中吸纳党员，也吸引了许多基督徒，还得到阿拉维派的大力支持。阿拉维派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分支，是叙利亚最大的少数族群，约占总人口的12%。在被占叙利亚人口多数的逊尼派边缘化多年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阿拉维派通过加入军队和复兴党，在叙利亚政治中获得了显要地位。

复兴党的世俗化甚至无神论的倾向，引来了穆兄会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后者自称是叙利亚的“道德多数派”。穆兄会将阿拉维派的崛起视为对叙利亚逊尼派穆斯林文化赤裸裸的威胁，其成员决心暗中颠覆政府，在必要时不惜诉诸暴力。

20世纪60年代中期，穆兄会在哈马和北部城市阿勒颇组织地下抵抗运动。伊斯兰主义武装分子开始囤积武器，训练从叙利亚各地高中和大学征募来的年轻人。哈马最具魅力的伊玛目（清真寺中带领礼拜的人）之一谢赫麦尔旺·哈迪德（Shaykh Marwan Hadid），在征募学生加入伊斯兰主义地下运动方面尤其成功。对许多年轻的伊斯兰主义者来说，哈迪德是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启发者和榜样。10

1970年11月16日，复兴党成员、叙利亚空军司令哈菲兹·阿萨德将军发动政变掌权，伊斯兰主义地下组织和叙利亚政府之间的对抗已不可避免。阿萨德属于少数族群阿拉维派，是叙利亚第一位非逊尼派穆斯林领袖。他在执政初期曾努力安抚逊尼派穆斯林的敏感情绪，但无济于事。1973年颁布的新宪法第一次没有规定叙利亚总统必须是穆斯林，这重新引发了围绕宗教和国家关系的争论。这部宪法在逊尼派穆斯林的核心地区哈马引发了暴力示威。1976年4月，阿萨德决定干预黎巴嫩内战，支持马龙派基督徒，反对进步的穆斯林力量和巴勒斯坦运动，这引发了更多伊斯兰主义者的暴力活动。

阿萨德对黎巴嫩内战的干预引起了叙利亚穆斯林多数派的严重关切。自从阿萨德1970年掌权以来，许多心怀不满的逊尼派发现自己被阿拉维派主导的政府边缘化了，他们怀疑新政权是在推动一个“少数派联盟”，将统治叙利亚的阿拉维派和黎巴嫩的马龙派捆绑在一起，以压制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穆斯林多数派。政府和逊尼派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阿萨德下令镇压叙利亚穆兄会。1976年，政府逮捕了哈马激进的伊玛目谢赫麦尔旺·哈迪德。这个征募伊斯兰主义者的人立即进行了绝食抗议，并于1976年6月去世。政府坚持说，哈迪德是绝食自杀的，但是伊斯兰主义者指责政府谋杀，并发誓为他报仇。

叙利亚的伊斯兰主义者花了3年时间才组织起来对阿萨德政权进行报复性打击。1979年6月，伊斯兰主义游击队袭击了阿勒颇的一所军事学院，该学院的大部分学员——320人中大约有260人来自阿拉维派。恐怖分子杀害了83名学员，他们全都属于阿拉维派。

对军事学院的袭击是穆斯林兄弟会和哈菲兹·阿萨德政权之间全面战争的开始，这场战争将持续两年半，将叙利亚拖入日复一日地狱般的恐怖与反恐的拉锯之中。

叙利亚的穆兄会，坚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拒绝与阿萨德政权谈判或妥协。1979年年中，他们在分发给叙利亚城镇的传单中宣称：“出于对伊斯兰教原则的尊重，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也不寻求推翻一个法老来让另一个法老承继。”11他们的话呼应了埃及的伊斯兰主义武装分子，他们同样决心用暴力推翻萨达特政府，并给予在哈马起义反抗叙利亚法老的兄弟们以道义上的支持。

由于没有和解的余地，以总统的弟弟里法阿特·阿萨德（Rifaʻat al-Asad）为首的叙利亚政府中的强硬派，被赋予了用武力镇压伊斯兰主义叛乱的自由。1980年3月，叙利亚突击队乘直升机降落在阿勒颇和拉塔基亚之间的一个反叛村庄，并将全村置于军事统治之下。据官方统计，有200多名村民在这次行动中丧生。

受这次乡村行动胜利的鼓舞，叙利亚政府派出2.5万人的部队入侵阿勒颇，一年前，那里曾发生过屠杀军校学生事件。士兵们搜查了那些被认为支持伊斯兰主义叛乱的街区的每一所房子，逮捕了8000多名嫌疑人。里法阿特·阿萨德在坦克炮塔上警告镇民，他准备每天处决1000人，直到穆兄会在阿勒颇的势力被完全清洗。

1980年6月26日，穆兄会发动回击，企图暗杀总统阿萨德。武装分子在总统接待一位来访的非洲政要时向他投掷手榴弹、打响机关枪，阿萨德在保镖的保护下死里逃生。第二天，里法阿特·阿萨德派他的突击队到关押穆兄会囚犯的臭名昭著的泰德穆尔监狱，执行了可怕的报复。

年轻的阿拉维派突击队成员伊萨·易卜拉欣·法耶德（ʻIsa Ibrahim Fayyad）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第一次任务，他接到命令去屠杀手无寸铁的囚犯。上午6时30分，叙利亚士兵乘直升机前往监狱。总共大约有70名突击队员，分成7队，每队被派往一个不同的牢房。法耶德和他的部下各就各位，开始工作。“他们为我们打开了牢房的大门，我们中的六七个人进去杀了里面所有的人，共有六七十众，我自己应该是射杀了15人。”牢房里回响着机关枪的射击声和垂死者“真主至大”的呼喊声。法耶德并不同情他枪下的受害者，他冷冷地回忆道：“大概有550个穆兄会成员被杀了。”其他参与者估计有多达700—1100名穆兄会成员被枪杀在他们的牢房中。手无寸铁的囚犯对突击队发动了孤注一掷的攻击，在混战中打死一人，打伤两人。当突击队完成任务时，队员们必须去清洗手、脚上的血渍。12

在消灭泰德穆尔监狱的穆兄会成员之后，阿萨德采取主动，将穆兄会从叙利亚社会中清除出去。1980年7月7日，叙利亚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加入穆兄会是死罪。伊斯兰主义反对运动并不屈服，开始了一系列针对叙利亚知名官员的暗杀行动，其中包括阿萨德总统的一些私人朋友。

1981年4月，叙利亚政府做出回应，派遣军队进入穆兄会在哈马的据点。哈马是叙利亚第四大城市，当时有约18万人口，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是伊斯兰主义反对派的中心。当部队到达时，镇民们并没有抵抗，以为这将是一次像过去一样的突袭，不过是突击队员把人关起来问话，恐吓几句就放了。可惜他们错了。

叙利亚军队决定拿哈马的平民开刀以儆效尤，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儿童和成人。一位目击者这样向一位西方记者描述这场屠杀：“我走了几步就遇到一堆尸体，接着又是一堆，总共得有10—15堆。我走过一具又一具尸体，长时间地注视着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每堆中有15、25或30具尸体，脸部完全不可辨认了……从14岁往上，什么年纪的都有，穿着睡衣或长袍，穿着凉鞋或光脚。”13据估计，这次攻击的死亡人数从150人至数百人不等。政府军和伊斯兰主义者相互敌对的两年里，死亡总数已经超过2500人。

为回应军队在哈马的暴行，穆兄会以牙还牙，在叙利亚主要城镇发动针对无辜平民的武装袭击。伊斯兰主义者将战场从北部城镇阿勒颇、拉塔基亚和哈马转移到首都大马士革。8—11月间，穆兄会安放了一系列爆炸装置，让叙利亚首都大为震动。最猛烈的炸弹袭击发生在11月29日，市中心一枚巨大的汽车炸弹爆炸，造成200人死亡，多达500人受伤。这是到当时为止阿拉伯世界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炸弹袭击。

1981年10月，安瓦尔·萨达特遇刺身亡，恰逢阿萨德总统51岁生日，叙利亚伊斯兰主义者散发传单，威胁他将遭受同样的命运。阿萨德授权他的弟弟里法阿特在穆兄会据点哈马进行一次灭绝行动，以一劳永逸地击败穆兄会。

1982年2月2日凌晨，叙利亚政府与穆兄会在其据点哈马开战。武装直升机把多队突击队员运送到城外的山上。在1981年4月政府袭击杀戮之后，市民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警觉的伊斯兰主义者听到直升机飞来的动静后迅速做出反应。穆兄会成员们高呼“真主至大”，武装反抗叙利亚政府。城中清真寺里通常用来宣礼的喇叭号召大家参加“圣战”。穆兄会领导人敦促市民将“异教徒”的阿萨德政权一劳永逸地赶下台。

黎明时分，第一批士兵撤退，伊斯兰主义斗士继续进攻，杀戮哈马的政府官员和复兴党成员。早期的成功给反叛分子带来了虚假的胜利希望，因为在第一批突击队员背后，还部署着数以万计的士兵，并有坦克和飞机支援。这场战斗，政府输不起，反叛分子也缺乏取胜的手段。

在第一周，穆兄会成功地击退了叙利亚军队的进攻。然而，政府的强大火力破坏极大，坦克和大炮夷平了整个城市的街区，将守卫者们掩埋在瓦砾之下。当哈马最终沦陷时，政府人员对幸存者进行了血腥镇压。哈马市民中，但凡有一丝支持穆兄会的嫌疑，就遭到逮捕、拷打和任意杀戮。暴力过后两个月，《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进入哈马，发现整片整片的街区都被推土机和蒸汽压路机摧毁、夷平。人员伤亡更为严重。弗里德曼报道说：“实际上，哈马一役中幸存的所有当地穆斯林领袖，从谢赫到教师再到清真寺看管人，后来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遭到了清算，大多数反政府的工会领导人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4

时至今日，没有人知道1982年2月有多少人在哈马死去。记者和分析人士估计死亡人数在1万至2万之间，但里法阿特·阿萨德吹嘘杀死了3.8万人。阿萨德兄弟想让全世界知道，他们已经彻底击败了他们的对手，给了叙利亚穆兄会一次永远无法恢复元气的打击。

伊斯兰主义者和法老们的冲突带来的风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伊斯兰主义反对派，埃及政府使用大范围的酷刑和选择性的处决，而叙利亚政权则进行大规模灭绝。伊斯兰主义者需要更高程度的训练、规划和纪律来推翻如此强大的对手。

叙利亚和埃及的伊斯兰主义者的经验表明，阿拉伯国家太强大了，不可能通过暗杀或颠覆来推翻。那些希望推翻世俗主义并建立伊斯兰国的伊斯兰主义者将不得不另辟蹊径。黎巴嫩内战为伊斯兰主义者提供了良机来推动其理想的伊斯兰社会愿景的实现。1979年被苏联入侵的阿富汗提供了另一个选择。在这两处，伊斯兰主义者都将他们的斗争推向了国际舞台，将他们的打击范围扩大到了以色列、美国和苏联等地区和全球超级大国。一开始是个别国家的国内安全斗争，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全球安全问题。

1983年10月23日星期日上午，几乎同时发生的两次爆炸震动了贝鲁特大地。几秒钟内，300多人丧生，其中包括241名美国军人、58名法国伞兵、6名黎巴嫩平民和2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美国海军陆战队遭遇了自硫磺岛以来的最高单日死亡人数，法国遭遇了自阿尔及利亚战争以来的最高单日死亡人数，而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则改变了黎巴嫩冲突的形态。

袭击者驾驶卡车，载着数吨烈性炸药接近目标。卡车在上午6点20分通过服务人员入口驶近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营——一栋坐落在贝鲁特国际机场区的混凝土建筑。他加快速度，冲破铁门而入。震惊的哨兵连上膛去阻止他的时间都没有。一名幸存者看着卡车飞驰而过，爆炸发生后，他只记得：“那人开车经过时面带微笑。”15司机显然很高兴，因为他已经进入了美国的兵营，毫无疑问，他相信暴力死亡将为他打开天堂之门。

剧烈的爆炸将这座建筑物从地基处切断，兵营像纸牌屋一样倒塌了。海军陆战队的地下弹药库受热爆炸，这二次爆炸再次震荡了已成废墟的大楼。

向北3英里，另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驾驶卡车进入了法国伞兵司令部所在高层大楼的地下停车场。他引爆了炸弹，夷平了整座大楼，造成了58名法国士兵死亡。爆炸发生几分钟后到达法国司令部废墟的记者罗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无法理解这次破坏竟然如此剧烈。“我赶到一个冒烟的爆炸坑旁，它有20英尺深、40英尺宽，边上堆放着一个大得骇人的三明治一样的物体，那是一座九层大楼……炸弹把这座九层大楼掀起并移动了20英尺。整座大楼都飞起来了。爆炸坑就是大楼原来所在的位置。这是怎么做到的？”16

1983年10月23日袭击造成的破坏，对饱受战争摧残的贝鲁特来说，依然令人震惊。这些行动还反映出（袭击活动的）事先规划与执行纪律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且令人深感不安的程度。今天，我们会说这两场袭击具有基地组织的行动特征，但距离后者发动第一次袭击还有10年。

没有人确切知道谁该为袭击贝鲁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法国伞兵负责。首要嫌疑对象是一个自称伊斯兰“圣战”的神秘新团体。1982年7月，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绑架了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执行校长、美国学者大卫·道奇（David Dodge），这是该组织的早期行动之一。他们还声称对1983年4月贝鲁特市中心美国大使馆的汽车炸弹袭击负责；爆炸震塌了使馆的一侧，造成6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

激进的新力量活跃在黎巴嫩内战中。在拨给一家外国通讯社的匿名电话中，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该组织7月对美国大使馆的炸弹袭击，“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打击帝国主义的行动的组成部分”。看上去，伊朗在黎巴嫩有很危险的朋友。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发言人继续说：“我们将继续打击黎巴嫩境内的帝国主义势力，包括多国部队。”10月爆炸发生后，伊斯兰“圣战”组织再次宣称负责。他们坚称：“我们是真主的战士，我们热衷于献身。我们不是伊朗人，不是叙利亚人，也不是巴勒斯坦人，我们是遵循《古兰经》原则的黎巴嫩穆斯林。”17

从1977年叙利亚干预到1983年自杀式爆炸事件的6年间，黎巴嫩的冲突变得更加复杂。这场冲突在1975年爆发时是黎巴嫩各派别的内战，巴勒斯坦人牵扯其中，但到了1983年已经演变成地区冲突，吸引了叙利亚、以色列、伊朗、欧洲和美国直接参与，以及伊拉克、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和苏联等更多国家间接参与，它们给不同的民兵组织提供资金和武器支持。

战争还导致黎巴嫩各派别之间的权力平衡发生重大变化。1976年，叙利亚军队作为阿盟维和部队的一部分进入黎巴嫩。他们先支持马龙派基督徒，以防止由卡迈勒·琼布拉特领导的左翼穆斯林派系获胜。叙利亚小心维持其在黎巴嫩的主导地位，迅速采取行动阻止任何派别在该国内战中取得明显胜利。这使得叙利亚相对频繁地转换结盟对象。击败左翼穆斯林民兵之后，叙利亚立马反对马龙派，转而支持新兴力量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

什叶派长期以来被政治精英边缘化，直到黎巴嫩内战爆发后才成为黎巴嫩一个独特的政治社群。到20世纪70年代，什叶派在数量上成为黎巴嫩最大的社群，尽管他们仍然是该国教派中最贫穷、最缺乏政治权利的群体。传统上，黎巴嫩什叶派社群的中心位于该国最贫穷的地区——南部地区和北部的贝卡谷地。什叶派纷纷逃离相对贫困的农村，迁至贝鲁特南部的贫民窟以寻找工作。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黎巴嫩什叶派教徒被吸引加入承诺推动社会改革的世俗政党，如复兴党、黎巴嫩共产党和叙利亚社会民族主义党等。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由一个具有黎巴嫩血统、个人魅力非凡的伊朗宗教学者穆萨·萨德尔（Musa al-Sadr）建立了一个独特的什叶派政党——“被剥夺者运动”（Harakat al-Mahrumin），并开始与左派政党竞争，获得黎巴嫩什叶派的支持。1975年内战爆发后，“被剥夺者运动”建立了自己的民兵组织“阿迈勒”。

黎巴嫩内战初期，阿迈勒站在以卡迈勒·琼布拉特为首、由左翼穆斯林政党构成的“民族运动”（National Movement）一边。但穆萨·萨德尔很快失去了对琼布拉特领导斗争的幻想，他指责这名德鲁兹领导人把什叶派当炮灰。用萨德尔自己的话说，就是“与基督徒战斗到最后一名什叶派牺牲”。18阿迈勒和巴勒斯坦运动之间也关系紧张，1969年以来，后者一直把黎巴嫩南部作为抗击以色列的基地。巴勒斯坦人从黎巴嫩南部发动的行动招致以色列的报复性打击，什叶派社群深受其害。不仅如此，巴勒斯坦人对黎巴嫩南部的控制也让什叶派怨恨不已。

到1976年，阿迈勒已经与琼布拉特的联盟和巴勒斯坦运动分道扬镳，转而同叙利亚合作。阿迈勒的追随者认为叙利亚是对抗巴勒斯坦在黎巴嫩南部势力的唯一力量。这开启了叙利亚和黎巴嫩什叶派之间的持久联盟，一直延续至今。

1979年伊朗革命和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改变了黎巴嫩的什叶派政治。数个世纪的宗教和文化纽带将黎巴嫩什叶派与伊朗维系在一起。穆萨·萨德尔本人是具有黎巴嫩血统的伊朗人，他推动的政治激进主义非常符合伊朗伊斯兰革命者的思想。

可惜萨德尔没能活着见证伊朗革命。1978年，他在去往利比亚的一次旅行中失踪，普遍认为他在那里被谋杀。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还在努力接受他们的领袖失踪这一事实之际，伊朗革命在1979年爆发了，这赋予了他们一批新的领袖，让他们得以在关键时刻团结起来。贝鲁特南部贫民窟里和巴阿勒贝克罗马遗址上的穆萨·萨德尔画像边挂上了阿亚图拉霍梅尼的画像。伊朗人竭尽所能激发黎巴嫩什叶派的热情，这是他们早期输出革命的一部分，旨在扩大他们在传统什叶派阿拉伯文化中心——伊拉克南部、沙特东部、巴林和黎巴嫩的影响力。借助这一网络，伊朗可以向其对手和敌人施压，特别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拉克。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迅速恶化。伊朗新政府不信任美国政府，因为后者在过去支持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ed Reza Pahlevi）。1979年11月4日，当美国政府允许被废黜的伊朗国王到美国接受治疗时（他患了癌症并已病入膏肓），一群伊朗学生占领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劫持了52名美国外交官作为人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冻结了伊朗的资产，对伊朗共和国实施了经济和政治制裁，甚至一度试图通过军事救援行动来缓解人质危机，但没有成功。美国外交官被囚禁了444天，而美国政府无能为力，备受羞辱。伊朗处心积虑打击吉米·卡特，后者的连任竞选也因人质危机而受挫。1981年1月，罗纳德·里根宣誓就职后，美国外交官们才被释放。这一姿态并没有使里根政府对伊朗政府产生好感，人质危机所造成的损害从那以后就一直困扰着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伊朗新政权谴责美国是大撒旦，是全体穆斯林的敌人。里根及之后的美国政府给这个伊斯兰共和国贴上了“流氓国家”的标签，并想方设法孤立伊朗、推翻伊朗政府。

1980年两伊战争的爆发，加剧了伊朗和美国间的敌对关系，给黎巴嫩带来了可怕的后果。1978年以来，伊拉克一直由萨达姆·侯赛因统治。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入侵了它的北方邻国。侯赛因试图利用革命期间伊朗内部的政治动荡和人质危机期间伊朗所遭遇的国际孤立，夺取伊朗领土上的争议水道和优质油田。两伊战争是迄今为止现代中东历史上最暴力的冲突，战争持续了8年（1980—1988），使用了战壕战、毒气和化学武器、空中投弹与火箭炮袭击城市中心等让人联想起世界大战的作战手段，造成大约50万至100万人丧生。

伊朗人花了两年时间才把伊拉克人赶出他们的国土，并转而发动进攻。随着战事向对伊朗有利的方向发展，美国公开支持伊拉克，尽管后者与苏联关系密切。从1982年开始，里根政府开始向萨达姆·侯赛因提供武器、情报和经济援助，支持后者对伊朗的战争。这加剧了伊朗对美国的敌意，伊朗人利用一切机会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黎巴嫩很快成为伊美对抗的舞台。

伊朗在黎巴嫩有两个盟友——什叶派和叙利亚。伊朗和叙利亚联盟，这从很多方面看都有悖常理。叙利亚是公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世俗国家，且正与本国的伊斯兰主义运动进行暴力斗争，因此不太可能是这个非阿拉伯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盟友。把两国维系在一起的是现实利益，主要是两国都怀有对伊拉克、以色列和美国的敌意。

20世纪70年代，伊拉克和叙利亚为争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展开了激烈竞争。两国都实行一党制，执政党分别是奉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复兴党的两个敌对支派。因此，复兴党实际上破坏了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的统一行动和共同目标。这两个复兴党国家之间的敌意如此之深，以至于叙利亚在两伊战争期间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分道扬镳，站到伊朗一边。作为回报，伊朗向叙利亚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并在叙以冲突时提供增援。叙利亚和伊朗的联盟构成了一个三角关系，将叙利亚、伊朗与黎巴嫩的什叶派联系在一起。1982年夏，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成为激活这一将对地区未来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三角关系的催化剂。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把黎巴嫩的冲突带入了新阶段，暴力和破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入侵黎巴嫩后，以色列开始作为黎巴嫩冲突的直接参与者卷入教派政治。以色列人将在黎巴嫩逗留超过18年，给两国带来持久的后续影响。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是由一次在英国领土进行的袭击引发的。1982年6月3日，激进团体艾布·尼达勒，即1978年杀害巴解组织驻伦敦外交官赛义德·哈马米的团体，企图在伦敦一家酒店外暗杀以色列大使史罗莫·阿尔果夫（Shlomo Argov）。尽管艾布·尼达勒是一个以暴力对抗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的叛变团体，且巴解组织已经与以色列停火一年，但以色列政府仍然以这次暗杀企图为理由，对在黎巴嫩的巴解组织发动了战争。

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和好战的国防部部长阿里埃勒·沙龙将军制订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将巴解组织和叙利亚赶出黎巴嫩来重塑中东。贝京认为，黎巴嫩的基督徒是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的天然盟友。自1977年上台以来，他领导的利库德政府与右翼的马龙派政党建立了日益公开的联盟（可以预想这会给叙利亚和马龙派的关系带来多么不利的影响）。19长枪党的民兵被送到以色列受训，以色列人向基督徒战士们提供了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武器、弹药和制服。

贝京相信，如果巴解组织和叙利亚都被赶出黎巴嫩，以色列就能与黎巴嫩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巴希尔·杰马耶勒（Bashir Gemayel）是长枪党创始人皮埃尔·杰马耶勒之子，他将成为黎巴嫩总统。继同埃及缔结和约后，以色列若再与黎巴嫩媾和，将会孤立叙利亚，从而可以自由地吞并在1967年6月战争中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领土。利库德政府一直用圣经名称朱迪亚和撒马利亚指称西岸，出于战略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他们决心将西岸并入现代以色列国。然而，以色列政府只想要西岸的土地，而不想吸纳西岸的阿拉伯人。沙龙的解决办法是把巴勒斯坦人赶出西岸，鼓励他们推翻侯赛因国王、接管约旦来实现他们的民族愿望，当时巴勒斯坦人已占约旦人口的60%。这体现了沙龙自己津津乐道的“约旦方案”。20

事后看来，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只有通过军事手段和对人生命的漠视才能实现。第一步是摧毁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势力，利库德政府以伦敦未遂的暗杀为由，发动战争。暗杀后第二天，即1982年6月4日，以色列战机和海军舰艇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西部展开猛烈的轰炸。6月6日，以色列地面部队执行“加利利和平行动”，横扫黎巴嫩边境。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在接下来的10周里，以色列的入侵造成超过1.7万名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死亡，3万人受伤，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

以色列人将全部军事力量投到黎巴嫩。黎巴嫩城镇和城市遭到空中与海上的轰炸，以色列军队迅速穿过黎巴嫩南部去围攻贝鲁特，巴解组织总部正设在贝鲁特南郊的法哈尼。身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人的冲突中，贝鲁特的居民成为无助的受害者。以色列人把巴解组织领导层作为重点目标，希望通过杀害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的高级别副手来摧毁该运动。为了避免暗杀，阿拉法特被迫每天更换住所。他藏身的建筑物，一旦有消息流出，很快就成为以色列轰炸机的目标。

1974年，阿拉法特在联大演讲时的助手丽娜·塔巴拉同她的家人一起生活在贝鲁特西部的穆斯林区，他们在黎巴嫩内战的第一阶段幸存下来。但她的婚姻没能持续，于是她恢复了娘家姓，做回了丽娜·米格达迪（Lina Mikdadi）。1982年贝鲁特被围攻期间，米格达迪生活在贝鲁特西部，她亲眼看到了阿拉法特几分钟前刚离开的公寓大楼被夷为平地。“我注意到公园背后的地方，那里曾有一栋大楼……我跑过去，发现八层高的大楼消失了，人们近乎疯狂地四散奔逃，女人们嘶喊着她们孩子的名字。”21根据米格达迪的说法，摧毁这栋阿拉法特避过难的大楼，造成了250名平民死亡。阿拉法特手下的一位指挥官说，这次袭击让阿拉法特悲痛欲绝。阿拉法特质问：“这些被埋在废墟下的孩子犯了什么罪？他们的全部罪过，不过是因为他们在我曾经去过几次的大楼内。”此后，阿拉法特睡在他的车里，远离住宅区。22

围攻持续了10周，满是无法形容的暴力。幸存者称，一天内有数百次袭击。没有避风港，也没有避难所。伤亡人数迅速上升至数万人，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其结束对贝鲁特的围攻。1982年8月，暴力达到顶峰。8月12日，以色列人连续进行了11个小时的空袭，向贝鲁特西部投掷了数千吨炮弹。估计有800所房屋被毁，500人伤亡。在华盛顿，罗纳德·里根总统致电以色列总理贝京，说服他停止战斗。米格达迪诘问道：“里根总统，你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呢？”23

贝京在美国的压力下让步了，里根政府促成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一项复杂的停火协议。巴解组织的战斗人员将从海上撤出贝鲁特，以军撤出后的阵地，将部署由美国、法国和意大利军人组成的多国部队。

撤军计划的第一阶段进行得非常顺利。8月21日，法国军队抵达并控制贝鲁特国际机场。第二天，巴解组织的第一批部队开始从贝鲁特海港撤出。人们对即将离开的巴勒斯坦人的安全极为关切。许多黎巴嫩人越来越敌视巴勒斯坦运动，指责巴解组织是内战的始作俑者，是他们挑起了1978年和1982年以色列的入侵。然而，当拥有一半巴勒斯坦血统的丽娜·米格达迪来到集合点，向巴勒斯坦男人们告别时，她发现许多贝鲁特西部的市民也来送行。“妇女们从没有玻璃的窗户里探出头来抛洒大米，站在半毁的阳台上挥手。看着卡车经过，她们中许多人哭了。巴勒斯坦人已经在市体育场向他们的孩子、妻子和父母告别了。”24

离去的巴勒斯坦战士将分散到也门、伊拉克、阿尔及利亚、苏丹和突尼斯这些阿拉伯国家，巴解组织在突尼斯建立了新总部。巴解组织被逐出贝鲁特标志着一支完整的、成体系的战斗部队瓦解。8月30日，亚西尔·阿拉法特最后一个离开，他的离去意味着对贝鲁特的围攻实际上已经结束。整个过程进行得如此顺利，以至于原计划驻留30天的多国部队认为任务已经完成，提前10天撤离了。最后一支法国特遣队于9月13日离开黎巴嫩。

撤退的巴勒斯坦战士留下了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孩子。这些留下的巴勒斯坦平民全都手无寸铁。多国部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确保这些巴勒斯坦战斗人员家属的安全，由于生活在一个对他们充满敌意的国家，他们极易受到攻击。多国部队撤走后，没有人能够保护巴勒斯坦难民营免遭各路敌对势力的攻击。

在巴解组织撤出黎巴嫩的同时，黎巴嫩议会定于8月23日举行会议，选举新总统。由于内战，自1972年以来没有举行过议会选举。议员死亡导致议员从99人减少到92人，其中只有45人实际在黎巴嫩。只有一位候选人宣布有意竞选总统：以色列盟友、来自马龙派长枪党的巴希尔·杰马耶勒。黎巴嫩引以为豪的民主被削弱至此。然而，对于饱受战争摧残的务实的黎巴嫩人来说，杰马耶勒是一个公认的候选人。他与以色列和西方的关系可能会为黎巴嫩赢得些许迫切需要的和平。当杰马耶勒确认当选时，全国各地的黎巴嫩人都发自内心地欢欣鼓舞。

事实证明，巴希尔·杰马耶勒的总统任期很短暂，黎巴嫩的和平也是如此。9月14日，一枚炸弹摧毁了位于贝鲁特东部的长枪党总部，杰马耶勒遇害。没有任何证据指向巴勒斯坦人；事实上，年轻的马龙派教徒、亲大马士革的叙利亚社会主义民族党党员哈比卜·沙尔图尼（Habib Shartouni）两天后被捕并认罪，谴责杰马耶勒是与以色列打交道的叛徒。然而，7年的内战，让长枪党民兵对巴勒斯坦人怀有深深的仇恨，他们决定去巴勒斯坦难民营为遭到暗杀的领袖复仇。

如果美、法、意多国部队能够完整履行30天的使命，他们也许能够为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必要的保护。相反，保护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是以色列军队，他们在杰马耶勒死讯宣布后立即重新占领贝鲁特。9月16日晚，以色列国防部部长阿里埃勒·沙龙和参谋长拉斐尔·埃坦（Raphael Eitan）授权长枪党民兵进驻巴勒斯坦难民营。随之而来的是对无辜的、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屠杀。

虽然这场在萨布拉和沙蒂拉进行的屠杀是马龙派民兵执行的，但把守该地区所有入口的以色列部队为他们进入难民营大开绿灯。以色列人非常了解他们的马龙派盟友，十分清楚他们将对巴勒斯坦人构成什么样的危险。即使不确定马龙派的真实动机，但当以色列军官监听到长枪党人进入巴勒斯坦难民营后的无线电交流后，一切犹疑都消散了。一名以色列中尉听到了一名长枪党民兵和马龙派指挥官埃利·霍贝卡（Elie Hobeika）的对话。1976年1月，在巴勒斯坦人围攻基督徒要塞达穆尔时，霍贝卡失去了他的未婚妻和许多家人，他对巴勒斯坦人的仇恨众所周知。民兵用阿拉伯语向霍贝卡报告说，他发现了50名妇女和儿童，请示该如何处置。以色列中尉回忆说，霍贝卡在无线电里的回答是：“这是你最后一次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完全知道该怎么做。”话音刚落，无线电里就传来长枪党民兵们爆发出的刺耳笑声。这位以色列中尉证实，他“明白这些妇女和儿童将被杀害”。25因包庇马龙派对萨布拉和沙蒂拉的巴勒斯坦人犯下的谋杀罪行，以色列武装部队，特别是阿里埃勒·沙龙，蒙上了污点。

36小时内，在萨布拉和沙蒂拉的难民营里，长枪党人有计划地杀害了数百名巴勒斯坦人。马龙派民兵穿行于营地里恶臭的小巷，杀害他们发现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28岁的贾迈勒是阿拉法特法塔赫运动的成员，巴解组织撤离后他一直留在贝鲁特，是屠杀的目击者。“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营地上空开始出现照明弹……也有飞机投下曳光弹。暗夜如白昼。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可怖极了。我看到人们惊慌失措地跑向小小的沙蒂拉清真寺。他们在那里避难，它不仅是圣所，更是坚固的钢结构建筑。清真寺里有26名妇女和儿童，其中一些人受了重伤。”他们很可能是被霍贝卡在无线电里定下灾难命运的难民。

杀戮进行期间，长枪党人开始用推土机夷平难民营，并不时杀害躲在营地里的人。贾迈勒说：“每一个他们找到的人，都被杀害了，但更需要注意的是他们杀人的方式。”老人被砍倒，年轻人被强奸并杀害，家人被迫目睹他们的挚爱被杀。以色列人估计此次屠杀有800人死亡，但巴勒斯坦红十字会报告说，有2000多人遇害。贾迈勒总结道：“他们一定是疯了，只有疯子才会做那样的事情。”谈论这次事件时，他带着些许超然的中立，把屠杀看作是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他说：“他们对我们所行之事，其心理动机很清楚。我们像动物一样被困在那个营地里，我们这个样子是他们一直试图向世界展示的，也是他们想让我们自己接受的。”26

萨布拉和沙蒂拉难民营的大屠杀招致全世界的广泛谴责，尤其是在以色列。那年夏天，以色列内部反对黎巴嫩战争的声音越来越大。9月25日，占总人口10%的约30万以色列人，聚集在特拉维夫举行大规模示威，抗议以色列在这起暴行中扮演的角色。作为回应，利库德政府被迫成立了一个官方调查委员会——卡汉委员会。1983年，该委员会认定以色列最有权势的官员——总理贝京、外交部部长伊扎克·沙米尔和参谋长埃坦将军对大屠杀负责。委员会还要求国防部部长阿里埃勒·沙龙辞职。

更为直接的反应是，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促使多国部队返回黎巴嫩，美国也再次介入来解决黎巴嫩危机。9月2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法国伞兵和意大利士兵返回贝鲁特，这对于他们所承诺的保障被驱逐的巴解组织战士家属的安全来说，为时已晚。

上一次，多国部队被派去送走巴勒斯坦战士;这一次，他们被派去充当以色列从贝鲁特撤军后的缓冲。对以色列人而言，他们不愿在与黎巴嫩缔结政治协定之前撤军。但首先，必须选举一位黎巴嫩新总统。在原计划巴希尔·杰马耶勒的就职日——9月23日，黎巴嫩议会重新召开会议，选举他的哥哥艾敏·杰马耶勒（Amin Gemayel）任总统。虽然巴希尔曾与以色列人密切合作，但艾敏同大马士革的关系更好，没有表现出他弟弟那样与特拉维夫密切合作的热情。然而，由于他的国家近一半被以色列占领，新总统杰马耶勒别无选择，只能与贝京政府谈判。1982年12月28日，谈判开始，谈判地点在黎巴嫩以色列占领区的卡勒德和以色列北部城镇谢莫纳城之间转换。接下来的5个月里，在美国官员的协助下，双方进行了35轮紧张的谈判。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chultz）花了10天时间进行穿梭外交，终于促成双方于1983年5月17日达成协议。

在阿拉伯世界，“5·17协议”被谴责为是对正义的嘲弄，在这一协议中，超级大国美国迫使弱小的黎巴嫩对入侵并破坏其国家的盟友以色列予以奖励。尽管该协议并不是以色列人最初希望的全面和平条约，但协议所体现的同以色列占领者的关系正常化依然超过了大多数黎巴嫩人所能接受的程度。协议结束了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状态，要求黎巴嫩政府确保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安全，确保这个犹太国家免受各路敌人侵扰，这将黎巴嫩政府推向了一个艰难境地。黎巴嫩将在南部部署军队，以建立一个涵盖约占三分之一黎巴嫩领土的“安全区”，从赛达向南延伸至以色列边境。黎巴嫩政府还同意将南黎巴嫩军队纳入黎巴嫩军队。南黎巴嫩军队是以色列资助的基督教民兵组织，因同入侵者勾结而声名狼藉。用一位什叶派官员的话说，这是一项“在以色列刺刀下”达成的“羞辱性协议”。27

叙利亚政府对“5·17协议”的条款尤为愤慨，该协议只会孤立叙利亚，改变地区的力量平衡，使之向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发展。在谈判过程中，美国故意绕过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因为美国知道，他会阻碍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谈判。“5·17协议”没有给叙利亚人任何特权，协议第六条要求叙利亚部队全部撤出黎巴嫩，并将之作为以色列撤军的先决条件。自首次介入黎巴嫩内战起6年内，叙利亚已在黎巴嫩投入太多的政治资本，让黎巴嫩在美国的支持下进入以色列的势力范围是叙利亚不可接受的。

叙利亚迅速动员其在黎巴嫩的盟友拒绝“5·17协议”。反对势力开始炮击贝鲁特的基督教区，战事重启，杰马耶勒政府的软弱显露无遗。反对势力还向多国部队中的美军开火，后者所扮演的中立维和人员的角色因美国的地区政策而受到致命损害。美军还击的主要形式是美国军舰的猛烈炮火，就这样，他们从黎巴嫩冲突的局外调停人转变成深陷其中的参与者。

美国虽然是个超级大国，但在黎巴嫩却处于劣势。美国的当地盟友——被孤立的艾敏·杰马耶勒政府和以色列占领军，较之他们的敌人——苏联支持的叙利亚、伊朗和什叶派伊斯兰抵抗运动，更为脆弱。和以色列人一样，美国人相信他们可以通过使用压倒性的武力在黎巴嫩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在黎巴嫩的军事部署如何使这个超级大国暴露在它众多的区域敌人面前而易受攻击。

以色列的入侵，相较于那些年的其他冲突，有一突出特征，那就是它将伊斯兰主义运动带入了黎巴嫩。在埃及和叙利亚，伊斯兰主义政党因其反政府、反社会的行径受到孤立和谴责。然而，黎巴嫩冲突给伊斯兰主义运动带来了外部敌人。无论是谁，只要能将痛苦和羞辱施于美国与以色列，都将在黎巴嫩和更广泛的阿拉伯世界中获得大规模的支持。这为一个新的什叶派伊斯兰运动——一个自称为真主党的民兵组织的出现创造了完美的条件，这个运动将发展成以色列和美国的祸患。

真主党诞生于伊朗革命卫队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贝卡谷地中部城市巴勒贝克设立的训练营。数百名黎巴嫩什叶派青年涌向巴勒贝克接受宗教和政治教育以及高级军事训练。他们开始认同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并开始憎恨伊朗的敌人，视其为自己的敌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主党的创立既归功于伊朗，也归功于以色列。1982年6月，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并不特别敌视以色列。1969年以来，巴解组织抗击以色列的行动给南部居民带来了难以言说的痛苦。因此，1982年，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乐见巴解组织战士被赶走，对入侵的以色列部队，他们一开始也视作解放者。真主党二号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Naim Qassem）回忆说：“黎巴嫩南部的居民对巴勒斯坦人怀有敌意，他们对此的回应，就是用欢呼和撒米来欢迎［以色列］入侵者。”28

然而，贝鲁特被围困、惨重的伤亡以及以色列占领军在黎巴嫩南部的傲慢行径，激起了什叶派对以色列的反感。伊朗的宣传更是加深了这新生的敌意，滋长了对以色列、美国和两国在黎巴嫩的共同谋划——“5·17协议”的愤怒情绪。

真主党从一开始就以勇于践行信念著称。其成员团结一致，坚定不移地相信伊斯兰教的要旨，并愿意为在人世践行真主的意志做出任何牺牲。他们的榜样是先知穆罕默德之孙伊玛目侯赛因。公元680年，侯赛因在伊拉克南部城市卡尔巴拉与伍麦叶王朝统治者交战，对什叶派穆斯林来说，这依然是为反抗暴政而殉难的终极典范。伊玛目侯赛因的范例在真主党内部形成了一种殉难文化，成为对付敌人的致命武器。真主党大量使用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这让许多分析人士试图将声称对美军和法军营地自杀式爆炸事件负责的伊斯兰“圣战”组织，与1982—1985年形成的萌芽阶段的真主党运动联系起来。不过，真主党自己一直否认参与了这些袭击。

反以和反美斗争只是实现更大目标的手段。真主党的最终目标是在黎巴嫩建立一个伊斯兰国。然而，该党始终不愿意违背多元的黎巴嫩人民的意愿，强加这样一个政府。真主党的领导人们在1985年2月宣布建党的公开信中宣称：“我们不希望伊斯兰教像政治马龙主义现在所做的那样，靠武力统治黎巴嫩。但我们强调，我们相信伊斯兰教是一种信仰、制度、思想和统治模式，我们敦促所有人承认它，诉诸它的法律。”29就像埃及和叙利亚的穆兄会一样，真主党希望用真主的法取代人类的法。真主党领导人们深信，一旦伊斯兰的统治制度证明比世俗民族主义优越，绝大多数黎巴嫩人民，甚至是数量庞大的基督徒社群，都会愿意选择更为公正的真主之法。真主党领导层认为，没有什么比战胜以色列和美国更能证明伊斯兰统治的优越性了。年轻的什叶派男子愿意像他们的榜样伊玛目侯赛因那样，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实现这一目标。

1982年11月，真主党的前身伊斯兰抵抗组织在黎巴嫩组织了什叶派第一次自杀式爆炸。一名叫艾哈迈德·卡西尔（Ahmad Qasir）的年轻人发动了第一次“殉难行动”，他驾驶一辆满载炸药的汽车撞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以军总部，造成75名以色列人死亡，多人受伤。记者罗伯特·菲斯克前往提尔调查爆炸事件。他对从这栋八层大楼的废墟中拖拽出的以色列伤亡者的人数感到震惊，但他最难以接受的是炸弹袭击的方式：“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这个想法似乎难以想象。”30以军总部爆炸后发生的一系列袭击证实，自杀式爆炸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敌人的武器库中一种危险的新武器：1983年4月美国大使馆爆炸，1983年10月对美国和法国兵营的袭击，以及1983年11月对提尔以军总部的第二次袭击，这次又有60名以色列人遇难。

以色列情报部门很快就认识到伊斯兰抵抗组织的威胁，并立即反击，对什叶派宗教人士展开定点暗杀。但暗杀非但没有压制什叶派的抵抗，反而使暴力升级。一位分析人士指出：“到1984年，［什叶派］袭击的频次如此之高，以至于每三天就有一名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遇害。”31在那一年，什叶派民兵也采取了多种策略，开始绑架西方人，企图把外国人赶出黎巴嫩。到1985年真主党出现时，他们的敌人已经在撤退了。

什叶派起义对以色列的第一次胜利是破坏“5·17协议”。被围困的艾敏·杰马耶勒政府没能执行该协议的任何条款，签署后一年，黎巴嫩部长会议废除了这份同以色列的协议。伊斯兰抵抗组织的下一个胜利是将美国和欧洲军队赶出黎巴嫩。随着美军在黎巴嫩伤亡人数的增加，里根总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撤军压力。1984年2月，意大利和美国军队撤离黎巴嫩，最后一批法国士兵也在3月底撤离。以色列人发现他们在黎巴嫩也越来越站不住脚，1985年1月，总理伊扎克·沙米尔的内阁同意从黎巴嫩南部各中心城市撤到他们称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地方，这是沿以色列和黎巴嫩边界的狭长地带，纵深5—25千米（3—15英里）。

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是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最为持久的遗产。建立安全区的目的是形成一个缓冲区，以保护以色列北部免受攻击。但恰恰相反，安全区为真主党和其他黎巴嫩民兵组织提供了一个射击场，用来继续打击以色列占领者。在接下来的15年里，真主党获得了来自黎巴嫩所有教派的支持。即便未必支持他们建立一个伊斯兰国，也至少支持他们的民族抵抗运动，抗击那让人深恶痛绝的占领。

对以色列来说，1982年入侵的最终结果是换来了一个比巴解组织这个敌人更为坚定的对手。与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战士不同，真主党和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是在为自己的土地而战。

从冷战的角度来看，黎巴嫩冲突是美国在与苏联对抗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失败。然而，苏联人也没有资格庆祝。他们1979年对阿富汗的入侵引发了一场持续的叛乱，吸引了越来越多虔诚的穆斯林加入阿富汗“圣战者”的行列，通过战斗来驱逐“不信神的共产主义者”。如果说黎巴嫩是什叶派的“圣战”学校，那么阿富汗则是新一代逊尼派穆斯林武装分子的训练场。

1983年，24岁的阿尔及利亚人阿卜杜拉·阿纳斯（Abdullah Anas）从他的家乡本巴迪斯村乘公共汽车前往市集城镇西迪贝勒阿巴斯，那里有一个报摊，可让他了解世界大事。32阿纳斯是阿尔及利亚西部伊斯兰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怀着极大的热情，持续关注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发展。

阿纳斯记得，那天他买了一本科威特杂志，其中有一则宗教学者们联署的法特瓦（伊斯兰学者的法律意见）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则法特瓦宣称，支持阿富汗的“圣战”是所有穆斯林的个人责任。阿纳斯去了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坐下来细细读了这则法特瓦。那一长串联署名单让他印象深刻，他们都是著名的宗教人士，包括海湾阿拉伯国家和埃及的主要穆夫提们。有一个名字特别突出：谢赫阿卜杜拉·阿扎姆（Shaykh Abdullah ʻAzzam），他的作品和布道录音带在伊斯兰主义者的圈子内流传甚广。

1941年，阿卜杜拉·阿扎姆出生于巴勒斯坦杰宁附近农村一个保守的宗教家庭。20世纪50年代中期，尚值青春期的阿扎姆就加入了穆兄会。33完成高中学业后，他赴大马士革大学学习伊斯兰法。1967年6月战争后的一年半内，阿扎姆在约旦河西岸反抗以色列的占领，他称之为“巴勒斯坦圣战”。随后他前往开罗，在爱资哈尔大学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埃及期间，他结识了穆罕默德·库特卜（Muhammad Qutb）和艾米娜·库特卜（Amina Qutb），他们是1966年被纳赛尔政府处决的赛义德·库特卜的弟弟和妹妹。阿扎姆深受库特卜著作的影响。

阿扎姆凭借自己的学术资历，加入了位于安曼的约旦大学的伊斯兰研究系，在那里执教7年，直到他的煽动性出版物和布道让他与约旦当局发生冲突。1980年，他离开约旦前往沙特，在吉达的阿卜杜·阿齐兹国王大学任教。

就在阿扎姆迁去吉达之前，苏联入侵了阿富汗。阿富汗的共产主义政府及其苏联盟友表现出对伊斯兰的敌意，阿富汗人正“在真主的道路上”战斗。阿扎姆全力支持后者的事业，相信在阿富汗的胜利将重振伊斯兰的“圣战”精神。

正如他后来的著作所显示的那样，阿扎姆认为，在阿富汗取得胜利能发动穆斯林在其他冲突地区采取行动。他是巴勒斯坦人，他认为阿富汗是未来抗击以色列的训练场。他写道：

别以为我们忘记了巴勒斯坦，解放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宗教信仰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存在于我们的血液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巴勒斯坦。但我确信，在阿富汗的工作，无论会带来多大的牺牲，都将重振“圣战”精神和对真主的忠诚。边界、制约与牢狱让我们无法在巴勒斯坦发动“圣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圣战”，也不意味着我们忘记了祖国。无论我们处于何处，我们都必须竭尽所能，准备“圣战”。34

阿扎姆关于“圣战”和牺牲的理念通过他的著作与他激情四溢的布道录音广泛传播。他唤起了世界各地穆斯林男子的“圣战”精神，甚至传到了如阿尔及利亚市集城镇西迪贝勒阿巴斯那样的偏远角落。

越读阿扎姆签署的法特瓦文本并权衡其论点，阿纳斯就越相信，阿富汗人反对苏联占领的斗争是所有穆斯林的责任。法特瓦中强调：“若一处穆斯林领土遇袭，’圣战’乃居于其间与相邻地区者之个人责任。若其人数不众或缄默不为，则该责任由临近地区之人担负，如此延扩，至世界各处。”35鉴于阿富汗局势的严重性，阿纳斯认为，“圣战”的责任已经落到了身处阿尔及利亚农村的他本人身上。这种想法非同寻常，因为正如阿纳斯承认的那样，他当时对阿富汗一无所知，甚至无法在地图上找到它。

阿纳斯很快就会了解到，阿富汗是一个有着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和悲惨的现代历史的国家。阿富汗的人口由7个主要族群构成，其中最大的是普什图人（约占总人口的40%）和塔吉克人（30%）；逊尼派穆斯林占多数，什叶派大多是少数族裔；官方语言有两种（波斯语和普什图语）。这个国家的多样性是它所处地理位置的反映，西边是伊朗，南边和东边是巴基斯坦，北边是中国和（当时属于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如此的多样性与地理位置难以给内陆国阿富汗带来多少稳定。1973年以来，这个国家一直饱受政治动乱和战争的蹂躏。

苏联与阿富汗的战争源自1973年的军事政变，其间国王查希尔沙（Zahir Shah）的君主制被推翻，左倾政府掌权。1978年4月，总统穆罕默德·达乌德·汗（Mohammed Daoud Khan）的共和政权又被一场暴力的共产主义政变推翻。共产主义者宣布建立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这是一个与苏联结盟的一党制国家，决心推行快速的社会和经济改革。阿富汗新政府公然敌视伊斯兰教，宣扬国家无神论，这在大多数具有宗教信仰的阿富汗民众间激起了广泛反对。

在苏联的支持下，共产主义政权对所有反对势力实行集权统治，逮捕并处决了数千名政治犯。然而，执政的共产主义者自己却经历派系分裂，忙于内斗。在一连串的暗杀之后，苏联在1979年平安夜干预阿富汗，派出了一支2.5万人的入侵部队，以确保首都喀布尔的安全，并立其阿富汗盟友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为总统。

苏联入侵阿富汗激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直接干预，迫使苏联撤出。阿富汗抵抗运动得依靠自身力量击退红军，伊斯兰主义派别领导了这场战斗。他们得到了来自美国的大量秘密援助。美国严格地从冷战的角度看待这场冲突，将反共的伊斯兰主义战士视为他们打击苏联的天然盟友。美国经由巴基斯坦向阿富汗抵抗运动提供军事物资和先进的手射防空导弹。在卡特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向阿富汗抵抗运动提供了大约2亿美元的援助。罗纳德·里根进一步加大了支持力度，仅在1985年就提供了2.5亿美元的援助。36

巴基斯坦政府充当了美国人和阿富汗抵抗运动之间的中间人，并为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游击队）提供情报和训练设施。伊斯兰世界给予了大量财政援助，并从1983年开始招募志愿者参加阿富汗“圣战”。

在阿卜杜拉·阿扎姆领头发出招募阿拉伯志愿者赴阿富汗作战的号召时，阿卜杜拉·阿纳斯是最先回应的人之一。1983年，两人在麦加朝圣时偶然相遇。在数百万聚集在一起参加朝圣仪式的人中，阿纳斯认出了阿卜杜拉·阿扎姆独特的面孔，后者有着长长的胡须和宽大的面庞。阿纳斯走上前去介绍自己。

阿纳斯说：“我读了你和一群宗教人士发布的有关在阿富汗履行‘圣战’责任的法特瓦，我对此深信不疑，但我不知道如何去阿富汗。”

阿扎姆回答道：“这很简单。这是我在伊斯兰堡的电话号码，我将在朝觐结束后返回巴基斯坦。你到了那里之后，打电话给我，我会带你去找白沙瓦的阿富汗同事。”37

不到两周，阿纳斯就登上了飞往伊斯兰堡的飞机。这位年轻的阿尔及利亚人从未离开过阿拉伯世界，他在巴基斯坦迷路了。他直奔公用电话，阿扎姆接听了，并请他过去吃晚饭，他松了一口气。他后来回忆道：“他用一种人性的温暖来迎接我，这种温暖触动了我。”阿扎姆欢迎阿纳斯来到他的家中，并把他介绍给参加晚餐的其他客人。“他的房子里挤满了他在伊斯兰堡国际伊斯兰大学指导的学生。他让我和他待在一起，直到他去白沙瓦，因为如果我一个人去白沙瓦，我没法见到阿富汗的同事。”

阿纳斯在阿扎姆的家做客3天。两人间的深厚友谊和政治伙伴关系就此开始，并在阿纳斯娶了阿扎姆的女儿后达到圆满。在阿扎姆的家中，阿纳斯见到了第一批响应阿扎姆号召参加阿富汗“圣战”的阿拉伯男子。1983年阿纳斯抵达时，参加阿富汗“圣战”的阿拉伯志愿者不过十几人。在他们出发前去白沙瓦之前，阿扎姆把阿纳斯介绍给了另一位阿拉伯志愿者。

阿扎姆介绍道：“我给你介绍乌萨马·本·拉登兄弟，他是一个热爱阿富汗‘圣战’的沙特青年。”

阿纳斯回忆道：“他给我的印象是腼腆，话不多。谢赫阿卜杜拉解释说，乌萨马经常来伊斯兰堡拜访他。”阿纳斯并没有深入了解本·拉登，因为他们在阿富汗的不同地区活动，但他从未忘记他们的初次相见。38

在巴基斯坦，阿纳斯和另外两位阿拉伯志愿者一起被送入训练营。他在阿尔及利亚服过兵役，已经能熟练使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两个月后，志愿者第一次有机会进入阿富汗。

在他们离开巴基斯坦的营地加入阿富汗“圣战者”行列之前，阿扎姆向他的阿拉伯门徒们解释说，阿富汗的抵抗运动分为7个派别，其中最大的是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以普什图人为主的伊斯兰党和塔吉克人布尔汉努丁·拉巴尼领导的伊斯兰促进会。阿扎姆警告阿拉伯志愿者避免在阿富汗的派系斗争中站队，并将自己视为“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客人”。

然而，阿拉伯志愿者在阿富汗不同省份服务，接受特定党派的指挥，不可避免地效忠于他们所服务的人。阿纳斯自愿在北部的马扎里沙里夫省服务，受拉巴尼的伊斯兰促进会的成员指挥。这一小股阿拉伯志愿者加入了300人的武装队伍，同他们的阿富汗指挥官一起在严冬出发，步行穿越苏联控制的地盘。这段危险的旅程持续了40天。

到达马扎里沙里夫后，阿纳斯对他参与阿富汗“圣战”的初次经历感到沮丧。马扎里当地的指挥官刚刚在一次针对苏联人的自杀式行动中丧生，他的3个下属正在争夺对这个战略要镇抵抗力量的控制权。阿纳斯认识到，他对此无能为力。他在提到自己以及与他一同踏上这段征途的另两个阿拉伯人时写道：“我们是年轻人，没有消息，没有培训，也没有钱。我意识到参加‘圣战’需要做好比我们已经做好的更高程度［的准备］。”

抵达马扎尔后不到一个月，阿纳斯就决定远离这个“爆炸性的局势”，尽快返回白沙瓦。他对阿富汗的第一印象是，阿富汗的问题太大，是一小批善意的志愿者所无法解决的。“伊斯兰世界势必将被动员起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阿富汗的问题比5个阿拉伯人、25个阿拉伯人或50个阿拉伯人要大得多。”他认为有必要向阿卜杜拉·阿扎姆汇报阿富汗境内的政治局势，“以便他能够向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陈述这一局势，并为解决阿富汗问题寻求更多的援助”。39

阿纳斯在阿富汗度过的几个月间，边境城镇白沙瓦发生了重大变化。阿拉伯志愿者数量大增，从阿纳斯初到时的十几人增加到1985年初的七八十人。阿卜杜拉·阿扎姆建立了一个接待机构，来迎接响应他的号召而纷至沓来的阿拉伯人。阿扎姆对阿纳斯解释说：“你不在的时候，我、乌萨马·本·拉登和兄弟们一起建立了服务办公室。我们这么做，是为了组织阿拉伯人参加阿富汗‘圣战’。”40阿扎姆认为，服务办公室是一个独立的中心，阿拉伯志愿者可以在那里见面并接受训练，而不会被卷入阿富汗人的政治分歧之中。服务办公室有3个目标：提供援助、协助改革和推广伊斯兰教。该办公室开始在阿富汗境内和巴基斯坦不断扩大的阿富汗难民营中开办学校与机构。它向因冲突而成为孤儿和寡妇的人提供援助。与此同时，它积极开展宣传，吸引新成员加入阿富汗“圣战”。

作为宣传工作的一部分，服务办公室出版了一份在阿拉伯世界广为流传的刊物——《圣战》（al-Jihad）。《圣战》的字里行间满是英雄主义和牺牲的故事，旨在激励不同年龄的穆斯林。重要的伊斯兰思想家在该刊物上撰写文章。因在20世纪60年代从事伊斯兰主义活动而被纳赛尔监禁的宰奈卜·安萨里，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接受了《圣战》的专访。尽管已经70多岁了，安萨里一点都没有失去对伊斯兰主义事业的热情。她对采访者说：“我在监狱中度过的整个时光都比不上阿富汗‘圣战’战场上的一刻。我希望我能与阿富汗的女战士生活在一起。我请求真主赋予‘圣战者’以胜利，并宽恕我们［即国际伊斯兰社群］在为阿富汗伸张正义时的不足之处。”41安萨里将阿富汗“圣战”理想化为“回归先知门人的时代，愿和平降临在他身上，回归正统哈里发的时代”。

《圣战》加强了对阿富汗反苏斗争的英雄主义叙述，所刊登的关于各类奇迹的报道让人们联想起先知穆罕默德的时代。其中有文章描述一群“圣战者”杀了700名苏联人，而己方只有7人殉难；有文章描述一名年轻人单枪匹马击落了5架苏联飞机；甚至还有文章描述来自天堂的鸟群搭起鸟幕，为“圣战者”抵御敌人的攻击。这本刊物试图向读者证明，神的干预确实存在——真主用绝境下的胜利来回报信仰。

然而，阿卜杜拉·阿纳斯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也亲身经历了阿富汗战争。在他自己对这场战争的枯燥无味的叙述中，没有什么奇迹。1985年，他返回马扎里沙里夫，在那里，他在北部潘杰希尔谷地伊斯兰促进会武装的指挥官艾哈迈德·沙·马苏德手下效力。马苏德是一位天生的领袖，是一位极具魅力的游击队指挥官，就像切·格瓦拉那样。他经常带着他的部队撤退到令人望而生畏的兴都库什一带，在深山的洞穴里建立基地。在其中躲避数周的惩罚性轰炸后，又从瓦砾中冒出来，重创苏军。但他的手下也遭受了苦难。有一次，马苏德带着一支队伍从一个狭窄的山谷撤退，突然遭到苏军的火箭弹袭击。阿纳斯回忆道：“不到5分钟，我们就殉难了10多人，当时的场面难以想象。”42阿纳斯还描述了另一场战斗，其间马苏德率领300名士兵（包括15名阿拉伯志愿者）战胜了苏联人。双方交战整整一天一夜，马苏德手下有18人丧生（包括4个阿拉伯人），另有多人受伤。43

阿富汗“圣战者”和阿拉伯支持者进行了一场孤注一掷的反抗超级大国的战斗，最终取得了胜利。10年的占领使苏联在人员和物资上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至少有1.5万名苏联红军士兵在阿富汗阵亡，5万人在战斗中受伤。阿富汗抵抗运动用美国提供的防空导弹击落了100多架飞机和300多架直升机。到1988年底，苏联人认识到，他们无法凭借一支10万人的入侵部队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阿富汗。克里姆林宫决定止损、撤军。1989年2月15日，最后一支苏联部队撤出阿富汗。然而，穆斯林武装对核超级大国的这一伟大胜利，最终却令那些在阿富汗作战的志愿者感到失望。

阿富汗抵抗运动战胜了苏联，但并没有实现最终的伊斯兰主义目标，即建立一个伊斯兰国。敌人苏联刚撤出阿富汗的疆界，阿富汗各派就在权斗中相互对抗，并很快演变为内战。尽管阿卜杜拉·阿扎姆尽了最大努力，但许多阿拉伯志愿者还是循着阿富汗的派系分野站队，支持他们各自熟悉的派别。其他人则选择离开阿富汗。对立军阀之间激烈的地盘争夺并不构成“圣战”，选择离去的人也不想与穆斯林同胞作战。

阿拉伯志愿者在阿富汗反抗苏联的战争中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事后，阿卜杜拉·阿纳斯称，阿拉伯人对阿富汗战争的贡献不过是“沧海一粟”。这群被称为“阿富汗阿拉伯人”的志愿者可能从未超过2000人，其中，阿纳斯称，“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进入了阿富汗并同‘圣战者’并肩作战”。其余的留在了白沙瓦，以“医生、司机、厨师、会计和工程师”的身份进行志愿服务。44

然而，阿富汗“圣战”对阿拉伯世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许多响应“圣战”号召的人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一心要实现他们在阿富汗未能实现的理想的伊斯兰秩序。阿纳斯估计约有300名阿尔及利亚志愿者在阿富汗效力，其中许多人将返回家园，在一个新的伊斯兰政党“伊斯兰拯救阵线”（以法语缩写FIS而为人所知）中发挥积极作用。其他人则聚集在乌萨马·本·拉登周围，后者建立了一个组织，同阿卜杜拉·阿扎姆服务办公室竞争。本·拉登称他的新组织为“基地”，其阿拉伯语名称“al-Qaida”更为人所知。一些在潘杰希尔山谷与阿纳斯一起效力的阿拉伯人选择留在巴基斯坦，成为基地组织的创始成员。

那个激励阿拉伯阿富汗人的人，自己在巴基斯坦安息了。1989年11月24日，阿卜杜拉·阿扎姆和他的两个儿子在走近白沙瓦的一座清真寺进行主麻日祈祷时被汽车炸弹炸死。关于谁有可能下令杀害阿卜杜拉·阿扎姆，有许多说法，但没有定论。可能是阿富汗的敌对派系，也可能是乌萨马·本·拉登的圈子，甚至还有可能是以色列人，他们认为阿扎姆是一个叫作“哈马斯”的新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

到1987年12月，加沙人民已在以色列占领下度过了20年。加沙地带是一条狭长的沿海地带，长25英里，宽6英里，当时居住着大约62.5万名巴勒斯坦人。加沙的居民中四分之三是来自1948年被新生的以色列国征服的巴勒斯坦地区的难民，他们在1948—1967年期间遭受了极大的孤立。加沙人被埃及政府限制在这块孤零零的地块内，同敌对的以色列接壤，又切断了他们与所失去家园的联系。

以色列1967年的占领让加沙人重新有机会进入巴勒斯坦（历史意义上的地理名称）的其他地区，并与留在这片土地（隶属于以色列的城镇以及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上的其他巴勒斯坦人接触。1967年之后，加沙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经济繁荣。在占领下，加沙人能够在以色列找到工作，并相对容易地跨越边界来来去去。以色列人在加沙购物，以享受免税价。从许多方面来看，在以色列的统治下，加沙居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然而，在占领下，没有人感到幸福，巴勒斯坦人渴望在自己的土地上取得独立。当埃及1979年与以色列缔结和平条约时，由其他阿拉伯国家来解救巴勒斯坦人的希望破灭了。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将巴勒斯坦武装驱散到阿拉伯世界各地，由巴解组织来解放巴勒斯坦人的希望也破灭了。

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开始自己起来对抗占领。以色列政府记录了“非法行为”的升级：仅在约旦河西岸，“骚乱”从1977年的656次上升到1981年的1556次和1984年的2663次。45

被占领土内的抵抗引起了以色列的严厉报复：大规模逮捕、恐吓、酷刑和羞辱。巴勒斯坦人是一个有自尊的民族，羞辱是他们最难以忍受的。用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阿扎姆·塔米米的话说，占领者视巴勒斯坦人为“不值得被尊重的次等人”，46这加剧了尊严和自尊的沦丧感。

更糟糕的是，巴勒斯坦人配合以色列的占领，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被征服者的同谋。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并吸引以色列顾客到他们的商店购物，这些事实暗示他们也参与了占领。鉴于以色列人正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没收土地和建造定居点，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的合作更像是通敌。正如巴勒斯坦学者和活动家萨利·努赛贝赫（Sari Nusseibeh）解释的那样：“用以色列的颜料来涂画我们反对占领的涂鸦，这样的矛盾令人难以忍受，以致（起义）爆发不可避免。”47

1987年12月，这种爆发终于发生了，导火索是加沙北部埃雷兹检查站附近的一起交通事故。12月8日，一辆以色列军用卡车撞上了运送巴勒斯坦工人从以色列回家的两辆面包车，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谣言传遍整个巴勒斯坦社区，称巴勒斯坦工人的死是蓄意谋害，这加剧了被占领土上的紧张局势。葬礼于第二天举行，随后，大规模示威爆发，以色列部队用实弹驱散示威者，打死多人。

12月9日的杀戮引发的骚乱像野火一样蔓延到整个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迅速转变为一场反对以色列20年占领的民众起义。巴勒斯坦人称这场运动为“大起义”（Intifada），这是一个阿拉伯语单词，意思是“起义”和“拭去灰尘”，就好像巴勒斯坦人正通过直接对抗占领来清除几十年累积的羞辱。

大起义开始时是一系列同以色列当局的对抗，缺乏组织，不成章法。示威者摈弃使用武器，并宣布他们的运动是非暴力的，但他们投掷石块。以色列当局用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回应。到1987年12月底，以色列部队已经打死了22名示威者。以色列的镇压非但没有平息暴力，反而更为频繁地引发新的抗议和对抗。

大起义由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一系列自发示威发展而来，在最初几周没有核心领导。根据萨利·努赛贝赫的回忆，这是一场草根运动，其中“每个示威者都做到了自以为的最佳，让那些更为出名的领导者在后面紧紧追赶”。48

两个地下组织形成，领导大起义的发展方向。在约旦河西岸，巴解组织各派的地方分支机构，包括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法塔赫运动、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同共产主义者联合组建了一个地下领导层，自称为“民族联合指挥部”（United National Command, UNC）。在加沙，与穆兄会有关联的伊斯兰主义者创建了伊斯兰抵抗运动，其阿拉伯语首字母缩写“哈马斯”更为人所知。以色列的强力镇压使这些地下领导人无法在公开场合见面或行使其权力。相反，他们各自定期印发宣传品，哈马斯有自己的系列传单，民族联合指挥部也有单独的系列公报，印发这些宣传品是为了阐明各自的目标并指导公众行动。民族联合指挥部和哈马斯的宣传品包括行动呼吁与新闻简报，反映了巴解组织这样的世俗民族主义力量与正在兴起的伊斯兰主义运动之间为控制被占领土内的巴勒斯坦民族运动而进行的日益激烈的斗争。

穆兄会是加沙地带组织最好的政治运动，也是第一个对民众起义做出反应的组织。其领导人谢赫艾哈迈德·亚辛（Shaykh Ahmad Yassin）是一位50多岁的截瘫活动家。与许多当地的居民一样，亚辛在1948年以难民身份来到加沙。他十几岁时在一次工伤事故中瘫痪，但他继续接受教育，成为一名学校教师和宗教领袖。他于20世纪60年代加入穆兄会，成为赛义德·库特卜的狂热崇拜者。库特卜的著作经他转载与散发，在加沙地带广为传阅，流传之广，无以复加。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建立了一个名为伊斯兰中心的慈善组织，通过该组织，他资助加沙各地兴建清真寺、学校和诊所，搭建起传播伊斯兰价值观的网络。

1987年12月9日，起义爆发当晚，亚辛召集了兄弟会领导人开会协调行动。他们决定将加沙的穆兄会改造为抵抗运动。12月14日，哈马斯诞生，并发布了他们的第一份传单。

哈马斯的新颖之处在于用严格的伊斯兰主义理念表达了巴勒斯坦人的愿望。从第一份传单起，哈马斯就表明了一个决不妥协的立场，将对抗犹太国家与拒绝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哈马斯坚称：“只有伊斯兰教才能打倒犹太人，摧毁他们的梦想。”依循阿卜杜拉·阿扎姆关于阿富汗和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皆为“圣战”的观点，巴勒斯坦的伊斯兰主义者宣布，他们抵抗伊斯兰土地上的外国占领者，而不是像赛义德·库特卜所主张的那样，反抗专断的阿拉伯领导人。哈马斯在其1988年的章程中强调：“一旦有敌人占领某处穆斯林土地，’圣战’就成为每个穆斯林的责任。在反抗犹太人占领巴勒斯坦的斗争中，必须竖起‘圣战’的旗帜。”49

再看民族联合指挥部，他们尽管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主导巴勒斯坦政治的世俗民族主义者，但也有一些新的东西。约旦河西岸本地的活动分子在未与阿拉法特和流亡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协商的情况下，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约旦河西岸，民族联合指挥部在哈马斯的第一份传单发布后不久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份公报。萨利·努赛贝赫回忆说，这份公报是由“两名当地的巴解组织积极分子”撰写的，他们在以色列当局大规模的镇压中被捕，“在公报投放街头时已经入狱了”。该公报呼吁举行为期3天的大罢工——完全停止被占领土的经济活动，并警告不要试图破坏罢工或与以色列人合作。

民族联合指挥部继续每隔几个星期发布通讯（仅在大起义的第一年就发布了31期），并开始在其中提出一系列要求：停止征敛土地和在被占领土上建以色列人的定居点，释放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人，以及以色列军队撤出巴勒斯坦城镇和村庄。这些传单鼓励人们悬挂巴勒斯坦国旗，这是以色列人长期以来一直禁止的，并高呼“结束占领！”“自由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万岁！”民族联合指挥部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50大起义很快就变成了一场独立运动。

大起义的爆发完全出乎身处突尼斯的巴解组织领导层的意料。巴解组织被所有巴勒斯坦人承认为他们的“唯一合法代表”，长期以来一直垄断着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现在，主动权已从突尼斯的“外部”领导层转移到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活动的“内部”的巴解组织活动分子。这一“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区别让巴解组织领导层处于明显的劣势。一夜之间，阿拉法特和他的副手们看起来像是多余的，因为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居民自己开始为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努力。

1988年1月，阿拉法特采取行动，以将大起义置于巴解组织的管辖之下。他派遣了法塔赫最高级别的指挥官之一哈利勒·瓦齐尔（Khalil al-Wazir）——他以别名艾布·吉哈德（Abu Jihad）而更为人所知——去协调突尼斯和约旦河西岸之间的行动。1988年1月18日，民族联合指挥部发布的第三份传单是首次由突尼斯的法塔赫领导人批准的。在几个小时内，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共分发了10万多份。被占领土的居民欣然回应来自阿拉法特的政治机器的权威声音。萨利·努赛贝赫观察到：“这就像看着音乐家从指挥那里得到指示一样。”51此后，大起义将由阿拉法特和他的官员来运作。

以色列政府决心阻止巴解组织利用大起义以牺牲以色列的利益为代价来谋取政治利益。1988年4月16日，以色列刺客在艾布·吉哈德位于突尼斯的家中枪杀了他，这位巴解组织官员的任务被截停了。但是，既然民族联合指挥部和巴解组织之间建立了联系，突尼斯就能够继续控制参加大起义的世俗主义力量。

民族联合指挥部和哈马斯散发的传单中呼吁举行的罢工与示威继续有增无减。以色列当局曾预计这一运动将失去动力。可恰恰相反，它似乎越来越强大，对以色列对被占领土的控制构成了真正的挑战。大起义进入第三个月时，以色列当局采取了法外手段加以镇压。对于如何对待占领下的平民，早在《日内瓦公约》确立相关国际法标准之前，英国委任统治官员曾起草过《紧急条例》。参照这一条例，以色列军队采用了大规模逮捕、未经指控的拘留和拆毁房屋等集体惩罚措施。

全副武装的士兵用实弹向投掷石块的示威者开火，这个场面令国际舆论哗然，迫使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部长的伊扎克·拉宾下令用“威慑、暴力和殴打”取代致命的火力。1988年2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网播放了以色列士兵在纳布卢斯附近殴打巴勒斯坦青年的可怕画面，揭露出这一看似温和的政策的残暴之处。在一段尤为让人动容的片段中，一名士兵被拍到拽着一名囚犯的手臂，用一块大石头持续敲击以砸断他的骨头。52以色列总检察长力劝拉宾去警告他的士兵不要做这些违法行为，但以色列军队继续暴力殴打巴勒斯坦示威者。大起义的第一年，有3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殴打致死。53

面对以色列的暴力，巴勒斯坦人对非暴力抵抗策略的坚持引人注目。巴勒斯坦人宣称的非暴力受到以色列当局的质疑，后者指出，抗议者投掷石块、铁棒和燃烧瓶，这些投掷物会造成严重伤亡。然而，巴勒斯坦人在与以色列人的对抗中从未使用枪炮，这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几十年来西方舆论把巴勒斯坦人描绘成恐怖分子、把以色列描绘成被围困的大卫的形象。以色列发现自己的处境不同往日；如今，它需要去消除自己在国际媒体上那独特的歌利亚形象。

非暴力使这次大起义成为全民参与度最高的巴勒斯坦运动。示威和非暴力抗争并不优先选择受过军事训练的年轻人，而是动员被占领土的全体男女老少共同进行解放斗争。民族联合指挥部和哈马斯的地下传单介绍了大量抗争策略——罢工、抵制以色列商品、用家庭教育来对抗学校关闭、通过后院种植来加强粮食自给，这些举措增强了被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的力量，并逐渐生成了深深的共同使命感，使大起义得以继续进行，尽管以色列进行了强力镇压。

随着大起义从1988年春季持续到夏季，世俗的民族联合指挥部同哈马斯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这两个组织都声称代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其传单中称自己为“你们的运动、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而民族联合指挥部则称自己是巴勒斯坦民众的领导人，“巴勒斯坦人民听从巴解组织和民族联合指挥部的号召”。54世俗派和伊斯兰主义竞争对手相互参阅对方的传单，争夺对街头民众运动的控制权。8月18日，哈马斯在传单中呼吁发动全国性罢工。组织罢工是巴解组织宣称在被占领土上拥有的特权，因此，民族联合指挥部首次直接批评这个伊斯兰主义组织，声称“对民族阵线团结的每一次打击都相当于为敌人服务，损害起义”。

这种权势争夺掩盖了哈马斯与巴解组织之间的根本分歧：哈马斯寻求推翻犹太国家，而巴解组织和民族联合指挥部则希望在以色列旁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哈马斯认为整个巴勒斯坦都是不可剥夺的穆斯林土地，需要通过“圣战”从非穆斯林统治中解放出来。它与以色列的对抗将是长期的，因为它的最终目标是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伊斯兰国。相比之下，1974年后，巴解组织倾向于两国方案。亚西尔·阿拉法特想经由大起义为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实现独立建国，首都为东耶路撒冷——即便这意味着承认以色列，并将1948年失去的78%的巴勒斯坦领土拱手让给这个犹太国家。两个抵抗运动的立场无法调和，因此巴解组织继续走两国方案的道路，不再考虑伊斯兰抵抗运动的意见。

巴勒斯坦的抵抗和以色列的镇压使大起义完完全全占据了世界各国报刊的头版，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1988年6月，阿盟在阿尔及尔召开了一次紧急首脑会议，以应对大起义。巴解组织借此机会提出一份立场文件，呼吁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相互承认双方和平、安全生活的权利。哈马斯断然拒绝巴解组织的立场，并重申其关于穆斯林对整个巴勒斯坦拥有权利的主张。哈马斯领导人在8月18日的传单中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伊斯兰抵抗运动在传单中坚称：“穆斯林世世代代都对巴勒斯坦拥有完全的——而不是部分的——权利，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

巴解组织没有被伊斯兰主义反对者镇住，而是继续利用大起义使其呼吁的巴以冲突两国解决方案合法化。1988年9月，巴解组织宣布计划召开一次流亡中的巴勒斯坦议会——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以巩固大起义的成果，确保巴勒斯坦人民“回归、自决和在巴解组织领导下在我国国土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民族权利”。55哈马斯再次拒绝并谴责巴解组织的立场。哈马斯在10月5日的传单上写着：“我们反对放弃哪怕是一寸我们的土地，因为这块土地浸入了圣门弟子和他们追随者的鲜血。”哈马斯坚称：“我们将继续起义，在（真主的帮助下）将我们的整个土地从犹太人的玷污中解放出来。”巴解组织和伊斯兰抵抗运动之间的对立之处再清楚不过了。

阿拉法特定于1988年11月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的议程，就是巴勒斯坦宣告在被占领土上建国。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许多人来说，11个月的大起义和以色列的暴力报复使他们筋疲力尽，建国带来了独立和结束占领的希望，这似乎是对他们所做出牺牲的充分回报，他们因此热切期盼11月的全国委员会会议。

尽管萨利·努赛贝赫对巴解组织的政策有所保留，但他认为即将宣布的独立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和其他人一样，期待着帷幕揭开”。努赛贝赫提前获得了阿拉法特的讲话文本，他希望巴勒斯坦独立的宣布成为让世人铭记的时刻，他希望向“尊贵禁地”——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上的清真寺建筑群里的“成千上万人”朗读这一文本。“我想要那个正在经受占领的民族，那个正在进行大起义的民族，聚集在宇宙的中心，庆祝独立。”

但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1988年11月15日，阿拉法特向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发表讲话当天，以色列对被占领土和东耶路撒冷实行严厉宵禁，禁止汽车和平民上街。努赛贝赫选择无视宵禁，设法穿过偏僻的街道，来到阿克萨清真寺。在那里，一小群政治活动分子正和宗教人士们一起，踱来踱去。“我们一同走进了阿克萨清真寺。当圣墓［教堂］的钟声响起，宣礼塔发出宣告时，指定的时刻到来了，我们一起庄严地宣读了我们的独立宣言。”56

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上宣读了这一宣言，这代表了巴解组织对既往政策的大幅调整。该宣言支持1947年联合国关于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和犹太国家的分治计划，并批准了1967年和1973年战争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其中确立了归还被占土地以换取和平的原则。该宣言意味着巴解组织承诺与以色列和平共处。

自1974年巴解组织驻伦敦外交官萨义德·哈马米首次尝试提出两国方案以来，巴解组织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巴解组织不再是一个游击队组织——阿拉法特现已断然放弃了“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包括个人、团体和国家‘恐怖主义’”。面向国际社会，巴解组织将自己塑造为一个等待建国的临时政府。

国际社会很快给予承认。84个国家对新成立的巴勒斯坦国给予完全承认，其中包括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一些欧洲、非洲和亚洲国家，以及中国和苏联等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传统支持者。大多数西欧国家给予巴勒斯坦外交地位，就差完全承认独立，但美国和加拿大却完全不予承认。1989年1月中旬，巴解组织取得了另一次象征性的胜利，获得了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与成员国平等发言的权利。57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宣言没有得到以色列政府的批准。11月15日，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发表书面声明，谴责这一宣言是“欺骗性的宣传活动，旨在制造一种印象：那些在朱迪亚和撒马利亚领土上实施暴力行为的人是温和的，且取得了成就”。以色列内阁将宣言斥为“旨在误导世界舆论的虚假信息”。58

哈马斯也对这一宣言不以为然。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了一份公报，其中强调“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在巴勒斯坦所有领土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而不仅仅在被占领土上建国：“不要听从任何试图赋予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统治巴勒斯坦土地合法性的联合国决议……因为巴勒斯坦的土地是伊斯兰民族的财产，不是联合国的财产。”59

无论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独立宣言带来了多少振奋，都并没有给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居民带来任何实际利益。1988年11月15日之后，以色列并没有表现出比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宣言宣读之前更多的放弃被占领土的意愿。在经历了一年的兴奋和期待之后，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然而，巴勒斯坦人却为这么小的成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到1988年12月大起义周年时，据估计有626名巴勒斯坦人被杀，3.7万名巴勒斯坦人受伤，超过3.5万名巴勒斯坦人在这一年中被捕，其中许多人在起义第二年开始时仍在牢狱之中。60

到1989年，大起义初期的理想主义已让位于愤世嫉俗，目标的统一已让位于宗派主义。哈马斯支持者同法塔赫成员爆发公开冲突。巴勒斯坦社会中的治安队员开始恐吓、殴打，甚至谋杀涉嫌与以色列当局勾结的巴勒斯坦同胞。公报还在发布，示威还在进行，石块还在投掷，伤亡还在增加，大起义还在继续，结局仍不明朗。这是持续了几十年的阿以冲突的最新阶段，国际社会似乎对此没有任何解决办法。

20世纪80年代，一些伊斯兰运动发起武装斗争来推翻世俗统治者或击退外国侵略者。伊斯兰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按照伊斯兰法统治的伊斯兰国，他们坚信这是真主的法律。他们的灵感来自1979年伊朗革命的成功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在埃及，一个分裂运动成功地刺杀了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在叙利亚，穆兄会对哈菲兹·阿萨德领导的复兴党政府发动了内战。深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影响的黎巴嫩什叶派武装运动真主党，视美国和以色列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并试图大败两者于黎巴嫩。阿富汗的“圣战”同时针对内部和外部的敌人，打击对象是苏联占领军和公开敌视伊斯兰教的阿富汗共产主义政府。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伊斯兰主义者呼吁对犹太国家展开长期的“圣战”，以在伊斯兰政府的领导下使巴勒斯坦回归伊斯兰世界。真主党在迫使美国全部撤军和以色列重新部署，以及阿富汗“圣战者”在1989年迫使苏联人撤离他们的国家上取得的军事成功，并没有带来他们的理论家所希望的理想的伊斯兰国。黎巴嫩和阿富汗在外敌被迫撤退很久之后仍然深陷内战。

阿拉伯世界各地的伊斯兰主义者对建立伊斯兰国的最终目标采取了长期战略。埃及伊斯兰主义者宰奈卜·安萨里提出13年的准备周期，该周期将不断反复直到绝大多数埃及人支持伊斯兰政府。哈马斯发誓要为解放整个巴勒斯坦而斗争，“不管花多长时间”。伊斯兰国的最终胜利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程，需要耐心。

即便伊斯兰主义者在“真主之道上的斗争”中输掉了一些战斗，但他们仍然相信他们最终会获胜。与此同时，伊斯兰主义团体在重塑阿拉伯社会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伊斯兰主义组织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兴起，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伊斯兰主义价值观在阿拉伯社会蔓延开来，越来越多的年轻男子开始蓄须，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戴头巾、穿着端庄的遮体时装。伊斯兰出版物占据了书店的主要位置。世俗文化被迫退却，伊斯兰复兴方兴未艾，愈发强势，一直持续至今。

伊斯兰主义者从1989年末世界政治的重大变化中获得了勇气。冷战的种种必然如柏林墙一样迅速崩塌。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标志着美苏对抗的结束，并迎来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许多伊斯兰主义者认为苏联政权的崩溃预示着一个新的伊斯兰时代的到来。但现实情况是，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单极世界，主导这个世界的是最后一个幸存的超级大国——美利坚合众国。

第十四章　冷战之后

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超级大国对抗之后，冷战于1989年突然结束。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和改革重建政策，使苏联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1989年11月柏林墙正式被推倒时，分隔东欧和西欧的铁幕已经支离破碎。从1989年6月波兰共产党在大选中落败开始，苏联集团的政府一个接一个地垮台：从匈牙利到捷克斯洛伐克，再到保加利亚。民主德国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在那年秋天递交了辞呈，而铁腕统治罗马尼亚长达22年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1989年圣诞节被革命者草草处决。

国际体系发生了变化，两个超级大国的权力制衡政治让位于美国主导的单极时代。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捕捉到了美苏敌对结束所带来的希望，承诺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对于作为冷战中心之一的阿拉伯世界来说，美国主导的新时代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阿拉伯领导人再次被迫接受国际舞台上的新规则。

以推翻长期把持统治权的政府为目标的民众运动，像一个幽灵，让保守的阿拉伯君主制国家感到不安，但这些国家并不哀悼这些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摩洛哥、约旦、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都信任西方，对他们来说，西方从冷战中获胜是一大幸事。

而像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左倾阿拉伯共和国，与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有更多的共同点：一党制国家、长期执政的统治者、庞大的军队和中央计划经济。齐奥塞斯库尸体的视频图像在世界各地传播，让一些阿拉伯政府极为不安。有什么能防止类似罗马尼亚的事件在巴格达或大马士革发生呢？

显然，再也不能指望苏联为其阿拉伯盟友挺身而出了。在过去的40年里，阿拉伯各共和国向苏联寻求军事装备、发展援助和外交支持，以抗衡西方的强力控制，那样的日子结束了。1989年秋季，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敦促戈尔巴乔夫提供更先进的武器，以帮助叙利亚实现与以色列间的战略对等。这位苏联总统回绝了他，他说：“任何这样的战略支撑点都不能解决你们的问题——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再参与这场游戏了。”阿萨德回到大马士革，气馁万分。

巴解组织的派系也忧心忡忡。1989年10月，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领导人乔治·哈巴什在访问莫斯科时批评了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他警告说：“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你会伤害我们所有人的。”资深分析家穆罕默德·海卡尔目睹了阿拉伯领导人的困惑：“每个人都感觉到，国际关系正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转变，但他们仍然坚持遵循熟悉的旧规则，各方都未能正确预测新的情况。”1

冷战时期既有的阿拉伯冲突在美国统治的新单极时代中凸显出来。两伊战争进行了8年（1980—1988），伊拉克经济受到削弱，但仍然拥有足够的军事资源来竞争地区主导权。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冷战后世界上的第一次危机。一个阿拉伯国家对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入侵使整个阿拉伯世界两极分化，一些国家反对外国干预，而另一些国家则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联盟，把科威特从伊拉克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科威特危机也割裂了民众与政府，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反抗美国，令人难以置信地做出将巴勒斯坦从以色列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承诺，他因而成为在阿拉伯世界广受欢迎的英雄。

要恢复阿拉伯地区的秩序，仅仅迫使伊拉克撤出科威特是不够的。萨达姆·侯赛因将伊拉克占领科威特，与叙利亚驻军黎巴嫩、以色列长期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联系在一起。在解放科威特战争之后，阿拉伯世界不得不应对已进入第15个年头的黎巴嫩内战。美国在马德里召开了自1973年日内瓦和平会议以来的第一次阿以会谈，以解决双方的分歧。对于当时的观察家来说，伊拉克入侵和随后被逐出科威特，究竟预示着以化解冲突为特征的新时代，还是漫长的地区争端史上的新升级，尚不清楚。

最早认识到冷战后的世界现实的阿拉伯领导人之一是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早在1990年3月，侯赛因就警告其他阿拉伯领导人：“在今后5年里，真正的超级大国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2

从先前冷战时期的大国角力过渡到美国主导这一新现实，伊拉克较之其他阿拉伯共和国，条件更为优越。尽管如1972年伊拉克和苏联的《友好合作条约》所确认的那样，伊苏关系特别密切，但8年的两伊战争（1980—1988）也缓和了美伊关系。美国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敌意促使里根政府支持伊拉克，以阻止伊朗取得彻底的胜利。即使在战争陷入僵局之后，华盛顿仍继续与巴格达修好。

1989年1月，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下定决心进一步改善与伊拉克的关系。同年10月，布什政府发布了一项国家安全指令，阐明了美国对波斯湾的政策，该政策高度重视加强与伊拉克的关系。指令称：“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正常关系将有利于我们的长期利益，并促进海湾和中东地区的稳定。美国应该向伊拉克提出经济和政治的激励措施，以缓和其行为，并提高我们对伊拉克的影响力。”该指令还鼓励向美国公司开放伊拉克市场：“我们应该寻求机会让美国公司参与伊拉克经济重建并给予支持。”该指令进一步提出通过提供“非致命类型的军事援助”来增强美国对伊拉克国防体系的影响力。3因此，萨达姆·侯赛因认为他在冷战结束后带领他的国家度过了混乱，他这样想确实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萨达姆·侯赛因的统治仍然面临着艰巨的挑战，肇因是他1978年上台后做的灾难性决策。这位伊拉克总统未遭挑衅便与伊朗开战，这场徒劳无获的战争让伊拉克损失惨重，也严重动摇了伊拉克民众对他的支持。8年的冲突，50万伊拉克人丧生，这激起伊拉克国内民众起来反对侯赛因的统治。战争延亘，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反对趋向暴力化。1982年，侯赛因在巴格达北部杜贾伊勒村的一次暗杀未遂中幸存下来。这位伊拉克总统以高压暴力回应，命令安全部队杀害近150名村民作为报复。

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各派借两伊战争来谋求自治。作为回应，伊拉克政府发动名为“战利品”（al-Anfal）的灭绝行动。1986—1989年，数千名伊拉克库尔德人被迫背井离乡，2000个村庄被摧毁，并有男子、妇女和儿童共计约10万人在“战利品”行动中被杀。1988年3月，伊拉克政府对哈拉布贾村使用神经毒气，杀害5000名库尔德平民，这是最为臭名昭著的事件之一。4

与库尔德人一样，伊拉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社群也面临严酷镇压：任意逮捕、滥施酷刑和即刻处决，这些都是为了压制异见。在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的伊拉克，只有身份确定的执政党复兴党成员才能获得信任和晋升。伊拉克曾经以其世俗的价值观、高识字率和两性平等著称，但到1989年已退化为一个恐怖共和国。5

在两伊战争结束时，萨达姆·侯赛因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是重建伊拉克支离破碎的经济，这不仅仅是为了应对不安分的民众。伊拉克的财富来自其巨大的石油资源。8年来，对管道和港口设施的袭击，以及将两伊冲突带至海湾地区国际航道的残酷的油轮战争，切断了伊拉克的石油命脉。由于失去了石油收入，伊拉克被迫向其海湾阿拉伯邻国借款数十亿美元，以支持战事。到1988年战争结束时，伊拉克欠其他海湾国家约400亿美元，偿还债务消耗了伊拉克1990年一半以上的石油收入。6

石油价格的稳步下降让伊拉克的处境更加艰难。为了还债，萨达姆·侯赛因需要油价保持在每桶25美元左右（在两伊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油价一度高达每桶35美元）。到1990年7月，看着国际油价跌至每桶14美元，他倍感绝望。此时，重归和平的海湾，能够满足全世界的石油进口需求。更糟糕的是，一些海湾国家的产量远远超过了欧佩克的配额。科威特是违反配额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科威特不服从欧佩克的配额规定，有自己的理由。早在20世纪80年代，科威特政府就已推行经济多元化：重金投资西方炼油厂，并在欧洲各地开设了数千家加油站，新品牌取名为“Q-8”，取“科威特”英语名称的谐音。科威特的原油出口越来越多地流向自己在西方的设施。科威特人向其西方炼油厂出售的原油越多，他们在欧洲市场的利润就越高。7这些炼油和销售渠道产生的利润率高于原油出口，使科威特免受原油价格变动的影响。因此，科威特更感兴趣的是原油产量最大化，而不是通过遵循欧佩克的指导方针将单桶石油价格推向最高点。

相比之下，伊拉克没有这样的外部渠道，其收入与原油价格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单桶石油价格每下跌1美元，伊拉克的年收入就净损失10亿美元。在欧佩克会议上，伊拉克和科威特针锋相对，伊拉克迫切要求减产，并推高油价，而科威特则呼吁增加产量。科威特人不在意伊拉克的关切。1989年6月，科威特干脆不再受其他欧佩克成员国分配给它的配额的约束。科威特人总共贷给了伊拉克140亿美元以支持后者同伊朗的战事，现在战争结束了，科威特人觉得有理由把自己的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了。

萨达姆·侯赛因开始将伊拉克的经济困境归咎于科威特，他的回应是向这个海湾小酋长国施压并发出威胁。他呼吁科威特免除伊拉克140亿美元的债务，并为伊拉克重建再提供100亿美元的贷款。他指责科威特从他们共有的鲁迈拉油田窃取伊拉克的石油。他还声称，科威特在两伊战争期间占领了伊拉克领土，并要求“归还”位于波斯湾端首的战略岛屿沃尔拜岛和布比延岛，用来建设伊拉克的军事设施和深水港。

侯赛因的说法虽然没什么根据，但重启了长久以来伊拉克对科威特边界和独立的挑战。在20世纪，伊拉克曾两次声称科威特是其领土的一部分：一次在1937年，另一次在1961年科威特宣布独立时。但伊拉克的阿拉伯邻国认为，这些新的主张和威胁不过是空洞的言辞而已。

但这些阿拉伯国家误判了。1990年7月，侯赛因在伊拉克与科威特的边界部署了大量部队和坦克，用行动来支持他的言辞。此时，其他阿拉伯国家才意识到，一场严重的危机正在酝酿，他们不得不采取行动。

埃及和沙特阿拉伯试图通过斡旋达成外交解决方案，来应对这场日益严重的危机。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安排科威特人和伊拉克人于8月1日在沙特红海港口吉达会晤。萨达姆在会晤前向阿拉伯领导人承诺，伊拉克与其诸邻国之间的所有分歧都将以“兄弟般的方式”解决。

但萨达姆·侯赛因已经下定决心要入侵科威特。7月25日，在派遣副总统前往吉达会见科威特王储之前，侯赛因要求会见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阿普丽尔·格拉斯皮（April Glaspie），以听取华盛顿在这场危机中的立场。格拉斯皮向这位伊拉克总统保证，美国对“像你们和科威特之间的边界纠纷这样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没有意见”。8侯赛因似乎将格拉斯皮大使的言论理解为美国不会干预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冲突。会见结束后不久，他调整了入侵计划的范围。最初，他设想有限地入侵科威特，占领上述两岛和鲁迈拉油田，而现在，他要求完全占领这个国家。在同执政的革命指导委员会开会时，侯赛因指出，如果他让统治科威特的萨巴赫（al-Sabah）家族继续掌管科威特的部分地区，他们将发动国际力量——特别是美国，向伊拉克施压并迫使伊拉克撤出。迅速、果断入侵，在萨巴赫家族还没来得及呼吁美国干预之前就推翻他们，这是伊拉克取得成功的最好机会。此外，如果伊拉克能完全吞并这个石油资源丰富的邻国，就可以一次性地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

8月1日，当萨达姆·侯赛因派副总统前往吉达会见科威特王储时，他是在利用外交手段出其不意地实施其军事计划。伊扎特·易卜拉欣（Ezzat Ibrahim）和谢赫萨阿德·萨巴赫（Shaykh Saad al-Sabah）的这次会面进行得亲切友好，没有任何威胁迫近的迹象。两人友好分别，相约在巴格达举行下一次会面。午夜时分，当他们离开吉达时，伊拉克军队已经越过边界进入了科威特。

8月2日凌晨的几个小时内，数万名伊拉克士兵以迅猛之势进入科威特，去占领这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科威特的居民最先惊觉。科威特城的一名学校行政人员吉罕·拉贾布回忆道：“8月2日早上6点，我像往常一样下了床，打开窗户，看了看外面。令我震惊的是，我听到了尖锐、短促而不连贯的枪声，不是一两声枪响，而是持续不断的枪声，且有回击。枪声传向我们旁边清真寺的墙面，引发回响。我们马上明白发生了怎样可怕的事情——科威特正在被伊拉克入侵。”9

电话铃声开始在阿拉伯各国首都响起。凌晨5点，法赫德国王被这个消息惊醒。前一天晚上，沙特国王刚刚在吉达给伊拉克和科威特谈判的代表送行，他几乎无法相信伊拉克军队入侵了科威特。他立即尝试联系萨达姆·侯赛因，但没有成功。他的下一个电话打给了约旦国王侯赛因，大家都知道，后者同萨达姆走得最近。

1小时后，助手叫醒了埃及总统侯斯尼·穆巴拉克，报告说伊拉克军队已经占领了科威特埃米尔的宫殿和位于首都的主要部委。上午过半，阿拉伯各国领导人才等到了巴格达的第一个解释。萨达姆的政治特使向惊疑不定的阿拉伯各国元首解释说：“这不过是伊拉克的一部分回归伊拉克而已。”10

国际社会正面临着冷战后的第一次危机。8月1日晚上9点，白宫得知了入侵的消息。当晚，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入侵发出强烈谴责。第二天早上，美国将此事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迅速通过了第660号决议，要求伊拉克军队立即无条件撤出。

伊拉克军队毫不畏惧，他们冲进首都科威特城，企图抓住科威特埃米尔谢赫贾巴尔·艾哈迈德·萨巴赫（Shaykh Jabar al-Ahmad al-Sabah）及其家人。如果伊拉克人成功了，那他们就可以把埃米尔和他的家人扣为人质，对科威特有更多的控制权，以实现他们的目标。然而，埃米尔接到警告称伊拉克人正在行动，他带着他的家人逃到邻国沙特阿拉伯避难。

科威特王储谢赫萨阿德在结束与伊拉克副总统的吉达会晤后回国，得知入侵已经开始。他立即打电话给美国驻科威特大使，并正式请求美国提供军事支持，以击退伊拉克的入侵，然后他加入了流亡在沙特阿拉伯的王室其他成员的行列。通过这两个简单的行动——请求美国援助和自我流亡，萨巴赫家族成功地遏制了萨达姆刚开始的入侵。然而，在占领的苦难结束之前，科威特人民还将经历7个月的恐怖。

复兴社会党政权的威权主义和政治空谈让占领的最初几天看上去是乔治·奥威尔《1984》的直接呈现。伊拉克人荒谬地声称，他们进入科威特是应民众革命之邀来推翻执政的萨巴赫家族的。伊拉克政府发表的一份公报解释说：“真主帮助科威特纯粹的自由人民，他们冲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并要求伟大的伊拉克人民给予兄弟般的帮助。”11然后，伊拉克政权建立了它所称的自由科威特临时政府。

然而，由于没有明显的科威特革命者支持伊拉克的主张，萨达姆·侯赛因政府迅速放弃了这个解放的借口，宣布吞并科威特，于8月8日宣布其为伊拉克第十九省。伊拉克人开始把科威特从地图上抹去，甚至把首都科威特城重新命名为他们自创的名字——卡齐玛。

到10月，新法令颁布，要求所有科威特人将身份证件和汽车牌照更换为伊拉克标准制式。伊拉克人拒绝向没有伊拉克证件的科威特人提供服务，以迫使他们屈服。牛奶、糖、大米、面粉和食用油等基本食品的配给卡只发给持有伊拉克证件的人。人们必须出示伊拉克身份证才能得到医疗服务。加油站只为上了伊拉克牌照的车辆服务。然而，大多数科威特人顶住了压力，拒绝接受伊拉克公民身份，宁愿去黑市上交易必需品。12

入侵科威特时，伊拉克部队大肆劫掠商店、办公室和住宅，并将大部分赃物运往巴格达。看着成车的物品驶往巴格达，一名科威特官员问一名伊拉克官员：“既然你说这里是伊拉克的一部分，那你为什么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后者回答说：“因为没有哪个省可以比首都更好。”13

占领一天比一天残暴。8月底，萨达姆·侯赛因任命他臭名昭著的堂兄阿里·哈桑·马吉德（Ali Hasan al-Majid）担任科威特军事长官，他因在“战利品”行动中对库尔德人使用毒气战而获得了可怖的绰号“化学阿里”。科威特居民吉罕·拉贾布在日记中写道：“阿里·哈桑·马吉德抵达科威特后，统治变得愈发恐怖，可能发生化学袭击的传言愈传愈烈。”有能力逃走的人都逃走了。科威特银行家穆罕默德·叶海亚表示：“每个人都想着逃跑。”他描述道，沙特边境，来自科威特的车辆四排并行，绵延了30千米（约19英里）。但叶海亚选择留在科威特。14

伊拉克的政治系统对科威特展开全面镇压，随着镇压的深入，科威特人民起身进行非暴力反抗。吉罕·拉贾布写道：“在入侵的第一周，科威特妇女决定走上街头示威抗议。”8月6日，也就是入侵4天后，爆发了第一次示威。“当时的气氛，紧张中混合着期待：就好像人们已下意识地认识到，即使是和平示威，伊拉克人也不会支持。”多达300人参加了游行，他们手持横幅、流亡的埃米尔和王储的画像以及科威特国旗。

抗议者呼喊口号，一边致敬科威特和埃米尔，一边谴责萨达姆·侯赛因：“萨达姆去死！”“萨达姆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这后一个口号并不符合现实。前两次示威，伊拉克没有反应，但当持续的抗议进入第三天，参加的民众越来越多，与武装的伊拉克士兵正面对峙，后者直接向人群开枪。拉贾布记录道：“骚乱爆发了，汽车试图疯狂地沿着公路后退，引擎轰鸣，人们尖叫着，枪声还在继续。”死伤的示威者被凌乱地丢弃在科威特市中心警察局外的地面上。“这是我们这块地区最后一次游行，也可能是所有地区的最后一次，因为伊拉克人开枪了，导致死亡和伤残。科威特人开始明白侵略者是多么的冷酷无情。”15

然而，在伊拉克占领期间，非暴力抵抗活动一直持续。抵抗运动改变了策略，以避开伊拉克的枪火。9月2日，占领的第一个月以科威特人的反抗姿态结束。反抗的计划口耳相传，要求科威特城的所有居民在午夜爬上自家屋顶，高呼“真主至大”。在指定的时间，数千人加入了抗议占领的大合唱。在吉罕·拉贾布看来，这一呼喊是“对所发生的事情——入侵、紧随而来的暴行和杀戮以及在科威特多处建立的酷刑中心——的反抗和愤怒”。伊拉克士兵向屋顶鸣枪示警，以平息抗议，但科威特人民成功地让这次对占领的公然反抗持续了1小时。银行家叶海亚称：“有人说那一晚科威特重生了。”16

也有许多科威特人在受过枪械训练的前警察和士兵的领导下武装反抗伊拉克人。他们伏击伊拉克部队，袭击军火库。经过吉罕·拉贾布学校的道路是伊拉克军车的主要通道，因而成为反抗者多次袭击的目标。8月下旬，这条路上发生了巨大爆炸，拉贾布大为震惊，紧接着是火箭弹不成规律的暴鸣。她很快意识到，反抗者袭击了伊拉克的弹药卡车，引爆了车里运送的弹药。爆炸平息后，她才敢离开她的公寓。她发现消防车正在冲浇燃烧着的伊军卡车残骸。她在日记中写道：“除了散落的、发黑的车架外，几乎看不到什么东西了。任何人都会被炸得无影无踪。”

这些袭击使她所在社区的居民面临严重风险，既受到袭击的影响，也受到伊拉克人的报复。她记录道：“这次袭击发生后，有几座房屋被击中，更糟糕的是，伊拉克人威胁说，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会杀了该地区所有的人。反抗者试图保护平民，让爆炸远离居民区。”17

对于伊拉克的威胁，科威特的居民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死亡的恶臭在这个被占领的国家弥漫。死亡直临许多科威特人的家门：伊拉克人的策略之一就是把一名被拘留者送回家，在家人面前开枪打死他。更令人恐惧的是，当局威胁说，如果尸体被移走，就会杀死死者全家。炎热的夏日，尸体经常被留置两三天，作为对那些敢于反抗者的可怖警告。

然而，尽管伊拉克努力恐吓科威特人使其屈服，但在整整7个月的占领期间，反抗有增无减。科威特解放后缴获的伊拉克情报文件证实了吉罕·拉贾布“在长达数月的占领期间持续抵抗”的说法，这些文件记录了7个月占领期间的反抗活动。18

在占领初期，没有理由相信伊拉克的野心会仅限于科威特。没有一个阿拉伯海湾国家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击退伊拉克的入侵，在科威特陷落之后，美国和沙特都担心萨达姆·侯赛因可能有意占领附近的沙特油田。

布什政府认为，对萨达姆·侯赛因野心的唯一威慑是美国的大规模军力部署。美军若要发动军事行动驱逐伊拉克人，则必须获得军事基地权。在派遣任何部队之前，美国政府都需要沙特政府提出正式的军事支援请求。法赫德国王反对这么做，担心国内公众会有负面反应。作为伊斯兰教的诞生地，沙特对非穆斯林在其领土上驻军颇感不适。更何况，沙特人未曾受过外部帝国的控制，他们极力捍卫自己独立于西方的地位。

美国军队有可能涌入沙特，这促使沙特的伊斯兰主义者采取行动。那些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沙特人，正因战胜了苏联而志得意满，他们坚决反对美国干涉科威特。从阿富汗“圣战”归来的乌萨马·本·拉登，因其直言不讳的演说而被沙特政府软禁，这些演说借助盒式录音带广为流传。

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入侵科威特后，本·拉登致信沙特内政大臣纳瓦夫·本·阿卜杜·阿齐兹亲王（Prince Nawwaf bin Abdul Aziz），建议发动“圣战者”网络，他认为该网络极为有效地将苏联赶出了阿富汗。阿卜杜·巴里·阿特万（Abdul Bari Atwan）曾在阿富汗托拉博拉山脉的藏身之处采访过本·拉登，是为数不多的采访过他的记者之一。这位记者回忆道：“本·拉登声称他可以召集一支10万人的军队，但这封信被忽略了。”

总的来说，沙特人认为，（相较于美军进驻）伊拉克人对他们国家的稳定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因此他们不顾国内反对，还是选择了美国的保护。本·拉登谴责此举是对伊斯兰教的背叛。阿特万记录道：“本·拉登告诉我，沙特政府邀请美国军队来保卫王国和解放科威特的决定是他一生中遭受的最大的冲击。”

他不能相信沙特家族能够欢迎“异教徒”部队部署在阿拉伯半岛临近圣地［即麦加和麦地那］的土地上，这是伊斯兰教诞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本·拉登还担心，沙特政府在迎接美国军队进驻阿拉伯土地之后将使沙特处于外国占领之下——这完全是阿富汗事件的重演，当时喀布尔的共产主义政府邀请苏联军队进驻。正如本·拉登曾拿起武器与驻阿富汗的苏军作战那样，他现在决定拿起武器在阿拉伯半岛对抗美军。19

由于本·拉登的护照被沙特政府没收，他不得不利用家人与沙特王室的密切关系来获得旅行证件并永久流亡。1996年，他宣布对美国进行“圣战”，并宣布沙特王室因其“反伊斯兰教的行为”而“不属于宗教社团”。20然而，他同阿富汗“圣战”中的前盟友美国和沙特王室的分道扬镳源于1990年8月的事件。

科威特危机揭开了苏美国际外交合作的新篇章。安理会在其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在不受冷战政治干扰的情况下果断采取行动。随着危机的加深，安理会在8月2日迅速通过第660号决议后的4个月里共通过了12项决议而没有遭遇否决票。8月6日，安理会对伊拉克实施贸易和经济制裁，冻结了伊拉克所有境外资产（第661号决议）;9月25日，联合国再次收紧制裁措施（第670号决议）;8月9日，安理会宣布伊拉克吞并科威特“无效”（第662号决议）。一系列决议谴责伊拉克违反科威特的外交豁免权，并维护第三国公民离开伊拉克和科威特的权利。11月29日，苏联和美国一起促成通过第678号决议，授权成员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对付伊拉克，除非后者在1991年1月15日前从科威特完全撤出。中东的冷战正式结束了。

最让阿拉伯尤其是伊拉克政客感到惊讶的是苏联的立场。埃及分析人士穆罕默德·海卡尔回忆说：“阿拉伯世界里许多人认为，即使莫斯科在伊拉克入侵后拒绝帮助伊拉克，它也至少会保持中立。但让他们惊讶的是，苏联一次又一次地帮助美国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阿拉伯世界没有考虑到的是苏联的国力已衰弱，因此注重与华盛顿保持良好关系。鉴于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地缘战略利益，苏联人知道，他们要么支持美国，要么对抗美国，但他们无法阻止美国采取行动。对抗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因此苏联选择与美国合作，而让他们的前阿拉伯盟友完全暴露在危险之中。

阿拉伯世界迟迟不承认后冷战时代莫斯科政策导向的改变。伊拉克对联合国的决议置若罔闻，美国开始动员组建作战联盟，而阿拉伯世界仍然期待苏联能阻止美国对其盟友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恰恰相反，苏联外交部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与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密切合作，起草了授权采取军事行动的决议。海卡尔称：“令阿拉伯代表们感到惊讶的是，很明显，莫斯科将允许华盛顿采取行动。”21

美国和苏联在处理科威特危机时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合作，但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却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四分五裂。一个阿拉伯国家入侵另一个阿拉伯国家，且外部干预在即，这引发了阿拉伯领导人之间的严重分歧。

因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而被孤立了10年的埃及，当时刚刚恢复与阿拉伯国家的正常关系，它率先组织阿拉伯国家回应科威特危机。8月10日，穆巴拉克总统召开临时阿拉伯首脑会议，这是自《戴维营协议》以来首次在开罗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伊拉克人和科威特人自入侵以来第一次面对面。那是个紧张的时刻。科威特埃米尔发表了和解讲话，试图平息伊拉克人的情绪，提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并希望接着8月1日的吉达会谈往下谈。然而，伊拉克人拒绝妥协。当埃米尔结束讲话并坐下时，伊拉克代表塔哈·亚辛·拉马丹（Taha Yassin Ramadan）抗议说：“科威特已经不存在了，我不知道谢赫是基于何种身份来对我们讲话的。”22埃米尔气冲冲地离开大厅以示抗议。

对一些阿拉伯领导人来说，美国干预带来的威胁要比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更严重。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本·杰迪德（Chadli Benjedid）告诫大会：“我们毕生都在为摆脱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而斗争，但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努力都白费了，阿拉伯民族正……请外国人来干涉。”23利比亚、苏丹、约旦、也门和巴解组织的领导人都赞同本·杰迪德的关切，他们敦促阿拉伯国家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来解决这场危机。他们希望通过谈判，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让伊拉克撤出科威特，以避免再次发生武装冲突和外国干涉。

在就开罗首脑会议的最后决议进行表决时，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分歧显露无遗。决议谴责了伊拉克的入侵，否认了伊拉克的吞并，并要求伊拉克军队立即撤出科威特。决议还支持沙特阿拉伯的请求，后者要求阿拉伯国家提供军事支持，以应对伊拉克对其领土的威胁。对该决议的辩论只进行了两小时，穆巴拉克就叫停并进行表决，结果阿拉伯世界分裂成两大阵营，10票赞成，9票反对。海卡尔写道：“不到两个小时就制造了阿拉伯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分裂，形成阿拉伯解决方案的最后一个微弱的机会已经丧失。”24

美国政府认为，只有发出切实可信的威胁，才能迫使伊拉克人撤出科威特。他们对阿拉伯国家外交斡旋没有信心，反而开始招募阿拉伯盟友加入军事行动。第一批美军已经于8月8日在沙特阿拉伯登陆，随后，埃及和摩洛哥的部队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叙利亚人是伊拉克的老对手，且自苏联撤销对他们的支持后有意同美国修好，因此，他们也倾向于加入联盟，并于9月12日确认。其他海湾国家——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也站在沙特一边，并向美国领导的联盟提供部队和设施。

萨达姆·侯赛因用行动将阿拉伯国家分裂成不可调和的阵营，接着又利用阿拉伯舆论，鼓动阿拉伯各国公民反对所在国政府。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勇于反抗美国人和以色列人的实干家。他谴责美国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代表石油资源丰富的科威特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另一方面却对以色列一再违反联合国要求其从阿拉伯被占领土撤军的决议视而不见。萨达姆·侯赛因的行动加大了对各阿拉伯政权的压力，他把他们说成是西方大国的走狗，牺牲阿拉伯的利益来与美国维持良好关系。侯赛因公开指责阿拉伯领导人在冷战之后的新时代奉行美国的规则。阿拉伯民众团结起来支持这位拒绝向美国压力低头的领导人。摩洛哥、埃及和叙利亚爆发暴力示威，抗议他们的领导人加入联盟的决定。约旦和巴勒斯坦举行大规模集会支持伊拉克人，这让流亡的科威特人大为懊恼，多年来他们一直慷慨支持哈希姆王国和巴解组织。

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过去与伊拉克政权保持着友好关系。但此时，一边是支持萨达姆·侯赛因的阿拉伯舆论，一边是国际社会要求他们支持美国领导的联盟反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对此他们左右为难。阿拉法特公开表示支持萨达姆·侯赛因，而约旦国王仅仅做到拒绝谴责伊拉克人，因为他在为科威特危机寻求越来越不可能实现的“阿拉伯解决方案”。由于没有谴责伊拉克人，侯赛因国王被布什政府和阿拉伯海湾领导人指责支持入侵科威特。危机过后，约旦面临着阿拉伯海湾国家和西方的孤立。然而，侯赛因国王继续获得约旦人民的支持，并凭此避免了一场很可能使他失去王位的危机。

萨达姆·侯赛因在阿拉伯街头声望正隆，但却最终作茧自缚。一旦他在诸如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或承受美国压力等问题上占据了道德高地，他就不再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他那些让阿拉伯公众群起力挺的言辞，对美国政府没什么影响力。布什政府只关注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拒绝扩大讨论范围。萨达姆·侯赛因需要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做出让步才能撤军，以保全自己的颜面，但美国不愿如此。萨达姆·侯赛因不愿按美国的规则行事，对战争的前景，他表现得越来越听天由命。

1991年1月15日，联合国安理会第678号决议规定的最后期限过去了，此时，美国已经组建起一个庞大的国际联盟，准备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美军派出65万名士兵，占联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以上。阿拉伯世界派出了约18.5万名士兵，其中，沙特派出10万名士兵，其余兵力来自埃及、叙利亚、摩洛哥、科威特、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和巴林。联盟中的欧洲力量以英国和法国为首，还包括意大利和其他8个欧洲国家。总之，来自六大洲的34个国家联合起来，对伊拉克发动了一场世界战争。

1月15日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全世界都屏息以待。第二天，美国发动了“沙漠风暴”行动，对巴格达和伊拉克军队在科威特与伊拉克的营地展开大规模的空中轰炸。萨达姆·侯赛因毫不服软，威胁他的对手要发动“战争之母”。联军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伊拉克是否会像在安法尔战役中对库尔德人所做的那样使用生化武器。美军指挥官希望从空中击败伊拉克，避免他们的步兵去冒毒气战的风险。

伊拉克人应对空袭的方式是向以色列和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营地发射远程飞毛腿导弹。1月18日凌晨，8枚飞毛腿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袭击了海法和特拉维夫，造成了物质损失，但没有人员伤亡。当警报响起时，以色列电台建议市民戴上防毒面具，在密封的房间里躲避，担心伊拉克人在飞毛腿导弹上安上化学弹头。

伊扎克·沙米尔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如何报复，但布什政府成功地说服了以色列人，让他们置身事外。显然，萨达姆·侯赛因希望把对科威特的战争转向波及面更广的阿以冲突，以让美国为首的联军陷入混乱。穆罕默德·海卡尔讲述了伊拉克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如何混淆了联军中阿拉伯士兵效忠的对象。当一群驻扎在沙特的埃及和叙利亚士兵听闻伊拉克向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时，他们高喊“真主至大”，“但过了一会儿，他们才想起，他们是来打击伊拉克的。但为时已晚，7名埃及人和7名叙利亚人受到了惩罚”。25

伊拉克总共向以色列发射了42枚导弹，其中一些落在约旦河西岸，另一些则被爱国者导弹拦截。飞毛腿导弹带来的恐惧多于伤亡。许多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为萨达姆·侯赛因袭击以色列欢呼。大起义陷入僵局，以色列铁拳镇压，巴勒斯坦人被严格的24小时宵禁限制在家中，十分沮丧。如今，他们乐见以色列人遭到袭击，期待改变的到来。记者拍摄到巴勒斯坦人在屋顶上跳舞，为飞毛腿导弹欢呼，巴勒斯坦学者萨利·努赛贝赫对一家英国报纸解释了巴勒斯坦人的这种反应：“如果巴勒斯坦人因看到导弹从东向西飞而高兴，那是因为，象征性地说，他们在过去40年里看到的都是从西向东飞的导弹。”努赛贝赫为他的导弹言论付出了代价；几天后，他遭虚假指控并被逮捕，理由是帮助伊拉克人，引导他们用飞毛腿导弹攻击以色列目标，为此他在拉马拉的监狱中被关押了3个月。26

伊拉克人向沙特阿拉伯发射了46枚飞毛腿导弹，大多数被爱国者导弹拦截，但仍有一枚击中了达兰的一个当时被用作美军军营的仓库，造成28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这是此次战争中造成美军伤亡人数最多的事件。

对导弹残骸的分析让美军指挥官确信，伊拉克人没有使用生化制剂。伊拉克未使用非常规武器，使联军更加大胆地将战争从空中转向地面。2月22日，美国总统布什向萨达姆·侯赛因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第二天中午前撤出科威特，否则将面临地面战争。

到2月，伊拉克及其军队已经遭受了5个多星期的前所未有的空中轰炸，其效果是那些射向以色列和沙特的粗糙的飞毛腿导弹无法比拟的。联军每天出动战机多达1000架次，使用激光制导精密武器，携带高强度弹药和巡航导弹，打击伊拉克的目标。巴格达和伊拉克南部城市遭受了大规模的轰炸，摧毁了发电站、通信设备、道路和桥梁、工厂和居民区。

关于这次“沙漠风暴”海湾战争中的平民死亡人数，没有官方统计数据，各类估计从5000—20万人不等。但毫无疑问，成千上万的伊拉克平民在猛烈的轰炸中丧生或受伤。这场战争中单次伤亡最重的袭击是美国空军向巴格达阿米里亚区的一处防空洞投掷的两枚重达2000磅的“智能炸弹”，炸死了400多名平民，其中大多数是在此躲避城中猛烈轰炸的妇女和儿童。伊拉克军队也在持续的轰炸中遭受重大伤亡。到2月的第三个星期，军队士气已很低落。

伊拉克军队即将被逐出科威特，面对这一情况，伊拉克政府发动环境战，旨在惩罚科威特和邻近的海湾国家。早在1月下旬，伊拉克军队就故意将400万桶石油注入波斯湾水域，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浮油，长35英里，宽15英里（长56千米，宽24千米）。考虑到海湾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且已经历了两伊战争的多年破坏，这次浮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环境灾难。

在地面战前夕，伊拉克人炸了700口科威特油井，造成了一场大火。吉罕·拉贾布在科威特家中的屋顶上目睹了爆炸。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可以亲耳听到，伊拉克人正在引爆更多的放置在井口周围的炸药。漫天都是跳动、燃烧的红。有些火焰有规则地起落，有些则直入云霄，我想象，是它们发出了戏剧性的轰鸣声。然而，其余的火焰几乎都是活生生的：它们四处喷涌，汇成一个膨胀的、剧烈而稳定跳动的火球。”第二天早上，科威特的蓝天被700口熊熊燃烧的油井放出的浓烟遮住了。“今天早上，整个天空都是黑色的，太阳被遮住了。”27

伊拉克人的环境战让地面战更为紧迫。1991年2月24日星期日清晨，地面战打响。地面战是短暂的，也是残酷的关键一战。联军涌入科威特，迫使伊拉克在100小时内全部撤离。激烈的战斗对科威特居民和伊拉克侵略者来说都是可怕的。吉罕·拉贾布描述了科威特城在油井燃烧的爆裂声和空中数百架蜂拥而至的战机的轰鸣声中，四处可闻的巨大爆炸和猛烈交火。2月26日，地面袭击发动两天后，她写道：“真是个难以置信的夜晚！炮火照亮了低空，发出炫目的白光和血红的闪烁。”

惊慌失措的伊拉克军队开始混乱无序地撤退。士兵们试图挤上往北开向伊拉克边境的卡车和吉普车，并征用了所有仍能使用的车辆（科威特人弄坏了他们自己的汽车，以阻止盗窃）。成功坐上车从科威特出发的人中，许多在穆特拉山脊遇难，这是从科威特向北通向伊拉克边界的80号公路的无遮挡路段。成千上万名伊拉克士兵乘坐军用卡车、大巴和盗取的民用车辆行驶在80号公路上，造成了大规模交通堵塞。联军飞机轰炸了撤退长龙的前方和后方，将数千辆车困在中间。在随后的屠杀中，约有2000辆车被毁。我们不清楚有多少伊拉克人设法逃离了车辆，又有多少人被打死。然而，“死亡公路”的形象却使以美国为首的联盟面临着过度使用武力甚至犯下战争罪行的指控。布什政府担心这样的暴行会破坏国际社会对他们军事行动的支持，敦促于2月28日全面停火，海湾战争就此结束。

解放的代价是高昂的。科威特人兴高采烈，庆祝恢复独立，但他们的国家已被伊拉克的入侵和战争完全摧毁。数以百计的油井被焚烧得无法操控，基础设施被摧毁，全国多处都得从头开始重建。占领和战争也重创了科威特人民，数以千计的人被杀害、流离失所或失踪。

冲突之后，更广阔的阿拉伯世界也经历着分裂和创伤。阿拉伯各国公民强烈反对他们的政府站在国际联盟一边去打击一个阿拉伯国家。加入联盟的政府排挤没有加入的。约旦、也门和巴解组织因过于支持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而受到谴责。三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湾国家的财政支持，他们为他们的立场付出了经济代价。许多阿拉伯分析人士表达了对美国的严重不信任，以及对其在新的单极世界中的野心的忧虑。美国一心寻求军事解决，且疑似阻碍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海湾危机的努力，这使许多人相信，美国在利用这场战争谋求在海湾地区驻军，并控制该地区的石油资源。科威特解放多年后，数以千计的美国军队仍留在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这一事实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忧虑。

撤出科威特并没有给伊拉克带来任何喘息的机会。布什政府认为已经削弱了萨达姆·侯赛因及其军队的威信，便于1991年2月初鼓动伊拉克人民起来推翻他们的独裁者。美国的广播电台向伊拉克传送信息，承诺美国将支持民众起义。他们的承诺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地区和南部的什叶派地区都得到了响应，这些地区在萨达姆·侯赛因的统治下苦不堪言。1991年3月初，两地爆发了起义。

但这并不是美国所希望的宣传成果，他们希望看到巴格达发生军事政变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的起义都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里的盟友土耳其，自1984年以来一直在打击库尔德工人党（以库尔德语简称PKK闻名）领导的激烈的分裂主义叛乱。土耳其反对任何可能让伊拉克库尔德人在其东部边境建国的举措。美国人自己则担心，什叶派起义成功只会加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地区影响力。

尽管美国人鼓动伊拉克人起来反抗，但他们没有向什叶派或库尔德人提供任何支持。萨达姆·侯赛因集结余部，残酷镇压叛乱，布什政府对此视而不见。据信，有数万伊拉克什叶派教徒在镇压中丧生，还有数十万库尔德人为躲避报复逃离伊拉克，前往土耳其和伊朗避难。

面对自己造成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做出回应，在伊拉克北部设立了禁飞区。美国军机在北纬36°以北地区巡逻，以保护库尔德人不受萨达姆·侯赛因军队的伤害，而英国飞机在伊拉克南部上空设立禁飞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禁飞区恰恰建立了土耳其最反对的那种库尔德自治区。1992年5月，独立于萨达姆·侯赛因政府的地区议会选举举行，开始推动建立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

布什政府未能通过军事手段和鼓动伊拉克国内起义将侯赛因赶下台，便重返联合国，确保通过一项决议，剥夺伊拉克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确立伊拉克支付战争赔偿的责任，并加强先前各项决议规定的经济制裁。萨达姆·侯赛因认识到，这些措施是为了煽动伊拉克人推翻他，他对此做出了蔑视的回应。他在巴格达的拉希德酒店门口铺上了布什的马赛克肖像，这样一来，所有的住客都会踩踏他对手的脸。1992年11月，侯赛因庆祝布什在总统选举中落败。布什倒台了，萨达姆仍然掌权。

美国人可以宣称在海湾战争中取得了彻底的军事胜利，但政治上，他们只取得了部分胜利。萨达姆·侯赛因的幸存意味着，在这个高度动荡的地区，伊拉克仍然是一个制造不稳定的源头。而且，同布什政府的期愿相悖的是，在“沙漠风暴”海湾战争之后，萨达姆主导了地区政治。这位伊拉克领导人将伊拉克在科威特的立场，与叙利亚对黎巴嫩的占领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相提并论，迫使国际社会去应对中东一些悬而未决的冲突。

到20世纪80年代末，黎巴嫩的和平前景似乎从未如此遥远。黎巴嫩90%的领土处于外国占领之下，以色列控制着所谓的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叙利亚军队则控制着余下的所有地方。外国资金涌入黎巴嫩，武装了大批彼此敌对的民兵组织，这些组织间的权力斗争让黎巴嫩各大城镇满目疮痍。整整一代人都是在战争的阴影下长大的，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机会正常谋生。一度繁荣的中东民主的典范已经沦为一个失败的国家，挣扎在叙利亚脆弱的控制下。

在黎巴嫩，国家在派别冲突的胁迫下解体，使1943年《民族宪章》规定的黎巴嫩教派政治制度的根基受到质疑。许多资深政客认为，黎巴嫩宗教与政治变化无常的关系是内战的肇因，并决心推行彻底的改革，将之视作任何和平方案的组成部分。拉希德·卡拉米（Rashid Karami）是一名逊尼派穆斯林，曾10次出任总理，长期以来，他一直呼吁对黎巴嫩政府进行重大改革，以在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建立政治平等。1984—1987年，卡拉米再次担任总理，他认为，所有黎巴嫩公民，不论其信仰为何，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去竞选任何职位。内阁中的其他改革派成员也赞同卡拉米的观点。什叶派阿迈勒党主席兼司法部部长纳比赫·贝里（Nabih Berri）对《民族宪章》不屑一顾，称之为“一个不能修改或改进的无结果的制度”。他呼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28

艾敏·杰马耶勒的6年总统任期（1982—1988）代表了黎巴嫩政治的谷底，他是改革者攻击的焦点。德鲁兹交通部部长瓦利德·琼布拉特（Walid Jumblatt）建议，杰马耶勒应该在枪口下被赶下台。许多部长拒绝出席他主持的内阁会议，卡拉米也加入了抵制的行列。内阁停止开会，政府活动完全停滞。

1987年5月，卡拉米向杰马耶勒提交辞呈，两者的对抗升级。许多观察家认为，卡拉米辞职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1988年大选中竞选总统。这位逊尼派政治家曾在1970年尝试过一次，但被禁止参选，因为总统职位是给马龙派基督徒保留的。卡拉米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公众人物，在改革派中有强大的支持者。鉴于黎巴嫩政治的崩溃，也许相较于1970年，他在1988年的机会更大。然而，他再未能有机会宣布参选。在辞去总理职务4周后，拉希德·卡拉米在他的直升机上遭遇事先安放的炸弹袭击，被暗杀身亡。虽然没有找到卡拉米的暗杀者，但他的被杀背后传递的信息大家都明白：《民族宪章》不允许谈判。

卡拉米遇刺后，被孤立的杰马耶勒总统找不到愿意担任总理的可靠的逊尼派政治家。他任命卡拉米已解散的内阁中的逊尼派教育部部长塞利姆·侯斯（Selim al-Hoss）为代理总理。从1987年6月到1988年9月22日杰马耶勒任期结束，黎巴嫩没有正常运作的政府。1988年，黎巴嫩面临的挑战是，在交战的政治精英们无法就任何问题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选出一名各方都接受的新总统。

1988年，只有一位候选人竞选总统：前总统苏莱曼·弗朗吉亚。公众对这位78岁的军阀没有信心。上一届任期（1970—1976）中，他没能有效地防止内战爆发。没有人相信他会在12年后更有效地实现民族和解。

缺少总统候选人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到选举当日，甚至没有足够的投票者来选举新总统。在黎巴嫩，总统是由议会选举产生的，由于内战爆发以来还没有举行过议会选举，8月18日，参加1972年议会的年迈的尚在人世的议员被召集来第三次履行宪法义务。在76名老议员中，许多人已逃离了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在国外过上了更安全的生活。在选举当日，只有38名议员出席。议会因未达到法定人数而无法继续召开，黎巴嫩没有总统了，这是该国历史上的头一遭。

根据黎巴嫩宪法，在没有民选总统的情况下，总理及其内阁有权行使行政权力，直至新总统就职。杰马耶勒的总统任期行将结束，这项宪法规定对那些致力维持政治现状的马龙派人士构成了严重威胁。由于黎巴嫩从来没有缺过总统，逊尼派就从未行使过行政权力。保守的马龙派教徒担心，如果侯斯接管总统职权，他势必将寻求政治体制改革，为实现（穆斯林）多数的统治而废除《民族宪章》。这将意味着，作为中东基督教国家的黎巴嫩就此终结。

随着杰马耶勒的任期接近尾声，9月22日午夜，马龙派黎巴嫩武装部队总司令米歇尔·奥恩（Michel Aoun）将军亲自行动。这位53岁的将军是贝鲁特南郊基督教和什叶派混合村哈拉特·胡雷克村人，他要求杰马耶勒在侯斯的看守政府获得行政权力之前解散它。奥恩将军警告杰马耶勒：“总统先生，是否重新组阁，是你的宪法权利，但如果你选择后者［即不重新组阁］，我们将从午夜起认定你为叛徒。”29

奥恩发动政变是为了避免一场危机，但却又制造了另一场危机。作为一名马龙派基督徒，他没有资格担任总理，因为根据《民族宪章》的条款，这一职位是留给逊尼派穆斯林的。这个自称维护《民族宪章》的人实际上是在破坏黎巴嫩教派分权制度的基石。然而，在晚上11点——确切地说，是11点45分，艾敏·杰马耶勒屈服于奥恩的压力，签署了最后两项行政命令。第一项，解散塞利姆·侯斯的看守政府；第二项，任命米歇尔·奥恩将军为临时政府总理。侯斯和他的支持者们拒绝接受杰马耶勒在最后时刻发布的政令，并宣布对黎巴嫩有统治权。

一夜之间，黎巴嫩从没有政府变成了一个有两个彼此不容的政府的国家：侯斯希望在叙利亚的托管下，用有利于该国穆斯林多数群体的开放民主取代教派分权制度；奥恩则希望基于《民族宪章》重建黎巴嫩国，维护基督徒的统治地位，并完全独立于叙利亚。

两个政府相互敌对，将黎巴嫩分裂为基督教和穆斯林两个小政体。几乎没有基督徒愿意为侯斯的政府效力，也没有穆斯林愿意加入奥恩的政府。侯斯统治着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中心地带，奥恩统治着黎巴嫩的基督教区。双方的竞争带有闹剧的色彩，两位领导人都任命了各自的军事、安全机构和公务员系统的负责人。只有黎巴嫩中央银行经受住了压力，没有分化为两套班子，但却得为两个政府的支出提供资金。

真正的危险来自外部的庇护者。侯斯政府公开力挺叙利亚在黎巴嫩的角色，因而得到大马士革的全力支持。奥恩谴责叙利亚在黎巴嫩驻军威胁了黎巴嫩的主权和独立，他得到了伊拉克的全力支持。在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中，叙利亚打破了阿拉伯阵营，与伊朗站在一起，巴格达一心要与大马士革算这笔账。黎巴嫩的诸多纷争为伊拉克政府惩罚叙利亚提供了充足的机会。伊拉克政府拥有大量的武器和弹药，能够向奥恩提供军事援助，支持他反抗叙利亚驻军黎巴嫩。1988年8月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拉克加大了支持力度。

受此鼓舞，奥恩于1989年3月14日向叙利亚宣战，发动解放战争。作为回应，叙利亚军队对奥恩统治下的基督教区实施了全面封锁。双方开始重炮互击，造成黎巴嫩穆斯林区和基督教区大面积毁损，并致数万平民流离失所，这是自1982年以色列围困贝鲁特以来最猛烈的炮击。

两个月的可怖战斗和严重的平民伤亡促使阿拉伯国家采取行动。1989年5月，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召开，以应对黎巴嫩的新危机。会议授权沙特国王法赫德、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和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本·杰迪德这三位阿拉伯国家元首进行斡旋，以结束暴力并着手恢复黎巴嫩的统治稳定。

这三位元首组成“三方最高委员会”，命令叙利亚遵守停火协议，并要求伊拉克停止向奥恩和黎巴嫩武装部队的民兵输送武器。“三方最高委员会”的努力起初收效甚微。叙利亚人无视“三方最高委员会”的要求，加紧轰炸遭围困的基督教区。伊拉克继续通过叙利亚的对手——马龙派控制的港口向其盟友供应军火。

1989年9月，经过6个月的战斗，“三方最高委员会”终于说服各方停火。阿拉伯各国领导人邀请黎巴嫩议员赴沙特的塔伊夫开会，以在确保中立的基础上启动民族和解进程。1972年选举产生的黎巴嫩议会议员中尚在人世者从流亡的法国、瑞士和伊拉克或从黎巴嫩的藏身之处出发，集聚塔伊夫，来决定他们国家的未来。62名议员出席了会议，其中一半是基督教徒，另一半是穆斯林，达到了代表黎巴嫩国做决定必需的法定人数。1989年10月1日，沙特外交大臣沙特·费萨尔亲王（Prince Saud al-Faisal）召开开幕会议，他警告说：“不允许失败。”

成功的到来比预期的要晚。原计划3天的会议变成了23天的马拉松大会，其成果是不折不扣的黎巴嫩第二共和国的蓝图。《塔伊夫协定》所载的黎巴嫩政治重建条款保留了《民族宪章》规定的教派分权制度的许多要素，但修改了权力分配结构，以反映黎巴嫩的人口现实。因此，议会中的席位仍然分配给不同的教派，但这种分配已从有利于基督徒的6∶5调整为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席位对等。议会席位从99个增加到108个，这样可以在不减少基督徒席位的情况下扩大穆斯林的席位。

改革者未能实现其首要目标，即不分宗教向所有公民开放政治职位，因为很显然，这种对教派分权制度的攻击无法形成一致意见。折中的解决办法是保留《民族宪章》规定的职位分配，但重新调整各职位的权力。总统仍由马龙派基督徒担任，但其职责被缩减为更具仪式性的“国家元首和团结象征”的角色。总理和政府（被称为部长会议）是权力重新分配的主要受益者。现在，逊尼派总理将拥有行政权力，他将主持召开政府会议，并负责政策执行。此外，虽然总理仍由总统任命，但只有议会有权罢免总理。议长是分配给什叶派穆斯林的最高职位，塔伊夫的改革也赋予了该职位一些重要的新权力，包括在任命总理方面为总统提供建议的“拥护者”角色。通过这些变化，马龙派可以声称保留了他们的关键职位，穆斯林可以声称拥有了比基督徒更多的权力。即便所有人都对《塔伊夫协定》不甚满意，但作为一项改革措施，它提供了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妥协。

奥恩的支持者试图借助《塔伊夫协定》迫使叙利亚撤出黎巴嫩，但没有成功。“三方最高委员会”发现哈菲兹·阿萨德不愿在叙利亚对黎巴嫩的立场上妥协。他们承认，如果没有叙利亚的支持，协定将毫无意义。《塔伊夫协定》正式感谢叙利亚军队过去提供的服务，承认目前驻扎在黎巴嫩的叙利亚部队的合法性，并让黎、叙两国政府自行商定未来何时终止叙利亚在黎巴嫩驻军，不规定具体时刻。《塔伊夫协定》还呼吁黎、叙两国政府签署双边条约，将两国在“所有领域的特殊关系”正规化。简而言之，该协定在法律上批准了叙利亚对黎巴嫩的立场，并将两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聚集在沙特的黎巴嫩政客们认识到他们的现实处境，接受了妥协的方案，以期在将来取得进一步的成果。《塔伊夫协定》的最终文本得到塔伊夫的黎巴嫩议员们的赞成，没有遭到反对。

在饱受战争蹂躏的黎巴嫩，《塔伊夫协定》的宣布引发了最后一轮战斗。奥恩将军所在的基督徒区，地处高原，遭受重创，在那里，他坚称自己领导的是黎巴嫩唯一的合法政府。他断然拒绝了这项为叙利亚在黎巴嫩的驻军提供法律掩护的协定。他发布总统令解散黎巴嫩议会，试图阻止《塔伊夫协定》的执行，但无济于事。奥恩在国内外被孤立，因为黎巴嫩人和国际社会都支持黎巴嫩的民族和解框架。

为了预先阻止奥恩发难，议员们赶回贝鲁特去批准《塔伊夫协定》。11月5日，黎巴嫩议会正式批准了这项协定，并选举64岁的议员、来自兹加尔塔的勒内·穆阿瓦德（René Moawad）为共和国总统。穆阿瓦德是北方一位受人尊敬的马龙派家族的后裔，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候选人，得到了黎巴嫩民族主义者和叙利亚人的支持。然而，穆阿瓦德有危险的敌人。在他执政的第17天，这位黎巴嫩新总统在结束黎巴嫩独立日庆祝活动回家时，被一枚威力巨大的路边炸弹炸死。叙利亚、伊拉克、以色列和米歇尔·奥恩都被控谋杀，但那些应对穆阿瓦德遇刺负责的人从未被绳之以法。

对穆阿瓦德的残忍谋杀有可能引发塔伊夫进程的崩溃，毫无疑问，这正是暗杀者们的用意所在。暗杀发生后48小时内，黎巴嫩议会再次召开会议，在穆阿瓦德的死亡阻碍到在塔伊夫商定的重建进程之前，选出继任者。叙利亚当局赶在黎巴嫩议员之前寻觅到了穆阿瓦德的替代者。大马士革电台宣布埃利亚斯·赫拉维（Elias Hrawi）为新总统，这发生在黎巴嫩议员对此提名人选进行投票之前。30阿萨德政权有意走漏消息，目的是向世人表明，在塔伊夫时代，对黎巴嫩的最终控制权仍在叙利亚手中。

赫拉维就任总统最先开展的行动之一是对付米歇尔·奥恩，此时，后者被普遍认为是背叛者和黎巴嫩政治和解的障碍。当选后第二天，赫拉维就解除了奥恩的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并命令他在48小时内撤出位于巴卜达的总统府。对赫拉维的命令，奥恩置若罔闻，他向支持他的伊拉克人寻求补给，确保通过贝鲁特附近他自己的港口接受武器、弹药和防空设备，以加固阵地，抵御外来攻击。在一片节日的气氛中，数以千计支持奥恩的平民在巴卜达的总统府周围安营扎寨，组成护卫奥恩的人体盾牌，这是赫拉维对付抗命违逆的奥恩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

这位黎巴嫩总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989年12月，黎巴嫩武装部队总司令萨米尔·贾贾（Samir Geagea）宣布支持《塔伊夫协定》，奥恩和黎巴嫩武装部队的马龙派民兵之间的对抗演变为公开冲突。同奥恩一样，贾贾的军火也是由伊拉克人补给的。1990年1月，这两个派别之间爆发了内战开始以来最激烈的战斗。两派在人口密集的居民区部署伊拉克的火箭弹、坦克和重型火炮，完全无视非战斗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战斗持续了5个月，直到1990年5月，这两个敌对的基督教派别才在梵蒂冈的调解下实现了停火。

尽管米歇尔·奥恩面临着孤立和越来越多的反对，但他知道，至少在眼下，他与黎巴嫩武装部队的战斗阻挠了《塔伊夫协定》的进程，对此他多少有些满意。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黎巴嫩冲突的分水岭。在战争中，伊拉克再也无力武装其在黎巴嫩的支持对象。此外，萨达姆·侯赛因试图将伊拉克撤出科威特与地区问题的总体解决联系起来，这些问题就包括叙利亚对黎巴嫩的“占领”。侯赛因毫不掩饰他的企图，即将国际社会的压力转到迫使叙利亚撤出黎巴嫩这一问题上来。

叙利亚人非常擅长地区政治，不会被萨达姆·侯赛因的伎俩牵着鼻子走。哈菲兹·阿萨德利用科威特危机改善叙利亚与美国的关系，华盛顿全力支持《塔伊夫协定》。因此，阿萨德决定全力支持落实《塔伊夫协定》框架，并将伊拉克的盟友米歇尔·奥恩视为实现和平的主要障碍。黎巴嫩人和叙利亚人进行了磋商，10月11日，赫拉维总统根据《塔伊夫协定》的条款正式请求叙利亚提供军事援助，以推翻奥恩将军。两天后，叙利亚飞机开始轰炸奥恩的营地，同时叙利亚和黎巴嫩军队的坦克进入奥恩的部队控制的领土。不到3小时，奥恩将军投降，前往法国大使馆寻求庇护，而他的党羽则继续战斗。激烈的战斗在8小时内结束了。10月13日，巴卜达空荡荡的总统府上空的硝烟散去，黎巴嫩人民第一次看到了战后的世界，即便它依然处于叙利亚的占领之下。

在米歇尔·奥恩败北之后，《塔伊夫协定》所设想的战后重建才真正开始。1990年11月，政府命令所有民兵组织离开首都贝鲁特。12月，军队清除了将穆斯林所在的西贝鲁特与基督徒所在的东贝鲁特分开的路障，自1984年以来，首次将这座城市统一起来。

1990年平安夜，被暗杀的改革派总理拉希德·卡拉米的弟弟欧麦尔·卡拉米（Omar Karami）宣布新的民族团结政府成立。新政府有30位部长，是黎巴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阁政府，囊括了黎巴嫩几乎所有主要民兵组织的首领。这些是对冲突中最严重的暴行负有责任的军阀，但由他们来组成政府是有好处的，这很快就在政府根据《塔伊夫协定》下令解除民兵武装时显现出来。政府要求各民兵组织在1991年4月底前解散并交出武器；作为回报，政府承诺将整编那些希望在黎巴嫩军队服役的民兵。无论民兵组织的首领如何反对这一举措，他们都没有反对政府，也没有从内阁辞职。31

只有一支民兵获准继续其军事行动，那就是真主党。在伊朗和叙利亚的支持下，真主党保留了武器，以便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反抗以色列的占领。这个什叶派民兵组织同意将其行动限制在那部分属于以色列所称的南黎巴嫩“安全区”的地区，这一地区无论如何都不属于黎巴嫩政府的管辖范围。真主党将继续其对以色列占领者的“圣战”，其手段越来越老练，破坏性也越来越大。

战争终于结束了，黎巴嫩在经历了15年的内战之后，面临着几乎难以完成的重建任务。1975—1990年，估计有10万至20万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残疾，还有数十万人被迫流亡。没有一座城市幸免于难，整块整块的街区都变成了寂静的街道，到处都是破碎的建筑物。后一波战争的难民占据了前一波战争中被遗弃的居民楼。全国许多地方的公用设施已完全瘫痪。电力供应得靠私人发电机，自来水时有时无且不健康，未经处理的污水流淌在街道上，滋养着在战争废墟中繁茂生长的植物。

黎巴嫩的社会结构也受到了同样程度的破坏。对暴行的记忆，对那些永远不能纠正的不公的记忆，在和平宣布之后很久依然割裂着黎巴嫩的许多社群。和解、健忘和对过上正常生活的强烈驱动力结合在一起，使黎巴嫩人能够再次像一个国家一样行事。结果，有些人认为，黎巴嫩人对他们的国家的责任感变得更强了。32然而，黎巴嫩仍然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冲突再次爆发的威胁始终存于人们的意识中。

萨达姆·侯赛因的入侵以及美国领导解放科威特的战争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迫使美国去处理长期悬而未决的巴以冲突。美国政府承认，科威特危机给美国的阿拉伯盟友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萨达姆·侯赛因频繁提到解放巴勒斯坦，虽然这很不现实，但这使他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赢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并使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政府遭受公众的谴责。阿拉伯各国公民认为，他们的政府已经糊涂了：他们应该为了解放巴勒斯坦去同以色列作战，而不应该为了解放科威特的财富和石油而去代表美国同伊拉克作战。

美国也受到阿拉伯媒体和舆论的广泛谴责。多年来，美国一直支持以色列，而后者却在要求其归还所占阿拉伯领土的联合国决议面前耀武扬威。1990年，以色列继续占领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然而，当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美国却援引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似乎这些决议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占领有的是对的，有的是错的;联合国的决议有的具有约束力，有的不具有约束力。对同为占领者的伊拉克和以色列实施了双重标准，这是不言而喻的。

萨达姆·侯赛因试图将伊拉克撤出科威特与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相关联，对此，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予以拒绝，但他无法否认伊拉克所提要求的逻辑性。1991年3月，伊拉克冲突刚结束，布什政府就宣布了一项新的阿以和平倡议。这是一次毫不遮掩的尝试，目的是重新掌握主动权，并表明，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美国都一样可以有效地使用其权力。

美国有意重启和平进程的消息传来，巴勒斯坦人感到些许宽慰。他们支持萨达姆·侯赛因，支持其占领科威特，但这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国际社会刻意回避巴解组织，阿拉伯海湾国家切断了所有对巴勒斯坦人的资助。尽管布什政府明确表示，对于巴解组织在科威特冲突中采取的立场，他们无意奖惩，但新的和平倡议只会帮助巴勒斯坦人走出孤立。

巴勒斯坦活动家萨利·努赛贝赫在拉马拉监狱的牢房里庆祝布什的倡议。努赛贝赫因指引伊拉克飞毛腿攻击以色列目标这一表面上的指控被判入狱3个月，当1991年3月布什宣布其倡议时，他的刑期将满。美国的倡议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老乔治·布什突然发表了一项令人震惊的政策声明：‘全面和平必须以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以及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为基础。’”布什接着把以色列的安全与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他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宣布，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是和平的最大障碍。努赛贝赫在他的回忆录中回忆道：“听到这些后，我在我狭小的牢房里跳起舞来。”33

一些巴勒斯坦人对美国的意图持怀疑态度。努赛贝赫在比尔宰特大学的同事、巴勒斯坦重要的政治活动家哈南·阿什拉维（Hanan Ashrawi）剖析了布什声明的语言：“［布什］称将‘投入美国在战争中获得的信誉给该地区带来和平’，我们认为这是在宣扬所得到的战利品。”阿什拉维认为，整个和平倡议是美国为使中东服从其统治而做出的努力。她说：“声明称，随着冷战的结束，’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而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认为这是根据美国的蓝图对我们的世界进行重新组织。声明称，中东和解的机会之窗正在打开。我们认为这窗户是窥视孔、长隧道或陷阱。”34

美国人向巴勒斯坦人表明的第一件事是，他们不会允许巴解组织在谈判中发挥任何作用。以色列政府断然拒绝参加与巴解组织的任何会晤，而美国人则有意排挤亚西尔·阿拉法特，以报复他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支持。

1991年3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前往耶路撒冷，邀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参加和平会议，代表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进行谈判。巴勒斯坦人认为，贝克的倡议公然企图建立另一个巴勒斯坦领导层。他们不想被牵扯进来，去破坏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国际公认地位。这些“内部”政治活动人士在同意3月13日与贝克会面之前，给突尼斯的巴解组织领导层写信，以获得阿拉法特的正式批准。

11名巴勒斯坦人出席了第一次会议，领头的是耶路撒冷人费萨尔·侯赛尼（Faisal al-Husseini）。他是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的儿子，后者在1948年的盖斯塔勒战役中战死，这次战役标志着巴勒斯坦抵抗犹太复国主义的失败。费萨尔·侯赛尼是耶路撒冷最古老和最受尊敬的家族之一的后人。他也是一名忠诚的法塔赫成员，与亚西尔·阿拉法特关系密切。

侯赛尼开始发言：“我们是奉巴解组织的命令来到这里的，这是我们唯一合法的领导。”

贝克回答说：“你选择谁做你的领导是你自己的事。我正在寻找来自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他们不是巴解组织成员，愿意在安理会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以及土地换和平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直接的双边、两阶段谈判，并愿意与以色列和平相处。这个房间里有吗？”贝克看着那11个巴勒斯坦人，但并不逼迫他们。

萨伊布·阿里卡特（Saeb Erakat）说：“国务卿先生，我们必须提醒你，我们是一个有尊严和自豪的民族。我们没有被打败，这也不是萨夫万帐篷。”他指的是美国人在海湾战争结束时为伊拉克投降的条件谈判而搭建的帐篷。身材魁梧的阿里卡特是英国大学培养的、纳布卢斯纳贾赫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贝克反驳道：“你们支持失败的一方不是我的错，你应该告诉你的领导不要下错赌注，这太愚蠢了，这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海达尔·阿卜杜·沙菲（Haidar Abdel Shafi）说：“我同意来参加这次会议只为了谈一件事：以色列在被占领土建定居点的行动必须停止。只要定居点继续建设下去，就不会有和平进程。你可以一直从我这里听到这个观点。”阿卜杜·沙菲是加沙医学协会的医生和主席，他是被占领土的资深政治家，曾在1948—1967年加沙被埃及统治期间担任巴勒斯坦议会议长。

贝克回应说：“开始谈判，定居点行动就会停止。”

巴勒斯坦活动家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他们必须先停止行动，否则我们不能进入谈判进程。”

国务卿贝克注意到，会谈的主题正在转向谈判，他已找到了一群可靠的人来代表巴勒斯坦出席和平会议。带着些许满足感，他说：“现在你们在谈正事了。”35

第一次交流开启了美国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为期6个月的谈判，最终确定了1992年10月在马德里举行的和平会议的议程。美国人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奔走，试图调和几乎不可调和的立场，以确保会议的成功。

事实证明，与巴勒斯坦人相比，以色列政府对美国和平计划的阻碍要大得多。伊扎克·沙米尔总理领导的右翼利库德集团致力于保留所有占领的土地，特别是东耶路撒冷。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犹太人得到了移居以色列的自由，以色列政府决心保留对其控制的所有土地的选择权，以应对新的移民潮。以色列正在加紧建设定居点，将其领土诉求扩大到约旦河西岸，并为俄罗斯移民提供新的住处。

对巴勒斯坦谈判者来说，东耶路撒冷和定居点是红线问题：如果以色列人保留整个耶路撒冷，并允许在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上继续建造定居点，就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巴勒斯坦人认为这两个问题是密不可分的。萨利·努赛贝赫分析道：“以色列人想把定居点和东耶路撒冷问题排除在外，这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在这两个问题中，我最担心东耶路撒冷问题。围绕耶路撒冷的战斗是关乎生存的战斗，这不是因为它是一座神奇的城市，而是因为它曾经是、现在也是我们文化、民族认同和记忆的中心——这一切，如果以色列人要想在他们所谓的朱迪亚和撒马利亚［即西岸］任意妄为，就必须加以铲除。”努赛贝赫总结道：“我确信，只要我们坚守耶路撒冷，我们就可以在任何其他地方抵抗住他们。”36

布什政府对巴勒斯坦人的立场表示同情，并显然对沙米尔和他的利库德政府在马德里会议之前的顽固立场感到愤怒。尽管如此，在许多方面，美国继续优先考虑以色列的要求，而非巴勒斯坦人的关切。以色列人坚持将巴解组织完全排除在谈判进程之外，只允许巴勒斯坦人作为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的低级别合作方出席会议，东耶路撒冷的居民不得被委任参加谈判。这意味着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巴勒斯坦人，如费萨尔·侯赛尼、哈南·阿什拉维和萨利·努赛贝赫，被禁止在马德里谈判中扮演任何官方角色。作为应对，在阿拉法特的建议下，侯赛尼和阿什拉维以非正式的“指导委员会”成员的身份陪同阿卜杜·沙菲率领的巴勒斯坦官方代表团。

尽管有种种限制，陪同约旦人前往马德里的巴勒斯坦代表团是国际舞台上最擅言辞、最具说服力的巴勒斯坦民族愿望的代言人。哈南·阿什拉维被指定为巴勒斯坦代表团的官方发言人。阿什拉维先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学习，又在弗吉尼亚大学获得了英国文学博士学位，其后回到约旦河西岸，在比尔宰特大学任教。阿什拉维是一位来自基督教家庭的杰出女性，有着出色的口才。在西方，许多人将巴勒斯坦事业同一种模式化的恐怖分子形象联系在一起，而她则完全不同。

在马德里，阿什拉维全力争取媒体的支持，让新闻报道的调子向有利于巴勒斯坦人的方向倾斜。从战略上考虑，她知道巴勒斯坦代表团通过赢得国际新闻界的支持来弥补在谈判桌上的弱势是多么重要。阿什拉维用她的足智多谋，在马德里向世人传递了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当被拒绝进入官方新闻中心时，她在公共场所召开临时新闻发布会，吸引了比参加马德里会议的任何一家代表团都多的记者，造成一片混乱。为了规避西班牙极度严格的安全措施，她占据了一个市政公园，在那里，摄像团队可以跳脱安全部队的限制而摆设机位。仅在一天之内，她就接受了国际各大电视网络的27次长篇采访。以色列代表团发言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努力追赶这位魅力非凡的巴勒斯坦妇女，后者正持续不断地抢以色列人的风头。

阿什拉维对马德里会议最持久的贡献，是她为海达尔·阿卜杜·沙菲起草的在1991年10月31日代表巴勒斯坦代表团发表的讲话稿。阿卜杜·沙菲举止庄重，嗓音丰富而深沉，他用尊严感满满的演讲，完美匹配了阿什拉维那文采飞扬的讲稿。他首先向与会的政要们问好，然后开始进入讲稿的核心部分，一边演说，一边用他那咄咄逼人的目光注视着全球的观众。面对济济一堂的以色列人、阿拉伯人和国际社会成员，他缓慢而庄重地说道：“我们在马德里这座有着丰富历史脉络的城市开会，把我们的过去和未来编织在一起。又一次，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面临挑战，去迎接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为民主、人权、自由、正义和安全等全球价值观所保护的新时代。我们从马德里开始追寻和平，把人类生命的神圣置于我们世界的中心，把我们的精力和资源从追求相互毁灭转向追求共同的繁荣、进步和幸福。”37阿卜杜·沙菲时刻注意着去代表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发言，无论处于流亡，还是居于被占领土。他说：“我们在这里共同寻求一个公正、持久的和平，其基石是巴勒斯坦的自由、巴勒斯坦人的正义和结束对所有巴勒斯坦与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共同享受和平的成果：繁荣、安全以及人的尊严和自由。”巴勒斯坦代表团开场表现十分精彩，这是他们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首次亮相。

阿卜杜·沙菲的讲话在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伊斯兰主义的哈马斯运动，拒绝向两国方案妥协，它们从一开始就宣布反对参加会议。世俗的巴勒斯坦人则担心，他们的代表团可能会迫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做出与巴勒斯坦民族愿望不相符的让步。在巴勒斯坦大起义进行了4年后，所有巴勒斯坦人都希望看到他们多年的斗争和牺牲能换来一些具体的成果。

由于巴勒斯坦人能从马德里和平会议得到的好处最多，他们的发言大多面向未来向前看。其他代表团口头上承认会议的历史意义，但实际上却借机申诉过往的冤屈。黎巴嫩代表团关注的是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持续占领，以色列总理列举了阿拉伯人意图摧毁这个犹太国家的种种努力，叙利亚外交部部长罗列了“以色列的不人道行为”，以表明他对必须同以色列人会谈感到厌恶。

共处3天后，代表们开始剑拔弩张，闭幕发言时发生了公开争吵。以色列总理沙米尔定下了辱骂的基调，他狠批叙利亚人，称自己可以“不停不歇地陈述各种事实来证明叙利亚在多大程度上理应被怀疑是世界上最暴虐、最专制的政权之一”。对于巴勒斯坦人，他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称阿卜杜·沙菲“付出了勇敢的努力去讲述他人民的苦难”，但他指责巴勒斯坦人“歪曲历史，歪曲事实”。发言结束时，沙米尔和他的代表团一起冲出会议厅，表面上的理由是需要过犹太安息日。

阿卜杜·沙菲愤怒地回应，他对以色列代表团留下的空座说道：“巴勒斯坦人是一个拥有合法民族权利的民族。我们不是‘领土上的居民’，不是历史的偶然产物，不是以色列扩张主义计划的障碍，不是抽象的人口问题。沙米尔先生，对这个事实，你也许想闭上眼睛，但我们就在这里，在全世界的面前，在你眼前，我们的存在是不会被否认的。”

当愤怒的叙利亚外交部部长法鲁克·沙雷（Farouk al-Sharaʻa）拿出一张英国通缉伊扎克·沙米尔的告示时，会场上的相互辱骂达到了高潮。这张告示可以追溯到他加入斯特恩团伙在巴勒斯坦与英国斗争的日子。沙雷一边说，一边气势汹汹地挥舞着告示：“让我给你们看一张沙米尔的老照片，那时他32岁。”他注意到沙米尔矮小的身材，停下来讥笑着说：“165厘米。”沙雷越说越来劲，继续说道：“这张相片被四处分发是因为他被通缉了。他自己承认自己是恐怖分子。据我所知，他承认他……在1948年参与谋杀了联合国调解人贝纳多特伯爵。他杀害了和平的调解人，却还在谈论叙利亚、黎巴嫩和恐怖主义。”38

沙雷冗长而激烈的批评让场面很难看，也预示着阿以和平的不祥前景。马德里会议在这不和谐的音符中结束。尽管会议正式结束了，但阿以和平谈判在美国的支持下进入了新的阶段：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分歧，以及通过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的多边谈判来解决水、环境、军备控制、难民和经济发展等全球关切的问题。马德里进程虽然最终并没有成功，但却开启了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40多年冲突以来最大范围的和平谈判。

双边谈判的目的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以归还被占领土换取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阿以冲突。但是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对这些决议的不同解释从一开始就困扰着谈判。阿拉伯国家抓住决议序言中提出的“不允许通过战争获取领土”的原则，主张以色列完全撤出1967年6月战争期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将之作为实现和平的先决条件。相反，以色列人声称，该决议只要求以色列军队从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领土撤出——并非所有领土，只是“领土”，并坚称，以色列在与埃及签订和平条约后，从西奈半岛撤出，这便已经履行了对第242号决议的承诺。以色列人提出，阿拉伯各方必须为了自己而谋求和平，并在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以协商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来解决领土问题。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谈判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双方同意就巴勒斯坦获得5年自治过渡期的条件进行谈判，过渡期结束后双方将进行最后谈判，以结束巴以冲突。但是，谈判开始后，沙米尔政府竭尽全力阻止巴勒斯坦人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并加紧建造定居点，以加强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控制。沙米尔在1992年选举失败后接受采访时证实，他的政府阻碍了谈判，旨在阻止巴勒斯坦人建国并保留约旦河西岸作为以色列定居点。“我可以进行10年的自治谈判，到时候，我们在朱迪亚和撒马利亚的人口将达到50万。”39

沙米尔政府在选举中落败，他对谈判的阻挠也走到了尽头。1992年以色列大选，左倾的工党领袖伊扎克·拉宾上台。在巴勒斯坦大起义中，拉宾授权对示威者实施身体暴力，这样的名声几乎没有理由使巴勒斯坦谈判代表相信“断骨者拉宾”能够成为“和平缔造者拉宾”。40

在拉宾上任的头几个月里，对于陷入僵局的双边谈判，他延续前任的做法，并没有带来什么改变。1992年12月，哈马斯活动分子绑架并杀害了一名以色列边防警卫。作为报复，拉宾在未经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下令逮捕416名嫌疑人并将他们驱逐到黎巴嫩。所有阿拉伯代表团都暂停了谈判以示抗议。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拉宾看起来比沙米尔更强硬。

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出人意料地击败了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这引起了阿拉伯谈判团队的担忧。在总统竞选期间，克林顿曾明确表示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因此，阿拉伯各国代表团不认为美国总统更迭对他们来说是个好兆头。虽然谈判于1993年4月恢复，但克林顿政府对谈判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在缺少美国强有力领导的情况下，马德里会议发起的框架走进了死胡同。

巴以谈判的突破来自以色列政策的改变。以色列外交部部长西蒙·佩雷斯和他的副手尤西·贝林（Yossi Beilin）确信，与巴勒斯坦人和解符合以色列的国家利益。他们还认识到，只有与巴解组织的直接谈判才能达成和解。然而，自1986年以来，法律禁止以色列人会见巴解组织成员。到1992年，违反禁令的以色列记者和政客的人数越来越多，使得该项法律失去了意义。然而，以色列政府不能故意违反以色列的法律。拉宾对与巴解组织打交道并不抱太大热情，但他同意于1992年12月撤销禁止以色列公民与巴解组织接触的法律。

尤西·贝林给两名以色列学者耶伊尔·希尔施费尔德和罗恩·蓬达克在挪威奥斯陆与巴解组织财务主管艾哈迈德·库赖秘密会面开了绿灯。这是在挪威外交部的主持下紧张和富有成果的谈判的开始，一共进行了14次会谈。

作为调解方，挪威人不偏不倚，他们提供了中立和自由决断的土壤，把对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干涉降到最小，以让双方解决分歧。挪威派出泰耶·勒厄德·拉森协助谈判，他在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开始第一轮秘密外交谈判时，解释了挪威的角色。拉森强调：“如果你们想和平共处，就必须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这是你们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为你们提供可能需要的帮助，如场地和事务性工作等。我们可以从旁协助……但仅限于此。我会在外面等待，不会干涉。只有当你们打起来了，我才会进来干涉。”拉森的幽默打破了两国代表团之间的僵局。巴解组织官员艾哈迈德·库赖回忆说：“正如所预期的那样，他这话让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41

以化名艾布·阿拉而更为人所知的库赖在同耶伊尔·希尔施费尔德教授初次见面之前，从未见过以色列人，他把多年来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相互敌对积累起来的所有恐惧与不信任摆在了谈判桌上。然而，在与世隔绝的挪威冬季，这5名男子——3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以色列人开始打破藩篱。“屋子里的气氛变得更轻松了，尽管我们这边仍然对以色列人有些不信任，但我们还是开始对他们有些好感了。”在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们确定了今后几轮会谈将要遵循的模式，不再围绕过去相互指责。艾布·阿拉回忆说：“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在和未来，试图衡量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共同点，找出在哪些方面我们可能达成一致，并评估我们在各种问题上有多大的分歧。”42

在短短8个月内，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闭门讨论了他们的分歧，并争取到他们政府的支持来建立一个解决这些分歧的框架。他们经历过谈判破裂，挪威人有时不得不发挥更积极主动的作用，外交大臣约翰·约根·霍尔斯特（Johan Joergen Holst）甚至在突尼斯和特拉维夫之间进行了一些谨慎的电话外交，以帮助打破僵局。1993年8月，双方达成了一项他们愿意公开的协议。

当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宣布就巴勒斯坦在加沙和杰里科的临时自治达成协议时，全世界震惊了，当然他们也面临着可以预见的批评。看到在阿以和平进程中挪威人的成功和美国人的失败，克林顿政府颇为不悦。在以色列，反对党利库德集团指责拉宾政府的背叛行为，并承诺在重新掌权后废除该协议。阿拉伯世界批评巴解组织打破阿拉伯阵营，与以色列达成秘密协议，而巴勒斯坦的异见团体则谴责其领导人承认以色列。

奥斯陆谈判对亚西尔·阿拉法特来说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但这位巴解组织主席已经别无选择。1993年，该组织面临着迫在眉睫的财政和制度崩溃。海湾石油国家断绝了对巴解组织的一切财政支持，以报复阿拉法特在海湾危机中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支持。到1991年12月，巴解组织的预算减少了一半。数千名战斗人员和雇员被裁减或连续数月没有薪水；到1993年3月，多达三分之一的巴解组织人员根本没有收入。财政危机引发一系列腐败和管理不善的指控，使巴解组织内部产生分裂。43作为一个流亡政府，巴解组织很难在这种压力下坚持很久。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有可能为巴解组织开辟新的财政来源，并将为该组织在巴勒斯坦获得一个立足点，在此基础上可以向实现困难重重的两国方案迈进。

《奥斯陆协议》仅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立足点。该协议规定建立一个临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辖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以杰里科为中心的地区。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这些领土所得同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做出的重大让步相比，似乎微不足道。在《奥斯陆协议》宣布前夕，阿拉法特向哈南·阿什拉维透露了他的战略：“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沙和杰里科是巴勒斯坦同以色列脱离接触的第一步，我将对两地行使主权。我要下杰里科，是因为它会把我带到耶路撒冷，并进而把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连接起来。”阿什拉维看上去并不信服。“相信我，我们很快就会有自己的国家电话代码、邮票和电视台。这将是巴勒斯坦国的开始。”44

随着1993年9月13日《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在白宫草坪上签署，《加沙地带-杰里科先行自治协议》成为现实。在全球电视观众面前，伊扎克·拉宾克服了不情愿，与亚西尔·阿拉法特握手，达成了协议。艾布·阿拉回忆道：“所有的阿拉伯电视台都直播了这个仪式，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几乎不敢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45

实际上，巴解组织和以色列达成的是一项巴勒斯坦分治计划。该协议要求以色列从杰里科和加沙地带撤出其军事行政机构，由巴勒斯坦民政管理机构取而代之，过渡期5年。协议还规定设立一个经选举产生的委员会，以“按照民主原则”管理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将控制文教、卫生、社会福利、税收和旅游业。巴勒斯坦警察将为巴勒斯坦人控制的地区提供安全保障。

这项协议推迟了对最具争议的问题的讨论。耶路撒冷的未来、难民的权利、定居点的地位、边界和安全布局都将在进入过渡期3年后开始的最终地位谈判中讨论。对于最后的永久解决方案，巴勒斯坦人期望的比以色列人可能让步的更多：前者希望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全境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后者期待与非必要的阿拉伯领土脱离，在此之上形成一个去军事化的巴勒斯坦实体。这些根本性分歧留待日后讨论。10月11日，《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在以色列议会以令人满意的多数获批，而在由80名成员组成的巴勒斯坦中央委员会则以压倒性多数（63票赞成、8票反对、9票弃权）获批。

到1994年5月，有关以色列部队撤出加沙和杰里科并在两地建立巴勒斯坦统治的技术细节已经解决。7月1日，亚西尔·阿拉法特胜利返回加沙，监督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运作。9月，阿拉法特和拉宾返回华盛顿，签署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议》，称为《奥斯陆二号协议》。中东政治就此进入了“奥斯陆时代”。

《奥斯陆协议》将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的接受度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旦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达成单方面协议，其他阿拉伯国家就可以自由地基于自己的利益同这个犹太国家往来，不会再冒背叛巴勒斯坦事业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阿拉伯世界已经厌倦了阿以冲突，转而以务实的态度看待以色列。约旦人首先对这个新的现实做出反应。

《奥斯陆协议》一经宣布，约旦人就立即行动。侯赛因国王认为，与以色列缔结和约是约旦摆脱自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来遭受的孤立的最佳途径。侯赛因国王相信，作为缔结和约的回报，约旦将获得美国的大量援助和国际投资。《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在白宫签署后第二天，以色列和约旦的代表在美国国务院办公室会晤，签署了双方在马德里双边谈判过程中制定的和平纲领。

1994年7月25日，侯赛因国王和拉宾总理应邀返回华盛顿，签署了一项初步和平协议，结束两国之间的交战状态，同意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解决所有领土争端，并承认哈希姆王室在穆斯林圣地耶路撒冷的特殊地位。同年10月26日，约旦和以色列在两国边境的阿拉巴沙漠签署最终和平条约。约旦成为继埃及之后第二个与这个犹太国家交换大使并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阿拉伯国家。

以色列与巴解组织和约旦达成的协议为其他阿拉伯国家政府与以色列建立关系铺平了道路。1994年10月，摩洛哥和以色列同意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1996年1月，突尼斯采取了同样的做法。这两个国家都有较大规模的犹太少数社群，与以色列有着长期的联系。1999年11月，西北非的阿盟成员国毛里塔尼亚正式与以色列建交，并互派大使。两个阿拉伯海湾国家——阿曼苏丹国和卡塔尔分别于1996年1月和4月与以色列互建了贸易办事处。“奥斯陆时代”证明以色列得到了从北非到海湾的阿拉伯国家的广泛接受，这让那些一直以来认为阿拉伯世界永远不可能与这个犹太国家和平相处的人大跌眼镜。

然而，奥斯陆进程在某些地方继续遭到强烈反对，最激烈的反对来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极端分子诉诸暴力，企图破坏和平协议。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对1993年9月《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签署后立即发生的针对以色列人的多起致命袭击负责。以色列极端分子也加紧了对巴勒斯坦人的袭击。1994年2月，巴鲁赫·戈德斯坦身穿以色列预备役部队制服进入希伯伦易卜拉希米清真寺，向聚集在一起进行晨礼的礼拜者开火，造成29人死亡，150人受伤。随后，幸存者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了他。戈德斯坦是一名医生，居住在基尔亚特·阿尔巴。这是希伯伦附近的一个激进的定居点，在他死后，当地人在他的坟墓旁安置了一块匾额，纪念他的屠杀行为，上面写着：“献给神圣的巴鲁赫·戈德斯坦，他为犹太人民、律法和以色列民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极端分子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希伯伦屠杀事件引发的愤怒导致巴勒斯坦人的袭击升级，旨在造成最大伤亡的自杀式爆炸也增多了。1994年4月，阿富拉和哈代拉公共汽车上发生的自杀式爆炸造成13人死亡。同年10月，特拉维夫也发生了一起针对公共汽车的自杀式袭击，造成22人死亡。作为回应，以色列暗杀伊斯兰主义团体的领导人。1995年10月，以色列特工在马耳他击毙了伊斯兰“圣战”组织领导人法特希·沙卡基（Fathi Shiqaqi），并于1996年1月用植入饵雷的手机杀死了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阿亚什（Yahya ʻAyyash）。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发现自己陷入了暴力和报复的循环之中，这严重挫伤了（各方）对奥斯陆进程的信心。

一起谋杀预示了奥斯陆进程的结束。1995年11月4日，伊扎克·拉宾在特拉维夫市中心举行的群众和平集会上发表讲话。这位以色列总理显然被15万张面孔构成的强大阵势所感动，对巴以和平的共同信念让这庞大的人群团结在一起。拉宾缓慢而庄重地说道：“这次集会必须向以色列公众、全世界的犹太人、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各地的民众传递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以色列国希望和平，支持和平，为此我感谢你们。”46随后，拉宾带领人群唱了一首和平歌曲，便离开了。

一名参加集会的男子结束了和平进程。在拉宾被护送离开讲台回到他的汽车上时，一名叫伊格尔·埃米尔的以色列法律专业的学生突破保护总理的安全警戒线，开枪打死了他。在审判中，埃米尔公开承认刺杀，并解释说，他杀害拉宾是为了阻止和平进程。埃米尔深信犹太人对整个以色列土地的神圣权利，认为作为一名虔诚的犹太人，他有责任阻止任何以土地换取和平的交易。一个经受住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多次暴力行为的进程，在转瞬之间，就倒在了以色列人内部的一次暴力行为之下。

拉宾是奥斯陆进程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的直接继任者是老对手西蒙·佩雷斯。尽管佩雷斯是奥斯陆进程的设计者之一，但他并不享有公众对拉宾那样的信任。一个长期的土地换和平方案所需要的那种程度的信任，以色列选民给不了佩雷斯。

安全领域被认为是佩雷斯的薄弱环节，为了向批评者证明此言不实，他发动军事行动报复真主党;后者袭击了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军营，并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导弹。1996年4月发动的“愤怒的葡萄”行动，证实了选民对佩雷斯在安全问题上的判断能力的疑虑。以色列的大规模入侵致使40万黎巴嫩平民流离失所。之后，以色列空军又轰炸了黎巴嫩南部村庄卡纳的一个联合国基地，造成102名在那里躲避袭击的难民死亡，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这一行动在美国的调解下不光彩地结束了，没有给以色列的安全带来任何明显的好处。佩雷斯在1996年5月的选举中受到了选民的惩罚，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总理职位。

内塔尼亚胡的当选使以色列走上了与其在奥斯陆所做承诺相左的道路。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党一贯反对以土地换取和平的原则。尽管他确实迫于美国的压力，完成了对约旦河西岸城镇希伯伦的重新分割，但他那用小块土地换和平的做法使以色列完全控制了约旦河西岸71%以上的土地，并控制了其他被占领土中23%以上地块的安全事务。这与《奥斯陆二号协议》中巴勒斯坦人期望的90%的领土移交相去甚远。

内塔尼亚胡为耶路撒冷而战，他利用定居点运动制造了不可改变的既成事实。他在艾布·古奈姆山建造并投入使用了6500个住房单元，建立起一个名为霍马山的新定居点，完成了以色列定居点对阿拉伯东耶路撒冷的包围。内塔尼亚胡用犹太人定居点包围耶路撒冷，是为了预先顶住压力，避免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交出1967年6月占领的耶路撒冷阿拉伯区。霍马山是不断升级的定居点政策的最新一项，这种政策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易导致巴勒斯坦人对奥斯陆进程的信心崩溃。

在执政3年后，内塔尼亚胡失去了本党的信任，在腐败丑闻的困扰下，他被迫要求在1999年5月举行新的选举。他被击败了，在另一位退役将军埃胡德·巴拉克的领导下，工党重新掌权。巴拉克的竞选承诺之一是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如果当选，将在一年内撤出所有以色列部队。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在以色列越来越不受欢迎，因为真主党的持续攻击给以色列部队造成了经常性的伤亡。

在以压倒性优势战胜内塔尼亚胡后，巴拉克将从黎巴嫩撤军作为他的首要任务之一。然而，将权力从撤离的以色列部队平稳移交给他们在黎巴嫩南部军队中的本地代理的努力失败了，因为他们在黎巴嫩的合作者向真主党的部队投降了。以色列的单方面撤军变质为炮火下不体面的撤退，从而使真主党声称其长达18年的旨在将以色列人赶出黎巴嫩的运动取得了胜利。以色列高级军官怒不可遏，急切地等待下一次与这个什叶派民兵组织算账的机会。

一个反常的领土安排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了种子。以色列从黎巴嫩完全撤出，除了存有争议的希巴农场，这是黎巴嫩与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边界沿线22平方千米（8平方英里）的一片狭长地带。以色列至今声称它是被占领的叙利亚领土，而叙利亚和黎巴嫩则坚持认为它是黎巴嫩领土。真主党以希巴农场被占为借口，继续武装抵抗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

刚一撤出黎巴嫩，巴拉克总理就恢复了与巴解组织的谈判。鉴于以色列在内塔尼亚胡领导下的种种行动，双方之间几乎没有信任或善意。亚西尔·阿拉法特指责以色列未能履行《奥斯陆协议》规定的条约义务，并敦促巴拉克遵守临时协定中尚未履行的承诺。相比之下，巴拉克则希望直接着手讨论永久解决方案。这位以色列总理认为，与巴勒斯坦人无休止地争论临时安排的细节已经破坏了双方的谈判，他希望利用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来确保达成一个永久解决方案。

比尔·克林顿邀请巴拉克和阿拉法特参加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胜地戴维营举行的首脑会议。2000年7月，三国领导人举行了为期两周的会晤，尽管提出了大胆的新想法，但在形成解决方案方面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第二次首脑会议于2001年1月在埃及旅游胜地塔巴举行。在那里，以色列人提出了迄今为止最慷慨的条件；即便如此，塔巴提案仍然把构拟的巴勒斯坦国的大部分领土置于以色列的控制之下，因而不能作为永久的解决方案。戴维营首脑会议和塔巴首脑会议的失败引发了尖锐的争吵与相互指责，美国和以色列的团队都错误地将失败归咎于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代表团。巴以间建立和平所必需的信任和善意已荡然无存。

奥斯陆框架是有缺陷的，但自1948年犹太国家成立以来，还没有哪个时刻能让阿以如此接近和平。奥斯陆会议的成果非常显著。以色列和巴解组织跨过了数十年的敌对状态，相互承认，并就两国方案进行了富有意义的谈判。巴勒斯坦领导人结束了突尼斯的流亡，开始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自己的国家。以色列打破了在中东的孤立，首次与部分阿拉伯国家建立了正式关系，并破除了1948年以来阿盟对它的经济抵制。这些都是建立持久和平的重要基础。

不幸的是，这一进程同两个关联因素密不可分：双方之间建立互信和创造足够的经济繁荣，以使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愿意做出永久解决所必需的艰难妥协。奥斯陆时期是以色列经济增长的阶段，而巴勒斯坦经济则经历了衰退和停滞。世界银行记录了奥斯陆进程那些年（巴勒斯坦人）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并估计到2000年，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每4个居民中就会有1人陷入贫困。此外，失业率高达22%。471993—2000年间生活水平的下降，使巴勒斯坦人普遍对奥斯陆进程不再抱有幻想。

以色列扩建定居点的决定是破坏《奥斯陆协议》的一个关键因素。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定居点在国际法上是非法的，定居点的持续扩张违反了《奥斯陆二号协议》的规定。48然而，在奥斯陆进程的几年里，以色列定居点的扩张程度是1967年以来最大的。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定居者人数从1993年的24.7 万增加到2000年的37.5万，增幅52%。49定居点建在以色列希望保留的地区，这些地区或是靠近以色列的中心城市，或是临近重要的含水层，有利于控制约旦河西岸稀缺的水资源。巴勒斯坦人指责以色列人摈弃土地换和平原则，反而进行土地掠夺，而和平进程的担保方美国却对此视而不见。

巴勒斯坦人对奥斯陆进程的期望，无非是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全部领土上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巴勒斯坦人知道他们的立场得到了国际法的支持，并相信人口现实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立场，因为这些领土上的居民几乎全部是巴勒斯坦人。巴解组织已经逐渐承认在1948年占领了巴勒斯坦78%土地的以色列国，但它们坚守对其余22%土地的权利。建立一个可以延续的巴勒斯坦国的地域已如此之小，没有任何可以让步的空间了。

巴勒斯坦人相信，和平进程未能实现建国、财产安全或繁荣，这引发了公众的愤怒，而定居点的扩张更是火上浇油。2000年9月，愤怒的情绪达到顶点，演变成一系列暴力示威，并发展成为一场新的民众起义。同以非暴力抗争为特征的第一次大起义（1987—1993）相比，这第二次大起义确实非常暴力。

第二次大起义爆发的导火索，是2000年9月28日已升任右翼利库德集团领袖的阿里埃勒·沙龙对东耶路撒冷的访问。在戴维营首脑会议上，埃胡德·巴拉克总理提出了将东耶路撒冷交给巴勒斯坦人控制，并让耶路撒冷同时成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首都的可能性。这一提议在以色列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促使巴拉克联盟的一些成员退出政府以示抗议。在这种情形下，一场新的选举势在必行。

对沙龙来说，耶路撒冷是一个制胜因素。他选择访问东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以强化其政党维护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的主张，并发起他的竞选运动，把巴拉克从总理位置上赶下来。圣殿山，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尊贵禁地”，是公元70年被罗马人摧毁的犹太第二圣殿的所在地。7世纪以来，这里坐落着阿克萨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圣殿山对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而言都极为重要，并因此成为一片充满政治色彩的土地。

2000年9月28日，沙龙在1500名武装警察的护送下抵达阿拉伯东耶路撒冷，并参观了“尊贵禁地”。这位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在对随行的新闻记者发表的评论中称，他致力于维护以色列对整个耶路撒冷的统治。沙龙的安保团队驱散了在场抗议的一批巴勒斯坦要人。电视摄像机拍摄到以色列警方粗暴对待阿克萨清真寺最高级别的穆斯林宗教学者。萨利·努赛贝赫回忆说：“不巧，他那象征崇高宗教地位的缠头被打掉了，落进了尘土里。观众看到，这一意义非凡的穆斯林圣地的最高级别穆斯林宗教学者，光着头站在那里。”在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侮辱一位受人尊敬的穆斯林宗教学者，足以在第二天激发大批民众来到“尊贵禁地”，参加周五的聚礼。“数百名全副武装、神情紧张的［以色列］边境警察进入老城，几十万来自周边社区和村庄的穆斯林涌进城门。”

聚礼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事件，但当愤怒的人群撤离清真寺时，一场暴力示威爆发了。青少年从禁地的建筑群向驻扎在下方西墙旁的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块。以色列边境警察袭击了禁地的建筑群，士兵们向抗议者开火。几分钟内，8名闹事者被击毙，数十人受伤。萨利·努赛贝赫写道：“’阿克萨大起义’开始了。”50

沙龙在安全问题上态度强硬，公共秩序的恶化对他有利，2001年2月，他（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以色列这位好战的新总理更感兴趣的是土地而不是和平，他的当选只会加剧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动荡。在新千年开始时，中东离和平越来越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远。

在20世纪即将结束时，阿拉伯世界经历了一些重要的转变。几十年来一直是阿拉伯政治支柱的3位领导人去世了，他们的儿子继任。在一群长期执政的统治者的领导下，中东一直停滞不前。继任将新一代人推向权力宝座，燃起了改革和变革的希望。然而，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还是共和制国家，都倾向于单一家族统治，这一状况阻碍了实质性的变革。

1999年2月7日，约旦国王侯赛因在与癌症长期斗争后去世。他在位近47年，是他这一代在位时间最长的阿拉伯统治者。侯赛因被国内外誉为和平缔造者，但他最后一刻更换继任者，引发了他家族和国家的动荡。侯赛因的弟弟哈桑自1965年以来一直担任王储。没有任何预警，侯赛因在去世前不到两周时解除了哈桑的职务，并任命长子阿卜杜拉为继承人。阿卜杜拉刚满37岁，相对年轻，且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军队里度过的，几乎没有做好统治国家的准备。更糟糕的是侯赛因国王对这次换储的处理。这位垂死的君主在约旦媒体上发表了一封给哈桑亲王的冗长而愤怒的信，这封信简直就是对他弟弟的人格暗杀。许多与国王关系密切的人解释说，这封信是一项残忍但必要的措施，以确保哈桑永远不会对换储提出异议。约旦人在两周内接连经历了两次巨大冲击，一次是换储，另一次是执政多年的国王去世。许多人担心，他们这个由缺乏经验的年轻人接管的国家，未来岌岌可危。

5个月后，1999年7月23日，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去世，结束了他38年的统治。接替他的是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六世，他只有36岁，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一样，代表着阿拉伯国家新一代的领导人。他受过政治学和法律的训练，并在布鲁塞尔待过一段时间，熟悉欧盟的机构，他的父亲在他继任前的几年里一直在扩大他的职责范围。尽管如此，对于国内外大多数人来说，他仍然是一个未知数，所有人都想知道，新国王将如何在继续执行父亲的政策和在王国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之间取得平衡。

世袭继承并不局限于阿拉伯君主制国家。2000年6月10日，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在执政近30年后去世。老阿萨德一直在训练他的儿子巴希勒（Basil）来接替他，直到巴希勒在1994年的一次车祸中不幸去世。悲痛的总统召回了他的小儿子巴沙尔（Bashar），中断后者在伦敦的眼科学业，为继任做准备。巴沙尔·阿萨德进入了叙利亚军事学院，在他父亲生命的最后6年里，他的官方职责不断扩大。巴沙尔在34岁时就职，承诺改革。尽管叙利亚许多人预计新总统将面临来自政治体制内部和他父亲在30年威权统治中树敌众多的严重挑战，但从大马士革强人到他新手儿子的权力更替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阿拉伯世界其他年迈的领导人也在培养他们的儿子接班。在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最初提拔他的儿子乌代（Uday）为法定继承人。乌代掌管着伊拉克的一家电视台和一家报社。因杀人不眨眼而臭名昭著的乌代·侯赛因在1996年的一次暗杀中身受重伤，一颗子弹留在了他的脊椎中。乌代康复无望，萨达姆·侯赛因开始提拔他的次子库赛（Qusay）继任。在利比亚，有传言称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正准备让他的儿子们继承政权。在埃及，侯斯尼·穆巴拉克正在提拔他的儿子贾马勒，并拒绝任命副总统，这让许多人认为，到时候，贾马勒将继任总统。

然而，2000年最重要的继承发生在美国。当美国最高法院认定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的儿子乔治·沃克·布什在选举团投票中获胜时，阿拉伯世界的专家们嘲笑起美国来。民众投票略微偏袒小布什的民主党对手阿尔·戈尔，且投票结果最后决定于小布什的弟弟担任州长的佛罗里达州的不良选票和颇具争议的重新计票。上述事实表明，美国人的世袭统治并不亚于阿拉伯人。

事实上，大多数阿拉伯观察家在2000年庆祝了乔治·沃克·布什的胜利。他们认为布什家族是得州的石油大亨，与阿拉伯世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阿尔·戈尔选择康涅狄格州参议员乔·李伯曼（Joe Lieberman）作为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后者成为美国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中的第一位犹太人，这让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认为，民主党将比共和党更亲以色列。他们选择信任布什。

新总统布什对中东不太感兴趣。他不是一个热衷外交事务的总统，他有别的优先事项。在就职前一周，布什与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会面。在简要的情报汇报中，特尼特向当选的总统介绍了美国面临的三大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乌萨马·本·拉登和正在崛起为军事和经济强国的中国。51

尽管包括利比亚和叙利亚在内的一些阿拉伯国家被认为拥有危险的武器项目，但国际社会最关心的是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自1991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第687号决议通过以来，伊拉克政府一直受到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持续压力，被要求交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该决议要求销毁所有生化武器和核武器，以及射程超过150千米（93英里）的所有弹道导弹。萨达姆·侯赛因怀疑美国人利用武器核查制度来颠覆他的政府，便去阻碍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的工作，后者于1998年从伊拉克撤出。

克林顿政府曾决心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府。他们坚持对伊拉克实行自其入侵科威特以来开始实行的严格的贸易制裁，但制裁并没有削弱侯赛因对政府的控制，反而造成了人道主义危机。他们动用英国和美国的空中力量定期在伊拉克北部和南部空中巡逻，对伊拉克领空保持着严格的控制。1998年，克林顿政府推出《解放伊拉克法案》，承诺美国政府投入资金，支持伊拉克政权更迭。1998年12月，在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离开伊拉克后，克林顿总统授权进行为期4天的轰炸行动，以“削弱”伊拉克生产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

小布什保留了克林顿遏制伊拉克的政策，以及据称对美国构成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

同任何来自伊拉克的威胁相比，美国情报界更关心美国与乌萨马·本·拉登的基地组织网络间不断加深的冲突。本·拉登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实现基地组织宣布的目标，即将美国赶出沙特和更广大的伊斯兰世界。1998年8月，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大使馆同时遭遇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22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几乎所有伤亡者都是当地公民（只有12名死者是美国公民）。本·拉登因组织这两起使馆爆炸而被列入联邦调查局十大通缉犯名单。2000年10月，停靠也门亚丁港的美国“科尔号”导弹驱逐舰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17名美国水手死亡，39人受伤。

基地组织攻击美国武装力量中的薄弱环节在白宫圈里引发了切实的忧虑。2001年1月，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警告布什说，本·拉登和他的网络对美国构成了“巨大”“迫近”的威胁。然而，与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不同，本·拉登的威胁是流动的、难以捉摸的。目前尚不清楚新总统可能授权采取哪些政策措施来应对本·拉登的威胁。

布什进入椭圆形办公室时，深信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已经得到控制，且似乎并不特别关注本·拉登及其网络所构成的恐怖威胁。在他上任的头9个月里，布什的首要关注是中国。

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非同寻常的事件将改变布什的优先事项，并将开启美国现代史上与中东最大程度的接触，这也将是阿拉伯现代史上最为紧张的时刻。

第十五章　21世纪的阿拉伯人

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感觉，公元第三个千年的最初十几年，已经像是一个世纪。在20世纪，重大的转折，一个人一辈子才经历一次：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奥斯曼时代的结束和欧洲帝国主义之下现代国家体系的引入；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既开启了阿以冲突，也开启了中东的冷战；1991年的海湾战争宣告冷战的终结和一个崭新的美国霸权时代的开始。

而这个新千年已然见证了中东两个重大转变时刻：2001年的“9·11”袭击引发了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这两个转折点的到来将决定21世纪中东的面貌。我们依然生活在两者的后续发展之中。在反恐战争和“阿拉伯之春”的压力之下，说2001年9月11日以来的岁月是阿拉伯现代史上最糟糕的时期，毫不夸张。

2001年9月11日，周四的早晨，恐怖主义团伙劫持了4架从波士顿、华盛顿特区和新泽西的纽瓦克出发的喷气式客机。在40分钟内，他们驾驶两架飞机撞向曼哈顿的世贸中心双塔，第三架撞向五角大楼，这是精密计划的自杀式袭击。第四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片田野里坠毁，它的目标被认为是美国国会大厦或白宫。除了19名劫机者，共有约2974人在这4次袭击中丧生：死于世贸中心的2603人，死于五角大楼的125人，以及4架飞机上的246名乘客和机组人员。

恐怖分子没有事先警告，也没有提出要求。他们的目标是对美国造成最大程度的伤害，以催生改变。尽管没有任何组织对袭击负责，但美国情报机构从一开始就怀疑乌萨马·本·拉登的基地组织。“9·11”过后几天，美国联邦调查局就确定了这19名劫机者的身份。他们都是阿拉伯穆斯林男子——15人来自沙特，两人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人来自埃及，一人来自黎巴嫩，他们都与基地组织有关联。我们只能从基地组织后来发布的声明推断自杀式劫机者心中想要推动的改变是什么：将美国赶出伊斯兰世界；动摇那里的亲西方政权，并以一个伊斯兰国取而代之。

对于这一次继日本在1941年袭击珍珠港以来美国本土发生的最严重的袭击，美国的回应是向一个基本上不知身份的敌人宣战。2001年9月20日，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电视演讲，宣布发动“反恐战争”，从打击基地组织开始，“直到每一个全球性的恐怖组织都被发现、遏制和击败”。他让美国人为一场长期的、非传统的冲突做好准备，并向他们承诺，美国最终会胜利。

“9·11”袭击和反恐战争将美国与阿拉伯世界引向冲突之路。阿拉伯世界有很多人（当然不是全部，但依然有很多人）乐于见到美国遭难。对阿拉伯观察家而言，美国看上去对阿拉伯人的遭遇——以色列占领下巴勒斯坦人的困境、伊拉克人所经历的十年严酷经济制裁麻木不仁。乌萨马·本·拉登在他的公开声明中利用了这股阿拉伯人的愤怒。2001年10月，他声称：“美国人今天所尝到的滋味，同我们过去几十年所经历的相比，只是九牛一毛。我们的民族已饱尝这样的羞辱和蔑视达80多年。”1

本·拉登从他阿富汗山中的秘密堡垒发出的声明，极大地激化了阿拉伯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对这名基地组织领导人的崇敬之情遍布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在美国本土发动这样的致命袭击，基地组织让民众印象深刻。一夜之间，本·拉登成为一个狂热崇拜的符号，他的脸部肖像成为伊斯兰反抗美国霸权的标志。对于本·拉登的观点，美国人认为不可理喻，将他斥之为彻头彻尾的祸害。

“9·11”袭击之后，美国人民惊恐、困惑、极度愤怒，他们感到在国内受到威胁，在国外也不安全。他们要求政府迅速而决定性地回击他们的敌人。布什政府的回应是：采取秘密行动打击“圣战”恐怖网络，并将美国带入两场自己选择发动的战争。这印证了阿拉伯世界的一个看法，即反恐战争就是反伊斯兰战争。

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始于2001年10月7日，后盾是一支联合国授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支持的联军。战争的目的是推翻庇护本·拉登及其组织的那个严苛的伊斯兰主义塔利班政权，逮捕基地组织领导人，摧毁其在阿富汗的训练设施。战事进行得很迅速，也基本上取得了成功。2001年11月中旬，阿富汗北方联盟及其美国盟友将塔利班赶出首都喀布尔。12月中旬，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最后的堡垒陷落。整个过程中，美国只使用了最小数量的地面部队。

阿富汗战争的作战过程是成功的，但被一些重大的失败搞砸了，反恐战争也由此升级。最为致命的是，乌萨马·本·拉登和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马尔（Mullah Omar）逃脱了追捕。两人逃离阿富汗，在邻国巴基斯坦重组武装，重启对美国的打击。对本·拉登的支持者来说，在美国人的打击下幸存就是足够大的胜利。

其他在阿富汗战争期间俘获的基地组织成员被指认为“敌方战斗人员”，被剥夺了《日内瓦公约》和美国法律系统下战俘所享有的权利。他们被关押在美国位于古巴的一个叫作关塔那摩监狱的海外军事设施中。从2001年10月开始，有近800名囚犯被送往关塔那摩，他们全都是穆斯林。这些年来大部分被关押者被释放并免遭起诉——到2017年1月，被关押者人数下降到42人。这些人被释放后回到家中，讲述他们的经历。从羞辱到折磨，关塔那摩的虐囚行为激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和阿拉伯世界的愤怒。

在阿富汗，美国人同地方首领合作，为这个饱经战事摧残的国家建立新的政治结构；自1979年苏联入侵以来，这个国家已经经历了超过20年的战乱。然而，美国人需要在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上进行大量投入，以保证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新政府的稳定。但布什政府并没有这么做，到2002年，它已将精力和资源转向策划伊拉克战争，脆弱的阿富汗国无力抵挡塔利班的卷土重来。结果最初始于2001年10月的只有一小股外国地面部队参与的战争扩大为一场大规模军事冲突，在2011年的巅峰期，超过12万人的西方部队在打击塔利班。美国人和他的盟友们直到2014年12月才宣布结束作战，那时已有超过10万平民在战斗中丧生，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同基地组织的罪行毫无干系的阿富汗人民为“9·11”袭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对于美国在伊斯兰世界不断扩大军事势力，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感到不安。它们对美国反恐战争不冷不热的支持让美国对一些长期的地区盟友心生疑虑，特别是沙特。本·拉登和参与“9·11”袭击的15名自杀劫机者都是沙特公民，且沙特的私人资金曾资助基地组织，这两个事实恶化了沙美关系。其他国家也被重新审视。华盛顿认为埃及对恐怖主义心慈手软，给伊朗和伊拉克贴上了“邪恶轴心”的标签，并将叙利亚挪至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榜单的首位。

“9·11”之后，阿拉伯各国发现自己深陷不可化解的重压之中。如果他们反对美国的反恐战争，那将招致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制裁：从经济孤立到直接鼓动政权更迭。如果他们站在美国这边，他们的领土将会面临效仿本·拉登的本地“圣战”组织的攻击。2003年5—11月间，本地的伊斯兰主义者在沙特、摩洛哥和土耳其的城市中发动多起炸弹袭击，致125人死亡，近1000人受伤。2005年11月，协同炸弹袭击摧毁了约旦安曼的3座宾馆，57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大部分伤亡者是约旦人。阿拉伯世界在处理同美国的关系时举步维艰。

同样的压力，让美国与阿拉伯人疏远，却让以色列与美国走得更近。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说服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美、以两国正在面对一场共同的反恐战争。2000年9月爆发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其暴力程度到“9·11”袭击时已不断升级。伊斯兰主义组织使用自杀式炸弹袭击以色列平民，让布什总统相信美国和这个犹太国家正在打击共同的敌人。于是美国放任以色列采取行动，既打击它的伊斯兰主义敌手——巴勒斯坦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哈马斯以及黎巴嫩的真主党，也打击得到国际承认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以色列充分利用美国的默许，对巴勒斯坦政府和社会发动了远超既定规模的袭击，大幅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紧张局势。

2002年6月，以色列总理沙龙下令重新占领约旦河西岸。他的理由是确保以色列的安全、避免恐怖袭击，但他显然想要孤立亚西尔·阿拉法特，削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当以色列部队占领了《奥斯陆协议》以来自治的巴勒斯坦城市——伯利恒、杰宁、拉马拉、纳布卢斯、图勒凯尔姆和盖勒吉利耶，他们的攻击早已不再限于打击巴勒斯坦人的抵抗。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2000年9月至2005年2月）共有约3200名巴勒斯坦人和950名以色列人悲惨地死去。2

在以色列军队竭力镇压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之际，沙龙政府采取了旨在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更多土地的方式，从而加剧了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扩建定居点。2002年6月，以色列政府开始建设一座长720千米（约450英里）的高墙，显然是为了将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袭击隔绝开来。这座分隔屏障（巴勒斯坦人称之为隔离墙）深深切入约旦河西岸，实际吞并了约旦河西岸近9%的巴勒斯坦领土，对近50万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和生计产生了负面影响。3

以色列对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镇压明显拖累了美国的反恐战争。巴勒斯坦人受难的场面，经阿拉伯卫星电视实时播出后，在中东各处激起广泛愤慨。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和美国的不作为给基地组织与其他恐怖组织招兵买马创造了难得的条件。布什政府认识到，若要平息地区争端，必须促进巴以和平。

乔治·沃克·布什成为第一个支持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的美国总统。2002年6月24日，布什在一次重要的白宫演讲中展望了一个同以色列“和平相处、相安无事”的巴勒斯坦国的图景。然而，布什的图景要求巴勒斯坦人选举“不沾染恐怖主义的新领导人”，这是对民主选举产生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故意打击。

为了实现解决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的目标，布什政府与俄罗斯、欧盟和联合国合作。这个新的集团称作中东问题四方，就解决巴以冲突寻求国际共识。特别重要的是，巴勒斯坦人认为，中东问题四方有利于平衡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因为它包含历史上更同情巴勒斯坦人愿望的国家和组织，特别是俄罗斯和联合国。

2003年4月，中东问题四方发布“中东和平路线图”，给布什的两国方案提供了方向。路线图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三阶段方案：首先呼吁巴以结束暴力冲突；然后在临时疆域内建立一个临时的巴勒斯坦国；最后，在第三阶段，巴以双方将解决边界、耶路撒冷的未来、难民地位、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定居点的未来等复杂的问题。到2005年底，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将相互承认，并宣告彼此间冲突结束。

对于美国的用意和路线图能否实现巴以之间公正和持久的和平，阿拉伯世界的人民表示怀疑。这是因为在布什的演讲和路线图发布之间的几个月内，美国于2003年3月入侵了伊拉克。

美国是基于全球反恐战争提出反对伊拉克的。布什政府称萨达姆·侯赛因的政府集聚了一大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生化战剂和核武器的前身。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回应布什的担忧，将英国对伊拉克的立场同美国保持一致。白宫同时指出，侯赛因的政府同乌萨马·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存在联系，因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可能转移到该恐怖组织。布什政府提出对伊拉克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以防止最危险的武器落入最危险的恐怖分子手中。4

对于布什政府的指控，阿拉伯世界并不信服。但阿拉伯各国政府错误地认为，萨达姆·侯赛因可能确实拥有一个生化战剂库。毕竟，在20世纪80年代，他确实使用了化学武器对付伊朗人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甚至联合国首席武器核查员汉斯·布利克斯博士也相信伊拉克确实拥有这样的武器。然而，阿拉伯各国知道伊拉克并没有参与“9·11”袭击，也高度怀疑伊斯兰主义的基地组织运动与世俗主义的伊拉克复兴党之间存在关联。萨达姆·侯赛因所领导的那类政府恰恰是乌萨马·本·拉登想要推翻的。阿拉伯世界确实不接受布什政府所说的，也怀疑美国的隐秘动机是贪图伊拉克的石油和试图控制石油资源丰富的波斯湾。

对伊拉克的入侵始于2003年3月20日，入侵遭到了国际社会和阿拉伯世界的广泛谴责。美国和紧随其后的英国在没有遭到挑衅，也没有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入侵了一个阿拉伯国家。面对强大的西方军队，萨达姆·侯赛因依然保持藐视的姿态。同1991年的海湾战争一样，这一姿态赢得了阿拉伯公众的广泛支持。所有22个阿盟成员国，除科威特外，都支持谴责入侵的决议，认为入侵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要求美英联军于3月23日完全撤出伊拉克领土。但是没人真的指望布什政府会理睬联合国的关切，更不用说是阿拉伯世界的关切了。

尽管伊拉克人发起了顽强的反抗，但未经抵抗便控制了伊拉克领空的美英联军完全压制了他们。4月9日，美国人控制了巴格达，标志着萨达姆·侯赛因的政府在战争开始的三周内倒台。伊拉克人民感情复杂，他们一边庆祝推翻了遭人痛恨的独裁者，一边又怨恨美英侵略他们的国家。

推翻侯赛因的政府，让美国得以控制伊拉克。布什政府建立了一个叫作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CPA）的统治机构。临时管理当局在2003年5月做出的两个初期决定，将战后伊拉克的混乱局面转变为反抗美国统治的武装起义。第一个决定宣布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复兴党非法，禁止前复兴党成员担任公职。第二个决定解散了50万之众的伊拉克军队和情报机构。这两项举措合在一起，被称为“去复兴党化”。

美国政府推行“去复兴党化”，以清除萨达姆·侯赛因对伊拉克的有害影响，这受到了二战之后盟军驻德国占领当局的“去纳粹化”政策的启发。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措施，能够自由地建立一个尊重人权的新的、民主的伊拉克国家。事实上，临时管理当局让大批全副武装的人失业，也剥夺了伊拉克逊尼派穆斯林政治精英同美国的新的、民主的伊拉克合作的意愿，这个国家越来越被占据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把控。反对美军占领的反叛和伊拉克社群之间的教派冲突随即到来。

伊拉克很快成为反美和反西方活动分子的征募地。新的组织出现了，比如伊拉克基地组织。这是一个同本·拉登的组织只保持名义联系的“圣战”团体，部署针对外国和本土目标的自杀式炸弹袭击。2003年8月19日，伊拉克基地组织发动针对性的炸弹袭击，致联合国驻伊拉克高级特使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和20多名下属身亡，迫使联合国关闭了驻巴格达办公室。西方人被扣为人质，并有多人惨遭杀害。军事巡逻队成为攻击的目标，攻击的方式日益复杂。一场英美鲜有人伤亡的战争变成了盟军伤亡惨重的占领。到2011年美军最终撤出为止，反叛者已经杀害了近4500名美国人和170多名英国人，并致3.2万余名外国士兵受伤。5

传播民主是美国反恐战争中常见的主题。布什总统和他的新保守主义顾问们认为，民主价值观和参与型政治与恐怖主义不相容。这类观点的主要倡导者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2002年5月，他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次外交政策论坛上发表讲话时称：“要赢得反恐战争……我们必须与伊斯兰世界数亿温和与宽容的人们对话……他们渴望享受自由、民主和自由从业的福祉。”62002年12月，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发起了他自己提出、后来早夭的中东伙伴关系计划，旨在将“民主和自由市场”带给中东。7布什政府认为，一个民主的伊拉克将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灯塔，并将掀起一股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浪潮。

2005年1月，当伊拉克公民投票选举国民议会以起草新宪法时，伊拉克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占伊拉克总人口50%—60%的什叶派是新民主制度的主要受益者。他们中参与投票的人数众多，据报道，什叶派地区的投票率高达80%。库尔德人是一个非阿拉伯民族，在全伊拉克境内是少数群体，但在自己的省份他们占据绝对多数。他们是伊拉克新民主制度更热情的支持者，投票率高达90%。逊尼派阿拉伯人是“去复兴党化”的首要对象，他们基本上抵制了选举。逊尼派在摩苏尔的投票率低至10%。8

2005年12月，根据新宪法举行的选举验证了伊拉克的新政治现实。领头的什叶派集团伊拉克团结联盟获得了国民议会275个席位中的128个。库尔德联盟成为第二大集团，获得了53个席位。由逊尼派政客组成的联盟伊拉克和谐阵线以44席名列第三。库尔德领导人贾拉勒·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被任命为伊拉克总统，什叶派政治家努里·马利基（Nouri al-Maliki）被任命为总理。逊尼派阿拉伯精英们在统治了伊拉克政坛几个世纪之后失去了权力，鉴于他们的相对人口比重，他们再也不能通过票箱重掌权力。在无法通过民主手段取胜的地区，逊尼派武装分子诉诸暴力。反叛团体将目标从占领军转向他们的什叶派同胞，伊拉克陷入毁灭性的教派冲突之中。

伊拉克安全部队和美军无力遏制派别暴力。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每日在伊拉克城市的市场和清真寺发动屠杀。卫星电视将死亡与破坏的现场图像在阿拉伯世界传播。尽管入侵以来伊拉克平民的伤亡数字存在广泛争议，但伊拉克政府估计，2003—2011年间，有10万至15万平民丧生。同阿富汗一样，在伊拉克，平民承担了反恐战争的真正代价。入侵及其后续的暴力摧毁了他们的安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9

萨达姆倒台后，什叶派崛起掌握了伊拉克的权力，这也改变了阿拉伯世界的地区力量平衡。2003年之前，伊拉克一直是最强大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之一，也是遏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威胁的缓冲。2005年后，什叶派领导的伊拉克被视为伊朗的盟友。以沙特和约旦为首的逊尼派邻国忧心忡忡地谈论从伊朗穿过伊拉克到叙利亚（1980年以来就是伊朗的盟友）和黎巴嫩的“什叶派新月地带”。在黎巴嫩，什叶派民兵组织阿迈勒和真主党在国家政局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出现了新的紧张局势，这一局势的发展将进一步破坏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稳定。

同伊拉克一样，布什政府提出的促进民主的倡议在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没能取得多少成功。民众对其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不满，使得主张抵制美国的伊斯兰政党，比寻求与西方和解的温和派更具吸引力。2005年在黎巴嫩和2006年在巴勒斯坦领土举行的选举，呈现了一个有关阿拉伯世界民主的令人不安的事实：在任何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中，最有可能获胜的是那些最敌视美国的政党。

2004年11月11日，亚西尔·阿拉法特，这位巴勒斯坦民族斗争的历史性的领袖，这位被围困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因并发症在巴黎一家医院逝世。布什政府坚称，尽管巴勒斯坦人哀悼阿拉法特，但他的离世为他们选举“不沾染恐怖主义”的新领导人提供了机会。2005年1月9日，巴勒斯坦人选举新总统。法塔赫领导人马哈穆德·阿巴斯以63％的绝对多数获胜，接替阿拉法特。布什政府称赞这一结果，宣布阿巴斯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人。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则拒绝与他打交道。

2005年，沙龙宣布打算从加沙地带撤出所有的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以色列在加沙的位置非常不稳固，为保障身处140万敌对的巴勒斯坦人中8000名定居者的安全，以色列派出了数千名士兵。从加沙撤军，受到以色列军队和选民的欢迎。这也使沙龙有更大的自由去忽视路线图，并声称推进他自己同巴勒斯坦人的和平计划。但沙龙拒绝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谈判，以确保加沙顺利交接。结果当以色列人于2005年8月完成撤军时，他们造成了加沙地带危险的权力真空，给哈马斯带来了一场重要的胜利。这个伊斯兰政党自然将以色列撤军归功于自身，是他们多年的抵抗将以色列赶出了加沙。

哈马斯的实际所得之大，直到2006年1月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才体现出来。参选的两个主要政党是阿拉法特的法塔赫，由马哈穆德·阿巴斯领导，以及哈马斯，由伊斯玛仪·哈尼亚（Ismail Haniya）领导。西方的媒体和政策制定者都预计哈马斯将获得强有力支持，而法塔赫在立法委员会中的多数席位将有所减少。然而，哈马斯成功之巨震惊了巴勒斯坦人和外国观察者。哈马斯赢得了绝对多数，获得了立法委员会132个席位中的74个，法塔赫仅保住了45个席位。巴勒斯坦领土被分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其统治机构也分裂为法塔赫控制的行政机构和哈马斯控制的议会。让局势更为复杂的是，一个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而予以正式抵制的政党，赢得了一场国际观察者眼中自由而公正的选举，组建了巴勒斯坦的下一届政府。对于美国的反恐战争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逆转。巴勒斯坦人民将为此付出代价。

哈尼亚总理领导的哈马斯新政府公开拒绝中东问题四方的政策。哈尼亚拒绝承认以色列，拒绝接受武装抵抗，拒绝接受路线图的条款。因此，四方切断了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一切援助。在哈马斯证明愿意以西方的方式“放弃恐怖”之前，欧盟和美国都不会支持哈马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即使这一机构是民主选举产生的。

在黎巴嫩，伊斯兰真主党因其反抗以色列和美国的政策而吸引了选民。真主党的强势让布什政府惊讶，布什政府坚持认为黎巴嫩公民在叙利亚的压迫下成功地维护了他们的民主权利，是一个典范。

2005年2月14日，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Rafik Hariri）遇刺，引发了黎巴嫩的民主运动。哈里里是一个引人瞩目的人，就在4个月前，他辞职抗议叙利亚干涉黎巴嫩政治。对他的谋杀，其暴力程度甚至震惊了饱经战火的黎巴嫩人。哈里里的车队按照每日例行的路线从议会回家，在经过海滨酒店区时，刺客引爆了1吨重的汽车炸弹。有21人与哈里里同归于尽，包括政客、保镖、司机和无辜的路人。

哈里里的儿子萨阿德（Saad）领导全国哀悼，并明确表示叙利亚是他父亲遭受暴力死亡的罪魁祸首。暗杀事件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大规模示威，使黎巴嫩政治陷入停滞。3月14日，100万黎巴嫩人涌向贝鲁特市中心，要求叙利亚完全撤出黎巴嫩。这是第一起将同6年后的“阿拉伯之春”联系在一起的大规模群众示威。这场运动得到了美国的全力支持，后者指责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下，叙利亚政府同意将其士兵和情报部门撤出黎巴嫩，此前叙利亚已占领黎巴嫩近30年。最后一批叙利亚军队于4月26日从黎巴嫩撤出。

2005年5月和6月，黎巴嫩公众投票选举新议会。布什政府称赞这次选举证明了美国促进阿拉伯世界民主的政策是正确的。以萨阿德·哈里里为首的反叙利亚联盟赢得了议会128个席位中的72个。然而，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的政治派别赢得了14个议会席位，形成了一个稳固集团，并与一群亲叙利亚政党一起，成为黎巴嫩政治中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即使在黎巴嫩，明显敌视美国的政党在投票中也表现良好。

抵抗以色列给伊斯兰主义政党带来了政治利益。事实上，只要他们坚持大胆打击犹太国家，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的真主党就可以指望得到广泛的政治支持。他们还认为，反抗以色列、解放穆斯林土地是一项宗教义务。2006年夏天，双方对以色列的袭击都升级了，给加沙地带和黎巴嫩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2006年6月25日，一群哈马斯活动分子通过埃及边境附近的一条隧道，从加沙地带进入以色列，袭击了以色列军队的一个哨所。他们打死了2名士兵，打伤4人，俘虏了一名叫吉拉德·沙利特的年轻士兵，并带着他逃回加沙。6月28日，以色列士兵进入加沙，并于第二天逮捕了64名哈马斯官员，其中包括8名巴勒斯坦内阁成员和20名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哈马斯的回应是向以色列发射自制火箭，以色列人则部署空军轰炸巴勒斯坦目标。11名以色列人和4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2006年11月的停火前死亡。

真主党同以色列的交战引发了后者针对黎巴嫩的极其过度的回应。2006年7月12日，一群真主党战士越境进入以色列，袭击了2辆在黎以边界巡逻的吉普车。他们打死了3名士兵，打伤了2人，并俘虏了2人。这次无端的袭击引发了为期34天的冲突，其间以色列地面部队入侵了黎巴嫩南部，以色列空军轰炸了关键的基础设施，并夷平了贝鲁特南郊整个什叶派街区，导致约100万平民流离失所。真主党战士在黎巴嫩南部山区与以色列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并持续不断地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迫使数千名以色列人撤离冲突地区。

黎巴嫩政府向美国寻求援助。毕竟，布什政府把民主的黎巴嫩吹捧为中东的榜样，并在2005年黎巴嫩要求叙利亚撤军一事上给予了全力支持。然而，在2006年，美国不愿对以色列进行干预，甚至不愿呼吁停火。由于以色列正在打击的是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真主党，布什政府拒绝对该盟友加以限制。事实上，当对黎巴嫩的轰炸行动耗尽了以色列的军火库时，美国政府向以色列人提供了激光制导武器和集束炸弹。到8月14日34天的冲突结束时，已有1100多名黎巴嫩人和43名以色列平民在空袭中丧生。在战斗人员中，联合国估计有500名真主党民兵被打死，以色列军队报告有117名士兵死亡。

2006年夏季的冲突表明，美国对阿拉伯民主的支持是有限的，对以色列的支持是无限的。实际上，布什政府只会承认亲西方政党掌权的选举结果。美国会支持以色列对与恐怖主义有关联的各方采取的任何行动，无论这种行动多么过度。美国与以色列谴责哈马斯和真主党这一事实，进一步加强了后两者在国内的地位。伊斯兰抵抗运动非但没有因为挑起与以色列的毁灭性战争而受到谴责，反而因为反对布什、以色列和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在国内和整个阿拉伯世界中赢得了更大的支持。

2008年11月，巴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美国进入了一个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进行建设性接触的新时代。在上任的头100天里，这位新总统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旨在缓和7年反恐战争所造成的地区紧张局势。他开始裁减美国在伊拉克的驻军，并放出信号表示，巴以和平进程是第一要务。他恢复接触叙利亚和伊朗等布什政府回避的国家。

对这一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进行建设性接触的新政策的最为清晰的表述，出现在2009年6月奥巴马在开罗大学发表的演讲中。“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求美国和世界各地穆斯林之间的一个新开端，一个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新开端，”奥巴马对专心听他演讲的听众们说，“必须不断努力地相互倾听、相互学习、相互尊重、寻求共同点。”尽管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保留自己的判断，等着看奥巴马是否言行一致，但他所传递的信息，对于这个因多年来处于反恐战争核心区而不堪重负的地区而言，是令人欣喜的宽慰。

尽管奥巴马在2009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他在8年任期内一直与伊斯兰世界保持战争状态。在减少驻伊美军人数的同时（2011年12月，美军最后一批部队撤离巴格达），他将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增加到10万人，直到2014年才宣布结束在那里的军事行动，使阿富汗战争（2001—2014）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最具争议的是，奥巴马加大了在巴基斯坦、索马里、也门和利比亚使用无人机发动致命袭击的力度。布什总统授权了大约50次无人机袭击，造成296名战斗人员和195名平民死亡，而奥巴马则批准了500多次无人机袭击，夺去了3040名战斗人员和数百名平民的生命。10奥巴马的白宫授权的最重要的定点清除行动发生在2011年5月2日，美国突击队员在乌萨马·本·拉登位于巴基斯坦阿博塔巴德的秘密营地枪杀了他，并将他海葬。“9·11”袭击后，布什总统援引了蛮荒西部（Wild West）的正义，称要缉拿本·拉登，无论他“是死是活”。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奥巴马成功做到了这位反恐战争设计师的未竟之事。

同这名基地组织头目在与西方的冲突中所获得的突出地位相比，阿拉伯世界对本·拉登被杀缄默无声。2011年，整个地区发生的事件盖过了这场冲突，也盖过了西方的光芒。因为，随着突尼斯总统宰因·阿比丁·本·阿里和埃及总统侯斯尼·穆巴拉克的倒台，阿拉伯世界进入了一个充满希望和危险的变革时刻，这一时刻在西方被称为“阿拉伯之春”。

2011年1月的突尼斯“革命”和2月的埃及“革命”促成了“阿拉伯之春”。它们提供了一种民众反抗的语言和策略，阿拉伯世界各处纷纷效仿。最先在突尼斯出现的口号在埃及被重复使用，接着又被用于利比亚、巴林、也门和叙利亚：对那些已经失去其统治效力的强人们用命令式的口吻喊道“滚！”，以及那响彻各处的“人民想要推翻政权！”。战略上，通过社交网站进行大规模动员，让组织者绕开安全部队，让示威者占据市中心的公共空间，比如突尼斯布尔吉巴大道和开罗的解放广场，并昼夜不停地举行抗议活动，直到统治者倒台。示威的规模使阿拉伯公民有信心坚持挑战专制的统治者。阿拉伯世界各国首都的抗议者坚称，他们不再害怕他们的政府。当时的假设是，每一个发动“阿拉伯之春”起义的国家都可以重复突尼斯和埃及抗议者所取得的成功。

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是同质的，普适于同一个“革命”范式，这个观点被证明是“阿拉伯之春”的谬误。很快人们就发现，穆阿迈尔·卡扎菲统治下几乎完全没有国家机构的利比亚，同受逊尼派和什叶派间教派冲突困扰的巴林完全不同，巴林又同拥有悠久地方主义历史的也门不同，而也门又同阿拉维派少数族裔统治下的叙利亚毫无相似之处。2011年经历了“革命”的6个国家，在国内的限制因素和地区大国干预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极为不同的结果：反“革命”、内战、地区冲突和跨境哈里发政权兴起。一开始的解放运动迅速恶化成困扰现代中东的最严重的政治和人道主义危机。

在突尼斯和埃及“革命”成功之后的几周内，反“革命”的力量在巴林扭转了“阿拉伯之春”的走向。

巴林的年轻人关注着突尼斯和埃及的事态发展，愈来愈兴奋。他们在“巴林在线”（Bahrain Online）上进行互动，这是一个社交媒体网站，为安全、匿名地交换政治观点提供了一个虚拟的聚会场所。到2011年，“巴林在线”已经拥有数十万用户。2011年1月26日，也就是埃及人聚集在解放广场的第二天，一位发帖人在“巴林在线”上建议：“让我们选择一个特定的日子，开始巴林的民众‘革命’。”读者们一致认为，2月14日是不二之选，因为这一天关联着这个岛国一度被拉高却又破灭的期望。11

10年前，即2001年2月14日，巴林政府就《国家行动宪章》举行全民公投，以改革的承诺平息多年来的政治抗议。该宪章承诺恢复选举产生的议会，强化1973年的宪法，并基于君主立宪制赋予巴林更大程度的民主。大量巴林民众支持宪章，公投结果显示，支持率达98.4%，彰显了王国内什叶派和逊尼派社群的高度团结。

《国家行动宪章》给人们带来的希望在一年后破灭了。2002年2月14日，统治者谢赫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Shaykh Hamad bin Isa Al Khalifa，1999年起在位）发布命令，批准了一部专制的新宪法，该宪法设立了通过任命产生的上议院和几乎没有权力的民选议院。新宪法把巴林国变成了君主制，国家的统治者成了国王。反对派谴责这一举动是宪法政变，将执政的哈利法家族的意志强加于人民。

2002—2011年间，巴林局势紧张。虽然没有该岛国官方的教派人口数据，但普遍认为什叶派是绝对多数。在该国60万公民中，什叶派占60%甚至更高，余下的是逊尼派（巴林130万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外国人）。巴林的许多人认为新的宪法秩序给执政的逊尼派少数带来了超过他们人口占比的收益。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对不同政见者的镇压，使得对新君主制政权的反对愈演愈烈。

到2011年1月，巴林持不同政见者的不满清单很长：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利用教派主义分裂巴林人；腐败，统治精英掠夺国家财富，征敛土地；残酷镇压异见、审查制度；使用外国安全部队打压公民（没有什叶派在安全部队服役）。一位网友在“巴林在线”的一篇帖子中写道：“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愤怒和沮丧。”2月14日被宣布为民众反抗政权弊病的“愤怒日”，组织者自称“2·14青年运动”。

就在侯斯尼·穆巴拉克下台两天后，巴林抗议者在“愤怒日”走上街头。安全部队发射催泪瓦斯和实弹驱散人群，造成一名示威者死亡，多人受伤。第二天为倒下的示威者举行的葬礼引发了新一轮的抗议，并导致另一人死亡。人群开始从城郊和村庄向首都麦纳麦行进，前往“巴林在线”网友们指定的地点，那里是巴林版“解放广场”的理想位置：珍珠广场。

珍珠广场上竖立着为纪念1982年巴林主办的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而建造的一座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由6张弧形风帆组成，每张风帆代表一个海合会成员国（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每个桅杆上都悬挂着一颗巨大的珍珠，追溯前石油时代巴林的采珠经济。珍珠广场交通便利，位置居于中心且邻近麦纳麦附近的村庄，自然成为巴林抗议者的汇聚点。

2月15日，示威者涌入珍珠广场，高喊“和平！和平！”以劝阻警察不要向他们开枪。他们呼喊口号：“人民和土地都很愤怒，我们的要求就是有约束力的宪法。”12他们在珍珠广场扎营了两天，直到2月17日安全部队介入强行驱赶示威者，造成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进一步激起了抗议者的怒火，2月19日安全部队撤离后，抗议者立即涌回珍珠广场。他们了解，突尼斯和埃及的运动是在分别死了几十人和几百人之后才成功的。他们相信，他们也能通过牺牲获得合法的政治权利。政府的镇压使得抗议者的要求更加强硬。人民不再满足于改革，转而要求国王退位，即推翻政权。

3个多星期内，珍珠广场一直是巴林人民起义的神经中枢。抗议者们搭起了帐篷、屏风、临时厨房、医疗中心和演讲台，还为满足国际媒体报道“阿拉伯之春”的不竭需求开设了一个媒体办公室。人群持续在珍珠广场集聚，男男女女、逊尼派和什叶派、资深反对派政客和“2·14青年运动”参与者。狂欢的气氛毫不掩饰对王权的挑战。根据“阿拉伯之春”的脚本，这种对中心广场的公开占领直到政权倒台时才会结束。

哈马德国王和他的政府在如何应对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由首相哈利法·本·萨勒曼·阿勒·哈利法亲王（Prince Khalifa bin Salman Al Khalifa，他自1970年以来一直担任这一职务，是世界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非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领导的强硬派想要镇压。王储萨勒曼·本·哈马德·阿勒·哈利法（Salman bin Hamad Al Khalifa）与7个公认的反对运动进行了秘密谈判，提出了有可能让抗议者满意并解决危机的宪政改革方案。13巴林的海湾邻国站在了首相一边。对沙特领导人来说，巴林的起义对他们自己的统治秩序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他们认为，保守的海湾君主国中，任何一个国家发生“革命”都会威胁到所有国家的政治稳定。他们认为，在这场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抗议运动中，伊朗施加了恶性影响。沙特人推断，如果伊朗在巴林取得成功，他们将势必鼓动石油资源丰富的沙特阿拉伯东部省的什叶派居民发起叛乱。沙特决心在巴林“革命”和伊朗在巴林的渗透这双重威胁生根蔓延之前遏制并消除它们。

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牵头进行干预，以打压珍珠广场的“革命”。3月14日，海湾国家以驻扎在沙特的海合会“半岛之盾”联合部队的名义，调动2000人的部队和150辆装甲车穿过连接沙特和巴林的25千米（15英里）长的堤道。沙特及其盟友为干预辩护，称要维护巴林主权免受伊朗威胁，这个理由也反映了这些国家自己的忧虑。哈马德国王宣布巴林进入“国家安全状态”，授权巴林政府“清空或隔离某些区域以维持安全和公共秩序”，赋予其搜查权、逮捕权以及撤销（相关人士）公民身份和驱逐威胁公共安全的外国人的权力。14

在海湾盟国的支持下，巴林安全部队开始清除珍珠广场的示威者营地。政府不仅推倒了珍珠广场的临时建筑，还拆除了纪念碑，风帆和混凝土塑成的珍珠被夷为瓦砾，用卡车运走。巴林外交大臣哈立德·本·艾哈迈德·阿勒·哈利法（Khalid bin Ahmad Al Khalifa）将此次行动形容为“消除糟糕的记忆”。15之后，政府镇压了所有与抗议运动有关联的人士，包括大规模逮捕、涉嫌使用酷刑、组建特别安全法庭进行审判和判处重刑。巴林政权充分利用了在进入“国家安全状态”后可采取的措施。

国际社会对镇压的批评迫使哈马德国王做出让步，授权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巴林的起义和对起义的镇压。在杰出的美籍埃及裔法学教授谢里夫·巴斯尤尼（Cherif Bassiouni）领导下，该委员会对这个海湾国家开展了前所未有的法律审查，于2011年11月发布了长达500页的详细报告。该报告记录了数百起不公正的定罪和过度的判决、多起对被拘留者数周内不得与家人或律师见面这样的“强迫失踪”控诉、60起酷刑以及5名被拘留者死于酷刑。16国王承诺惩罚那些虐待行为的责任人，实施改革，并努力在经历2011年严重分裂事件后实现民族和解。但是最终，巴斯尤尼报告提出的建议没有得到落实，巴林政权诉诸镇压以规避改革。

巴林政府战胜了珍珠广场的抗议者，这标志着突尼斯和埃及模式的“阿拉伯之春”终结。靠聚集足够多的人已不再能确保政权垮台。这个海湾小国向世人展示，如果一国武装部队一直忠于统治者并愿意向示威者开火，政权就能够挺过“革命”。对“革命”的逆转于2011年3月在巴林开始，于2013年7月在埃及达到高潮。如果说“阿拉伯之春”是关于公民不再恐惧他们的政府，那么反“革命”就是使用暴力来恢复恐惧。反“革命”将把随后在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发生的所有起义变成流血冲突。

“阿拉伯之春”是在巴林起义爆发几天后来到利比亚的。1969年以来，自诩为“兄弟领袖”的穆阿迈尔·卡扎菲（他总是拒绝接受“总统”头衔），通过残酷的镇压而非利比亚人民的首肯，长期掌握着权力。在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鼓舞下，利比亚人民奋起反抗统治他们41年的独裁者，揭开了2011年阿拉伯觉醒运动的暴力新篇章。

2月15日，东部城市班加西爆发示威，安全人员用武力镇压示威者，打伤数十人。利比亚活动分子效仿埃及和巴林组织者的做法，呼吁在2月17日发动“愤怒日”行动。抗议活动蔓延到全国各地，并波及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政府大楼和警察局。安全部队对示威者使用实弹，打死80多人。卡扎菲的儿子、预计的接班人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在2月20日的一次电视广播中威胁利比亚反政府武装。他轻蔑地对着镜头摇着手指说：“不要为84人的死亡而哭泣，因为你将为数十万人的死亡而哭泣。血流成河将近。”他谈论利比亚，就好像这是他家族的私有财产：“这个国家属于我们。”17

局面迅速脱离了政府的控制。卡扎菲政权的反对者将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作为他们的大本营，并于2月27日在那里成立了执政机构——国家过渡委员会。利比亚东部地区的武装部队和安全机构成员反抗政府，加入了反叛。反叛变得越来越有组织性，寻求推翻卡扎菲。然而，其余大部分武装部队依然忠于政权。一开始就是武装冲突的利比亚“革命”很快演变成内战。

在反叛初期，反叛分子占了上风。他们巩固了在班加西和利比亚东部沿海地区的地位，重新竖起1969年革命之前的红、黑、绿三色带有白色伊斯兰星与新月的国旗。数以千计的平民志愿者带着与他们的纪律和训练成反比的热情，加入了反叛的军队。他们驾驶配备重型机关枪的改装皮卡车，从班加西的基地出动，占领了重要的沿海城市，包括炼油港口城市布瑞加与拉斯拉努夫。到2月底，叛乱分子已经把控制范围扩大到班加西以东的整个海岸和的黎波里附近的主要城镇，如米苏拉塔。班加西四处都张贴着强硬的标语，用粗体红字书写的“拒绝外国干涉”周围围绕着鲜明的武器图案。“利比亚人民可以自己解决。”然而，事实证明，有关卡扎菲将重蹈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的覆辙的预言是不成熟的。

这位利比亚独裁者对他的统治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表现出愤怒，但毫不畏惧。他在的黎波里实施了全面打击。政权在城中心的绿色广场组织了支持卡扎菲的集会，数千名利比亚人在那里高呼口号支持“兄弟领袖”、反抗叛军。卡扎菲仍然控制着他的军队中装备最精良、训练最有素的部队。2月22日，他发表了冗长而杂乱无章的演讲，把叛军斥为“老鼠和蟑螂”，并发誓要“一寸一寸、一屋一屋、一户一户、一巷一巷”地追捕他们。这是卡扎菲扼杀“革命”的开始。

政府军在3月头几周的几个重大战斗中与反叛者交战并击败了他们。当卡扎菲的军队接近叛军在班加西的据点时，国际社会担心大屠杀迫在眉睫。反叛者2月的强硬立场不再，叛军公开呼吁国际社会干预。3月12日，阿拉伯联盟做出一项非同寻常的决定，要求联合国授权在利比亚叛军控制的地区设立禁飞区，以支持反叛者对抗被承认的政府。根据阿盟的决定，联合国安理会于3月17日通过了第1973号决议，在利比亚全境设立禁飞区，并授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利比亚平民。

联合国的决议使利比亚“革命”国际化。北约领导的干预部队几乎即刻袭击了利比亚境内的主要目标，法国、英国和美国发挥了主导作用。在约旦、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拉伯空军部队的支援下，北约战机发动致命空袭，卡扎菲的部队被迫从班加西撤退。行动的主动权已经从利比亚人转移到西方人手中，而任务也从设立禁飞区转向迫使卡扎菲下台。由国际社会来寻求推翻政权，这在“阿拉伯之春”诸起义中是头一次。

2011年春夏期间，尽管北约发动了数千次袭击，但卡扎菲仍控制着政权。反对运动的重大突破出现在8月20日，一次大规模进攻突破了卡扎菲在的黎波里的防线。8月23日，在反叛者庆祝胜利之时，利比亚独裁者和他的儿子们逃离了首都。国家过渡委员会获得国际承认，成为利比亚临时政府，并承诺迅速过渡到立宪政府。烟花四射，利比亚人民公开庆祝的黎波里的解放。

然而，这场战争在攻陷首都后仍在继续。卡扎菲的效忠者继续在这名下台领袖的家乡苏尔特和效忠者的根据地巴尼瓦利德，与国家过渡委员会的部队作战。经过长时间的围困，苏尔特于2011年10月20日落入国家过渡委员会部队之手，卡扎菲和他的儿子穆塔西姆（Mutassim）在那里被捕并被用私刑处死。卡扎菲之死的恐怖视频被上传到互联网，他的尸体在曾遭受政府军数月围困的米苏拉塔被公开示众，以向利比亚人证明，这名暴君真的死了。卡扎菲是这场已导致超过1.5万人丧生的冲突中最新一名死者。

政权的垮台并没有带来新的民主秩序，而是造成了权力真空。卡扎菲给他的人民留下了一种特殊的、缺乏制度的统治模式，这种模式使他多年来可以在权力不受制约或制衡的情况下统治。当利比亚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世界公民结束流亡回来助力重建祖国时，他们见到的是危险的混乱，因为有枪的人比有思想的人更容易填补权力真空。

利比亚向民主的过渡如约开始。2012年7月7日，约280万利比亚公民踊跃投票，选举设有200个席位的国民议会，以取代国家过渡委员会。然而，从一开始，伊斯兰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之间的派别分歧，加上利比亚本土政治中显著的部落和地区分裂，阻碍了议会的工作。的黎波里的民选政客对部落民兵统治的省份没有控制权。到2013年8月，敌对民兵组织之间爆发武装冲突，它们与政府角力，争夺城镇、港口和石油设施。

2014年，受迫于不可调和的政治力量，利比亚一分为二。在国民议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伊斯兰主义派别控制了首都的黎波里和整个利比亚西部。新选出的取代国民议会的国民代表大会和总理阿卜杜拉·萨尼（Abdullah al-Thinni）为首的利比亚政府被迫流亡到利比亚东部。利比亚国民军由一名前卡扎菲麾下的将军哈利法·哈夫塔尔（Khalifa Haftar）领导，支持利比亚东部的国民代表大会，而强大的民兵组织则力挺利比亚西部伊斯兰主义者主导的国民议会。

利比亚的战争给这个国家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据估计，2011—2015年间，有2.5万人死于这场冲突，超过10万人流离失所。就百姓的苦难和政治的分裂而言，利比亚“革命”与也门2011年以来的经历最为相似。

卡扎菲死后一个月，2011年11月23日，执政33年的也门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成为第四位倒台的阿拉伯统治者。

也门的“革命”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陷入僵局。这个国家按照先前南北分立（1990年统一）的模式呈现出内部分化，是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这一较为活跃的基地组织分支的根据地，并深陷也门-沙特边境什叶派胡塞社群的武装叛乱。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总统于1978—1990年统治北也门，并于1990年成为也门联合共和国总统。同阿拉伯专制统治的做法一样，他正在培养他的儿子艾哈迈德（Ahmed）来接替他。在阿拉伯世界中处于人类发展水平最低的情况下，也门人民对父子继承的前景深感忧虑，认为这会使萨利赫的蠹政永久化。因此，也门人民采纳了2011年阿拉伯“革命”的口号，希望推翻他们的政权。

2011年2月，萨那、亚丁和塔伊兹爆发数万人之众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分子在萨那大学附近搭建了一个帐篷城，效仿开罗解放广场，称之为“变革广场”。《纽约时报》记者罗伯特·沃思（Robert Worth）回忆，变革广场上的横幅上醒目地写着“反对腐败，反对暴政，人民要求推翻政权”，广场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也门风格。“它可能是受到开罗解放广场的启发，但它显然不同：更大、更脏、更狂野。它向不同方向延伸了好几个街区，在人行道上搭起了一大堆帆布帐篷，中间还有一个大舞台，供演讲用。”18

随着主要军事和部落领导人加入反对派行列，对总统的支持开始瓦解。然而，也门这场以和平抗议开始的运动变得越来越暴力。3月18日，军中忠于总统的部队向示威者开枪，打死50多名手无寸铁的平民。许多支持总统的人辞去了职务，加入了反对派。也门军中整支整支的部队倒戈支持示威者。国际社会也呼吁也门总统下台，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变得更加孤立。

在经历了10个月的政治动荡之后，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终于在海合会的斡旋及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支持下签署了一项协议：放弃权力并即时生效，以免于被起诉。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萨利赫于11月23日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Abed Rabbo Mansour al-Hadi）。然而，该协议远远没有满足抗议者改变政权的要求，也没有解决也门政治精英在“革命”过程中的派系分歧。活动分子希望看到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对示威者的死亡（总计近2000人）负责，他们认为，萨利赫不应该获得法律豁免。当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下台时，也门几乎没有庆祝，因为也门人依然不相信他真的放弃了权力。

也门于2012年2月举行了选举，但许多也门人质疑投票的意义，因为选票上只有一个名字：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然而，65%的选民最终还是授权哈迪总统改革也门政府，让该国各派实现和解。哈迪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功。2014年1月，全国对话会议就也门新的联邦结构和新宪法的条款达成了协议。然而，政治过渡也带来了不稳定。胡塞部落在以前忠于被推翻的总统萨利赫的军队的支持下，在北部重启叛乱。许多人公开推断，萨利赫正与他担任总统时试图镇压的胡塞武装分子勾结在一起。

2014年9月，胡塞武装未经抵抗进入也门首都萨那。胡塞人对这座城市并不陌生。他们属于宰德派，是什叶派的一支，其领袖或伊玛目以萨那为基地，统治也门达数个世纪，直到1962年共和革命为止。从历史上看，宰德人与伊朗的主流什叶派几乎没有接触。尽管在阿拉伯半岛，宰德人是少数教派，但他们从未在也门经历过教派冲突。然而，这些历史上的区分在21世纪困扰阿拉伯世界的恶性教派主义中很容易被忽视。

在几个月不愉快的共处之后，胡塞人在2015年2月任命了一个执政委员会来接替哈迪总统，后者带着政府主要成员逃往他的家乡亚丁。哈迪不愿将权力移交给胡塞人，他仍然是国际公认的也门领导人。胡塞人向亚丁挺进，打压这位流亡的总统，但哈迪逃到沙特阿拉伯，为他倒台的政府谋求支持。沙特人对也门的危机越来越担忧，他们认为这是一场伊朗人幕后操纵、旨在破坏阿拉伯半岛南部稳定的什叶派运动。他们决心像对待巴林那样，采取果断行动，防止伊朗在阿拉伯半岛立足。

2015年3月，沙特领导的十国联军对也门胡塞叛军发动了战争。19沙特海军对沿海地区实施严格海禁，防止伊朗向胡塞武装提供海上补给。与利比亚和巴林一样，最初的国内起义已演变成一场国际冲突。到2015年9月，也门政府军在其阿拉伯盟友空中力量的支持下，成功收复了亚丁。哈迪总统回到这座南部港口城市，领导一个无力的政府，这也确认了也门分为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和哈迪统治的南部。与此同时，阿拉伯联盟发起了毁灭性的空袭，将这个阿拉伯世界最贫穷国家的大量居民楼和基础设施夷为平地。

2011年之后的几年里，“革命”、战争和海上禁运加在一起，造成了也门的人道主义危机。到2015年底，战争使约250万也门人在境内流离失所；到2017年，战争估计已造成1万人死亡，4万人受伤。那些幸存下来的人面临着饥荒的爆发，因为海上封锁关闭了也门的国际货运渠道，而也门90%的粮食依赖进口。比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更糟糕的是，也门退化成了两个失败国家，彼此间争斗不休。20

尽管事实证明，利比亚和也门的事态发展是可怖的，但“阿拉伯之春”历史上最悲惨的一章是在叙利亚展开的。

叙利亚是2011年最后爆发民众起义的阿拉伯国家之一。当脸书活动分子首次试图在大马士革发动大规模抗议时，安全部队的人数远远超过示威者，以至于他们被吓得不敢坚持推进他们的行动。此外，2000年接替父亲哈菲兹·阿萨德担任总统的巴沙尔·阿萨德，享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和公众的支持，这让他有别于其他阿拉伯统治者。他掌权了11年，相对还是一个新人，而且他仍然享有改革者的名声——尽管这并不符实。2011年春，叙利亚政权在叙利亚和约旦边境的农业城镇德拉对一群青少年的抓捕与折磨，打破了这一形象。

3月的一天，一群叛逆的年轻人在德拉的墙上写上了2011年阿拉伯“革命”的标语：“人民想要推翻政权”。这一小小的挑衅行为，在当年春天的阿拉伯世界显得平淡无奇，但叙利亚政权对它的反应，将引发一场“革命”。

对阿拉伯世界各地的局势发展忧虑不安的阿萨德政权，拒绝容忍最低限度的异见表达。秘密警察逮捕了15名10—15岁之间的男孩，罪名是制作异见涂鸦。他们绝望的父母向政府请愿，要求释放他们，随后发展为公开游行抗议。安全部队以实弹回应，在德拉枪杀示威者，最后同意释放被拘留的青少年以平息事态。被释放后，这些男孩身上带有明显的酷刑痕迹，他们大部分的指甲都被拔掉了。

释放德拉的受虐儿童非但没有平息局势，反而激起了愤怒。在叙利亚近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抗议中，成千上万的市民起来反抗，推翻了所有与阿萨德政权有关的象征物。作为回应，军队加大了镇压力度，袭击了市中心一座被抗议者用作基地的清真寺，造成5人死亡。人群聚集起来埋葬死者，抗议的规模成倍增加。3月的最后一周，超过55名德拉市民死亡。

叙利亚各地的人们都密切关注着德拉事件。在许多像德拉那样经济不景气的小镇，市民们感觉被政府遗忘了，但却因害怕遭到报复而不敢抗议。在2011年春的“革命”氛围下，叙利亚人民鼓起勇气表达他们的异见并要求变革。他们开始组织抗议活动，给每一天都起不同的名字。萨玛尔·亚兹贝克是大马士革的一位单身母亲，她从2011年3月25日“尊严的星期五”开始写关于叙利亚“革命”的日记，从一开始就记录了伴随起义而来的激烈暴力：

今天，在尊严的星期五，叙利亚各大城市都爆发了示威。超过20万名示威者悼念德拉的死难者。德拉城外的全部村民都向南部的墓地行进。15人被杀。在霍姆斯有3人被杀。在拉塔基亚，有人被杀害，有人受伤……军队包围德拉，并向任何移动的生物开火。在塞奈迈因，安全部队实施大屠杀，杀了20人。21

事后看来，亚兹贝克对起义的支持似乎很令人惊讶，因为她是阿萨德总统所属阿拉维教派的一员。然而，在“革命”的头几个月，包括穆斯林、基督徒、阿拉维派和德鲁兹人在内的所有教派的叙利亚人共同行动要求改革。只有当“革命”演变成内战时，教派主义才开始起作用。

在叙利亚“革命”的第一阶段，抗议者是非暴力的。他们呼吁废除1963年以来实施的“紧急状态法”，以恢复他们的政治权利和人权。他们在反对法国委任统治时叙利亚民族主义者使用的旗帜下集会，该旗由绿、白、红三道横条构成，中间有三颗红星（叙利亚的官方国旗同1958—1961年间与埃及联合时使用的旗帜保持一致，由红、白、黑三道横条构成，中间是两颗绿色的星）。他们开始从小城镇发动，也呼吁大城市的同胞们高举横幅，提出改革诉求。

无论示威者多么平和，政权从一开始就开枪还击。与其他经历反“革命”的国家（巴林、利比亚和也门）一样，很大一部分军队仍然忠于总统，并被证明愿意向同胞开火。越来越多的持不同政见的士兵脱离部队，以抗议指挥官命令他们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火。2011年7月，一群变节的军人组建叙利亚自由军，领导反政权的武装叛乱。从非暴力到武装抗议的转变，把“革命”变成了全面的内战。

叙利亚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充分反映了这一转变意味着什么。在战争的第一年结束时，联合国已经报告有5000多人在叙利亚死亡。到2012年底，这一数字上升到4万人。联合国估计，到2014年夏季，死亡人数为19.1万。而在2016年，经过5年战争之后，死亡人数已超过40万。虽然死亡人数令人震惊，但它只反映了叙利亚所遭受的全部苦难中的一小部分。到2016年，冲突已使叙利亚一半以上的人口背井离乡。大约有610万叙利亚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另有480万人去境外的约旦、黎巴嫩、土耳其和欧盟国家寻求避难。22叙利亚人民和国际社会一直在努力解释，为什么“阿拉伯之春”会走上如此严重的错误道路。

示威者和国际社会忽视了阻碍叙利亚政权倒台的一些国内制约因素。无论反对者如何辱骂，巴沙尔·阿萨德在叙利亚一直享有较大的支持。叙利亚的少数群体——阿拉维派、德鲁兹人、伊斯玛仪派和基督教徒，约占2200万总人口的25%。绝大多数叙利亚人是逊尼派穆斯林，估计占总人口的75%。少数群体中的许多人认为，巴沙尔·阿萨德和他的阿拉维派主导的政府是对抗保守的逊尼派穆斯林秩序的堡垒，在这种秩序下，少数群体会遭到歧视。阿萨德还得到了更多持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立场的逊尼派穆斯林的大力支持，他们是执政的复兴党成员。支持者中还得算上为政权奋战的所有军队和安全部队人员。考虑到叙利亚出现的内部分歧比许多外国分析人士所承认的要严重得多，阿萨德的支持基础就显得更大了。

此外，与反对派相比，叙利亚政权的团结程度更高。在叙利亚战争期间，出现了数十个反对派民兵组织向政权发起挑战，从呼吁民主改革的公民团体，到以建立伊斯兰政权为目标的强硬派萨拉菲。这些反叛团体往往各有各的目标，为争夺地盘而相互战斗。另一方面，政权的凝聚力远超反对势力。政权受到的威胁越大，其核心就越强大。对于阿萨德政权及其支持者来说，胜利关乎生存。这场冲突已经恶化到不仅赢家通吃而且输家必亡的境地。这种对阿拉维派和复兴党人以及阿萨德政权其他关联群体进行种族灭绝式报复的恐惧，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阿萨德政权为何在保持权力上下了如此坚定的决心，为何宁可整个国家沦为废墟也不愿投降。

最后，随着地区和全球大国为保护自身利益进行干预，叙利亚冲突迅速国际化。自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叙利亚政权与阿拉伯国家分道扬镳去支持伊朗以来，伊朗一直与叙利亚保持着特殊关系。德黑兰从一开始就给予阿萨德政权无条件支持，这一立场得到黎巴嫩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的力挺。在叙利亚这场多战线的冲突中，伊朗革命卫队和真主党战士支持疲于作战的叙利亚正规军。为削弱伊朗的影响力，沙特及其海湾盟国在背后支持保守的逊尼派穆斯林民兵组织，向他们提供武器和弹药。土耳其为叙利亚自由军和致力于推翻阿萨德政权的叙利亚政治派别提供了一个基地，同时派军队跨境进入叙利亚，以阻止叙利亚库尔德民兵组织在对抗阿萨德政权过程中获益。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向一些特定的反对派别和民兵组织提供了有限的支持，或多或少与土耳其和海湾国家保持一致。

2015年9月，俄罗斯部署战机支持阿萨德政权，这突破了西方干预叙利亚冲突的限度。俄罗斯在叙利亚有明确的利益，因此果断采取行动保护叙利亚。叙利亚向俄罗斯提供了在地中海东部唯一的海军基地，以及一个监测中东情报的平台。叙利亚也是俄罗斯在阿拉伯世界中最后一个盟友。一旦阿萨德倒台，俄罗斯将失去对叙利亚所有影响力，这将大大削弱它在该地区的地位。

俄罗斯对反对派阵地的空袭为叙利亚军队提供了战略和道义上的支持。弗拉基米尔·普京政府表示不会允许阿萨德政权倒台。西方列强谴责俄罗斯干预，但美国和欧洲大国都不愿意直接对抗俄罗斯，也不会把自己的军队投入叙利亚冲突之中。因此，西方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相形见绌，阿萨德政权奉行与俄罗斯和伊朗联合对抗国内反对派的战略，并让美国及其盟国应对另一个争夺对叙控制权的势力——“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产生于2003年之后伊拉克逊尼派穆斯林组织抗击美国占领的过程中，特别是伊拉克基地组织。在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的领导下，伊拉克基地组织因对西方人和什叶派教徒使用极端暴力而出名。2006年扎卡维去世后，他的继任者将该组织重塑为“伊拉克伊斯兰国”。伊拉克深陷逊尼派对什叶派掌控的政府的反抗之中，叙利亚处于困境的阿萨德政权正在努力维护其控制下的核心领土，“伊斯兰国”利用两国政府控制力的崩溃，给地区的国家体系带来了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挑战。23

2011年起，“伊拉克伊斯兰国”与一支在叙利亚内战中作战的基地组织分支——2012年1月出现的努斯拉阵线结成联盟。2013年，基地组织领导人拒绝了“伊斯兰国”对努斯拉阵线的恶意收编。“伊斯兰国”运动没有被吓倒，而是更名为“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al-Sham, ISIS）。阿拉伯语词“沙姆”既指大马士革，也指伊斯兰早期大马士革控制的大叙利亚（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些现代国家合在一起的地区）。242014年6月29日，在占领伊拉克的逊尼派核心地区安巴尔省的主要城市和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后，“伊斯兰国”领导人艾布·伯克尔·巴格达迪宣布自己为哈里发，即全球逊尼派穆斯林社群的精神领袖。随后，巴格达迪的部队驾着推土机推倒了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的边界，宣布他们的哈里发国不再承认国家间的边界。“伊斯兰国”定都叙利亚东部城市拉卡，控制了横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广阔而人烟稀少的区域。

“伊斯兰国”的出现进一步使叙利亚内战国际化。这场运动迅速以对敌人和它认定的异教徒实施极端暴力而出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斩首外国俘虏视频录像以及施于少数群体雅兹迪人的种族灭绝措施震惊了全球公众。“伊斯兰国”还成功地招募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激进分子，引发了从华盛顿到北京的安全忧虑。“伊斯兰国”开始宣称对欧洲和美国发生的恐怖袭击负责。“伊斯兰国”在亚洲和非洲的特许分支开始宣布效忠于这个自封的哈里发国。西方国家遏制“伊斯兰国”的斗争开启了反恐战争的全新篇章，这回的焦点是叙利亚和伊拉克。

叙利亚领土支离破碎，控制方有阿萨德政权、各反对派运动、东北部的库尔德人以及“伊斯兰国”。新出现的敌人分裂了交战各方：美国及其欧洲盟国集中精力打击“伊斯兰国”，土耳其越发注重遏制叙利亚的库尔德人，而俄罗斯和伊朗则与叙利亚政权合作挫败反对派势力。多股力量的交汇解释了为什么叙利亚经受了反“革命”过程中最为暴力的冲突。

反“阿拉伯之春”的决定性篇章出现在埃及。

“1·25运动”成功推翻了执政30年的穆巴拉克，在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都燃起了希望：一个公民权利和问责政府的新时代将要到来。穆巴拉克一下台，埃及就进入了狂热的政治发展时期。埃及军方对政府实行托管，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6个月时间表来起草宪法修正案，作为选举新政府的指导。

埃及历史最悠久的反对派别穆斯林兄弟会已是该国最强大的政治组织。那些青年组织者，尽管十分高效地发动了民众抗议，但他们缺乏体制基础，也没有政治经验。他们创立了几十个政党，没有一个达到足够多的党员人数，这让更有组织的各伊斯兰主义政党主导了过渡时期的政治。那些较为世俗的埃及人怀疑穆兄会是一个秘密阴谋集团，企图将埃及变成一个伊斯兰国。为了不激起这些埃及人的警觉，穆兄会领导层承诺不寻求议会多数席位，不派候选人竞选总统。在此基础上，解放广场上的其他运动派别接纳穆兄会为埃及政治改革的建设性伙伴。

事实上，2011年11月埃及人投完票后，穆斯林兄弟会获得了40%的议会席位，居各派之首，获得第二多席位的是更为保守的伊斯兰萨拉菲主义政党光明党（Hizb al-Nur）。鉴于这个民选机构中的大多数席位都被伊斯兰主义者获得，世俗的埃及人开始担心，他们将迎来的不是一部自由主义宪法，而是一部用伊斯兰法取代埃及民法的伊斯兰主义宪章。

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竞选总统，这让穆兄会违背了早先的承诺，也让民众加深了对穆兄会真实意图的怀疑。穆尔西是受过美国教育的工程师，也是资深的穆兄会成员。他的竞争对手是同穆巴拉克有密切关联的前总理艾哈迈德·沙菲克（Ahmed Shafik）。对于埃及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必须在一个穆兄会成员和一个旧政权成员间做出选择，简直糟糕透顶。他们最终选择了变革而非世俗主义。2012年6月30日，穆罕默德·穆尔西宣誓就任埃及第五任总统，这是埃及第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

穆尔西的总统任期仅维持了1年。他日益专制的倾向疏远了大批埃及选民。2012年11月，穆尔西发布总统令，授权自己凌驾于法院之上，自封为埃及“革命”的监护人。在他的监督下，制宪会议召开了，但科普特基督徒和世俗的埃及自由主义者退出，抗议专制的伊斯兰主义倾向。制宪会议余下的成员几乎完全是男性伊斯兰主义者，他们于2012年11月30日批准了宪法草案，并急着在12月15—22日间对草案进行全民公投。埃及自由主义者呼吁抵制公投，结果只有33%的人参与投票。占投票者64%的多数人赞成宪法草案。12月26日，穆尔西签署总统令，宣布新宪法生效，他证实了自由主义改革者们对穆兄会劫持“革命”的担心。

2013年头几个月，反对穆尔西总统的声势越来越强。一个自称“反叛”（Tamarod）的运动发起全国范围的请愿，呼吁穆尔西下台。该运动自设目标，要在穆尔西就职一周年之际确保收到1500万个签名，但据报道，到6月29日，已有超过2200万人签名，一致要求穆尔西辞职，这已超出了既定的雄心勃勃的目标。这一数字从未得到证实，新闻报道援引了一些人，他们吹嘘自己已经签了20次请愿书甚至更多。不管是否存在潜在弄虚作假，请愿运动将自由主义者发动了起来，他们走上解放广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推翻穆尔西政权。

埃及军方抓住“反叛”运动带来的机会，干预埃及的政治动乱。许多分析者认为军队积极煽动请愿活动。从1952年自由军官革命到穆尔西当选总统，埃及一直由一个军事政权统治，每一位总统都曾经是军人：来自陆军的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安瓦尔·萨达特与来自空军的穆巴拉克。60年来，军队加深了对埃及政治和经济的控制。穆尔西政府及其穆兄会支持者对军方的利益构成了真正威胁，在埃及民主实验的乱局中，最高层军官迅速采取行动，重新控制局面并维护自身的利益。

埃及军方向穆尔西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48小时内处理埃及人民的合法关切，不然将进行军事干预。这是一个不可能得到响应的请求，穆尔西拒绝了。7月3日晚，国防部部长阿卜杜·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通过电视直播宣布解除穆尔西总统职权，由最高宪法法院院长阿兹利·曼苏尔（Adly Mansour）临时接替。穆尔西和他的几名主要官员被逮捕并秘密关押。这是一场典型的军事政变，尽管武装部队及其支持者愤怒地否定了这个说法。在开罗和全国其他地方，埃及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颂扬军队的行动尊重了人民的合法要求，是第二次“革命”。

7月3日的政变实际上是埃及暴力反“革命”的开始。一夜之间，穆兄会从执政党变成了违禁组织，其领导人被捕或在逃。穆兄会在埃及拥有广大的支持基础，其支持者被激怒了，因为他们认为，军队违宪，非法从民主选出的总统手中夺取权力。他们聚集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的清真寺示威，采用“阿拉伯之春”的模式，即占据一个中心地点，直到人民的意愿得到尊重，可惜徒劳无获。

军队及其支持者的人数比穆兄会更多。大多数埃及人都对穆兄会未能恪守其选举前的承诺感到失望，并对穆尔西拙劣的威权主义感到惊恐。此外，埃及人普遍厌倦了“革命”的混乱。人们希望恢复正常秩序，希望经济复苏，希望回归工作岗位谋取生计——这些都是被两年“革命”的动荡打乱的生活常态。人们信任军队，因为他们相信军队能够做到令行禁止、雷厉风行。

埃及政治历史上最暴力的篇章接踵而至。2013年8月14日，在6周的抗议活动之后，军方袭击了开罗的两处穆兄会的抗议据点：拉拜阿·阿达维亚和复兴广场。安全部队用实弹攻击平民示威者，一天之内屠杀了多达1000名被废总统的支持者。25军方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实行宵禁，法律便因此暂时失去了效力。当局更猛烈地镇压穆兄会，逮捕了数千人。9月，政府宣布穆兄会非法，冻结了其资产，12月，政府宣布穆兄会是恐怖组织。法院判处前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穆兄会最高精神领袖穆罕默德·巴迪阿（Mohamed Badie）和数百名级别略低的骨干人员死刑。此外，还有2万多名伊斯兰主义者被捕入狱。26

埃及军队清洗穆兄会势力的过程中，军队总司令阿卜杜·法塔赫·塞西将军的声望急剧上升。他的崇拜者们把他和纳赛尔相提并论，并鼓励他实现政治抱负。2014年3月，塞西辞去军中职务，得以不受限制地竞选总统。他只有一名竞争对手——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的反对派活动家哈姆丁·萨巴希（Hamdeen Sabahi）。2014年5月，塞西以96%的多数票赢得了总统选举。卸下军装的塞西无疑代表了军队重新掌控埃及政治。

埃及的反“革命”完成了。对许多人来说，2011年的“1·25运动”似乎从未发生过。阿拉伯人民不再要求公民权利和问责政府，他们放弃了对政治自由的希冀，不顾一切地寻求稳定。“革命”造成埃及和巴林的政治动荡，在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升级为内战。事实证明，“革命”式变革的代价超出了阿拉伯人民的承受能力——除了突尼斯，那里上演着“阿拉伯之春”仅存的成功故事。

突尼斯是唯一一个在“阿拉伯之春”后通过谈判实现向新宪政秩序平稳政治过渡的阿拉伯国家。反对派成员与本·阿里时代官员联合组建团结政府执掌权力。2011年10月，突尼斯人涌向投票站选举制宪会议来修订突尼斯宪法。本·阿里治下非法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复兴党（Ennahda）赢得了最多选票，达41%。同埃及穆兄会不同，突尼斯复兴党并没有试图利用从选举中获得的权力来主宰突尼斯政治。在突尼斯，伊斯兰主义者选择与两个中间派世俗政党合作，维持了较高程度的民族团结。起草新宪法的进程很漫长，但这是为了建立共识而不是实行胁迫。2014年1月通过的新宪法庄严载入了“革命”运动在公民权利和法治方面取得的成就。

2014年10—12月，突尼斯选民根据新的治国规则投票选举议会和总统，突尼斯向新宪政时代的过渡告一段落。这些规则是突尼斯人经过反复讨论和投票确认之后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外国势力强加的，达到了几个世纪以来围绕限制统治者专制权力而进行的斗争的目标。2014年的选举结果十分乐观。世俗派呼声党（Nidaa Tounes）赢得相对多数席位，伊斯兰主义的复兴党获得第二多席位，两党同意组建联合政府，呼声党主席贝吉·凯德·埃塞卜西（Beji Caid Essebsi）当选总统。

然而，突尼斯所取得的成就还很不稳固。突尼斯遭受了恐怖袭击，严重破坏了作为经济支柱的旅游业，而外国投资者尚未给予突尼斯足够的信任。在恐怖主义威胁得到遏制和经济增长得以恢复之前，突尼斯“革命”取得的成果仍将面临风险。然而，突尼斯脆弱的民主实验所取得的成功，符合阿拉伯世界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经历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暴力和破坏之后，阿拉伯人民势必将重申对问责政府的合法要求。对于阿拉伯人民在21世纪的希冀而言，突尼斯将成为一座灯塔。

致谢

在撰写这部阿拉伯世界的近现代史时，我有幸已成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杰出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

已故的阿尔伯特·侯拉尼是研究阿拉伯世界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聚集了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学者，使中东研究中心成为欧洲领先的研究现代中东的大学研究所。从我1991年成为中心成员起，已经退休的同事穆斯塔法·巴达维、德里克·霍普伍德、罗伯特·马布罗和罗杰·欧文一直是我的导师。我充分仰仗了他们对中东的深刻了解，与他们讨论了本书的论点，并硬是将各章草稿发给他们以征求意见。他们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励和提出建设性的批评。

中东研究中心目前的研究团队在各方面都保留了阿尔伯特·侯拉尼最初团队的魔力。在艾哈迈德·沙希、沃尔特·安布拉斯特、拉斐拉·德尔·萨托、荷马·卡忒泽安、西莉亚·克斯莱克、菲利普·罗宾斯和迈克尔·威利斯等人中，我有慷慨的朋友和同事每天都为这个项目做出贡献——每天早上在中心边喝咖啡边闲聊，推荐阅读文献和评论章节草稿。我特别感谢阿维·施莱姆，他是一位研究以色列与阿拉伯人之间波折历史的杰出而富有创新精神的历史学家。阿维阅读了每一章，并在大学的午餐时间与我会面，给我最详细和最有建设性的反馈。他富有洞察力的评论对本书的每一部分都有影响。

我要感谢中东研究中心的档案管理员黛比·阿瑟，她慷慨地支持我对档案中丰富的私人文件和历史照片的研究。我非常感谢中东研究中心图书管理员马斯坦·埃布泰哈伊和中心管理员朱丽亚·库克。

我在牛津大学的阿拉伯近现代史课程中使用了本书稿，非常感谢机敏的学生们的反馈。我要感谢丽姆·艾布·法得勒、尼克·卡尔达赫吉和纳迪亚·奥维达特对本书研究的帮助。

在写本书的这几年里，我一直依靠家人和朋友，无论他们是否为专业人士，都来阅读并评论章节草稿。他们的鼓励和批评对本书的完成起到了比他们所想的更大的作用。我要感谢彼得·艾雷、图伊·克拉克、我的伊拉克历史导师福拉斯·哈迪德、蒂姆·肯尼迪、迪娜·扈利、约书亚·兰迪斯、罗纳德·奈特勒、汤姆·奥尔德、最先鼓励我写作这本阿拉伯人史的托马斯·菲利普、加比·皮特伯格、塔里克·拉马丹、我的兄弟格兰特·罗根、凯文·沃特金斯和我才华横溢的妻子恩盖尔·伍兹。

我要特别感谢我最执着的读者——我的母亲玛格丽特·罗根。她一生都在研究中东，她从头到尾阅读了本书的每一章，挑出错误，没有让母爱蒙蔽她。

自本书首次出版以来，多位读者来信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更正，其中许多已被这一版本采纳。我要感谢阿里·阿拉维、马克·艾伦爵士、穆扎法·H.巴拉齐、赛斯·弗兰茨曼、艾弗·卢卡斯、米歇尔·吕特法拉、弗朗西斯·罗宾森、阿扎姆·萨阿德和理查德·昂德兰。

我要感谢布洛涅-比扬古的阿尔伯特·卡恩博物馆的塞尔日·富沙尔，他制作了阿尔伯特·卡恩收藏中卓越的早期彩色相片的副本以供出版。我也非常感谢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的维多利亚·霍格思和哈佛美术图书馆的杰夫·斯珀尔，他们为本书收录的图像提供了帮助。

如果没有我的文学经纪人费利西蒂·布莱恩的卓越才干，本书就不会问世。我特别感谢费利西蒂打破自己不为朋友代理的规矩。我将永远感激乔治·卢卡斯同意在纽约代表我，并以令人难忘的方式把我介绍给纽约的出版界。他们两人一起为本书找到了最好的出版社。

对基本书局（Basic Books），我深深地感谢我的编辑劳拉·海默特，她用幽默与洞察力，鼓励我写出了一本比我独自一人能写出来的更好的书。布兰登·普罗亚贡献了他的编辑才能，并帮助搜寻适合本书的图像。凯·玛丽亚和米歇尔·浅川拼尽全力，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文字编辑。在企鹅出版社，西蒙·温德以其深邃的学识深度参与本书的写作过程，使我受益匪浅。

在写作本书的每一刻，我的家人都是我的力量和灵感。我疯狂地承担了这个写作项目，但恩盖尔以及我俩的儿子理查德和女儿伊莎贝尔十分通情达理，谢谢你们！

图片版权许可

1. Private collection. Photo © Christie’s Images/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2. Private collection. Photo © Christie’s Images/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3. Photograph by Bonfils.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ine Arts Library, HSM

4. Chateau de Versailles, France/ Giraudon/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5. Private collection/ © The Fine Art Society, London, UK/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6.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ine Arts Library, HSM 620

7. Chateau de Versailles, France/ Lauros/ Giraudon/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8. Musée Condé, Chantilly, France/ Giraudon/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9. Musée Albert-Kahn-Département des Hauts-de-Seine, A15488

10. Musée Albert-Kahn-Département des Hauts-de-Seine, A15562

11. Musée Albert-Kahn-Département des Hauts-de-Seine, A51046

12. Private Collection/Archives Charmet/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All best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contact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is anonymous Moroccan work.

13. Musée Albert-Kahn-Département des Hauts-de-Seine, A19031

14. Frédéric Gadmer, Musée Albert-Kahn-Département des Hauts-de-Seine, A19747

15. Owen Tweedy Collection, PA 7/216,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16. Sir Edmund Allenby Collection, PA 5/8,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17. Bibliotheque Nationale, Paris, France/ Archives Charmet/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18. Norman Mayers Collection album 1/40,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19. John Poole Collection 11/5/5,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20. John Poole Collection 11/4/16,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21. Sir Edward Spears Collection, Album 8/28,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22. Sir Edward Spears Collection, Album 9/75,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23. Desmond Morton Collection, 13/1/1,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24. Desmond Morton Collection, 13/1/2,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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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序言

1. 穆罕默德的姐姐巴斯玛·布瓦齐齐，转引自“Controversy over ‘the Slap’ That Brought Down a Government,” Asharq Al-Awsat, February 2, 2011；菲达·哈姆迪，转引自KaremYehia, “Tunisian Policewoman Who‘Slapped’ Bouazizi Says ‘I Was Scapegoated by Ben Ali,’” Ahram Online, December 16, 2014。另见Yasmine Ryan, “The Tragic Life of a Street Vendor: Al-Jazeera Travels to the Birthplace of Tunisia’s Uprising and Speaks to Mohamed Bouazizi’s Family,” AlJazeera.com, January 20, 2011；Kareem Fahim, “Slap to a Man’s Pride Set Off Tumult in Tunisia,”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1, 2011。

2. 菲达·哈姆迪在多次采访中就这一系列事件给出了自己的讲述，见Yehia, “Tunisian Policewoman Who ‘Slapped’ Bouazizi,”和Radhouane Addala and Richard Spencer, “I Started the Arab Spring. Now Death Is Everywhere, and Extremism Is Blooming,” Daily Telegraph, December 17, 2015。

3. Roger Owen, The Rise and Fall of Arab Presidents for Lif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Joseph Sassoon, Anatomy of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Arab Republ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4. Samir Kassir, Being Arab (London: Verso, 2006)， from the author’s introduction.

5. 菲达·哈姆迪在以下采访中谈论自己佩戴头巾：“Interview with Fadia Hamdy ［sic］,” video posted by CorrespondentsDotOrg on YouTube, July 11, 201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SeRkT5A8rQ。

6. George Will, “Take Time to Understand Mideast Asia,”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9, 2001.

7. Eugene Rogan, The Fall of the Ottomans: The Great War in the Middle East, 1914-1920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第一章　从开罗到伊斯坦布尔

1. 先知穆罕默德离世引发了伊斯兰教最早的分裂之一，因为他的追随者们在如何选择他的继承人（即哈里发）来领导穆斯林社团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一派穆斯林主张继承者须来自先知家族，并支持阿里·本·艾布·塔利卜为继承者，他是先知的堂弟和女婿，是他的近亲。这个派别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阿里党人”，“什叶”一词即源于此。然而，大多数穆斯林认为，哈里发应该是最虔诚的穆斯林，最有能力去维护“逊奈”（sunna），即先知穆罕默德的做法和信仰，这派人后来被称为逊尼派。在伊斯兰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逊尼派一直是信仰者群体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多数，特别是在阿拉伯和土耳其世界，而什叶派伊斯兰教各支则扎根在阿拉伯半岛南部、波斯和南亚。

2. 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本·伊耶斯（约1448—1524）的编年史《世事奇葩》（Bada’iʻ al-zuhur fi waqa’iʻ al-duhur）1893—1894年首次在开罗出版。关于奥斯曼征服叙利亚和埃及部分的英语节译本为W. H. Salmon, An Account of the Ottoman Conquest of Egypt in the Year A.H. 922 (A.D. 1516)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1)。全译本为Gaston Wiet,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Chronique d’Ibn Iyâs, vol. 2 (Paris: S.E.V.P.E.N., 1960).此处的叙述参见Salmon, Account of the Ottoman Conquest, pp.41-46；Wiet,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pp.65-67。

3. Salmon, Account of the Ottoman Conquest, pp.92-95; Wiet,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pp.117-120.

4. Salmon, Account of the Ottoman Conquest, pp.111-113; Wiet,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pp.137-139.

5. Salmon, Account of the Ottoman Conquest, pp.114-117; Wiet,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pp.140-143.

6. Wiet,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pp.171-172.

7. Ibid., p.187.

8. 正统哈里发是先知穆罕默德的最初四位继承者,即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他们在7世纪统治着早期的伊斯兰社团。他们之后是伍麦叶王朝（公元661—750年），定都大马士革。

9. Thomas Philipp and Moshe Perlmann, eds., ʻ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1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1994), p.33.

10. Salmon, Account of the Ottoman Conquest, pp.46-49; Wiet,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pp.69-72.

11. 沙姆斯丁·穆罕默德·本·阿里·本·突伦（约1485—1546）的编年史《大马士革土耳其省长的背景资料》的校订本与译本为Henri Laoust, Les Gouverneurs de Damas sous les Mamlouks et les premiers Ottomans (658—1156/1260—1744) (Damascus: Institut Français de Damas, 1952)。

12. Bruce Masters, The Origins of Western Economic Dominance in the Middle East: Mercantilism and the Islamic Economy in Aleppo, 1600—1750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8).

13. Laoust, Les Gouverneurs de Damas, p.151.

14. Salmon, Account of the Ottoman Conquest, p.49; Wiet,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p.72.

15. Laoust, Les Gouverneurs de Damas, pp.154-157.

16. 源自伊本·朱玛（逝于1744年后）的编年史，参见Laoust, Les Gouverneurs de Damas, p.172。

17. 伊本·朱玛和伊本·突伦的叙述几乎相同，前者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后者的叙述，参见Laoust, Les Gouverneurs de Damas, pp.154-159, 171-174。

18. Amnon Cohen and Bernard Lewis, Population and Revenue in the Towns of Palestin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3-18.

19. Muhammad Adnan Bakhit, The Ottoman Province of Damascu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eirut: Librairie du Liban, 1982), pp.91-118.

20. I. Metin Kunt, The Sultan’s Servan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Ottom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1550—16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32-33.

21. Philipp and Perlman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1, p.33.

22. Michael Winter, Egyptian Society Under Ottoman Rule, 1517—1798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16-17.

23. Bakhit, Ottoman Province of Damascus, pp.105-106.

24. 赛义德·穆拉德所著《海伊尔丁帕夏征服记》（Ghazawat-i Khayr al-Din Pasha）为16世纪抄本，其法语节译本为Sander Rang and Ferdinand Denis, Fondation de la régence d’Alger: Histoire de Barberousse (Paris: J. Angé, 1837)。此处的叙述参见vol. 1, p.306。

25. John B. Wolf, The Barbary Coast: Algeria Under the Turks (New York: W. W. Norton, 1979), p.20.

26. Cited in ibid., p.27.

27. Ahmad b. Muhammad al-Khalidi al-Safadi, Kitab tarikh al-Amir Fakhr al-Din al-Maʻni ［The book of history of the Amir Fakhr al-Din al-Maʻni］,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Asad Rustum and Fuad al-Bustani under the title Lubnan fi ʻahd al-Amir Fakhr al-Din al-Maʻni al-Thani ［Lebanon in the age of Amir Fakhr al-Din II al-Maʻni］ (Beirut: Editions St. Paul, 1936, reprinted 1985).

28. Abdul-Rahim Abu-Husayn, Provincial Leaderships in Syria, 1575—1650 (Beirut: American University in Beirut Press, 1985) pp.81-87.

29. Al-Khalidi al-Safadi, Amir Fakhr al-Din, pp.17-19.

30. Ibid., pp.214-215.

31. Ibid., pp.150-154.

32. Daniel Crecelius and ʻAbd al-Wahhab Bakr, trans., Al-Damurdashi’s Chronicle of Egypt, 1688—1755 (Leiden: E. J. Brill, 1991), p.286.

33. Ibid., p.291.

34. Ibid., p.296.

35. Ibid., pp.310-312.

36. Winter, Egyptian Society Under Ottoman Rule, p.24.

第二章　阿拉伯人挑战奥斯曼统治

1. Ahmad al-Budayri al-Hallaq, Hawadith Dimashq al-Yawmiyya ［Daily events of Damascus］ 1741—1762 (Cairo: Egyptian Association for Historical Studies, 1959), p.184; and George M. Haddad, “The Interests of an Eighteenth Century Chronicler of Damascus,” Der Islam 38 (June 1963): 258-271.

2. Budayri, Hawadith Dimashq, p.202.

3. Ibid., p.129.

4. Ibid., p.219.

5. Ibid., p.57.

6. Ibid., p.112.

7. 转引自Albert Hourani, “The Fertile Crescen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Vision of History (Beirut: Khayats, 1961), p.42。

8. Thomas Philipp and Moshe Perlmann, eds., ʻ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1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1994), p.6.

9. 关于黎巴嫩山的谢哈卜家族，参见Kamal Salibi, The Modern History of Lebano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1965)。关于摩苏尔的加利利家族，参见Dina Rizk Khoury, State and Provincial Society in the Ottoman Empire: Mosul, 1540—18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 Roger Owe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 (London: Methuen, 1981), p.7.

11. Budayri, Hawadith Dimashq, pp.27-29.

12. Ibid., pp.42-45.

13. Amnon Cohen, Palestin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erusalem: Magnes Press, 1973), p.15.

14. Thomas Philipp, Acre: The Rise and Fall of a Palestinian City, 1730—183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36.

15. Philipp and Perlmann, 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1, p.636. 关于伟大的阿里贝伊，参见Daniel Crecelius, The Roots of Modern Egypt: A Study of the Regimes of ʻÀli Bey al-Kabir and Muhammad Bey Abu al-Dhahab, 1760—1775 (Minneapolis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1)。

16. Philipp and Perlmann, 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1, p.639.

17. Ibid., p.638.

18. Ibid., p.639.

19. 这段叙述来自黎巴嫩山的埃米尔哈伊达尔·艾哈迈德·谢哈卜（1761—1835）的编年史《当世英华录》（Al-Ghurar al-Hisan fi akhbar abna’ al-zaman）。谢哈卜的编年史由Asad Rustum 和Fuad al-Bustani校订出版，题为《谢哈卜埃米尔时代的黎巴嫩》（Lubnan fi ʻahd al-umara’ al-Shihabiyin）， vol. 1 (Beirut: Editions St. Paul, 1984), p.79。

20. Shihab, Lubnan fi ʻahd al-umara’ al-Shihabiyin, vol. 1, pp.86-87.

21. Philipp and Perlmann, 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1, p.639.

22. Philipp, citing Ahmad al-Shihab’s Tarikh Ahmad Pasha al-Jazzar, in Acre, p.45.

23. 这段关于扎希尔·欧麦尔之死的戏剧性叙述出自米哈伊勒·萨巴厄（约1784—1816）的编年史《谢赫扎希尔·欧麦尔·齐达尼史》（Tarikh al-Shaykh Zahir al-ʻUmar al-Zaydani）(Harisa, Lebanon: Editions St. Paul, 1935), pp. 148-158。

24. 引自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London: Saqi, 2000), p. 98。

25. Philipp and Perlmann, 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4, p. 23.

26. Mikhayil Mishaqa, Murder, Mayhem, Pillage, and Plunder: The History of Lebanon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Albany: SUNY Press, 1988), p. 62.

第三章　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帝国

1. Thomas Philipp and Moshe Perlmann, eds., ʻ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3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1994), p.2.

2. Ibid., p.13.

3. Ibid., p.8.

4. Ibid., p.51.

5. M. de Bourienne, Mèmoires sur Napolèon, 2 vols. (Paris, 1831), cited in ibid., p.57, n. 63.

6. Thomas Philipp and Moshe Perlmann, eds., ʻ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3, pp.56-57.

7. Afaf Lutfi al-Sayyid Marsot, Egypt in the Reign of Muhammad Ali(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7. See also Darrell Dykstra, “The French Occupation of Egypt,” in M. W. Dal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13-138.

8. Thomas Philipp and Moshe Perlmann, eds., ʻ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3, pp.505-506.

9. Ibid., vol. 4, pp.179-180.

10. Marsot, Egypt in the Reign of Muhammad Ali, p.72.

11. Ibid., p.201. 一袋钱相当于500比索，19世纪20年代的兑换比率约为1美元=12.6比索。

12. 对处决瓦哈比运动领导者的叙述来自俄国大使给奥斯曼帝国的报告,转引自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London: Saqi, 2000), p.155。

13. Khaled Fahmy, All the Pasha’s Men: Mehmed Ali, His Arm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92.

14. Mustafa Rashid Celebi Efendi, cited in ibid., p.81.

15. Letter from Muhammad ʻAli to his agent Najib Efendi dated October 6, 1827, translated by Fahmy in All the Pasha’s Men, pp.59-60.

16. 米哈伊勒·米舍卡写于1873年的编年史《答挚爱者建议书》（al-Jawab ʻala iqtirah al-ahbab）由Wheeler Thackston翻译出版：Murder, Mayhem, Pillage, and Plunder: The History of the Lebanon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Albany: SUNY Press, 1988), pp.165-169。

17. Ibid., pp.172-174.

18. Ibid., pp.178-187.

19. Palmerston’s letter of July 20, 1838, cited in Marsot, Egypt in the Reign of Muhammad Ali, p.238.

20. Mishaqa, Murder, Mayham, Pillage, and Plunder, p.216.

21. London Convention for the Pacification of the Levant, 15-17 September 1840, reproduced in J. C.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vol. 1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271-275.

第四章　改革的危险

1. 对塔赫塔维作品《披沙拣金记巴黎》（Takhlis al-Ibriz fi Talkhis Bariz）的完整英译和研究，见Daniel L. Newman, An Imam in Paris: Al-Tahtawi’s Visit to France (1826—1831) (London: Saqi, 2004)。

2. Ibid., pp.99, 249.

3. Ibid., pp.105, 161.

4. 对这部宪法的分析转载于ibid., pp.194-213。

5. 塔赫塔维对1830年七月革命的分析可参见ibid., pp.303-330。

6. 1839年改革法令的译本转载于J. C.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vol. 1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269-271。

7. 1856年改革法令的文本转载于ibid., pp.315-318.

8. 大马士革的奥斯曼法官穆罕默德·萨义德·乌斯图沃奈的日记由Asʻad al-Ustuwana编辑出版，Mashahid wa ahdath dimishqiyya fi muntasif al-qarn al-tasiʻ ʻashar (1840—1861)(Damascus: Dar al-Jumhuriyya, 1993), p.162。

9. Jonathan Frankel, The Damascus Affair: “Ritual Murder,” Politics, and the Jews in 18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 Bruce Masters, “The 1850 Events in Aleppo: An Aftershock of Syria’s Incorporation into the Capitalist World 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2 (1990): 3-20.

11. Leila Fawaz, An Occasion for War: Civil Conflict in Lebanon and Damascus in 1860 (London: I. B. Tauris, 1994); and Ussama Makdisi, The Culture of Sectarianism: Community, History, and Viol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Ottoman Leban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2. 大马士革穆斯林要人艾布·沙特·哈希卜的回忆录引自 Kamal Salibi, “The 1860 Upheaval in Damascus as Seen by al-Sayyid Muhammad Abu’l-Suʻud al-Hasibi, Notable and Later Naqib al-Ashraf of the City,” in William Polk and Richard Chambers, eds., Beginnings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190。

13. Wheeler Thackston Jr. 翻译了米哈伊勒·米舍卡写于1873年的历史，译本题为Murder, Mayhem, Pillage, and Plunder: The History of the Lebanon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Albany: SUNY Press, 1988), p.244。

14. 米舍卡1860年9月27日向美国驻贝鲁特领事提交的阿拉伯语报告，存于美国马里兰州大学公园市国家档案馆。

15. Y. Hakan Erdem, Slavery i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Demise, 1800—1909 (Basingstoke, UK: 1996).

16. Roger Owe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 (London: Methuen, 1981), p.123.

17. David Landes, Bankers and Pashas: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Egyp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91-92.

18. Owen,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pp.126-127.

19. Janet Abu Lughod, Cairo: 1001 Years of the City Victoriou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98-113.

20. 海伊尔丁的自传《致我的孩子》（À mes enfants）由M. S. Mzali和J. Pignon编辑出版：“Documents sur Kheredine,” Revue Tunisienne (1934): 177-225, 347-396，本段引文见p.183。

21. 海伊尔丁的政治著作《万国实闻录》（Aqwam al-masalik li maʻrifat ahwal al-mamalik）的编译本为Leon Carl Brown, The Surest Path: The Political Treatise of a Nineteenth-Century Muslim Statesm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22. Ibid., pp.77-78.

23. Jean Ganiage, Les Origines du Protectorat francaise en Tunisie (1861—1881)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9); L. Carl Brown, The Tunisia of Ahmad Bey (1837—185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and Lisa Anderson, The Stat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unisia and Libya, 1830—198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24. 转引自Brown, The Surest Path, p.134。

25. Mzali and Pignon, “Documents sur Kheredine,” pp.186-187.

26. 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Sadat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27. Niyazi Berkes, The Emergence of Secularism in Turkey (London: Routledge, 1998), p.207.

28. Ahmet Cevdet Pasha in Charles Issawi,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urkey, 1800—191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349-351; and Roderic Davison, Reform in the Ottoman Empire, 1856—187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112.

29. Mzali and Pignon, “Documents sur Kheredine,” pp.189-190.

30. Owen,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pp.100-121.

31. Ibid., pp.122-152.

第五章　第一波殖民主义：北非

1. 两份报告的文本转载于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vol. 1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227-231。

2. Rifaʻa Rafiʻal-Tahtawi, An Imam in Paris (London: Saqi, 2004), pp.326-327.

3. Alexandre Bellemare, Abd-el-Kader: Sa Vi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Paris: Hachette, 1863), p.120.

4. 两份条约的原始文本与英语译文转载于Raphael Danziger, Abd al-Qadir and the Algerians: Resistance to the French and Internal Consolidation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77), pp.241-260。条约分配给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领土地图见ibid., pp.95-96，157-158。

5. Reproduced in Bellemare, Abd-el-Kader, p.260.

6. Ibid., p.223.

7. A. de France, Abd-El-Kader’s Prisoners; or Five Months’ Captivity Among the Arabs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n.d.), pp.108-110.

8. Bellemare, Abd-el-Kader, pp.286-289. 阿卜杜·卡迪尔之子在Tuhfat al-za’ir fi tarikh al-Jaza’ir wa’l-Amir ʻAbd al-Qadir (Beirut: Dar al-Yaqiza al-ʻArabiyya, 1964), pp.428-431中描写了齐马拉陷落对士兵士气的影响。

9. Tangier Convention for the Restoration of Friendly Relations: France and Morocco, September 10, 1844, reproduced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pp.286-287.

10. Bellemare, Abd-el-Kader, p.242.

11. Stanford J. Shaw and Ezel Kural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90-191. 注意法郎兑英镑比率为FF25 =￡1, 土耳其镑兑英镑比率为￡T1 =￡0.909。

12. 欧拉比的自传被收入Jurji Zaydan编写的人物志《19世纪东方名人传》（Tarajim Mashahir al-Sharq fi’l-qarn al-tasiʻ ʻashar）， vol. 1 (Cairo: Dar al-Hilal, 1910), (hereafter Urabi memoirs)。

13. Ibid., p.261.

14. 1903年，欧拉比向威尔弗里德·斯科恩·布伦特讲述了这些事件，后者将之收入Secre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Egyp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reprint of 1922 ed.), p.369。

15. Urabi memoirs, p.269.

16. Ibid., p.270.

17. Ibid., p.272.

18. 布伦特请穆罕默德·阿布笃评论欧拉比对这些事件的叙述，见Blunt, Secret History, p.376。

19. Urabi memoirs, p.274.

20. Blunt, Secret History, p.372.

21. A. M. Broadley, How We Defended Arabi and His Friends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84), p.232.

22. Ibid., pp.375-376.

23. Blunt, Secret History, p.299.

24. Mudhakkirat ʻUrabi ［Memoirs of Urabi］, vol. 1 (Cairo: Dar al-Hilal, 1954), pp.7-8.

25. 关于“争夺非洲”和法绍达事件，参见Ronald Robinson and John Gallagher,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 2nd ed. (Houndmills, UK: Macmillan, 1981)。

26.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1, p.477.

27. Ibid., pp.508-510.

28. Ahmad Amin, My Life, translated by Issa Boullata (Leiden: E. J. Brill, 1978), p.59.

29. 转引自Ami Ayalon, The Press in the Arab Middle East: A History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5。

30. 转引自ibid., p.30。

31. 转引自ibid., p.31。

32. Martin Hartmann, The Arabic Press of Egypt (London, Luzac, 1899), pp.52-85, cited in Roger Owen, Lord Cromer: Victorian Imperialist, Edwardian Proconsu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51.

33. Albert Hourani, 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1798—1939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13.

34. Ahmad Amin, My Life, pp.48-49.

35. Thomas Philipp and Moshe Perlmann, trans. and eds., ʻ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3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1994), pp.252-253.

36. Daniel L. Newman, An Imam in Paris: Al-Tahtawi’s Visit to France (1826—1831) (London: Saqi, 2004), p.177.

37. Ahmad Amin, My Life, p.19.

38. Judith Tucker, Wome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gyp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29.

39. Qasim Amin, The Liberation of Women, trans. Samiha Sidhom Peterson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at Cairo Press, 1992), p.12.

40. Ibid., p.15.

41. Ibid., p.72.

42. Ibid., p.75.

43. Ahmad Amin, My Life, p.90.

44. Ibid., p.60.

45. Ibid., pp.60-61.此处英译者使用了“upset”（苦恼）一词，但原阿拉伯语用词意为“悲伤”，语义更强。

第六章　分而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解决方案

1. “De Bunsen Committee Report,” in J. C. Hurewitz, ed.,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vol. 2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26-46.

2. 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转引自ibid., pp.46-56。

3. 引自卡拉克居民奥代·古苏斯未出版的回忆录，转引自Eugene Rogan, Frontiers of the Stat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Transjordan, 1851—19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32-233。

4. 《赛克斯-皮科协定》转引自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p.60-64。

5. George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 The Story of the Arab National Movement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38), p.248.

6. 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巴塞尔纲领》转引自Paul R. Mendes-Flohr and Jehuda Reinharz, The Jew in the Modern World: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429。

7. Tom Segev, One Palestine, Complete (London: Abacus, 2001)， p.44.

8. 《贝尔福宣言》转引自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p.101-106。

9. 哲马勒帕夏的评论载于《东方报》（al-Sharq），转引自Antonius, Arab Awakening, pp.255-256。

10. 1918年11月7日英、法两国发布的声明转引自ibid., pp.435-436;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112。

11. 费萨尔与魏茨曼的协议转引自Walter Laqueur and Barry Rubin, eds., The Israel-Arab Read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New York: Penguin, 1985), pp.19-20。

12. 费萨尔的备忘录转引自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p.130-132。

13. Harry N. Howard, The King-Crane Commission (Beirut: Khayyat, 1963), p.35.

14. 《金-克瑞恩报告》首次刊载于Editor ＆ Publisher 55, 27, 2nd section, December 2, 1922。他们所提建议的节略版转引自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p.191-199。

15. Abu Khaldun Satiʻal-Husri, The day of Maysalun: A Page from the Modern History of the Arabs (Washington, DC: Middle East Institute, 1966), pp.107-108.

16. 转载于阿拉伯语版的Sati’ al-Husri, Yawm Maysalun (Beirut: Maktabat al-Kishaf, 1947), plate 25。关于标语口号的政治功用，见James L. Gelvin, Divided Loyalties: Nationalism and Mass Politics in Syria at the Close of Empire (Los Angeles 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17. Al-Husri, Day of Maysalun, p.130，为巴黎美国代表团撰写的《金-克瑞恩报告》的秘密附录证实了这一点。

18. Yusif al-Hakim, Suriyya wa’l-ʻahd al-Faysali ［Syria and the Faysali era］ (Beirut: Dar An-Nahar, 1986), p.102.

19. “Resolution of the General Syrian Congress at Damascus,” reproduced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p.180-182.

20. “King-Crane Recommendations,” in ibid., p.195.

21. Al-Husri, Day of Maysalun, p.79.

22. Elie Kedourie, “Saʻad Zaghlul and the British,” St. Antony’s Papers 11, 2 (1961): 148-149.

23. 麦克弗森关于1919年革命的信件转引自Barry Carman and John McPherson, eds., The Man Who Loved Egypt: Bimbashi McPherson (London: Ariel Books, 1985), pp.204-221。

24. Huda Shaarawi, Harem Years: The Memoirs of an Egyptian Feminist, trans. and ed. Margot Badran (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 1986), p.34.

25. Ibid., pp.39-40.

26. Ibid., p.55.

27. Ibid., pp.92-94.

28. Al-Istiqlal, October 6, 1920, reproduced in Abd al-Razzaq al-Hasani, al-ʻIraq fi dawray al-ihtilal wa’l intidab ［Iraq in the occupation and mandate eras］ (Sidon: al-ʻIrfan, 1935), pp.117-118.

29. Charles Tripp, A History of Iraq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36-45.

30. Published by Shaykh Muhammad Baqr al-Shabibi in Najaf, July 30, 1920. Reproduced in al-Hasani, al-ʻIraq, pp.167-168.

31. Ghassan R. Atiyya, Iraq, 1908—1921: A Political Study (Beirut: Arab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Publishing, 1973).

32. Muhammad Abd al-Husayn, writing in the Najaf newspaper al-Istiqlal, October 6, 1920, reproduced in al-Hasani, al-ʻIraq, pp.117-118.

33. Aylmer L. Haldane, The Insurrection in Mesopotamia, 1920 (Edinburgh and London: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922), p.331.

第七章　大英帝国在中东

1. Charles E. Davies, The Blood-Red Arab Flag: An Investigation into Qasimi Piracy, 1797—1820 (Exeter: Exe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5-8, 190. See also Sultan Muhammad al-Qasimi, The Myth of Arab Piracy in the Gulf (London: Croom Helm, 1986).

2. 英国与巴林谢赫的协议签订于1880年12月22日，见J. C.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Affairs, vol. 1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432。

3. 引自巴林与英国在1892年3月13日签订的排他性协议，见ibid., p.466。

4. Great Britain, Parliamentary Debates, Commons, 5th ser., vol. 55, cols. 1465—1466, cited in ibid., p.570.

5. De Bunsen Report of June 30, 1915, reprinted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p.28-29.

6.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s,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hereafter MECA), Philby Papers 15/5/241, letter from Sharif Husayn to Ibn Saud dated February 8, 1918.

7. MECA, Philby Papers 15/5/261, letter from Sharif Husayn to Ibn Saud dated May 7, 1918.

8. 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Memoir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0), p.181.

9. 沙特军队在第二次胡尔迈战役（1918年6月23日至7月9日）中截获的文件显示，哈希姆军队有步兵1689人、骑兵和其他部队约900人，共2636人。MECA, Philby Papers 15/5/264.

10. MECA, Philby Papers 15/2/9 and 15/2/30, two copies of Ibn Saud’s letter to Sharif Husayn dated August 14, 1918.

11. MECA, Philby Papers 15/2/276, letter from Sharif Husayn to Shakir bin Zayd dated August 29, 1918.

12. King Abdullah, Memoirs, p.181.

13. Ibid., p.183; Mary Wilson, King Abdullah, Britain, and the Making of Jord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7.

14. King Abdullah, Memoirs, p.183.

15. 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London: Saqi, 2000), p.249.

16. 转引自Timothy J. Paris, Britain, the Hashemites, and Arab Rule, 1920—1925 (London: Frank Cass, 2003), p.1。

17. 转引自Wilson, King Abdullah, Britain, and the Making of Jordan, p.53。

18. 南部城镇卡拉克基督徒奥代·古苏斯（1877—1943）的回忆录从未出版。这里引用的所有段落都来自回忆录阿拉伯语打字稿中关于外约旦埃米尔阿卜杜拉的第九章。

19. 奥代·古苏斯在他的回忆录中转载了1923年11月1日的起诉书，见第63页。1924年1月9日，他在吉达收到该起诉书的副本。

20. Uriel Dan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ransjordan, 1920—1949: The Making of a Stat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4), pp.81-92.

21. 1921年7月8日信件。格特鲁德·贝尔的信件可通过纽卡斯尔大学的格特鲁德·贝尔项目网上阅览，见http://www.gerty.ncl.ac.uk/。

22. Sulayman Faydi, Mudhakkirat ［Memoirs of］ Sulayman Faydi (London: Saqi, 1998), pp.302-303.

23. Gertrude Bell, letter of August 28, 1921.

24. Muhammad Mahdi Kubba, Mudhakkirati fi samim al-ahdath, 1918—1958 ［My memoirs at the center of events, 1918—1958］ (Beirut: Dar al-Taliʻa, 1965), pp.22-25.

25. 1922年协议的文本转载于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p.310-312。

26. Kubba, Mudhakkirati, pp.26-27.

27. 费萨尔的绝密备忘录转引自Hanna Batatu, The Old Social Classes and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of Iraq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25-26。

28. 扎格卢勒的评论转引自“Bitter Harvest,” Al-Ahram Weekly Online, October 12-18, 2000, http://weekly.ahram.org.eg/。

29. Ismail Sidqi, Mudhakkirati ［My memoirs］ (Cairo: Madbuli, 1996), p.85.

30. Ibid., p.87. 伤亡人数来自一部持同情立场的西德基传记，Malak Badrawi, Ismaʻil Sidqi, 1875—1950: Pragmatism and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Egypt (Richmond, UK: Curzon, 1996), p.61。

31. Sidqi, Mudhakkirati, p.97.

32. 奥斯曼时期的人口数据很不可靠。巴以冲突中人口统计的政治化进一步加大了这一不可靠程度。最可靠的资料是Justin McCarthy, The Population of Palest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这些数字见table 1.4D, p.10。

33. Ibid., p.224.

34. Neville J. Mandel, The Arabs and Zionism Before World War I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Hasan Kayali, Arabs and Young Turks: Ottomanism, Arabism, and Islamism in the Ottoman Empire, 1908—1918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103-106.

35. 移民人数见McCarthy, Population of Palestine, p.224。伤亡人数见Charles Smith, Palestine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4th ed. (Boston and 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s, 2001), pp.113, 130。

36. 丘吉尔的备忘录转载于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p.301-305。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37. Matiel E. T. Mogannam, The Arab Woman and the Palestine Problem (London: Herbert Joseph, 1937), pp.70-73.

38. Ibid., p.99.

39. McCarthy, Population of Palestine, pp.34-35.

40. Akram Zuaytir, Yawmiyat Akram Zuʻaytir: al-haraka al-wataniyya al-filastiniyya, 1935—1939 ［The diaries of Akram Zuaytir: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35—1939］ (Beirut: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1980), pp.27-30.

41. Ibid., p.29.

42. Ibid., pp.32-33.

43. 转引自Wilson, King Abdullah, Britain, and the Making of Jordan, p.119。

44. 艾布·萨勒曼的诗转载于巴勒斯坦小说家Ghassan Kanafani， “Palestine, the 1936—1939 Revolt” (London: 1982)。

45. 本-古里安的日记转引自Tom Segev, One Palestine, Complete (London: Abacus, 2001), pp.403-404。

46. 对英国为打击阿拉伯起义而采取的这些和其他镇压措施的详细描述见Tom Segev, One Palestine, Complete, pp.415-443。另见Matthew Hughes, “The Banality of Brutality: British Armed Forces and the Repression of the Arab Revolt in Palestine, 1936—39,”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24 (2009)：313-354。

47. Harrie Arrigonie, British Colonialism: 30 Years Serving Democracy or Hypocrisy (Devon: Edward Gaskell, 1998)。本书描述了这些发生在他抵达白萨前一周的事件。Arrigonie也转载了被毁公共汽车和村民尸体的照片。阿拉伯人对这场屠杀的叙述来自Eid Haddad，他的父亲在15岁时目睹了这起暴行，但他将这次事件的发生日期定为1939年6月，见“Painful memories from Al Bassa,” http://www.palestineremembered.com。Ted Swedenburg从库威凯特村收集到了相似的叙述，见Memories of Revolt: The 1936—1939 Rebellion and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Past (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2003), pp.107-108。

48. 1939年白皮书转载于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p.531-538。

第八章　法兰西帝国在中东

1. Meir Zamir,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Lebanon (London: Croom Helm, 1985), p.15.

2. 与阿蒙同行的还有另一个马龙派教徒、一个逊尼派穆斯林、一个希腊东正教基督徒和一个德鲁兹人。Lyne Lohéac, Daoud Ammoun et la Création de l’État libanais (Paris: Klincksieck, 1978), p.73.

3. 阿蒙的陈述载于颇有影响力的《巴黎日报》（Le Temps）, January 29, 1919，转载于George Samné, La Syrie (Paris: Editions Bossard, 1920), pp.231-232。

4. Ghanim’s introduction in Samné, La Syrie, pp.xviii-xix.

5. Muhammad Jamil Bayhum, Al-ʻAhd al-Mukhdaram fi Suriya wa Lubnan, 1918—1922 ［The era of transition in Syria and Lebanon］ (Beirut: Dar al-Tali’a, n.d. ［1968］), p.109.

6. Ibid., p.110.

7. Lohéac, Daoud Ammoun, pp.84-85.

8. Bishara Khalil al-Khoury, Haqa’iq Lubnaniyya ［Lebanese realities］, vol. 1 (Harisa, Lebanon: Basil Brothers, 1960), p.106.

9. Lohéac, Daoud Ammoun, pp.91-92.

10. Alphonse Zenié, quoted in ibid., p.96.

11. Yusif Sawda, resident in Alexandria, cited in ibid., p.139.

12. Bayhum, al-ʻAhd al-Mukhdaram, pp.136-140.

13. Si Madani El Glaoui, cited in C. R. Pennell, Morocco Since 1830: A History (London: Hurst, 2000), p.176.

14. Pennell, Morocco Since 1830, p.190.

15. 被法国人逮捕后，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卡里姆（阿卜杜·克里姆）在拉希德·里达主编的期刊《光塔》（al-Manar）上发表了他的政见，见al-Manar 27, 1344—1345 (1926—1927)：630-634。英译本见C. R. Pennell, A Country with a Government and a Flag: The Rif War in Morocco, 1921—1926 (Wisbech: MENAS Press, 1986), pp.256-259。

16. 转引自Pennell, A Country with a Government，源自阿卜杜·克里姆失败后法国人对部落民的采访，p.186。

17. Ibid., pp.189-190.

18. Ibid., pp.256-259.

19. Fawzi al-Qawuqji, Mudhakkirat ［Memoirs of］ Fawzi al-Qawuqji, vol. 1, 1914—1932 (Beirut: Dar al-Quds, 1975), p.81.

20. Edmund Burke III, “A Comparative View of French Native Policy in Morocco and Syria, 1912—1925,” Middle Eastern Studies 9 (1973): 175-186.

21. Philip S. Khoury, 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 The Politics of Arab Nationalism, 1920—194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02-108.

22. Burke, “Comparative View,” pp.179-180.

23. Abd al-Rahman Shahbandar, Mudhakkirat ［Memoirs］ (Beirut: Dar al-Irshad, 1967), p.154.

24. Al-Qawuqji, Mudhakkirat, p.84.

25. Al-Qawuqji, Mudhakkirat, pp.156-157.

26. Al-Qawuqji, Mudhakkirat, pp.86-87.

27. Ibid., p.89; Michael Provence, The Great Syrian Revolt and the Rise of Arab Nationalis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5), pp.95-100.

28. Siham Tergeman, Daughter of Damascu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p.97.

29. Shahbandar, Mudhakkirat, pp.186-189.

30. Al-Qawuqji, Mudhakkirat, pp.109-112.

31. John Ruedy, Modern Algeria: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2nd ed.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2005), p.69.

32. Gustave Mercier, Le Centenaire de l’Algérie, vol. 1 (Algiers: P＆G Soubiron, 1931), pp.278-281.

33. Ibid., vol. 1, pp.296-300.

34. Ibid., vol. 2, pp.298-304.

35. Ferhat Abbas, Le jeune Algérien: De la colonie vers la province ［The young Algerian: From the colony toward the province］ (Paris: Editions de la Jeune Parque, 1931), p.8.

36. 根据Ruedy书中第111页的数据，有20.6万名阿尔及利亚人被征召入伍，其中2.6万人战死，7.2万人受伤。Abbas称有25万名阿尔及利亚人被征召入伍，其中8万人死亡；p.16。

37. Abbas, Le jeune Algérien, p.24.

38. Ibid., p.119.

39. Ibid., pp.91-93.

40. Claude Collot and Jean-Robert Henry, Le Mouvement national algérien: Textes 1912—1954 ［The Algerian national movement: Texts 1912—1954］ (Paris: L’Harmattan, 1978), pp.66-67.

41. Ibid., pp.68-69.

42. Ibid., pp.38-39. 关于麦萨利，见Benjamin Stora, Messali Hadj (1898—1974): pionnier du nationalism algérien ［Messali Hadj (1898—1974): Pioneer of Algerian nationalism］ (Paris: L’Harmattan, 1986)。

43. 法案的全译本见J. C.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Affairs, vol. 2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504-508。

44. Al-Khoury, 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 p.592.

45. Bishara al-Khoury, Haqa’iq Lubnaniyya ［Lebanese realities］, vol. 2 (Beirut: Awraq Lubnaniyya, 1960), pp.15-16.

46. Ibid., pp.33-52.

47. Khalid al-Azm, Mudhakkirat ［Memoirs of］ Khalid al-ʻAzm, vol. 1 (Beirut: Dar al-Muttahida, 1972), pp.294-299.

48. Tergeman, Daughter of Damascus, pp.97-98.

第九章　巴勒斯坦灾难及其后果

1. Communiqué of the Jewish Underground Resistance in Palestine, cited in Menachem Begin, The Revolt (London: W. H. Allen, 1951), pp.42-43.

2. 斯特恩的话转载于Joseph Heller, The Stern Gang: Ideology, Politics and Terror, 1940—1949 (London: Frank Cass, 1995), pp.85-87。

3. Begin, The Revolt, p.215.

4. Ibid., pp.212-230.

5. Manchester Guardian, August 1, 1947, p.5, cited in Paul Bagon, “The Impact of the Jewish Underground upon Anglo Jewry: 1945—1947” (M.Phil. thesis, Oxford, 2003), pp.118-119.

6. Jewish Chronicle, August 8, 1947, p.1, cited in Bagon, “Impact of the Jewish Underground,” p.122.

7. 转引自William Roger Louis,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1945—195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485。

8. Charles D. Smith, Palestine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4th ed. (Boston and 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s, 2001) pp.190-192.

9. 转载于T. G. Fraser, The Middle East, 1914—1979 (London: E. Arnold, 1980), pp.49-51。

10. Al-Ahram, February 2, 1948.

11. 卡西姆·利马维陪同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前往大马士革，向研究1948年巴勒斯坦大灾难的历史学家阿里夫·阿里夫讲述了他的经历，见al-Arif, al-Nakba: Nakbat Bayt al-Maqdis wa’l-Firdaws al-Mafqud ［The catastrophe: The catastrophe of Jerusalem and the lost paradise］, vol. 1 (Sidon and Beirut: al-Maktaba al-ʻAsriyya, 1951), pp.159-161。

12. Ibid., p.161. 阿里夫在脚注中提醒读者，另一些英国士兵加入了哈加纳的部队。

13. Ibid., p.168.

14. Ibid., pp.171-170.

15. 工厂主之子艾哈迈德·阿伊什·赫里勒和当时17岁的小农家之女阿伊莎·吉马·宰伊丹的证词，转载于Staughton Lynd, Sam Bahour, and Alice Lynd, eds., Homeland: Oral Histories of Palestine and Palestinians (New York: Olive Branch Press, 1994), pp.24-26。

16. Arif, al-Nakba, p.173。

17. Ibid., pp.173-174.

18. Ibid., pp.174-175.

19. Benny Morris, The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1947—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0.

20. Rashid al-Hajj Ibrahim, al-Difaʻʻan Hayfa wa qadiyyat filastin ［The defense of Haifa and the Palestine problem］ (Beirut: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2005), p.44.

21. Ibid., p.104.

22. Ibid., pp.109-112.

23. 来自Khalil al-Sakakini，转引自Tom Segev, One Palestine, Complete (London: Abacus, 2000), p.508。

24. Morris,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p.141.

25. Avi Shlaim, The Politics of Partition: King Abdullah, the Zionists, and Palestine, 1921—195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6. John Bagot Glubb, A Soldier with the Arab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7), p.66.

27. 转引自Fawaz Gerges, “Egypt and the 1948 War,” in Eugene Rogan and Avi Shlaim, eds., The War for Palestine: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19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59。

28. Avi Shlaim, “Israel and the Arab Coalition in 1948,” in ibid., p.81. 只有埃及军队在战争过程中大幅度增加了兵力，从最初的1万人增加到战争结束时的峰值4.5万人。Gerges, “Egypt and the 1948 War,” p.166.

29. Gamal Abdel Nasser, The Philosophy of the Revolution (Buffalo, NY: Economica Books, 1959), pp.28-29.

30. Constantine K. Zurayk, The Meaning of the Disaster, trans. R. Bayly Winder (Beirut: Khayat, 1956).

31. Musa Alami, “The Lesson of Palestine,” Middle East Journal 3 (October 1949): 373-405.

32. Zurayk, Meaning of the Disaster, p.2.

33. Ibid., p.24.

34. Alami, “Lesson of Palestine,” p.390.

35. Richard P. Mitchell, The Society of the Muslim Broth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6.

36. ʻAdil Arslan, Mudhakkirat al-Amir ʻAdil Arslan ［The memoirs of Amir ʻAdil Arslan］, vol. 2 (Beirut: Dar al-Taqaddumiya, 1983), p.806.

37. Avi Shlaim, “Husni Zaʻim and the Plan to Resettle Palestinian Refugees in Syria,”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5 (Summer 1986): 68-80.

38. Arslan, Mudhakkirat, p.846.

39. Mary Wilson, King Abdullah, Britain, and the Making of Jord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209-213.

第十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

1. Nawal El Saadawi, A Daughter of Isis: The Autobiography of Nawal El Saadawi (London: Zed Books, 2000), pp.260-261.

2. Nawal El Saadawi, Walking Through Fire: A Life of Nawal El Saadawi (London: Zed Books, 2002), p.33.

3. Anouar Abdel-Malek, Egypt: Military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p.36.

4. Mohammed Naguib, Egypt’s Destiny (London: Gollancz, 1955), p.101.

5. Anwar el-Sadat, In Search of Identity (London: Collins, 1978), pp.100-101.

6. Khaled Mohi El Din, Memories of a Revolution: Egypt 1952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1995), pp.41-52.

7. Ibid., p.81.

8. Naguib, Egypt’s Destiny, p.110.

9. Ibid., pp.112-113.

10. 萨达特在《寻找身份认同》（In Search of Identity）一书第107页表示，政变爆发时他正在电影院；穆希丁在《革命回忆录》（Memories of a Revolution）中记录了那场争吵和相关警察记录。

11. Mohi El Din, Memories of a Revolution, pp.103-104.

12. El Saadawi, Walking Through Fire, p.51.

13. Sadat, In Search of Identity, p.121.

14. Naguib, Egypt’s Destiny, pp.139-140.

15. Ibid., p.148.

16. Alan Richards, Egypt’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1800—1980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2), p.178.

17. El Saadawi, Walking Through Fire, pp.53-54.

18. Charles Issawi,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table A.3, p.231.

19. 该数据转引自Naguib, Egypt’s Destiny, p.168。

20. Richard P. Mitchell, The Society of the Muslim Broth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49.

21. Joel Gordon, Nasser’s Blessed Movement: Egypt’s Free Officers and the July Revolution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79.

22. Mohamed Heikal, Nasser: The Cairo Documents (London: New English Library, 1972), p.51.

23. 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 p.112.

24. Hassan II, The Challenge (London, 1978), p.31, 转引自C. R. Pennell, Morocco Since 1830: A History (London: Hurst, 2000), p.263。

25. Leila Abouzeid, Year of the Elephant: A Moroccan Woman’s Journey Toward Independen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9), pp.20-21. 艾布·宰德的首部阿拉伯语小说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

26. Ibid., pp.36-38. 在这部小说英语译本的序言中，艾布·宰德写道：“在整部作品中的主要事件和人物都是真实的。这些故事并不是我创造的，我只是简单地按事实真相讲述了他们，而摩洛哥充满了尚未被讲述的故事。”

27. Ibid., pp.49-50.

28. John Ruedy, Modern Algeria: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2005), p.163.

29. Heikal, The Cairo Documents, pp.57-63.

30. Motti Golani, “The Historical Place of the Czech-Egyptian Arms Deal, Fall 1995,” Middle Eastern Studies 31 (1995): 803-827.

31. Heikal, The Cairo Documents, p.68.

32. Ibid., p.74.

33. Ezzet Adel, quoted by the BBC, “The Day Nasser Nationalized the Canal,” July 21, 2006, http://news.bbc.co.uk/1/hi/world/middle_east/5168698.stm.

34. Heikal, The Cairo Documents, pp.92-95.

35. 转引自Shlaim, The Iron Wall, p.166。

36. Heikal, The Cairo Documents, p.107.

37. 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政变密谋的细节，参见Wilbur Crane Eveland, Ropes of Sand: America’s Failure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W. W. Norton, 1980)。

38. El Saadawi, Walking Through Fire, pp.89-99. 伤亡数字转引自Heikal, Cairo Documents, p.115。

39. Heikal, Cairo Documents, p.118.

40. Abdullah Sennawi, quoted by Laura James, “Whose Voice? Nasser, the Arabs, and ‘Sawt al-Arab’ Radio,” Transnational Broadcasting Studies 16 (2006), http://www.tbsjournal.com/James.html.

41. Youmna Asseily and Ahmad Asfahani, eds., A Face in the Crowd: The Secret Papers of Emir Farid Chehab, 1942—1972 (London: Stacey International, 2007), p.166.

42. Patrick Seale, The Struggle for Syria: A Study of Post-War Arab Politics, 1945—1958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07.

43. Khalid al-Azm, Mudhakkirat ［Memoirs of］ Khalid al-Azm, vol. 3 (Beirut: Dar al-Muttahida, 1972), pp.125-126.

44. Ibid., pp.127-128.

45. Seale, The Struggle for Syria, p.323.

46. Avi Shlaim, Lion of Jordan: The Life of King Hussein in War and Peace (London: Allen Lane, 2007), pp.129-152; Lawrence Tal, Politics, the Militar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Jordan, 1955—1967 (Houndmills, UK: Macmillan, 2002), pp.43-53.

47. Eveland, Ropes of Sand, pp.250-253.

48. Yunis Bahri, Mudhakkirat al-rahala Yunis Bahri sijn Abu Ghurayb maʻ rijal al-ʻahd al-maliki baʻd majzara Qasr al-Rihab ʻam 1958 fi’l-ʻIraq ［Memoirs of the traveler Yunis Bahri in Abu Ghurayb Prison with the men of the Monarchy era after the 1958 Rihab Palace Massacre in Iraq］ (Beirut: Dar al-Arabiyya li’l-Mawsuʻat, 2005), p.17.

49. 这段叙述是一位目击者在艾布·格莱布监狱中向优尼斯·白哈里讲述的，见Bahri, Mudhakkirat, pp.131-134。

50. Ibid., pp.136-138.

51. Camille Chamoun, La Crise au Moyen Orient (Paris, 1963), p.423, 转引自Irene L. Gendzier, Notes from the Mine Field: United States Intervention in Lebanon and the Middle East, 1945—195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297-298。

52. Heikal, Cairo Documents, p.131.

第十一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

1. 转引自Malcolm Kerr, The Arab Cold War: Gamal ʻAbd al-Nasir and His Rivals, 1958—1970, 3r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21。

2. Mohamed Heikal, Nasser: The Cairo Documents (London: New English Library, 1972), p.187.

3. Mouloud Feraoun, Journal 1955—1962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62), p.156.

4. Ibid., pp.151-152.

5. 这个故事是阿尔及尔战役的另一位女性亲历者宰哈拉·德里夫讲述的，见Danièle Djamila Amrane-Minne, Des Femmes dans la guerre d’Algérie ［Women in the Algerian War］ (Paris: Karthala, 1994), p.139。

6. Georges Arnaud and Jacques Vergès, Pour ［For］ Djamila Bouhired (Paris: Minuit, 1961), p.10. 哲米莱·布希里德是埃及导演优素福·夏因一部故事长片的主人公。

7. Amrane-Minne, Femmes dans la guerre d’Algérie, pp.134-135.

8. Alistair Horne, A Savage War of Peace: Algeria, 1954—1962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Books, 2006), p.151.

9. 保尔·欧萨莱斯将军在其2001年出版的关于阿尔及尔战役的回忆录中，公开承认了使用酷刑的普遍程度，在法国国内也重新激起了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滥施酷刑的争议。这本书已被译为英语出版，标题为：The Battle of the Casbah: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in Algeria, 1955—1957 (New York: Enigma, 2002)。

10. Horne, Savage War of Peace, p.282.

11. Feraoun, Journal, p.274.

12. Ibid., pp.345-346.

13. Amrane-Minne, Femmes dans la guerre d’Algérie, pp.319-320.

14. Anouar Abdel-Malek, Egypt: Military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p.287.

15. 转引自Laura M. James, Nasser at War: Arab Images of the Enemy (Houndmills, UK: Palgrave, 2006), p.56。

16. “毫无疑问，20世纪50年代中期（也门）北部的部落民……也在定期地收听开罗（的广播）。”见Paul Dresch, A History of Modern Yem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77。

17. Ibid., p.86.

18. 转引自Mohamed Abdel Ghani El-Gamasy, The October War: Memoirs of Field Marshal El-Gamasy of Egypt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1993), p.18。

19. Heikal, Cairo Documents, p.217.

20. Gamasy, The October War, p.28.

21. Anwar el-Sadat, In Search of Identity (London: Collins, 1978), p.172.

22. 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 p.239.

23. 转引自Gamasy, The October War, p.53。

24. Ibid., p.54.

25. Ibid., p.62.

26. Ibid., p.65.

27. Hussein of Jordan, My “War” with Israel (New York: Peter Owen, 1969), pp.89-91.

28. Michael B. Oren, Six Days of War: June 1967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 Penguin, 2003), p.178.

29. Hasan Bahgat, cited in Oren, Six Days of War, p.201.

30. BBC Monitoring Service, cited in ibid., p.209.

31. Ibid., p.226.

32. Sadat, In Search of Identity, pp.175-176.

33. Ibid., p.179.

34. Ibid.

35. 关于纳赛尔（与以色列的秘密）外交，见Shlaim, The Iron Wall, pp.117-123；关于（约旦国王）侯赛因与以色列官员会谈的启动，见Avi Shlaim, The Lion of Jordan: The Life of King Hussein in War and Peace (London: Allen Lane, 2007), pp.192-201。

36. 萨拉赫·赫莱夫与埃里克·鲁洛合作，使用化名艾布·伊亚德发表了回忆录。见My Home, My Land: A Narrative of the Palestinian Struggle (New York: Times Books, 1981), pp.19-23。

37. 转引自Helena Cobban, The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sation: People, Power,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3。

38. Leila Khaled, My People Shall Live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3), pp.85, 88.

39. Mahmoud Issa, Je suis un Fedayin ［I am a Fedayin］ (Paris: Stock, 1976), pp.60-62.

40. 本数据引自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Peac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78-179。

41. Khaled, My People Shall Live, p.107.

42. Abu Iyad, My Home, My Land, p.60.

43. Sayigh, Armed Struggle, p.203.

44. Khaled, My People Shall Live, p.112.

45. Ibid.

46. Ibid., p.124.

47. Ibid., p.126.

48. Ibid., pp.136-143.

49. Khalaf, My Home, My Land, p.76.

50. Khaled, My People Shall Live, p.174.

51. 转引自Peter Snow and David Phillips, Leila’s Hijack War (London: Pan Books, 1970), p.41。

52. Heikal, Cairo Documents, pp.21-22.

第十二章　石油时代

1. Daniel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p.446.

2. Ibid., p.500.

3. 例如，图雷基对一条阿拉伯输油管道的观点，见Naql al-batrul al-ʻarabi ［Transport of Arab petroleum］ (Cairo: League of Arab States, Institute of Arab Studies, 1961), pp.114-122。

4. Muhammad Hadid, Mudhakkirati: al-siraʻ min ajli al-dimuqtratiyya fi’l- ʻIraq ［My memoirs: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Iraq］ (London: Saqi, 2006), p.428; Yergin, The Prize, pp.518-523.

5. Yergin, The Prize, pp.528-529.

6. 转引自Mirella Bianco, Gadhafi: Voice from the Desert (London: Longman, 1975), pp.67-68。

7. Mohammed Heikal, The Road to Ramadan (London: Collins, 1975), p.70.

8. Abdullah al-Turayqi, Al-bitrul al-ʻArabi: Silah fi’l-maʻraka ［Arab petroleum: A weapon in the battle］ (Beirut: PLO Research Center, 1967), p.48.

9. Jonathan Bearman, Qadhafi’s Libya (London: Zed, 1986), p.81; Frank C. Waddams, The Libyan Oil Industry (London: Croom Helm, 1980), p.230; Yergin, The Prize, p.578.

10. Ali A. Attiga, The Arabs and the Oil Crisis, 1973—1986 (Kuwait: OAPEC, 1987), pp.9-11.

11. Al-Turayqi, al-Bitrul al-ʻArabi, pp.7, 68.

12. Mohamed Abdel Ghani El-Gamasy, The October War: Memoirs of Field Marshal El-Gamasy of Egypt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1993), p.114.

13. Ibid., pp.149-151.

14. Ibid., pp.180-181.

15. Riad N. El-Rayyes and Dunia Nahas, eds., The October War: Documents, Personalities, Analyses, and Maps (Beirut: An-Nahar, 1973), p.63.

16. 转引自Yergin, The Prize, p.597。哈立德·哈桑向阿兰·哈特讲述了同一故事：“费萨尔说：‘条件是你必须要坚持战斗很长时间，不能在几天后就要求停火。你战斗的时间不得少于3个月。’”见Alan Hart, Arafat: Terrorist or Peacemaker? (London: Sidgwick and Jackson, 1984), p.370。

17. Heikal, The Road to Ramadan, p.40.

18. 盖迈西称，10月6日、7日分别有27架、48架以色列飞机被击落，这就意味着战争打响的最初两天共有75架以色列飞机被击落（第234页）。他宣称10月6日、7日以色列损失的坦克分别为120辆和170辆（第217、233页）。与整场战争的官方数据——以色列共损失了103架飞机和840辆坦克，阿拉伯军队损失了329架飞机和2554辆坦克——相比较，这些数字看来是可信的。见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 p.321。

19. 转引自Yergin, The Prize, pp.601-606。

20. El-Rayyes and Nahas, The October War, pp.71-73.

21. Heikal, Road to Ramadan, p.234.

22. 以色列官方数据转引自Shlaim, Iron Wall, p.321。

23. Heikal, Road to Ramadan, p.275.

24. 转引自Hart, Arafat, p.411。

25. Ibid., p.383.

26. Ibid., p.379.

27. Uri Avnery, My Friend, the Enemy (London: Zed, 1986), p.35.

28. Ibid., p.52.

29. Ibid., p.36.

30. Ibid., p.43.

31. Ibid., p.44.

32. Lina Mikdadi Tabbara, Survival in Beirut (London: Onyx Press, 1979), pp.3-4, 116.

33. Hart, Arafat, p.411.

34. 阿拉法特演讲全文转载于Walter Laqueur and Barry Rubin, eds., The Israel-Arab Read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New York: Penguin, 1985)。

35. Hart, Arafat, p.392.

36. Patrick Seale, Abu Nidal: A Gun for Hire (London: Arrow, 1993), pp.162-163.

37. 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已登记的难民数据。正如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所指出的，登记是自愿的，因此登记难民的数量并非准确人口数据，而是少于难民实际人口数量。罗伯特·菲斯克称1975年黎巴嫰国内巴勒斯坦难民总数为35万，见Pity the Nation: Lebanon at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73。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网站上公开的难民数据，见http://www.un.org/unrwa/publications/index.html。

38. Camille Chamoun, Crise au Liban ［Crisis in Lebanon］ (Beirut: 1977), pp.5-8.

39. Kamal Joumblatt, I Speak for Lebanon (London: Zed Press, 1982), pp.46-47.

40. Tabbara, Survival in Beirut, p.25.

41. Ibid., p.19.

42. Ibid., pp.20, 29.

43. Ibid., pp.53-54.

44. Saad Eddin Ibrahim, “Oil, Migration, and the New Arab Social Order,” in Malcolm Kerr and El Sayed Yasin, eds., Rich and Poor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2), p.55.

45. Tabbara, Survival in Beirut, p.66.

46. Walid Khalidi, Conflict and Violence in Lebanon: Confront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60-62.

47. Ibid., p.104.

48. Tabbara, Survival in Beirut, p.114.

49. Jumblatt, I Speak for Lebanon, p.19.

50. Tabbara, Survival in Beirut, p.178.

51. 大饼骚乱发生于1977年1月18日和19日。见Mohamed Heikal, Secret Channels: The Inside Story of Arab-Israeli Peace Negotiations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6), p.245。

52. Ibid., pp.247-248. 关于利比亚对埃及入侵的看法，见Bearman, Qadhafi’s Libya, pp.170-171。

53. Heikal, Secret Channels, pp.252-254. 萨达特在其回忆录中有一段相似的说法，见Anwar el-Sadat, In Search of Identity (London: Collins, 1978), p.306。

54. Boutros Boutros-Ghali, Egypt’s Road to Jerusale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7), pp.11-12.

55. Ibid., p.16.

56. Heikal, Secret Channels, p.259.

57. Boutros-Ghali, Egypt’s Road to Jerusalem, p.17.

58. Heikal, Secret Channels, p.262.

59. Doc. 74, Statement to the Knesset by Prime Minister Begin, November 20, 1977, in Israel’s Foreign Relations: Selected Documents, vols. 4-5: 1977—1979, 发布于以色列外交部网站：www.mfa.gov.il/MFA/Foreign+Relations/Israels+Foreign+Relations+since+1947/1977—1979/。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60. Boutros-Ghali, Egypt’s Road to Jerusalem, pp.134-135.

61. 统计数据转引自Saad Eddin Ibrahim, “Oil, Migration, and the New Arab Social Order,” pp.53, 55。

62. Ibid., pp.62-65.

63. Boutros-Ghali, Egypt’s Road to Jerusalem, pp.181-182, 189.

64. 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London: Saqi, 2000), pp.395-396.

第十三章　伊斯兰的力量

1. Gilles Kepel, The Prophet and the Pharaoh: Muslim Extremism in Egypt (London: Saqi, 1985), p.192.

2. Mohamed Heikal, Autumn of Fury: The Assassination of Sadat (London: Deutsch, 1983), pp.xi-xii.

3. Sayyid Qutb, “The America I Have Seen,” in Kamal Abdel-Malek, ed., America in an Arab Mirror: Images of America in Arabic Travel Literatu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pp.26-27.

4. Ibid., p.10.

5. Sayyid Qutb, Maʻalim fi’l-tariq ［字面意思为“路标”，英译本通常译作Milestones（里程碑）］ (Cairo: Maktabat Wahba, 1964). 该书有多个英译本，我所引用的版本是大马士革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出版日期不明）。此处的观点引自前言，第8-11页；第四章“沿着真主的道路进行圣战”，第55页；第七章“伊斯兰是真正的文明”，第93页。

6. Ibid., ch. 11, “The Faith Triumphant,” p.145.

7. Zaynab al-Ghazali, Return of the Pharaoh: Memoir in Nasir’s Prison (Leicester, UK: The Islamic Foundation, n.d.), pp.40-41.

8. Ibid., pp.48-49.

9. Ibid., p.67.

10. 一名哈迪德的应召者向一名叙利亚法官讲述了他的经历，该讲述内容的法语译本转引自Olivier Carré and Gérard Michaud, Les frères musulmans ［The Muslim brothers］ (1928—1982) (Paris: Gallimard, 1983), p.152。

11. Ibid., p.139.

12. 伊萨·易卜拉欣·法耶德在约旦被捕，被控参加了叙利亚派来杀害约旦首相的暗杀小组。他对泰德穆尔监狱屠杀事件的叙述转引自ibid., pp.147-148。

13. 《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记录了这一匿名目击者的叙述，转引自该报文章“Syrian Troops Massacre Scores of Assad’s Foes,” June 25, 1981。

14. Thomas Friedman, From Beirut to Jerusalem (London: Collins, 1990), p.86.

15. 转引自Robert Fisk, Pity the Nation: Lebanon at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518。

16. 着重号为原文所有；ibid., p.512。

17. 转引自ibid., pp.480, 520。

18. 转引自Augustus Richard Norton, Hezbolla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9。

19. 关于马龙派和以色列的联盟，参见Kirsten E. Schulze, Israel’s Covert Diplomacy in Lebanon (London: Macmillan, 1998), pp.104-124。

20. 关于沙龙的重构中东计划，参见Kirsten E. Schulze, Israel’s Covert Diplomacy in Lebanon (London: Macmillan, 1998), pp.104-124。

21. Lina Mikdadi, Surviving the Siege of Beirut: A Personal Account (London: Onyx Press, 1983), pp.107-108.

22. Colonel Abu Attayib, Flashback Beirut 1982 (Nicosia: Sabah Press, 1985), p.213.

23. Mikdadi, Surviving the Siege of Beirut, p.121.

24. Ibid., pp.132-133.

25. 引自以色列最高法院院长伊扎克·卡汉领导的“1983年贝鲁特难民营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的官方译本，第12、22页。

26. Selim Nassib with Caroline Tisdall, Beirut: Frontline Story (London: Pluto, 1983), pp.148-158.

27. Naim Qassem, Hizbullah: The Story from Within (London: Saqi, 2005), pp.92-93.

28. Ibid., pp.88-89.

29. 这份建党文件，即1985年2月16日发布的《真主党致黎巴嫩和世界上被压迫者的公开信》，全文转引自Augustus Richard Norton, Amal and the Shiʻa: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Lebano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7)，本文索引段落在第174-175页。

30. Fisk, Pity the Nation, p.460.

31. Norton, Hezbollah, p.81.

32. Abdullah Anas, Wiladat “al-Afghan al-ʻArab”: Sirat Abdullah Anas bayn Masʻud wa ʻAbdullah ʻAzzam ［The birth of the “Arab Afghans”: The autobiography of Abdullah Anas between Masʻud and Abdullah ʻAzzam］ (London: Saqi, 2002), p.14. 他出生于布·朱玛阿，在加入阿富汗“圣战”组织后，采用别名阿纳斯作为自己的姓氏。

33. 阿卜杜拉·阿扎姆的简短传记见Thomas Hegghammer, “Abdallah ʻAzzam, the Imam of Jihad,” in Gilles Kepel and Jean-Pierre Milelli, eds., Al Qaeda in Its Own Wor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81-101。

34. Abdullah ʻAzzam, “To Every Muslim on Earth,” Jihad (他在阿富汗编辑的阿拉伯语刊物), March 1985, p.25.

35. Abdullah ʻAzzam, “The Defense of Muslim Territories Constitutes the First Individual Duty,” in Keppel and Milelli, pp.106-107.

36. 美国支持阿富汗“圣战者”的完整记录见Steve Coll,Ghost Wars (New York: Penguin, 2004)。卡特政府的援助数据在第89页，1985年的援助数据在第102页。

37. Anas, Wiladat “al-Afghan al-ʻArab,” p.15.

38. Ibid., pp.16-17.

39. Ibid., pp.25-29.

40. Ibid., pp.33-34.

41. Interview with Zaynab al-Ghazali, Jihad, December 13, 1985, pp.38-40.

42. Anas, Wiladat “al-Afghan al-ʻArab,” p.58.

43. Ibid., p.67.

44. Ibid., p.87.

45. Shaul Mishal and Reuben Aharoni, Speaking Stones: Communiqués from the Intifada Underground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1.

46. Azzam Tamimi, Hamas: Unwritten Chapters (London: Hurst, 2007), pp.11-12.

47. Sari Nusseibeh with Anthony David, Once Upon a Country: A Palestinian Life (London: Halban, 2007), p.265.

48. Ibid., p.269.

49. 该章程发布于1988年8月18日，此处引自art. 15。“Charter of the 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 (Hamas) of Palestine,”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2, 4 (Summer 1993): 122-134.

50. Communiqués 1 and 2, in Mishal and Aharoni, Speaking Stones, pp.53-58.

51. Nusseibeh, Once Upon a Country, p.272.

52. M. Cherif Bassiouni and Louise Cainkar, eds., The Palestinian Intifada - December 9, 1987-December 8, 1988: A Record of Israeli Repression (Chicago: Database Project on Palestinian Human Rights, 1989), pp.19-20.

53. Ibid., pp.92-94.

54. Hamas Communiqué No. 33, December 23, 1988, and UNC Communiqué No. 25, September 6, 1988, in Mishal and Aharoni, Speaking Stones, pp.125-126, 255.

55. UNC Communiqué No. 25, September 6, 1988, in Mishal and Aharoni, Speaking Stones, p.125.

56. Nusseibeh, Once Upon a Country, pp.296-297.

57. 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624.

58. 转引自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p.466。

59. Communiqué No. 33, December 23, 1988, in Mishal and Aharoni, Speaking Stones, p.255.

60. Robert Hunter, The Palestinian Uprising: A War by Other Mea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215.

第十四章　冷战之后

1. 关于阿萨德和哈巴什的原话，见Mohamed Heikal, Illusion of Triumph: An Arab View of the Gulf War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2), pp.14-17。又见Christopher Andrew and Vasili Mitrokhin, The World Was Going Our Way: The KGB and the Battle for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5), pp.212-213。

2. Mohamed Heikal, Illusion of Triumph, pp.16-17.

3. 引自Zachary Karabell, “Backfire: U.S. Policy Toward Iraq, 1988-2 August 1990,” Middle East Journal (Winter 1995): 32-33.

4. Human Rights Watch, Genocide in Iraq: The Anfal Campaign Against the Kurds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DC: Human Rights Watch, 1993).

5. 1989年，伊拉克作家卡南·麦基亚用化名萨米尔·哈利勒发表了他的研究The Republic of Fea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生动描述了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伊拉克的政治压迫。

6. Charles Tripp, A History of Iraq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51.

7. Daniel Yergin, The Priz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p.767.

8. 格拉斯皮和侯赛因面谈的文字转录转载于Phyllis Bennis and Michel Moushabeck, eds., Beyond the Storm: A Gulf Crisis Reader (New York: Olive Branch, 1991), pp.391-396。

9. Jehan S. Rajab, Invasion Kuwait: An English Woman’s Tale (London: Radcliffe Press, 1993), p.1.

10. Heikal, Illusion of Triumph, pp.196-198.

11. Ibid., p.207.

12. Rajab, Invasion Kuwait, pp.55, 99-100.

13. Heikal, Illusion of Triumph, p.250.

14. Mohammed Abdulrahman Al-Yahya, Kuwait: Fall and Rebirth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3), p.86.

15. Rajab, Invasion Kuwait, pp.14-19.

16. Ibid., pp.73-74; Al-Yahya, Kuwait: Fall and Rebirth, pp.87-88.

17. Rajab, Invasion Kuwait, pp.43-45.

18. Ibrahim al-Marashi, “The Nineteenth Province: The Invasion of Kuwait and the 1991 Gulf War from the Iraqi Perspective” (D.Phil. thesis, Oxford, 2004), p.92.

19. Abdul Bari Atwan, The Secret History of Al-Qaʻida (London: Abacus, 2006), pp.37-38.

20. “Declaration of Jihad Against the Americans Occupying the Land of the Two Holy Sanctuaries,” 转载于Gilles Kepel and Jean-Pierre Milelli, eds., Al-Qaeda in Its Own Wor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47-50。又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对本·拉登的采访，载ibid., pp.51-52。

21. Heikal, Illusion of Triumph, pp.15-16.

22. Ibid., p.230.

23. Ibid.

24. Ibid., p.234.

25. Ibid., p.13.

26. Sari Nusseibeh, Once Upon a Country: A Palestinian Life (London: Halban, 2007), p.318.

27. Rajab, Invasion Kuwait, p.181.

28. Theodor Hanf, Coexistence in Wartime Lebanon: Decline of a State and Rise of a Nation (London: I. B. Tauris, 1993), p.319.

29. Ibid., p.570.

30. Ibid., p.595.

31. Ibid., p.616.

32. Kamal Salibi, A House of Many Mansions (London: I. B. Tauris, 1988).

33. Nusseibeh, Once Upon a Country, p.337.

34. Hanan Ashrawi, This Side of Peace: A Personal Accoun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5), p.75.

35. Ibid., pp.82-84.

36. Nusseibeh, Once Upon a Country, p.342.

37. 海达尔·阿卜杜·沙菲的演讲稿全文转载于耶路撒冷媒体与传播中心网站，http://www.jmcc.org/ documents/haidarmad.htm。

38. 参加马德里会议的各代表团团长的开闭幕式发言转载于以色列外交部网站，http://www.mfa .gov.il/MFA/Archive/。以色列历史学家认为沙米尔和斯特恩团伙的另两名领导人对贝纳多特的“谋杀负有真正的责任”，见Ilan, Bernadotte in Palestine, 1948 (Houndmills, UK, and London: Macmillan, 1989), p.233。

39. 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p.500.

40. Ashrawi, This Side of Peace, p.212.

41. Ahmed Qurie (“Abu Ala”), From Oslo to Jerusalem: The Palestinian Story of the Secret Negotiations (London: I. B. Tauris, 2006), p.58.

42. Ibid., p.59.

43. 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656-658.

44. Ashrawi, This Side of Peace, p.259.

45. Qurie, From Oslo to Jerusalem, p.279.

46. 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 p.547.

47. World Bank, “Poverty in the West Bank and Gaza,” Report No. 22312-GZ, June 18, 2001.

48. 修建新定居点违反了《奥斯陆二号协议》第31条，该条规定：“在永久地位谈判取得结果之前，任何一方都不得启动或采取任何步骤改变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状况。”

49. B’tselem, the Israeli Informatio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Land Grab: Israel’s Settlement Policy in the West Bank,” May 2002, p.8.

50. Ibid., pp.433-444.

51. Bob Woodward, Bush at Wa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2), p.35.

第十五章　21世纪的阿拉伯人

1. 乌萨马·本·拉登的这一电视讲话于2001年10月7日在半岛电视台播出。讲话的英译文本见英国广播公司网站：“Bin Laden’s Warning: Full Text,” BBC, October 7, 2001, http:// news.bbc.co.uk/1/hi/world/south_asia/1585636.stm。

2. 该统计数字来自以色列人权组织B’tselem，转引自BBC， “Intifada Toll 2000—2005,” BBC, last updated February 8, 2005, http:// news.bbc.co.uk/1/hi/world/middle_east/3694350.stm。

3. 所有有关行政拘留、房屋毁损及隔离墙的统计数据均可参见“List of Topics,” B’tselem.org, http:// www.btselem.org/english/list_of_Topics.asp。

4.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情报部门并不认同布什政府的评估。正如2016年《齐尔考特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联合情报委员会继续判定伊拉克与基地组织之间的合作‘不大可能’，也没有‘可信证据’表明伊拉克向恐怖主义分子转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的技术和专门知识。”见Iraq Inquiry, executive summary, paragraph 504, p.70。

5. 美军在伊拉克的伤亡数字见美国国防部网站：www.defense.gov/casualty.pdf。

6. “Bridging the Dangerous Gap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Muslim World” (remarks prepared for delivery by Deputy Secretary Paul Wolfowitz at the World Affairs Council, Monterey, California, May 3, 2002).

7. Secretary Colin L. Powell, “The U.S.-Middle East Partnership Initiative: Building Hope for the Years Ahead” (lecture delivered to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2).

8. Gareth Stansfield, Iraq, 2nd ed.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2016), pp.185-194.关于伊拉克3300万庞大人口，没有官方统计数据。201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什叶派占伊拉克总人口的比例多达60%—65%，余下的人口中逊尼派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各占一半。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末的调查发现，51%的伊拉克穆斯林自称属于什叶派。

9. 非政府组织伊拉克罹难人数统计组织（Iraq Body Count）统计了媒体和官方报道的死亡人数，发表报告称2003—2011年间，共有近12万平民丧生，见“Documented Civilian Deaths from Violence,” www.iraqbodycount.org/data base。联合国支持的伊拉克家庭健康调查研究小组估计，仅2003年3月至2006年6月期间，就有15.1万人死于暴力，见“Violence-Related Mortality in Iraq from 2002 to 2006,”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8 (2008): 484-493。

10. Micah Zenko, “Obama’s Embrace of Drone Strikes Will Be a Lasting Legacy,”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2, 2016.官方报告的平民死亡人数在64—116之间，该统计遭到质疑。杰克·塞尔称有380—801名平民死于无人机轰炸，见Jack Serle, “Obama Drone Casualties Number a Fraction of Those Recorded by the Bureau,” 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July 1, 2016。

11. Ala’a Shehabi and Marc Owen Jones, eds., Bahrain’s Uprising: Resistance and Repression in the Gulf (London: Zed Books, 2015), pp.1-2.

12. Shehabi and Jones, Bahrain’s Uprising, p.4.

13. Toby Matthiesen, Sectarian Gulf: Bahrain, Saudi Arabia, and the Arab Spring That Wasn’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36-48.

14. 引自“Report of the Bahrain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f Inquiry,” originally delivered November 23, 2011, final revised version December 10, 2011, accessed online at http://www.bici.org.bh/BICIreportEN.pdf, pp.47-48。

15. Shehabi and Jones, Bahrain’s Uprising, p.84.

16. “Report of the Bahrain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f Inquiry.”

17. 转引自利比亚流亡小说家Hisham Matar的作品The Return: Fathers, Sons and the Land in Between (London: Penguin Viking, 2016), p.235。1990年，Matar的父亲因在政治上反对政权被利比亚安全部队绑架、关押，他在狱中消失，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18. Robert F. Worth, A Rage for Order: The Middle East in Turmoil, from Tahrir Square to ISI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6), p.107.

19. 这10个国家是巴林、埃及、约旦、科威特、摩洛哥、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苏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0. 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 “Global Repor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2016” (May 2016); Ahmad al-Haj, “Yemeni Civil War: 10,000 Civilians Killed and 40,000 Injured in Conflict, UN Reveals,” Independent, January 17, 2017.

21. Samar Yazbek, A Woman in the Crossfire: Diaries of the Syrian Revolution (London: Haus, 2012), p.4.

22. 人权观察在《2017年世界报告》中援引叙利亚政策研究中心有关伤亡和流离失所人数的说法，称截至2016年2月，已有47万人死亡，见“Syria: Events of 2016,” Human Rights Watch, https://www.hrw.org/world-report/2017/country-chapters/syria。

23. Jean-Pierre Filiu, From Deep State to Islamic State: The Arab Counter-revolution and Its Jihadi Legacy (London: Hurst, 2015); Fawaz Gerges, ISIS: A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24. “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的阿拉伯语缩略语是“达伊什”（Daʻish），而由于不确定“沙姆”的所指，西方世界既使用“ISIS”（IS in Iraq and Syria，即“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也使用“ISIL”（IS in Iraq and Levant，即“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

25. 埃及卫生部报告称在拉拜阿广场有638人死亡，人权观察称至少有817人遇害，而穆兄会称有2600人遇害。

26. Ashraf El-Sherif,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Islam in Egypt” (paper published by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October 2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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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jaz Railway

Hilmi II, Abbas

Hirschfeld, Yair

Hizb Allah

Hizbullah

Hobeika, Elie

Hocine, Baya

Holst, Johan Joergen

Holy Places Dispute (1851-2)

Homs, battle of

Hoss, Selim al-

Hrawi, Elias

Huda, Tawfiq Abu al-

Hugo, Victor

Hungarian Revolution

Husayn, Imam ibn Ali, Imam Husayn

Husayn, King (formerly Sharif ibn Ali)

Husayn, Kamil

Husayn Pasha

Husayni, Abd al-Qadir al-

Husayni, Hajj Amin al-

Husayni, Jamal al-

Husayni, Musa al-

Husayni, Musa Kazim al-

Husaynid beys

Husaynid Dynasty

Husayni/Nashashibi rivalry

Husayn-McMahon correspondence

Husri, Sati al-

Hussein, King

Hussein, Qusay

Hussein, Saddam

Hussein, Uday

Husseini, Faisal al-

Iberian Peninsula

the Catholic Reconquista

Ibn Bishr

Ibn Iyas

Ibn Saud (20th century)

ibn Saud, Muhammed

Ibn Taymiyya

Ibn Tulun, Muhammed

Ibrahim, Ezzat

Ibrahim, Rashid al-Hajj

Ibrahim, Saad Eddin

Ibrahim Pasha

Ibrahimi Mosque killings

Ibrat Filastin

Idris I, King

Ikhwan

Ilah, Abd al-

inequality

Intellectual Association of Egyptian Women

Intifada

Iran

an axis of evil

Islamic Revolution

oil

threat of

and United States

Iran-Iraq War

Iraq

Abu Ghurayb prison

Anglo-French Declaration

Arab-Israeli War (1948)

an axis of evil

Baʻth Party

bombed by RAF

British occupation

British postwar plans for

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communal violence

Constituent Assembly

Constitution of 1925

de-Baʻthification

elections, 2005

Free Officers

Iraqi Uprising (Revolution of 1920)

ISIS in

Kurdish Regional Government

and Kurds

Kurds

Iraq - cont.

Kuwait invasion/Gulf War (1990)

in League of Nations

military coup

nationalism

and oil

and OPEC

Red Line Agreement

Revolution

rioting

Saddam Hussein. see Saddam Hussein

Shiite uprising

Soviet influence

Treaty of Preferential Alliance

US invas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

in WWI

Iraq Liberation Act

Iraqi Uprising (Revolution of 1920)

Irgun

Iron Hand Society

Isabella, of Castile

ISIS

Islam

and al-Tahwati

beliefs in

in Egypt

Hanbali school

and jahiliyya

in modern world

mysticism

need to update

Ottoman

and polytheism

Qur’an. see Qur’an

religious tolerance

rise of

and Tanzimat

Islambuli, Kalid al-

Islamic (sharia) law

Islamic Center

Islamic empires

Islamic Jihad

Islamic Resistance

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

see Hamas

Islamic Revolution

Islamic Salvation Front (FIS)

Islamic State

Islamic State in Iraq

Islamists

Islamo-Progressives

Ismaʻil Bey

Ismail, Shah

Ismail, General Ahmad

Ismail Pasha (later Khedive)

Israel

Arab relations established

Arab-Israeli War (1948)

Arab-Israeli War (1956)

Arab-Israeli War (1967)

Arab-Israeli War (1973)

armistice agreements with Arab states

attack on USS Liberty

Beirut Airport bombing

covert operations in Egypt

and Egypt

Hamas rocket attacks

invasion of Lebanon

Jordan-Israel peace treaty

missile attacks in Gulf War

occupation of Arab territory

Oslo Accords

Palestine occupation

Sadat’s visit

Second Intifada

Separation Barrier

two-state solution

and United States

see also Palestine

Israeli-Lebanese Agreement

Issa, Mahmoud

Istanbul

Istiqlalis

Italy

occupies Libya

Jabarti, Abd al-Rahman al-

Jaffa massacre

jahiliyya

Jalili family

Janissaries

January 25 Movement

Jarida

Jerusalem

Jewish Agency of Palestine

Jewish Chronicle

The Jewish State

Jihad

Jihad, Abu

see Khalil al-Wazir

John, King of Abyssinia

Johnson, Lyndon

Jordan

Arab-Israeli War (1967)

Baʻth Party

Britain in

and Egypt/Syria union

Free Officers

and Iraqi Revolution

Karamah

nationalism

oil

Oslo Accords

and Palestine

and Syria

Western influence

Jordan-Israel peace treaty

journalism

Jumblatt, Kamal

Jumblatt, Walid

Kabir, Ali Bey al-

Kader, Abdel

Kahan Commission

Kamil, Muhammad Ibrahim

Kamil, Mustafa

Kanj Yusuf Pasha

Kanuni

see Süleyman II

kanunname

Karak

Karamah

Karami, Omar

Karami, Rashid

Karbala, attacked by Wahhabis

Karmal, Babrak

Karzai, Hamid

Kassir, Samir

Kaylani, Rashid Ali al-

Keeley, James

Kemal, Namik

Khair Bey

Khalaf, Salah

Khaled, Leila

Khalid, King

Khalifa, Shaykh Hamad bin Isa A

Khalisi, Ayatollah al-

Khan, Mohammed Daoud

Khan Maysalun

Khartoum Summit

Khattabi, Muhammad Abd al-Krim al-

Khider, Mohamed

Khomeini, Ayatollah

Khoury, Bishara al-

Khurshid Ahmad Pasha

see Ahmad Pasha (Egypt)

Khusru Pasha

King, Henry Churchill

King David Hotel bombing

King-Crane Commission

King-Crane Report

Kissinger, Henry

Kitchener, Lord

Konya

Krim, Abd el-

Kristallnacht

Kubba, Muhammed Mahdi

Kurdish Regional Government

Kurdistan Workers’ Party (PKK)

Kurds

Kuwait

invasion

Lamoricière, General de

Lamothe, General de

Lampson, Sir Miles

Larsen, Terje Roed

Latif, Mahmoud Abd al-

Lavon, Pinhas

Lavon Affair

Lawrence, Colonel T.E.

Le Réveil

League of Nations

Lebanon

Amal militia

and Arab Unity

Baʻth Party

colonial rule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Constitution of 1926

Constitutional Bloc

Constitutional change

Druze community

Eisenhower Doctrine

elections, 2005

elections, 2006

independence

internal disputes

and Iraq

Israel invades South Lebanon

Israeli invasion

joins United Nations

Maronite community

National Front

National Pact

nationalism

and Ottoman Empire

regional conflict

riots/demonstrations

Second Republic

secular parties

Shiites

South Lebanon Security Zone

and Syria

Taif Accord

troika

see also Arab-Israeli Wars; Beirut

Lehi

see Palestine

Lesseps, Ferdinand de

L’Étoile Nord-Africaine

Liberal Constitutional Party

The Liberation of Women

Liberation Party

Liberation Rally

Libya

and Arab Spring

attack by Egypt

Free Officers

General National Congress

military coup

National Transitional Council

occupied by Italy

oil

under Ottoman rule

Qadhafi coup

Soviet influenc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war in

Lieberman, Joe

Likud Party

Lloyd, Selwyn

Lloyd George, David

London Convention for the Pacification of the Levant

l’Orient

Louis IX, King

Louis Philippe, King

Lyautey, Marshal Hubert (and Lyautey system)

Macbeth

MacDonald, Ramsay

McMahon, Sir Henry

McPherson, Joseph

Madrid Conference

Maher, Ali

Mahmud I

Mahmud II

Majid, Ali Hasan al- (Chemical Ali)

Makhzan

Malek, Anouar Abdel

Maliki, Nouri al-

Mamluks

Mardam, Jamil

Marj Dabiq, battle of

Maronite Church

Maronite Phalangists

see Phalangists

Maronites

Martin, Cliff

martyrdom in Hizbullah

Massoud, Ahmad Shah

Massu, General Jacques

Matni, Nasib

Maude, General Sir Stanley

May 17 Agreement

see Israeli-Lebanese Agreement

Mecca

Medicis

Medina

Mehmed II (Mehmed the Conqueror)

Mehmed Rashid Pasha

Meir (Meyerson), Golda

Mello, Sergio Vieira de

Mercier (historian)

Mesopotamia

see Iraq

Middle East Defense Organization (MEDO)

Middle East Partnership Initiative

Middle East Quartet

Mikdadi, Lina

see Lina Tabbara

Milestones

military coups

Milner, Lord

Mishaqa, Mikhayil

Mitija Plain

Moawad, René

Mobil

Mogador

Mohammed V, King

Mohammed VI, King

Moms

Mongols

Montefiore, Moses

Moriscos

Moroccan Question

Morocco

becomes Franco-Spanish protectorate

bomb attacks

Communists

France in

independence

Independence Party (Istiqlal)

under Lyautey

nationalist movement

Rif War

Spanish interests in

Western influence

in WWI

Morsi, Mohamed

Mosul

Mount Lebanon

Movement of the Dispossessed

Movement of the Muslim Revolutionaries of the Arabian Peninsula

Moyne, Lord

Mubarak, Gamal

Mubarak, Husni

Muhammad (the Prophet)

ancestor of Abd al-Qadir

ancestor of Ahmad Urabi

as role model

MuhammadʻAli Pasha

ambitions of

birth of

and Citadel massacre

founder of dynasty

as governor of Egypt

innovator in Egypt

invades Sudan

modernization

as Ottoman commander

and printing

and religious equality

threat to Ottomans

and Wahhabi campaign

Muhammadia Palace

Muhammed Bey Abu al-Dhahab

Muhammed Bey Quatamish

Munich Olympics attack

Murad, Sayyid

Murad IV

Murad Pasha

Murtagi, General Abd al-Muhsin

Muslim Brotherhood

Muslim Ladies’ Society

Muslim Sisterhood

Mussolini, Benito

Mustafa Pasha

Mustafa Reshid Pasha

Mutawakkil III, caliph al-

Muzayrib

Nabulsi, Sulayman al-

Naguib, General Muhammad

Nagy, Imre

nahda (cultural renaissance)

Nahhas, Mustafa al-

Napier, Admiral

Napoleon (Bonaparte)

Napoleon, Louis (Napoleon III)

Naqib, Sayyid Talib al-

Nashashibi/Husayni rivalry

Nasif, Malak Hifni

Nasser, Gamal Abdel

Nasuh Pasha

National Bloc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Egypt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FLN)

National Movement

National Pact

nationalism

NATO

Navarino Bay, battle of

Nazi atrocities against Jews

Nazli, Princess

Nelson, Admiral Horatio

Neo-Destour party

Netanyahu, Benjamin

New Order (Nizam-i Cecid) army

The New Woman

Nezib, battle of

Nile, battle of the

Nile Navigation Company

Nixon, Richard

Nizam-i Cecid (Nizami) army

Non-Aligned Movement

Nour, Ayman

Nubar Pasha

Numayri, Ja’far al-

Nuqrashi, Mahmud Fahmi al-

Nusra Front

Nusseibeh, Sari

OAS (Secret Armed Organization)

Obama, Barack

Occidental Petroleum

October War (Arab-Israeli War 1973)

Office of the Arab Maghrib

oil

in 1967 Arab-Israeli war

embargos

fires in Kuwait

location of reserves

multinational profits

royalties

in twentieth century

as a weapon

Omar, Mullah

OPEC

Operation Desert Storm

Operation Grapes of Wrath

Operation Peace for Galilee

Oran, French occupation of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see OPEC

Oslo Accords

Osman III

Ottoman Empire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Albania

Ali Bey revolt against

Arab threat to

and Barbary pirates

battle of Navarino Bay

conquests (1516-17)

Constitution

corruption

decline in authority

and Druze

in Egypt

end of

and Enlightenment ideas

European threat to

in First World War

foreign debt

on good government

Greek uprising

and Hasa region

judiciary

in Lebanon

in Libya

and Mamluks

masscare at Gaza

and Mount Lebanon

Muhammad ’Ali Pasha threat to

and nationalism

Nizami troops

partition proposals

postwar plans for

Reform Decrees

reforms

reforms and Islamic doctrine

and religions

Russian War (1768-74)

Russian War (1877-78)

and Safavid Empire

Second Egyptian Crisis

slave embargo

and Spain

Tanzimat period

territorial losses

troops

and Wahhabi challenge

Ottoman Era

Ottoman Public Debt Administration (PDA)

Ottoman-Russian War (Crimean War)

Oujda

Ourabah, M.

Pahlevi, Shah Mohamed Reza

Paice, Marvyn

Pakistan

Palestine

al-Nakba (The Disaster)

al-Qastal

Arab states invade

Arab-Israeli War (1967)

Beisin

British in

British reprisals

British soldiers hanged

conquered by Ibrahim Pasha

Dayr Yasi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economic decline

Haganah activity

Haifa captured

Irgun activity

Israeli occupation

as Jewish national home

Jews declare war on Britain

and Jordan

Karamah

King David Hotel bombing

Lehi (Lohamei Herut Yisrael)

liberation movements

medical convoy ambush

Oslo Accords

partition proposals

Phalangist atrocities

and PLO

population diversity

refugee resettlement

riots and demonstrations

Safad

Second Intifada

Stern Gang

UN Partition Resolution

UNSCOP report

White Paper

in WWI

Zionists in

see also Hamas; Israel

Palestine Liberation Army

Palestine Liberation Movement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see PLO

Palestine National Council (PNC)

Palestine Student Union

Palestine War, 1948

Palestinian Authority

Palestinian Legislative Council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two-state solution

Palmerston, Lord

Pan Am

Paris Peace Conference

Passfield White Paper

Peace of Kütahya

Peace of Paris

peace process

Peel Commission

Peninsula Shield Force

People’s Party (Egypt)

People’s Party (Syria)

Peres, Shimon

Perpetual Treaty

Pétain, Marshal Philippe

Pflimlin, Pierre

PFLP

Phalangists

pharaohs

Philippeville massacres

Pineau, Christian

piracy

PKK (Kurdistan Workers’ Party)

PLO

Pointe, Ali la

Polignac, Prince Jules de

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see PFLP

Popular Front (France)

Port Lyautey

Porte

see Sublime Porte

Postwar (WWI) Settlement

Powell, Colin

The Prophet

prostitution in Damascus

Pundak, Ron

Putin, Vladimir

Qadhafi, Colonel Muammar al-

Qadhafi, Seif al-Islam

Qadir, Abd al-

Qadiriyya order

Qana

Qansuh al-Ghawri, al-Ashraf

Qasim, Brigadier Abd al-Karim

Qasimis (Mamluks)

Qassam, Izz al-Din al-

Qassem, Naim

Qatar

Qawuqji, Fawzi al-

Qazdughlis

Qur’an

commentaries on

Qurie, Ahmad (aka Abu Ala)

Qusus, Awda al-

Qutb, Amina

Qutb, Muhammad

Qutb, Sayyid

Quwatli, Shukri al-

Rabat Summit

Rabin, Yitzhak

Radio Bari

Rahman, Moulay Abd al-

Rajab, Jehan

Ramadan, Taha Yassin

Raqqa

Ras al-Khaima

Rashidis

Reagan, Ronald

Red Line Agreement

Reform Decrees

refugees

Syrian civil war

Revolutionary Command Council

Rif War

Rifai, Samir al-

Rifqi, Uthman Pasha

Rightly-Guided Caliphs

Rigoletto

Riyad, Muhammad

Riyad Pasha

Riyadh Summit

Road Map

Rogers, William

Rommel, Field Marshal Erwin

Roosevelt, Franklin

Rothschild, Baron Edmond de

Russia

postwar aims

protects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Syrian civil war intervention

territorial claims

threat to Britain

see also Soviet Union

Russian Revolution

Russian War (1768-74)

Russian War (1877-78)

Saʻada, Antun

Saadawi, Nawal El

Sabah, Jabar al-Ahmad al-

Sabah, Saad al-

Sabra camp

Saʻcd, Maʻruf

Sadat, Anwar

Sadr, Anwar

Sadr, Musa al-

Safavid Empire

Safwat, General Ismail

Saʻid, Nuri al-

Said Pasha

Salafism

Salan, General Raoul

Saleh, Ali Abdullah

Salem, Salah

Salim Pasha

Salman, Abu

Salman, Isa bin

Salmun (Damascus prostitute)

San Remo conference

Sanaʻa

Sanussi, Sayyid Muhammed Idris al- (Idris I)

Sarkis, Elias

Sarrail, General Maurice

Sartre, Jean-Paul

Saʻud ibn Abd al-Aziz

Saudi Arabia

and Arab Spring

bomb attacks

and Houthi insurgency in Yemen

oil

Western influence

Saudi-Hashemite conflict

Saudi-Wahhabi confederation (18th century)

Saudi-Wahhabi confederation (20th century)

Sayfas

Sayyid, Ahmad Lufti al-

Schultz, George 528 scramble for Africa

Second Egyptian Crisis

Secret Armed Organization (OAS)

self-denying protocol

Selim I (Selim the Grim)

Selim II

Selim III

September 11 attacks

Sétif repression

Sèves, Colonel

Seymour, Admiral Sir Beauchamp

Shafʻi, Husayn al-

Shafi, Haidar Abdul

Shahbandar, Abd al-Rahman

Shakespeare, William

Shamir, Yitzhak

Shaʻrawi, Ali Pasha

Shaʻrawi, Huda

Sharett, Moshe

sharia (Islamic) law

Sharifian Solution

Sharja tribe

Sharjah

Sharon, General Ariel

Shartouni, Habib

Shatila camp

Shaw Report

Shaykh al-Balad

see Muhammed Bey Qatamish

Shertok, Moshe

Shiba Farms

Shihab, General Faud

Shihab family

Shiite Crescent

Shiite uprising in Iraq

Shiqaqi, Fathi

Shirazi, Ayatollah al-

Shuqayri, Ahmad

Sibaʻi, Mustafa al-

Sicily

Sidi Bouzid

Sidi Ferrush

Sidqi, Ismail

Sinai Disengagement Accords

Sisi, Abdel Fattah el-

Six Day War (Arab-Israeli War 1967)

slavery

abolition by France

and Barbarossa

boy levy

Ottoman slave embargo

and Qur’an

slave soldiers

slaves released at Tunis

Spanish soldiers

and Suez Canal

social contract

Society of Young Ottomans

Solh, Riyadh al-

Souqi, Samir

South Lebanon Security Zone

South Yemen, Soviet influence

Soviet Union

in Afghanistan

in Cold war

collapse

and Egypt

and Iraq

and Iraq invasion

Nasser and Khrushchev

oil

and Syria

and Yemen

see also Russia

Soviet-American cooperation

Spain

and Morocco

Muslim rule in

siege of Algiers

Special Operations Squad (Palestine)

Stack, Sir Lee

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

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

Stern, Abraham

Stern Gang

Stone Pasha

Sublime Porte

Sudan

British/Egyptian occupation

invaded by Egypt (Muhammad’Ali Pasha)

Mahdi’s Revolt

military coup (1969)

Suez Canal

Suez Canal Company

Suez Crisis (Tripartite Aggression)

Sufi orders

Sufism

suicide bombings

Sulayman, Sidqi

Süleyman II (Süleyman the Magnificent/law-giver)

Sulh, Riyad al-

Sultan Pasha (Pasha al-Atrash)

Sunni militants

Supreme Muslim Council

Sykes, Sir Mark

Sykes-Picot Agreement

Syria

Alawaite Mountains revolt

Aleppo military academy attack

Aleppo revolt

Arab Renaissance Party (Ba’th Party)

and Arab Spring

Arab-Israeli War (1948)

Arab-Israeli War (1967)

Baʻth Party

Charter of 1930

CIA plot against

civil war

colonial rule

Communists

Egyptian rule

Egypt/Syria union

famine

and France

the Friday of Dignity

independence

Iron Hand Society

joins United Nations

and King-Crane Commission

Kurds

and Lebanon

military coup

Muhammad ’Ali Pasha and

Muslim Brotherhood

National Bloc

nationalism

occupied by British

occupies Beirut

oil

under Ottoman rule

refugees

Syria - cont.

riots/demonstrations

Russian intervention

Soviet influence

Tadmur Prison

Syrian Central Committee

Syrian General Congress

Syrian Legion

Syrian Revolt

Syrian Union Party

Taba summit

Tabbara, Lina

Tadmur Prison

Tafna Treaty

Tahtawi, Rifaʻa al-

Taif Accord/Agreement

Tal al-Zaʻtar

Talabani, Jalal

Taliban

Tall, Mustafa Wahbi al-

Tall al-Kabir

Tamarod movement

Tamimi, Azzam

Tangier(s)

Tanzimat period

Taqla, Bishara

Taqla, Salim

Tawfiq Pasha (later Khedive)

Tehran Agreement

Temple Mount

Tenet, George

Tergeman, Siham

Texaco

Thinni, Abdullah al-

Tiberias, siege of

Tlemcen

Topkapi Palace

torture

abolition

Abu Ghurayb Jail/prison

in Algeria

following Urabi assassination plot

in Hama

in Kuwait

of Muslim Brothers

in Palestine

in Transjordan

of Zaynab al-Ghazali

Transjordan

air strikes on

Arab-Israeli War (1948)

and partition

tax strike

Treaty of Berlin

Treaty of Fez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Iraq/Soviet Union)

Treaty of Madrid

Treaty of Preferential Alliance

Tripartite Aggression (Suez Crisis)

Tripoli

troika

Troupes Spéciales (Syrian Legion)

Trucial States

Truman, Harry

Tumanbay, al-Ashraf

Tunbs

Tunis

and Arab Spring

bankruptcy

Ottoman vassals

Regency government

Tunisi, Khayr al-Din al-

Tunisia

and Arab Spring

constitution, 1863

constitution, 2014

demonstrations

development projects

elections, 2014

foreign loans

French occupation

and Khayr al-Din

Neo-Destour party

political transition

Western influence

Tunisian Constitution

Turaba

Turayqi, Abdullah al-

Turco-Circassians

Turcomans

Turkey

bankruptcy

bomb attacks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as Sick Man of Europe

and Syrian civil war

Turkish Petroleum Company

Tussun Pasha

TWA

U Thant

Um al-Qaiwain

Umar, Zahir al-

Umayyad dynasty

unified Arab state proposal

Union of Arab Emirates

see United Arab Emirates

United Arab Emirates

United Arab Republic (UAR)

United National Command (UNC)

United Nations

Arafat visit

Emergency Force (UNEF)

Lebanon joins

and Libya

Partition Resolution (Palestine)

peacekeeping after Suez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42)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338)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660)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661)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662)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670)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678)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687)

Special Committee on Palestine(UNSCOP)

Syria joins

and Syrian civil war

United Arab Emirates joins

UNSCOP report

United States

in Afghanistan

Arab relations (after 1967)

attack on USS Liberty

CIA involvement

in Cold war

drone attacks

Eisenhower Doctrine

as Great Satan

invasion of Iraq

and Iran

and Israel

in Lebanon

Marine barracks bombing

Obama era

September 11 attacks

and Suez Crisis

and Syria

war on terror

Urabi, Colonel Ahmad

USS Liberty

Uthman Pasha

Verdi, Giuseppe

Vernet, Horace

Versailles Peace Conference

Viollette, Maurice

Voice of the Arabs (radio station)

Wafd nationalist party

Wafdist Women’s Association

Wafdist Women’s Central Committee

Wahhab, Muhammad ibn Abd al-

Wahhabi

attack on Hijaz

attack on Karbala

attack on Mecca

attack on Medina

attack on Southern Iraq

attack on Taif

and Muhammad ʻAli Pasha

as zealous warriors

Wahhabi-Saudi confederation

Wahhabism

Waldheim, Kurt

War of Attrition

Wazir, Khalil al-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

Weitzman, Chaim

Weizmann, Chaim

West Bank

Wilhelm II, Kaiser

Will, George

Wilson, Sir Arnold

Wilson, Sir Charles Rivers

Wilson, Harold

Wilson, Woodrow

Wingate, Sir Reginald

Wolfowitz, Paul

Wolseley, Sir Garnet

women in politics

women’s rights

World Bank

World War I

World War II

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

Worth, Robert

Yacef, Saadi

Yahya, Imam

Yahya, Mohammed al-

Yahya, Tahir

Yamani, Ahmad Zaki al-

Yassin, Ahmad

Yazbek, Samar

The Year of the Elephant

Yegen, Dawud Pasha

Yellow Fleet

Yemen

and Arab Spring

and China

civil war

and Egypt

elections, 2012

Houthi insurgency

humanitarian crisis

military coup

and Nasser

National Dialogue Conference

as Ottoman vassals

Saudi embargo

Yemen Arab Republic declared

Yemen War

Yezidi, the

Yom Kippur War (Arab-Israeli War 1973)

Younes, Colonel Mahmoud

Young Algeria movement

The Young Algerian: From Colony to Province

Young Men’s Muslim Association

Young Turks

Youssef, Moulay

Zaghlul, Saʻd

Zahir Shah, King

Zahleh, siege of

Zaʻim, Colonel Husni al-

Zarqawi, Abu Musab al-

Zaydanis

Zaydi Sect (Yemen)

Zaydis, the

Zeid, Prince

Zimala encampment

Zionist Organization of America

Zionists

Ziyada, Mai

Zuaytir, Akram

Zurayk, Constantine

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

【美】塔米姆·安萨利　著

出版者言

当今的世界与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与变迁，她们过去经历了什么、正在面对什么、将会走向哪里，是每一个活在当下的思考者都需要追问的问题，也是我们作为出版者应该努力回应、解答的问题。出版者应该成为文明的瞭望者和传播者，面对生活，应该永远在场，永远开放，永远创新。出版“好望角”书系，正是我们回应时代之问、历史之问，解答读者灵魂之惑、精神之惑、道路之惑的尝试和努力。

本书系所选书目经专家团队和出版者反复商讨、比较后确定。作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希望通过“好望角”，让读者看见一个新的世界，打开新的视野，突破一隅之见。当然，书中的局限和偏见在所难免，相信读者自有判断。

非洲南部“好望角”本名“风暴角”，海浪汹涌，风暴不断。1488年2月，当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的船队抵达这片海域时，恰风和日丽，船员们惊异地凝望着这个隐藏了许多个世纪的壮美岬角，随船历史学家巴若斯记录了这一时刻：

“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一个海角，而且是一个新的世界！”

浙江人民出版社

佳评推荐

《无规则游戏》是关于阿富汗历史最动人、最有感染力和最富有洞见的作品。作者叙事技巧高超，着眼细节，他通过阿富汗人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这个国家常被世人忽略的历史，印度河和乌浒河之间这片土地上两个多世纪的种种故事：战争、革命、宫闱斗争，都在书中一一得到呈现。任何关心阿富汗命运的人，都应该好好读一读这本书，它会告诉你阿富汗局势动荡不安的真实原因。

——拉吉夫·钱德拉塞卡兰《小美国：阿富汗战争中的战争》作者

安萨利讲述了两个多世纪的阿富汗历史，带领我们走过荒僻的草原和残酷无情的戈壁，见识一个充满血性的民族。他驳斥了“帝国坟场”的论断，认为正是雅利安人、蒙古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等外族的入侵，成就了今日不屈不挠的阿富汗。安萨利认为，现代入侵者之所以屡战屡败，其致命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这片土地上的种种内部矛盾。英国、苏联和美国的干涉，是对阿富汗国家建设的严重干扰，导致这个几乎与美国同时形成的国家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国家建设之路。

——《中东日报》

安萨利擅长用非常随意轻松的语言论证自己的观点，而这丝毫不破坏叙事的严谨。他深入历史语境和还原文化的能力，令人眼前一亮。几个世纪之前的人、事、物，经他之手变得栩栩如生。读者若对阿富汗或中亚历史抱有兴趣，绝对不可错过本书。

——《出版人周刊》重点推荐

安萨利将超凡的学识与高超的叙事技巧揉捏一处的能力令人叹服。他出生于阿富汗，尽管16岁时离开了那里，但他从未停止收集阿富汗的故事。他以大师级的文笔将其进行加工，知道何时应该脱离宏大叙事而专注细节，从而勾勒出当地赤贫村民的生活气息。他始终将重点放在阿富汗，间或穿插论述外国势力。作者关于阿富汗领导人人格魅力的描写尤其精彩，他结合与此相关的斗争、外国干涉，生动讲述了一段动荡的阿富汗历史。

——《爱尔兰时报》

本书给人如春风拂面般的阅读体验，作者讲述了几个世纪以来阿富汗动荡的历史，也讲述了这个国家当今的军事纠葛。作为喀布尔本地人，作者对阿富汗有序、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以及陷入困境的游牧部群有着深刻理解……他生动论述了阿富汗如何应对过去与现在的各种难题，这部分内容有着很高的战略意义。

——《科克斯书评》

关于阿富汗战争的报道令人眼花缭乱，来自旧金山的记者兼作家塔米姆·安萨利认为，人们对于这场战争仍有许多误解。在书中，他重点论述了塑造当今局势的历史事件。

——《圣何塞信使报》

安萨利以叙事大师的超凡自信，从阿富汗人的角度，娓娓讲述阿富汗的发展历程，这是一种微妙而又复杂的历史叙事……作者对于故土的深情与对未来的乐观情绪跃然纸上。

——《书单》

作为阿富汗裔美国人，安萨利是讲述这个故事的不二人选。通过他的锐利笔锋，读者可以了解他那战乱频仍的祖国。随着2014年北约部队逐渐撤出，了解阿富汗已刻不容缓，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地理杂志》

中译本序

2012年，塔米姆·安萨利先生的《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一书在美国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并颇受好评，已被视为了解阿富汗的必读书籍之一。

安萨利是阿富汗裔美国人、美国知名作家，尽管兴趣广泛，从事过多种工作，但他长期关注阿富汗问题，对阿富汗有着特殊的情结，出版的多部著作大多与阿富汗相关，因此对塔米姆·安萨利来说，写作《无规则游戏》，更像是在娓娓讲述阿富汗故事。

本书对1747年到最近几年的阿富汗历史进行了梳理，尽管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而更像是带有个人体验和历史记忆色彩的国家画像，充满了“传闻”“秘闻”，但安萨利强大的叙事能力和卓越的文字功底，以及对大量一手素材的掌握，使得本书不仅免于野史之嫌，而且完全可以和正史著作相媲美，同时又比正史著作更加生动精彩，有很强的可读性。

安萨利敏锐地洞察到了阿富汗国家和社会的两面性，通过他活泼的语言，读者可以轻松掌握阿富汗的全貌。安萨利认为，阿富汗得以维持统一的原因之一是：外部的干涉和入侵，激发并一再刺激了阿富汗的国家认同。同样，关于阿富汗中央政府为何一直相对无能，部落、宗教势力为何如此强大、顽固的原因，也可以在书中得到答案。安萨利对德奥班德派的描述也非常生动、详细，这对研究教派和极端主义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对于阿曼努拉的改革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如何与当时的阿富汗格格不入，阿曼努拉又是如何一步步陷入泥潭的论述详细且生动，这足以弥补之前类似著作在这段历史叙述方面相对模糊或生硬的不足。

通过《无规则游戏》，我们还可以依稀想象当年苏军在阿富汗的窘境，也可以想象出戈尔巴乔夫负责任的撤军方式，和奥巴马、特朗普想要的撤军方式并无分毫差别。安萨利通过“布兹卡谢”游戏来说明阿富汗的悲哀处境，但他在文末也指出，“无规则”背后也有“规则”。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两个有意思的观点：一是他直截了当地在序言中指出，阿富汗不是“帝国坟场”，因为历史上曾有多个国家或势力征服了这里；二是他认为塔利班事实上从未真正想制止罂粟的种植，只是因为大量种植导致价格下跌，才在个别年份控制了罂粟的种植面积和产量。虽然这些观点不占据主流，但无疑是正确的。

以上问题，都非常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阿富汗复杂的历史、当下的乱象，以及看起来仍遥不可及的平静未来。

《无规则游戏》中的近代阿富汗还可能会让中国读者产生些许错觉，尤其是会有近代阿富汗与近代中国有几分相似的联想。事实上，近代的东方国家确实面临过相似的内外困境，如阿曼努拉夫妇1927年欧洲之行在阿富汗国内遭遇的非议，与半个世纪前郭嵩焘的遭遇颇有几分相似之处。阿曼努拉下台逾30年后，竟然还有边远村民向其问好……塔拉基和阿明的关系，也会让中国读者唏嘘不已。

通过本书可以发现，阿富汗历史的主题其实不是阿富汗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历史，而是阿富汗改革力量与保守力量对决的历史，其结果往往以改革发起者和推动者的流血失败而告终，这最终造就了今天的阿富汗。

当然，书中也有个别观点值得商榷，如关于苏联人埋设地雷的说法，可能是因为作者更多地受到了当时西方的反苏宣传的影响。事实上，阿富汗遗留至今的地雷主要出自“圣战士”之手，内战期间，阿富汗人自己埋下的地雷更是难以计数。由此可见，冷战时期的各种片面宣传造成的影响有多深远。

在阿富汗的前景问题上，本人可谓是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作为阿富汗裔美国人，安萨利先生在悲观的同时，比我要乐观许多，他仍对阿富汗充满希望，甚至对矿业救国抱有很大期许。

正如塔米姆·安萨利所说，“阿富汗的历史屡被中断，也在不断重新开始，这个国家还在整合，未来如何，谁也无法下定论。”相信看过本书的读者，会对阿富汗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有相对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这也是我为本书作中译本序的主要原因之一。

阿富汗是中国的20个邻国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长期以来，国人对阿富汗知之甚少，也没有太多兴趣对其进行了解，在这样的背景下，翻译出版本书是需要勇气的，也是具有远见的。浙江人民出版社策划“好望角”书系，并关注阿富汗，选择出版《无规则游戏》，令我个人非常钦佩，因此斗胆为本书作中译本序。

朱永彪

2018年10月

于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

前言

过去的200年间，阿富汗先后五次遭遇外敌干涉，好些世界强权与地区强国都曾试图侵略、占领、征服或控制这片土地。每次侵略，都让侵略者付出了沉重代价。奇怪的是，每一次干涉，仿佛都出自同样的原因；每一次外敌来犯，也都延续着一贯的套路——汹汹而来、悻悻而走，似乎都不知道前车之覆乃是后车之鉴。

1839年，英国殖民者第一次侵入阿富汗。初次接触的回忆相当不堪。40多年过后，同样的入侵者，犯下了几乎一模一样的错误。前辈的痛苦教训，后人却一点不曾汲取。又过了40年，英国人第三次踏进同一条河流。60年后，苏联军队也在阿富汗栽了跟头。如今，阿富汗的土地上驻扎着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故事似乎一直在循环往复。

为什么大家都如此健忘呢？

由此，我想起了一段亲身经历。数年前，我有幸前往哈萨克斯坦宣传自己的作品。拙作内容关乎世界历史，我想通过伊斯兰的视角审视世事的变迁。所到之处，读者提出的问题无一例外都与阿富汗有关——这也难怪，我虽是美国公民，却在阿富汗出生和长大。我在哈萨克斯坦逗留期间，美国军队正在造访我幼时的家园，而且他们陷入了战争的攻坚阶段。此外，哈萨克斯坦的读者朋友对于阿富汗也怀有一份独特的记忆。他们的国家曾是苏联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的那场战争，也许我的读者之中不乏亲历者与见证人。

提到阿富汗，读者们总爱问个不停。他们想知道我如何看待美苏两国对阿富汗政局的干涉。这个问题，我曾在美国遭遇过无数次。每一次，我都会给出相同的答案：两次入侵都给阿富汗带去了沉重的灾难。苏联人无法自拔的深渊，如今又困住了美国人。开战之前，美国政府奉行实用主义，轻而易举就找到了干涉的理由；之后，却又受困于政治因素而无法迅速抽身离去。每蹉跎一点时间，美国政府就要付出更多的生命与金钱，而且他们并不知道原因何在。美国能够控制城市，却无法平息那些自以为在捍卫伊斯兰教的人发起的农村叛乱。

我的回答，读者们并不满意。有一位读者反复追问，还觉得我刚才那番话太过粗浅。我没能给出他想要的答案。最后，我不得不向他摊牌：“我觉得，这些问题的答案，您一定早已成竹在胸。您觉得我忽略了什么？”

“您一直在强调两场战争的相同点。”读者有些怨言，“对于差异却避而不谈。”

“哦，您觉得两者有何差异呢？不妨指教。”

“嗯，您不会不知道，我们当年出兵阿富汗，是受到了对方的邀请。阿富汗国内有难，所以才向邻居求援。那一次，我们不但出动了作战部队，还派遣专家顾问，帮扶阿富汗的进步势力。而贵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则是彻头彻尾的侵略行径。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当时，我只能摇头叹息。“您刚才的话是认真的吗？您当真觉得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是为了吊民伐罪？贵国军队当时的任务是要帮助进步力量打击反动派？其实，您的看法倒显示了苏、美之间的又一个共同点。很多美国人说起阿富汗战争，也会像您一样义正词严：阿富汗有难，美国军队千里驰援；美军来到这里不为攻城略地，只为消灭暴政。而且，我们美国人还在不遗余力地帮助阿富汗人生产和生活。”

问答之间，我产生了一点灵感。内外视角的差别，确实能让同一个故事生出不同的观感。从内部看，各支外国势力及其干涉意图实在大同小异。在战火纷飞的乡下，唯有那些反抗势力最能悟出美、苏、英之间的差异所在。

从外部看，阿富汗仿佛从未变迁，它面临的挑战一如从前，依旧崎岖的山脉、蒸腾的沙漠和无尽的草原。这里的人民向来悍勇不驯，还有着虔心宗教、仇视外族的名声。部落，是他们永恒的归宿。头巾、胡须、长袍、弯刀与马匹是部落习气的象征。每一个部落成员都必须拥有这些东西，否则，他就不属于这里。如此严格的会员准入制度，远远早于重金属音乐同好会，比起当代男士必须遵奉的着装守则也要悠久得多。

事实上，阿富汗人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历史上，这个国家总是朝着某一目标蜿蜒前行，尽管途中总被外来干预打断。那么，抛开路上的种种蹉跎，阿富汗人的故事还能剩下些什么呢？

“布兹卡谢”（Buzkash）这种马背叨羊游戏，似乎只见于阿富汗及中亚的草原上。游戏中，大家各自骑上马匹，瞄准地上的山羊尸体发起攻击。骑手一旦抓获猎物，就要朝场地两端狂奔；只要马儿跃过端线，他就能够获胜。不过，幸运儿的身旁总会你追我赶地聚起一众人马。大家不停扭打撕扯，只为夺取那件战利品。比赛没有队伍，参与其中的选手都是为了个人荣誉而战。参赛人数也从来没有具体规定。除了端线，场地内外并无明显区分，甚至没有负责掌控全局、研判形势的裁判。这种游戏并无犯规一说，自然也不需要有人维护规则。要想约束选手的行为，只能依靠传统习俗以及乡规民约，而且需要参赛者相互之间形成一种自觉。那些需要明文保护方才愿意上场参赛的人，根本就不会收到竞逐的邀请。

200多年前的阿富汗社会，就好像一场轰轰烈烈的布兹卡谢。而后，阿富汗历史的主题一直围绕着两个问题：这种游戏需不需要一点规则？何种规则最为适合？当然，阿富汗这片土地不仅被用于布兹卡谢，这个地方还成了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口中那场“大博弈”（The Great Game）的竞技场。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世界强权纷纷加入。就像所有主权国家之间的博弈一样，这也是一场没有规则的游戏，它本身与阿富汗问题无关，其利益关系是全球性的。阿富汗不幸卷入其中，只是因为它正好位于混战的前沿而已。

两场不相干的游戏在一个场地举行，玩家难免磕磕碰碰，双方的命运也由此交织到了一起。自19世纪早期以来，太多类似的故事曾在这里上演。一场游戏会影响另一场游戏，并使其更为复杂。但是，大国间的博弈绝不能与阿富汗内部的竞逐混为一谈，那样一来，只会让历史的面目混淆不清。

大国干预阿富汗的故事确实引人入胜，不过，阿富汗也有自己的故事。一场干预自有生发起落，不同的侵略者则在来往更替。不过，他们并非阿富汗这个故事的主角，他们只是搅乱了故事的发展。每次外部势力造访，故事都得从头再来，此前的情节发展悉数毁于一旦。同样一个故事，被人屡屡搅局，也难怪那些搅局者总会吞下同样的苦果。

“帝国坟场”一类的论调，笔者不想重复。介入阿富汗事态的大国势力似乎总会一败涂地。这里地形复杂、人民善战，这对征服者而言确实是特殊的挑战。如此想法看似智慧超然，实则大错特错。历史上，阿富汗沦于外敌铁蹄之下的情况实在不知凡几。3000—4000年前，雅利安人（Aryans）便征服了这片土地。因此，这里才会被人叫作“雅利安人的国家”（Ariana）。后来，“雅利安人的国家”被纳入波斯帝国的版图。阿富汗人以波斯语（阿富汗官方称之为达里语，近90%的阿富汗人将达里语作为第二语言）为通用语言，正是出于这层关系。后来，希腊人又成了这里的征服者，他们建立的希腊王国延续了200多年。时至今日，在阿富汗的一些地方，偶尔还能见到金发碧眼的希腊征服者后裔。佛教徒也一度成为这里的主宰，独一无二的希腊式佛教艺术由此在阿富汗起源并走向繁荣。

如今，99%的阿富汗人都信仰伊斯兰教。显然，这是阿拉伯人征服阿富汗留下的一项遗产。突厥人更是隔三岔五就会吞并此地。横扫而过的蒙古大军，把阿富汗化为了一片鬼域。阿富汗是“帝国坟场”，但不是蒙古帝国的坟场。15世纪，喀布尔还曾沦为一名突厥军阀的领地。此人后来南下印度，开创了莫卧儿帝国。种种事例表明，阿富汗这片土地并非不可征服，只是所有成功的征服者现在都被称为“阿富汗人”。

早期的征服活动塑造了现在的阿富汗。本书讲述的是阿富汗最近200余年的故事。其间，西方强权想要主宰这个国家，阿富汗人先后五次（次数取决于读者对“战争”的概念）与之交战。阿富汗的故事与大国干涉的故事交相勾连，仿佛同一个故事的两条叙事线。它们互不隶属，却又相互影响。唯有站在世界的高度，才能解释阿富汗为何屡遭侵略，而侵略者却无法遂愿，其原因可能就在这个国家的内部。

接下来，笔者将带领大家深入阿富汗内部，好好看看这个国家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并不是很长，阿富汗几乎和美国一样年轻。内有顽疾，外有持续不断的干涉，才让这个国家步履蹒跚、求存艰难。故事的开头，要从一个名叫艾哈迈德·沙阿的男子说起。

第一部分　阿富汗的建国

阿富汗

第1章　国父

乔治·华盛顿登上北美政治舞台的时候，遥远的中亚与南亚之间，一个帝国正在形成。帝国的主人艾哈迈德·沙阿（Ahmad Shah）是位部落首领，日后的阿富汗人都会把他尊为“国父”（Baba）。因为，大家追根溯源，觉得此人才是他们国家的初代君主。

艾哈迈德确实是个大人物。他块头很大，还长着一张宽颊大脸；一双杏仁眼颇具部落特色，同时又带着几分浪漫豪情。艾哈迈德16岁时，波斯国王纳迪尔·阿夫沙尔（Nadir Afshar）已对他赏识有加。纳迪尔出身草莽，性情残暴，一心想要重现波斯帝国的荣光，一度还差点如愿以偿。他曾经远征印度，并把著名的孔雀宝座（Peacock Throne）掠夺回国。攻伐期间，艾哈迈德一直伴在国王左右，取得了对方的信任。纳迪尔把手下一支4000多人组成的精锐骑兵托付给了这个部落青年。要知道，当时的艾哈迈德不过十来岁。

1747年的某天夜里，波斯军队发生哗变，纳迪尔被自己的亲信大臣杀死。而后的一夜混乱不堪，各位将领忙着争权夺位，普通士兵则在尽情抢掠。和国王一道出征的后宫妃嫔，自然成了乱兵垂涎的战利品。据说，艾哈迈德当时正在王室女眷下榻处当差值守，他凭借一人之勇，打退了好些前来骚扰的醉汉。最终，他成功守护了一屋子的女性，并召集手下突出重围，踏上了回家的行程。

这个故事来自笔者小时候在历史课堂上的见闻。故事听起来有些虚假，不过，史书确有记载。那个晚上，一个体貌特征神似艾哈迈德的人逃出了纷纷扰扰的波斯军营，国王生前攒下的大批财宝被此人劫掠一空。黄金、宝石自不必说，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光之山”（Koh-i-Noor）也落到了他的手中（如今，这件珍宝是英国王室的藏品，被陈列在伦敦塔供人观瞻）。

那个时候，艾哈迈德的乡亲父老正在蓄积力量、图谋变革。历史上，普什图人从未得到真正的统一。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结成部落，互相攻伐。眼看纳迪尔的波斯帝国行将崩溃，普什图的各部首领意识到必须选出一位共主，带领大家暂时团结起来共克时艰。出于这个目的，各大部落决定会盟坎大哈。每逢这种支尔格大会议（Loya jirga），主要部落的一众头面人物都要出席。为了帮助头领作出正确选择，德高望重的学者、法官和教士也将列席旁听。一些作家认为，该地区的其他重要族裔，比如塔吉克人、哈扎拉人和乌兹别克人，也会派出代表参加。艾哈迈德也是与会人士之一，只不过，会上的他总是沉默不语。这也难怪，当时艾哈迈德只有25岁。按照地区传统，他作为后生晚辈，必须行事谨慎，服从长者的意愿。

会议开了9天，各部长老争论不休，没人愿意退让，把王位让与他人。最后，一位年迈的、很有威望的托钵僧走下会场，一手指向了年轻的艾哈迈德。“他就是你们的王。看啊，他拥有众人所没有的贵气与王者之气。”艾哈迈德本人谦恭异常，他婉言表示，自己资历不够，难堪大任。托钵僧却把一顶麦草编成的王冠戴在了艾哈迈德的头上。那一刻，艾哈迈德仿佛焕发了领袖的神采。各部长老都立即拜服于他，他们觉得，这位谦谦后生的身上确有与众不同的英雄气概。

就这样，艾哈迈德得以称王。

对此故事，我们大可提出质疑。长老们臣服于一个小辈，显然不只因为后者的领袖魅力。那个时候的艾哈迈德本就实力雄厚，他有一支忠心耿耿的铁骑可供差遣，还掌握了波斯国王留下的大笔财富。不过，虚构的故事反映了普什图文化有趣的方面，这使艾哈迈德的晋升合法化。即使强如艾哈迈德，他也需要宗教老者的支持、部落领袖的选票。此外，他的谦逊态度也让他显得卓尔不群。雄厚的实力、宗教的肯定、出众的人品，艾哈迈德三者兼具，终于得到“沙阿”的头衔。年轻的艾哈迈德成了所有普什图人及其当地盟友和部下的王。［1］

普什图人聚居区北至兴都库什山脉，向南一直延伸到印度河河谷。他们的人口有4000万左右，虽不及西班牙，却比加州略多。他们的主要语言是普什图语，这门语言和波斯语有些相近（可能和葡萄牙语与意大利语之间的关系有得一比）。他们的文化也有着鲜明的独特性。关于普什图人的起源问题，学界尚无定论，普什图人的传说故事将其起源追溯到古以色列遗失的部落。不过，他们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两三千年，这个地方确是他们的家园无疑。

普什图人的社会生活要靠部落制度维系运转。当然，大大小小的部落、子部落、氏族与大家庭，也造成了普什图社会的分裂局面。每个家族都会攀附某位英雄作为始祖。各位读者只要注意姓氏末尾的“扎伊”（-zai），就能大致了解某个普什图人的血脉传承，就像苏格兰人姓氏当中的“麦克”（Mac-）。艾哈迈德出自萨多扎伊（Sadozai）家族。顾名思义，他和他的族人拥有一位名叫“萨多”（Sado）的男性祖先。萨多有何丰功伟绩，史册上未见记载。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当年的他忙着开枝散叶，后世子孙才有生生不息的机会。巴拉克扎伊（Barakzai）与萨多扎伊同为望族，其祖巴拉克同样籍籍无名。但是，两族人民都还记得，他们的祖先乃是一对血亲兄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不同氏族组成部落，部落又组成松散庞大的部落联盟。萨多扎伊和巴拉克扎伊同属阿卜达利（Abdali）部，也就是说，他们来自一个更遥远的祖先，名叫阿卜达勒（Abdal）。

吉尔扎伊（Ghilzai）部和阿卜达利部互为世仇。与阿卜达利部一样，吉尔扎伊部也是根系庞杂、人口众多。他们都以坎大哈为根据地，不断南进拓展。吉尔扎伊部的领地位于东面，阿卜达利部则占据了西部。几个世纪以来，吉尔扎伊部一直掌握着普什图部落社会的主导权。对此，阿卜达利部很是不满。15世纪时，吉尔扎伊部在印度北部建立了德里苏丹国。18世纪30年代，他们曾短暂统治伊朗。到了1747年，大局仍在吉尔扎伊部的掌控之中。可是，一场支尔格会议却把艾哈迈德推上了国王的宝座，部落社会的权力天平开始朝着阿卜达利部倾斜。

面对各部长老，艾哈迈德态度谦卑。登基之后，他却自封为“杜尔-依兰-杜兰”，意即“珍珠中的珍珠”（Durri-i-Durran）。后来，国王声望渐长，他的那些部落同胞争相攀附，不少阿卜达利部人都自称出自“杜兰尼”（Durranis）一族。这个源自“珍珠”的词汇，仿佛真是自带光环。到了后来，阿卜达利人个个自称“杜兰尼人”，祖先的真正名号反而湮灭在了史海深处。

如上的一切都是后话。初登大宝的艾哈迈德根基尚浅，族人也并不那么以他为荣。故而，他这个国王有名无实，倒更像是个部落联盟的召集人。只是由于危局来临，大家才把他推上王位，而且每个人都觉得艾哈迈德的王位难以长久。正如普什图古谚所说：“我和我的兄弟联手对抗我的堂兄弟，我和我的堂兄弟联手对抗我的陌生人。当没有外人时，我对付我的兄弟。”艾哈迈德能够称王，不过是因为外敌当前，北方的突厥军队、西方的波斯军队，都叫一众部落长老坐立难安。待到局势缓和，联盟就会重新分裂成不同的部落，部落再分裂成氏族，氏族变成大家庭，而大家庭才是普什图文化的基本单位。

这是艾哈迈德这个国王面临的最大挑战。他领导下的“国家”由大家庭组成，每个大家庭都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事实上，每个家庭中的男性也自视为国王。的确，传统赋予每个人一个角色、一个等级：男人在上，女人在下，年长意味着拥有尊位，官富子弟也比平民的儿子要高贵……

然而，除了这些准则之外，普什图部族社会还有一种独特的立身原则：男人的地位并不取决于他所担任的职位或这些职位所拥有的权力，直截了当笼络人心，才是步步进阶的保证。身居高位的人，一定有真本事让属下服膺。他们赢得这种尊重，是因为其在政治游戏中获得的经验。在这个游戏中，才干是有意义的，但不是一切；继承下来的声望固然重要，但并不代表一切；雄辩的口才、亲切的举止、盟友关系、姻亲背景，都是有意义的，但又不是必然的。这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王权的更替。国王总像流水一般换来换去，觊觎王位的野心家也是层出不穷。小小的疏失、无意的惊扰、笨拙的举止、不雅的言行，都有可能成为对手利用的契机。

家人相处的道理，总能用于解释家族之间的关系，家族关系又能为氏族和部落的生存竞争提供借鉴。在这个部族社会，一切权力都来自私人关系。错综复杂的家族政治和这些关系网络交织在一起。干涉部落内部事务只会让国王大伤面子，甚至还会害他失去权位。因此，即便是艾哈迈德这样的酋长也无法命令他的近亲，他的每项命令都必须经过大家讨论，方能施行。

艾哈迈德能够得势，少不了身边一群人的追随与拱卫。至于地方上那些实力派，国王则许以权力与高位，换取他们对他的忠诚。君臣之间就像家人，家人之间的关系，外人自然无法买断。权力的秘密总在折磨入侵的外敌，他们总在扶植傀儡，试图达到代治的目的，却浑然不知一个官位在阿富汗并不代表相应的权力。

艾哈迈德很清楚，唯有养战自重，他才能保住盟主的位置，他的子民也会因为战争而团结一心。他的先祖曾经远征印度、大肆劫掠，他决定效仿。印度人大多是印度教徒，他们的信仰包含了偶像崇拜的成分。艾哈迈德和他的百姓则是穆斯林。伊斯兰教反对以物配主，他们认为摧毁偶像越是得力，就越能得到安拉的赐福。艾哈迈德·沙阿在印度破坏神庙、打砸神像，自然收获了不少福气。

劫掠，还能带来经济上的收益。神像之上，往往饰有珍珠和宝石；神庙之内，还有黄金等其他稀罕玩意儿。一场对印战争，总能满载而归。腰包鼓鼓的艾哈迈德因此有了收买人心的更多本钱；那些人接受了国王的好处，自然就得登上国王的战车。艾哈迈德·沙阿一生征战无数，他的疆土越来越广，原有的地盘也愈发巩固。

艾哈迈德作战英勇。不过，臣民对他的爱戴并不仅仅缘于他的武功。作为普什图部落的一员，国王也得和臣下一样慷慨大方。为此，他不惜金钱，频频赐宴；又打开国库，救济穷困。他总是摆出一副乐善好施的模样。诚然，朝廷的大小事务都在国父的掌控之中。不过，艾哈迈德也得满足属下的自尊与骄傲。唯有谦逊的君王，方能拥有强大的力量。雄辩，也是普什图社会颇为看重的一大才能。艾哈迈德在这方面是一等一的好手。国王御制的沙场诗篇，至今仍为后人所传诵（可惜，艾哈迈德的诗作精髓，译笔实在难以传神）。［2］

总之，敌人对艾哈迈德忌恨入骨，但在臣下的眼中，国王却是智慧、老练、公正的象征。他非但没有专制，还成立了9名顾问组成的委员会帮助他执政。这些顾问出自不同的部落，是各部的首领，所有内政事务都须经过顾问委员会讨论方能敲定。他对部落势力百般讨好，也换来了他们的耿耿忠心。

普什图瓦里（Pushtoonwali）是普什图人遵守的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它要求普什图人慷慨待客，甚至在必要时牺牲财富和生产；提倡恩怨必报、血亲复仇，要誓死捍卫家中女性的纯洁；要求普什图人宽恕敌人等。

其实，阿富汗的其他民族也遵守着同样的守则。虽然普什图人在这方面堪称表率，不过，哈扎拉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也未落人后。大家都要为客人倾其所有，都觉得家门荣誉与女眷的贞操息息相关。未婚女性一旦失节，更是罪莫大焉。艾哈迈德对普什图社会多加规范，对于其他民族也未曾放纵。普什图人与少数民族之间自然存在文化差异，但是，在艾哈迈德这个普什图人的统治下，大家相处得还算融洽。国家一派和谐，与艾哈迈德对地方势力的宽纵有关。身为国主，自然需要收缴税款。不过，艾哈迈德并未横征暴敛。他将各族臣民征召入伍，与其说这是一种强加于人的做法，不如说是分享战利品的方式。

艾哈迈德·沙阿建立了一个庞大帝国。全盛时期，帝国疆域西及伊朗东部，东至印度河畔。这等业绩，先辈也曾数次企及。早在11世纪，加兹尼王朝苏丹马赫迈德（Mahmoud）就已出兵南下。他劫掠的那些神庙，艾哈迈德日后也会造访。16世纪的时候，莫卧儿帝国的开国皇帝曾在帕尼帕特（Panipat）赢下关键的一仗。同样的地方，200年后又迎来了艾哈迈德的武装。

艾哈迈德·沙阿·杜兰尼帝国的位置和范围

众多雄主之中，艾哈迈德也有那么一点不同：唯有他能让普什图部族团结在一起。吉尔扎伊部与杜兰尼部的关系被他妙手修复，巴拉克扎伊与萨多扎伊两大家族也重归于好。他甚至搭起了一座桥梁，让普什图人与少数族裔和平共处。说波斯语的塔吉克人、信仰什叶派的哈扎拉人与隶属突厥语族的乌兹别克人，都对他俯首称臣。阿富汗北部的土库曼人、伊朗境内的波斯人，也成了帝国的一部分。大家对这位伟大帝王都深感服膺。各族杂处的军队中，隐隐约约的国家意识正在慢慢萌生。在艾哈迈德·沙阿国父军队中并肩作战的各民族，开始形成一种民族精神，一种阿富汗意识。［3］这就是为什么在艾哈迈德统治的时代，这片古称“亚里安那”（Ariana），后又改名“呼罗珊”（Khurasan）的土地，开始被人叫作“阿富汗”。

第2章　艾哈迈德·沙阿的帝国

如果以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概念为标准，那么艾哈迈德·沙阿统治的地域很难称作国家。因为国家必须具备以下要素：一定的领土、连续成形的边界、人人遵守的法律和民众用于交易的统一货币。回到艾哈迈德时代的阿富汗，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恐怕并不存在，在这个地方，每个人的权力范围都相当有限。这里的地势太不平坦，居民又系属多个族群，要把他们整合在一起，实在太不容易。更不要说当时根本没有便捷的通信手段，交通工具也十分原始。艾哈迈德的帝国看起来广袤，却没有明确的疆域。一座座的城镇与要塞分布在农村地区，唯有在城市方能感受到帝国的威严。

帝国虽有疆界，不过，帝国的疆界并非划线为界，而是以地域作为国与国的区隔地带。帝国的每座城市都由一个强人统治，邻近的乡村地区也得听从城中强人的差遣。不过，强人一旦离开城市，权力即会大大削弱。他的威望就像磁铁一般，随着距离远近而递减递增。作为大城，喀布尔就是帝国权力的一极。南疆名邑坎大哈的地位同样举足轻重。不过，喀布尔与坎大哈之间的广大区域，两座城市的领主都是鞭长莫及、无力管治。

地方豪强的权势虽不如大城领主，却更加直接有效。所谓地方豪强，可能只是邻近城镇的一位领主，也可能是周围某个村子的头人。到了某些偏远地区，一位地主也能自命豪强。只要能够私设武装，并把亲戚佃户聚拢一处，他完全可以在那里称霸称王。帝国的国情就是如此。国王的权势大小，完全取决于他从臣下那里获取税款的多寡。要想巩固统治，君主还得和地方豪强友好相处。只要某地乐于纳税又肯向君主称臣，就可以被视为帝国的一部分。当然，君主总会将富庶的中心地带恩赏给最为忠心的臣子。这类人往往是王亲国戚，如亲王、王子或王孙之类。

众多城邑当中，要数赫拉特、坎大哈和喀布尔最能代表阿富汗。当然，南部的白沙瓦与北方的马扎里沙里夫的战略意义同样不可小觑。无论这片土地落入谁的统治，这五座城市往往都会作为帝国的一部分而被纳入其统治。其中的四座城市仍是今天阿富汗的一部分，白沙瓦已经成为他国领土。白沙瓦的失陷，一直是阿富汗人的历史隐痛。时至今日，围绕此地的种种问题仍在不断发酵。

在艾哈迈德·沙阿那个时代，阿富汗的城市格局与中世纪的欧洲十分相似。每座城市都有城墙，有一到多个城门。城市越大，城墙越高，城门的数目也越多。喀布尔这样的大城市就有五处城门，它们面向不同的方向。五条道路由城门而出，一条通往坎大哈，一条直指白沙瓦，另外几条也各自承担通衢使命。进入城中，道路变得宽阔，从各个方向延伸到市中心。所有的林荫大道都通向大巴扎（Grand Bazaar）。这里的摊贩店铺多如迷宫，商品琳琅满目：既有本地的手工艺品，也有邻近国家输入的现代制造物。大巴扎的一旁，喀布尔河流淌而过。河道两边，正好立着一道谷口。大巴扎北面的山坡上，遍布着密密麻麻的民居。河流对岸，巴拉希萨尔（Bala Hissar）王宫坐落在一片山岬上。王宫四周的山峰上矗立着厚厚的黑色城墙，巨大的塔楼上点缀着小窗户。人们常把大巴扎和周边的民居称为“朔尔巴扎”（Shor Bazaar），意为喧闹市集。这个名字所言不虚，此地确实热闹非凡，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最为生动的烟火气息。

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风情。在坎大哈的市中心，可以看到密集的清真寺建筑群，周围是驻军。这个普什图文化的故都一直是座保守的宗教城市，也是主要部落的首都。

赫拉特的中心又有另一派景象。此地向来人文荟萃、重视教育，一直以来就是重要的艺术、文学和学术之都。因此，城市中央是学校和神社。赫拉特还是波斯细密画第一人贝哈扎德（Behzad）的故乡，著名的苏菲派诗人贾米（Jami）和安萨利（Ansary）也曾在此安居。(1)

马扎里沙里夫意为“神圣的陵园”。城市中央的确建有一座巨大的陵墓，被部分阿富汗人认为是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埋葬地。对于什叶派穆斯林而言，阿里是最受尊敬的人物，其陵墓有着无与伦比的宗教意义。不管谁统治这里，都会对其进行美化与修葺。长此以往，陵墓才达到了今天的规模。马扎里沙里夫市民庆祝新年的方式也是阿富汗的一绝，其中的某些典礼活动，可以追溯到琐罗亚斯德教盛行的年代。［1］

几百年来，阿富汗走出过无数个自命王者的人物，他们统治的区域通常都会包括上述的一到几座城市。其实，他们的大部分臣民并不生活在城市，而是住在农村。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阿富汗农村才是真正的阿富汗。了解乡村地区的社会结构，才能了解阿富汗的过去与未来。迄今为止，乡村地区的种种事态，仍在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政治走向。

阿富汗的主要城市

阿富汗历史学家穆罕默德·阿里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阿富汗的乡村共和国（village republic）发展到了最经典的形式。［2］数千个这样的村庄分布在阿富汗的丘陵和平原上，每个村庄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自治的政治和经济单位。它们有的深居山间，有的位于幽谷，雪峰之下的河水之滨，也是它们自由生长的领地。几乎每个村庄的中心都有一座卡拉（qala），许多卡拉的四角还耸立着坚固的塔楼。

乡村社会当中，婚姻对象相对有限，一番嫁娶之后，几乎人人都算得上血脉相连。但他们追认各自的祖先，记录血缘，以此区分你我。大家族内部自然也有等级制度，最有特权的家庭和他们的仆役、穷苦亲戚生活在卡拉，其他人围住在卡拉周围。大片的田地将家族领地分割开来，两个家族领地之间通常有一天以上的距离。田地上方的斜坡用于放牧羊群，其中以绵羊居多，山羊的数目则要少一些。［3］

在阿富汗，少有人家蓄养畜牛，毕竟这种牲口实在太难伺候。不多的畜牛则被圈养在家中作为奶源，肉食的情况实在少之又少。放羊是男人的活计，照料奶牛则由女性承担。为了应付耕地的重活，大多数农家都配有耕牛。至于交通，大家基本靠走路。只有路程过于遥远，才会骑上毛驴。同时，驴子还负责搬运重物，比如木材、砖石、麦穗等。任何人力难及的东西，都需要驴子来承担。骡子不太多见，但也有人饲养。山区之中，马倒是真正的稀罕物。蓄养马匹的花销，一般人根本负担不起，还是驴子实用得多。北疆的辽阔草原，才是万马奔腾的王国。

阿里认为，这些小小的社会单位都可以被视作“乡村共和国”，因为他们没有正式的统治者。宗族的族长是村里的首领。有些宗族地位更高，因此他们的族长和首领更有权威。但他们的权威更像是家长，而不是王，这正说明了艾哈迈德·沙阿的真实身份：家长中的大家长。正因如此，大家才会称他为“国父”。

在当地，最重要的宗法领袖是可汗（Khan），他们构成了阿富汗的封建领主阶层，其地位是世袭的。每个村庄通常还有一位马利克（mailk），一个正式的首领。马利克基本是选举产生的，但马利克的父亲可能也担任过马利克，或至少是可汗。村庄一旦遭遇危机，主要的可汗协助马利克作出决策。很多时候，马利克往往由当地最大的可汗兼任。

正式的决策由村中最重要的人物组成支尔格（达里语地区称为“舒拉”），经过旷日持久的讨论作出。支尔格是常设的议事机构，但并非定期召开，只有出现问题时才会召开。支尔格无法通过简单的表决作出决定，而是必须讨论到所有成员都达成共识。这是解除未来冲突的一种方式，因为简单投票作出的决定，可能使多数人获得胜利而少数人闷闷不乐，任何这样的不满都会在看似无关的情况下爆发。因此，大家必须在支尔格上达成一致意见。传统上，支尔格的每个成员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但是，支尔格一旦作出决定，所有成员都不能再有异议。

马利克由支尔格选举产生。不过，他的权威与他从声望、家资和社会地位中获得的非正式权威是分不开的。所谓选举，不过是公推一位声望最高的人物而已。乡村的规模实在太小，成员之间太过熟悉，一切内部事务都可以约定俗成。马利克确实有一些正式的职责：他要负责处理与外部势力的关系，他们可能是邻近城镇的强人、部落首领，甚至还有国王（如果有的话）。有时候，村庄需要直接向国王缴纳实物税。征税的职责自然需要马利克出面完成，所得的物品则会转交给国王派出的代理人。［4］

除了马利克，每个村庄还至少拥有一名毛拉（mullah）。毛拉是伊斯兰教的基层神职人员，他们不是“圣人”，拥有妻子、儿女，可能也拥有土地，参加战争，他们并不比村里其他任何人更圣洁。他们只是粗通文墨，读过几遍《古兰经》，知晓一些宗教法规而已。他们监督人一生中有关宗教的各种仪式。例如，孩子降生，毛拉会被召唤，他要对着婴儿轻轻念诵《古兰经》。如此一来，孩子才会被正式认作穆斯林。村里的丧仪，毛拉也不能缺席。棺椁下葬的时候，需要他在一旁祈祷；安葬完毕，毛拉还得带领人们念诵《古兰经》，向死者致以最后的敬意。婚姻大事也需要毛拉在场。婚礼自不待言，双方家长议定合同的时候，毛拉也须在一旁相陪——请别吃惊，在阿富汗的乡村社会，婚姻绝非男女爱情的结果，而更像是家族间的一笔生意。

祷告的时候，特别是早晨和日落的时候，毛拉会登上宣礼塔（如果没有宣礼塔，毛拉会站在一处显眼的屋顶），高声祷唱宣礼词，提醒人们祷告时间到了。规模稍大的村庄，则会安排一位宣礼人（muezzin）协助毛拉。可想而知，这位宣礼员一定中气十足、嗓音洪亮。

每个村庄都有类似清真寺的地方，那是礼拜五聚礼、日常昏礼、传统节日及支尔格大会的聚集地，也是旅行者的落脚地。看管清真寺也是毛拉的职责之一，但并不是每位毛拉都有自己的清真寺需要照看。有幸驻寺的毛拉被称为伊玛目（imam）。人们聚集礼拜的时候，伊玛目要负责领拜，他站在前面，保持着和大家一样的姿势，朝向麦加方向鞠躬祷告，伊玛目高声诵读《古兰经》，其他人则轻声地念诵。整个礼拜仪式由伊玛目负责调控，他会适时高喊“真主伟大”（Allahu Akbar），提醒大家适时地端立、跪坐、俯卧和鞠躬。总之，毛拉就像宗教机械师，他在一个充满宗教信仰的世界里照顾着日常生活的细节，在这里，宗教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除此之外，毛拉其实并没有什么独特地位可言。

其实，很多阿富汗人想象中的毛拉，往往是一些喜欢恶作剧的无赖之徒，因为毛拉·纳斯鲁丁（Mullah Nasruddin）的传说实在太过深入人心。纳斯鲁丁是个虚构人物，也是各种幽默民间轶事的主角。一次，邻居想要借纳斯鲁丁家的驴，纳斯鲁丁却满心不愿意。为此，他只能信口雌黄：“不好意思，我家的驴昨晚已经死了。”不巧的是，屋后的驴正好嘶鸣起来。“这是什么声音？”邻居问道，“亲爱的毛拉，你家的驴肯定活得好好的，我刚才明明听见它在叫。”“那又怎么样？”纳斯鲁丁面不改色，“你是相信一头驴的话，还是愿意相信毛拉？”

另一种漫游乡村世界的人物是达拉克（dalak），他们负责处理日常生活中许多不太愉快但必要的细节。达拉克虽非宗教人物，但他们的日常工作却与宗教息息相关。男孩小时候都要例行割礼，达拉克就是那个操刀的人。达拉克还从事拔牙、理发等各种个人服务。他们居无定所，在一个个家庭之间辗转借住，走到哪里，就睡在哪里，食物也来自人家的馈赠。乡村社会（大多数阿富汗人的生活环境）有严格的公私领域之分。公共世界只有男性，家庭则属于私人领域，个中情况外人难得一窥究竟，唯有达拉克可以在公私领域之间游走穿梭。他们知道每个家庭的私密细节，因为他们处理的是最私人的事情。各种闲言碎语，他们没少听闻，并总能毫不吝惜地再将其传扬出去。因此，达拉克也算是乡村社会的新闻媒介。哪户人家有女待字闺中，哪户人家的男孩已到了婚娶的年纪，这类消息达拉克最是清楚不过。因此，他们还能替人做媒。由于达拉克常常走村串乡，掌握的资源比起一般媒人更为广泛，所以许多人家也乐得让他们做媒，从中撮合。［5］

对于各种专业人物，乡村社会也分出等级，排好了座次。达拉克与毛拉同样居于最低等级。在他们之上，还有好些更受敬重的人物。米拉布（mirab，水资源仲裁人）便是其中之一。村庄之间若是出现与水相关的纠葛，须由他们出面调停解难，其话语权很不一般。阿富汗干旱少雨，沙漠广布，水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地位最高的是大毛拉（mawlawi，宗教学者），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人物，深得众人爱戴。卡兹（qazi，法官）是最杰出的宗教人物，但并不是每个村庄都有一位卡兹。家庭内部纠纷全由家长调解，家族内部的纠纷由部族处理，村庄之间出现诸如谋杀或盗窃之类的案件，则交由支尔格解决。卡兹有资格裁决复杂的案件，因为他们作为学者和虔诚的教徒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有些公案可能涉及对某些法律问题进行微妙的宗教解释，卡兹处理起来也会觉得力有不逮。遇上这种情况，他可以与穆夫提（mufti）进行磋商。穆夫提是声誉极高的宗教学者，由于深得民众信任，他们拥有签发法特瓦（fatwa，对教法的解释）的权力。这并不是对特定条件的判决，而是对法律作出裁决。由此可见，这里的法律来自宗教经典和古代圣徒的神学著作，而并非出自政府意志，也不是来自任何民选机构、政党、豪强、军阀，任何个人都无力改变法律的内容。统治者想要获取合法地位，必须得到穆夫提与卡兹的支持，它本质上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系统。

生活在乡村，货币不是必需品，村民之间甚至无须以物易物，这里的伦常关系冲淡了劳动交易。毕竟一个村子里，人人都互为亲戚——父与子、舅与甥、叔公与侄孙，亲戚之间总有一些必须承担的相互义务。［6］身处其中，每个人都要安守本分，同时，也能享受亲人提供的庇护。晚辈要孝敬长辈，年轻女性得服从家中年长的女性。

女性掌握着某些领域的控制权，男性通常不进行干涉。采购食物、管教孩子的事情由女性定夺。她们还要代表家族议定婚约，为了礼金讨价还价。不过，总体而言，男性的地位凌驾于女性之上。即便是在女人掌控的领域，最终的决定权还是掌握在男性手中。在乡村共和国里，有领主，有臣民，人们身在其中，各安其位，每个人按照社会的期望做事，同时也被赋予相应的权利。

阿富汗的村庄几乎都能自给自足。他们自己生产粮食，制作木工，缝制鞋子，给马匹钉上马蹄掌（如果有马的话）。女性们纺纱织布做衣服，在自家的院子里烹煮食物、烘烤馕饼——每户人家都有烤炉，因此，女性大可不必为此抛头露面。她们还会将鲜奶发酵成黄油或干酪，将酸奶干燥后制成令人垂涎的克鲁特（q’root）。妇女们还会想尽办法储藏蔬菜与肉干用于过冬。杏仁、核桃与水果干搅拌在一起，就成了男人外出旅行的口粮。男人在外面从事繁重的工作：挖水渠、修水坝、分配水源、耕种收割等。村中来了陌生客人，他们也要前往照应。如果有战斗（事实上经常有），男人就会去参加战斗。

村庄虽然大体上自治，但并不是完全孤立的。一个村庄的人认识其他村庄的人，邻近的村庄里，大多也有熟人居住。有时候，村民还会带上酸酱之类的农产品，骑着毛驴前往附近更大的城镇。他们要用这些东西换取现金，以购买火柴、汤勺、化妆品一类的精巧工业品。在城镇的市集上，他们能听到外面世界的种种消息。然而，外面世界的人与事不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太大影响，对村民来说，总督只是一个故事。至于国王，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大家只是模模糊糊有些印象：一个硬汉带着军队在遥远的地方征战。国王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近乎为零。当然，倘若国王御驾亲临，大家还是会对他毕恭毕敬。不过，国王总不可能在一个地方久留。很快，国王又会成为传说，成为人们的谈资。“我见过国王，没错！当时他就站在那个地方，就像那匹马一样真实！”

不过，村民即便足不出户，也有和游牧部族打交道的机会。游牧民约占总人口的10%或更多。他们虽是少数，却是拥有成千上万人的少数。他们过着迁徙的生活，遍布各地，操波斯语的居民叫他们“库奇”（kuchi），即移动的人。普什图语人称他们为“波文达”（powinda）。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各地游走、迁徙，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他们会在合适的地方停留几天，或者说最多几个星期，然后继续上路。［7］

小的游牧营地可能有10顶帐篷，大的营地则可能多达50顶，他们可能会有数百只羊和数十头骆驼。牧民视牲畜如珍宝，从来都是小心伺候，几乎寸步不离。无论驻足还是迁徙，他们都要带上所有牲畜一同来去。因此，每个游牧部落都有自己的狗，牧民的狗并非优雅的阿富汗猎犬，它们大多形如马士提夫犬，块头足有拉布拉多的两倍大，而且体壮头宽，下颚似斗牛犬。我还在阿富汗生活的时候，几乎没人注意过游牧犬的独特性，人们只是觉得它们是可怕的杂种狗。不过，既然这些看家狗的外貌如此相似，我倒觉得它们可能系属一种有待发现的纯种犬。小时候在喀布尔，我可没少遭它们的惊吓。游牧犬到了主人身边，立即变得恭顺异常，不是跟着畜群一溜小跑，就是守在帐篷之外寸步不离。由于它们的存在，外人大多不愿踏进游牧民的营地。

游牧部族过着危险的生活方式。由于总在外国领土上游走，他们常会遭到其他游牧民族，或是以打家劫舍为生的部群的袭击。在古老的阿富汗，特别是在北方，这样的劫掠者多不胜数。各位读者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盗匪偏要盯上一无所有的游牧民？奥秘与牲畜有关。的确，这些带蹄的生物都是宝贵的财产，而且游牧部族当中还有女人。为了保护女性，游牧部群采取的方法和拓荒时代（pioneer days）历经千辛万苦穿越北美大平原的先驱差不多。在方阵之中，男人守在外面，妇女、儿童围在中间。不同的是，美国人有火车，游牧民则只能策马前行。在下马扎营的时候，妇女、儿童的帐篷也位于营地中心，男人的居所则设在外围，而且男性还得时刻警惕敌人来犯。凡是有人接近，都会被拦下质询，直到弄清身份和来意为止。

游牧部群一旦进入一个村庄的领地，双方往往会爆发冲突。双方都有牲畜需要放牧，自然都需要牧场。村民们自然理直气壮，毕竟他们首先来到这里，这是他们的地盘。眼见如此一群外人赶着几百头羊浩荡而来，一下子就占据了整片山坡，村民的心里肯定很不高兴。

当然，这不能说是游牧民与村民之间处于战争状态。事实上，如果上溯几代，很多农耕民的祖先也曾过着游牧生活；而有些游牧民原来也是一些定居耕种的农民，因为干旱之类的天灾降临，他们的耕地变得荒芜，这才过起游牧生活。不过，既然祖先也曾四处迁徙，他们倒是乐呵呵地接受了游牧的生活方式。很多人甚至觉得，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要好过天天种地。游牧部落与城镇居民是一种脆弱的共生关系，这一点对游牧民尤其重要。比起农民，游牧民无法做到自给自足。诚然，他们可以制作食物，但他们不得不进城，在集市上讨价还价，购买器皿、金属制品以及缝制帐篷的布料。此外，他们还得向农民换取蔬菜、水果以及面粉，毕竟阿富汗人三餐都离不开面包、馕饼。当然，游牧民带来的奶制品、肉干、兽皮、刺绣、珍珠和其他轻便的手工艺品，也得到了城镇与乡村居民的欢迎。

因此，游牧民即便过着游牧生活，也不意味着与世隔离。他们属于部落，并受到部落体系的约束，有些游牧部群和定居村民之间甚至系出同源。他们中也有毛拉，也有指定的卡兹作为宗教法官。村民敬仰的宗教学者，也得到他们的崇敬。游牧部群与定居村民之间的区别在于距离：村民终其一生，可能都局限在家乡附近的20英里区域。游牧部群一年走过的路，可能就有几百英里之多。他们的足迹南至印度，向北则跨过了阿姆河，他们几乎不知道“边界”这个词的含义。出身游牧部群的人可能保守顽固、生性多疑，但是，他一定也见过世面，甚至会说三种以上的语言。但国王并不喜欢这些到处游荡的子民。国王想要弄清他们的具体人口都十分困难，更别提向他们征收税款了。而且，他们还会时不时地洗劫朝廷和领主的财产，甚至加入反叛军队与国王作战。正因如此，对待游牧部群，国王从来不敢怠慢。

尽管除了征税之外，艾哈迈德国王在臣民的生活之中没有一点存在感，不过，他们之间还存在另外一种联系。臣民如果觉得自己含冤在身，又在支尔格大会和卡兹那里求告无门，他可以向国王请愿为自己主持公道。毕竟，除了教法，还有王法。传统的教法基于宗教教义，以及一些原本属于流俗后来被误认为带有宗教属性的规矩。它们有着悠久的历史，代表了几代人的共识。而王法则源自王公大臣的智慧或者怪癖，王法的解释权掌握在国王的手里。

艾哈迈德拥有军事权，他的裁决自然有着无与伦比的权威性。不过，任何寻求国王正义的人都是在冒险，因为国王的裁决是不能更改的，而且可能是武断的。要想上达天听，需要历经漫长的过程。国王只有一个，他的官僚队伍有限。最终，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等来国王的裁定。如此一来，臣民自然不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去打搅艾哈迈德。实际上，由于没有熟人打通关节，一般臣民从来不会向国王求助。因此，只有可汗和其他权贵才会选择这条路。对于乡村地区的普通百姓而言，贤明的国王好过愚昧的国王，仁君比暴君更受欢迎。不过，即便改朝换代，他们的日常生活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诚如阿富汗的一则谚语所言：“院子里的一条好狗，比首都的好国王更有用。”［8］

(1)　这位安萨利与笔者并非同宗同源，因此谈不上是亲戚。

第3章　隔壁的法兰奇人

关于艾哈迈德·沙阿是不是阿富汗的第一位国王这个问题，尚具争议，但不容置辩的事实在于，他确是从这里走出的最后一位征服者。他和之前的许多征服者一样，集结部落武装，在中亚与南亚之间开疆拓土。当他死的时候，邻近地区的地缘环境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新的势力开进了这片区域，这些势力是当地战士在公开战斗中无法击败的，有些人把他们叫作“法兰奇”（Farangi）［这个单词乃是“法兰克”（Frank）在波斯语中的变体］。7个世纪以前，法兰克人走出欧洲，袭击了圣城耶路撒冷。正是他们的行动，引发了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抵抗“十字军”的战争。从那时起，法兰奇便成了对欧洲人的通称。艾哈迈德逝世的时候，帝国边界的那一侧已经有不少法兰奇人定居。

当地人称他们为“因格雷齐”（Engrayzee），也就是波斯语和普什图语中的“英格兰人”。早在150多年前，英格兰人就已来到印度。1613年，英国人在印度海岸设立了第一个通商据点。建立据点并非出自政府行为，而是寄托了东印度公司一众股东的发财梦。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正式合并，形成了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此后，印度不再只有英格兰人，移民来自整个不列颠。当时，这些移民大多从事商贸活动，他们得到莫卧儿帝国的批准，得以在几个小岛栖身，并默默地操持着自己的生意。

当时，在印度的欧洲商团可不止不列颠一家，每一家商团都想从贸易当中赚取好处。为此，他们经常互相攻伐。不过，战争只在欧洲人之间进行，印度当地势力从未卷入其中。最初，英、法联手驱逐了葡萄牙人。而后，英、法商团又开始互相攻伐。1743年，艾哈迈德还未登上王座，英、法军队已在印度东海岸开战。这只是当时全球冲突的前线。在欧洲，这场冲突被称为七年战争，在北美，即是法国-印第安人战争。1763年，印度的战事终于有了结果，英国人大获全胜。此后，法国人虽然还能在印度定居，不过得“接受英国的保护”。

对法战争期间，英国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征服印度，因为他们并不想要统治印度，他们的主要利益全在商业上。那时，英国政府还未向印度次大陆派驻任何官员，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存在仍局限于东印度公司。严格意义上来讲，东印度公司属于私人企业，尽管它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充分支持，并充当了英国利益的代理人。因此，东印度公司只管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最大利润，而这个目标与英国政府的利益诉求不谋而合。

1756年，英、印双方在贸易港口加尔各答爆发冲突。莫卧儿帝国驻孟加拉省的总督纳瓦布（Nawab）下令逮捕了一批英国公民，并将他们关进一间小牢房。他们在狱中的容身之地实在逼仄难受，为此，欧洲媒体还发明了一个全新词汇——“加尔各答黑洞”（Black Holes of Calcutta）。只在小小的黑洞中待了一天，就有不少人丧了命。恶行很快传到了东印度公司设在本地治理（Pondicherry）的总部。盛怒之下，东印度公司决定教训一下纳瓦布。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率领一支小型武装，北上袭击了加尔各答，纳瓦布的势力一触即溃。在克莱武的扶植下，纳瓦布的侄子接替了叔叔的职务。这次军事冒险被英方称为“普拉西战役”（battle of Plassey）。其实，这谈不上是一场战役，倒更像是一种行政程序。此前，英国人浑然不知，孟加拉的大局早已落入己方的掌控。经此一役，他们才恍然醒悟。殖民活动的起点已经无法考证，不过，普拉西一役过后，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和印度的任何其他地方愈发为所欲为，类似的军事冒险也越来越多。

“加尔各答黑洞”事件爆发的同一年，艾哈迈德·沙阿的军队正在德里大肆劫掠。那一刻，阿富汗的国势似乎还要强过大英帝国。后者不过推翻了一位总督，艾哈迈德却直接废黜了莫卧儿帝国的皇帝，扶植了一位听话的傀儡。正当英国人在印度东部展示赤裸裸的权力时，艾哈迈德·沙阿直接占据了印度西部的大片领土。简单的事实表明，英、阿两股势力即将展开对决。

英国与阿富汗确实将会产生不小的纠葛。不过，一切都是后话。从加尔各答到德里，起码有1000英里的距离。从德里出发西行，还要走过500英里才能到达艾哈迈德的家乡坎大哈。阿富汗与英国之间没有交集，也没有理由发生冲突。

“加尔各答黑洞”事件过后的数年间，英国人在孟加拉的统治日渐稳固。同时，英国也在大力向西拓展势力。当时，莫卧儿帝国已经分崩离析，肢解成了一个个独立的邦国。英国人步步为营，一一控制了这些邦国，分而治之。如有需要，英国殖民者会对其实行直接统治；有时候，他们会扶植地方势力代行统治，自己则身居幕后进行操控。

对于东印度公司的代管活动，英国政府渐生不满。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横征暴敛，几乎危及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可是，印度又是如此重要而不容失去。英国政府决心对印度实施直接统治。1773年，英属北美殖民地开始分崩离析的时候，英国政府派了一名总督来到印度履职。东印度公司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仍在次大陆运转，不过，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正式拉开了帷幕。尽管殖民政府的总督经由议会提名任命，其作出的决定也须经议会批准，但他在印度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拥有一整套内阁班子辅助左右，帮他制订外交政策。

1772年，艾哈迈德·沙阿因罹患颌骨癌而离世。这一年，马萨诸塞州的爱国者正在筹建“茶党”，这不仅是对英国政府的反抗，也是对东印度公司的反抗。没错，这家公司在印度与北美都曾开展业务。那个时候的阿富汗，还是一个庞大的帝国。疆土从现代伊朗的心脏地带延伸到印度洋，东北部的克什米尔也被纳入其中。在伊斯兰世界，阿富汗是仅次于奥斯曼帝国的第二大强国。

但是，随着艾哈迈德的离世，第二强国也行将崩溃。此前数年，艾哈迈德一直卧病在床，无法理政。他一撒手人寰，阿富汗便由盛转衰。这时的英国殖民者正在步步紧逼。不过，阿富汗的衰落与当时的英国人毫无干系，内部因素才是帝国衰微的根源。这是一个王朝帝国，这是一种本质上就不稳定的政治形式，毕竟王朝的兴衰起落完全系于统治者的个人才能。艾哈迈德·沙阿即便再伟大，也无奈儿子能力平庸。他的孙辈就更加不堪了，为了夺取王位，互相残杀，打成一片。短短30年里，王位便六易其主。持续的内乱，演变成了普什图两大家族之间的血腥内战。这与英国的玫瑰战争颇为相似。当年，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曾进行过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战争。

玫瑰战争之后，亨利七世登基为王。他开创了都铎王朝，其作为使他在很多方面被认为是英格兰的缔造者。阿富汗版的“玫瑰战争”之中，同样走出了一位杰出君主，阿富汗人至今仍敬称他为多斯特·穆罕默德大王（Dost Mohammed the Great）。内战期间，艾哈迈德的孙子要么失明，要么死去，要么流亡国外。当然，这些孽债大多是他们互相残害所致。1826年，多斯特·穆罕默德自立为埃米尔（amir）(1)，开启了巴拉克宰王朝。他虽非艾哈迈德·沙阿的直系后裔，却也和国父一族血脉相连。毕竟，多斯特·穆罕默德同样来自杜兰尼部，也是一颗“珍珠”。

多斯特·穆罕默德体形瘦长，蓄着长长的胡须，他有着黑黑的眼珠、高大的体格。少年时代，多斯特·穆罕默德曾经放浪形骸、沉溺酒精。不过，他很快回归正途成熟了起来，成为一位外表严厉但言语温和的君主。与国王有过接触的人，都觉得他是位完美的绅士。［1］显然，一位历经内战并最终获胜的人，本性不会太过谦和温柔。如果情势需要，多斯特·穆罕默德从不吝惜雷霆手段。当然，在王室与上流社会的交际场合中，国王还是一如既往地优雅得体。

多斯特·穆罕默德着手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并定都喀布尔，他将在此对国家实行统治，这也将成为阿富汗历史的基本内容。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力，仿佛都要对这项工作加以阻挠和破坏。我们的阿富汗故事正是从多斯特·穆罕默德开始讲起。

新君施政不过几年，国内的秩序便稳定下来。对此，广大臣民感激不尽。农民终于可以回归家园继续耕作，游牧部群也重新开始迁徙放牧。女人们在家中料理花园、安排政治婚姻；男人们则溜进市场闲逛取乐，和一干朋友大扯闲篇。贸易已经恢复，骆驼商队再次出发，他们穿过兴都库什山口，前往印度河平原，用羊毛、兽皮、亚麻籽油、青金石、华丽的地毯和马匹、骆驼等牲畜，换取大米、茶叶、香料、棉花和其他令人垂涎的货物。［2］

在多斯特·穆罕默德的治理下，艾哈迈德·沙阿帝国的核心部分已经收复。可是，多斯特大王对此并不满足，因为他还没收复整个帝国。马什哈德（Mashad）易于人手，国王倒还能够容忍，毕竟那座城池本来就在波斯的势力范围之内。可是，国王也失去了印度河沿岸的丰沃土地以及白沙瓦城。夺取领地的兰吉特·辛格（Ranjit Singh）甚至不是穆斯林，而是个锡克教徒！要知道，白沙瓦及其附近地区的大部分居民，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普什图人，白沙瓦更是阿富汗国王长期以来的冬都。同为普什图人的阿富汗统治者，不能不觉得心痛万分。于是，多斯特·穆罕默德决心要用一战之功夺回白沙瓦。但他的雄心反而让他一度跌落王位，由此生成的裂痕，不但他再也无力补救，甚至直到今天仍在作祟。

(1)　埃米尔：原意为“受命的人”“掌权者”，是对上层统治者、王公、军事长官的称呼。——编者注

第4章　熊与狮之间

多斯特·穆罕默德崛起前的阿富汗内战时期（约1792—1826），欧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整个18世纪，欧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扩张期。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短短100多年里，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船队几乎把五洲四海游了个遍。他们抵达了遥远的彼岸，并在那里开拓出殖民地，建立了贸易据点。不过，随着殖民活动的深入，欧洲列强之间渐渐生出嫌隙。为了争夺万里之遥的殖民地，他们之间时常爆发战争。与此同时，在整个西欧文化中，科学正在取代宗教的地位，成为理解自然的一种方法。技术革新由此不断涌现，蒸汽机、铁路、机械化工厂以及大规模生产等技术变革，都具有深刻的经济与政治意义。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这场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革命之一。法国人推翻王室，推翻了依靠土地生存的贵族。资产阶级成为新的统治阶级，是未来政治精英的代表。欧洲各国的保守势力试图颠覆这一全新的秩序。不过，保守派的反攻倒算都被革命派一一击退。战争中，走出了一位全新的征服者，一个小记者出身的士兵——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拿破仑并不满足于捍卫法国，他带领法军主动出击，征服了德国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此外，拿破仑还扶植了一些温顺的保护国，如西班牙和意大利等。

然而，拿破仑一生征战，面对英国人却始终未有胜绩。他试图远征俄罗斯，最终也因灾难而不得不选择放弃。滑铁卢惨败过后，他被逐荒岛，孤独而终。从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改变了国际政治的面貌，英国成为世界上的头号强权。英国的权势主要来自强大的海军。论海上实力，没有一个国家能与英国匹敌。拿破仑战争印证了海上力量是称霸全球的一大关键。

技术变革则是又一关键。在这方面，英国同样执天下之牛耳。这个国家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率先利用蒸汽动力完成了大规模生产改造。蒸汽动力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英国虽是岛国，却拥有无与伦比的资源优势，它的殖民地遍布全球。若把殖民地比作房产，英国拥有的印度定然是其中最为昂贵的那一间。有了强大的海军、领先的技术以及可供支配的印度资源，大不列颠的国力几乎让所有对手难望其项背。

拿破仑战争同样刺激了另一个国家的野心，那就是沙皇俄国。沙俄给了拿破仑致命一击，拿破仑的雄师劲旅在进军莫斯科的途中沦丧殆尽。沙皇俄国在很多方面与英国完全相反。英国很小，俄罗斯却广袤无垠；英国技术先进，沙俄却寒酸得几近原始；英国拥有一个规模不小、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这是一个“店主民族”，［1］而沙皇俄国根本不存在中产阶级，一小撮的贵族统治着数百万的农奴阶层，两个阶层甚至说着不同的语言。

长期以来，沙俄一直在向东扩张，越过乌拉尔山，向中亚挺进。不过，沙俄的殖民势力并没有扩张到远方。这个缘于它与英国的另一个关键区别：沙俄几乎是个内陆国家。其北面的海岸线虽然漫长，却因濒临北冰洋，绝大多数时候海面完全冰封无法航行。沙俄在黑海有港口，但是黑海本身就被陆地包围，唯有达达尼尔海峡的小小豁口可供远洋通行。在海权时代，一个强国有志于争霸全球，自然需要通达四洋的良港。

沙俄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向东扩张，而后南下夺取阿富汗。那样一来，俄国人就可以在阿拉伯海上设立港口。由此出发，他们面前便只剩下浩瀚无边的海洋了。这个目标当然值得奋斗。现在，沙俄的光明前途上，只剩下阿富汗这块阻路的石头了。

俄罗斯向印度洋的扩张，英国自然不会袖手旁观。毕竟那样一来，印度边境会多出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对于英国人而言，一两个港口并不值得顾惜；但印度一旦失陷，大英帝国的财富和国力将有枯竭之忧。所以，英国当然要保卫印度！沙俄的扩张图谋必须得到遏制！于是，两大强权围绕中亚的主导权，开始了一场你争我夺的较量。鲁德亚德·吉卜林(1)在其小说《基姆》（Kim）里，把英、俄间的这场较量称为“大博弈”。但对即将变得残酷血腥的斗争来说，“博弈”的说法多少有些轻佻。

1831年，东印度公司决定对印度河上游流域进行考察。这项任务落在了雄心勃勃的亚历山大·布尔内斯（Alexander Burnes）身上。这个年轻人溯流直上，穿过阿富汗，到了布哈拉（Bukhara）(2)，又造访了古丝绸之路上的其他几座城市。布尔内斯的任务是考察所经地区的商机。他初到东方，又向往冒险生活，因此，他满怀热情地写下了一本旅行日记。日记中，布尔内斯以记录者的眼光审视旅途中的细微变化，途中看到的风景与听到的言论都在他的笔下鲜活动人。

“大博弈”形势下的阿富汗

布尔内斯的第一站是卢迪亚纳（Ludhiana）。在这里，他见到了阿富汗的两位前国王——舒贾·沙阿（Shah Shuja）和泽曼·沙阿（Shah Zeman）。［2］两人同是艾哈迈德·沙阿的孙子，更是兄弟关系。两人都做过一段时间的短命君王。泽曼·沙阿下台之时，还被继任者刺瞎了双眼，以确保他不再有复辟之力。此人正是舒贾，他让自己的兄长失去了视力。前尘往事如过眼云烟，两人现在生活在一起，带着悲凉互相陪伴。

对于阿富汗人，布尔内斯总是不吝赞美之词。显然，这里的人民让他很有好感，他甚至生出了一点敬佩。面对曾经的君主，他也想说些好话。至少，他觉得两人都有王者威仪。不过，他描述的那幅场景却让人感觉非常黑暗：失明的哥哥表情阴郁吓人，纨绔子弟模样的舒贾则一直悲悲戚戚。舒贾穿着一件粉红色短上衣，帽子上坠有流苏与祖母绿。他体型肥胖而且脾气很坏，总在喋喋不休，抱怨命运不公。被废黜之后，舒贾逃到了白沙瓦，向占据此地的锡克王公兰吉特·辛格寻求庇护。为了活命，他甘愿把“光之山”献给辛格。这颗钻石是舒贾逃走之前从国库偷拿出来的。没想到对方收下钻石后，却把他投入了地牢。

舒贾挖了条地道通往下水道，最终逃出了白沙瓦。在他短暂统治期间，他和英国人一直关系不错。他甚至签订条约，把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控制权割让给了英方。此举为舒贾带来了后福，英国人觉得，此人日后还有利用价值。于是，英国人批给他一处房产和一笔津贴，足够容下他那几百名妃嫔（和他的哥哥泽曼），并维持一大班人的生计。但是，舒贾对此还不满意。他表示，自己志在统治一个国家。布尔内斯告诉舒贾，信德省还有不少友人仍对他念念不忘。舒贾对布尔内斯的宽慰不屑一顾：“哦，那样的朋友比敌人更糟糕，他们什么也帮不了我。”［3］最终，布尔内斯不得不承认，舒贾实在没有统御国家的能力。

告别兄弟俩，布尔内斯拜访了兰吉特·辛格的王宫。奢华的宫殿里金光闪闪，到处都是奇珍异宝。这里的主人是个军阀头子，沉溺于酒色，而且是个瘾君子。不过，他倒也十分虔诚。为此，他还特地念诵了一段锡克教经典《阿底格兰特》（Granth）。经典用十层布包着，而且每层的颜色都不相同，最外面那层是黄色的。兰吉特的王宫每天都要更换陈设，且每日的陈设在色调上须保持一致。布尔内斯造访那天的颜色是黄色。他看到的每个人都是一身黄色衣装，戴着黄色头巾。房中摆放的鲜花也是黄色的，就连花园里放养的鸟儿也是黄灿灿的。读罢经文，兰吉特·辛格骄傲地拿出那颗“光之山”请布尔内斯一同品鉴。按照布尔内斯的说法，钻石“足有半个鸡蛋大小”。［4］

继续旅程的布尔内斯等人转道西北，来到白沙瓦。此地的大部分居民都是普什图人。［5］城市虽在兰吉特·辛格的统治下，总督却由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兄弟苏尔坦·穆罕默德（Sultan Mohammed）担任。这位普什图领主亲临城门迎接布尔内斯一行，布尔内斯记得，主人的衬衫裁剪得体，还衬着孔雀的翎毛。

布尔内斯本以为苏尔坦性情可能相当怪诞，没想到白沙瓦的这位头号人物举止得体、有教养，简直就是一位绅士。那天，布尔内斯和他的朋友们得到了和这位杜兰尼酋长共进晚餐的机会。菜品是酸汤炖羊羔、烤米饼配柑橘片以及蜜饯、鲜果和果子露的甜食。布尔内斯觉得，阿富汗人善于交际、见多识广、幽默风趣，而且他们对人毫无偏见。苏尔坦·穆罕默德多次提到欧洲，而且没有任何恶意，他表示，“每个国家都各有风俗”。［6］布尔内斯注意到，白沙瓦领主就在自己的城市里自由地走动，没有警卫，他的身边只有亲戚与仆役，他们之间似乎没有地位上的尊卑之别。

离开白沙瓦，布尔内斯一行继续沿着喀布尔河行进。1831年4月底，他们来到了多斯特·穆罕默德的首都。布尔内斯说，这座城市异常熙攘和喧嚣。下午如果两个人肩并肩走在大街上，必须大声说话才能让对方听到。喀布尔河把城市一分为二，河畔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林荫树。城中果园数不胜数，空气中弥漫着果子的芬芳，是桑葚、杏、梨和榅桲的味道。喀布尔的风气虽然还算开放，但并没有酒精。曾经沉溺杯中物的多斯特·穆罕默德早已“改过自新”，他下令彻底禁绝了酒精饮料。城中的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现在离开了，他们大多以酿酒、卖酒为生，多斯特·穆罕默德的酒精禁令剥夺了他们的生计。

多斯特·穆罕默德设宴款待了布尔内斯。宴会地点陈设朴素、干净整洁，唯一的装饰是一条华美的地毯。［7］几人席地而坐，用手抓食。布尔内斯发现，阿富汗的埃米尔虽然少言寡语，但让人印象深刻。他向客人提出的那些问题充满了智慧：欧洲有几位君主？关系如何？英国政府如何征税、募兵？埃米尔从布尔内斯那里了解到，英属印度的部队当中征召了不少当地人作为步兵。国王又问他们是否对喀布尔也有类似的企图，英国产品的价格为何如此低廉。布尔内斯向他介绍了蒸汽机，多斯特·穆罕默德对此非常感兴趣。

布尔内斯似乎很得主人欢心。这也难怪，布尔内斯是个热情、聪慧、迷人的年轻人，而且能说一口流利的印地语和波斯语。布尔内斯不但通晓当地语言，还读过阿拉伯语写成的苏菲派诗作。布尔内斯的访问，可能有助于阿富汗与英国开启一段亲善关系，至少多斯特·穆罕默德觉得两国可以和平相处。

布尔内斯出版了一本有关他伟大冒险的书，这本书在伦敦畅销一时，布尔内斯也成了城中的风云人物。达官贵人纷纷发来邀请函，请他去府上赴宴畅谈。交际场合中，布尔内斯总喜欢戴上头巾，穿着各种东方式样的服装。因此，大家都叫他“布哈拉来的布尔内斯”。他的另一个雅号则是“东方的伊斯坎德尔”。“伊斯坎德尔”（Iskander）是波斯语中对希腊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的称呼。毕竟，布尔内斯去到的地方是如此偏远，难得一见，难怪英国公众对此表示惊奇。

当然，也有好些人对那些地方并不陌生。布尔内斯足迹所至之地，他们也曾去过，他们甚至就一直住在那里。他们感兴趣的异国风情来自布尔内斯本人，而且，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地处“偏僻”。要知道，巴尔赫、布哈拉、撒马尔罕、塔什干等北部城市，都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商路荒废之前，这里曾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贸易通道，是连接中国、欧洲及印度的枢纽。那时候，这些城市的居民常常奔赴印度寻求商机。当然，作为一个穆斯林聚居地，踏上麦加朝圣之路的人同样很多。总之，他们并非闭塞的蛮夷，反倒是欧洲，似乎很少有人踏足。世界上如果真有一个遥远而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恐怕就在那里！

多斯特·穆罕默德和兰吉特·辛格曾经数次兵戎相见。多斯特·穆罕默德一心想通过战争夺回白沙瓦。征战中，他虽未尝败绩，但是也没有取胜。白沙瓦仍在锡克人的掌控之中。为了打破僵局，多斯特·穆罕默德自觉需要一点外力相助。于是，他开始环顾周边寻觅盟友。

很快，他就有了两个选择。这两个选择似乎同样可行，但也都暗藏危机。其中一个选择是统治印度次大陆的英属印度。英国何以统治印度？多斯特·穆罕默德并不清楚。他只知道，英国本土远在万里之外，而且驻印英军人数也不算太多——不，应该说英国只派出了几个军人，其中大多数还是军官，士兵基本来自印度本土。事实上，英国在印度有两支这样的部队：其中一支直接听命于英女王，被称为“女王部队”（多斯特·穆罕默德不免吃惊，大不列颠的君主竟然是个女人！）；另一支军队则受东印度公司差遣。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渗透印度次大陆的开路先锋，这组人马被称作“约翰军团”。虽然各为其主，两支军队却又经常合作。英国军队中，九成以上都是印度人，但是英国人却控制了印度。这无疑是一种新的力量，但没人知道它的运行奥秘和组织结构，只知道它规模庞大、战力过人。

另一个选择是与俄国结盟。多斯特·穆罕默德知道，俄罗斯的国王叫作沙皇。和英国一样，他的国都遥在远方。但即便如此，他的势力仍能扩张到中亚，他的部队跨越千里，就驻扎在阿富汗的北疆之外。沙俄军队跨越高加索，已经征服了阿塞拜疆。他们还穿过里海，抵达了咸海沿岸，沙皇的军队越来越近了。事实上，沙俄军队甚至为波斯国王效力，袭击了阿富汗控制的赫拉特，那次攻击失败了，但它让多斯特·穆罕默德认识到了俄国人的实力。于是，他又有了一个潜在伙伴。

与沙俄结盟，无疑是与虎谋皮。沙皇军队可能是个好帮手，但就怕他们到时候太过投入。不过，转而向英国求助，也有同样的风险。于是，多斯特·穆罕默德想到了第三条出路：用一种力量对抗另一种力量，利用一方的势力把另一方驱逐出阿富汗的领土。但如此一来，又有谁能帮他收复白沙瓦，他又将如何重建艾哈迈德·沙阿的帝国呢？

思来想去，多斯特·穆罕默德较为倾向英国人。尽管英、俄两国兵力雄厚，也都存在反噬的可能，不过，国王觉得英国人似乎没有那么热衷于扩张。而且，那个叫亚历山大·布尔内斯的苏格兰年轻人，曾在1831年给多斯特·穆罕默德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此外，英属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Lord Aukland）曾向多斯特大王发来亲笔信，相当直接地向他保证：“我的朋友……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绝非女王政府所愿所为。”［8］虽然这封信是对阿富汗请兵求援、合力攻打兰吉特·辛格的拒绝，不过，多斯特·穆罕默德认为，既然英国政府无意干涉他国内政，那对阿富汗来说，英国会是个可靠的盟友。

1837年的一天，多斯特·穆罕默德收获了一则好消息：奥克兰勋爵派出的一支贸易使团行将抵达喀布尔，为首的正是亚历山大·布尔内斯！国王对客人表示欢迎，并盛情款待了布尔内斯一行。那一次，排场极为奢华。阿富汗方面为了尽到地主之谊，真是费尽了心思。表面上，布尔内斯此行是为东印度公司寻找商机。因此，他没有权力谈判任何形式的协议。临行前，奥克兰勋爵召见了布尔内斯，他叮嘱布尔内斯在王宫里尽量拖延，以了解沙俄在阿富汗的影响力。但强调，绝不能向阿富汗埃米尔许诺任何援助事宜，也绝对不要问及他的任何计划或心愿。总之，布尔内斯这次其实是怀着一份谍报使命而来。

就算是刺探情报的任务，也无须布尔内斯太过挂心。因为奥克兰勋爵正在听取一位资深外交政策专家的意见，此人名叫威廉·海伊·麦克纳顿（William Hay Mcnaghten）。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活跃着一群麦卡锡主义分子。麦克纳顿和麦卡锡分子一样草木皆兵，他觉得自己的身边到处都有“熊”迹，大英帝国在从中亚到东欧的漫长战线上与沙俄形成了对立之势。作为中亚事务专家，麦克纳顿认为这种威胁主要集中在中亚。他甚至预见了俄国人的最终目标——吞并印度！

与友好的多斯特·穆罕默德结成强有力的同盟对抗沙俄，或许是阻止沙俄扩张的一个好办法。不过，麦克纳顿和奥克兰并不信任多斯特大王——没错，这就是他们对这位阿富汗君主的称呼。他们认为多斯特·穆罕默德实力太强，很难引为盟友。毕竟实力越强，就越容易生出二心。

无论是在宫廷宴会上，还是随后的私下会面，布尔内斯都谨慎小心。对于白沙瓦、军事援助、盟约以及英阿友谊等话题，他只字未提。多斯特·穆罕默德意识到，布尔内斯将在不做出任何承诺的情况下返回印度。

就在这时，一位自称伊万·维特克维奇（Ivan Vitkevich）的陌生人到来了。他自称沙皇特使，和多斯特·穆罕默德有事相商。其实，直到今天，也没人知道维特克维奇的真实身份。不久之后，沙俄的外交部长声称并不认识此人。沙皇也出面表示，维特克维奇并非自己的特使。当然，这对君臣公开否认，可能只是想要保守秘密。伊万·维特克维奇可能是个间谍，也可能是个冒险家，一个自由外交家，试图通过与多斯特·穆罕默德达成一项协议来取悦沙皇，谋得晋升。

不过，伊万·维特克维奇还真和多斯特·穆罕默德见了一面。维特克维奇表示，国王不妨和沙俄皇室缔结一种亲密关系。他并不是鼓励双方和亲，所谓亲密关系，是指两国的邦交。当然，维特克维奇并非是要怂恿阿富汗与沙俄联手侵入印度，他不过是希望俄国派出几名外交官在喀布尔常驻……而后，一支部队将顺带驻扎到阿富汗首都，以便保护外交使团的安全……

关于这次会谈，多斯特·穆罕默德并没有隐瞒的打算，相反，他巴不得布尔内斯尽快知悉个中细节。因此，国王一五一十地向布尔内斯作了转述。其实，多斯特·穆罕默德愿意接见维特克维奇，不过是想借此给英方施加压力，并迫使他们采取行动。他和“熊”打打闹闹，只是为了撩拨“狮子”的醋意。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向心爱的白沙瓦进军。

阿富汗国王会晤俄国使者的消息在英属印度引起了轩然大波，麦克纳顿为此恼羞成怒，多斯特大王如他想象中的一般狡诈。奥克兰勋爵甚至发去了一封问罪信警告埃米尔：“未经我方许可……请勿要再与波斯及俄国密切来往，请勿随意接见对方来使。”［9］与两年前相比，奥克兰仿佛变了个人。那个时候，他还信誓旦旦表示，“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绝非女王政府所愿所为。”

即便到了这个地步，多斯特·穆罕默德也不愿疏远英国人，他甚至还惦记着对方能够答应结盟。于是，他在给奥克兰的回信中没有提醒对方自己是一个主权国王，而是希望奥克兰勋爵把他的条款写下来，特别是关于白沙瓦的条款。

条款？殖民当局的一众高官顿时紧张起来。多斯特大王为什么就这样服软了？他到底打着什么主意？麦克纳顿觉得，多斯特·穆罕默德已经投靠沙俄成了傀儡。因此，英国应当迅速出兵推翻他的统治。而且，有一个现成的国王继任者——舒贾。此人当时就在英属印度靠英国的“养老金”过活。考虑到王权的合法性，舒贾确实是合适的人选，他是国父的孙子，还一度登上王位（1803—1809）。在那个血腥的年代，王位更替频繁，刺杀行动层出不穷，兄弟之间甚至发生了剜眼的惨祸。舒贾也是在乱局之中忙于厮杀的一分子。

多斯特·穆罕默德确在耍弄两面手段。眼见英方迟迟没有回信，他便再次召见了维特克维奇。好吧，英国人终于抓住了阿富汗国王的把柄。奥克兰决定实施所谓的“前进政策”。他不会坐以待毙，他要直接介入阿富汗的局势，制造一些事端。很快，奥克兰勋爵签署了《西姆拉宣言》（the Simla Manifesto），公开宣布：每一条事关政策和正义，引导总督支持舒贾及其复辟事业的意见……通过这些可对阿富汗的自由、商贸安全、人民的团结和幸福进行合理的展望。［10］此后的170多年，《西姆拉宣言》中的内容还会反复被提及：英国人来阿富汗并非为了征服，而是“为了确保阿富汗独立与领土完整”。使命一旦完成，英军就会撤离。

(1)　鲁德亚德·吉卜林：英国小说家、诗人。1907年，他凭借小说《基姆》获诺贝尔文学奖。——编者注

(2)　布哈拉：乌兹别克斯坦城市，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编者注

第5章　奥克兰的蠢行

1838年的最后几个月，奥克兰召集了一支军队，总人数达3.18万人，其中包括兰吉特·辛格派出助阵的锡克军队。［1］到了12月，大军行至奎达。1839年3月，坎大哈不战而降。当年夏天，英军一路东进，向着喀布尔步步进逼。加尼兹是一座防御工事极为坚固的城池，英军在此受到了阻碍。阿富汗方面觉得，在坚不可摧的城墙面前，英军会败退而去。

一个炎热的7月天，英军开到了加兹尼城下。他们发出最后通牒，命令守军打开城门投降。城中的阿富汗人拒绝了。几个晚上过去了。一天，英国人趁着暮色发起攻势，顿时大炮轰鸣，士卒高喊，子弹迸射而出，但这只是一阵佯攻。阿富人匆匆起身迎敌，却让另一侧城池完全空虚。此前，炮兵亨利·杜兰德早已潜到城墙下，并在那里埋好了炸药。爆炸过后，英军有了入城的豁口。很快，加兹尼城完全落入了英国人的控制。

加兹尼失守的消息传来，喀布尔朝野震惊。多斯特·穆罕默德弃城而逃，逃往北方向他的亲戚布哈拉埃米尔寻求庇护。不过，这位亲戚早已被英国人买通。投奔而来的多斯特·穆罕默德反而被投入了监狱。数百英里之外的南方，英军不费一枪一弹便挺进了喀布尔。舒贾再次登上王位，英国人让他在巴拉希萨尔宫暂住。这是一座令人敬畏的堡垒宫殿，高高耸立在狮门山（Lions-Gate Mountain）的一侧，俯视着整个喀布尔。宫门之下，除了喀布尔河，还有喧闹无比的市集朔尔巴扎。

很快，多斯特大王逃出牢笼，他又招揽了一批乌兹别克人为自己效力。英国军队出城迎敌，却在喀布尔北部的科希斯坦山口遭遇惨败。接下来的一两个星期，多斯特·穆罕默德和他的部队盘踞山中，和英军打着游击战，英国人不堪其扰，只得撤回喀布尔城中。就在英国人似乎即将失败的时候，一件怪事发生了。多斯特·穆罕默德带着一名随从来到英军营地，表示向英方投诚。个中原因，没人知道。但您可以肯定，狡猾的多斯特·穆罕默德另有计划。无论如何，多斯特·穆罕默德“退休”到了印度，住进了舒贾腾出的地方，靠领取英国“退休金”过活。

英国人承诺舒贾一旦复辟成功，会立即撤离，但他们决定推迟撤离。一方面，舒贾的种种行为实在不似人君，大多数时间都在后宫厮混。他的妻妾实在太多，甚至超过了800人。［2］与此同时，国内各地动乱频仍。虽不是真正的叛乱，只是各种犯罪活动，但因为数量多，因此足以干扰日常生活。但这并不意外，因为喀布尔有数不胜数的“坏种子”——暴徒和黑帮。一些暴徒可能是收了穆罕默德扎伊家族的钱财，潜入首都有意施行破坏。因此，所谓的犯罪，也可能是政治阴谋。一些“坏种子”可能是沙俄间谍。局势日益失控，英方再也无法坐视不管。他们需要采取措施，帮助舒贾安定局面。

为此，英国方面派出了一支顾问团。麦克纳顿以女王陛下在喀布尔的特使身份主持工作，并同意担任国王的首席顾问。在他的主持之下，阿富汗建立起了行政系统，招募了一支军队，并新建了一支警察部队。

顾问团中，亚历山大·布尔内斯算是二号人物。作为一名政治代理人，他的工作就是发现阴谋，粉碎阴谋。当时，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儿子阿克巴（Akbar）正躲在北部某地煽动叛乱。为了防止他率军南下，英军专门在巴米扬山谷的隘口筑起了一座要塞，又在坎大哈等城市派驻了军队。整个阿富汗都在英方的重兵监管之下，除了一点犯罪活动，完全无须担心局势生变。

多斯特·穆罕默德还有个姐姐。英方觉得，公主无力构成威胁，所以对她未加管束。哪曾想到，弟弟一逃，姐姐就只身前往北方，徒步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呼吁阿富汗人为捍卫信仰而与英国人作战。受宠若惊的村民自然要为贵客张罗盛宴。可是，公主威胁道，倘若大家不拿起武器反抗，她就一直不吃不喝。因此，公主所到之处，人们纷纷宣誓效忠，捍卫尊严。［3］

对阿富汗的征服实在太过容易，想来甚至有些不可思议。但英国人并不单靠武力来控制这个国家，他们的金钱攻势击垮了多斯特大王（至少殖民当局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他们决定拿出一笔钱，以保证白沙瓦到喀布尔的道路通畅平安。这些金钱全部流进了吉尔扎伊部族的口袋，因为道路正好从吉尔扎伊部族的聚居区域穿过。有人觉得，吉尔扎伊部族收了钱之后就会派兵守护道路。事实上，他们收了钱却按兵不动，对于道路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也好，至少当地没有引发动乱，英属印度和喀布尔之间还能畅通无碍。只要道路通畅，加尔各答就可以慢慢将这片蛮荒之地纳入其治下。

几个月内，喀布尔的英国人越来越多。除了英国官吏和印度随员，他们的家属、情妇和仆役也来到了阿富汗。一个整洁的英国小社区在喀布尔兴起。英国人带来的殖民新风吹过兴都库什山来到了喀布尔，阿富汗人第一次见识到了许多新奇玩意儿：华丽的家居、精美的玻璃器皿、各种西洋乐器、葡萄酒、蒸馏酒、法国酒，还有雪茄和香烟。晚餐之前，英国人会舒舒服服地来上一杯威士忌，饭后再吞云吐雾，美哉乐哉！［4］

英国人聚居的地方被称作“营地”，它沿科希斯坦大道延伸了近一英里，这里有生活区、办公楼和营房，还有一大片英式庭院。一堵城墙圈起了整片区域，但它并无任何防御功能。毕竟，营区两边就是高耸的山地。一些官员在这个区域外另觅居所，亚历山大·布尔内斯的家就安在了喧闹市集的附近。

在他们的住所和营地里，英国人努力营造家的感觉，他们举办舞会和茶会，组织板球和马球比赛，一些女性甚至组织了业余戏剧表演。营地外面，阿富汗人从高处的山坡上俯视英国人的一举一动，他们感到大惑不解。这些法兰奇人来到阿富汗居住生活，阿富汗人却和他们毫无交集可言。

不幸的是，英国人从未让阿富汗真正安定下来。坎大哈的局势一直动乱纷纷，城市之间的道路总不那么安全。在波伦山口（Bolan Pass），几个身份不明的俾路支人袭击了史密斯太太。她虽然带了一名卫士，但也没能逃过劫难。喀布尔山口临近首都，但是詹金斯中尉和他的几十名手下却在这里惨遭杀害。即使到了城中，也不能脱离危险。斯图尔特上尉在城里被一个年轻人刺伤了脸。事后，英国人一直没能找到这名凶犯。［5］

各种反叛活动愈演愈烈，麦克纳顿却在信中吹嘘局势太平。他在写给加尔各答的信中说，“阿富汗形势一片大好”。至于布尔内斯，也乐得让上司继续报喜不报忧。毕竟阿富汗局势一旦稳定下来，麦克纳顿即会另得重用。作为副手的布尔内斯，会顺理成章地接替特使一职。对于一个如此年轻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不料，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儿子阿克巴，却突然出现在了与喀布尔相去不远的巴米扬，这时，阿富汗人都要尊称他一声“瓦济尔·阿克巴·汗”（Wazir Akbar Khan）。“瓦济尔”又称“维齐尔”（Vizier），即是宰相之意。宰相是国王的左膀右臂、首席执行官，是王国权力的核心。当时，阿克巴虽只有20岁出头，却已经是出了名的骁勇善战。画像中，阿克巴总是身穿铁甲，头戴尖尖的战盔。他月亮般的脸上有一种天真无邪的神气，眼神之中的杀气却说明此人的心性并不单纯。阿克巴曾和兰吉特·辛格交战数次，他的无畏和嗜血让对手胆寒。在反叛喧嚣的科希斯坦，阿克巴的威名传来，酋长们纷纷追随其后举事。

1839年，威洛比·科顿（Willoghby Cotton）将军率领英军进入喀布尔。1841年初，将军任满回到印度，需要任命新的驻阿英军最高统帅。接替威洛比·科顿的空缺，威廉·埃尔芬斯通并不情愿，也并未主动请缨前来阿富汗解困救急。埃尔芬斯通有过辉煌的战绩，但那已经是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老皇历了。25年过去，当年的英雄已经是个风湿病人，肩膀酸痛，行动迟缓。但是，埃尔芬斯通还是像忠诚的士兵那样坦然接受了使命。

与此同时，英国议会觉得阿富汗只是一个销金窟，特别是自特派团入驻以来，大英帝国已经在那里花费了太多钱财。既然阿富汗的形势“一片大好”，为什么还要加大投入呢？吉尔扎伊部何德何能，需要向其支付如此巨额的费用？他们看起来温顺无害，根本无须安抚。于是，议会停止了对吉尔扎伊部族的补贴。

没想到，吉尔扎伊部立即宣布反叛。由于阿克巴的积极活动，科希斯坦走向全面叛乱，甚至在喀布尔，阿富汗人也开始蠢蠢欲动。其他地方的武装暴乱层出不穷，大有燎原之势。可是，驻阿英军的指挥棒却握在一个老弱病夫的手中。英国政府担心，阿富汗的局势即将失控。

麦克纳顿倒是颇为乐观。那年8月底，他写信给印度的一位同事，说“从丹（Dan）到比尔示巴（Beersheba），阿富汗处处宁静安好。”［6］11月1日，一位阿富汗随从找到布尔内斯，表示喀布尔很有可能发生暴乱。布尔内斯不以为然，他表示只要自己接过麦克纳顿的职位，一切都会好起来。［7］

显然，布尔内斯并非对局势毫无察觉，不过，他和他的同事们很有可能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毕竟，阿富汗之乱并不在于街头的偷抢拐骗，也不是科希斯坦的部落武装。英国人的麻烦和阿富汗女性有关。在当地人看来，有些英国男性一直想和阿富汗女性建立“亲密关系”。“亲密”这个字眼，可能有些不当，而且大多数英国男士还算绅士得体。如果是在伦敦，他们的行为不会引起任何争议。在那里，礼貌的绅士主动结识亲切的淑女，是社交场合当中再常见不过的。不过，伦敦的礼貌举止到了喀布尔，可能就是冒犯和不敬。按照阿富汗人的社交规矩，年轻男子可不会把同龄女性带到房间角落，然后和她彬彬有礼地交谈。女孩的父兄发现，这些英国男青年不但和自己的女儿或者妹妹相谈甚欢，还会时不时伸出手去，拍拍女孩的肩膀或者手臂。

更别提，英国使团中真有一些人可能涉嫌不轨行径。有谣言称，某些职位较低的英国士兵可能曲解了“前进政策”。对于这段历史，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兼外交家弗雷泽-泰勒所言：“需要乃发明之母；有需求的人，则会成为混血儿之父。”［8］数十年后，一名英国士兵这样为同伴当年的荒唐行径辩护：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远离家乡、远离异性，孤独之中自然会有追求异性之心，而且“阿富汗女性真是太过主动了”。［9］

这种说法，笔者难以置信，那可是在1841年。当时，受人尊敬的喀布尔女性可不会“太过主动”。在私下里，阿富汗女性可以挑逗和调情，她们的言语可能尤其撩人。不过，身在当时的阿富汗，每个人都清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不能逾越的。当然，大家也不会当面挑明——这就是文化的魔力。可以想见，1841年的喀布尔，社交场合中时时面临尴尬的局面。无意之间，客人就得罪了主人，主人又坚持认为，客人不可能不知道他们自己刚才的行为有违礼仪。

但也不都是无辜的。一次，阿富汗酋长阿卜杜拉·汗去某位英国军官的住处拜访，其间，他偶然瞥见隔壁房间里女子的身影——竟然就是自己的情妇！她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跑到一个陌生男人的住处！盛怒之下，阿卜杜拉·汗找到亚历山大·布尔内斯反映情况，布尔内斯表示会立即彻查。不过，事情终究没有结果。也许布尔内斯有心纠错，但世事变迁太过迅疾，容不得他有所作为。［10］

11月2日，即布尔内斯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第二天，他的住处突然被人包围。来人抓住布尔内斯并把他狠狠折磨了一番，这就是英国人玩弄阿富汗女性的代价。可怜的布尔内斯，他对阿富汗文化评价很高，而且他也很喜欢阿富汗人。在书中，他对阿富汗的喜爱表露无遗，他觉得阿富汗人也愿意接纳自己，毕竟他通晓阿富汗人的主要语言。可是，布尔内斯也喜欢女人。他是大胆的冒险家，外貌英俊且又足智多谋。他曾是伦敦社交场合的红人，因此他很有信心：没有女人能够抵抗自己的魅力。遭到袭击的那天，布尔内斯的府上还有好几个女人。严格意义上说，她们是克什米尔人，并非阿富汗人，但愤怒的人群已经失去了理智。

布尔内斯走到二楼窗口，想要安抚闹事人群，他表示自己可以支付一笔巨款作为赔罪。可是，外界早有传言，布尔内斯家中有大量黄金。这样一来，对方反而更加起劲，双方开始互相推搡。布尔内斯的护卫朝天鸣枪示警，直接导致抗议人群化身凶恶的暴民，骚乱开始了。待到事态平息，“布哈拉的布尔内斯”“东方的伊斯坎德尔”已经咽了气。［11］

消息传到英国人的营地，大家立即恐慌起来，高级官员无不觉得应该尽快离开这个国家。麦克纳顿还想以钱为饵，驱使一些部落首领加入英方阵营。但是，暴乱早已不可收拾，喀布尔附近的两座军营先后失陷。情况紧急，麦克纳顿只得向他心目中的阿富汗人的领袖寻求帮助。在他看来，瓦济尔·阿克巴·汗堪能担起领袖的职责。

可惜，阿克巴的名望还没有这么崇高。当时，阿富汗并不存在一位全民领袖。多斯特·穆罕默德倒台之后，阿富汗的局面已经注定不会太平。好几位酋长都有很高的威望，但没有一位拥有无可争议的最高地位。因此，英国人想要讲和，却找不到和谈对象。阿克巴也许深得民心，可是，他的威望主要来自战功。一旦阿克巴和英国人达成协议，他的光辉形象就会黯淡下去，从而削弱他达成协议的能力。各大部族的首领正在为了最高权位争来夺去。身处当时的情形，谁最能给英国人带去重创，谁就最有可能登上高位，和谈则等于自行退赛。因此，英国人苦苦求和，却始终没人答应。

最终，阿克巴还是开出了自己的条件：他可以保证英方人员的安全，不过，英国方面得向他支付一笔津贴，并以摄政的位置相许，来年夏天之前，英国使团必须离境。其实，阿克巴的保证并无实际效力。也许，阿克巴也很清楚这一点：他是杜兰尼部的一员，与控制阿印边界的吉尔扎伊部互为世仇，即便他下了命令，吉尔扎伊部族也根本不可能从命。这点情况麦克纳顿本该明了，可是，英国人实在急于求和，阿克巴愿意伸出援手，已让他们感激不尽了。麦克纳顿立即表示，愿与阿富汗的各位实力派人物举行和谈，时间就定在圣诞节前的两天。

还有几个星期，和议就要进行，可是英国方面却昏招迭出。首先，麦克纳顿致信坎大哈的诺特将军，请他赶快率领大军赶往喀布尔。麦克纳顿在信中毫不避讳地表示，他会拖住阿富汗人，直到诺特率军赶来。那样一来，他们就能一起击溃叛军。不知何故，这封信竟落到了阿富汗人的手里。

麦克纳顿的女婿约翰·康诺利（John Connolly）在一封密信中提议，提供一万卢比作为悬赏，索取各位酋长的项上人头。这封信也落到了阿富汗人手中。［1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信件的内容不仅激怒了名单上的酋长，也激怒了那些未列入名单的酋长，因为他们被排除在外，意味着康诺利不认可其实力。

与此同时，阿卜杜拉·汗也捅了麦克纳顿一刀。本来，阿卜杜拉也接受了英国人的讲和条件，但是，他眼看时局有变，干脆将英国人给自己的交易条件告诉了其他酋长。阿卜杜拉表示，这些就是英国人试图离间阿富汗人的铁证。其他酋长随即披露，英国人也在试图贿赂他们。

1841年12月23日，一群英国官员和一群阿富汗酋长在一处空旷的场地碰了面。此地远离双方各自的要塞，正好适合公平谈判。此前的一系列图谋算计、阳奉阴违和深切敌意，让双方都积压了一肚子怨气。谈判没多久，便宣告破裂。麦克纳顿和阿克巴等人甚至直接厮杀起来。有人——可能就是阿克巴本人——一下子结果了麦克纳顿的性命。很快，暴乱的阿富汗人砍掉了麦克纳顿的头颅，并将其插上旗杆，竖在河边示众。

麦克纳顿和布尔内斯现在都死了，英国人只得依靠埃尔芬斯通将军主持大局。骇人的事件吓得这位老人几乎手足无措。驻地之外，喀布尔已经陷入大规模的、无组织的暴乱。英国人只能蜷缩在营地，苦苦思索对策。也许，他们可以杀出营地，冲到城市的那头，去高地之上的巴拉希萨尔宫，向国王寻求庇护。不过，天知道舒贾会不会开门援助。近来的几个星期，住在巴拉希萨尔宫的傀儡国王舒贾发现形势有变。于是，他顺应时事，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反对英国的阿富汗爱国者，表示要和英军对抗到底。

没办法，英国人只得选择另一条路，这也是一条疯狂之路。他们打算弃城而去，然后一路朝英属印度奔去。1月，他们就能徒步穿越兴都库什山口。1月6日，大部队出发了。其中，军人只有4500人，家眷、随从、杂役等则有12000余人——喀布尔英印社区的全体成员都在逃亡的队伍之中。［13］他们大约需要走上60英里才能脱离困境，这还只是直线距离，途中数不胜数的蜿蜒曲折并未计入里程之中。这条路万分艰险，峡谷之中的一些羊肠小道根本算不得路，“丝绸峡谷”（Silk Gorge）因为陡峭崖壁间如丝线般纤细的空间而得名。天寒地冻，大雪纷飞，许多人因为寒冷天气而一病不起，一些人则死在了吉尔扎伊武士的弯刀之下，好些人则沦为俘虏，耽误良久才恢复自由。最终，撤离喀布尔的那群人中，仅有一个人活着走到了贾拉拉巴德。从这位名叫布莱顿的军医口中，全世界才知道了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接下来的9个月，英国人一边舔舐伤口，一边总结教训。其间，舒贾遭人暗杀，舒贾众多儿子中的一个曾短暂称王，不过，最终还是逃往了印度。舒贾的一名卫士从王族中揪出一个小字辈，给他扣上了王冠。傀儡一上台，便向英国人发出邀请，并保证他们在阿富汗随时都会受到欢迎。那年秋天，波洛克将军和诺特将军率领的两支部队进入喀布尔，他们决心要在这座城市“留下一些难以磨灭的报复痕迹”。

经过仔细考虑之后，两位将军把任务交给了总工程师阿伯特。阿伯特接到的命令是摧毁喀布尔的商业中心大巴扎。根据命令，阿伯特要把整个集市付之一炬，但不能殃及附近的社区，也不能破坏国王和英军的驻所。他们只给阿伯特几天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任务紧急。阿伯特思来想去，发现除了火药和火柴，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于是，一场大火殃及了周边的大片建筑。英军冲上大街，摧毁了他们所能破坏的一切。不少市民趁乱闹事，大肆哄抢，想要发上一笔灾难财。这场灾难也成了另一些人暗中报仇的好机会。“那个疯狂的时候，灾难就像一双无情的手，它打倒敌人，却也害了朋友。”提起当年的惨祸，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凯耶（John Kaye）如是说，这时距离火灾已有十年之久。不过，凯耶也表示：

想一想那些军人的愤怒与委屈，想一想他们的几千名兄弟和同胞在阿富汗边境惨遭杀害的经历，想一想我们遭受的羞辱以及敌人的各种暴行，那些军人实在无法忍耐，也无力控制自己的愤怒。罪孽的城市就在眼前，那些士兵怎么能够克制自己的情绪。那一刻，大家本就应该不管不顾地疯狂一把。［14］

大火吞噬了喀布尔的大片城区，毁掉了许多人的家园，也葬送了无数生命。而后，英国人降下巴拉希萨尔宫上空的米字旗，开始撤出这个地区。1842年10月11日，英军全体撤离，也带走了他们扶植的王室残余——舒贾的子嗣与亲戚，也包括那位失明的泽曼。

回到印度，波洛克和诺特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英印当局为他们的归来鸣放礼炮，随后又组织了盛大的游行。此时，奥克兰勋爵已经丢了官位，新总督根据《西姆拉宣言》签署了新的文件，解释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此前，英印政府派军越过兴都库什山，驱逐了一位被认为敌视英国利益的阿富汗酋长，取而代之的是一位被认为尊重英国利益且深受人民爱戴的新领导人。［15］

这份文件没有明确是谁“声称”多斯特·穆罕默德敌视英国利益，也不清楚是谁“认为”舒贾深受爱戴。事实证明，结果正好相反。多斯特·穆罕默德没有敌视英国，而舒贾根本不得民心。英国政府决定纠正错误，恢复多斯特·穆罕默德的王位。这则文件的结论是：

悖逆当地民意而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有违英国政府的一贯原则……阿富汗人民的任何选择，英印政府都乐意接受并予以承认。［16］

第6章　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回归

伟大的多斯特·穆罕默德得胜回来了。他被囚印度期间，阿富汗人发起一场又一场抗争，打击了英国人——这是多斯特·穆罕默德所期待的。相形之下，多斯特·穆罕默德比英国人更胜一筹。如今，骄傲而不可战胜的人民，要用歌声与鲜花欢迎王者归来——嗯，至少在阿富汗的历史课本上，多斯特·穆罕默德就是这样光荣回归的。

当然，事实和课本的描述不太一样。回到阿富汗之前，多斯特·穆罕默德曾和英属印度总督有过一次会面，双方达成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与舒贾签下的并无区别，这也是战前多斯特·穆罕默德一直渴望与英国人签署的协议。他承诺绝不允许俄国或波斯使者进入喀布尔，不与英国以外的任何国家打交道。如有第三方人员来到喀布尔向他发出诱惑，阿富汗国王将会第一时间向英印当局通风报信。［1］

多斯特·穆罕默德同意放弃对阿富汗五大城市中三个城市的所有权。他将以喀布尔为首都，统治喀布尔以北、阿姆河以南的区域（马扎里沙里夫纳入其统治范围），以及喀布尔以南贾拉拉巴德以外的区域，但不包括白沙瓦。坎大哈和赫拉特则将作为自治省，由其部族中的反对派进行统治。白沙瓦仍将留在锡克人的手中。可想而知，多斯特·穆罕默德为此肯定咬碎了牙齿。不过，他仍然接受了英国人的一切要求。

他为何如此大方呢？因为多斯特·穆罕默德的诸多让步，换来了英国人的一系列承诺。英方向多斯特大王保证：国王可以不受任何干涉地统治他的领地，英国不会派出任何特使。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多斯特·穆罕默德还能从英国方面获得一笔津贴。虽然给出了种种优惠，英国政府倒也不算战争的输家，他们得到了想要的一切：阿富汗作为缓冲国，将遏制沙俄的扩张势头；阿富汗一分为三，内部纷争将使其再无余力觊觎印度；失去了开伯尔山口以东平原上的白沙瓦，阿富汗人将很难染指英属印度的领土。

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儿子瓦济尔·阿克巴·汗，如今已是阿富汗人心中的战神。英军撤离之后，喀布尔一直由他和几位部落首领负责驻防。一小撮部落首领请求阿克巴登基为王，他们无不认为，除了阿克巴，国内再无人选能够担此重任。不过，阿克巴拒绝了他们，他是孝子，而不是篡位者，让他废黜自己的父亲是不可想象的。的确，在历史上，儿子有时会废黜父亲，但这在阿富汗不常发生。阿克巴视父亲有如高山一样伟岸，这样的事不会发生。

在阿富汗历史学家霍巴尔（Ghobar）看来，当时的阿富汗统治者白白错失了一次收复失地的机遇。［2］英国人立足未稳，兰吉特·辛格也垂垂老矣，其统治下的人民为远离英国人的魔掌，倾向于和他们的阿富汗亲属结盟。一个真正的阿富汗民族主义者本可以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恢复印度河沿岸从克什米尔到信德那些失落的故土，甚至如今的巴基斯坦的很大一部分也会是阿富汗的一部分。显然，那些曾经击败英国势力的革命者，无一不想完成这样一份伟大的使命。他们需要领袖的一声令下，而领袖又对瓦济尔·阿克巴·汗寄予希望，但王子只会听从父亲的命令。

多斯特·穆罕默德重登王位后，很快把矛头指向了那些反抗英国的军阀势力。洛加尔省的阿明曾在抗英斗争中和阿克巴并肩作战，而且他还曾将王冠献给阿克巴。多斯特·穆罕默德再度掌权后，阿明被捕下狱，他生命的最后15年，是在巴拉希萨尔城堡下的地牢之中度过的。［3］

战争中，穆罕默德·沙阿·吉尔扎伊（Mohammed Shah Ghilzai）的威名大震，英国人为之深深忌惮。穆罕默德·沙阿·吉尔扎伊在喀布尔拥有自己的领地，是一位有实力的领主。在战争结束后，多斯特·穆罕默德的手下袭击了他，他和家人被带到喀布尔东南山区的一个偏远地区，过着与世隔绝的流亡生活。

苏尔坦·穆罕默德（Sultan Mohammed）是另一位令人畏惧的战争首领，他被流放到坎大哈。不过，国王仍然不放心，这个危险的家伙似乎还没有撤到足够安全的地方。埃米尔命令苏尔坦·穆罕默德继续往西走，最终到达了伊朗。此后，他和多斯特大王再也没有见过面。但是，此人仍会在阿富汗的历史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就这样，在战争中得势的人一个接一个地遭到国王的罢免和驱逐。他们的领地被剥夺，官职被削去，有人被迫远走他乡，有人身陷囹圄，有人甚至不幸丧命。国王虽然放弃了坎大哈、赫拉特和白沙瓦，但是，在他能够控制的领地里，已经没人能向他发起挑战。

毫无疑问，多斯特·穆罕默德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如果时势需要他拿起武器，他也能够勇敢投入战斗。但是，他并不擅长战争，他擅用政治手腕——在这方面，他是个才华横溢、冷血的现实主义者。当年，英军还未开到喀布尔，他便已经匆匆出逃。那不是因为他是懦弱怯战之辈，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精明的幸存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他一贯的信仰。如今，他已重掌国政，虽然地盘大为缩水，但他欣然接受。他并不喜欢山河破碎的感觉，只是暂时忍受现状，他认为等待时机是最好的选择。

如此一来，多斯特·穆罕默德又该如何治理手下的这片领土呢？那个时候，他仍是个部落领袖，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统治者。他缺乏议会的辅佐，也没有内阁可以分担职责，甚至无法向大臣问政求计。政府日常工作主要掌握在一个叫作阿加西的副手手中，此人承担着仆人和首相的双重角色，就如欧洲君主政体中的知名人物张伯伦。［4］

话又说回来，多斯特大王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官吏，因为他的朝廷职权有限，没有太多的管理工作。现代政府的诸多职责或提供的服务，当时的多斯特·穆罕默德完全无须挂心。

例如，朝廷没有警察部队，地方安全保障由部落与村社负责；朝廷也不用兴办教育，教书育人由伊斯兰神职人员中最低级别的毛拉负责，而培训和任命毛拉与政府无关。有人可能以为，毛拉是自发产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想要成为毛拉的男孩从毛拉那里学会了阅读，得到了宗教上的指点，并帮助毛拉或者伊玛目处理一些琐碎事务，比如打扫清真寺、给蓄水池加水等。当他们渐渐地得到伊玛目的赏识，会负责做更重要的事。直到有一天，有人需要一个毛拉，而年长的毛拉分不开身，才会让自己的学徒去代替，久而久之，学徒就正式成为毛拉了。

除了国王和官吏的个人判决外，这里也没有像样的世俗法庭。非宗教人士之中，唯有国王及其重臣拥有审判权。支尔格会议可以帮助裁决地方上的纠纷，其中的成员大多是当地的乡绅和头人。有些不涉及社区的个人纠纷可以支付一笔费用请毛拉来论断。乡村之外，法律掌握在高级神职人员手中，他们依据沙里亚法作出裁决。这些法官不需要政府的批准，他们普遍由自治的宗教机构选出，并受其管理和控制。他们的资质不由朝廷审定，教士制度完全建立在民间的土壤之中。每一步晋级，朝廷方面都无从置喙。

当然，国王要负责抵御外侮。中亚草原上的游牧势力常常南下劫掠，西方的波斯军队也是个严重的威胁。国王确实提供了一些安全保障，如驱逐盗匪，保证商路安全，镇压可能引发战争的反叛。政府还督促市场执行严格的度量衡标准，在城市颁布了一些法律，国王的军队还拥有国内重大事件的最终裁决权。

军队是国王的力量来源，有了军队，他才能向地方征收税款。征收所得，大部分用于维持王室生活和军费开支。其中，修筑桥梁道路、采买军需物资、整修神殿与新建清真寺，都是增加国王威信的必要举措。由此而来的浩大工程自然需要征调大量的民夫，不过，大多数阿富汗人都任劳任怨。约翰·肯尼迪总统一定非常羡慕多斯特·穆罕默德，因为多斯特大王的臣下从来不问国王能为自己做些什么，而总是为了国王倾其所有。

国王需要每个行省有一名忠诚的总督，以确保没有人反抗王权。在多斯特·穆罕默德统治第一个时期，也就是英国入侵之前，他任命他的兄弟作为各省总督。不过，事实证明，兄弟之情并不可靠。再度掌权之后，他转而相信自己的儿子们。普什图人有句谚语：“在部落里，你最好有个大家族；在家族之中，你最好能有很多兄弟；在兄弟之间，你最好能有很多儿子。”多斯特·穆罕默德也许并非人丁最为兴旺的那一个，但是，他绝对是个竞争者，14房妻室给他诞下了56个孩子（100年后，他的直系后代已经多达7000余人）。［5］

多斯特·穆罕默德在世时，已经子孙满堂。众多的子嗣，正好可以占据重要的职位。他的长子是巴达赫尚省总督，次子则负责巴尔赫省的大小事务，哈扎拉贾特等地的要职，也一一派给其他儿子，每个儿子都担起了一份守土之责。为了维持境内的安全与稳定，他们必须组建军队；为了给旗下的将士提供薪饷，各位王子拥有征税的权力。因此，每一位总督都近乎是半独立的藩王。但是，多斯特·穆罕默德知道如何管住他的儿子们，让他们对自己俯首帖耳。同时，国王还要一边仔细应承英国人，一边小心翼翼地与沙俄周旋。外国势力对其统治施加的限制，他不得不接受。不过，他可以对他的儿子们行使绝对的权力。［6］阿富汗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个家族企业；与其说是穆罕默德扎伊家族统治着这个国家，不如说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所有者。

诸多王子之中，唯有一人未获封地。其实，此人才是王子之中的翘楚，他声名显赫、英勇无畏、深孚众望，他就是阿克巴·汗。多斯特·穆罕默德把他立为王储，并让他留在了自己身边。阿克巴十分精明能干，做一省总督实在有些大材小用。多斯特·穆罕默德需要阿克巴在身边提供有关国家事务的建议，而且，阿克巴既有名望，又具帅才，能帮助国王指挥战役。

瓦齐尔·阿克巴·汗确实胸怀大志，他一心想要收复白沙瓦。而后，他还将以此为起点，把整个信德地区纳入版图，更不用说克什米尔了。总之，年轻的王储想要重现艾哈迈德·沙阿的帝国荣光。不过，英国人不会让他达成愿望。按照英国人的打算，白沙瓦将永远与阿富汗分离。多斯特·穆罕默德不会违背他与英国人签署的协议，所以儿子的志愿，自然不是父亲的打算。

一次，喀布尔南部某省发生部落起义，阿克巴受命前往平定。没想到，王储一到城外，叛军便打开城门，向他表示热烈欢迎。他们说：“我们并没有背叛您，也没有背叛您的父亲。我们只想夺回白沙瓦！带我们去战斗吧！”［7］

阿克巴写信给他父亲，请求他重新考虑。他告诉国王，人们想要战争。“请您下令作战吧！”阿克巴向多斯特·穆罕默德请愿。

阿克巴的请求，被多斯特·穆罕默德严词驳回，他要求阿克巴立即班师回朝，北方的一件重要任务，需要阿克巴前去执行。于是，忠诚的阿克巴遵循王命，赶往北方的巴尔赫省。途中，王子突然一病不起，可能是疟疾。为了救治儿子，国王特地派出了自己的御医。这位来自印度的医生专门研究“希腊医学”。该学派认为，疾病都是空气、土、火、水四大元素不调之故，可以通过泻药、膏剂、草药和放血疗法，帮助病人祛除病灶、恢复平衡。御医用一种通常有毒的草药治疗阿克巴。很不幸，毒药就是毒药，医生只能表示遗憾。看来，真主对于王子的命运已有安排。就这样，阿克巴死在了路上，死因并非疾病本身，而是他接受的治疗。他的尸体被安葬在了马扎里沙里夫。多斯特·穆罕默德虽然痛失爱子，但自此之后，却无须担心阿克巴抢班夺权了。

阿克巴的死，并未削弱埃米尔的政府，毕竟多斯特·穆罕默德膝下的儿子比他治下的行省还要多。那个时候阿富汗的“行省”和阿富汗这个“国家”一样，并不具备完全的现代意义。阿富汗的国家边界十分模糊，行省与行省之间的区隔也并非那么清楚。不过，也有一些不同的区域。阿富汗中部的高地被称作哈扎拉贾特，因这里的主要居民是蒙古裔的哈扎拉人而得名“哈扎拉人的土地”。再往北的巴尔赫省曾在阿富汗最古老的城市巴尔赫的统治下，13世纪时被蒙古大军摧毁。此外，巴达赫尚、迈马纳、卡塔干、卢格尔、楠格哈尔等地，也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登记为地理上的不同地区。为方便起见，我把它们称作“行省”。

1855年，坎大哈与赫尔曼德自治区的14名封建领主引发了一场纷争，其实，他们都是亲戚关系，因此，所有人在坎大哈都有亲人。每个人都在觊觎着别人的土地，并由此开启了一场争执不下的战争。但战争终归未能解决问题。交战的领主们召开了支尔格大会，试图议定和平方案，但会谈无果。看来，他们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腕才行。于是，14名领主联名上书多斯特·穆罕默德，他们表示，倘若多斯特·穆罕默德能够保证他们的财产权，维护和平，就接受他为他们的国王。虽然和英国人有约在先，绝不攻击坎大哈，但这并不是攻击，而是受到了邀请。多斯特·穆罕默德欣然接受了各位领主的请愿。就这样，多斯特·穆罕默德在不违反与英国协议的情况下，收复了他放弃的三大城市之一。［8］

1857年，一伙印度士兵把枪口对准了英国军官，反对英国统治的印度民族大起义爆发。多斯特·穆罕默德的诸位大臣立即劝他出兵白沙瓦，他们觉得收复故土的时机就在当下，毕竟兰吉特·辛格刚刚去世，锡克人的势力趋于衰微，英国人则自顾不暇。不过，国王拒绝背弃与英国人的和约。虽然他也认为时机已到，却坚决不愿出兵白沙瓦。在那个时代的阿富汗人之中，大概只有多斯特·穆罕默德认清了事实：兴兵白沙瓦就是枉费血汗和金钱。虽然英国势力无力染指开伯尔山口以西的土地，但是，到了开伯尔以东的平原，他们的优势实在明显。哪怕阿富汗能获得一时的胜利，控制白沙瓦，但英国人一旦平定印度民族大起义，就会立即展开反击，夺回白沙瓦。对于阿富汗国王而言，按兵不动反倒是一张王牌。只要他摆出隐忍的姿态，英国人反而会时刻有所忌惮。多斯特·穆罕默德趁着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当口，和英国方面展开秘密谈判。国王承诺不会出兵白沙瓦，但是英国人必须允许他有一天武力夺回赫拉特。困境中的英国人接受了他的条件，心满意足的多斯特·穆罕默德把协议放进口袋里，等待“有朝一日”的到来。

1861年，15年前被多斯特·穆罕默德流放伊朗的苏尔坦·穆罕默德率领军队杀回了赫拉特。苏尔坦宣称，自己比多斯特·穆罕默德更有资格成为阿富汗国王。对此，他很有底气。毕竟他已经认定，伊朗是他的后盾，沙俄也默许了他的野心，而且，苏尔坦认为英国人定然不会纵容多斯特·穆罕默德发兵赫拉特，自己这次应该是胜券在握的。

苏尔坦·穆罕默德并不知道多斯特大王与英国人之间的密约，其中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当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军队开进赫拉特时，英国人并未进行阻止。事实上，英国人有足够的力量阻止伊朗政府“干涉阿富汗内政”。俄国方面对于苏尔坦的默许，并没能落实到金钱与武器方面。事实证明，这只是空谈。就这样，苏尔坦·穆罕默德反而成了孤家寡人。

1862年，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军队包围赫拉特城，围城行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其实，交战双方亲缘深厚（这种现象在阿富汗内战中并不鲜见），苏尔坦·穆罕默德是国王的女婿，围城期间，他的夫人，也就是多斯特大王的千金不幸离世。双方的敌对行动一时间都停止了，以便两人都能参加葬礼。［9］多斯特·穆罕默德离城而去后，围城行动继续。

最终，苏尔坦·穆罕默德死于压力和痛苦，多斯特大王终于夺回赫拉特。4月的那一天，当他骑着马穿过城门时，他一定是志得意满。回首往事，他一定感到兴奋又害怕。他是21个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可谓前途黯淡，他在内战中一步步上升到主宰地位，结果却把他的国家输给了英国人。之后，他又死而复生般地回来了，开始苦心经营，一点一点地重建他的王国。

多斯特·穆罕默德的一生征程就这样走到了终点，他的任务完成得还算圆满，现代阿富汗的疆域和边界得到奠定。他是这片领土上每一个人的国王，从最卑微的农民到强大的可汗。要不是痛失白沙瓦，他本可以安度晚年。重新夺回赫拉特之后，他很快就一病不起。6个星期后，70岁的多斯特大王与世长辞。

第7章　短暂的黄金岁月

阿富汗的大部分君主，都没能和平顺利地将手中的权力交接给继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与先辈不同的是，他培养了一个接班人。他死之前，将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希尔·阿里（Sher Ali）立为王储，并让他参与对赫拉特的围攻。当这位伟人去世时，希尔·阿里守在了父亲的病榻前。而后，他被拥立为王。不过，为了确立自己的地位，希尔·阿里又和自己的兄弟们鏖战了整整9年。其间，他一度差点失去王位。最终，他获得了权力，局势得到稳定。希尔·阿里继承父亲的遗志，试图建立一个不受外国势力干涉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

1863年，希尔·阿里初登大宝的时候，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在他的宫廷中工作，这是一个神秘、雄辩、机智的人，名叫贾马鲁丁·阿富汗尼（Jamaluddin-i-Afghan）。很难清楚界定他的身份，教师？演说家？政治哲学家？改革派？革命者？他确实教书、演讲、阐述政治理论，并激励了伊斯兰世界的革命运动。但是，他从未著书立说，没有创立过系统的哲学，没有建立过学校、政党，他的目标也并非始终如一。在封建的阿富汗，他寻求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在拥有强大中央政府的土耳其和伊朗，他敦促民众推翻集权统治。在埃及和印度一类的欧洲殖民地，他提倡民族主义。在北非，欧洲人任意将其划分为毫无意义的国家单位，贾马鲁丁呼吁以泛伊斯兰统一体取代民族主义。中亚的突厥斯坦被俄国人分成不同的国家，贾马鲁丁在这里的主张和北非相似。

其实，贾马鲁丁家族是王室的远房亲戚。其家族在喀布尔东北部的山区小城阿萨达巴德（Asadabad）拥有土地，但由于一些争议，他们被迫在伊朗流亡了一段时间。［1］他们在伊朗的定居点也叫阿萨达巴德，因此，一些伊朗人至今还觉得，这家人自称“来自阿富汗的贾马鲁丁”，其实是在掩盖身份。实际上，他们都是如假包换的伊朗人，甚至以逊尼派穆斯林身份掩盖自己真正的什叶派身份。无论真相如何，贾马鲁丁的事业始于喀布尔，他出任多斯特·穆罕默德诸位王子的宫廷教师，其中一位学生就是希尔·阿里。

希尔·阿里即位后不久，贾马鲁丁来到国王身边，呈上了一份详细的计划。这是一份旨在帮助阿富汗实现现代化，成为世界强国的计划。不久之后，贾马鲁丁不告而别，离开了阿富汗。贾马鲁丁之后的人生都在伊斯兰世界奔走，他一边救济穷人，一边打击既得利益阶层。有生之年，他没再重返故土，直到逝世后很多年，祖国迎回了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喀布尔大学的校园里。

贾马鲁丁的强国计划，直到希尔·阿里击败所有兄弟后，方才着手实施。这时，已经到了1868年。希尔·阿里播下的种子，会成长为另一个阿富汗，终有一天，它会和传统社会形成掎角之势。

希尔·阿里的首要任务是建立邮政系统。喀布尔是全国的邮政中心，在主要省级城镇设立分支机构。从理论上讲，任何两个阿富汗人之间都可以通信。当然，前提是他们都得身居主要城镇，而且必须识文断字。一封邮件可能要历经数月才能抵达，不过，希尔·阿里的尝试，代表着阿富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邮政网络让阿富汗朝着统一国家的方向迈进。

新国王对税法也作了一番改革，改善了私营企业的环境。新法允许商人投资商业和工业企业，这使得少数人能通过商业头脑而不是土地所有权获得财富和权力。这无疑将会瓦解封建社会的生存根基。

以前的国王没有内阁，他们的股肱重臣通常由王亲国戚担任。希尔·阿里组建了一个正式的政府，内阁成员包括首相、财政大臣、宫廷侍卫长及负责外交、内政和军事的专门官员。后宫的意见决定了内阁的人选，其中，希尔·阿里的妻子密尔蒙·阿伊莎（Mirmon Ayesha）的看法最为重要。［2］同时，国王还邀请12位学者组成咨议机构，研究政府和国家面临的问题，并向国王提出有效建议。这项改革促进了一个阶层的诞生，即日后所谓的技术官僚，他们正是在此时登上了阿富汗的历史舞台。

在希尔·阿里统治期间，支尔格大会成了常设机构，这大概可以被视为阿富汗议会的雏形，尽管它的职能纯粹是咨询性的。阿富汗的第一届议会始于1865年，由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代表组成。会上，希尔·阿里抛出的第一个问题关乎他一位谋反的兄长，国王想知道应当如何处理。“镇压！镇压！”随着全场激昂的高喊声，希尔·阿里决定发兵坎大哈。最终，他在战场上击败了自己的兄弟。［3］

这表明他是一位勇者，但你不会从照片中看出这一点。当时，照相技术刚刚诞生，希尔·阿里成了第一位留下照片的阿富汗国王。他看起来性格沉稳，蓄着浓密的胡子，嘴唇噘起，鼻子弯曲，一双沉思的眼睛看上去有些忧郁。他的头上戴着一顶卡拉库尔羊皮帽，像倒置的蜂窝，但看起来比听起来更时尚。

希尔·阿里的形象在东欧拥挤的钟表铺里不会显得格格不入，如果不当国王，希尔·阿里也许会和机器或者其他设备相伴一生。的确，在10年黄金期间，他设法克服困难，进口了不少工具和机器，并在他的宫殿里摆弄这些设备。巴拉希萨尔宫里有一台平板印刷机，国王借此办起了阿富汗的第一份报纸。这是一份16页的小报，名为《太阳报》。他感兴趣的主题，特别是军事问题，会印刷成册，分发给手下的军官。［4］

希尔·阿里有一支常备军，约5.6万人。［5］他认为士兵就该像照片中西方军队的样子。因此，他无法容忍士兵继续穿着各自的衣服上阵打仗。灯笼裤与头巾被一律禁止，国王为他的士兵设计并颁发制服，要求全体官兵统一穿戴。唯有如此，大家才能整齐划一，看起来像欧洲国家的军队。因此，这支在首都效力国王的部队和过去为国王效力的部落武装是不同的。不过，部落武装仍然存在，他们不是职业兵，他们只有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才会拿起武器投入战斗。国家现在有了两支武装力量：一支是政府的，一支是人民的（或者简单地说，是人民）。

此前，已有好些阿富汗人去印度参加英国军队。希尔·阿里吸引一些人回来训练他的军队，教他们如何列队行进、使用武器、指挥战斗及其他项目的演习。希尔·阿里还开办了阿富汗第一批军工厂。如此一来，终有一天他能摆脱对国外武器的依赖。

国王甚至认为，如果阿富汗再次遭到大国干涉，他可以凭借一己之力进行有力还击。希尔·阿里命令军队不得在城市驻扎，实行军民分离政策，因为军民混住容易造成摩擦（有时双方甚至会大打出手）。为此，国王在喀布尔北部建造了一座全新的军事城市，叫舍普尔（Sherpoor），专供军人居住。这个项目在5年内征调了6000名劳工、1000名木匠和无数的能工巧匠。［6］不过，这座城市并未完工，因为到了19世纪70年代，一度沉寂的外部势力又开始蠢蠢欲动，英、俄又开始制造麻烦，这些麻烦让阿富汗故事这一简短篇章画上了句号，阿富汗平静的黄金岁月也走到了尽头。

第8章　第二次英阿战争

1878年，欧洲列强之间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辅佐下，将中欧的德语邦国合并组成了统一的国家。这个新兴的民族国家介入了英、法、俄三国旷日持久的争霸局面。俾斯麦宣称：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俾斯麦的目标直指法国，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三世那打过蜡的胡须两边飞翘，一直延伸到两颊。他那滔滔不绝的吹嘘在铁血政策前将变得不堪一击。

确实如此。俾斯麦耍弄手腕，引诱法军主动开战。普鲁士军队突破边境，轻松瓦解了法国人的防线。而后，他又通过和约，攫取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两个地区盛产铁矿石，对工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德国由此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俾斯麦和威廉二世开始环顾世界，寻找海外殖民地。

然而，法国战败让英国迎来了进一步扩展的契机。当时，英国占领了全球23%的土地，算上殖民地人口，世界上1/4的人口都是大英帝国的臣民。［1］英国本土仅有世界2%的人口，但其工业产值却达到全球总产值的45%。当时，英国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5倍，俄罗斯的155倍。［2］大英帝国的国力让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都相形见绌。不过，崛起的德国却可能动摇英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德国的崛起也让沙俄大惊失色。当时的沙俄虽然领土广阔，却落后原始，没有现成的港口，因此，沙俄在全球争夺殖民地的浪潮中步履蹒跚。20年前，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遇惨败。随后的条约阻止了沙俄对日益衰落的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削弱了沙俄海军在黑海的军事存在。如今，俄国人试图卷土重来。黑海上的港口正在重建，如果不能进入巴尔干半岛，那么沙俄将沿着传统方向向东扩张。奥斯曼帝国行将灭亡，欧洲列强虎视眈眈，都想从中分得一杯羹。在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Levant），欧洲列强之间的争夺被称作“东方问题”；在高加索以东的中亚地区，“大博弈”再次上演。

1865年，沙俄军队占领塔什干。两年之后，古城布哈拉也落入俄军之手。次年，他们的势力进一步拓展到撒马尔罕。1873年，希瓦汗国被迫接受沙俄“保护”。这是帝国主义扩张的委婉说辞。三年后，随着浩罕汗国沦为“保护国”，沙俄的势力已经扩张到阿姆河沿岸地区。如今，雄心勃勃的沙俄和虎视眈眈的英国之间，仅有阿富汗这一缓冲带。作为一个小国，这样的地缘环境真是糟糕。

希尔·阿里在阿富汗的统治稳定下来的同时，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率领的自由党在英国执政。自由党实行重商主义政策，这一点和19世纪的美国共和党颇为相近。他们对可能导致动荡的海外冒险保持警惕，因为那可能危及英国的商业利益。至于殖民地事务，自由党人秉持“得过且过、维持现状”的原则。在奥克兰之后的几十年，一个含糊不清、自治的阿富汗在很好地服务于英国的利益。因此，格拉德斯通认为维持现状是最好的。他的印度总督诺斯布鲁克勋爵（Lord Northbrook）和首相意见一致。

不过，1874年的选举让英国政坛变了天。以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为首的保守党获得胜利上台组阁。作为上流社会的代言人，保守党以大英帝国和女王的荣耀为名，大肆鼓吹海外军事冒险，以扩大他们在工人中的影响力，争取更多选票。迪斯雷利政府用利顿勋爵（Lord Lytton）取代了诺斯布鲁克。和奥克兰一样，利顿勋爵也是“前进政策”的坚决拥护者。

迪斯雷利政府认为，一个自命中立的缓冲国居于印度河和乌浒河之间，似乎还不足以抵御俄国的威胁。希尔·阿里的态度尤其让他们难以心安。他们怀疑，到了紧要关头，希尔·阿里能否阻止俄国人进入他们的国家，毕竟沙皇看起来咄咄逼人。于是，迪斯雷利政府决心在沙俄将阿富汗变成其另一个“保护国”之前，把阿富汗牢牢控制在手中。“前进政策”的新篇章始于英国人干涉阿富汗的王位继承人问题。当时，希尔·阿里已经指定阿卜杜拉（Abdullah）作为王储。另一个儿子亚库布（Yaqub）曾经造反作乱，自然不受希尔·阿里的待见。国王不但讨厌亚库布，甚至还把他囚禁了起来。

当希尔·阿里收到利顿勋爵命令他废黜阿卜杜拉、改立亚库布的信时，可想而知希尔·阿里当时的沮丧。英国人为何钟情亚库布？信中并未明确。也许，他们曾和亚库布有过私下接触，王子的谈吐和思想让英方觉得孺子可教。

这封信还警告希尔·阿里，千万不要指望俄国人的帮助，正如利顿勋爵在信中所说：“在俄国的军队到来之前，我们会向你的国家投入一支军队。”信中还说，如果国王是友好的，英国会对他进行保护。如若不然，英方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其统治。［3］信的结尾，利顿告知希尔·阿里，一位特使将前来与国王商谈相关事宜。

希尔·阿里自然不会待见英国人颐指气使的态度，这叫他忍无可忍。无忧无虑的黄金时代，看来已经过去。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回信告诉英国人，他更愿意自己决定接班人问题，而且不打算接待英国特使，相反，他将派使者到加尔各答，双方可以就任何问题展开协商。

当希尔·阿里的特使到达加尔各答，得到的并不是一场谈判，而是英方列出的诸多条款：英国特使长驻喀布尔，由英国控制阿富汗边境；英国公民可以在阿富汗境内自由来去，受英国法律保护，而不受阿富汗的法律约束；英国商人可以在阿富汗境内自由贸易。希尔·阿里若能答应如上条件，英方就允许其自行选定王储。而且，英国政府还给他和他的继承人一笔丰厚补贴，并向阿富汗提供抵抗沙俄势力所需的顾问和军事援助。

英国人开出的条件，叫国王大为恼怒。希尔·阿里可不像多斯特·穆罕默德那般圆滑，他立即口述了一封回信，大意如下：“不！我会坚决捍卫阿富汗的主权，哪怕流干最后一滴血也在所不惜。”不幸的是，沙皇俄国正在阿富汗北部集结，就在希尔·阿里告诉英国人不能进入阿富汗的时候，一个俄国外交“代表团”却径自跨过阿姆河向着喀布尔前发。希尔·阿里频繁警告对方立即停止前进，打道回府。俄国人却对此置若罔闻。他们不但进了城，还在那里住了下来，甚至进宫面见了希尔·阿里。俄国人说，“我们是来交朋友的”。

那个时候，国王正在经历一场家庭变故。他最喜爱的儿子、心爱的王储阿卜杜拉因病不幸身亡。王室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希尔·阿里一向看重亲情，爱子故去，让他备受打击。他独自一人待在宫中舔舐伤口，丢下朝政完全不理。有人再次见到国王时，发现他眼圈红肿，显然是刚刚哭过好几场。这时，利顿勋爵的又一封书信递到国王手中，他希望希尔·阿里做好接待驻喀布尔英国使团的准备。国王下令阻止英国人入境。于是，当一小队英国外交官及护卫队抵达阿富汗边境时，边境指挥官却对他们下了逐客令。“我只是看在以往的情分上，才对你们如此客气。否则，我会立即杀了你们。”［4］

虽然英国使团遇阻返回，但希尔·阿里此举让他们怒不可遏。很快，利顿勋爵就向国王发来了问罪信，希望希尔·阿里道歉。可是，对方只是装聋作哑，没有回信。利顿便集结了军队准备开展行动。第一次英阿战争期间，英印当局曾经派出2.5万人赴阿参战。那次战事给了英国人一个深刻教训：区区一支孤军，不足以奠定胜局。于是，他们召集了三支部队，规模是第一次英阿战争投入人数的3倍。

此时的希尔·阿里感到痛苦不堪。俄国人不请自来，英国人再次入侵，王储不幸离他而去，除了亚库布这个可恨的逆子，他无人可以托付王位，希尔·阿里决定投靠俄国人。但前往沙俄面见沙皇之前，他得先释放亚库布，并将国家托付与他。对此，希尔·阿里别无选择。英国人一路攻城略地，已经开进开伯尔口、波伦山口、库拉姆山谷，虽然阿富汗军队在三个地方都抵挡住了，但不知能坚持多久。

希尔·阿里来到阿姆河边，沙俄却不允许他入境，毕竟大国关系远比阿富汗这个国家来得重要。沙皇掂量再三，觉得这并不是正面对抗英国的最佳时机。于是，沙皇无视希尔·阿里的请求，任凭他被围困在阿富汗。可怜的希尔·阿里当即便一病不起。他发起了高烧，不吃不喝。医生劝他补充能量，他完全置之不理。逃亡中，他受了腿伤，却又拒绝接受任何治疗。伤口日趋恶化，国王却只想听之任之。几周以后，亲切和蔼的希尔·阿里国王在凄惨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当时，他只有54岁。

亚库布成了阿富汗的埃米尔。他的行为有力地表明，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亚库布要求军队放弃抵抗，让英国人和平地进入阿富汗。他自己则前往南部小镇甘达马克。在这里，他和英国代表签署了“友好条约”，即《甘达马克条约》。条约确认割让东部和东南部领土给英国，并接受英国使团长驻喀布尔。英国人想让希尔·阿里答应的种种条件，都在他儿子的手中实现了。

很快，一个英国“外交”使团动身前往喀布尔，为首的特使名叫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他是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英国首相，与希特勒签订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议》的张伯伦首相的先祖。与张伯伦同行的是英国派驻阿富汗的全权政治代表路易·拿破仑·卡瓦格纳里（Louis Napoleon Cavagnari）。他有法国、爱尔兰和意大利的血统，是大英帝国的忠臣。卡瓦格纳里蓄着浓密的胡须，看上去颇有学者气质，但也有一种自命不凡的傲慢，让人想起与他同名的法国总统。此前，卡瓦格纳里参与过多次外交斡旋，因此，他自觉拥有足够的能力去对付普什图人，并吹嘘自己了解他们。卡瓦格纳里认为，如果软硬兼施，普什图人是可以被控制的。如果对方变得好斗，那么就必须对他们展现英方坚定不移的军事勇气，因为这是最能让普什图人折服的。卡瓦格纳里自信，他的勇气足以折服所有普什图人。

约翰·劳伦斯拥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当他得知卡瓦格纳里的使命和他那番夸夸其谈的吹嘘时，他说：“他们都将被杀死。”［5］

卡瓦格纳里一行骑着大象进入喀布尔城，他们坐在镀金的象轿里，向街道两边的民众挥手致意，好像他们是受到邀请来到这里的。不过，阿富汗人没有任何回应。为了营造节日气氛，安抚臣民，亚库布表示，为庆祝英国贵客到来，朝廷将减税，而且一次性补齐军队的欠饷。不过，民愤依旧，只要国王的承诺没有兑现，他们就不会相信。

巴拉希萨尔宫脚下的一片区域，成了卡瓦格纳里等人的落脚点。就像40年前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营地一样，这个大院的一侧是高山，敌人可以从那里直接向院子里射击。不过，卡瓦格纳里等人毫不在意，他们觉得这一次自己并非不请而来，因此无须考虑安全问题。

当然，如果国王愿意兑现承诺，阿富汗人民倒也乐意热情迎客。亚库布表现得尤为热情。卡瓦格纳里等人日复一日地受到邀请，前往巴拉希萨尔宫和王室成员、大臣一起宴饮。国王的一众亲属、朝臣也都敞开大门邀请英国客人前往做客。卡瓦格纳里的一名部下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表示，国王坚持动用公帑为我们的军队支付薪饷，就连我们的马匹也得到了国王的照顾。国王真是个好人。他又小心补充道：“但是，他的臣民可就没那么热情了。显然，一般百姓还不适应我们的存在。”［6］

与此同时，亚库布和他的军队闹起了矛盾。朝廷一直拖欠薪饷，军人为此很是不满。要知道，国王可是有言在先，表示要为军队补发薪饷的。亚库布说目前资金不足，大家应当耐心一些，但是，朝廷明明又能拿出大把金钱，去博得英国人的欢心和愉悦。流言蜚语很快传遍了军营。后来，不只是士兵，一般百姓也受到感染，对国王和英国客人怨声载道。不过，卡瓦格纳里并不在意，毕竟他自认为很了解普什图人，他说“会吠的狗不咬人！”［7］

亚库布的民望确实不高。这一点，卡瓦格纳里也看在眼里。为此，他有些忧心。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会是件好事，他向加尔各答的上级保证，一个弱势的国王将无法号召人民为其效命。如此一来，他更会一心一意遵守与英国的约定。

1879年9月2日，卡瓦格纳里致信英印当局：“喀布尔大使馆一切顺利。”［8］这样的字句仿佛带有不祥之兆。38年前，麦克纳顿写给印度友人的信中宣称，“从丹（Dan）到比尔示巴（Beersheba）一切安宁”。几个月后，麦克纳顿便身首异处了。卡瓦格纳里更在写信的第二天就丢了性命。

当时，阿富汗军队的欠饷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一位阿富汗将军告诉士兵去和卡瓦格纳里谈欠饷问题，因为“他有很多钱”。于是，部队浩浩荡荡地奔往英国使团的驻地。驻地大门并未向他们敞开，他们便强行闯了进去。在那里，他们开始大肆掠夺，马匹、马鞍和一切其他能得手的东西，都成了抢掠的战利品。如果没能得到现金，就用实物相抵。后来，数以千计的平民也加入了抢劫的队伍。对于英国人，喀布尔的百姓积怨久矣。这一次，他们正好可以发泄情绪。

没办法，卡瓦格纳里只得向国王求援。他想提醒对方，首都正在发生严重骚乱，他必须有所作为。可是，亚库布也是抓耳挠腮、心绪烦乱，他一边流泪，一边告诉英国来使：为了阻止骚乱，他已经做出最大的努力。可是，单凭他一人，又怎能阻拦汹汹的闹事人群呢？

自知援兵无望到来，卡瓦格纳里只得爬上驻地的房顶，向围拢而来的人群施压。他觉得自己的冷静和勇气，也许能够换来普什图人的畏惧，毕竟对方一向赞赏英勇的品质。可是，阿富汗人全然没有理会。卡瓦格纳里命令部队开火。此举真是大错特错，起义人数实在太多，他们将英国人围困在里面，无处可逃。英国的外交官和军队虽然奋勇作战，但终究是徒劳。几个小时后，阿富汗人就把他们都消灭了。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莫德·戴弗（Maud Diver）(1)和其他人的说法，英国人以惊人的勇气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但仍然无一生还。当然，笔者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如何走漏的。英国人的遭遇传进王宫，亚库布的毛拉当即感到不寒而栗。整个城市瞬间笼罩在巨大的阴影中。“那时，我就知道，英国人的部队已经在路上了。”［9］

没错，英国军队已经开拔阿富汗。此前阿富汗人曾经与之交手的三支武装，如今又开进了昔日的战场。由于亚库布早前的步步退让，其中一支英军离开驻地之后，很快就逼近了喀布尔。军队的首领弗雷德里克·罗伯茨（Frederick Roberts）来自爱尔兰，他体形清瘦，留着一脸大胡子，总是一脸坚毅强硬的表情，冷冷的目光叫人不寒而栗。罗伯茨治军严格，自律不辍。正因如此，他赢得了部下的忠诚，他们亲切地称之为“鲍勃斯”（Bobs）。

很快，鲍勃斯的威名再次因为他英雄般的表现得到了同伴们的称赞。鲍勃斯率军赶到时，大批部落武装已经集结在喀布尔近郊，对首都形成拱卫之势。罗伯茨轻松突破防线，冲进了喀布尔，并很快控制了这座城市。

于是，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置亚库布？他还能继续担任一国之君吗？不少人认为，当年国王一边与英国人达成协议，一边又和各地的酋长密谋，卡瓦格纳里的死和他脱不了干系。那么，英国人是否就此认为他是个“坏傀儡”，并顺道终结他的政治生命呢？毕竟，一个“坏傀儡”似乎完全没有存在的意义。

亚库布倒是及时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他来到罗伯茨面前，请求免去他的国王职位：“您也看到了，我的这些子民，有谁能辖制他们？我情愿在英军驻地割草，也不愿做阿富汗的埃米尔了。”［10］就这样，亚库布得到了豁免，他被送往印度幽禁。这似乎是阿富汗国王的一贯命运。巴拉希萨尔宫上空飘扬着英国国旗，下一位傀儡确立之前，英国政府不得不对阿富汗实施直接统治。

罗伯茨成了阿富汗的实际统治者，他对阿富汗展开了报复性的惩罚。喀布尔的反英暴动，似乎每个市民都参与了，因此他们统统得付出代价。亚库布的朝廷官员对英国人保护不力，因此纷纷被投入监狱。涉嫌策动叛乱的人更被大肆围捕和绞杀，他们的尸体被悬挂在城中最为醒目的场合以儆效尤。英国军队开进乡村，捣毁堡垒，烧毁村庄，迫使涉嫌与叛军勾结或支持叛乱的部族首领投降。

如此雷霆手段让麦克格雷戈上校（Colonel Macgregor）深感不安。“这种做法没有任何震慑作用，只会激怒阿富汗人。如此一来，英国人只会成为阿富汗的敌人。”［11］

此言不虚。面对暴行，阿富汗人并未退缩。对于英国人的所作所为，他们怒火中烧。乡村里的神职人员，对宗教权威有些许要求的人，都开始鼓吹伊斯兰教正在遭受异教徒的攻击，呼吁阿富汗人起来捍卫信仰，抵御异教徒的攻击。穆什基·阿拉姆（Mushk-i-Alam）曾经参与第一次英阿战争，他的名号意为“宇宙之芬芳”，正是从战争当中得来的。第一次英阿战争期间，穆什基驻守兴都库什山口。在那里，他见识了英国使团全军覆没的惨况。那个时候，他就已经不再年轻。英阿战事再起的时候，穆什基差不多已是90岁的老翁了。不过，追随者们抬着他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他到处发表演说，呼吁人们奋起抵抗。“要知道，法兰奇人可是吃猪肉的！”他厉声警告同胞。猪肉在伊斯兰教是完全被禁止的，许多穆斯林甚至不会用手触碰。阿拉姆的讲话振聋发聩，听罢他的演讲，大家回到家中，无不磨枪霍霍、准备战斗。

希尔·阿里那支欧式军队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虽然他们身着统一的军装，队列整齐，服从指挥，可是到了战场上，他们一触即溃。很快，这支部队逃得不剩一人。英国人现在面对的是部落游击队，他们是农民和游牧民。对他们而言，战斗绝非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穆罕默德·詹（Mohammed Jan）旗下就聚起了两万多人。［12］村民们为他的部队提供粮食和情报，使他能够伺机而动，对英军实施打击。而后，游击队又依靠村民的掩护，退回山区。

虽然穆罕默德·詹势力最大，但也只是众多部落武装中的一支。部落武装几乎在每一次激战中都击溃了阿富汗部队，但是，这些被击溃的军队很快就消失不见了，英国人甚至找不到谈判的对象。一次，梅西（Massey）军官遭到伏击，罗伯茨因解救这名军官陷入了阿富汗人的包围圈。面对汹涌而来的阿富汗人，鲍勃斯拼死抵抗，他知道援兵正从贾拉拉巴德赶来，只要他们抵达战场，对手就会遭遇灭顶之灾。一个寒冷的夜晚，援兵终于赶到。可是，围困他的阿富汗军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全都回家去了。经过一年战斗，英军取得了十多场战斗的胜利，英国人赢得了他们枪支所及的每一块阿富汗领土的管辖权，但仍未能有效控制这片土地。

1880年1月，英印当局陷入了困局。显然，阿富汗人并非不可战胜，在战场上，英方部队是常胜之旅。但即便如此，也难以阻挡阿富汗人继续战斗。英国人虽然可以赢得战争，却无法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英印当局的宝贵资源在迅速流失，这场战争已经变成一个无底洞。于是，殖民政府的官员提议让穆罕默德扎伊家族重新掌管阿富汗，将阿富汗分割成几个部分，然后交给不同的王室成员。英国便可借机将内战的烂摊子留给俄国人，全身而退。

1880年夏天，希尔·阿里的其中一个儿子阿尤布（Ayub）率领手下的8000名士兵杀出赫拉特，直指坎大哈。7月27日，阿尤布所率部队和英国人在坎大哈以西平原迈万德（Maiwand）遭遇，对2万英军展开了“大清洗”。在英国，“迈万德”成了阿富汗剽悍善战的同义词。西方人因《福尔摩斯探案集》中华生大夫在这里受伤而知道这场战役，那是在他回到英国和夏洛克·福尔摩斯一起在贝克街221B号探案之前。

可以想见，迈万德一役成了阿富汗人的民族骄傲，据此虚构的英雄故事在这个国家广为流传。迈万德战争期间，阿富汗军队的阵线一度面临崩溃的危险。关键时刻，17岁的姑娘马拉赖（Malalai）站了出来，她高举旗帜，鼓舞男同胞血战到底。最终，姑娘牺牲了，但她的鼓舞却扭转了整个战局。马拉赖由此成了阿富汗家喻户晓的女英雄，她就是阿富汗的圣女贞德。阿富汗的第一所女校就是因她而得名。

迈万德战役的英雄事迹一言难尽。但是，大名鼎鼎的罗伯茨勋爵（在阿富汗人看来是臭名昭著）闻讯立即从喀布尔赶来，阿尤布的部队最终被击溃，英军占领了坎大哈。迈万德一役也许是阿富汗人取得的关键性胜利，但它不过是更大规模战争的一部分，阿富汗人最终还是输掉了战争。

话又说回来，迈万德和坎大哈战役的成败，并不足以改变第二次英阿战争的格局。这场战争很难说谁负谁胜。迈万德大捷，让阿尤布赢得了阿富汗人民的热切钦佩，但他并未因此在阿富汗历史上有更多作为。当时，他的侄子阿卜杜尔·拉赫曼（Abdu’ Rahman）正向喀布尔进军，这就是日后的“铁腕埃米尔”。19世纪60年代，因为涉嫌谋反而遭到希尔·阿里的驱逐，他和父亲一起流亡阿富汗北部。英阿战争一打响，阿卜杜尔·拉赫曼就回来了。

此时，英国人已经一心想把政权交还给穆罕默德扎伊家族。阿卜杜尔·拉赫曼似乎是一个上好的人选。他手段强硬，足以统御全国；也足够精明，可以和英国人达成良好的默契。他是“多斯特大王”的众多子孙之一。这意味着他的血统是王室的，他也有继承王位的合法性。于是，英国人将阿卜杜尔·拉赫曼请进喀布尔城。经过一番谈判，双方达成协议，英国人把这个国家交给了他。

英国人的条件是：不允许俄罗斯人进入阿富汗，阿富汗不能和英国之外的任何国家打交道，等等。阿卜杜尔·拉赫曼对一切要求都签字应允，他只想让英国人赶快离去。

不过，阿卜杜尔·拉赫曼也提出了他的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在阿富汗境内，他拥有绝对的权力，英方不能干涉。对于他的条件，英国人巴不得立即答应。阿富汗的内部问题，他们才懒得关心。协约达成后，英国人松了一口气，撤出了他们的军队。因此，很难说谁赢得了这场战争。双方都得到了一些东西，但也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无论如何，阿富汗已经整合成为一个国家，一度被英国粗暴打乱的故事，如今可以重新开始了。

(1)　莫德·戴弗（1867—1945）：英属印度作家，著有著名传记《赫拉特英雄：边境传奇》。

第二部分　一个国家、两个世界

阿富汗获得其现代名称时，它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地理名词，甚至连边界都尚未敲定。这里民族众多，一个民族中还有数不胜数的部落和氏族，他们拥有共同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但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国王不过是部落联盟的酋长，对于臣民的生活并不能施加太多管治。他只是名义上统治着王国。

相互竞争的酋长们总在为了霸权而战。但这些小规模的战事结果，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太重要。当强大的国王出现时，他们会投入战事，开疆拓土，向外扩张是阿富汗国王的主要作为。

英国势力的介入，改变了游戏的规则。对于阿富汗人而言，这帮外来客是一群真正文化上的“他者”。作为个体，英国人和阿富汗人相处得还算融洽，但作为两种文化，两者没有融合的倾向。当英国入侵者进入阿富汗，他们与阿富汗人的区别就像油倒进水里一样。阿富汗人抵抗英国人，反映的不是统治者的政策，而是阿富汗民众面对他们中的外来者的本能反应。通过战争，阿富汗人终于找到了彼此之间的相同点：我们都不是英国人。

英军尚未撤离，阿富汗统治者的基本任务已经发生改变。他们不再追求广袤的疆域，转而开始清点手中的“财产”，消除全境范围内一切有可能独立于王权的地方势力。多斯特·穆罕默德及其子孙都致力于此，而且干得卓有成效。到了1879年，阿富汗有了明确的边界，喀布尔的首都地位也得以奠定。坎大哈、赫拉特或马扎里沙里夫不再是能与中央王权分庭抗礼的权力城邦。

一个联合的阿富汗让英国人受到了刺激。于是，他们第二次挥师入侵。不过，英国人虽然再次推翻了喀布尔王权，却又一次搅起了阿富汗部族社会里潜藏着的蛮荒之力。因此，英国人再次被迫撤离。不是因为他们的战败，而是因为他们无法统治阿富汗。此外，英国人再次激发了阿富汗人之间的认同感，同时也强化了使阿富汗四分五裂的离心倾向。当一个新的强人登上王位后，他明白巩固边界和恢复喀布尔的首都地位是不够的。他必须组建更加强有力的政府，从而影响并控制其治下的所有臣民。但是，一直以来，臣民眼中只有家，没有国。他们只服膺于宗教和传统，听命于部落和氏族。对于这样的国家，王权又该如何行使日常权力呢？这个问题困扰阿富汗的统治者达半个世纪之久，并将阿富汗分裂成了两个文化世界。

第9章　铁血时代

英国人走了，阿富汗又迎来了一位雄主。以往的几个世纪，阿富汗这片土地上走出过许多纵横中亚和南亚的征服者。阿卜杜尔·拉赫曼的方方面面都和这些先辈很是相似，他的才略几乎可与国父艾哈迈德·沙阿相提并论。借以时势，阿卜杜尔·拉赫曼本可以缔造一个从伊朗到德里的不甚稳固的帝国。当然，可以想见的是，他撒手人寰的那天，也是帝国分崩离析之日。

如此一番伟业，阿卜杜尔·拉赫曼却无缘成就。大国和强权已经为阿富汗国王划定了活动疆界，叫他再难逾越半步。既然无力开拓领土，他只能深耕自己脚下的“一亩三分地”。于是，他把一腔雄心壮志都施展在了阿富汗境内。他无法容忍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遍布全国的自治村庄也不合他的心意。他要扫清这一切，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

阿卜杜尔·拉赫曼是阿富汗历史上最强硬的人物之一。年岁尚幼，他的暴虐性情便已显露无遗。他的祖父是多斯特大王，父亲是阿富汗北部大省巴尔赫的总督，可想而知，未来国王的童年生活当然极度优渥。在巴尔赫，他的家庭拥有不容挑战的绝对权力，他享有一切特权。

有一天，阿卜杜尔·拉赫曼想知道他的小口径枪是否足以杀死一个人，于是，他举枪射向自己的侍从。侍从当场倒毙，阿卜杜尔·拉赫曼却在一旁哈哈大笑。那时，他不过十二三岁。如此一桩命案实在太过荒唐，即使他的父亲也无法全然包庇。就这样，阿卜杜尔·拉赫曼被送进了监狱。不过，只为测试武器就敢取人性命，倒也说明他的确胆识过人。一年之后，父亲便恢复了阿卜杜尔·拉赫曼的自由身。17岁的时候，阿卜杜尔·拉赫曼还被委以重任，成了父亲手下的一名重要指挥官。之后不久，他的父亲因举兵反对希尔·阿里失败遭到流放，阿卜杜尔·拉赫曼也随父亲在阿姆河以北地区过起了流亡生活。这位昔日的王子、未来的国王过了几年很是潦倒的日子。他放下王室的身段，转而干起古董商的生意。他靠在市场上买卖古董和考古奥秘度日。四分之一的收入用于维持生计，剩下的则积攒起来，作为东山再起的本钱。阿卜杜尔·拉赫曼苦苦等候东山再起的一天。［1］

1893年，距离他从英国人手中接管阿富汗已有13年，这位“铁腕埃米尔”即将接待一支来自印度的英国使团。阿卜杜尔·拉赫曼在登基之初曾和英国人谈过一笔交易。这一次，双方将正式确定这份协议。使团本应由弗雷德里克·罗伯茨（Frederick Roberts）将军率领，但是，阿卜杜尔·拉赫曼却对英方的人事安排提出了异议。第二次英阿战争，罗伯茨起了主导作用，阿富汗人无不恨他入骨，阿卜杜尔·拉赫曼也容不下这样一个谈判对象，他表示，纵然王权坚硬如铁，也无力压制臣民的怒火。于是，英方临时换人，改派英印当局的外交部长马蒂摩尔·杜兰德。［2］

这是一次两人会议。杜兰德只身前来，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左右也没有顾问，地方长老、民意代表更是不见踪影。会谈中，这位英国外交官提出了关于阿富汗南部边界的建议，阿富汗国王表示接受。那次谈判的结果一直贻害至今。杜兰德大手一挥，就把普什图人的聚居区一分为二。他这一笔是如此随意，甚至丝毫未曾考虑所在区域的地貌和环境。如果你到了那里，除非有人告诉你，否则你不知道这条线在哪里。“杜兰德线”（Durand Line）两侧的村庄住着同一个部落的成员。对他们而言，界线那一头往往就是自家亲戚的住地。那么，杜兰德是如何决定这条线的呢？其实，这条线标志着在某一特定时刻的混战线。杜兰德线是英国在不被击退的情况下推进阿富汗领土的最远处。因此，它肯定是一个长期冲突的地方。它埋下了阿富汗因失去白沙瓦而产生的怨恨火种，由此而来的种种政治争端将持续久远。

然而，为了实现他的最终目标，阿卜杜尔·拉赫曼需要一片确定的领土，以实施绝对的统治。因此，阿卜杜尔·拉赫曼接受了杜兰德线。其实，任何能将世界其他地方排除在外的提议都能得到埃米尔的认可。国界一经确定，便立即遭到封禁。此后，少有阿富汗人能够得到出国游历的机会，而外人也基本无法进入阿富汗，埃米尔的政府还对输入的工业品、信息严加控制。为了更有效地将他的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他颁布法令，禁止在其境内修建铁路。阿卜杜尔·拉赫曼切断了阿富汗与现代文明的联系，阿富汗境内了无一丝现代风气。不过，他觉得自己得到了天赐良机，可以大展宏图了。

宏图大展之前，阿卜杜尔·拉赫曼还有几块心病亟待祛除。迈万德的英雄阿尤布最让他惴惴不安。阿尤布的民望实在太高，在埃米尔看来，此人断不可留。终于，阿卜杜尔·拉赫曼和阿尤布兵戎相见。战事终了，国王获得胜利，一位强敌就此倒下。

杜兰德线的位置

依斯哈克（Ishaq）和阿尤布同是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堂兄弟，也需要小心提防。依斯哈克是阿富汗北部的实力派，他虽不像阿尤布那样战功赫赫，但因为精明善治、公正严谨而深得属下和子民的拥戴。阿卜杜尔·拉赫曼自然容不下他。这一次，国王主动兴师问罪，不善战事的依斯哈克没有正面应战就逃亡国外了。就这样，阿卜杜尔·拉赫曼又为自己祛除了一大敌手。那么，接下来的“铁腕埃米尔”又有何作为呢？

不多久，孟格尔（Mangal）部举族叛乱，结果遭到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平定。而后，吉尔扎伊部的叛乱也被他镇压下去。阿卜杜尔·拉赫曼在位期间，打了40场部族战争并获得全胜。当然，几十场胜仗还不能叫国王完全安心，他要这些手下败将彻底失去反抗的能力。于是，随着阿卜杜尔·拉赫曼的一声令下，很多民族被迫离开了自己的祖居地。如此一来，他们便要和盟友分离，转而去和曾经的对手做邻居。由于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安排，比邻的两个部落之间往往存在很深的猜忌。同样的政策，亚述人早在3000年前就已经实行过；几十年后，斯大林也会实施这一政策。由此，整个普什图部落一路由南转迁来到北方，数以千计的家庭被迫从北方大草原南迁到喀布尔以南地区。阿卜杜尔·拉赫曼的专制政策确也产生了一个有益的副作用：它将阿富汗各民族融合在一起，鼓励他们融入一个单一的政体。

对于大多数国王来说，21年内打赢40场战争足以耗尽一位王者的心力，还有多少时间来完成其他事情？但对阿卜杜尔·拉赫曼来说，如上种种战绩不过是他政治生涯的冰山一角而已。埃米尔征服普什图部落的同时，也让一个国家得到了重建。曾几何时，阿富汗境内的行省和政区不过就是部落势力范围的代名词，一个区域往往为一个部族所占据；不同区域之间的区别，往往在于住民的部族身份。这样的行政区划，倒是符合部族社会的生态。可想而知，各地区的封疆大吏当然要由当地主要部族的首领担任。

这样一番局面并不合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心意。在他治下，行省的数量大为增加，行省下面的行政区划更是多得犹如雨后春笋。而且，他还有意确定边界，以跨越部落的领土。如此一来，各位封疆大吏治下的子民便不再是一族同胞，而过去一个部落的专属领地也被划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区。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地方长官再也无法利用部族亲缘进行串联和勾结；普通臣民在听命于部落长老的同时，还得接受地区官员的管辖。这是两个独立而不相关的系统。

为了增加地方官员的权威，阿卜杜尔·拉赫曼可谓不遗余力。这些人都由他亲自任命，相较于基层的部落长老，更加容易掌控。毕竟，无论他的官员攫取多少权力，他仍然可以随时将其撤换，甚至直接剥夺他们的权柄。但他对可汗或部落长老不能这样做。

话又说回来，被任命到某个省级办公室的官员总会有机会扩充自己的势力，特别是如果埃米尔不对其密切监视的话。试问，国王一个人哪里看得住如此众多的官员？事实上，阿卜杜尔·拉赫曼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情报系统，有相当多人为他服务。他的情报机构无人能及，并影响至今，成了阿富汗政治的永久特征。

有了情报机构的效力，国王可以随意操控地方官吏的命运。埃米尔可以在他认为必要时羞辱和降职他的总督，他还经常罢免他的宫廷事务官，声称有人指控其贪污。为了洗脱嫌疑，大臣须拟好陈情表，公布家中的种种账目，以证明自己并未挪用国库、损公肥私。可是，哪有一个人的自白书能够毫无瑕疵，找不出哪怕一点矛盾之处呢。要知道，一笔记录不清的钱款、一件来历不明的器物、一点似是而非的小错误，都足以叫一个人不得翻身。他将因此丢掉官职，没收财产，最终落得名誉扫地的下场。当然，声名狼藉的官员可以指望国王法外开恩，以保全自由。可是，国王的恩典常常十分有限，若是能以活罪抵偿死罪，已经算好运了。不过，这种情况只是偶尔有之，久而久之，大家便都噤若寒蝉了。一次，一位大臣得到阿卜杜尔·拉赫曼的赏识，即将接受一份要职。此人是国王的老朋友，他听到升迁的消息，立即收拾了家中所有财物，放上马车，奔赴王宫面见国王。

“你这是何意？”国王见到老朋友的所为，不禁皱了皱眉头。

“国王陛下，”大臣说：“我知道您一旦任命一个人担任要职，他的命运就是在几年内失去一切。我现在提前交出全家的财产，免得您日后费事劳神。”［3］阿卜杜尔·拉赫曼看在他们友谊的分上，才饶了这犯上的大臣一命。

埃米尔在他的宫廷里保留着大量官僚机构，其中有不少都属于“古兰巴洽”（Ghulam Bacha），意即“童仆”（slave boys）。几百年来，伊斯兰世界的政治传统赋予“奴仆”这个词一种特殊含义。这些童仆自幼便脱离了原生家庭，宫廷才是他们长大成人、接受教育的地方。君主将童仆打造成为一个特权阶层，把一些重要官职托付给他们。这些官奴的权力完全得自君主的授意，而不像一般官僚那样拥有民意基础等其他权力来源。在阿富汗，要数“埃米尔的孩子”（amir-zada）最为得宠。后来，这一称谓缩写成“米尔扎”（mirza）。

阿卜杜尔·拉赫曼有一支米尔扎军团。他安排他们进入内阁，指挥军队。国王给他们荣华富贵，允许他们享受奢华、优雅的生活，而且还坚持这样做，毕竟这些童仆就是他这个伟大君王的化身。因此，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要以一袭锦衣、身跨名马的形象示人。不过，这些人养尊处优惯了，难免会生出二心。埃米尔也总在猜忌这些近臣。他花了很多精力，派出不少探子，专门监视这群童仆的动向。对此，他那个绰号“波波·古尔”（Bobo Gul）的宠妃哈丽玛很是不解，她觉得既然信不过童仆，国王大可一杀了之。

“不管用的。”国王说，“我不相信任何人。”［4］

哈丽玛不仅是埃米尔最喜欢的妻子，还是某种程度上的共同统治者，她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敬畏的人物。人们说全天下都怕阿卜杜尔·拉赫曼，而阿卜杜尔·拉赫曼只对波波·古尔服软。哈丽玛为埃米尔执行外交任务，与部落首领和敌对指挥官谈判。她的女仆受过使用枪支的训练，她有自己的保镖队伍，核心是女战士。［5］

阿富汗需要一支常备的职业军队——在这一点上，希尔·阿里和阿卜杜尔·拉赫曼这对叔侄的看法完全一致。面对外来侵略者，部落武装确实可以实施有效抵抗。但是，国王需要一支效忠自己的亲兵，如此他才能够打压那个他不好明说的对手，也就是他的人民。即位三年，埃米尔的雇佣兵就达到了4.3万人之众。到1887年，国王的部队扩大到6万人。1890年，阿卜杜尔·拉赫曼已然成为一支10万大军的最高指挥。他的麾下兵种齐全，包括步兵、骑兵和炮兵，各个师团都配有一名毛拉。神职人员的主要职责是宣讲，他要让各位将士相信，如果他们临阵脱逃，伊斯兰世界就将遭遇灾难，而逃兵会堕入火狱，永远不得超生。［6］

枪械，曾是埃米尔幼年时期的爱好（出乎意料吧！）。称王之后，这点爱好升级成了激情。一次，一位法国工程师献上一台望远镜，想要博得国王的欢心。他把望远镜对准天空，对国王说：“陛下，通过这台仪器，您可以观赏月亮。”

“月亮和我有什么关系？”阿卜杜尔·拉赫曼咆哮道，“如果你那杆玩意儿能够射出子弹，我可能会有点兴趣。”［7］

国王军队的装备主要来自英国。同时，他在喀布尔及周围设立了军械厂。在阿卜杜尔·拉赫曼统治巅峰时期，平均下来，阿富汗生产的枪支数量几乎可以和欧洲任何一个强国等量齐观。如果国王愿意，足以使全国的成年男性每人手中至少有一支步枪。［8］当然，阿卜杜尔·拉赫曼不会把枪支交到别人手里，除了他的军队。

阿卜杜尔·拉赫曼一生征战无数，他的对手几乎都是自己的穆斯林臣民，不过，他却又以信仰的捍卫者自居。阿富汗历任国王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意愿。没有各位长老在支尔格会议上的支持，艾哈迈德·沙阿无法登上权力的巅峰。不过，阿卜杜尔·拉赫曼并不觉得自己的王权合法性来自人民。17世纪的欧洲，“君权神授”思想十分盛行，阿卜杜尔·拉赫曼认为其权威来自上帝。他通过挥舞伊斯兰旗帜，就可以指控反对他统治的人反叛上帝。

为了宣扬他的宗教主张，阿卜杜尔·拉赫曼执行了最严格的正统法律和最保守的宗教法律。国王的手下豢养了一群穆赫塔西卜，其职责相当于道德监察官。穆赫塔西卜的活动地点并非清真寺，他们在大街上巡视，保证每位妇女都面纱遮脸，确认每位男性都能按时祷告。倘若有人在斋月期间进食，一定会遭到穆赫塔西卜的鞭笞。他们甚至惩罚在公共场合讲粗话的人。显然，这是出自阿卜杜尔·拉赫曼的授意。通过与极端的社会保守派结盟，阿卜杜尔·拉赫曼将自己定位在他想要攻击和击败的阶层——长老和毛拉——的右边。

阿卜杜尔·拉赫曼一直在打压国内的传统势力，他竭尽全力，意图用自己的权威取代长老的权威。其实，这也是“铁腕埃米尔”最为宏伟的一项抱负。对了，这里所谓的长老，是指各地的酋长、马利克、可汗和家长。他们都是各自地盘上有威望的人，其尊贵地位不但根基深厚，而且由来已久。他们的权威来自与其一起生活并直接与之打交道的人。这样一个阶层自然很难控制，更别说被连根拔起。因为长老们只有当地的隶属关系，他们不属于更大的组织，不能通过打败其领导人来瓦解这个阶层。阿卜杜尔·拉赫曼想要消灭他们，必须与之一一开战并将其击败。因此，埃米尔的敌人并非一个政治实体，甚至不是一种政治制度，他是在对一个国家长久以来的文化开战。征服这些部落与征服成千上万的部落长老相比，毫无意义。就他获得的成功而言，这是他取得的最惊人的成就了。

按照“铁腕埃米尔”的命令，每个村落、每座城镇、每个城市的社区都必须选出一名代表，负责与政府接洽。这样的代表被称为卡兰塔（kalantar）。国王还任命了一大批自己的官员担任警察局长（kotwal），负责监察地方事务。

卡兰塔的职责可不是为民请命。他们要收缴税款，在自己的辖区内推行国王那一套严苛的教法；报告他们听到的反政府言论、对抗王权的行为、可疑的活动迹象，无论他们发现了什么，都必须向所在区域的警察局长一五一十地报告。从本质上说，卡兰塔实际在为阿卜杜尔·拉赫曼的情报系统添砖加瓦。

卡兰塔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在于记录辖区内居民的详细信息，居民的姓名、身份、住址和财产等，他们都要心里有数。每个阿富汗人都得到了一张编号的身份牌，上面详细记录了他们的信息。没有官方许可，臣民不能随意离开家乡。签发旅行许可证正是卡兰塔的权力。当然，没有警察局长的批准，卡兰塔即便发出许可证，最后也会沦为一张废纸。

卡兰塔的工资是由政府发放的，埃米尔对其兼施“胡萝卜＋大棒”的双重手段。卡兰塔因为工作得力而得到奖励，也就是胡萝卜；但是，如果没有完成任务，或者有意包庇谋反的邻居或亲戚，国王便会举起惩戒的大棒，让他们丢掉身家性命。

埃米尔给每位卡兰塔、警察局长都定了“指标”。在指标的压力下，他们需要按时定量举报逃税分子、骗子、盗贼、杀人犯，以及各种各样的违法者。如果没有完成指标，国王可不会因此觉得那个地区政通人和、治安良好；相反，只能说明官员渎职怠工，其薪金将会遭到罚没。如果辖区内发生劫案，而案犯又没能按时缉拿归案，那么官员必须自掏腰包，弥补受害者的损失。

警察局长的日子也不好过。如果有人在纳税上作弊却没有发现，警察局长就会遭到惩罚，至少他们需以薪水相抵。当然，更多的事务官无法拿钱赎罪，只能乖乖地去蹲监狱。敢谤议国王的人一旦落网，通常会落得两种下场：要么被处以割舌酷刑，要么把嘴巴用针线缝上。对待那些谋逆者，国王会把他们关进铁制的囚笼，吊在路边示众，直至饿死。同样的惩罚，有时也会施加到劫匪或其他犯人的身上。严刑峻法之下，阿卜杜尔·拉赫曼也有了吹嘘的底气。他曾向来访的英国使节表示：贵国的犯罪率实在太高，相较而言，阿富汗简直是个升平世界。［9］在他统治期间，这可能是真的。

犯下重罪的人，往往会遭受极其严酷的刑罚，比如，国王会把谋逆者绑在炮口上，活活把人炮轰成碎片。（在这方面，阿卜杜尔·拉赫曼并不算先驱。英国殖民者早已利用类似的办法，惩治那些反抗的印度士兵。）粉身碎骨的可怕场面叫人头皮发麻，遭此厄运的人会很快倒毙。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另一项发明，更为残忍恐怖。一种名为“黑井”（Siah Chah）的酷刑到底是怎样的，还是留待各位读者自行去想象吧。

埃米尔遇到的另一个难以打破的阶层，是毛拉和其他神职人员。同样地，这个阶层的权力来自社会共识、习惯和传统。阿卜杜尔·拉赫曼没法通过破坏他们的组织来制服他们，因为他们并无组织可言；他也不能捣毁他们的总部、抓捕他们的领导人，因为他们并不效力于特定的机构，更没有领袖。所以，他用另一种方式打击他们，即向他们支付薪金。

并不是每一个自称毛拉的人都能得到国王的薪酬。只有那些按规矩行事，并让警察局长相信他们忠诚的人才会得到薪水。阿卜杜尔·拉赫曼的这笔钱，大多数毛拉都选择接受。他们实在没有理由反对国王：他不反对伊斯兰教，从未推动任何有违阿富汗文化的社会变革。事实上，国王宣称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虔诚和正统。面对这样一位王者，毛拉们怎么会反对呢？

一旦他们开始依靠政府的钱生活，国王便拥有了他们。他可以施加条件，而他确实也这样做了。他要求毛拉必须证明他们真正了解自己的宗教（这个要求相当合理）。国王特地派出一支考核队伍到全国巡查，考核各地毛拉的知识水平。相关的试题由国王和高级神学家设计。结果是，近九成的毛拉都吃了瘪。当然，阿富汗人的宗教观本来就很独特。他们的伊斯兰信仰中，掺杂了不少传统立法、乡规民约和传统习俗，即便他们能够阅读，可供阅读的书籍也少得可怜。

在证明毛拉的无知之后，埃米尔颁布了一项规定：毛拉必须通过考试，取得相应资质后，方可担任神职。没有许可证的毛拉无法得到工资，敢无证上岗的毛拉会遭到严惩。然而，出于对子民的同情，对上帝意愿的崇敬，埃米尔建立宗教学校，人们可以在那里学习所需的知识，以便为考试做好准备；此外，国王还在喀布尔开办神学院并亲任督学，学生无须参加考试，只要完成学业便可拿到执照。阿富汗以外的一些著名伊斯兰大学的文凭也被接受为宗教能力的证明。

全国的毛拉被阿卜杜尔·拉赫曼管得服服帖帖，卡兹和穆夫提也得服从国王的差遣。阿卜杜尔·拉赫曼特意提拔了一名宗教法官进入内阁。此人掌管阿富汗的教法事务，其权威凌驾于所有卡兹之上。同时，埃米尔还组织学者对伊斯兰各派法理学进行研究和整理。逊尼派穆斯林承认四种学派的法理学，也就是四种不同的教法解释，并认为他们都是正统的。虽然其原则上相似，但在细节上则千差万别。委员会审议多时，最终决定尊奉哈纳斐派（Hanafi）作为国家的立法基础。于是，阿富汗有了一套国家法律。哈纳斐派之外的派别从此失去了对教法的解释权。

当然，不是每个神职人员都乐于顺应王权。但是，反抗的人不是被迫出走他国，就是锒铛入狱。横遭虐待、死于非命的例子也不少见。埃米尔虽对神职人员多有弹压，却仍然宣称自己是信仰的捍卫者，他甚至以“最忠诚的穆斯林”自居。如此一来，他才可以把“胸怀异志”和“背弃信仰”的帽子扣在反对者的头上。毕竟，有哪位忠于真主的毛拉会忤逆他这位无比虔诚的君主呢？

埃米尔的制度有赖于数量庞大的政府雇员，他们都拿着薪水：士兵、毛拉、探子、卡兰塔、警察局长、省长和地方官员，还有喀布尔那帮“王的男孩”。因而，阿卜杜尔·拉赫曼对于钱财的渴望要远远大于任何一位前任国王。阿富汗人身上的苛捐杂税又因此沉重了几分。除土地税、牲畜税之外，还有树木税、种植税和收获税、所得税和营业税、贸易税和旅行税。商业活动也逃不过税收，不但卖家需要按时交税，买家也得承受同等负担。新婚夫妇必须小心，因为埃米尔设立了婚姻税；如果你死了，嗯，这也是征税的，这笔钱落到了你的家人身上。一切都能成为国王榨取金钱的由头。待到统治末年，阿卜杜尔·拉赫曼的税收收入，几乎达到了希尔·阿里的四倍。

国王需索无度，手下自然要尽力征缴。卡兰塔、警察局长、乡村执法者、探子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此才能确保每个人缴纳他们“所欠”的税款。阿卜杜尔·拉赫曼担心，其手下很可能和百姓勾结欺骗他。于是，他组建了一个间谍网络来监视他的间谍们。国王的特务人数众多，报备的事务也从来不少。因为无论国王的手段多么强硬，总是有人选择揭竿而起，毕竟他们是阿富汗人。

特务不过是政务部这个恐怖体系的一部分。内政大臣米尔·苏尔坦专门负责夜间抓捕。每到晚上，大家都担心苏尔坦及其手下会突然“造访”。谁会成为苏尔坦的目标？没人知道。有哪些人已经沦为内政部的阶下囚？同样无人知晓。他们获罪的原因、入狱后的命运，更是一个未解之谜。人们发现，身边总有面孔不断消失，总有熟人落得没籍除名、不知所终的境地。

终于，因为米尔·苏尔坦制造的冤孽实在太多，就连包括王储在内的最高法院官员也认为他应该收敛。这一次，国王倒是顺应民意。于是，米尔·苏尔坦不再是国王的得力助手，反而成了可怜的替罪羊。在法庭上，这名穷凶极恶的酷吏努力辩驳，为自己洗脱罪名。埃米尔告诉各位法官：“在座的各位必须清楚，此人夺取了6万人的性命！他呈上的死刑命令当中，我本人只应允了15或20起死刑。剩下那些都是此人为泄私愤而一手炮制的冤案。这样一个血债累累的屠夫应当如何处置，相信各位自有公论！”［10］

国王的意思，各位法官心知肚明。最终，米尔·苏尔坦被判公开绞刑。国王为民除害，似乎可以收获人民的爱戴。其实，对于苏尔坦的死，百姓们固然鼓舞欢腾，不过，每个人也都清楚，真正的暴君到底是谁。阿卜杜尔·拉赫曼的残忍暴虐，从他设立的监狱就可见一斑。他的每处宫殿之下，都设有一处地牢。喀布尔城的中心地带，有一座德玛赞监狱，可以关押9000名囚犯，监狱数量不断增加，（根据一些报道）一度有7万人被监禁在喀布尔，已占到喀布尔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11］异见人士，贪污受贿的官吏，偷逃税款、散布谣言之徒以及涉嫌悖逆的商贩，无论年龄和性别，也无关出身高低，任何人都有可能沦为国王的囚犯。

阿卜杜尔·拉赫曼一生征战无数，其中最惨烈的一役不是针对其他普什图部落，而是针对其境内的其他民族。哈扎拉人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并以波斯语为通用语言。论及源流，这个民族是蒙古后裔，生活在阿富汗中部。阿卜杜尔·拉赫曼统治之前，哈扎拉人享有很大的自治权。不过，埃米尔无法容忍任何不服他教化的势力。为了迫使哈扎拉人就范，他派出自己的军队，又征召了一些部落武装，进军哈扎拉贾特（Hazarajat，即哈扎拉人的土地）的武装足有10万人之众，而哈扎拉部落全员不过34万人。［12］哈扎拉人的抵抗异常激烈，战争分外血腥。最后，哈扎拉政权惨遭倾覆。埃米尔曾短暂地使奴隶制合法化，但仅限于哈扎拉人。由此，许多哈扎拉人被拉到市场公开贩卖，贵族之间甚至兴起了一股赠奴的潮流风气，几个哈扎拉儿童就可以表示“真挚的谢意”。

阿卜杜尔·拉赫曼的最后一场战役把他带到了喀布尔东北部的偏远山区。这里的人们长期以来信奉万物有灵论，惯用木制雕像装点墓园，因此那个地方被称为“卡菲里斯坦”（Kafiristan），意即“异教徒之地”。卡菲里斯坦的五处山谷和众多的侧壁峡谷是如此狭窄和崎岖，以至于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没有人能够征服这里。埃米尔在六个月内便征服了此地。他将卡菲里斯坦更名为“努里斯坦”（Nuristan），意为“开化之地”。此役之后，境内的最后一块领土也归于阿卜杜尔·拉赫曼的管治之下。很快，“开化之地”遍布卡兰塔和毛拉，变得和其他地方毫无差异。

想当年，“国父”艾哈迈德·沙阿也曾创下一番功业，并成为阿富汗各大部落的公认领袖。但这无法满足阿卜杜尔·拉赫曼的胃口，他不甘心只做个部落酋长，他要成为真正的王者。要达成目标，就必定得改变阿富汗这个社会。埃米尔的目标几乎已经达成。他逝世之前，阿富汗有了一个中央政府，它的官僚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可以让人们感受到它的权力，并将其影响带给每一个人。

但是，阿卜杜尔·拉赫曼到底没有成功。他没能让阿富汗拂去旧貌，换上新颜。他想创造一个单一、完整、同质的新社会，但只创造了一个二元对立的双重世界。一方面，毛拉、马利克、村庄、部落社会中的可汗和首领，仍深深扎根于阿富汗土地上；另一方面，阿卜杜尔·拉赫曼播下的新制度种子在生根发芽：以喀布尔为中心的中央及其附属机构的神经向全国各地延伸，其代理人和管理者遍布全国，新旧两套政治体系由此呈掎角之势。

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完全属于其中的一个社会。许多为中央政府工作的人有不少乡下亲戚，有人出身封建领地，后来进入城市，并成了政府官僚体制的一部分。私人生活中，阿富汗社会的二元对立不那么清晰，相关的情况并非一言两语能够说清。

阿富汗，还是那个阿富汗。乡村社会仍很封闭，国王的代理人无法进入乡村的中心地带，他们无法进入家族大院，无法进入隐秘的家庭世界，而这构成了阿富汗人生活的主体。“铁腕埃米尔”只是引发了一场斗争。斗争的一方由中央政府、城市精英阶级领导，他们较为开明，渴望进步；他们的对手则倾向保守，多是乡村地区的传统领袖。双方的角力不但左右了国家的命运，而且企图干预阿富汗局势的外国势力也会受其影响，这种影响将贯穿整个20世纪。

第10章　新的开始

1901年，阿卜杜尔·拉赫曼与世长辞。死讯如同飓风席卷过阿富汗大地之后，只留下一片静寂。而后，王储哈比布拉（Habibullah）和平地继承了王位，噢，他真是一位好命君主。他的父亲采用雷霆手段扫除了障碍，继任的他除了享受之外没别的事情可做了。

哈比布拉确实非常放浪。他是个老饕，在位期间，他的体重因此大涨。他喜欢运动，尤其是骑马和打猎。这点爱好倒是让他免受了肥胖之苦。他还是个好色之徒，娶了教法所允许的几个妻子后，仍不满足，继续纳妾。他的后宫规模放在一百年前舒贾那个时代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是，哈比布拉可是生活在20世纪，就连国王身边的近臣也觉得他的作为招人厌恶。况且，哈比布拉不单想要纳妾，还时时刻刻惦记着别人的女儿和妻子。每到周三，国王都要大摆筵席，邀请各位大臣带着妻子和女儿进宫赴宴。这种“女士之夜”（Lady’s Night）的背后藏有何种目的，大家都心知肚明。一次，一位大臣拒绝了哈比布拉的宴请，他表示，自己愿毫无保留地为君主服务，但他的妻子可没有这个打算！为此，国王赏了他一记狠狠的耳光。［1］

哈比布拉是个暴君，他会毫无由头地惩罚一个人。哈比布拉没有什么远大理想，这一点和他的父亲毫不相像。阿卜杜尔·拉赫曼想要重塑这个国家，让历史按照他的意愿发展，所以他把村庄、部落、民族、国家都肢解了，以实现他的抱负。父亲的遗志，儿子未曾继承。哈比布拉只想纵情享乐，他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脾气暴躁的大男孩，如此过分的特权以致让他忘了国王的本职。他可能会打一个惹恼他的人，但不会去故意伤害任何人。毕竟，他才没有那个闲工夫！如果有时间，哈比布拉宁愿美餐一顿，然后躲进后宫逍遥快活。

哈比布拉统治时期，阿富汗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他父亲当政的21年间，实在过于严酷。当然，在先王的励精图治和百姓的苦干下，国家的实力得到了极大增强。这位“铁腕埃米尔”将阿富汗巩固为一个可以阻止英、俄入侵的缓冲国。有了这段铁血时期，朝廷的政令畅通了不少，国王的权力也不再是镜花水月。新君如若胸怀大志，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创建一番功业。

偏偏哈比布拉胸无大志，不想追求什么功业。当然，他倒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1904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哈比比亚（Habibia）学校成立，这是阿富汗第一所世俗中学。阿富汗有不少宗教神学院，但哈比比亚这种世俗学校却是新生事物。入读这里的男孩需要学习数学、地理、英语、乌尔都语，可以接触绘画、历史、土耳其语及各种科学。有朝一日，一个崭新的精英阶层将会从哈比比亚的校门走出，他们的所学所知，足以发展和管理阿富汗，使之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希尔·阿里曾委托12名专家组成的顾问委员会提供建议。如今，哈比比亚培养了许多专家，如果国王需要的话，他们会提供建议。

此外，哈比布拉还从国外带回了不少新鲜玩意。当然，他引进这些东西大多不是为了享乐，就是出于好奇。访问英属印度时，他见识了电话机。那个时候，电话算得上是新发明。他带回了几部电话机。1908年，喀布尔和其他几个重要城市已经形成一个小小的电话网络。同一时期，连接阿富汗各大城市的电报网开始成型。1910年，喀布尔近郊的水电站动工了。很快，首都的精英阶层至少每晚都能享受一段有电灯的时光。国王购买的汽车，也让权贵们趋之若鹜。［2］哈比布拉想要以车会友，自然需要场地。于是，随着他的一声令下，王宫周围多出了几条公路。

取得这些发展其实大部分要归功于埃米尔雇用的一位金融专家。此人名叫穆罕默德·侯赛因（Mohammed Hussein），他和王室没有关系，精通经商之道，擅长财务管理，哈比布拉将他提拔为穆斯陶菲（mustaufi，会计和财政主管）。没过多久，侯赛因就成了国王的亲信。手握财政大权的他，在阿富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3］

穆斯陶菲要将阿卜杜尔·拉赫曼新征服的地区纳入其统治，并将这些地区的人民纳入合理的税收制度。上任伊始，侯赛因巡视了哈扎拉贾特。这里本是哈扎拉人的故乡，后被纳入“铁腕埃米尔”的治下。战争期间，当地人民饱受蹂躏。穆斯陶菲此行，是为了了解此地到底能为朝廷奉献多少税款。我对他的这次哈扎拉贾特之行略知一二，是因为我的祖父艾因努丁是穆斯陶菲的私人医生。侯赛因出巡期间，祖父一路随行，还治愈了某个地方的村长。为表谢意，对方送祖父一个哈扎拉女孩。虽然当时奴隶制已属非法，但所拥有的奴隶仍可买卖赠送。女孩最终成了祖父的第四任妻子，两人共育有5个儿子，其中就包括我的父亲。

现在的阿富汗相对和平安全（当然，胆敢招惹国王的人仍会陷入险境）。不少在阿卜杜尔·拉赫曼时期逃离的人回来了。其中有一个人很快就成了埃米尔的首席顾问，他的5个儿子也都成为朝廷的栋梁。长兄纳迪尔是他们之中的领导，是个严肃、魁梧的人，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他和他的四个兄弟在英属印度长大，自幼接受英式教育。五个人的举止都是那么优雅得体，身材健硕。他们还都很沉静，总是跟着纳迪尔的指挥棒在行动。他们和埃米尔是亲戚，但只是远亲。两支血脉在多斯特·穆罕默德之前的一代就已分开。回国之后，兄弟五人很快得到了哈比布拉的信任。纳迪尔成了禁军统领，其他兄弟则成了封疆大吏。他们的妹妹尤利娅·贾娜卜（Ulya Janab）嫁给哈比布拉之后，他们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喜欢西式服装的尤利娅是位才女，她创作了不少诗歌，而且通晓多门外语。她去世前，正在将先知穆罕默德的第二位继承人奥马尔的传记从乌尔都语译成达里语。1932年，她的哥哥帮她出版了这本书。

回来的另一个人是马哈茂德·塔尔齐（Mahmoud Tarzi）。此人回国之后，曾经掀起过一场政治风暴。去国期间，塔尔齐一家一直在奥斯曼帝国定居。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s）掀起的革命风暴，让年幼的塔尔齐兴奋不已。青年土耳其党人发起了一系列的运动，他们呼吁摒弃陈腐、停滞的过去，拥抱崭新的未来。并不是所有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都是青年。“青年”不代表他们的年龄，而是代表他们的态度。

塔尔齐将土耳其的这股风潮带到了阿富汗，他成了宫廷里的常客。穆斯林激进现代主义者贾马鲁丁·阿富汗尼给了塔尔齐莫大的影响，是他心目中的英雄。贾马鲁丁曾是多斯特·穆罕默德委任的宫廷教师，当年，他为希尔·阿里起草了一份现代化蓝图。塔尔齐相信他可以通过塑造国王的思想来改变这个国家，他和他的偶像一样，以教师的身份登上了阿富汗的历史舞台。哈比布拉的好几个儿子都接受塔尔齐的教育，塔尔齐希望他们中的一位能够继承大统。他教授的知识并不局限于书写、计算。根据他的计划，他们应当好好认识阿富汗以外的广阔世界，并对国家的未来抱有期望。

哈比布拉将塔尔齐视为亲信，同时，穆斯陶菲和塔尔齐的关系也很亲近，其儿子哈利卢拉（Khalilulah）也是塔尔齐的学生。日后，哈利卢拉将成为阿富汗历史上首屈一指的现代诗人。70多年以后，回想起幼时的求学经历，这位伟大诗人仍记忆犹新。有一天，他在老师的书房玩耍，偶然被老师的几本译作所吸引。他全神贯注地读完了《海底两万里》《环游世界八十天》《神秘岛》和《天空之旅》，这些都是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s）的小说。［4］

塔尔齐不仅是翻译家，他还是个作家。他出生于文学家庭，“塔尔齐”这个词在达里语中有“文体学家”之意，原本是其祖先所用的笔名，后来成了姓氏。早在多斯特·穆罕默德时期，塔尔齐家就已经有了文名。马哈茂德·塔尔齐没有辜负家学，在当时的诗坛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比起鲁米（Rumi）、贾米、哈菲兹（Hafez）和安萨利（Ansary）等前辈诗人，塔尔齐的作品别有一番新风气。他确实使用了古典形式，遵循了古典韵律，但他不再单调地吟咏爱情和美酒，也不沉迷于飞蛾扑火般的意象之中难以自拔——要知道，老一辈诗人常常以此暗喻人类对真主的尊奉。塔尔齐把自己的浪漫情怀挥洒到了其他地方，他歌颂过电线和疫苗的威力，也曾对柏油路诗兴大发。［5］

塔尔齐创办的《新闻之光》（Seraj-ul-Akhbar）是阿富汗最著名的报纸。《新闻之光》异常关注世界局势。科技进步、文化革新，也是报纸的一大主题。《新闻之光》涉猎的内容十分广泛，从电波理论、天气预报到微生物学及其病理，从法国大革命的得失到制宪理论和相关的政治哲学，就连心理学的最新发现，读者也可通过塔尔齐等人的讲述而知晓一二。《新闻之光》上刊载的各种信息，让人应接不暇。塔尔齐的妻子阿斯玛·丽斯蒂亚（Asma Restya）也是阿富汗新闻事业的一名先驱。在她的主持下，阿富汗有了第一份女性报纸。不过，这份报纸只局限在城市精英之间传播。［6］

20世纪初，喀布尔的年轻人逐渐成熟，他们渴望听到这样的想法，渴望了解，并随时准备进入这个从未想象过的广阔世界。塔尔齐等人的观点和思想让这些“青年阿富汗党人”很是受用。对于外面的广阔天地，他们十分好奇；未来那些无法预料的日子，更是让他们心生向往。年轻人总是拥有这样的能量，它会在某些时候、某个地点，以某种特殊的强度爆发。在我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喀布尔似乎就处于那样一个时间和地点。对于喀布尔的年轻人而言，他们的城市堪比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阿拔斯时代的巴格达、美第奇家族治下的佛罗伦萨及爵士时代的巴黎。至于塔尔齐，则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他是点燃火焰的那根火柴。

塔尔齐的身边聚集着一批青年贵族门生，他们都对他十分崇拜。当然，没人比埃米尔的第三个儿子阿曼努拉（Amanullah）更崇敬塔尔齐。阿曼努拉还娶了塔尔齐那美丽且多才多艺的女儿索拉娅。

那个年代，塔尔齐和他的追随者们风头很盛。不过，他们不是宫廷里唯一的活跃派。国王的兄弟纳斯鲁拉代表了一种不同的潮流。纳斯鲁拉是狂热的正统穆斯林，他鄙视兄弟的懒惰和淫荡。不过，他并没有出面反对。纳斯鲁拉继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和志趣，却没能登上父亲留下的那个位置。为此，纳斯鲁拉自然有些懊丧，却也忍受了现实。阿卜杜尔·拉赫曼主政期间，曾经打倒了不少神职人员，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作为儿子的纳斯鲁拉，却和他们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感。纳斯鲁拉知道，他们既没有被打垮，也没有被拉拢，他们仍在塑造乡村的公众舆论与民众的热情和影响。阿富汗乡村好像一片汪洋，而朝廷及其走卒不过是海浪上的飞沫。对此，纳斯鲁拉再清楚不过。于是，他主动和保守的神职人员交好，并多次暗示自己是他们在宫廷中的朋友。神职人员自然得投桃报李，要对亲王无限忠诚。纳斯鲁拉不喜欢英国人，这种厌恶源自宗教情绪。为此，他甚至主张发动一场战争，与英国人公开决裂。那时，阿富汗的外交权仍然掌握在英方手中，但纳斯鲁拉已摆出一副最深刻的保守姿态。［7］

表面上，纳斯鲁拉不担任任何公职。事实上，他在阿富汗权势滔天。一次，他漫不经心地对手下说，他可以把哈比布拉丢在一边。不过，他并未这么做，因为他没有必要这么做，他可以等待时机成熟。虽然哈比布拉已把长子立为王储，不过，这个叫埃纳亚图拉（Enayatullah）的年轻人软弱无能，看起来实在不似人君。

那个时候，阿富汗正面临一个重大抉择。当时，所谓的欧洲大战（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拉开帷幕。阿富汗应该站在哪一边？纳斯鲁拉和塔尔齐一致认为，阿富汗应该向英国宣战。只不过，纳斯鲁拉的建议是出于宗教原因，塔尔齐的反英倾向则源自反帝热情。［8］但国王哈比布拉觉得，阿富汗应该宣布中立。显然，国王要比两位近臣棋高一招。阿富汗和沙俄比邻而居，又是英国的“保护国”，两大帝国所在的协约国阵营，哈比布拉朝廷自然开罪不起；另一边的轴心国(1)成员中，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阿富汗不能向伊斯兰世界中的头号大国宣战。毕竟，当时仍有不少阿富汗人把土耳其苏丹当作哈里发（伊斯兰世界的宗教领袖）。万一两国兵戎相见，朝廷的面子多少有些过不去。

英国人知道中立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英方清楚，阿富汗人可以越过杜兰德线，加入“印度”军队，为己效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近70万名印度人奔赴欧洲为英国效力。其中1/3是穆斯林，超过80%来自印、阿边界或阿富汗本土，也就是说，许多人是阿富汗人。［9］许多阿富汗人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结束后，埃米尔哈比布拉以阿富汗为英国取得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为由，要求参加巴黎和会。但印度总督认为这样的想法是极其荒谬的。［10］

接下来，各位读者将会见识阿富汗历史上的一桩奇案。若论诡异程度，这起真实的案件恐怕还要胜过侦探小说。事情发生在1919年2月。巴黎和会刚刚开幕，远在阿富汗的哈比布拉则准备外出打猎。一般而言，2月可不是出猎的好时节。虽然山区仍是白雪皑皑，但热爱冒险的国王还是欣然前往。不过，侯赛因却没有这样的兴致。于是，他中途脱队，在贾拉拉巴德停驻下来。哈比布拉则继续赶路。国王走后不久，侯赛因收到一封密报（有人亲眼所见，并向笔者作了转述）。读罢信件，侯赛因脸色大变。他立即手书一封，让信使速速转呈国王御览。他特地嘱咐信使骑上黑马，穿上黑衫，如此一来，国王才能一眼得见。信使倒是按时完成了任务，但是，哈比布拉忙于取乐，那封手书被他扔到一边，未曾启封。

当晚，国王用过晚餐后，乘兴回到营帐准备就寝。餐点由御厨掌勺，主菜是烤肉，辅以几道小菜。营帐外，禁军首领纳迪尔正带队巡逻。帐中除了哈比布拉，还有亲王纳斯鲁拉。营帐四周都有卫兵站岗，门口是上校雷扎。国王照例在三名仆役陪同下进入大帐休息，其中两人负责按摩松骨，另一人则负责说书。［11］

没过多久，哈比布拉进入了梦乡，仆役退出大帐。但是，没走几步，他们就听到一声巨响。随后，只见一个黑影正要闯出门外。雷扎一手抓住那人的胳膊，却未能看清他的身份。禁军首领纳迪尔和亲王纳斯鲁拉闻讯赶来。看他们的样子，似乎早就知晓今晚有事会发生。一片混乱当中，那个神秘人挣脱束缚，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后，他再也没有现身。事后有人声称，因为纳迪尔和纳斯鲁拉有意包庇，才让刺客得以逃脱，这场刺杀本就是两人的阴谋。而哈比布拉则早就断了气。一颗子弹不偏不倚，穿透了他的心脏。显然，刺客一早已埋伏在营帐中。为什么守卫如此疏忽，竟然没有发现刺客的行踪？这样一起谋杀事件，会不会有王族贵胄或者高官牵涉其中？

次日，纳斯鲁拉迅疾赶回贾拉拉巴德，并宣布自立为王。哈比布拉的长子、王储埃纳亚图拉一向性格温和，他不曾提出异议，并对新君宣誓效忠。国王的次子在几天前就借口公务繁忙离开了狩猎的大部队。国王遇刺当日，他本该在喀布尔，但在回程途中，因身体不适，在某处村舍耽搁了一段时间。那么，他是如何得知父亲被杀的噩耗的呢？一定是赶往喀布尔传递国王遇害消息的信使经过了王子正在养病的地方。

哈比布拉的死讯在喀布尔炸开了锅，大家都不知所措，唯有热衷改革的三王子阿曼努拉临危不乱，他似乎对当下的局面早有预料。没过多久，财政大权便落入了他的掌控之中，他还接管了军队的指挥权。阿曼努拉宣布军队大幅加薪，以确保军队的忠诚，并承诺要犒赏众位将士。他召集喀布尔的名流贵胄，发表了一场充满激情的演说，他拔出佩剑，发誓“把杀害我父亲的凶手绳之以法之前，这把剑绝不回鞘！”［12］

星期五，纳斯鲁拉来到贾拉拉巴德的清真寺，吃惊地听到以“埃米尔阿曼努拉”名义宣读的布道令。没多久，阿曼努拉的亲兵逮捕了纳斯鲁拉，指控他谋杀哈比布拉。而后，先王的高级顾问先后入狱，那些可能妨碍阿曼努拉的人一个接一个地遭到了审判。哈利卢拉的父亲侯赛因也在阿曼努拉的名单中，那一年，哈利卢拉12岁。目击者看到阿曼努拉拿出一封信，大概是穆斯陶菲给先王的那份手书。显然，信中的内容为穆斯陶菲招来了灾难。阿曼努拉让侯赛因作出解释，侯赛因声嘶力竭地怒斥：“你才是杀人凶手！是你谋害了自己的父亲！”［13］

阿曼努拉下令立即将穆斯陶菲拖到花园吊死。行刑人是来自北方的普通农民。当其中一人把绳索套在穆斯陶菲脖子上的时候，手还有些颤抖。侯赛因嘲笑道：“被吊在这里的人是我，你在那里抖什么？来吧，年轻人，吊死我好了。等你们离开这里，记得告诉全世界，这起冤案是阿曼努拉一手炮制的。”［14］

对于阿富汗的统治者来说，暴力的结果并不罕见，但大多数人是在战争中丧生或战败后被处死的。哈比布拉被谋杀，成了一桩公案。谁是幕后主使，谁策划了刺杀行动？杀人者是何身份？没有人知道。早年间的一些“安乐椅神探”（armchair detectives），都把嫌疑指向纳斯鲁拉和纳迪尔，毕竟，前者有动机，后者有机会。机缘之下，两人很有可能串通一气。话又说回来，尽管阿曼努拉大肆宣扬要追捕杀手，但他打击的人不像是杀父仇人，倒更像他的政敌。由此一来，阿曼努拉自然也有悖逆的嫌疑。

当然，当时没有人对阿曼努拉表示怀疑，因为他是国王。所有的闲言碎语都集中到了纳迪尔的身上。后来，阿曼努拉跌下宝座，纳迪尔成了国王，舆论又将矛头指向阿曼努拉。总之，这一谜团与嫌疑人的政治命运交织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至今没有人知道真相的原因。但这已超出了我们的故事范围，不作多述。

(1)　原文有误，应为“同盟国”。——译者注

第11章　崇尚变革的君王

阿曼努拉这般做派的君主，阿富汗人还是第一次得见。民间流传着新君的一段往事。阿曼努拉还是王子的时候，他曾经穿着农民的衣装走街串巷，和市井民众打成一片。传说听上去有些无稽，但对我来说却有一种真实感，毕竟阿曼努拉的个性便是如此。［1］在他之前，阿富汗的国王和英国人走得很近，这不符合阿富汗人民的心意。王室拿着英国人的补贴，用他们提供的武器控制自己的臣民，是地方部落和广大民众，而不是王室奋起抵抗，才换来了两次抗英战争中的那些胜利。阿富汗的精英阶层把英国人当成处得来的伙伴；而街头的市井小民却憎恨这群外来客，希望他们快点离开。在这个问题上，阿曼努拉和民众看法一致。

阿曼努拉的授业恩师塔尔齐是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老师的思想，得到了学生的全盘接受。即使阿曼努拉对追求民族独立并没有那么强烈的热忱，但他仍可以喊着“独立”的口号来巩固自己的权力。无论动机如何，1919年，初登大宝的阿曼努拉立即宣布阿富汗摆脱英国的控制，实现“完全自主”。阿曼努拉的举动颇让英国人感到意外，谁能想到，阿富汗的国王竟然拒绝表示臣服！

为表独立之志，阿曼努拉特地致信英属印度总督。他在信中表示，“独立自主的阿富汗”愿与英国缔结新约，建立互利互惠的双边关系。这意味着英、阿两国是平等的关系。［2］英军最高统帅对阿曼努拉的这番天真言论嗤之以鼻，根本懒得有所回应。

不久，又一封喀布尔来信摆在了殖民当局面前。这一次，阿曼努拉宣布阿富汗已建立外交部，部长由马哈茂德·塔尔齐担任。一直以来，阿富汗的外交事务都在英印当局的操控之下。多斯特·穆罕默德以降的各位阿富汗国王，无不对此表示认同。正因如此，阿曼努拉这种自命不凡的行为几乎算得上挑衅。不过，英印殖民当局仍然决定不予理会。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美国、法国、波斯、日本、土耳其和俄罗斯政府先后接到阿曼努拉的照会。如此一来，阿富汗建立外交部的事情便成了举世皆知的国际新闻。殖民当局似乎应当忍无可忍，但是，英国人对待阿曼努拉就像对待木箱里“吱吱”作声的老鼠。

自然，阿曼努拉还得制造一点更大的动静。1919年4月13日，他的机会终于来了。那天，印度北部城市阿姆利则爆发要求印度独立的示威游行。虽然游行的人群并无暴力举动，但英军将领雷吉纳尔德·戴尔（Reginald Dyer）还是下令向示威者开枪。十分钟的暴力屠杀，造成379人丧命，超过1200人受伤。［3］阿曼努拉抓住机会，号召民众向英国殖民者发起“圣战”。国王的命令得到了众多普什图部落的热烈响应，英、阿边境地区很快陷入混乱，第三次英阿战争打响。

人们常说的第三次阿英战争，其实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阿曼努拉任命纳迪尔·汗（Nadir Khan）为总司令，派他和另外两名将军向边界的英国驻所发起进攻。其间，双方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战斗，但没有领土易手。

英国方面表现得很克制，他们担心战局一旦扩大，又会演变成一场部落大起义。部落起义，可是英国人最大的噩梦。于是，英国人想要速战速决。为此，他们用上了一件当时最新的武器——英国飞机使用炸弹对贾拉拉巴德市实施了空中打击。受惊的当地居民纷纷撤离，一夜之间，贾拉拉巴德人去城空，变成了一座鬼城。

不久，两架英国战机（像《花生漫画》里史努比狗狗的那台座驾差不多）向喀布尔投下了炸弹。虽然那场空袭未造成重大伤亡，但是，空袭带来的严重后果却长久地萦绕在喀布尔市民的心头。即便事情过去了40余年，当年的噩梦还是挥之不去。有一次，我的父亲需要填写文件中的个人信息，于是向祖母咨询自己的出生日期（阿富汗当时尚未普及西式历法，人们也没有庆祝生日的习惯，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和家人的生日实属正常）。出乎父亲的意料，祖母确切地记得他的生日。她记得儿子周岁那天，英军正在空袭喀布尔。因此，我的父亲出生于喀布尔大空袭的前一年。

空袭的效果立竿见影，殖民当局很快收到了阿曼努拉的来信。国王表示，诉诸武力无助于消除分歧，他建议双方不妨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好好谈判，这才是文明国家解决纠纷的应有方式。但英国人根本懒得回应。这本是一种令人沮丧的羞辱，但阿曼努拉利用了这一点：他要求和平，而英国人甚至不予理会，有违普什图人一贯的行为准则。国王的臣民也很愤怒，他们想不到这帮“法兰奇”竟然如此野蛮！相比起来，阿曼努拉就是个碰了壁的和平主义者。阿曼努拉通过呼吁追求民族独立成了民族英雄，通过号召“圣战”，又让他赢得了虔心卫教的名声，现在他通过呼吁和平而遭冷落，获得了殉道者的光环。一场风波过去，他的民望已经登峰造极。

与此同时，边境上的一座英军要塞落入了纳迪尔的包围圈。除了朝廷的正规军，1.2万余名部落出身的义兵乡勇也在助阵剿敌。［4］他们的枪械实在原始，为此，那头的英军很是嘲笑了一番。不曾想，纳迪尔切断了英国人的水源，英国人自然再也笑不出来了。

对于英方而言，坏消息还不止于此。阿曼努拉掀起的反英浪潮在边境地区的阿富汗人中间蔓延，殖民当局又一向担心部落起义。当时，边境地区的部落蠢蠢欲动。英国人可不想和这些部落同时开战。1919年，大英帝国尚在大战后的恢复期。于是，英国人接受了阿曼努拉的和谈动议。双方特使在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会晤。英方选择和谈，不是慑于阿富汗军队的勇武，而是考虑到当时的世界形势。

就这样，第三次英阿战争宣告结束。其间，双方发生过几次小规模冲突，造成少量伤亡，有四五枚炸弹落到了两座城市。虽然规模不大，但英国人觉得足够了，因为这让阿富汗人恢复了理智，阿曼努拉已在修书乞降。那么，阿富汗需要承受怎样的惩罚呢？对此，伦敦的诸位官员意见并不一致。不少人觉得，英国应当借机直接占领阿富汗。可是，巴黎和会刚刚落幕，伍德罗·威尔逊那震惊整个西方世界的“十四点原则”言犹在耳，关于“民族自决”、尊重弱小国家利益的讨论满天飞。直接接管阿富汗看起来并不酷，即使这样做，也必须以一种含蓄的方式进行。［5］和谈开始之前，英国政府内部对此已经达成了共识。

来到拉瓦尔品第谈判的阿富汗代表意气风发，仿佛他们是战胜的一方。英方谈判代表团由汉密尔顿·格兰特（Hamilton Grant）率领。英国人企图对阿富汗代表团进行一些羞辱，有意挑起矛盾，却都被阿方代表阿里·艾哈迈德（Ali Ahmad）巧妙反驳。阿里·艾哈迈德可谓举止得体、表现亮眼，他的巧舌如簧和诡辩技巧派上了用场。谈判持续了整整一个夏天。几个月的口舌交锋下来，英国人总算从艾哈迈德的嘴里探得了阿富汗国王的底线：在外交上保持独立。这点要求立即得到了英方的首肯。但签订协议的那天，事情又起了波折。阿里·艾哈迈德要求，文书中提及阿曼努拉的地方，都应以“殿下”相称，因为“埃米尔”之称实在不成敬意。对此，格兰特自然不答应。他说，“殿下”这一尊称乃是英王乔治五世的专属荣誉。格兰特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文书中删去两国君主的提法，条约以“英国政府”和“阿富汗独立政府”的名义签署。英国代表满心以为，如上提议保全了大英帝国的尊严，其实，此举正中了阿富汗人的下怀。此前，英、阿之间的每项条约都是两国君主之间的私人协议，国王一旦去世，所有的承诺就化为泡影，这份条约则成了两国政府间的协定，无论谁统治这个国家，都要遵守，而且条约还用了“独立政府”一词。

此次谈判，艾哈迈德还取得了一项重要成果。应他的要求，格兰特提供了一份单独文件，代表英国政府承认阿富汗的主权国家地位，放弃对阿富汗的外交控制。对此，格兰特的解释是：“自由不过是一件新鲜的玩具。”他向上司表示：“阿富汗对此爱不释手，非常兴奋……如果我们处理得当，玩具坏了，他们会来找我们修补。反正他们只在乎自主之名，并不在意名头之下的实质。”［6］

此后的一件事情让英国人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为了操办独立庆典，阿曼努拉征用了喀布尔的一间大清真寺。阿富汗取得独立自由的那一刻，英国代表团自然不能错过，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也派代表前来观礼。这时，英国人恍然大悟，阿曼努拉对这个新玩具可能是认真的，但木已成舟。到1921年11月21日，英、阿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时，阿曼努拉朝廷已先后与日本、法国、意大利和土耳其等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和友好条约。

当然，也有那么一个国家让阿富汗人碰了钉子。1922年，阿富汗代表团来到纽约。没想到，国王与美国建交的愿望却被同期而至的一个可笑冒险家搅了局。这位老妇自称法蒂玛·苏塔娜公主（“princess”Fatima Sultana），是舒贾的后裔，一袭珠光宝气的打扮，充满西达·贝拉式的异国情调，与纽约人印象中的神秘东方甚是契合。她的珠宝包括一颗特别大的钻石：“光之海”（Darya-i-Noor）。“公主”的身边还有一个自称“埃及王储”的流氓。这样的人物，各位读者应该在马克·吐温的小说里见识过，只不过，他们的舞台不在密西西比河的竹筏上，而是在纽约。

更糟糕的是，这两个诈骗艺术家成了韦茅斯这个美国骗子的牺牲品。韦茅斯自称在美国海军部供职，能把法蒂玛公主介绍给总统认识。事实上，他是在打“光之海”的主意。突然冒出的两个阿富汗外交代表团，叫纽约的各大媒体都难辨真伪。不过，他们选择了更有趣的法蒂玛和她的随从。每天“公主”和她的钻石总会在报纸上占有一席之地。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思（Charles Evans）从英国得知，阿富汗仍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根本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最终，真正的阿富汗代表团一无所获。法蒂玛的钻石则落入韦茅斯的口袋。后来，因为欠账过多，她被酒店扫地出门。

尽管美国对此不屑一顾，但是，阿富汗取得独立已是既成事实。列代先王信誓旦旦想要实现的目标，就这样在阿曼努拉的手中得以成真。如此伟大的成就，是通过外交和谈判而不是战争取得的。那时，阿曼努拉拥有比大多数统治者更多的政治资本，百姓对他拥戴万分，国王也爱惜百姓。国王习惯于晚上把城里的显要人物召集在一个大礼堂，畅谈阿富汗的发展前景。阿曼努拉觉得，天赐良机正摆在国家的面前。他巡视全国，在坎大哈及其他城市召开会议，向普通民众发表演说。他希望国民重视教育，毕竟下一代肩负着阿富汗的未来。国王表示，孩子们必须识文断字，养成学习的习惯。唯有如此，阿富汗才能造出自己的飞机，拥有完备的电力系统和路政设施。他还提到，倘若妇女毫无贡献，国家何谈进步？因此，阿曼努拉希望男性让自己的妻女接受教育，并善待妻子。阿曼努拉说，善待妻子是先知的教诲。先知说，人人平等，男女也是如此。阿曼努拉希望臣民记住这一点。

阿富汗的专制君主之中，阿曼努拉的作风最为开明。即便只是惺惺作态，他的虚情假意也足够感动臣民。毕竟，他屈尊纡贵和民众当面交流，他愿意放下身段和普通人握手，他甚至能够倾听臣下的陈情诉苦。一次，阿曼努拉来到南部边境考察，执意要与一帮在此作业的筑路工人会面谈话。当地地形崎岖，施工难度很大，工人基本来自社会最底层。国王拥抱了他们，并向他们的辛勤工作致以谢意。访问期间，阿曼努拉身边没有任何保镖。列代先王看重的官民之防，他似乎并不在意。“整个国家都在为我保驾护航。”阿曼努拉说。

回到喀布尔，阿曼努拉摇身一变，成了高贵宴会的男主人。他的妻子（也就是塔尔齐的女儿）索拉娅在一旁作陪。阿曼努拉和男宾高谈阔论之时，索拉娅也会召集到场的女士，发表同样慷慨动人的讲话。这对夫妇以启蒙先驱自居。他们觉得，自己的演讲能把人民引向光明的未来。对于宗教事务，阿曼努拉夫妇并不看重，世俗生活才叫他们万分向往。毕竟，世俗化才是西方世界强大力量的来源。

第12章　王法还是教法？

1923年，阿曼努拉昭告全国，推行新宪法，这部新法是国王自掌权以来的心血结晶。他称之为“尼扎姆纳马”（Nizamnama），也就是“秩序之书”。这部法典是阿曼努拉的新鲜发明。他借鉴了凯末尔在土耳其主持的改革。而凯末尔又从瑞士、法国和意大利的法典当中得益良多。阿曼努拉的立法之举在阿富汗掀起了不小的风波。广大神职人员认为，人类是不能制定法律的，如此至高无上的权力，只属于真主。而且真主早就已经颁布法律约束人间的生活，任何人为的规矩都不应凌驾于沙里亚法之上。

阿曼努拉并未称他的法典将取代沙里亚法，他没有提及沙里亚法。“秩序之书”的种种条文，和国王制定法律的举动一样具有革命性，其中的某些法条令人兴奋，但也有些令人不安。

阿曼努拉的法典禁止酷刑，禁止强行进入私人住宅，政府公职人员也要遵守。新法赋予公民检举贪腐官吏的权利。求告无门的下层民众可以直接向国王提出申诉。此外，法典废除了奴隶制。对于以上法条，阿曼努拉的臣民莫不表示欢迎。

可惜，“秩序之书”的内容不仅如此。神职人员发现，法典白纸黑字写明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没人知道阿曼努拉所谓的宗教自由限度何在。显然，他绝不容许穆斯林自行脱教——如此行为严重违背沙里亚法，阿曼努拉恐怕没有反对沙里亚法的勇气。那么，他所谓的宗教自由有何意义呢？难道他是想把《古兰经》和《圣训集》的解释权下放给每位穆斯林？但即便如此，他也会把全国上下大大小小的神职人员都开罪一遍。要知道，教士阶层在阿富汗可是树大根深、难以撼动。

在新宪法规定下，童婚成了一种犯罪行为。阿曼努拉规定，18岁以下的女子不得与人婚配，男性的法定婚龄是22岁。关于彩礼，新法也有一番规定。过去，男方需要向女方支付一定的彩礼，方能迎娶新妇过门，具体金额由双方家长商定。在阿曼努拉等改革者看来，此等行为无异于卖女牟利。不过，国王并未彻底废除这种习俗，只是规定了彩礼的上限。如此一来，男人至多花费29卢比，便可迎娶一位妻子。几房妻室加在一起，礼金也不会超过1万卢比。［1］

女性的头巾、面纱和罩袍也是新法关注的一大问题。按照伊斯兰教法，面对家人之外的男性，女性须用面纱遮住脸部。阿富汗的罩袍令（purdah）以严苛闻名于世。在公共场合，女性需要穿着一种名为“却德里”（chadri）或者“布卡”（burqa）的罩袍，从头到脚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只留下眼部位置的一小块网纱供女性看到外面世界。阿曼努拉的新法规定，罩袍不再是女性外出的必穿衣物，男人也无权要求她们穿戴。即便是丈夫也无权要求妻子穿戴。如果女性愿意穿着，法律不会干涉。这样的规定，简直就像一场革命。

法律之外，国王还向国民提了不少建议。伊斯兰教允许男人拥有四名妻子，前提是丈夫必须对每位妻子都平等相待。阿曼努拉指出，除了先知本人，没有哪个男人能把一碗水端平。因此，他认为《古兰经》其实反对一夫多妻。阿曼努拉本人也只有一位妻子。他表示，男人拥有一个妻子已经足够了。(1)

此外，“秩序之书”禁止鞋匠制作老式的翘头旁遮普风格的鞋子，这是大多数阿富汗男性的用鞋。从此，阿富汗制鞋商只能制作西式鞋子。蓄须人士不能为政府工作，他们必须刮脸修面，方能继续担任政府公职。官员上班必须着西装，打领带，戴有帽檐的帽子，而不能穿戴头巾、长衬衫和灯笼裤。

可想而知，新法一经面世，就会在社会上造成爆炸般的轰动效应。对此，国王和王后倒是不太担心。他们觉得，阿富汗人需要时间接受教化，臣民们只需学习。有鉴于此，阿曼努拉在全国各地大办学校，而且这些学校不仅仅招收男生。在这个崭新的阿富汗，女性也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虽然第一批学校不是男女同校制，不过，男女学生一起读书已经成为趋势。阿曼努拉之前，阿富汗已经有一所高中，那是他父亲哈比布拉的政绩。阿曼努拉登基后，又主持开办了三所同等规模的学校。每所高中都会教授一门外语，而且到了高年级，所有自然科学的课程都通过欧洲语言讲授。加兹（Ghazi）和哈比比亚（Habibia）中学用英语教学，内贾特高中（Nejat）用德语教学，埃斯特格拉尔高中（Istiqlal）用法语教学。毕业于这些学校的男生，可前往法国、英国和美国继续深造。他们所学的知识，是国王夫妇实现新阿富汗愿景所需的必备技能。

在纳迪尔和他的兄弟看来，国王的新法既是灾难，也暗藏机遇。第三次英阿战争中，纳迪尔身处前线，冲锋陷阵。其间，他和南方的部落首领建立了牢固的联系。他可不想因为国王的新法而和这些朋友断了联系，继而失去乡村势力对他的支持。不过，纳迪尔为人精明，他并未对新法提出高声的非议。阿曼努拉毕竟还是一国之君，纳迪尔不好驳了国王的面子。但在私底下，他并没有掩饰自己的态度。纳迪尔对英国人大献殷勤，声称自己对英国的制度、风物甚是倾慕，认为阿曼努拉国王大刀阔斧的激进改革是受苏联影响的产物。相较之下，他更愿与英方交好。后来，纳迪尔得到一个外交职务前往巴黎赴任。如此一来，他可以一边保持安全距离，一边观察阿富汗局势的走向。

阿曼努拉推动的改革深受塔尔齐的教导和影响。不过，眼见国王如此激进，塔尔齐生出了一丝不安。塔尔齐建议国王，改革不妨缓行。但阿曼努拉和索拉娅却不以为然。在这方面，国王和王后都有一点青年人的脾气。在他们的心目中，塔尔齐曾在过去引领一时的风气，如今却已经有些落后守旧。不过，岳父的一点教导，国王倒是牢记在心。塔尔齐曾经谏言阿曼努拉借鉴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改革。当年，凯末尔大刀阔斧改革之前，先掌握了军权。塔尔齐建议阿曼努拉，不要让改革先于军事准备。

君王应当掌控军权。对于这一点，翁婿两人看法相同。于是，阿曼努拉恢复了祖父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哈什特-纳法里”（hasht-nafari）制度。根据该制度，每8名成年男性中，就有一人得去服兵役。

阿曼努拉的改革走得太远了。城市之外，宗教领袖已经在鼓吹国王成了异教徒，他建立军队是想策划阴谋，实现他的异教徒意志。他会闯进各家各户，强行摘掉妇女的面纱。接下来，天晓得阿曼努拉还会做出什么事情。1924年，杜兰德线附近爆发部落叛乱。不过，事情很快平息下去。当时，朝廷的军备远远强于叛军，而且国王也尚未失去大多数部落的支持。［2］但是，胜利过后，阿曼努拉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阿曼努拉的困境关乎阿富汗境内最有权势的宗教人士。他们是兄弟，被称作“朔尔巴扎的哈兹拉特”（Hazrat of Shor Bazaar），意为喧闹市集走出的圣人。唯有最受尊敬的宗教人士才能被授予“哈兹拉特”的尊衔，他们的学识也因此得到承认。同时，哈兹拉特拥有很强的权势和号召力。诸位信徒不仅追随他们，甚至愿意为他们献出生命。

哈兹拉特兄弟来自穆贾杰迪（Mujaddedi）家族，即“新来者”。一开始，他们是阿曼努拉的支持者，其长兄亲自把皇冠戴在了阿曼努拉头上，并于1919年在清真寺宣布他为国王。不过，长兄在叛乱开始时便去世了。弟弟舍尔·阿迦·穆贾杰迪（Sher Agha Mujaddedi）反对国王的改革，不再支持阿曼努拉。事实上，他是煽动那场暴乱的帮凶。

尽管如此，阿曼努拉却不能把舍尔·阿迦逮捕下狱，因为这不是某个在山区传教的与世隔绝的毛拉。相反，舍尔·阿迦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宗教人物，在这个国家，人们对宗教的态度比对任何其他事情都要认真。人们对舍尔·阿迦抱有高度的敬意，甚至容不得舍尔·阿迦遭受非议，更别提指控他犯有叛国罪。即便是国王，也不能。于是，阿曼努拉召见了舍尔·阿迦，并暗示他去另一个国家可能会更舒适。舍尔·阿迦领会了国王的暗示，来到印度，落脚在德奥班德（Deobande）附近。

事后看来，舍尔·阿迦的出走，在阿富汗的未来之路上埋下了灾难的种子。德奥班德有一所著名的神学院，那里兴起了一场德奥班德运动。几个世纪以来，德奥班德神学院走出来的人活跃在印度的穆斯林中，鼓吹伊斯兰教应当回归“本来的模样”，即公元7世纪麦加和麦地那实行的形式。这不仅是一场宗教运动，也是一场政治运动。德奥班德学派认为，伊斯兰教已为社会提供一个全面的指导，穆斯林有责任建立一个受沙里亚法指导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安拉的法律是唯一的法律。

他们认为，要想达成目标，穆斯林必须摒除异教徒的影响。欧洲帝国主义殖民者带来的种种事物，自然受他们唾弃，先知及其伙伴的朴素作风，方才值得他们学习和追随。各位读者可能据此以为，德奥班德学派一定都是坚定的反英分子。事实上，至少在那个年代，德奥班德学派更关注的是他们自己倒退的兄弟，特别是穆斯林现代主义者。为了打击这群“近敌”（奥萨马·本·拉登后来称之为世俗穆斯林），德奥班德学派准备与英国达成协议。他们相信，除去“近敌”之后，才能着手对付那些远方的祸患。阿曼努拉的所有作为，都是德奥班德学派反对的；德奥班德学派的主张，又正是阿曼努拉一心摒弃的东西。

为了平息叛乱，阿曼努拉被迫取消了他的改革，以求得部落的支持。不过，事态一经平息，国王又开始实行“秩序之书”。与此同时，舍尔·阿迦·穆贾杰迪和阿富汗的亲近盟友保持着密切联系。不少德奥班德学派人士带着情报，在杜兰德线两侧来回穿梭。由此，阿富汗多地的神职人员和部落首领在哈兹拉特的煽动下，起来反对国王的统治。阿曼努拉已经背弃信仰、沦为“卡菲尔”（kafir）的言论在疯传，阿富汗阴谋论者认为，英国秘密煽动并支持了这场有腐蚀性的行动。

1927年，阿曼努拉又做了一件史无先例的事情。虽然国内局势并不稳定，但他仍执意前往欧洲进行访问。他将国事托付摄政处理，自己则以普通公民的身份经印度前往孟买。在那里，阿曼努拉和索拉娅登上海轮前往埃及。途中，王后换下了沉重的阿富汗面纱，新的面纱只遮掩了脸的下半边。当她戴着这张面纱抵达开罗时，狗仔队拍下了她的照片。

在埃及，阿曼努拉夫妇受到了热烈欢迎。大家视阿富汗国王是以弱敌强的英雄。伊斯兰世界的众多君主之中，唯有他让国家摆脱了欧洲殖民统治，实现了国家的完全独立。埃及人民的热情引起了欧洲媒体的关注，一场阿曼努拉旋风在西方席卷开来。

阿曼努拉夫妇在东方也引起了轰动。阿曼努拉访问了埃及拥有千年历史的伊斯兰古老高等学府爱兹哈尔大学（Al-Azhar），这里走出过无数的穆斯林神学家、学者和圣人。阿曼努拉来此访问，却并没有换上传统的穆斯林服装。他身着一袭鸽子灰西装，戴着礼帽而不是头巾，在清真寺里祈祷。对此，在场的学者和教士又是皱眉，又是咋舌。远在阿富汗的一众政敌，倒是有些幸灾乐祸。

离开埃及之后，阿曼努拉夫妇驾临意大利。当地记者无不觉得，阿富汗国王的优雅风度，比身为东道主的维克多·埃曼努埃尔（Victor Emmanuel）国王要胜出许多。索拉娅彻底摘下了面纱，她的美貌倾倒一片。媒体把这对夫妇吹捧成童话里的王子和公主。为了尽到地主之谊，意大利政府可谓是费尽心思。摄影记者手中的相机快门更是一刻也未曾消停。

之后，阿曼努拉和索拉娅来到法国，在这里出现了更热烈的人群。法国人绝不允许自己输给意大利！阿曼努拉夫妇乘坐的列车抵达巴黎车站的时候，法国总统已在月台上恭候。索拉娅走上站台时，总统先生低头鞠躬，握住索拉娅的手，殷勤地把嘴唇贴在她的手背上。这一幕，自然没有逃过无处不在的摄影镜头。

新闻界都为索拉娅着迷。他们注意到，“索拉娅”听起来像sourire，法语中是“微笑”的意思。出席国宴的王后换上了巴黎定制的时装，相当高级得体。在那个摩登的年代，索拉娅并未选择短裙，但是，当晚的那件晚礼服还是让她香肩半露，她戴的小面纱十分轻薄，只遮住了下半边脸。法国人民又一次发出赞叹，阿富汗王后的扮相美丽且神秘，摩登又不失异国风情。

没过多久，德国人民也迎来了一睹风采的机会。身处现代的各位读者要想体会当时的那种激情，不妨联想一下摇滚乐巨星巡演欧洲时的场景。德国东道主不希望在风格上与意大利、法国相提并论，苦苦思索该为不喝啤酒、不吃猪肉香肠的客人提供什么。为了周全礼数，德国政府颇费了一番心思。最终，他们决定用贸易订单、经济援助及各种贵重礼物来弥补差距。阿曼努拉还接受了几架飞机、一批卡车以及好些工业机械。阿曼努拉想要建设一家肥皂工厂，德国立即表示全力支持。一家德国公司与阿富汗达成贸易协议，提出在未来三年，每年从阿富汗采购价值83万卢比的青金石。［3］

阿曼努拉的欧洲之行超越了政治的范畴。当然，“超越”一词可能并不贴切。这不是真正的政治，而是娱乐。回首世界媒体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那个年代的大众传媒已不再专注于沉重的国政事务，转而为公众提供各种乐子。阿曼努拉的到来，正好可以促进报纸的销量。待阿富汗国王和王后离去，媒体会忘掉先前的热情，而去发掘其他新奇有趣的卖点。当然，阿曼努拉和索拉娅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只记得，到访的每个国家（包括英国）都在竞相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无论他走到哪里，阿曼努拉都能收获一堆礼物和援助。他怎能不开始认为，即使在这一巅峰时刻，他可能也低估了自己。

不过，欧洲各国的民众确实非常欢迎这对王室佳偶。摄影记者的镜头记录了他们的风采，相关影像登上报纸杂志，甚至漂洋过海，从欧洲传播到了印度。国王夫妇旅欧期间的所作所为，自然也被德奥班德学派看在眼里。哈兹拉特派人把那些照片送到了阿富汗。

一张张王后的露肩照片，在阿富汗的山区传播开来。满脸胡须、戴着头巾的老男人目瞪口呆地盯着这些照片，美丽的王后半裸着身子和外国男人坐在一起，还露出了半张脸！薄纱下的半张脸也是若隐若现，如此招摇，显然是为了撩拨那些浪荡的看客。她甚至大大方方伸出手去，供人抚摸和亲吻！她的丈夫居然对此熟视无睹！国王心里到底在想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如何能够容忍妻子如此丢脸卖乖？阿曼努拉到底是国王还是皮条客？

照片风波之后，又一则骇人的新闻传进了山区。国王在德国获得了好些机器，并准备在喀布尔筹建一家肥皂工厂。肥皂的原料就是穆斯林的肉体——对此，各位政敌深信不疑。传说国王会把国内的老者集中处决，将尸体熬煮成蜡，制成肥皂，然后销售到英属印度乃至欧洲（类似的传说至今都有市场）。

阿曼努拉的欧洲之行还剩下最后一站——莫斯科。面对阿富汗国王的到访，当时的苏联政府有些进退两难。一方面，他们也想热情待客，从而不被资本主义国家抢了风头；但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又怎能逢迎一位封建君主呢？不过，苏联政府还是为接待阿曼努拉找到了一点理由。他们记得，阿曼努拉的改革举措曾经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指出，阿曼努拉是亚洲的进步领袖，并称赞他是自己的兄弟。所以，对阿曼努拉小题大做应该不会违反正确路线。于是，在几名外交官的带领下，阿曼努拉夫妇参加了各种公开活动。他们的车队驶过大街的时候，得到了几万名群众的热烈欢迎。虽然这里的晚宴不如巴黎那么光鲜亮丽，但是苏联方面也向国王表达了提供军事援助和开展经贸合作的真诚意愿。可以想见，大陆那一头的大英帝国的诸位官员，肯定已经气得咬牙切齿了。

就在那时，身在法国的纳迪尔似乎察觉到了英国人的心思，找到驻尼斯的英国领事表明自己的态度。他想让英国人知道，他仍然存在，他在阿富汗还有势力，他愿意提供帮助，也不知道纳迪尔有没有对英国人的“贡献”表示感谢，毕竟双方曾是生死较量的对手。

最后，阿曼努拉取道伊朗回到阿富汗。综观全球各国的历史，也很少见到如此意气风发的君主。国王亲自驾车驶入国境，同行的王后戴着轻薄的面纱。回国的第一站是赫拉特。阿曼努拉召集了城里的知名人士，带着孩子般的兴奋，向他们讲述他这次伟大的旅行。他甚至保证，假以时日，赫拉特会像巴黎一样光彩夺目，但首先要荡涤旧的东西，他嘲笑宗教圣地加祖尔噶（Gazurgah）。此地乃是11世纪的苏菲派诗人胡瓦贾·阿卜杜拉·安萨利（Khwadja Abdullah Ansary）死后的长眠之处。这是一处神圣的避难所，无论是国王、军阀，还是任何政府官员，都不敢闯入此地捉拿任何人。但是，阿曼努拉称那是一堆胡说八道的迷信。他决定将圣殿夷为平地，并在那里建一些有用的东西，也许是一家医院，［4］也许是肥皂厂？

回到国内的阿曼努拉，好心情渐渐消去了大半。相比欧洲，这里的一切都如此落后，心中不觉有些丧气。行至坎大哈，他已经转忧虑为愤怒。当整座城市都展现出迎接游子归家的热情时，却遭到他的一顿冷言训斥。他批评人们压迫家中的女人，而且傲慢懒惰，如此一来，他们的生活永远不会改善，除非他们全力以赴，努力工作，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阿富汗人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过活，一切都要向欧洲看齐。

改造阿富汗社会的工作势在必行。不过，这对夫妇显然是在做梦。他们举办了一次宴会，要求宾客换上路易十六时代的宫廷礼服。首都的一些公园，是国王特设的“无罩袍街区”。一天，阿曼努拉在一处无罩袍街区撞见一位穿着罩袍的妇女，他勃然大怒，当即命令妇女脱下罩袍，他甚至把罩袍付之一炬。那位女性只好赤身露体跑回了家。［5］

秋天到了，阿曼努拉的妥协也已近极限。他宣布自己将不再宽容国民的旧俗和陋习，“秩序之书”将完全施行。自此，新法严禁蓄须，不得穿戴传统的头巾，否则将会遭到重罚。接受教育是每个国民应尽的义务，即便女孩也不能偏废。此外，一百余名男性被派往欧洲留学，宗教考试让位于学术资格考试。他还给了10名女性留学的机会，虽然只是去土耳其，只学习助产术。不过，这仅仅是一个开始。阿曼努拉在会见喀布尔女界名流时，发表了特别演说：在座各位女士，你们的丈夫如果哪天起了再娶之心，你们可以杀了他，我非常乐意提供武器。

当年10月，阿曼努拉召集首都的600位知名人士，发表了长达5天的演说。国王的演讲着实震撼人心。为了保证索拉娅王后等一众女性能够列席旁听，会场中央还围起了一片专门区域。当国王宣布，其实宗教并未规定妇女必须佩戴面纱时，会议达到了高潮。那是戏剧性的一刻，只见索拉娅王后站起身来，扯下了脸上的轻纱。王后的举动激励了好几位勇敢的女性，她们甚至一鼓作气，脱下了罩袍。［6］

(1)　阿曼努拉没有提及他的第一任妻子，两人是包办婚姻，但未办理离婚手续。

第13章　王朝分崩离析

阿曼努拉回銮之时，喀布尔以北的科希斯坦闹出了新的乱子。一名传奇的塔吉克土匪正在这片山区出没横行，人称巴洽·萨考（Bachey Saqao），意即“挑水夫之子”。阿富汗的城乡间，有不少挑着羊皮水袋卖水的萨考［读者可联系鲁德亚德·吉卜林的《营房谣》（Gunga Din）］。运水者是最卑微的街头小贩。萨考出身山区，体格强壮得好似一座山丘，萨考的名字因为他那骇人听闻的力量而闻名。一次，白沙瓦发生一起盗窃案，某户人家的一只大号铁制保险箱不翼而飞。警察很快把矛头指向了萨考，因为只有他具备这般神力。

萨考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暴徒。他十分狡猾，特别擅长从天罗地网中脱身而去。阿富汗的民间流传着不少关于他像佐罗那样挫败警察的故事。据说有一次，警察已经把他堵在了一间屋子里。情急之下，萨考决意险中求生。他放了把火，然后趁着烟雾弥漫中的混乱逃走了。［1］在很多人的眼里，萨考是罗宾汉一样的人物，他行侠仗义，劫富济贫，高利贷者、商人是萨考的目标，为穆罕默德扎伊贵族服务的政府官员更是其首要目标。所得的金钱被萨考分给穷苦的乡亲，当然，他本人也从中渔利不少。［2］

一开始，萨考还只是个独行大盗。慢慢地，他的身边就聚起了一伙人，后又演变成为私人武装，萨考的声望也在与日俱增。再加上他旗下的这支精悍武装，朝廷眼里的萨考不再只是一个劫匪，而是政治上的威胁。特别是萨考已经表示，自己效忠于国内的穆斯林神职人员，这些神职人员在喀布尔与异教徒作战。

一次，萨考洗劫了朝廷的一支运输队，“挑水夫之子”收获颇丰。阿曼努拉终于坐不住了，他打算和这个土匪谈条件，希望对方能够归顺朝廷。国王的邀约让萨考受宠若惊，而且，国王还许了他一个将军的头衔。萨考不愿错过招安的机会，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在朝廷的委任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虽然萨考目不识丁。

与此同时，一个看似更严重的问题爆发了。1928年的最后几个月，喀布尔南部强大的辛瓦里（Shinwari）部落突然发难，部落武装把贾拉拉巴德围得水泄不通，连接喀布尔和白沙瓦的贸易通路因此横遭切断。而后，蓄力已久的地方势力蜂拥起兵，一场反对阿曼努拉的武装暴乱席卷开来。国王当即下令，所有部队开赴南方打击叛军。阿曼努拉觉得，他可以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平息乱局。

阿曼努拉的决策真是大错特错。他致电负责与萨考谈判的省级官员，电话里两个人狠狠嘲笑了那个无知的土匪，说他竟然相信国王会任命他为将军，真是愚不可及！谁能想到，命运却和国王开了一个玩笑。他与臣下的对话并非通过专线进行，他口中的“无知劫匪”人脉广布，电话室里有他的眼线。就这样，国王的真实想法，萨考听了个一清二楚。幡然醒悟的匪徒很快召集人马，宣布他们要向喀布尔进军。［3］

喀布尔是阿富汗的第一大城市，萨考的部队不过几百人。一般而言，这是无法取胜的，萨考的行动无疑愚蠢而又鲁莽。但是，在那个当口，喀布尔正处于不设防的状态。所有军队都已经开拔南部，电话和电报线路被全部切断。朝廷纵有万千精兵，也无法立即返回勤王。

军事学院是前往喀布尔的必经之地。虽然大多数师生已经提前逃走，但仍有18名学员（其中包括我的叔父穆扎法鲁丁，当时他才十几岁）驻守此地。他们从一个窗户跑到另一个窗户开枪，愚弄了萨考，不明就里的萨考误以为学校里有重兵驻守。为了避免遭遇伏击，萨考所率人马不得不放慢了前进的脚步。没过多久，萨考就回过了神。但是，阿曼努拉已有足够的时间逃离险境，他那已有身孕的妻子、妹妹，还有一众王子、公主、亲族乘飞机来到了暂时安全的坎大哈。

萨考重新开始了对喀布尔的进攻。稍稍定下心神的国王发布了一则悬赏令，鼓励国民夺取反贼的人头。岂料第二天早上醒来时，阿曼努拉发现另一则悬赏公告已在城中散播得铺天盖地，上面写着萨考为夺取国王的项上人头，愿意出更多的赏金。阿曼努拉这才意识到，这个“挑水夫之子”有一批追随者，对方的黑手一早就伸进了自己的地盘。

屋漏偏逢连夜雨，南方叛军的最后通牒也递到了阿曼努拉的面前。他们提出了社会保守派所尊崇的那一套要求：恢复罩袍，政府不得干预婚姻事务，降低税收，保证沙里亚法作为阿富汗唯一法律的地位。除此之外，叛军希望国王以身作则，办好以下几件事情：和王后索拉娅离婚，把岳父塔尔齐关进监狱，将塔尔齐的家人驱逐出阿富汗。唯有如此，他们才能继续奉他为王。

叛军还有最后一个奇怪的要求，国王必须驱逐除英国人以外的阿富汗领土上的所有外国使节。正是这个要求，引起了阿曼努拉支持者的怀疑。不少人都觉得，英国人担心在无休止的大国博弈中落了下风，所以才导演了这出闹剧。兴兵闹事的普什图部落、煽风点火的德奥班德分子，还有那位出自朔尔巴扎的哈兹拉特，都是伦敦操控下的棋子。

面对质疑，英国政府矢口否认。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怀疑英国人的清白。看一看当时英方高层之间的往来通信，就会发现他们确实对此一无所知。那场起义完全出乎英国人的意料，他们也没有任何应对之策。但还有一个可疑的情况，为阴谋论者提供了一点理据。一个名叫劳伦斯（T. E. Lawrence）的英国人，当时正在白沙瓦开展活动，化名肖（T. E. Shaw），这就是著名的英国情报人员，“阿拉伯的劳伦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此人策划了反对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起义。虽然他在白沙瓦很可能与阿富汗无关，不过，劳伦斯在白沙瓦的具体作为至今仍是一个谜。

部落叛军发出的最后通牒击垮了阿曼努拉的精神防线。那个时候，他已经众叛亲离。即便身边的私人卫队，他也不敢完全托付信任。曾几何时，他信誓旦旦地表示：“整个国家都在为我保驾护航！”这样的豪言壮语，如今想来不免有些令人唏嘘。1929年的那个冬日，阿曼努拉悲惨地投降了。他冒着大雪走上大街，穿的既不是传统服装，也不是王室的长袍大氅，他甚至没有选择西服，而只是披了一件普通步兵穿用的单调灰色制服。他在城市的街道上找了一个种植观赏植物的平台，站在上面，开始面对路过的民众作可悲的演讲。他放弃了为之奋斗的一切，不再容许女性接受教育，关闭宗教学校之外的一切学校，任命一批毛拉入阁参政，废除“秩序之书”，宣布沙里亚法为国家法律。阿曼努拉还表现出了对多妻制度的赞许，说他之前搞错了。为了表示自己所言非虚，阿曼努拉回宫后娶了19岁的表妹阿利亚。

但一切为时已晚。萨考继续进攻，阿曼努拉只得继续败退。1929年1月中旬，他开着自己的劳斯莱斯汽车，一路向西撤退。阿曼努拉原本打算以加兹尼、坎大哈和赫拉特为据点徐图反抗，可是，当他举起王旗，却无人响应。没办法，他和岳父、妻子只得出国避难。塔尔齐回到了土耳其，阿曼努拉与索拉娅则去了意大利。他们的朋友维克多·埃曼努埃尔国王愿意为他们提供庇护。由于走得匆忙，阿曼努拉没能携带任何财产，除了一点身为国王的经验，他甚至不具备任何专业技能。可惜，当时的欧洲也不缺国王。阿曼努拉只得靠做家具维持生计，他的日子过得非常惨淡。1960年，阿曼努拉去世，死时的他贫病交加。31年的流亡生涯，阿富汗对他不闻不问。斯人离去，祖国那边也没有传来半点吊唁之意。

那边，萨考和他的农民军已经成为王宫的新主人。据称，宫里的豪华家具让乡巴佬们目瞪口呆，他们误把夜壶当成盛汤的器皿，吃了散落在地上的水果，并试图将种子吐到窗外，然而惊讶地发现种子反弹回来了，因为萨考等人从没有见过玻璃窗。如上的笑话叫笔者也难辨真假。也许，只是喀布尔城中老于世故的一些人成心编派这些农民而已。［4］

叛军背后的宗教巨头舍尔·阿迦仍在印度。其实，近来的变故让舍尔·阿迦也吃惊不小。他的弟弟古尔·阿迦（Gul Agha）倒是动了野心，一直劝说哥哥自立为王。舍尔·阿迦会见了萨考，赞颂对方为国锄奸的功绩。萨考以阿富汗新埃米尔的身份，承诺要给他奖励。

萨考表示，自己一定和阿曼努拉大不相同，他感激哈兹拉特的支持。为此，他在政府中留了好些高官厚职。在他登基为王的那天，大家知道了他的真名——哈比布拉（Habibullah），萨考与阿曼努拉的父亲竟然同名。为了把他和第一个哈比布拉区别开来，他被称为“哈比布拉·卡拉卡尼”，卡拉坎（Kalakan）是他的家乡。

其实，萨考的举止并不粗鲁。他思维敏锐，而且坦率幽默。过去，他掠夺了不少钱财，但是，他从未据富自傲，也不像其他军阀那样虚情假意。他非常坦率地告诉喀布尔人民，自己不会读书写字，因此非常需要他们的帮助。他任命的内阁成员中，有好几位是阿曼努拉的大臣。他还保证了英国公使馆的安全，他从没和他们争吵过。［5］

一介匪徒忽然成王，萨考的头脑不免有些发昏。他需要争取民心，以他能想到的简单方式。他一声令下，废除了所有税收，除伊斯兰教法规定的慈善募捐外。在他的家乡，人们对政府的诉求就是不征税！没过多久，他就意识到，朝廷需要收入。这笔钱财，他打算向那些搜刮民脂民膏的寄生阶层收取，即富商、高利贷者和政府官吏。萨考长期混迹民间，他非常清楚，百姓早就对这些人深恶痛绝。榨取钱财的差事，被他托付给了几个亲近的手下。这些人敲骨吸髓的本事很大，使出了折磨、恐吓和杀戮的新手段。通过这些手段榨取了一些钱财，不过还是难以满足萨考的胃口。［6］

新的社会立法方案也在同一时间得以实施，和阿曼努拉的改革基本就是两个极端。萨考取缔女性的受教育权利，规定她们必须穿戴布卡。女性公开外出，须有男性陪护左右。即便身着罩袍，也不可以独自出行。至于男性，则必须蓄须，佩戴头巾，身穿西服或戴帽子的人将被殴打或罚款，或是直接落得个人财两失的命运。

从1929年1月到10月，“挑水夫之子”试图统治阿富汗。其实，教士和部落首领的愿望，他从来都是有求必应。他尽量用宗教的外衣把自己裹得紧紧的。不过，一旦他成为国王，这一切就都不重要了。他的民族出身和农民身份让很多人都不大高兴。萨考是塔吉克人，而且出身最低贱的苦力阶层，和任何贵胄王家都搭不上关系。这样一个人居然能够成为国王，可想而知，普什图部落的各位首领一定满怀怨愤。

时机已然成熟，阿富汗的马基雅维利自然应当出手了。阿曼努拉刚刚倒台，穆萨希班兄弟中最年长的纳迪尔就从巴黎赶到了白沙瓦。在这里，他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列宁当年从芬兰取道回国，见识的场景也不过如此。接下来的几个月，纳迪尔和南部的诸位酋长取得了联系，这些地方上的实力派都是纳迪尔在1919年对英战争中结识的。纳迪尔一再表示，当年正是自己英勇奋战，才让阿富汗取得了独立，阿曼努拉的贡献则被他抛到了一边。历史在他的口中被巧妙改写。纳迪尔正是部落一直在寻找的人选：他倾向保守又立有战功，和英国人关系良好，又拥有与多斯特·穆罕默德一脉相承的王室血统。

没过多久，穆萨希班兄弟率领部落人马开到了喀布尔城下，他们很快又和萨考碰了面。萨考以为穆萨希班兄弟打算和自己议定城下之盟，于是亲自前来谈判。没想到，萨考掉进了纳迪尔的陷阱，这名匪徒就这样被吊死在王宫的院子里。阿富汗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就此告终。

随后，纳迪尔召集各部长老召开了一次支尔格大会，就像当初批准艾哈迈德·沙阿为王那样。会上，纳迪尔称他此次回国并非图谋王位，而是要拯救国民脱离水深火热的境地。阿曼努拉的支持者以为纳迪尔会迎回阿曼努拉。没想到被废国王的名字，他根本没有提及。纳迪尔说他会效忠国家所选择的国王。

就在那个时候，会场里响起了（似乎是自愿的）请纳迪尔为王的呼声，他们恳请纳迪尔接受王冠。纳迪尔一再表示婉拒，但第三次呼声响起时，他说，自己将服从国家的意志，心怀谦卑地接下国家元首与绝对统治者的重担。［7］

因此，在1929年行将结束，纽约股市崩盘，西方经济陷入大萧条前的两周，阿富汗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第三部分　喀布尔的规则

阿卜杜尔·拉赫曼统治阿富汗长达21年。事实证明，这段时期是阿富汗历史的转折点。他确定了这个国家的疆界，更重要的是，他与英国人达成了一项协议，阻止外部势力进入，阿富汗得到了喘息的空间。他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完全由他直接控制、以喀布尔为权力中心的国家。然后，他创造了另一个阿富汗，与旧有的那个阿富汗形成了对立。埃米尔领导下的阿富汗，是一个由城市、省、区、省长、市长、监察员、官僚、技术人员、行政人员、国家供养的神职人员、庞大的间谍系统和国家军队组成的矩阵。在这张大网下，古老的阿富汗继续生存和呼吸，农民和封建领主、部落首领和乡村教士、游牧部族及部落酋长、自治的乡村和部落游击队组成了一个有机网络。

新旧世界壁垒分明，并走向分化。首都的精英阶层拥有和外界接触的机会，并因此吸收了不少新鲜玩意：思想、梦想和时尚。不少人甚至雄心大发，既然西方如此强大，阿富汗为何不采纳他们的新技术、新科学和新思想，从而也能享受西方社会的繁荣、富强、舒适和便利呢？

但另一个阿富汗，那个封建领主、部落首领和保守神职人员的农村世界，抵制了这种拉力。他们没有开眼看过世界，自然不可能接受他者的文化。他们对于英国人及其文化万分警惕，小心翼翼地接受了旧的价值观，享受着独自实践自己方式的奢侈。就这样，阿富汗内部开始了一场拔河角力。一头是喀布尔，另一头则是那个旧的阿富汗。双方都竭尽全力，想把国家拉上自己的轨道，形势时有逆转。阿曼努拉的改革，标志着一个令人震惊的极端转变。然而，巴洽·萨考带来的反击十分强劲，混乱过去，国家满目疮痍。即便秩序恢复，新王朝的工作已被切断，新的统治者也面临巨大的问题：阿富汗社会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西方列强仍然虎视眈眈，统治阶级仍然渴望将这个国家推向现代世界。如果他们重视的事情发生任何改变，那个旧的阿富汗仍有可能揭竿而起。引导国家走过困难重重的坎坷道路，成为接下来半个世纪阿富汗统治者的基本任务，而这促进了喀布尔的统治。

第14章　风暴之后

初登王位的纳迪尔，看起来是当年的“铁腕埃米尔”的翻版。他自称是旧制度的拥护者，誓言要维护传统的部落社会，捍卫赋予他个体和意志的信仰。纳迪尔的花言巧语使神职人员和封建领主认为，他会拨乱反正，阿曼努拉的一切革命都将被彻底清除。在纳迪尔的治下，女性再次遭到禁锢，不能轻易走出家门，宗教警察又开始在街上巡逻。如上两项措施，仿佛让阿富汗人回到了阿卜杜尔·拉赫曼统治下的铁血年代。纳迪尔确认了封建地主的财产，并承认哈纳纳斐派沙里亚法的权威。纳迪尔宣布，任何裁决都不能取代它，任何法典都不能与之相违背。［1］

尽管表面如此，但纳迪尔和他的兄弟都是现代主义者。他们心中的理想社会和阿曼努拉的看法相似。他们之间的区别，大概只在实现理想的手段。纳迪尔的关键词是谨慎。他崇尚变革，但希望这种变化悄无声息、易于操控。阿曼努拉的倾覆，足以给他提供前车之鉴。阿富汗的保守势力如此强大，随时可能聚众生事、击垮王权。农村、封建世界是那只狗，而城市不过是尾巴。对此，兄弟几人最清楚不过。他们并不打算同神职人员及部落长老翻脸，而是把他们当作伙伴对待，而后抓住机会，慢慢削弱他们的权力。

纳迪尔并没有做太多这方面的工作，他的国王生涯不过四年。如此短暂的岁月，坐稳位置尚嫌不够，又何谈宏图伟业呢。那个时候，阿曼努拉的不少追随者都觉得纳迪尔不但谋权篡位，还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恰希（Charkhi）家族和阿曼努拉关系匪浅，是纳迪尔最大的威胁。纳迪尔以一种阿卜杜尔·拉赫曼时代以来罕见的残暴手段摧毁了他们。他那无情的手段，颇有阿曼努拉父亲的风格。恰希家族的长老先是遭到囚禁，而后未经审判便处决了他们。其他成员则被人殴打致死，纳迪尔旁观了整个过程。［2］

阿曼努拉的支持者自然要展开报复。没过多久，纳迪尔的一位兄弟在德国遇刺身亡，凶手是一位阿富汗留学生。六个月后，纳迪尔本人也遭遇噩运。那一天，纳迪尔到一所高中为学业精进的优秀学生颁奖。我的父亲正是其中之一，当时，他还在读十年级。另一位获奖者是在恰希家族长大的男孩。有一天，父亲和那男孩放学后一起踢足球，男孩吹嘘说，他很快就会有一记被历史记住的射门。父亲还以为同学是在谈论足球。没想到，第二天，他就目睹了同学走出队列、枪杀国王的全过程。国王的三个幸存兄弟对此展开了报复，恰希家族的所有成年男子均遭处决，女眷和孩子被投入监狱。［3］如上短短的两句话已让人不忍听闻，事件背后的种种细节更叫人惨不忍闻。直到1934年，冲突才结束，阿富汗陷入了通常被委婉描述为“稳定”的残酷平静中。

纳迪尔横死之后，阿富汗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当时的阿富汗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纳迪尔被刺之后，他的一干亲戚却不曾起来野蛮地争权夺利，将这个国家分裂，部落势力老老实实的，其他民族也没有试图分裂出去。取而代之的是纳迪尔19岁的儿子查希尔·沙阿（Zahir Shah）。加冕礼上，三位叔父宣誓要对国王忠诚。当然，实际的权力都掌握在年纪最大的叔父手里，他担任首相一职，另外两位叔叔则占据了国防大臣和外交部长的要害位子。其他亲戚和亲密伙伴则在政府的其他部门各有安置。接下来的44年里，阿富汗的真正统治者并非一个人，而是一个像机器一样运转良好的家庭。一位首相下台，会有另一位执政家庭的成员取代上台，即使这些变化反映了幕后的权力斗争，但从外部看并不明显。在公众看来，这个家庭在私人会议中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做出决定，向世界展示了其天衣无缝的一面。

是的，查希尔·沙阿是个有名无实的领袖，但也是至关重要的人物，是一个执政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臣民都觉得，查希尔国王气度雍容，颇有君王风范。掌握权力意味着杀戮、破坏和折磨，这些恐怖的事情都发生了，但是，臣民眼中的国王可亲可敬，所有那些黑幕似乎和他毫不相干。人们总是看到他穿着一身裁剪得体的军装，或是一套完美无瑕的西装。即便有他穿着传统服装的照片，我也没见过。他的肖像出现在每一个公共办公室的墙上，或是每一本小学课本的扉页。国王不断老去，肖像却永远是他年轻时的样子。查希尔·沙阿35岁左右的时候，肖像就不再随年龄增长变化了。实际上，国王渐渐白了头发，谢了顶，一道道皱纹爬上了脸庞，但画像中的他却永远那样年轻有活力。

在接下来的40多年里，阿富汗偶有几次部落叛乱，都被穆萨希班家族平定了。朝廷的武装军备精良、实力强大，任何地方势力都不能与之匹敌。更重要的是，即便某个部落举族反叛，其他地方势力仍然和朝廷站在一起。穆萨希班家族虽然残暴，政治手腕却很高超。他们懂得阿富汗文化的微妙之处，使用外交手段和武力把国家团结在一起。一次，一位异见分子发表檄文，猛烈抨击穆萨希班家族的统治，他还对阿曼努拉时代怀念不已。没过多久，此人就没了声音。他的生命应该终结在了某座秘密监狱。阿卜杜尔·拉赫曼那密不透风的特务网络和警察系统在纳迪尔的手中得以复兴。一旦感到威胁，朝廷从不吝惜采用恐怖手段。

在很大程度上，穆萨希班家族的残暴镇压、优雅文化和内政外交相结合，使阿富汗从30年代至60年代后期维持了相当平静的局面。

乡村又回到了过去，阿曼努拉的革命痕迹被扫荡得一干二净。虽然政府的官吏仍在各地坚守，各项税款也是征收不辍，但他们或多或少保留了农村的权力结构，对部落长老、教士谦恭有礼，部落的自治权力也得到了保全，还允许游牧民不受边界约束自由出入国境。

最重要的是，政府放弃了对家族内部事务的任何干涉。每个家族都是一个城堡，这是官方的态度。只要家长愿意，完全可以为尚在婴儿期的儿子指认一门娃娃亲，即便对方是堂兄弟家尚未出生的女儿，等女孩长到青春期，他们便能如愿以偿。政府不会提出异议。那些想在家中痛饮威士忌的人，只要不去公共场合招摇过市、被人闻到酒气，政府才不会予以理会。当然，他们所在的家族可能会予以处罚，但政府完全不关心人们在家里做了什么。简而言之，新王朝不仅尊重，而且加强了阿富汗传统文化中公私之间的区隔。

穆萨希班朝廷的君主制是一种暴政，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这是为西化发展服务的暴政。一方面，朝廷对国民思想严加禁锢，极力安抚保守的乡绅和教士阶层；另一方面，穆萨希班朝廷一开始就已朝着梦想迈开脚步，哪怕步履蹒跚，国家好歹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纳迪尔死之前，就已经拟好了一部宪法。法典内容趋于保守，它赋予王室绝对的控制权，使神职人员和大地主的权力合法化。不过，颁行宪法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它树立了一种观念：即便贵为王者，也受法律约束。

一个类似议会的国家委员会或舒拉·米利（Shura-i-Milli）也是纳迪尔的遗产。这个机构的部分成员由王室任命，其他成员虽在名义上经过选举，实际也出自支持王室的选区。虽然该机构的职责仅限于盖橡皮图章，即签发朝廷已经决定的指令。不过，它至少植入了民主的形式，一个在日后可以填充实质内容的外壳（多年以后，议会确实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阿曼努拉倒台之初，他建立的大多数学校都被穆萨希班朝廷强制关闭。而后，这些学校又慢慢恢复招生。阿曼努拉统治期间，全国学生的总人数曾经达到8.3万人。纳迪尔统治时期，这个数字一度降到4.5万人，［4］但至少皇室培养了现代教育是一件好事的观念。的确，学生必须修习《古兰经》，诵读伊斯兰经典，还要接触神学和阿拉伯语。这减少了神职人员可能提出的任何抱怨。与此同时，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欧洲语言，以及地理、绘画和世界历史，也是学生的必修课，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世俗课程体系。

政府还专门开办了一些面向女童的小学。到了后来，保守势力的气焰有所收敛，其中的一所小学得以升格成为女子高中。为了纪念迈万德（Maiwand）之战中的那位巾帼英雄，女子高中还以“马拉赖”为名。女中既收贵族小姐，也向寒门小户的女儿开放。眼见马拉赖高中没有引发什么争议，政府又着手筹建第二所女校——扎尔胡娜高中，之后又开设了更多的女子高中。

这些学校培养了阿富汗妇女运动的领导人，而后，她们走上历史舞台发光发热，影响了40余年。1965年，成为卫生部长的科布拉·努尔扎伊（Kobra Noorzai）便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她也是阿富汗女性中进入内阁担任职务的第一人。另一位明星学员玛苏玛·艾斯玛泰-瓦尔达克（Massouma Esmatey-Wardak）曾担任教育部长。她撰写的《阿富汗女性在阿富汗社会中的地位与身份》，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著作。

阿曼努拉时期，政府每年都会遴选4至5名最优秀、最聪明的高中毕业生，送他们前往欧洲、美国的大学深造。纳迪尔上台之后，恢复了这一政策，只是阿曼努拉的先驱作用再也没人提起了。

我的伯父纳吉姆丁（Najmuddin）就是第二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他就读于塔夫茨大学，成了一名牙医。他回到阿富汗执业以后，因为那些显贵顾客实在难以伺候，从不按预约时间就诊，颐指气使，命令他必须随叫随到，伯父一气之下，关了诊所，退休了。最后，为了不浪费对他的教育投资，政府聘他为教育顾问。到了全新的岗位上，伯父为公办学校编写教科书，并把《大英百科全书》译成了波斯语和普什图语。

塔吉克裔学者哈玛德·安瓦尔（Hammad Anwar）也是20世纪30年代的公派留学生。此人作风颇为新潮，归国之时，他带回了一位美国妻子。安瓦尔的夫人不受约束，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而且拒绝穿罩袍。为此，安瓦尔和王室发生了巨大冲突。事到最后，出于安全考虑，夫妇二人离开了阿富汗。这一去，安瓦尔再也没有回来。政府的又一笔教育投资打了水漂。［5］

纳迪尔遇刺事件，一度让王室对学生很是忌惮。为此，政府的奖学金计划暂停了好些年。直到1937年，5名来自喀布尔各高中的拔尖学子再次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根据他们学习的外语，政府安排他们分别前往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我的父亲毕业于哈比比亚，精通英语，他和4名同学被送到了美国。临行之前，首相对他们提出了警告：不许和美国女人搞在一起。父亲违反了禁令，他在芝加哥和我的母亲结婚了。为了爱情，父亲到底付出了代价。政府取消了他的奖学金，而且命他回国。母亲和父亲一起来到了阿富汗。此后的20年，他们一起生活在阿富汗。父亲的4位同学中，有两人娶了美国妻子，还有一人和同在美国留学的印度女子结为夫妇。他们都和自己的外国妻子回到了阿富汗。眼见木已成舟，政府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决定忽略这些婚姻带来的破坏，他们进入政府担任公职，为国家发展尽心尽力。通过放宽与外国人的婚姻限制，政府从奖学金计划中收到了回报，国家朝着20世纪的世界向前迈进了小小的一步。

1932年，在法国的帮助下，阿富汗有了第一家医学院。这是喀布尔大学的最早萌芽。而后的10年里，留学生纷纷归来，成为大学的顶梁柱。学校在医学院的基础上，开设新的科系。一座囊括科学、工程等诸多学科的学府开始形成。我父亲是文学院院长，教授心理学和教育学。就这样，喀布尔大学渐渐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学校机构。

在政府看来，高中教育不仅是培养受过教育的劳动力，适当的教育还能整合人心，让国民团结起来。政府规定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学校里的孩子必须学习这种语言。虽然那个时候一大半的阿富汗公民并不会说普什图语，之所以选择普什图语，是因为它是统治家族最初使用的语言，它帮助统治者巩固了与南部和东南部强大的农村部落的联系，而这些部落只会说普什图语。其实，王室精英成员在喀布尔长大成人，达里语才是他们的惯用语言。那所谓的母语，他们还得去学校学习。正因如此，宪法将达里语定为第二语言，达里语是大多数阿富汗人实际使用的语言。

每到夏末，阿富汗会迎来它的“独立日”（Jeshyn-i-Istiqlal）。这个节日由阿曼努拉创设。穆萨希班家族统治阿富汗后，将“独立日”作为培养国家意识的工具，恢复了庆典活动。节庆长达一个星期，政府会组织许多娱乐活动，举国庆祝。其中最盛大的活动在喀布尔举行。每年8月，全国各地的人群纷纷涌向首都朝圣。节日的现场，随处可见查希尔·沙阿的海报，还有他父亲纳迪尔·沙阿的照片，那是一位严肃的、看起来像学者的形象，他为国家带来了独立和尊严，是祖国之父、民族英雄。至于阿曼努拉，却不再被人提及，在这里看不到他的肖像，好像这个人物从来不曾存在过。事实上，阿曼努拉当时生活在意大利的某个地方，以做家具为生。时光荏苒，他渐渐地消失在了阿富汗人的集体记忆中。

喀布尔电台是阿曼努拉的另一项创举，新政府让电台恢复了服务。重新开张的喀布尔电台向每一个能获得收音机的国民播放音乐，电台还成了政府的宣传工具（以新闻的形式）。农村的阿富汗人也为拥有电台这样的现代物件骄傲不已。当然，阿曼努拉的开创性贡献，大家已经绝口不提，这成了新政府的荣光。

哈比布拉和阿曼努拉统治时期，阿富汗已经出现几个资本主义企业家，到了穆萨希班时代，他们得以进一步壮大。阿卜杜勒·马吉德·扎卜里（Abdul Majid Zabuli）本是一个棉花商人，后来成了棉花大亨。他还垄断了国内的食用油贸易，获得了运输专营权，积累了巨额资本，开办了自己的银行，从而有了发展私人工业的本钱。20世纪40年代，阿富汗的企业家兴办工厂，加工棉花，制造纺织品等。当然，这些新兴产业都操控在政府手中，毕竟开厂兴业需要政府的批文；要获得批文，就得打通各种关系中的重重关节；想要打通关系，就需要削减皇室成员的利润份额——是的，这一切都是真的。无论如何，阿富汗的一小部分工业发展在那个时期开始了。

1946年，阿富汗与美国正式建交。外交大臣哈比卜·塔尔齐（Habib Tarzi）向美国杜鲁门总统递交了国书。阿富汗还成了联合国的一员。同年，塔尔齐来到旧金山，参观了莫里逊·努德森（Morrison Knudsen）公司总部，这是一家工程和建筑公司，横卧在科罗拉多河谷的胡佛水坝，便是莫里逊·努德森公司的建筑成就。前来参观的塔尔齐，正怀抱着一项大胆的建坝计划。

当时的阿富汗政府现金充裕。二战期间，由于严守中立，阿富汗的坚果、水果和食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印度，为其军队提供补给。卡拉库尔羊皮热卖一时，这是一种用于制作轰炸机飞行员夹克的皮毛。当时，参战各国实行战时经济，他们没有出口产品，只能通过现金支付。阿富汗朝廷赚得多，花得少。待到战事结束，阿富汗便有了强大的购买力。

对于这笔巨款的用途，政府是有打算的。阿富汗的第一大河赫尔曼德河流经国内最广袤的平原。如果能将河水引济到干涸的平原地带，大片的荒漠即会变成千顷良田，使之开花结果。在这方面，加利福尼亚州早有成功先例。他们建造了胡佛水坝，利用科罗拉多河水灌溉帝国谷，把沙漠变成了肥沃的农业区。

现在，塔尔齐想知道努德森公司是否会考虑接受聘请，在阿富汗修建几座大坝和运河网，阿富汗政府愿意出资1000万美元。对于这番提议，努德森公司非常有兴趣。双方组建了联合公司，即MKA公司。美国工程师、菲律宾建筑师和阿富汗的行政人员搬到赫尔曼德河谷开始工作。阿富汗政府建造了查因杰尔（Chainjeer）和拉什卡加赫（Lashkargah）两座小城，为他们提供住所。

二战结束初期，乐观情绪在喀布尔和阿富汗的各大城市弥漫。巨大的变化摆在面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可恶的大英帝国已经崩溃，世界上最强大的美、苏两国结成了反希特勒联盟，并取得了胜利。有了这样两个大国的共同努力，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一定会到来，阿富汗可能是这一切的一部分。

首相哈希姆（Hashim）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物，与乐观的时代精神实在不相合。因此，哈希姆下台，首相职位改由善良温和的弟弟马哈茂德（Mahmoud）接任。把一个兄弟换成另一个兄弟，不会引发任何乱子。这不是政变，也不是政权更迭，这是一次公关行动，这个家族决定向全国展示一张不同的面孔。马哈茂德颁行了不少改革措施：言路大为放宽，一批政治犯重获自由，并组织了新的议会选举。如此一来，议会将不再是一枚橡皮图章。王室任命上议院成员，下院成员则由人民经过公平、自由和可信的选举产生。当然，所谓公平自由的选举仅仅是理论。

1949年，新议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胡须满腮、头戴头巾的保守派占据了不少议席。但是，一个新兴的西方现代主义阶层同样不可小觑。议院当中，他们的代表有四五十人。其中的一些人是自由主义者，他们相信王室所说的议会拥有真正的权力和责任，他们召集内阁成员到下议院说明预算，他们在贪污腐败、裙带关系一类的敏感问题上提出了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内阁大臣个个出身高贵，他们不是和王族血脉相连，就是国王的亲信，面对如此无礼的责问和质疑，他们当然老大不高兴了。

自由派知识分子不仅在议会上发声，他们还办私人出版物，在上面自由发表言论。政府不由得警觉起来。要知道政府标榜的“言论自由”，可不意味着出言无忌，而是人们应该自由地、以他们想要的方式赞美王室。可是，在这些出版物中，王室看到了危险政党的前兆和令人担忧的政治野心。

1953年，赫尔曼德工程出了麻烦。工期大有拖延之势，开销也到了不可承受的境地。毕竟，修筑水坝所需的每一件设备都需要从国外引进。当地的路政设施又落后至极，要把设备运抵工地，实在是费时又费力。所以在项目开始前，只得先修路。最初的1000万美元已近告罄，但几乎没有成果。同时，美国专家和当地行政官员之间还存在配合问题，他们正在就管辖范围问题展开争论。赫尔曼德工程的混乱，反映了喀布尔日益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事实证明，温和的马哈茂德不起作用，仍然要实施坚韧、有纪律的统治。王室政策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变，马哈茂德的“阿富汗之春”被证明是错误的。

新的策略，需要新的面孔。王室也发生了代际更替，父辈已经走完他们的路，是时候将接力棒传给下一代了。家族年轻一代有一个候选人——国王本人。查希尔·沙阿早已成熟稳重，再也不是当年的孩子。可是，他不能做王室需要他做的事。近20年来，他一直以宽厚慈爱的形象示人。如果国王摇身一变成为大独裁者，开始钳制言路、逮捕政敌，那么谁又能接替他留下的仁君角色呢？不，国王必须继续他的工作：欣赏音乐、支持艺术、打猎出游，这些工作更适合他的性情。最终，接力棒，或者我应该称之为警棍，交到了国王的堂兄弟达乌德（Sardar Daoud）和纳伊姆（Sardar Na’eem）的手里。

达乌德和纳伊姆都曾赴法国留学。回国之后，兄弟两人又得到叔叔哈希姆·汗（Hashim Khan）的有意栽培。纳伊姆曾在外交和经济部门工作多年，达乌德则被赋予军事和政治等权力。现在，他们就像一个摔跤球队，开始分管这个国家。

纳伊姆体形瘦长，长着一张马脸，有一个鹰钩鼻子。他穿着西服，看上去优雅贵气。他的声音很悦耳，钟爱美食、古典音乐，对于东西方的诗歌也很了解。健谈儒雅的外表之下，有一颗坚韧机敏的心。他的优雅和外交天赋，使他有能力应对阿富汗四周环伺的强邻。正因如此，纳伊姆被委以重任，担任国家的外交部长。

达乌德是个身材魁梧的壮汉。他嘴唇很厚，浓眉大眼，秃顶脑袋如子弹。年岁见长之后，达乌德养成了佩戴墨镜的习惯。黑超加上光头，让他与特利·萨瓦利斯1(1)（Telly Savalas）更加接近。从外表一看便知，这是个强势人物。作为内政部长，处理本国内政要比和全世界打交道困难许多。达乌德还是国防大臣，拥有军事指挥权。同样，作为首相，他要把持全局。

国王查希尔·沙阿未曾改变，他依旧保持着绅士形象，端坐在劳斯莱斯后座，亲切地向人们挥手致意。

达乌德和纳伊姆上台之后，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个充满美好的时代结束了。1949年的自由议会被解散，那些敢把王亲国戚叫来问话的国民议会议员全都丢了工作，前任首相任内兴起的私人出版物被关闭，那些热情呼吁世俗改革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被投进了监狱。喀布尔大学教授穆罕默德·霍巴尔（Mohammed Ghobar）曾在《历史进程中的阿富汗》一书里忠实讲述了国家的发展历程和统治家族的严酷手段。而后，霍巴尔因书获罪，被流放到西南部荒漠的小镇，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艰难度日——阿富汗版本的“流亡到西伯利亚”。［6］一些人就这样消失了，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阿卜杜尔·拉赫曼统治下的恐怖日子。

不过，达乌德、纳伊姆和查希尔·沙阿三人想要的不仅是权力，他们想要改变一切。他们都曾开眼看过世界，清楚阿富汗之外世界人们的生活。绝对权力是强大的，问题是它统治着什么。是默默无名的农民、封建领主、游牧民族和宗教“学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几乎只字不识，他们统治着连一根针都生产不出来的国家，更不用说汽车了。他们想要统治一个富裕而发达的国家。

尽管达乌德专制冷酷，但他也是一位真正的现代主义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中国家有不少这样的强人型现代主义者。伊朗的巴列维国王（Shah Reza Pahlevi）和埃及总统纳赛尔（Gemal Abdul Nasser）就是其中的代表。达乌德年轻时，与一个名为“觉醒的青年”（Wikh-i-Zalmayan）的组织有联系，拥抱现代主义、民族主义，认为发展是好的，教育是必要的，过时的习俗应该摒弃，妇女应该解放，外国影响应该被抵制，发展本国工业，总之，阿富汗是阿富汗人的。如今，达乌德已经手握大权，他打算不遗余力地把理想付诸实践，推向极致。［7］

然而，发展资金是一个问题。在一个农牧业国家，又从何募得如此庞大的一笔资金呢？前景似乎让人绝望。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国境外，那里集结了各种力量——该地区正在成为冷战的一个关键舞台。这场全球的权力斗争在20世纪后期占据了主导地位。

(1)　特利·萨瓦利斯（1922—1994）：美国电视与电影演员、歌星、喜剧演员，以光头造型闻名，美国电视艾美奖得主。

第15章　不结盟国家

冷战序幕拉开的时候，热战其实还未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各大盟国都感觉胜局已定，他们开始为本国在战后的地位问题争论不休。罗斯福和斯大林先后在德黑兰与雅尔塔会晤，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但是为时已晚，已无法阻止即将到来的一切。那个时候，英、美军队正从西线进入德国，东线的斯大林也取得了同样的战绩。当他们最终会师柏林时，苏联已经控制了整个东欧，从保加利亚到波罗的海之滨，都是苏联的卫星国。西方阵营担心斯大林打算效仿希特勒，想要征服世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让西方的忧虑进一步加重。然而，美国及其盟友无法通过发动战争来阻止苏联，因为双方都有核弹，而且很快就会拥有热核武器，这些武器能够终结地球上的人类。

美国战后的第一任总统杜鲁门对共产党政权的突然扩张作出了回应，这一政策被称为“遏制”。美国及其盟友扶植了一批敌视共产主义、亲近西方的国家，以隔离苏联的影响。为此，美国的外交官们拼凑了一些军事联盟。在西方，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东方，有（较弱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在中东地区，有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更名为中央条约组织，土耳其和伊拉克是该组织的成员国。不久，新建国的巴基斯坦相继加入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成了反苏链条上的关键一环。有了巴基斯坦的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和“北约”连成一线，再加上美国的东亚盟友日本等国，西方阵营对共产主义国家形成了包围。［1］

当然，不是每个国家都愿意在两大阵营之间选边站。摆脱英国统治的印度，迎来了国大党执政的年代，表现出令人不安的独立。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不结盟主张，呼吁不结盟国家联合自强，这一主张后来发展成了“不结盟运动”，印度、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先后宣布中立，他们得以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灵活游走。“不结盟”的构想，得到了阿富汗的热情拥抱。

冷战从来不乏“热点”。在朝鲜半岛、越南及第三世界的许多地区，两大阵营都在挑选各自的代理人，驱使他们为各自的利益操戈相向。［2］冷战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不结盟”国家进行“和平”渗透，在这些国家中，每一方都试图把另一方挤出去。这些不结盟国家成了秘密间谍、宣传战、援助战角力的舞台。

在阿富汗，这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是首屈一指的。这个国家正好位于两大阵营的交锋前沿。当时，阿富汗领导人面临三个选择：要么投入苏联的怀抱，要么被哄骗加入“自由世界”，再就是保持中立。那么，阿富汗的前途到底何在呢？答案和一个古老的话题息息相关——地缘，地缘，还是地缘。阿富汗毗邻巴基斯坦，而巴基斯坦又是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连接。阿富汗一旦选择依附苏联，苏联就有可能以阿富汗为跳板进占巴基斯坦，如此一来，就相当于在遏制共产主义的围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因此，美国不会让阿富汗继续“赤化”。

于是，美国和19世纪的大英帝国形成了战略上的默契：阿富汗绝对不容失手，要阻止这个国家成为北方强国进攻印度（或者至少是现在的巴基斯坦部分）的平台。当达乌德与纳伊姆放眼世界时，他们在冷战中看到了机遇。

赫尔曼德河谷上的那座水坝，是美国发挥影响的关键。这项工程规模巨大，耗资良多，是阿富汗历史上最雄心勃勃、引人注目的发展项目。如果工程失败了，美国的面子自然不大好看。其实，喀布尔中央政府的声誉也和工程息息相关。就这样，一项工程让美、阿有了共同的利益。阿富汗故事发展与冷战息息相关。

达乌德一上台，便下令组建赫尔曼德河谷工程局，负责该工程一切事务（以“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为模型）。虽然最初的1000万美元早已消耗一空，但美国现在投入了相当于原来2倍的资金。达乌德组建了一个管理团队，领导人阿卜杜勒·卡尤姆（Abdul Kayeum）博士是我父亲的好友。1938年，5名来自哈比比亚高中的毕业生前往美国留学深造，卡尤姆博士便是其中之一。父亲作为卡尤姆博士的助手来到工程现场，此外，还有几十名受过西方教育的阿富汗人在工程局中任职。

在美国方面，赫尔曼德河谷是国际合作署［后更名为国际开发署（AID）］的一个项目，这是美国利用发展援助实现冷战目标的主要工具。美国方面派出工程师、地质学家、土壤科学家等专家来到阿富汗西南部，与当地的官员合作共事。赫尔曼德河谷工程局的局长被提拔至内阁部长的级别。工程局的中枢神经、政府建造的拉什卡尔加小城，则成了阿富汗人所说的“小美国”。虽然“小美国”被杜兰尼和吉尔扎伊普什图部落——阿富汗最保守的势力包围，不过，拉什卡尔加的房屋一改阿富汗的建筑传统，没有建造围墙。“小美国”里面，游泳池、俱乐部、现代化医院、公立学校一应俱全。从该地区村庄挑选出来的孩子在那里接受世俗教育（尽管宗教仍是学校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项目的核心包括两座水坝的建设，一座在赫尔曼德河上，另一座则位于赫尔曼德河的最大支流阿尔甘达卜河（Arghandab River）上。在水坝的下游，工程人员还规划了一个运河网络，配有水闸、机械化水闸和其他技术发明。水流沿着运河河道，便可以达到引济荒漠的目的。接受灌溉的区域——政府经营的试验性农场，很少将水输送到现有的田地。在试验农场，部落居民学会了用拖拉机和化肥种植从美国进口的新作物种子。

朝廷建造的模范城镇在运河网络地区像蘑菇般冒出来。纳迪·阿里（Nadi Ali）和马尔贾赫（Marjah）这样的小镇，其特色是整洁的平房、厚厚的墙壁和圆形屋顶，以保持凉爽。要知道，这在酷热气候地区是非常必要的。这里的房子都配有现代化的水电设施，小花园是每个房子的标配，房子之间有很好的碎石路。

这片土地上的生民大多是季节性迁徙的游牧民，现在政府不允许他们到处迁徙，要求牧民迁入“模范城镇”，并从事农业生产。每户人家都能分得一块土地，这些土地距离定居点有一到两天的脚程。

水坝造成的影响不止于此。这两座美国建造的大型水坝被改造成水力发电厂，产生的电力足以造福阿富汗的西南地区，包括大城市坎大哈。

阿尔甘达卜水坝全长1740英尺，坐落在坎大哈附近。赫尔曼德河上的那座水利工程则与城市相距甚远，建在上游很远的山区中叫卡加开伊（Kajakai）的地方。第一次建成时，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土坝之一，它的后面形成了一个32英里长的水库。［3］MKA在水坝下游几英里处，在一处陡峭斜坡上，建了一个小小的村庄，供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居住。建筑以石头和混凝土为材质，其坚实耐用的程度远超当地传统民居。整个村庄看上去像意大利的休闲胜地。这里约有100余栋房子，每栋楼都有一到两间卧室，厨房配备了现代电器，还有西式家居床、沙发、椅子、桌子等。

水坝建成后，所有的专家都撤走了。卡加开伊只剩下一户人家——来自意大利的科列加（Corriega）夫妇。科列加先生是一名工程师，驻守此地是要看管水电设施。由于通常每天只需下坝检查一次仪表，因此，科列加先生拥有大把的自由时间制作各类手工艺品。科列加先生是位高超的金属工，卡加开伊的每座房子都安装了锻铁栏杆或其他装置。这里每条街道的尽头都立着装饰性的灯柱，而且形态不一。此外，他还煞费苦心地收集了数吨五颜六色的鹅卵石，并按形状和大小进行分类，然后用它们铺成人行道和步道，用绿的、红的、黑的、白的和其他颜色的石材呈现花纹和几何图形。到了后来，这个村庄似乎再也没有美化的余地，于是他又打造出一艘豪华远洋客轮的比例模型。透过舷窗，甚至可以看见房间里的小床和小衣橱。

可惜，科列加的精心雕饰没有几个人能够亲眼得见，少有的几个观众也是赫尔曼德河谷工程局的官员。每年的开斋节，局里的官员会和家人从拉什卡尔加来到卡加开伊度过为期3天的假期。剩下的362天，科列加夫妇住在一座鬼城里。

高达300多英尺的混凝土突然堵住了河流，住在附近的阿富汗人作何感想？据我所知，没人问过他们。

美国对阿富汗的援助让苏联感到沮丧，尤其在苏联先行一步的情况下。早在1950年，苏联就和阿富汗达成易货协议，苏联将用石油和天然气换取阿富汗的羊毛和棉花。两年后，斯大林政府提议向阿富汗提供水泥，并签署了协议。苏联人满心以为，通过一揽子的援助，他们买下了阿富汗。

但是，不讲信义的阿富汗政府没有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打算。1953年，斯大林去世，阿富汗的最高权力易手。达乌德掌权，之后美国援助涌入了赫尔曼德河谷工程。苏联人绝不可能放弃。即使在斯大林逝世之后的混乱中，苏方仍向达乌德施加新的恩惠，在喀布尔兴建一座规模庞大的面包厂（名为“西洛”(1)）。此外，他们还打算增加援助，帮助阿富汗北部的纺织产业扩大规模。

然而，这还不够，因为此时西方列强已经深入阿富汗教育系统。喀布尔各大高中的课程体系，就是德国、法国、美国规划的，阿富汗学生还学习他们的语言。综观全国，却没有一所以俄语为教学语言的高中，学习俄语的阿富汗人寥寥无几，也很难在这里看到俄语出版物。与此同时，喀布尔大学正在与哥伦比亚大学、怀俄明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等美国学校建立伙伴关系。这些学校还派出学者、教授来阿富汗担任教职。赴美留学的学生队伍也呈壮大之势，涉及农业技术工程、医学、公共管理等多个领域。教育是文化，文化是意识形态。在阿富汗，苏联人花费的真金白银远远超过美国，却失去了阿富汗人的心和思想。

为了挽回局面，1955年，继任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喀布尔。阿富汗政府筹备了盛大的迎宾礼，准备组织群众夹道相迎、沿街喝彩。然而，与保守的宗教机构有关联的几个人却对此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因为赫鲁晓夫是自豪的无神论者，政府却为他如此大费周章，待若上宾。年轻的激进分子西卜加图拉·穆贾杰迪（Subghatullah Mujaddedi）试图组织反对赫鲁晓夫的示威活动，但他被关进了监狱，直到苏联人安全离开。西卜加图拉与为推翻阿曼努拉立下大功的哈兹拉特是亲戚关系。假以时日，西卜加图拉将成为阿富汗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50年代中期，他还只是当局眼中一个天真的讨厌鬼。西卜加图拉在狱中的时候，赫鲁晓夫和达乌德在王宫签署了一份协议，苏联将向阿富汗提供1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援助。如此慷慨的援助，在阿富汗历史上前所未见。

美国也不甘落后，促成了一项协议，帮助阿富汗建立一家国有航空公司“亚里安那”（Ariana），公司部分股权由泛美航空公司持有。达乌德也请求美国的军事援助，但这与美国的冷战政策相违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是敌对的邻邦，其原因可追溯到多斯特·穆罕默德那个时代。可是，美国和巴基斯坦是亲密的盟友，巴基斯坦通过连接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在美国的遏制链条上成了至关重要的一环，美国万万不敢忽视。正是由于巴基斯坦桥头堡般的重要地位，美国政府没有应允达乌德在武器问题上的请求。毕竟这会激怒巴基斯坦，破坏联盟关系。

美国政府的顾虑给了苏联人可乘之机。苏联很快承诺，愿向达乌德提供坦克、米格战机、喷气式轰炸机、直升机，及足够装备一支十万大军的小型武器。苏方还将帮助阿富汗建立三座空军基地，其中一座大型空军基地位于喀布尔北部的巴格拉姆（Bagram），另外两座基地位于阿富汗北部。

美国尽其所能对抗苏联的这些行动。他们不仅出资改善喀布尔机场，还将在坎大哈建造一座全新的空港。根据美方的规划，坎大哈机场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机场之一。美国专家还希望坎大哈机场能成为长途货运飞机的加油站，从而使阿富汗成为一个繁荣的国际商业中心。过去的几个世纪，阿富汗一直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巴尔赫就曾是陆路商队的中转站。机场跑道等级很高，可以服务比当时任何机型都大的飞机（对今天使用该机场的大型美国军用飞机来说是完美的）。

苏联当局很快作出回应。一大批地质学家和工程师受命对阿富汗境内的油气资源进行勘探。他们在阿富汗北部探得巨大的天然气储量，并铺设了天然气管道，将天然气输送到为阿富汗北部城市服务的发电站。此前，苏联帮助在阿富汗的北部建立了不少工厂，天然气资源正好支持当地工业的发展。毗邻阿富汗北部的苏联中亚地区，也在天然气管线的照顾范围内。此外，苏联还出手整顿了阿富汗的通信设施，长达600多英里的电话和电报线路在各地铺设开来。

1959年，两个超级大国的慷慨程度真是让人震惊，以致艾森豪威尔总统觉得访问喀布尔是值得的。赫鲁晓夫之后，阿富汗又迎来了一位大人物。访问期间，美国总统与阿富汗商人阿卜杜勒·马吉德·扎里布握手的举动让民众十分吃惊，那一刻，家资亿万的富豪似乎和王亲国戚同等尊贵。艾森豪威尔的这次访问为阿富汗带来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捐赠和贷款，并有一项重要的基建项目得以开启：修筑一条喀布尔与坎大哈之间的柏油路，其中包括穿越沿途无数河流所需的桥梁。

然而，说到援建道路，美国只能说是在追赶。苏联正在建造一条更重要、更雄心勃勃的公路，这条公路从喀布尔通往该国北部边境，其中包括一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隧道——萨郎隧道，全长2英里，海拔11100英尺。这是一条坚固的道路，可以承受坦克的重量。事实上，它能承受的重量比阿富汗当时拥有的任何坦克都大（倒是20多年后，苏军的钢铁洪流体验了一把道路的舒适感觉，堪称完美）。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美、苏在阿富汗实施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在地球上一些最困难的地形上修建了超过1200英里的优质柏油路，建立起了连接阿富汗主要城市的公路网络。［4］可以想见，达乌德和纳伊姆该多么喜欢这场冷战啊！

(1)　营业之初，西洛的生意相当惨淡，主要生产百吉饼，但阿富汗人更喜欢本国那种拖鞋形状的扁形全麦面包。不过，随着口味的改变，西洛至今仍在运转。

第16章　不要停滞，要发展

阿富汗的基建形势如火如荼，文化与社会改革也取得了进展，王室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妇女解放问题，以及为妇女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开辟道路。阿曼努拉的革命因为妇女问题失败了，纳迪尔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巨大让步。

达乌德自有一套应对这一问题的方法。他的举措并不激进，先通过一些小举措来试水。1957年，喀布尔电台开始播放女歌手的音乐，电台里也有了女播音员。政府并没有反对，这可被视为批准。也没有引发骚乱，保守派认为女人只要不被看见，她们的声音可以被听见。当年晚些时候，亚洲妇女大会在锡兰（今斯里兰卡）举行。达乌德让阿富汗妇女代表团前往参会。1958年，在政府获得父母同意书后，40名穿着罩袍的女工得以入职一家国营制陶厂，与男性一起工作，没有发生流血事件。

而后，朝廷终于向前迈出了大胆的一步。1959年8月，独立日假期的第二天，王室成员在包厢里观看常规的阅兵仪式，但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王室女性没有穿罩袍！一张张贵妇的芳容，就那样展现在公众面前，人们第一次见到了哈麦拉王后、比勒吉斯公主的容貌。达乌德妻子扎米娜·贝古姆（Zamina Begum）的脸，同样被看了个一清二楚。想知道这在阿富汗引发多大的震动，联想一下美利坚的第一夫人赤裸上身出席总统国情咨文演讲时的情景就可以了。更别提，此事实在来得突然。王室没有发布任何关于这一举动的公告，也没有通过任何法律，就毫无征兆地这么做了。

这一次，宗教机构很快作出了回应。国内几位最有权势的神职人员联名上书达乌德，表示了震惊，他们希望达乌德能把国家带回沙里亚法规定的正轨上。达乌德回信说，他非常希望能按照教法的要求去做，但他翻遍了《古兰经》，也未找到先知强制执行罩袍的只言片语。达乌德谦称自己学识有限，恳请学者们到首都来，把相关段落找出来给他看。然后，他们带着书来了。他们仔细钻研着，却没有任何发现，怒火中烧。最后，他们无法提供无可争论的圣经支持。

既然如此，达乌德宣布：王室女性将不再穿着罩袍，其他的女性也无须继续穿着。当然，王室并不打算强制其他女性怎么穿着，每个家庭都可以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只是，王室将会遵从伊斯兰教法的规定：不穿戴罩袍。

之后，不少勇敢的平民女性也这么做了。科布拉·努尔扎伊（Kobra Noorzai）作为女学校督学，她从事工作时并没有戴面纱。还有扎尔胡娜女校的校长玛苏玛·艾斯玛泰-瓦尔达克。要知道，朝廷并未明确发布反对罩袍令。这些女性是冒着生命危险这么做的，但正是她们对阿富汗女性在公共事务上拥有一席之地的主张，才使王室的政策得以实现。

每个人都为暴乱做好了准备，但一切都风平浪静。王室的“赌博”获得了成功。虽然达乌德多次表示，政府不会强迫人们遵从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但政府官员不得不允许家中的女性在公开场合露面。当年晚些时候，女孩开始在拉什卡尔加的公立高中上学（第一个是我姐姐贝丽卡）。男女同校在阿富汗实现。更重要的是，她们没有穿罩袍，而是穿灰色的制服，一条黑色的长袖连衣裙，搭配黑色长袜、白色头巾。1978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电视新闻里，不少女性活动家身上的服装和当年的阿富汗女校服如出一辙。我的几位美国友人见此情景，对霍梅尼革命强加给伊朗女性的压迫嗤之以鼻。那一刻，我不禁想到了近20年前的阿富汗，那些在公共场合那样穿着的阿富汗女性是如何做出令人震惊的女性解放的革命姿态的。

脱下罩袍，阿富汗女性迈出了勇敢的一步。但是，她们的活动没有获得太多的支持。王室将女性从基于性别的权利剥夺中解放出来，只迈了一小步。罩袍仍然未被禁止，男人仍然拥有摆布女性命运的权力，可以合法迎娶四位妻子；父亲为了敲诈大笔金钱，有权把未满青春期的女儿许配给富有的老人。而且，王室没有把罩袍倡议与更广泛的计划联系起来。毕竟，改革力度越大，越有可能遭遇风险。

哪曾想到，如此细微的一步，也招来了麻烦。坎大哈一个名为“赤脚男孩”（paylucha）的帮派打算对该地区不戴面纱的妇女和外国工人下黑手。美方承建的赫尔曼德河谷工程就在坎大哈附近，因此不少外国人聚集到了那里。阴谋很快传到达乌德那里。达乌德部署坦克进行镇压，日落之前，暴乱便被平定，且没有爆发更多的抗议活动。当时的阿富汗民智渐开，罩袍一事，人们已经不像以往那般坚持。某些毛拉的所作所为，倒像是在阻碍社会进步。他们甚至和黑帮流氓勾结，阴谋作乱，对于民众的性命安危毫不顾惜，这引起了公众的不满。达乌德就这样利用此事，让保守派败坏了自己的信誉。

王室的步伐虽然不太大，但他们开启了一扇门，变革随之缓缓到来。接下来的5年里，阿富汗女性仿佛走完了5个世纪的进程。她们终于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并在教师、护士甚至医生的岗位上发挥作用。政府部门、工厂和私营商业机构中，也出现了女性职员的身影。亚里安那航空公司开始雇用女性乘务员。喀布尔电台的女播音已经成为常态，大家不但可以欣赏女歌手的歌声，还能听到女性播报的新闻。随着晶体管收音机的普及，阿富汗各城镇的人们已经习惯听陌生女人的声音，这对阿富汗男性来说是一种陌生的经历。

1963年，喀布尔已经拥有6家电影院，其中的3家放映欧美电影，其余3家则放映印度电影，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宝莱坞电影。尽管宝莱坞电影已是出了名的循规蹈矩，接吻一类的镜头从来难得一见，不过，那里面有未经遮掩的女人面孔，有女人唱歌、说话的影像，女人穿着展现身体的紧身衣跳舞！阿富汗的其他城市也有了电影院。

冷战仍在继续，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资助了阿富汗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还推动了随后的社会进步。如此一来，反而给王室带来了挑战。现代化的浪潮滚滚而来，君主的绝对权力自然会遭受冲击。过去，政府里的关键职位都为王亲国戚所把持，这是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但现代化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和官僚系统，这需要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维持运转。一个如此庞大的系统，没有任何一个家族能胜任其所有关键岗位。因此，政府不得不打破王室圈子，面向平民招揽贤才。

政府求贤若渴，从欧美学成归来的专业人才也越来越多。一方面，王室需要这些专业人士发挥才智，促进社会建设；另一方面，又不想让他们掌握政权，但这是没有希望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官僚和行政人员拥有事实上的权力，无论这些权力是否合法。阿富汗的教师、技术人员和金融专家的人数不断积累，远远超过了王室及相关部落贵族。他们发展成了一个全新的阶层，一个足以挑战王朝的技术官僚阶层。

对于这个新兴阶层，王室抱有很大的戒心，但也离不开他们，因为这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属于一个家族，几千人去对抗数百万人。所以必须创造各种途径，实现更广泛的（也许不是普遍的）政治参与。一批经过挑选的非王室成员确实已在参与国家治理，社会的进步的确给了技术官僚跻身精英阶层的机会。

与此同时，阿富汗故事和冷战之间出现了分歧。杜兰德线——那根老毛刺，制造了很多麻烦。白沙瓦这个地方，一直被阿富汗人所挂念。从多斯特·穆罕默德那个年代起，普什图部族就在不断进言，希望重新征服白沙瓦，夺回失地。这个愿望仅限于普什图人，其他民族并不在意，但他们的想法并不重要，阿富汗的政权从来都把持在普什图人的手里。多斯特·穆罕默德以来，阿富汗的历代国王都不得不照顾同胞的情绪，至少，他们的言辞强硬，信誓旦旦要把所有的普什图人统一到一个国家之下。不过，为了保住王位，每一位国王都必须被迫接受强加的东部边界，因为他们需要金钱、枪支和大国的保护。

1947年，一个重大事件戏剧性地改变了这个故事的面貌。当时，英国势力正在慢慢撤出印度次大陆，国大党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似乎就要开花结果。在长期追求独立的斗争中，穆斯林独立运动脱离了甘地领导的国大党领导的主流运动，这个由穆斯林联盟（Muslim League）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要求为穆斯林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英国人通过支持成立两个独立的国家来解决纷争，英属印度由此一分为二：印度教徒组成的世俗国家名叫印度，穆斯林则会得到一个名为“巴基斯坦”的家园。

巴基斯坦的建国让一个古老的问题重新被提及。既然英属印度的穆斯林可以独立建国，那么，杜兰德线以东的普什图人又当如何寻求自己的前途呢？巴基斯坦的建国会不会是阿富汗的一次契机——迎回沦落异国的同胞，收复失落多年的故土？英国人决定正视这一问题，于是在英属印度的普什图人聚居区举行了全民公投，要求人们选择更愿意加入哪个国家，印度还是巴基斯坦？

印度还是巴基斯坦，难道就只有这两个选择吗？

是的，那就是唯二的选择。大多数人叹了口气，投票赞成加入巴基斯坦。部分民众完全抵制公投，“都不是”。不愿加入任何国家的普什图人不在少数，他们希望独立建国，组建独立的“普什图斯坦”。那么，“普什图斯坦”和阿富汗如何相处呢？他们会组成联盟吗？又或者成为阿富汗的一个自治省？

如上问题太过遥远，自然没人关心。1947年，阿富汗政府简单地认为，在没有详细说明的情况下，宣布支持普什图斯坦是一种政治行为。因此，阿富汗政府表态，“普什图斯坦问题”尘埃落定之前，反对巴基斯坦加入联合国。哪怕巴基斯坦建国已成事实，阿富汗政府仍在暗中支持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分裂主义运动。

普什图独立运动的领袖阿卜杜勒·加法尔·汗（Khan Abdul Ghaffar Khan）是杰出的和平主义者，被称作“边境地区的甘地”。阿富汗政府让他来到喀布尔定居，通过喀布尔电台向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人发表充满激情的讲演。［1］巴基斯坦展开报复，一家“自由阿富汗电台”在奎达（Quetta）设立，阿富汗境内的普什图居民不断收到另一侧“兄弟”的邀请，敦促他们脱离阿富汗，加入巴基斯坦。

尽管加法尔·汗主张非暴力，但是他的宣讲却诱发了武装冲突。电波来往间的唇枪舌剑，演变成为实实在在的枪林弹雨，造成人员伤亡。巴基斯坦前后三次封锁两国边界，只为炫耀它对内陆国家的影响力。

相关冲突甚嚣尘上的时候，正值达乌德执政初期。达乌德本就是个狂热的普什图民族主义者，他应该支持这一事业，因为普什图民族主义者是他执政的基础。即便他没有这样的诉求，也会为了争取民心而一意孤行。由此可见，即使是拥有绝对的权力，政治家也得讨好自己的支持者。因此，达乌德开始谈论有史以来最强硬的反巴基斯坦普什图主义。

与此同时，达乌德向美国请求军事援助却遭到了拒绝。对于美方而言，人口上亿的巴基斯坦比1200万人口的阿富汗更具战略价值。华盛顿担心，普什图人的独立愿望可能会危及其盟友——巴基斯坦这个大杂烩国家的生存。毕竟建国不久的巴基斯坦已被分成了两个互不相连的部分。东巴基斯坦很快会分裂，成为孟加拉国；印度声称对克什米尔拥有主权，“普什图斯坦”若实现，信德省（Sind）的一部分及俾路支省（Baluchistan）可能追随而去。如此一来，偌大的一个巴基斯坦岂不只剩下一个旁遮普（Punjab）？如此一个小国求得生存尚且不易，即便幸存下来，又怎能承担起连接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纽带作用，如何作为该地区唯一的力量抗衡不结盟、偏左的印度？正因如此，美国绝对不能放弃巴基斯坦。无论如何，这个国家的生存必须得到保障。因此，美国的外交官试图劝说达乌德接受杜兰德线。

普什图人聚居区

“普什图斯坦”的梦想始终在达乌德的心头回荡。不过，他也未能在这方面取得进展。1960年，达乌德决定要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于是阿富汗单方面关闭了两国边界。综观达乌德的执政生涯，这个决定真是愚蠢之极。边界一关，双边贸易立即陷于停滞，边界地区的游牧民无法自由来去，城市里大小商店的货架变得空空如也。一个内陆国家，为什么要切断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难道达乌德当真以为如此举动能让巴基斯坦感到压力？反正世界各地的观察家们挠破头也不理解达乌德的决定。达乌德这是在向巴基斯坦以死相逼吗？如果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就活活憋死自己。对此，巴基斯坦政府只是笑而不语。惊慌失措的美国政府将150多名技术顾问撤离阿富汗，并警告达乌德收敛他的小孩子脾气。

不过，达乌德不肯让步，拥有无限权力的独裁者一般都难得认错服软，相反，达乌德指望苏联来为他摆脱困境。达乌德的请求得到了苏联的热情回应。边界关闭之前，卡车每天载着上千吨阿富汗出产的葡萄，开赴巴基斯坦的港口城市卡拉奇。现在，苏联以飞机作为运输工具，倒也运走了几百吨葡萄。有传言说，其实苏联并不想要这些水果，苏联本就有不少葡萄产地，他们实在没有理由引进一批外国货来打压本国产品。可是，达乌德的面子又不能不给。无奈之下，苏联人只得把阿富汗葡萄倒进咸海。［2］不过，只要能让阿富汗政府投入己方阵营，其他事情都不在话下。总之，达乌德的蠢行让阿、苏两国关系变得十分紧密。美国人看在眼里，怒在心里，却没有一点阻挠之力。

不过，王室可不希望和苏联走得太近，不结盟仍是阿富汗的国策。如果达乌德让不结盟国策变得困难，那他必须下台。1963年的这场外交风波，让查希尔国王下了决心。国王亲自出面，撤掉了达乌德的首相职位，他感谢堂兄多年来为国家所作的贡献，希望他退休之后生活愉快。查希尔国王宣布亲任首相一职。

第17章　民主的时代

达乌德下台了，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要知道，达乌德可是主动请辞的。试问，哪位强人能在军队、警察、情报及特务系统尽数听命于己的情况下主动放弃权力？我想不出第二个例子。作为一个在阿富汗长大的孩子，我并不喜欢达乌德，他是我的噩梦，我向你保证，他是个可怕的人。不过，回首往事，我也得承认，达乌德有他的伟大之处。毕竟，他让妇女摘下了面纱，后来他还和平交出权力，避免国家陷入喋血境地。尽管他的主要动机可能不是他的国家，而是为了家族利益。显然，家族政治、幕后交易和未公开的压力，让他作出了辞职的决定。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他大权在握，他有了选择，他选择了辞职。

接下来发生了更加不同寻常的事件。国王决定削弱自己和王室的权力，他下令制定一部新宪法，对王权进行限制，赋予人民更多权利。综观阿富汗历史，这样的事真可谓史无前例。(1)

一开始，大家都非常怀疑，人们说这不过是马哈茂德虚假的“阿富汗之春”的重演。政府假借取消审查制度、举行选举来打击潜在的异己，待政敌的人头纷纷落地，一切又将回归高压统治的老路。

可是，人们都错了，国王是认真的。他不仅要求达乌德辞职，还解散了整个内阁。接下来，一名技术官僚被任命为首相。在查希尔国王的支持下，新首相组织了新内阁。新内阁成员中，没有一人拥有王室背景，其中两人甚至不是普什图人。他们所处的时代确实在改变。

久居囹圄的政治犯得到释放。在监狱长大的恰希家族成员不曾想到，他们还能重见天日。历史学家霍巴尔（Ghobar）结束了长达10年的流亡生涯，回到喀布尔大学继续从事教职。

在查希尔国王批准下，新首相和内阁任命了一个由学者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制定新宪法——一部真正的宪法。该委员会共有7人，我的叔父纳吉姆丁便是其中之一。他的一生甚是离经叛道，虽然学习医科，却从未正经执业。另外还设有一个咨询委员会，作为磋商机构。前文提到的杰出女性玛苏玛·艾斯玛泰-瓦尔达克和科布拉·努尔扎伊都是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另一位成员莎菲卡·齐亚耶（Shafiqa Ziaie）后来被任命为内阁部长，但不担任部长职务。也就是说，齐亚耶虽然参与内阁会议和政府决策，但不具体管理某个部门。拟订宪法草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最终获得批准也耗费了数月，最终出台的宪法着实震撼了整个阿富汗。

根据新宪法，阿富汗将建立一个真正的议会，议员通过真正的选举产生。同时，议会是阿富汗的立法机关。

宪法明确限制君主的权力，国王将变成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那样的象征性君主。

新宪法第二十四条最令人震惊。

第二十四条规定：任何王室成员和国王的近亲都不得在议会、内阁、最高法院任职，也不得加入任何党派。

天呐！

我写到此处的时候，还是目瞪口呆的。人类历史上，何曾有过这种事情？请不要以美利坚合众国为例：北美殖民地天高皇帝远，为了摆脱大洋彼岸的王权束缚，美国人可是经过了八年苦战。法国大革命也不能算。法国从绝对专制到极端民主，是通过血腥革命和恐怖统治才实现的。可是在阿富汗，这种变化一夜之间发生。主持这场变革的，还是曾经的专制君主。

当时的喀布尔人，都不敢相信民主已经成真。大家在茫然中走来走去，等待美梦化为泡影，等待达乌德挥舞斧头突然出现。不过，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达乌德在喀布尔过起了平静的退休生活，十足是个安享晚年的老绅士。他只是观察事态发展，与朋友私下讨论，而不公开发表意见。平民内阁开始运作，选举也顺利进行，最终有4名女性获选。由此形成的新一届议会开始顺利履职。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尝试办报纸，在政府没有反对的情况下，涌现出了更多出版物。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边界重新开放，货物得以流通。各大商店的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不仅有本地产品，还能买到荷兰巧克力、法国香水、意大利面条、坦噶尼喀咸牛肉、挪威沙丁鱼罐头、瑞士手表、法国钢笔、德国相机、英国自行车和美国唱片。［1］

在外交上，1963年的“天鹅绒革命”（the Velvet Revolution）将阿富汗重新归位于它原来的位置——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夹缝中，坚定走不结盟的外交路线，不抗拒两边的“勾搭”，对双方提供的各种馈赠更是一应笑纳。

那个时候，外界送来的大礼包可谓接连不断。德国人为喀布尔大学建造了现代化的校园。苏联方面慷慨解囊，建起了60多栋现代公寓大楼，配有完备的水电设施。这是一个带遮阳行道、商店和娱乐设施的住宅开发项目。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银行、现代化高级酒店、百货商店等不断入驻，城市里还有了现代化的公共汽车，这些都是拜冷战时期阿富汗的“追求者”所赐。除了老城区，喀布尔的街道都铺上了沥青，人行道路也成了标配和时兴。驴和骆驼不再经常进城，卡车和轿车变得普及起来。主要的河流上建起了巨大的水力发电厂，它照亮了喀布尔的夜晚，照亮了每晚喧嚣的婚礼宫殿，照亮了遍布主干道的现代西式餐厅和咖啡馆。市中心新开了不少书店和音像店。茶室、冰激凌店和烤肉店多得有如雨后春笋。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新兴的中产阶级会驱车前往近郊的风光胜地，如度假小镇帕赫曼（Paghman），卡尔哈（Qargha）水库也是大家喜爱的度假选择，那里有一家俯瞰水面的大型露天咖啡馆。

每到夏末，会迎来阿富汗的独立纪念日。独立日的庆典活动本就是阿富汗人狂欢的上佳时机。现在，庆典变得更加隆重。每年，政府会将举行庆典的广场周围布置得张灯结彩，充满了节日气氛。

在这个节日里，会举行阿富汗的传统体育项目“布兹卡谢”。这是一场残酷的马术比赛，骑手们为抢夺一只山羊的尸体进行搏斗，他们需将山羊拖过球门线。传统上，布兹卡谢属于个人之争，这些参赛队伍代表各自的省份。操场中心的人工湖畔还会大放烟火，政府部门赞助了露天茶室，乐队在这里演奏，人们可以免费聆听知名歌星的演唱。半古典歌唱家萨拉罕格（Sarang）曾经在此献唱，流行明星艾哈迈德·查希尔（Ahmad Zahir）更是在这里大放异彩。他弹着电风琴唱情歌的神采迷倒了万千少女。那些情歌歌词是数百年前波斯的古典诗人写的。美术馆里，展出了现代阿富汗画家带有些许野兽派色彩的风景画。

更重要的是，独立日还为贸易博览会创造了契机，也是冷战各国较量的“战场”。各国纷纷设立展馆，展示自己的商品。阿富汗人涌进展馆，大开眼界。美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中国和苏联，都在不遗余力地展示自己。从摩托车、收音机、电动打蛋器、冰激凌机、唱片机到鞋子、帽子等各种机器制造的时尚物品，应有尽有，还在不断增多。

展馆附近，还有各国自设的剧场，观众可以欣赏到花样百出的异国演出，有来自美国的艾灵顿乐队爵士乐表演、中国传统京剧，还有来自莫斯科的马戏团表演，那些空中飞人、杂耍高手在钢丝上辗转腾挪，表演高难度动作。两大阵营都在竭尽全力争取东道主的芳心。“来吧，做我们的盟友吧！”这可是他们共同的心声。

资金和技术援助源源不断地涌入，用于建设阿富汗的公路网。到20世纪60年代末，人们可以在一天内驾驶汽车从巴基斯坦边境穿过喀布尔，直抵苏联边境。苏联援助的萨朗隧道则是途中的必经之地。

大量的外国人使喀布尔人口激增。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家庭条件相当不好，他们拥挤在公寓或小房子里，有时甚至是两三户人家同住。人们可以看到他们在集市上采购当地物品，与阿富汗人手忙脚乱地挤在一起。

在喀布尔，美国人和西欧人同样随处可见。不过，他们自有他们的生活空间，和阿富汗人几乎互不相干，就像19世纪来到喀布尔的英国人一样。他们在物资供应所购买的商品全部来自各自国家。不过，60年代中期“和平队”（Peace Corps）志愿者涌入阿富汗，他们与阿富汗人有密切的生活和工作联系，不仅是在喀布尔，他们还深入边远城镇，担任教职，参与医护工作，还有不少人投身到了阿富汗的农业振兴事业当中。其实，这些年轻人一无专业经验，二又缺乏真正的技术，他们对于阿富汗社会发展的贡献相当有限。不过，这一张张来自美国的面孔十分和蔼可亲，至少，“和平队”促进了国家间的互相理解（也促进了美国的冷战事业）。

20世纪60年代，世界革命形势风云激荡。到1967年，激进浪潮更是达到了巅峰，嬉皮士开始涌入阿富汗。2(2)这些人就像现代社会中的游牧民，他们从欧洲开始流浪，经伊朗进入阿富汗，经赫拉特、坎大哈、喀布尔，然后一路向印度奔去。他们喜欢阿富汗的一切：这里的大麻劲头十足，人民友善平和。阿富汗有严格的社会规定，不过，至少在最开始接触外国人的时候，他们对他人的标准是豁达包容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亚历山大·布尔内斯写于19世纪30年代的阿富汗见闻，足以为此提供例证）。

“嬉皮之路”上的阿富汗人在这群新的外来者身上发现了商机。聪明的商家很快发现，嬉皮士口口声声说要体验生活，但他们毕竟来自欧美国家，又怎么会挤进烟馆，和本地人一起吞云吐雾呢？当时的阿富汗，大麻虽早已合法，但声名狼藉。任何人都可以吸，不过，真正沉溺其中的阿富汗人，是一些白天辛勤的苦力、经常挨更守夜的司机以及浪荡江湖的暴徒和恶棍。相形之下，上层人士更喜欢酒精。尽管饮酒违反教义，不过，也许正因如此，上层人士才会趋之若鹜。因此，阿富汗的“创业者”们为嬉皮士创造了一个浪漫的梦想，他们建立了酒吧和俱乐部，在这里，嬉皮士们可以获得他们想象中的阿富汗体验。［2］为了保证这一点，商家还对本地客人进行特别筛选，拒绝接待地痞流氓、贩夫走卒，允许入内的阿富汗人必定地位较高、受过教育。当然，和商家熟识的关系户也能加入这种毒品俱乐部。正因如此，嬉皮士们都很热爱阿富汗。毕竟，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周到而可爱。不过，正如“和平队”志愿者为西方国家塑造了形象，嬉皮士也是如此。当他们的数量寥寥，像一股细流时，并不会给阿富汗带来多大麻烦；但一旦他们变成洪流，这一形象就会在阿富汗人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1969年，阿富汗的城市结构正在经历迅速、激烈的变化，尤其是喀布尔。当时，城里的许多人（包括女孩）都接受过高中教育，进入高校继续深造的女性也不在少数，她们大多入读师范学校或医学院，阿富汗的女医生、女教师因此越来越多。

这个时候的阿富汗，男女同校已成常态。男女同学之间开始了谨慎的约会。当然，这不是两个人之间的约会，阿富汗的风气还不至于如此开放。男孩和女孩们会在公共场合相见，然后进行双向选择，再让各自的家庭出面安排婚姻。这些爱情的婚姻会让两群互不相识的人参加婚礼，他们来自新娘和新郎的家庭。这为参与其中的青年男女提供了另一个场所，让他们单独约会，安排自己的婚姻。

与此同时，喀布尔的女士开始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不仅展露容颜，还露出了手臂、腿，甚至是乳沟。西方的时尚风潮也在技术官僚阶层的下一代之间流传开来。迷你裙和低胸衬衫，她们已经习以为常。夜店越开越多，啤酒和威士忌一类的东西，也不再仅向外国客人开放销售。对于酒精，阿富汗人愈加适应。城市当中，不会有人对饮酒提出异议。前文提到过的那位科列加先生，也从卡加开伊搬到了喀布尔。毕竟，首都是个大都会，只有在这里，他才能更好地行销自家酿造的葡萄酒。总之，如果文化也是一片阵地，冷战双方已经在阿富汗分出了高下。这一次，西方阵营取得了一场完胜，他们的流行音乐、蓝色牛仔裤和超短裙在喀布尔随处可见。不过，在政治和外交领域，美国和他的盟友却一步步败下阵来。美方寄予厚望的赫尔曼德河水电站非但没能撑起华盛顿的面子，反倒成了不可承受的负担。工程开启之前，没人做过足够的土壤研究，新的灌溉方式反倒加重了土壤中的盐碱成分，使大部分土地无法耕种，寸草难生。

此外，没有人研究过水坝与运河修建带来的社会影响，受到工程影响的一干村民本就在调查人员的考虑之外，自然不会有人苦口婆心向当地人介绍大坝的功能和意义。人类学家路易·杜普利（Louis Dupree）曾经指出，阿尔甘达卜大坝落成之后，距离大坝20英里的村民仍对这个庞然大物的存在茫然无知。［3］

卡贾卡伊大坝完工之后，大坝下游仍有一些事务需要处理。于是，我父亲开着一辆路虎汽车前往那里的几个偏远村子。附近地势崎岖，甚至没有像样的公路。在一个地方，前来迎接他的村民询问阿曼努拉国王的健康状况。当时，距阿曼努拉下台已逾30年了，相关的消息却一点也未曾吹进这处偏远山区。上游那座宏伟的水坝，村民同样毫无察觉。他们只是觉得，河道的水文状况变得有些奇怪。有时候，河水湍急异常，水量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村民那套古老的水资源管理系统根本无法处理这些令人费解的新型水资源情况，村里的土地被淹，粮食歉收，村民陷入了饥馑的境地。

河流突然发生了令人费解的变化，这破坏了围绕水资源管理而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社会传统。过去，米拉布受人敬仰，由他来组织与水利相关的工作，并裁决水源纠纷。上游的大坝一拦，他们在村里的地位一落千丈，这种权威的侵蚀还产生了一系列微妙的后果。

与此同时，模范城镇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政府本来指望不同民族的人聚居在一起，能够相互理解、互相融合。可是，大家到底没有找出一条共存之道，相关的冲突倒是层出不穷。一些新城镇的居民受够了，他们离开模范城镇，重新过起了游牧生活。

在新灌溉区，为给大型试验农场项目腾出空间，许多居民被迫迁出了他们的农场。后来，一些农民想回到自己的农场，但政府不允许这么做，这导致相关的矛盾不断积聚。

至于坎大哈机场，整个想法都落空了。设计建设的机场是为了能给螺旋桨飞机提供完美的服务。但机场建成时，正是螺旋桨飞机被淘汰、新兴的喷气式飞机兴起之时。而且，机场的油泵无法正常工作，长途货运飞机自然不会把坎大哈机场作为加油站。飞机络绎不绝的情景从未在此出现，坎大哈空港虽然摩登气派、规模宏大，却始终门可罗雀。

一些发展项目已成功完成，但只限于较大的城镇，农村并未获益。沿着任何一条神奇的现代高速公路去往任何一个方向，都会通向不知电力为何物的村庄。村子里的人没听过“冷战”这个词，至于日新月异的城市生活，他们也只是从其他村民那里听来的，而这些“报道”已经被不认同的“记者”歪曲了。

这就是那个旧有的阿富汗。阿卜杜尔·拉赫曼曾试图摧毁，让阿曼努拉跌下王位的旧阿富汗仍然存在，而且绝大多数阿富汗人仍属于这里。更重要的是，旧的阿富汗和喀布尔政府及其技术官僚居住与管理的城市阿富汗，还在日益疏离、渐行渐远。

(1)　即便是阿曼努拉这样的民粹主义者，也丝毫未曾削弱王室的权力。

(2)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阿富汗的“黄金时代”，长发披肩、身着奇装异服的放浪青年沿着“嬉皮之路”，一路穿越欧洲、土耳其、伊朗，来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地。——编者注

第18章　左翼兴起

达乌德在向苏联寻求军事援助后，开始派人前往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接受军事训练。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数百名受过良好教育、具备管理才能和掌握技术的西方留学生回国，数百名留学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军事训练的留学生也回来了，他们训练有素，已做好进入军队的准备。在社会主义国家求学期间，他们不仅收获了军事知识，还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看待祖国前途和个人命运的角度由此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按照马克思主义史观，阿富汗尚处于向前工业社会过渡的封建社会阶段。而他们是阿富汗迈向工业文明的开路先锋，要消除所有关于天堂和地狱的胡言乱语，把阿富汗打造成天国乐园，工人的天国乐园。

随着时间推移，马列主义思想从军营传到了喀布尔大学。大学毕业生走上教师岗位，又把共产主义思想带进了中学课堂。当时的喀布尔工作机会十分有限，许多大学生只能远走他乡，到各地的公立学校从事教职；年轻军官则被派到全国各地驻防，共产主义思想由此播撒到了阿富汗地方社会。在喀布尔，不少持有异见的知识分子秘密结成学习小组，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每个小组的成员不过10—12人。在议会时代，其成员也只有几十人，但他们的思想在不断传播。

1965年，来自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30多名代表齐聚在记者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Nur Mohanmmed Taraki）的家中。塔拉基因写过一些说教小说及有关阿富汗工人和农民的小说，从而在苏联引起了一些关注。塔拉基出身贫穷的普什图家庭，通过就读公办学校晋升成为技术官僚。他还曾经前往美国，在阿富汗大使馆当过一阵子助手。他的一部小说被翻译成俄语，并受到苏联读者的欢迎，称赞他是“阿富汗的高尔基”。1965年，塔拉基已是两鬓添霜的老人，而与会者大多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塔拉基由此确立了他的领导地位，毕竟在阿富汗这个社会，年长即等于权力。

然而，会上有那么一位人物并不服气。此人名叫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时年36岁的他虽然华发未生，但在一众大学毕业生当中也算得上半个长者。求学期间，卡尔迈勒曾经组织过多场反政府学生运动，并因此招来了一段长达四年的牢狱之灾。正是由于这段经历，卡尔迈勒在喀布尔的激进分子当中闯出了名声。在达乌德的黑狱中，他的狱友——一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向他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出狱之后，卡尔迈勒继续求学，取得法学学位。与此同时，他这个拥有特殊牢狱经历又富有领袖魅力的大龄学生，在年轻的同龄人中拉起了一支规模不小的拥趸队伍。1965年，卡尔迈勒已经离开校园，但左翼学生运动仍和他有很多联系。

30多名参会者连夜决定成立一个政党，角逐即将到来的国民议会选举。这个政党就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the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PDPA）。那天晚上的这些与会者，不仅是党的领导人，也是党的大多数成员。他们中的半数出身普什图农村家庭，来自那个旧的阿富汗，通过公立学校得以进入新的阿富汗。剩下的那部分党员出身城市。塔拉基是第一个群体的代表，他的父亲是个牧羊人，其先祖是游牧民。第二个群体的代表则是卡尔迈勒，他的父亲是个将军，与达乌德来往密切。

选举结果出来了，卡尔迈勒为代表的群体几乎全部成功当选，塔拉基的团队则无一人当选。不过，新兴的人民民主党到底是在阿富汗政坛有了一席之地。议会开幕那天，一帮学生涌进了会场，他们的抗议行动让不少人对学生运动心生反感。学生们觉得，各位议员并非真正的民意代表，而且大多有贪污与结党营私之嫌，他们要求一年前国王任命的首相及内阁集体请辞。会场里嘘声阵阵，议员的讲话频频遭到打断。显然，这是人民民主党策划的一次示威。一片喧闹中，大厅里的一名议员突然站起身来。此人身着衬衫袖子的便服，看起来像学生，他就是卡尔迈勒。示威者安静下来，给了卡尔迈勒发号施令的光环。他开始了一番慷慨陈词，痛陈国家面临的困境和农民的悲惨遭遇时，卡尔迈勒相当动情，好些反对派议员听了都为之落泪。卡尔迈勒讲话期间，每个人都在认真聆听。当他坐回议席，会场又开始喧闹起来，议会不得不休会。［1］

接下来的几天，学生们仍在议院中抗议。没办法，议会只得动用警力，把一干学生逐出大楼。但是，抗议活动还在继续，只不过把阵地转移到了街头。四面八方的学生还在源源不断地加入示威人群，能有机会成为这历史性时刻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十分兴奋。至于抗议游行有何目的，又有什么打紧呢。

游行仍在继续，官方渐渐难以容忍。1965年10月25日，当局授意警方出马驱赶示威人群。警方开了三枪，造成三人不幸身亡，其中两人是学生，还有一人是围观者。在很多人的心中，阿富汗可能就是政坛暴力的代名词，区区三条人命是小事。这样的想法真是大错特错。这桩惨案一直被阿富汗人铭记至今，大家都不会忘记，那天是阿富汗历8月的第三天。此后的十多年里，这一天不仅仅是日历上的一个日期，还是那场运动的象征。

1965年，示威游行进一步升级成一场罢工。喀布尔大学的学生发动罢课，还把一封请愿书递到了副校长（碰巧是我父亲）手里，请求政府彻查整起事件，惩罚下令向学生开枪的人。如若这样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他们将让大学今年内无法再复课。

示威活动已经导致第一任首相被迫辞职，继任者哈希姆·麦万德瓦尔（Hashim Maiwandwal）接受了请愿书，承诺会进行调查。最终，一位默默无闻的大学老师被指控，罪名模棱两可，实际上调查并没有结果。街头流言称，国王的堂兄、喀布尔驻军司令阿卜杜勒·瓦里（Abdul Wali）嫌疑最大。如果真是这样，调查毫无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阿卜杜勒·卡尤姆（Abdul Kayeum）因为“八三事件”辞去了内政大臣的要职并流亡海外，人们认为，无论他是否真的要对此事负责，他都应该承担责任。

到底谁应该为“八三事件”负责呢？时至今日，没人清楚问题的答案。事实上，这可能并不重要。当年的喀布尔就像一个火药桶，“八三事件”不过是导火索。此后的十年里，每逢阿富汗历的8月3日，广大学生都会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在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学生激进分子会等同“左翼”，或至少是“自由派”。在喀布尔，这两个词并不是同义的。在这里，富有煽动性的校园激进分子都是宗教激进主义者。大学里的神学教授是这类学生的带头人，其中最知名的参与者要数布尔汉努丁·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和阿卜杜勒·拉苏勒·赛义夫（Abdul Rasool Sayyaf）。两人是校友，都曾在埃及著名的伊斯兰神学院爱兹哈尔大学就读。一帮留苏学生为阿富汗带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拉巴尼与赛义夫则带回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旨是，全世界的穆斯林应当生活在统一的哈里发国，摒弃民主、人文主义之类的西方思想。拉巴尼和赛义夫认可穆斯林兄弟会建设一个完全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国家的愿景。

在众多的学生追随者中，有两位活跃的学生：塔吉克人艾哈迈德·马苏德（Ahmad Massoud）和普什图人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希克马蒂亚尔是个凶残狡诈的人物，他一开始是共产党员，但最终滑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和他的同伴们抗议喀布尔的社会变革，在学校里跟踪不戴面纱的女性，将硫酸泼向她们的脸。［2］

阿富汗的学生激进分子从一开始就两极分化。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统一的领导，左派和右派都分裂成许多派别，反映了潜在的种族、部落和个人冲突，因敌对产生的分裂愈演愈烈。1965年，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正式成立。一开始，全党不过30人。经过两年的发展，党员发展到35人。35人的小团体却很快一分为二，由于塔拉基和卡尔迈勒政见不合，他们各自拥有12—15人的追随者。他们通过所创办的报纸发声，抨击政府，指责王室，视另一派为政敌。塔拉基及其追随者创办党报《人民》（Khalq），因此被称为“人民派”，其成员来自农村。卡尔迈勒所代表的一派因为机关报《旗帜》（Parcham）而得名“旗帜派”。旗帜派由城市技术官僚组成，有些人嘲笑他们是阿富汗皇家共产党（The Royal Communist Party of Afghanistan）。两大派别对立严重，几乎无法共存，其中甚至有更小的左翼团体分离出来，他们是更特殊的种族亚族或领袖。［3］

不幸的是，在“新民主”的十年里，达乌德邀请他精心挑选的左翼人士到他家中进行私下会面，试探他们的派别、忠诚度和思想，并以阿富汗的传统方式建立了一个新的联盟网络。达乌德在年轻军官中寻找朋友和同盟是很自然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属于旗帜派。他们团结在这位曾经的强人周围完全是可能的，当年，正是达乌德的政策，他们才得以前往苏联留学，变得训练有素、思想激进。60年代末期，喀布尔充满了活力，来自西方的嬉皮士蜂拥进来，夜店与派对的喧闹声响彻整个喀布尔。工厂越来越多，工人阶级队伍逐步壮大，学校教育逐渐普及。学生们常常因为课业上的要求（如更宽松的考核）而罢课，工人要求雇主缩短工时、提高薪酬而罢工。仅在1968年夏天，阿富汗就出现了15次学生大罢课和25次工人大罢工。与此同时，军队里的下级军官也在小声说着“革命”，大学和清真寺里的宗教学生都在妖魔化“世界末日”——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

喀布尔的活力麻木了人们的感觉，但寻欢作乐的背后却隐藏着麻烦。沿着任何一条公路或从政府哨所步行几个小时，就会来到那个古老的阿富汗，乡村世界和游牧部族里的毛拉、马利克、汗仍在沿着自己的轨道隆隆前行。

1973年，查希尔·沙阿前往意大利度假。他的堂兄达乌德趁机发动政变，夺取了国家的控制权。行动十分迅速，几乎未发生流血事件。这很可能是一次精心安排的政变，达乌德把至少一辆劳斯莱斯轿车送去了意大利。如果你能得到它，这是一次不错的政变。核心的王室成员可能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对国家的最大威胁，必须进行遏制。达乌德已为这天做了许久的准备。他一废黜查希尔国王，就宣布自己任阿富汗的首任总统。你也许会质疑达乌德的合法性，毕竟这世上哪有自封的总统。不过，政治进步并非一日之功，美利坚合众国也不是一天建成的。也许，他只是觉得“国王”的称呼听起来过时了，“总统”这个头衔要摩登许多。

达乌德倚仗旗帜派重登权力巅峰，不过，他并不是人民民主党党员。局势一稳定，他立即着手排挤左翼盟友，把一些人降职，把另一些人提拔到无关紧要的位置，并派遣许多人到国外担任大使。阿富汗与苏联永恒的友谊被达乌德反复强调，但是，他同时又在拉拢美国的地区盟友。他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统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和伊朗国王礼萨汗。阿里·布托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总是穿着一身萨维尔街出品的考究西装；礼萨汗则是美国在伊朗的“钢铁侠”。三位领导人计划组建一个地区贸易联盟，并考虑签署一份集体安全条约，修建一条联通三国的铁路。苏联远远地关注着这次会谈，警钟开始敲响。

打压左派的同时，达乌德也不准备对右翼人士手软。当拉巴尼、马苏德和希克马蒂亚尔等伊斯兰主义者蓄谋叛乱时，达乌德镇压了他们。无奈之下，拉巴尼等人只得逃往巴基斯坦。

再度上台的达乌德保留了自己的一贯强硬作风。他用国家暴力机器镇压政敌，用从德国订购的新刑具恢复权力。［4］但是，总统很快发现，自己的铁腕手段并不足以把整个国家牢牢攥紧，社会的各个阶层似乎都要和他分道扬镳。1978年4月，两名身份不明的持枪歹徒暗杀了颇受欢迎的左派领袖米尔·阿克巴·胡贝尔（Mir Akbar Khyber）。胡贝尔之死引发喀布尔持续数天的示威活动。达乌德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国内的安全隐患。在一次迅疾的行动中，几乎所有他认识的左派领导人都被逮捕下狱，尤其是人民派的各位领导。只不过达乌德行动还是不够迅疾，人民派的干将之一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事前就听到了风声，他设法让他的小儿子带着消息到人民派各位地下工作者那里，告诉他们发动政变。显然，人民民主党早就制定了一个计划，只是在等待时机。

逮捕行动刚过一两天，坦克部队的指挥官求见达乌德总统，带来的消息让达乌德大感震惊。来人声称，他得到消息，一个很大的阴谋正在酝酿中，阴谋者计划在4月27日行动。他请总统下达指示，坦克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并将坦克部队部署在喀布尔市中心的王宫周围。

4月27日清晨，天气晴朗。整个上午，街道平静如常，难道是一场虚惊？中午12点了，近郊的山顶上传来一声隆隆的炮声。没什么好担心的，每天中午，那个地方都会鸣放礼炮计时，喀布尔市民可以据此对时。但是，那天的一声炮响，听来意味深长。果然，炮声刚落，塔克的炮塔旋转过来，对准了王宫。达乌德恍然大悟，难怪那名军官知道今天有事发生，他也参与其中，是人民派的一分子。

装甲部队当前，达乌德已经无路可逃，他退到被围宫殿的最深处。所有的家人和亲信都应召来到他的跟前。达乌德表示，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自行离开，他不会轻视他们，毕竟这已是最后的生机。不过，没有人离开。

宫外，枪声密集作响。护卫宫殿的2000名精锐禁军和叛军展开了激战。而后，几架战斗机掠过低空，朝着王宫猛烈开火。事后有人指出，这些飞机并非来自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而是来自塔什干（Tashkent），苏联人正是从那一刻起介入了阿富汗局势。不过，据我了解，尚无依据证明这一点。无论如何，对方把王宫驻防的禁军全部杀了。人民派冲入王宫，与达乌德及其家人展开正面冲突，双方进行了一场生死搏杀。达乌德拿着枪倒下了。那场政变导致达乌德及其18—30名家眷遭到杀害。不过，达乌德的名声实在骇人，哪怕他已经成为一具尸体，叛军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们秘密将达乌德的尸体装上卡车，运往某处无名地点草草掩埋。他们没有透露达乌德的葬身之处，也从未提及涉事人员的具体身份。这一切都源于他们对达乌德的恐惧。30年后，其中的一名涉事者还记得那个地点，他带着一批官员发掘了达乌德的骸骨。(1)一代强人终于得以迁葬安息。不过，这一切都是后话。1978年4月27日，达乌德和他的全部家人死于政变，2000多名卫兵在那次政变中丧生，多斯特·穆罕默德家族走到了尽头。

(1)　2008年，达乌德及其家人遗体被发现。此时，距离1978年达乌德死于政变已过去了30年。——编者注

第19章　改弦更张

从理论上讲，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成了阿富汗的执政党。但在实践中，它面临着与多斯特·穆罕默德同样的挑战，他们必须巩固喀布尔的权力，以让广大乡村地区服膺，虎视眈眈的外国势力，也需要他们积极应对。政变之后的几天里，新政权的武装在喀布尔四处搜捕王室的漏网之鱼。能够逃出阿富汗的王亲国戚，全都已经走得一干二净。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民民主党官员通过喀布尔电台，宣布大局已在“革命委员会”的控制中。然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这个委员会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而后，民众从电台得知，空军中尉阿卜杜勒·卡迪尔（Abdul Qadir）掌握了权力。对于卡迪尔，大部分阿富汗人觉得很陌生。这场政变来得太突然，连胜利的一方都不知道谁是赢家，他们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把事情弄清楚。

记者穆罕默德·塔拉基成了总统、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总书记，他还是各种组织的领袖。总之，塔拉基几乎包揽了一切可能的尊衔。师范大学的前校长哈菲佐拉·阿明，则成了新政权的二号人物。

新内阁完全由人民民主党党员组成。人民派和旗帜派各占一半席位，似乎形成了力量平衡。不过，各种机要位置都为人民派所把持，并很快摆脱了旗帜派。就连卡尔迈勒也被派往东欧担任大使。两派的矛盾很快公开白热化，他们偶尔会进行西部式的疯狂枪战。最终，旗帜派纷纷败走，人民派成了最高统治者。

长期以来，人民民主党都在地下活动。尽管旗帜派参与政变、帮助达乌德重夺权柄的时候，有好些党员身份公开了，不过，大多数党员仍然是秘密的。因此，在政变后，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党员身份。

随着人民民主党的自信与日俱增，即使是级别较低的官员也开始有些跋扈起来。在整个行政系统中，就连政府高官也开始遇到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不尊重、不服从或随意被下属嘲笑的事件。军官们开始意识到，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指挥系统，下士可能凌驾于上校。大家不知道谁可以信任，不经意的一句话就可能招来灾难，噤声不言才是最好的选择，恐惧在城中蔓延。这时，一个组织开始像海怪一样在技术官僚阶层兴起：人民民主党。这些年，人民民主党的各派别和分支一直在他们的秘密会议中制定“方案”。掌握政权后，曾经的秘密方案终于可以大大方方投入实践。虽然没有一点治国理政的具体经验，但新政府信心满满，他们开始依据“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颁布法令。

从理论上看，新政府的大多数法令颇具进步意义，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例如，妇女的地位得到提高。新法禁止父亲支配女儿、丈夫支配妻子，礼金与童婚也被视为非法——这与阿曼努拉试图颁布的措施相同。新法令规定为女性开设扫盲班，并规定为新母亲提供长达270天的带薪产假。

新法虽好，但范围非常有限，很难惠及喀布尔之外的任何地区。这也难怪，人民民主党的党员来自心怀不满的技术官僚阶层，而非在农村生活的农民。由于村民们没有立即受到影响，所以他们谨慎观望。随后，政府出台了一项对村民有重要影响的法令：取消农民欠地主的所有债务，宣布以土地作为抵押的高利贷非法。你知道这为什么听起来很高尚吗？过去，地主通过借贷巧立名目，将当地的穷人、亲戚和仆人牢牢束缚在农奴般的奴役之下。虽然伊斯兰教法明文禁止债权人谋取利息，不过，地主仍有办法规避教法向穷人放高利贷。不少毛拉也和地主沆瀣一气，成了盘剥农民的帮凶。农民难以偿还高额利息，不得不把土地抵押给地主。人民民主党政权觉得，取消债务能一举消灭这一罪恶，就像用斧子砍头一样。［1］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如人意。穷人举债通常为了两件大事：年轻男子娶妻需要一大笔钱，家里有人亡故得筹巨款办丧礼。既然新法严禁高利贷，地主和富商干脆收紧钱袋分文不借。如此一来，年轻人负担不起结婚的费用，除非变得富有，从而导致性和情感上的挫败感不断累积。

就连体面的白喜事也成了富贵人家的专利，穷苦百姓的身后事只能寒酸可怜，就连中等富裕家庭也为葬礼不周而苦恼不已。想想吧，家中老人故去，儿女却只能接待少数吊唁者，只能为他们提供寒酸的食物。按照阿富汗人的观念，如此寒酸的丧礼无异于辱没家门。［2］为满足传统社会诸多关键需求而建立的社会机制被一应废止，但是，人民民主党又没有建立新的机制来满足这一需求。封建领主倒是抓住机会大肆蛊惑人心，本就牢骚满腹的劳苦大众对新政府的新政策更加心怀怨愤，身无分文的穷人们觉得，政府的所作所为妨碍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甚至在将其逼入绝境。

人民民主党还为个人拥有土地的面积规定了上限。按照新法，每个人名下的土地不得超过60公顷（148英亩）。新法实施的第一年，政府便从各大地主手中收回了近80万公顷土地，所获土地被分给了13.2万户农民家庭。政府还宣布，下一年将把100万户家庭组成4500个农业合作社。［3］政府愿望虽好，却是重蹈了之前的覆辙——在美国受教育的赫尔曼德工程的管理者曾强迫不同民族的游牧民聚居在“模范城镇”。人民民主党认为，他们可以用行政命令创造一个人为的新单位——合作社，取代源自部落和村庄的群体认同（以及由此带来的合作）。

阿富汗气候干旱，没有水的滋润和灌溉，田地即便均分到户，也无法促进生产，水的管理需要复杂的合作。几百年来，乡村地区的阿富汗人摸索出了一套找水、取水和驭水的传统办法。他们开凿井渠、壕沟，还在地下开辟了密密麻麻的坎儿井。这些传统的水利设施并不先进，却绝对行之有效。但这需要得到相应部落社会角色的支持，并与宗教、民间传统交织在一起。

如今，原本完备的系统已经全部崩溃。新政府的新规定好似一枚莫洛托夫鸡尾酒(1)，炸毁了这个完备的组织体系。在阿富汗，绝大多数地主并非身居城市、敲骨吸髓的食利阶层（当然，类似的人物也有不少）。相反，他们控制着大片土地，是当地的酋长，当地人也把这些土地视为酋长们的土地。当大片土地被分配给数百个家庭，这些家庭却没有建立起合作的社会机制，因此也无法通过合作来管理他们的水资源。为了抢夺灌溉资源，家庭之间争斗不休。到头来，没有人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水源。我的表弟马扎尔当时在阿富汗居住，他记得，当时许多农民来到首都向政府投诉，说在新法实施之后，他们的土地每天得到的供水不足30秒。换在以前，同等份额的土地可以养活土地上所有居民，现在却无法养活任何一个家庭。现在虽然人人平等，却都饱受饥饿之苦。

水源之争导致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十分紧张，而且传统观念与宗教习俗根深蒂固，就连改革的不少受益者都觉得，自己获得的土地本就该是地主的产业。为此，他们甚至有些心怀愧疚。土地改革之后作物歉收，饥荒接踵而来，有关水源的争端看起来永无休止。农民们还非常担心自己会受到土改这宗“罪孽”的拖累，在死后堕入地狱。再加上礼金不足造成的婚事不遂，又让不少男性感到雄风受挫。重重困难之下，民怨自然沸腾。人民民主党那套说辞完全无法平息民愤，一项项旨在推进社会公平的施政措施，反倒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人民派政权却不觉得危机将至，因为他们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对阿富汗社会进行了严格分析：因为他们站在多数人一边，领导人民打倒那一小撮剥削阶级，那就一定会获得斗争的最终胜利。对此，政府很有信心。可是，阿富汗农民并未认识到什么阶级利益，民族出身、部落关系与宗教信仰才是他们认同的起源。他们觉得，自己和地主并非阶级敌人，而是血脉相连的亲戚。即便抛开这层血缘关系不讲，穷人和富人之间也有各种各样的相互羁绊，几个世纪的家族史、人际交往和情感上的相互义务与纽带让他们联系在一起。有人说，“可汗”（khan）这个词起源于“桌布”（distar-khwan），就是指为别人安排宴会的人。［4］

菲茨杰拉德问海明威：你知道有钱人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吗？海明威说：他们就是有钱一点而已。在阿富汗，这样的回答确实站得住脚。在宗教的教导下，农民安然接受了寄人篱下的地位，文化让他们相信，其命运会因为“好人”的慷慨而改善。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是部族社会的基础。农民从成为更大部落的一部分而获得一些满足感。其实，即便在美国，职员在谈到自己效劳的公司时，不也总以“我们”相称吗？身在强势多金的大企业，好些职员甚至感觉与有荣焉，仿佛劳资双方并非一层雇佣关系那么简单。想到这一点，当年阿富汗农民对于领主的忠诚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农民和领主之间的关系，可不是两周领取一次薪水、圣诞节补贴一点奖金那么简单。它还源自往代人对葬礼、婚礼、拉马丹斋戒和开斋节的共同记忆，由此带来的忠诚情感会更加强烈。

接济穷人并非领主的法律义务（而且好些领主确实为富不仁），不过，宗教传统鼓励乐善好施，慷慨会促进威望，因此，领主们也会时不时表现得慷慨一点。这点恩惠叫农民们感激不已。他们不愿疏远领主，以免被冷落。不过，人民民主党认为，农民完全无须如此谨慎逢迎。领主所谓的善行，不值得他们如此感恩戴德。相反，农民应该仇视领主，农民分配领主的土地是合理合法的，他们大可不必感到惭愧，更不用担心领主不再开恩施舍，毕竟政府会照管农民的生活。

游牧民族是阿富汗的重要组成部分，占阿富汗总人口的12%—15%。［5］游牧民与定居的农耕民有着明显的认同差异。不过，大家并不清楚这种差异是否源自“阶级”。同一部落中，所谓“阶级利益”应该如何体现？不同的部落，所属的“阶级”是否也有差异呢？

部落控制的领地上，酋长们都有自己的部落利益：他们用来走私的路线、多斯特·穆罕默德以来政府发放的补贴，以及用来捍卫自身利益的枪支。这些人会融入一个由“阶级利益”定义的框架吗？

尽管民主决策机制根植于每个村落和宗族，但是，不同的村庄和部落之间，很少有民主决策的经验。人民民主党政权希望血缘、历史、人际关系不再成为部落联盟之间的权力来源，新政权建构的这个框架，其中的附属关系基于政策，但这是徒劳的。

一个正常运作的中央政府可能已经采取措施阻止接二连三的灾难了，不过，人民派政府是启思东警察（Keystone Kops）那样的革命军政府，他们不闹出悲剧才是可笑的。

人民派驱逐旗帜派之后，开启了一场残酷的内部清洗。“亲中分子”难逃厄运，其他小型左翼政党也遭到严厉打击。人民民主党执政初期，曾经大赦政治犯。事后看来，他们似乎只是想要腾出牢房，为内斗失败的一方找个合适的落脚点。

大多数人认为，政变让苏联方面也始料未及，虽然苏方早就希望阿富汗“革命”。人民民主党上台执政，苏联人自然乐见其成，但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如此天赐良机，苏联人自然不能错过。于是，他们派出“顾问”来到阿富汗，指导人民派政府。顾问的人数越来越多，仅喀布尔一地，苏联的军事、技术顾问便达到5000多人。几乎每位身居要职的政府官员、军事指挥官，都能配备一名苏联“顾问”。

人民派初掌政权，手腕还不够强硬，一支高效的特务队伍似乎有助于政府施政。新生的人民派政权在克格勃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不可缺少的政府分支：秘密警察。其间，国内政局几经动荡，这个情报机构几易其名，最终被称为“卡德”（KhAD）。时至今日，这个恐怖的名字仍让阿富汗人闻之头皮发麻、胆战心惊。

人民派把大批敌人、对手、朋友、熟人关进了监狱，同时，他们也在竭力笼络人心。他们觉得，赢得人民爱戴和尊重的最主要办法，就是弘扬塔拉基同志的伟人风范。喀布尔的大街小巷遍布塔拉基的巨幅海报与宣传画，塔拉基被称赞是“东方的天才”“伟大的导师”。［6］塔拉基的家乡远在加兹尼省，他的童年故居已被辟为圣地。屋外红旗招展，彩灯闪烁。步入屋内，参观者可以了解塔拉基的早年生活，看一看他曾经睡觉的床、使用过的简陋餐具。

政变之前，塔拉基把家安在了喀布尔的一处中产阶级社区。他搬去王宫居住后，此地变成了一座博物馆，屋内的一切都成了展品。这里有伟人曾经伏案写作的书桌，桌上有一瓶墨水、一支笔，那是塔拉基伟大思想的见证。他的鞋子与短裤，他坐在上面思考的椅子，也被展出供人观瞻。馆内的向导会绘声绘色地告诉游客，塔拉基正是坐在这把椅子上，悟出了革命的种种真理。伟大导师的小说及其他著作是阿富汗作家联盟的研究课题，塔拉基的情感小说成了那个时代小说的范本，这是一些充满说教意味的虚构小说。［7］

奇怪的是，这场华丽的运动并非塔拉基本人发起，哈菲佐拉·阿明才是这场造神运动的总指挥。对于分配给塔拉基的每一个头衔，阿明总会给予自己相应的荣誉。塔拉基是“伟大的导师”，阿明就是“伟大导师的忠实学生”。提到这层师生关系，阿明有过一番颇为精妙的比喻：塔拉基如果是一根手指，那他就是手指上的指甲盖。因此，他这个学生将永远与伟大导师血肉相连、形影不离。

其实，阿明和塔拉基的交情远谈不上亲密。阿明心狠手辣、狡黠多智，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操纵者，行使着实际权力。至于塔拉基，不过是一个智力平平、学业不精的书呆子，他只是权力的象征。阿明并不是唯一能控制塔拉基的人，他不过是其中之一。这样看来，塔拉基与其说是领袖，不如说是大家都争相要坐上去的椅子。

竞争者中，阿明最有优势。他在党内人脉最广，政敌的把柄他多有掌握，他也最有组织头脑，正是他将人民派的成员扩大到军队，从而比旗帜派更深地渗透到军中。而且，他曾为人民民主党领导的革命立下大功。1978年4月27日，几乎党内的所有领袖都遭到了达乌德政府的逮捕。幸好阿明反应迅速，当机立断发动袭击，局势方才得以扭转。若不是阿明指挥若定，人民民主党可能已经覆灭。

诸多优势之外，阿明也面临一重隐患。苏联方面对他这个二号统帅并不信任。苏方属意的领袖另有他人，那就是卡尔迈勒。如果卡尔迈勒无法上位，塔拉基倒也勉强可以接受。早就有人指出，阿明一直在向美国中央情报局输送情报。可能出于这个传言，苏联方面才对阿明如此冷淡。其实，阿富汗本就是国际谍战的角力焦点，身处其中的各位政客，恐怕谁都难逃“间谍”的嫌疑。不过，阿明的个人经历似乎又印证了他的美国间谍身份。60年代中期，他曾在美国留学，还是当地阿富汗学生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阿富汗学生联合会似乎和中情局有些往来。1967年，《壁垒》（Ramparts）杂志曾经刊文披露过一桩秘闻，一个名叫“亚洲基金”的半政府组织曾向阿富汗学生联合会提供金钱，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是“亚洲基金”的幕后金主。

传言可能是假的。［8］不过，苏联方面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因为阿明不希望阿富汗被纳入苏联阵营，成为其名下的附属。他希望阿富汗像南斯拉夫，或至少像阿尔巴尼亚那样，作为强硬的社会主义国家，奉行不结盟的国策。如此一来，他才能给自己和国家留出一些自主空间。可是，阿明想得轻松，苏联人是万万不会答应的。

1979年2月14日，喀布尔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事件的缘由，也许就和阿明与苏联人之间的冲突有关。当时，距离政变已经过去9个多月。情人节当天，一伙武装分子劫持了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阿道夫·杜布斯（Adolph Dubs）。没错，即便人民民主党已经执掌政权，美国政府也没有选择与之断交。美方仍然希望在阿富汗保留一些影响。阿明的不结盟意愿激起了美国人的这种希望。据称，劫持案的元凶来自一个“左派中的左派”（chupi-i-chup）的团体（类似的团体其实不在少数，只是成员寥寥，很难称得上“党派”）。几名绑匪出此计策，据说是为了迫使政府释放身陷牢狱的自家领导人。不过，如果他们真的怀此目的，为什么要针对美国大使下手呢？要知道，美国政府对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没有任何影响力。想要当局服软，绑架苏联大使似乎更有效，毕竟这是一个充当苏联代理人的政权。

此外，一般的绑匪会将人质藏匿在隐蔽处再提出要求，这几位劫持者却偏偏把美国大使带到了喀布尔酒店！在喀布尔，要数这座酒店规模最大、名声最响，而且，它就位于城市中心，是在阿富汗工作的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下榻的地方。因此，这里的安保措施十分完善，绑匪一旦入内，插翅也难逃。不管他们冒险的结果如何，总之，这是一个奇怪的决定。

美国大使馆向阿富汗政府提出和绑匪直接接触，因为他们知道怎么通过言语来击垮绑匪，救出人质。不过，人民民主党政府一口回绝了美国人的要求——这是克格勃专家的建议。阿方声明，解救人质一事应由阿方全权负责。他们确实快速组织人马展开了营救。一个突击小队冲进了绑匪所在的房间，一通扫射之后，房间里包括人质在内的所有人都被打死。短短的几分钟，问题都解决了。

不出所料，美国大使馆关闭，美国断绝了与阿富汗的外交关系，阿明的自主梦想走到了尽头。阿富汗别无选择，只能完全依赖苏联的援助和保护。神秘的阿道夫·杜布斯事件，使阿富汗进一步接近成为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接下来的一个月，阿富汗境内再次发生绑架事件。一群叛军在赫拉特绑架并杀害了9名苏联专家。事后不久，几架军机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杜尚别起飞，轰炸了赫拉特。城市的三分之一被夷为平地，死难者人数更是多得叫人心惊。很多观点认为，赫拉特空袭共造成25000人死亡（不过，苏联和一些左翼作家坚称这一数字不超过800人）。［9］

赫拉特城内尸横遍野，苏联方面却一再表示此事与自己无关。阿明瞅准这个能树立自己令人生畏的执行者威望的机会站了出来，表示赫拉特事件是他的命令。与此同时，白沙瓦的一批阿富汗流亡者也在为绑架杀害苏联人的“功绩”而争论不休。喀布尔大学的知名学者拉巴尼声称，该事件由他一人策划，正因如此，当局才会血腥报复。拉巴尼的对手西卜加图拉·穆贾杰迪抗议说，不是拉巴尼，而是他组织了导致这种破坏的行动。总之，他们都在争先恐后地要为大屠杀负责。

与此同时，宗教激进主义使整个地区对阿富汗共产党政权的好感度越来越低。与阿富汗的政变不同，邻国伊朗经历的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最终，巴列维国王被迫流亡他国，霍梅尼开始统治伊朗。这场巨变发生于1978年，它标志着一场真正翻天覆地的变化。巴基斯坦的宗教极端分子也已夺取政权。1977年，阿里·布托涉嫌贿选的丑闻被曝光，反动宗教组织立即借机发难，所掀起的抗议大潮卷走了布托手中的权力。伊斯兰派军方领导人齐亚·哈克成了巴基斯坦的新总统。哈克一上台，立即对布托进行了审判，判他有罪。在全世界惊愕目光的注视之下，阿里·布托被判绞刑。巴基斯坦的世俗化改革就此走到了尽头。

人民民主党上台之前，喀布尔也曾是伊斯兰主义者的大本营。如今，他们全都移居到了巴基斯坦。齐亚·哈克看到了机遇，他觉得可以通过扶植这帮人，来削弱阿富汗这个令人头痛的强邻。

阿富汗国内的局势同样也不平静。努里斯坦（Nuristan）一带的农村地区不断爆发新的叛乱，阿明和塔拉基只得一次又一次地“请求”苏联增加各种军事援助。很快，军事顾问已经不能满足阿富汗当局的要求。于是，整编整队的苏联陆军与空降师开始介入阿富汗政局。

即便苏联方面出手相助，人民民主党仍在节节败退。苏联政府觉得，一切乱象都与阿明息息相关。在苏联看来，阿明有三大罪，完全不可饶恕：第一，此人性情暴虐。由于他施政不当，才煽动了阿富汗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仇恨情绪。第二，此人毫无指挥才能。他煽动叛乱，却又无力平息。其三，不服从命令。总之，苏联人已经认定，塔拉基固然愚钝，却也好过刚愎自用的阿明。1979年夏末，塔拉基受邀前往古巴，参加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会议。返程途中，塔拉基被告知请他前往莫斯科会晤。在克里姆林宫，塔拉基接到暗杀阿明的指示——在阿明靠近飞机时，伺机将其打死。暗杀之事非同小可，苏联方面也足够谨慎。克里姆林宫的会晤，只有塔拉基一人获准参加。不料，塔拉基身边的随扈当中，早有阿明埋下的暗桩，他们在塔拉基的西装口袋中装了窃听器，苏联人的一切密谋都在阿明的掌握当中。

离开莫斯科之前，塔拉基已经通知他在喀布尔的四个亲信做好准备，命令他们在机场杀死阿明。然而，当塔拉基的飞机飞至首都上空，飞机却并没有立即着陆，而是盘旋空中、绕来绕去。塔拉基的四名手下按时来到机场，环顾四周，却不见机场工作人员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阿明的枪手。显然，这里就是一处陷阱，四名杀手倒成了猎物。就在塔拉基的座驾开始缓缓降落时，阿明现身了。他走下自己那台白色大众汽车，对四名杀手笑脸相迎。然后，他又迎向塔拉基。整个过程，阿明不卑不亢，神色难掩轻慢。两人握手时，阿明向那四个人点点头，并对塔拉基说：“您还是让他们先走吧！”

一场暗杀阴谋被挫败了。接下来，塔拉基和他那四名杀手又应怎么办呢？五个人秘密碰了头，都显得很是心焦。他们必须赶快除掉阿明，否则，苏联人那边可不好交代。思来想去，塔拉基决定宴请阿明共进午餐。他们计划提前在王宫的马桶上绑一枚定时炸弹。一旦阿明进入洗手间，便锁上门，启动炸弹。随着“嘭”的一声，心头大患就解除了。

厕所炸弹这样的圈套，显然难不倒狡猾的阿明。他提前两个小时来到宴会现场，这时，塔拉基的四个亲信还在手忙脚乱地准备炸弹。伟大的导师和两个卫兵站在楼梯上，看到自己那位忠诚的学生走上楼梯时，当机立断，命令身边的卫兵开火。突袭迅速夺去了阿明随从的性命。不过，阿明从台阶上滚下来，他拔出手枪，奋力还击。就这样，阿明且战且退，朝着自己的座驾逃去。

阿明得救了，他又搬来部队回到王宫。那天之后，塔拉基再也没在公开场合露面。据政府报纸报道，他病了。三周之后，官方发布了一则只有四行字的短讯：伟大导师塔拉基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死于自然原因，从今以后，他的职务将由他忠诚的学生阿明承担。［10］

苏联一向担心阿明会出尔反尔，这种担心随着一场政变而成了现实。手握大权的阿明立即决定和苏联划清界限。他派出代表前往几个重要的不结盟运动成员国进行访问。阿明此举，显然是想拓展外交空间。同时，他也在加紧平定叛乱。阿明为此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一场国内争端，他就采取了刑侦、镇压、折磨乃至空袭等手段。阿明觉得，唯有如此，他才能摆脱对苏联的军事依赖。不过，尽管他费尽心力，武装叛乱的形势却日益严峻。

苏联方面觉得，如果放任阿明继续执政，阿富汗的局势迟早会变得无法收拾。一旦人民民主党倒台，美国人可能会展开报复。1978年，美国已经失去了伊朗国王这个重要盟友，阿富汗也许会成为伊朗的替补。如上种种可能，叫苏联人再也无法袖手旁观。苏联的不少高层都觉得，应将阿富汗置于直接控制之下，就像苏联曾在1956年军事介入匈牙利局势，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干预那样。

当年10月，一个苏方代表团来到阿富汗进行访问。代表团由60多名高级军官和一名俄罗斯高级将领组成。他们此行怀着一个不便透露的目的——侦察阿富汗地形。据此，苏方可以作出判断，入侵阿富汗到底可不可行。侦察一圈之后，总参谋部还是难下决定。他们觉得，当下似乎并非出兵的最好时机。当时的苏联仍在勃列日涅夫的铁腕掌控下，腕力虽还强劲，手臂却不住地在颤抖，指挥这只手臂的大脑更是有些不听使唤、稀里糊涂。总之，勃列日涅夫已然年老体弱。到明年，他就将一病不起。在那之后的两年，苏联将由一个有名无实的领导人掌舵，幕后那些穿着黑大衣、戴着紫貂帽的官僚们则在为最高权力展开激烈斗争。但即便阿富汗幅员狭小、经济贫弱，在这种情况下入侵恐怕也不是时候。

根据苏联总参谋部编写的一份文件显示，入侵阿富汗的决定直到入侵开始前的13天才最后作出。［11］此时，零星的苏军部队才慢慢开拔前往塔吉克斯坦。一支8万多人的预备役部队就此集结起来，他们被称为“第四十军”，也就是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主力。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他们的家乡与阿富汗接壤。如此安排，还暗含苏方高层的一番苦心。如果苏军与阿富汗人语言相通、容貌相似，那么他们一定心心相通，阿富汗的百姓应该不至于对这些不速之客特别反感吧？可是，参谋总部的将军们这次却打错了算盘。阿富汗是个多民族国家，其中又以普什图人人数最多，无论文化还是语言，普什图人甚至都不是阿富汗北部突厥人的近亲。

第四十军的指挥官名叫伊万·帕夫洛夫斯基（Ivan Pavlovsky）。11年前，他曾挥师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武装终止了“布拉格之春”。苏联高层对帕夫洛夫斯基寄予很高的期望，既然他在捷克斯洛伐克能取得成功，那么阿富汗应该也不在话下。两个国家似乎差不多，东欧的战略经验自然适用于阿富汗：采取雷霆手段，镇压所有敌人和潜在的异己，让坦克部队在街上巡逻几个星期，待一切恢复平静，再扶植一个亲苏政府重建秩序。苏联人的计划就是如此简单而想当然。

1979年12月下旬，第四十军在边境集结。圣诞节的前一天，一支空降兵部队在喀布尔附近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着陆，军队悄无声息地进入城市，在街上呈扇形排列，城中的军事要塞与政府机关都被占领。与此同时，第四十军的工程兵先遣队正在阿姆河上搭设浮桥。跨过这条宽阔的水带，就是阿富汗的北疆。12月27日，桥梁终于完工，苏军的大部队正式踏上了阿富汗的领土。当时，那支部队的士兵并不知道他们真正的任务。此前他们曾经接到通知，边境地区有一股“匪徒”已经破坏了和平。因此，他们以为此行的目的地就在边境地区。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部队很快接到最新命令，要他们沿着高速公路开赴喀布尔！他们脚下的这条通衢大道，正是20年苏联赠予阿富汗的礼物。

12月28日，喀布尔被苏军完全占领。打头阵的空降部队第一时间就将总统府置于控制之下。苏联人的突然袭击对阿明自然不是什么好消息，不过他也不知如何应对。喀布尔城外的广大农村居民对他和他的政党恨之入骨，因此他无法向他们寻求帮助。他也不能指望城市居民支持他，因为这些人无不惧他三分，鄙视他所在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在党内，有一半的干部属于旗帜派，和阿明所在的人民派不共戴天，旗帜派上下隐忍已久，一直试图反击。既然如此，阿明只能依靠人民派的战友。可是，他们都很清楚，阿明就是杀害塔拉基的凶手。虽然不少人都觉得塔拉基酸腐无能、难堪大任，但曾经的伟大导师到底也有一帮忠实的拥趸。即便是身边的亲信随从，阿明也无法完全信任，他只能把自己这条命托付给苏联人指派的“保镖”。这些“保镖”来自苏联的反恐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Spetsnaz），他们受过专业严格的训练，是个闻之令人胆战心惊的组织。和苏军一样，来到阿富汗的阿尔法小组也身负使命。当其他部队走街串巷的时候，特种兵也开始了忙碌。就这样，苏军的大部队开进喀布尔时，阿明已经死了。事后，苏联方面对阿明的死因进行了调查。相关的报告汗牛充栋，但其死因却仍不清楚。有些报告认为，阿明是死于枪杀；也有调查者指出，阿明似乎有遭遇窒息的痕迹。不过大家一致认为，阿明咽气之前，似乎已经身中剧毒。

按照苏联人的说辞，阿明是死于阿富汗野心家的谋杀。苏联人不得不这么说，以证明他们是被邀请才进入阿富汗的。不管阿明是怎样的人，不管他是怎么得到权力的，当苏联人到来的时候，他是阿富汗的国家元首，是唯一能向苏联发出邀请的人。苏联人第一次通过邀请进入阿富汗，就是为了杀害东道主的事实，自然不能公之于众。

经过苏方安排，旗帜派的领袖卡尔迈勒成了阿富汗的新总统。苏军入侵之前，卡尔迈勒一直避居在苏联。他选择出走他国，也是由于党内的派系斗争太过激烈。苏联人的一种说法是，正是卡尔迈勒提出请求，他们才会来到阿富汗。简而言之，他们是被一个不在阿富汗（直到苏联把他带进来）的人“邀请”到阿富汗的。他们总得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

(1)　一种土制燃烧弹的别称。——编者注

第20章　苏联入侵

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上台之后，人民民主党政权也准备重整旗鼓。肃清乡村地区的反叛势力，成了政府的首要任务。这些穆斯林反政府组织通常被称为“穆贾希丁”（mujahideen），即“进行圣战的人”，或“圣战者”。苏联入侵之前，“穆贾希丁”仍以常规部队的形式运作，并未转入游击斗争。他们与政府军进行激烈的枪战，势均力敌，政府军的装备虽然精良，但并没有好出太多。

苏联人的到来，让这场对峙彻底失衡。装备方面，苏军的优势实在过于明显。他们出动的坦克、战机和大炮，很快就把“圣战”武装逼入了绝境。不到几个星期，“圣战”武装似乎就无力反击了。当然，比起当年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圣战”武装的抵抗还要持久一些。城市里，秘密警察加紧活动，任何涉嫌反政府的人都遭到了逮捕。哪怕只是收听了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也会被带到喀布尔的普里恰希（Pul-i-Charkhi）监狱。每天晚上，都有大批嫌疑犯遭到秘密处决。

2月22日的一起事件，实实在在地震撼了苏联人。当天，喀布尔的居民在院子里、屋顶上高喊“真主伟大”（Auah-u-Akbar）。喀布尔的每个角落都在发出这样的呼喊，苏联人根本无力阻止。况且，当时正值夜晚，城市没有配备探照灯，由于苏联占领军和当地居民杂居共处，轰炸与炮击也无助于解决问题。

苏联人试图通过发射火箭弹来掩盖鼎沸的人声，但人们的声音更大了，反而淹没了火箭弹的声音，就连邻近的村庄也听到了城里的动静。于是，村民也加入其中。一整晚，喀布尔及其近郊，“真主伟大”的呼喊声始终未绝。当然，如上的行为并不足以证明参与者的宗教热情。他们选择如此表态，只是因为这句话实在通俗易懂、人尽皆知。唯有高喊“真主伟大”，他们才能向占领者表明一种态度：我们是阿富汗人，我们反对你和你的傀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苏联占领军面临的麻烦还在源源不断地到来。“真主伟大”的呼喊声余音未了，喀布尔各大学校的学生又涌上街头举行抗议。前来平息事态的警察和一群女性示威者正面相遇。女性示威者对他们又是嘲笑，又是唾骂，直指这帮警察不是男人。她们甚至摘下头巾，套在警察的头上。一些警察并未粗暴对待她们，反而倒戈相向，成了各位女性的支持者。不久，中学生也加入了游行队伍。后来，示威人群中甚至出现了不少孩子摇旗呐喊的身影。面对他们，警察自然不好随意使用暴力。但是，当局豢养了好些流氓走狗，即便游行群众只是妇女和儿童，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痛下杀手。一位名叫娜希德的女学生，便成了屠刀下的牺牲品。在一次游行活动中，娜希德走在人群的最前方。身边的同学纷纷中枪倒下，她仍毫不畏惧。那一刻，娜希德甚至单膝跪地，把遇害同伴抱在怀中。最终，一枚子弹夺去了娜希德的生命。她成了大家心目中抵抗运动的象征。过去，阿富汗也曾有过类似的女中豪杰。迈万德之战中的马拉赖面对入侵的英军，也是一样的英勇。人们视娜希德为新时代的马拉赖。

这时，负责平定农村的苏军发现，打败和驱散“圣战者”的军队并没有解决问题。“圣战”武装退入山区，反倒加大了苏军清剿的难度。他们的藏身之处地形崎岖，大大小小的村庄分布在无边无尽的山野里。每一个村落都是“圣战”武装的根据地，“圣战者”们自觉是在捍卫信仰，要驱逐不信神、不信主的可怕敌人。他们的队伍化整为零，成员超过100人的武装已经算是大型的，更多的是20人左右的小部队。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反苏力量都有20人的规模。抵御这场侵略，不一定要是任何组织的一部分，单枪匹马照样可以对苏联人造成打击。喀布尔的事件已经给苏联人提了个醒：没有秘密集会，不用有人提出行动纲领，只要一声“真主伟大”，就能引起阿富汗人的集体反应。这好像就是一种使命感，早已渗透进阿富汗人的灵魂，从而产生一种智力上模糊但情感上强烈的群体意图、一种令人兴奋的感觉，即“我们”团结起来，与庞大的邪恶势力作斗争。

有了这种情绪，任何团体，无论有组织的成年男性，还是十几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构想出一种使命，通过谋划计策，向入侵者发动进攻。他们只管自己行动，不用考虑什么大局。而且，敌人在这里很容易辨认，毫无隐蔽的余地。

没错，敌人根本无从隐匿，苏联人个个长着外国脸，其盟友的穿着也足够惹眼：西装、衬衫、军便帽，这些玩意儿明显属于城里人。到了游击战场上，它们就是敌人的象征。偏远山区的反抗武装也很好辨认，他们穿着长长的衬衫、肥肥的裤子，戴着头巾，他们视谋杀为高尚的爱国行为，而非犯罪。

敌人不但惹眼，而且总会自己送上门来。政府不断派出工作队深入农村，向人们宣讲什么是共产主义，以及人民民主党政府将为他们做什么。每个村子都建立了委员会，政府寄望该机构能够发挥作用，在管控地方局势的同时，也能推进苏联的发展项目。苏联人及其附庸政权满心以为，随着农村的形势安定下来，发展项目开始取得成果，村里一旦通电、通路，村民一旦能够享受外界的商品和政府提供的医疗服务，所有反抗活动都将偃旗息鼓。有了丰厚的物质生活，农民就会认识到革命的种种好处，就会理解并拥抱这场革命。

但是，政府派出的工作队总是由几名苏联顾问、一名或多名秘密警察、一些内政官员（掌管警察与监狱）、几名人民民主党的干部以及政府雇用的一两位毛拉或穆斯林学者组成。在当地人看来，这些人不可避免地看上去像装模作样的走狗。工作队也很明白，这里的人民并不欢迎自己。于是，每次工作队入村工作，都要带上十几个卫兵。

从村民的角度来看，工作队也就那么回事。这些人一看就是远道而来，他们的衣着跟可恶的侵略者别无二致，荷枪实弹的士兵与他们如影随形，装甲车保护着他们开进村庄。而后，他们会找到村里的长老，招呼大家听取讲话，宣传政府要为村民造福。第一件福利，就是让村里的女性接受教育。讲话的时候，村里的所有女性都要到场。工作队将对她们进行现场筛选，挑出适合的人接受教育。

教育问题之外，工作队还很热心土地改革。村中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他们总要在第一时间予以掌握。随后，地主们会被通知，政府已经剥夺他们的一切资产，他们的土地将被分给农民。曾经的农民成了土地的新主人，而原来的地主则要为农民打工。就这样，土改就算完成了。

男人为什么要掀起战争？阿富汗的一则谚语回答了这个问题：为钱，为地，为女人！话虽粗鄙，倒也不是没有道理。村民们怀疑政府领着外国人涌进村庄也是怀着这样的目的，天晓得村里的女性会接受怎样的“教育”。

工作队的现代化建设，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他们原本以为，落后的乡村会在一夜之间进步起来。哪曾想到，工作队却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冲突。武器落后的村民自然成了斗争的输家，横死的人因此不在少数。可是，工作队还得开展工作，还得要求村民“让家中的女人接受教育！”［1］他们的帮扶对象，很有可能在冲突中失去了亲人。因此，工作队离开之后，“圣战”武装很快就能夺回局面。在他们的煽动下，村民们纷纷昂起斗志，他们要赶走这帮外国来的恶魔，为亲人报仇，夺回失去的土地。

同时，在乡村地区活动的苏军也发现，他们似乎陷入了一场必输的战争。战争极度血腥，那些支离破碎、不成规模的部队（对方的人数实在少得可怜，几乎不能称之为“部队”）总能占得先机，他们从不与苏军正面冲突，唯有遇上有利时机、进入有利地形时，才会选择出击。

苏联军官彼得罗夫少校的遭遇很能说明当时的战况。1982年3月，彼得罗夫受命前往一个叫作舍尔汗卡勒（Sherkhankel）的乡村附近，那里隐匿着40名“圣战分子”，他的任务就是全歼敌人。彼得罗夫打算趁着夜色发动突袭。其间，炮火会为他及其手下提供掩护，会有四架直升机飞抵现场助阵。行动那天，彼得罗夫一伙盯上了一队人马，他们觉得这些人即是“圣战”武装无疑。他们一路追击，走上一条小路。路的一侧是一堵泥墙，另一侧是水渠。显然，彼得罗夫被诱进了埋伏圈。但他们并未察觉，也没有半点畏惧。他以为对方的武器非常落后，持有的步枪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水平。不料，手榴弹突然爆炸，机关枪和火箭炮的声音渐次响起。“圣战者”从墙洞后面突然发起攻击。几分钟过去，大惊失色的彼得罗夫才稳定心神，决定予以还击。可是，一转眼，“圣战”武装就钻进了地下灌溉水渠或山洞，消失得无踪无影。苏联士兵只得不停地朝岩石和泥土射击。［2］其实，从1879—1880年，英国军队也有过这样的经历。苏联人本该从历史中汲取一点教训——阿富汗人一向神出鬼没。

在阿富汗战场，苏联军队空有精良装备，却奈何不了对手。他们对这里的地形一无所知，很多地方甚至在地图上都找不到，苏军的坦克与装甲车无法进入。没办法，坦克部队只能留守城市，穿梭巡逻。所谓的车载炮台，同样不适合山地作战。喷气式战斗机倒是可以精确锁定敌人的方位，不过，对方的移动速度实在太快，飞机无法瞄准，更别提火力打击。藏在深山中的游击队甚至总结出了一套规避空袭的有效战法：任何细微动静都会惊扰山间的飞禽，当看到远处的鸟儿成群飞起时，便意味着苏军的侦察机即将到来。收到信息的穆贾希丁会舒舒服服躲进山洞，让风尘仆仆赶来的苏联人扑个空。［3］

苏军发现，“雌鹿”武装直升机大概是唯一真正有用的军事装备，它们可以飞进峡谷，悬停在山谷上空，机上的苏军一旦发现“圣战者”的踪迹，便可以伺机打击。问题在于，不少“圣战”武装也有了苏制武器。这些武器要么来自被俘或战死的苏联人，要么拆自苏方的坦克。此外，境外的盟友也在向他们提供军事装备。苏制机枪的射程足以覆盖300码，为求安全，直升机只能与之保持安全距离，这使“雌鹿”的威力大减。

退一万步讲，即便苏军及其代理人控制了深山与荒漠，也不意味着大局已定。唯有彻底消灭“圣战”武装，他们才能彻底安心。可是，赢下一场战斗容易，要想把所有“圣战者”逼入绝境，却是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几乎所有的“圣战士”都来自乡村地区。从外貌上看，他们无异于普通农民，举枪战斗并非他们的全职工作。放下武器，他们仍过着耕耘田地、放牧羊群的普通生活，也会费尽心思筹备婚礼，反正喜事的风头绝不能让隔壁村的表亲抢了去。

过活之余，“圣战士”会不时出击，他们时不时就能干掉那么一两个侵略者，而后，又一头躲进附近的村庄，消失得无影无踪。那里的亲戚朋友能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掩护。也许在工作队的宣讲场合，他们也曾驻足聆听。待敌人的大部队离去，他们又会拿出武器，杀死政府派驻村里的代理人。

“圣战者”中的大多数和外部世界几乎没有联系。因此，政府无法通过切断其与外界的补给线来打败他们。他们的后盾往往就是自己的家庭。不少村民虽和他们非亲非故，却乐于收留他们、保护他们。毕竟，他们和村民同气连枝，他们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

因此，“圣战者”不用担忧后勤问题，苏联军队可没有这个便利。苏军的补给线路常常遭到“圣战士”的重点打击，桥梁遭到破坏。“圣战者”还会守在通衢大道的一边，等待苏联人的补给车队自投罗网。小规模的伏击战中，他们总在暗地躲藏，让苏联人的车队无所遁形。这场战斗是不平等的，苏联人要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

最后，苏联的军事决策者做出了决定命运的决定——剥夺“圣战者”的后勤优势，切断“圣战者”与人民的联系，把人民赶出农村，这在他们看来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此，这场可怕的战争进入了最为恐怖的阶段，一个永远不应从耻辱的历史中消失的阶段。苏联人采取各种手段，人为地减少农村人口，他们对乡村地区进行密集轰炸，让战斗机在田地上空飞来飞去，散布地雷，使大部分土地难以耕种，甚至无法耕种。他们在空中扫射牲畜，把它们击成碎片，他们觉得，如此一来，“圣战”武装便拿不到任何补给了。这也顺便迫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样一来，苏联可以用装甲车和大炮控制他们。当然，如果这些乡下人逃往他国成为难民，苏联人也算达到了目的。1985年的战事尤为血腥。到当年底，已经造成约100万阿富汗人丧生，另有600万阿富汗人背井离乡成为难民，他们大多逃到了伊朗或者巴基斯坦。

大多数的阿富汗家庭并未举家出逃，敌人的残暴激起了人民的义愤，他们决心抗争到底，直至流干最后一滴血。有战斗力的适龄男性会把家人护送到国外的难民营，然后折回家乡继续战斗。无数个阿富汗家庭就此离散，整个国家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阿富汗人向来崇尚阳刚，男孩小小年纪就被教育要隐忍顽强。父兄的体罚责打，算是铸就男儿本色的必修课程。真正的阿富汗孩子，应该对此一笑置之。亲人的一顿严厉鞭笞，是关爱的体现。男孩甚至应该感恩戴德，感谢长辈给了他们一次长大成人的机会。

阳刚，并非粗暴的代名词。在正常的教育环境下，阿富汗的男孩除了保持勇敢坚韧的品质，还得学会为家族争光，有辱门风的事情，他们绝对不能做。尊重长辈，怜惜幼子，这才是大丈夫所为。好多阿富汗男性都喜欢和自己的孩子腻在一起，爱抚、亲昵，丝毫不觉得有损面子。身为男人，还得不顾一切地保护家中女性——在这方面，阿富汗男性甚至有些过分踊跃。按照阿富汗文化，完美的男性应该拥有救济穷困、帮扶弱小的慷慨品质和阳刚的男子气概。

抗苏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数以百万计的阿富汗男性奔赴战场。他们告别亲人，脱离了原来的乡村环境。身边不再有父母妻儿，同伴都是年纪相仿的大老爷们。战争异常血腥，耳濡目染之下，阿富汗整整一代男性的心理渐渐变异，阿富汗的民族性格也开始发生扭曲。在笔者看来，那场战争的一大恶果正在于此。

遍布全国的地雷也在戕害阿富汗人的身体。苏联人挖空心思，设计了一种新型武器。它看上去像玩具，内里却暗藏玄机。其中的炸药虽不会致死，却足以带来终身残疾。苏联人放出这种东西，主要是想吸引孩子的注意。他们如此苦心孤诣，不过是为了拖住阿富汗全民抗战的步伐。毕竟，孩子一旦死去，大人会将其就地掩埋，然后继续前进。但是，一般家庭都不忍抛弃残疾的孩子，由于行动不便，他们的脚步会被拖住。历经千辛万苦来到难民营，精疲力竭的一家之主没准会选择留在他乡，而不是回国抗战。从纯科学的角度考虑，这些类似玩具的地雷是解决军事问题的聪明办法。

如今的阿富汗境内，还留有不少地雷。种下地雷的人，大多是生活在苏联某个破败地区的中年男子，而发明这一“科学”方案的人，大部分已自然死亡，不在人世了。(1)

(1)　事实上，阿富汗境内遗留至今的地雷主要出自“圣战士”之手，内战期间，地雷成了各种武装斗争的杀伤性武器，被不加区分地投放到阿富汗各地。地雷数量之大、分布之广，使阿富汗成了当今世界上受到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编者注

第四部分　旧阿富汗的爆发

多斯特·穆罕默德开创的事业几经转手，又轮到纳迪尔一家继承。阿卜杜尔·拉赫曼和阿曼努拉曾经为之耗尽心力，奋斗一生，却收效甚微。而后的穆萨希班兄弟自然变得更加审慎，通过雷霆手段，让这个列强环伺的国家巩固在一个全能中央的统治下。喀布尔的统治精英把发展视为一切的关键。冷战期间，中央政府坚持战略不结盟，如此一来，东、西两大阵营都能为阿富汗提供资源，中央政府才有修公路、建学校、设邮局、架构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本钱。果不其然，所有这些从首都开始的发展，使喀布尔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无论其规模、实力，还是文化优势，喀布尔都已经把国内的其他城市远远甩在了后面，其他城市加在一起，也难以和首都匹敌。如火如荼的基础建设，催生了一个强大的新技术官僚阶层，他们的出现，对旧贵族阶层形成了挑战。前者拥有的技能和知识，胜过后者仰仗的宗教背景和部落出身。喀布尔成了阿富汗农村的帝国存在，中央政府建立的各种制度，对阿富汗的传统生活方式形成了挑战。新喀布尔与旧阿富汗之间的拉锯战，变成了现代与传统、国际主义与狭隘主义、世俗法律与沙里亚法、西方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城市价值观与乡村价值观之间的较量。纳迪尔·沙阿王朝似乎注定要成功，古老的阿富汗正在节节败退，失去动力。

不过，旧势力并没有放弃抵抗。新旧两股力量渐行渐远，矛盾在步步加深。阿富汗社会看似稳定，不过是因为双方势均力敌。平衡不是稳定，终有一天，对垒中的一方会败退而去。重重矛盾之下，失衡的那一刻便意味着天崩地坼。在城市阵营内部，激进分子竭力反对温和派，以推动更大力度、更快速度的世俗化改革。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夺取政权，并非贫与富的决战，也不是农民对地主的革命，而是城市精英阶层内部关于如何追求喀布尔帝国长期目标的一次暴动。

然而，真正的冲突不在喀布尔内部，而在喀布尔和农村之间，双方的决战还未到来。苏联人闯入阿富汗，是为了防止美国人的干涉。但他们不必为此费心，阿富汗新兴的左派可能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全球对抗势力中的一方，但他们的对手却感觉不到与任何一方的联系，这些都不是美国利益或理想的代言人。在国内，这些人是古老阿富汗的象征，历经阿卜杜尔·拉赫曼等几代君王的剿杀，仍然屹立不倒。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代表着全球政治中的一个新因素——伊斯兰革命派。总之，阿富汗的国内冲突和冷战没有多大关系，这场冲突只是阿曼努拉和萨考那个时代，乃至更久以前一场悬而未决的阿富汗争端的爆发。苏联人的介入，打破了过去140年来精心设计的平衡，为被喀布尔的现代化改造压制的势力打开了大门。

第21章　穆贾希丁

有人说，唯有面对外国侵略者，阿富汗人才会团结一致，但这只是一种不理性的刻板印象。苏军入侵不到一年，就已有80多个抵抗组织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展开活动。［1］这些抵抗组织大小不同，政治倾向也存在一定差异，有些来自自由主义左派，有些则出自传统的民族主义阵营。但是，大多数抵抗组织都打着捍卫伊斯兰的大旗进行战斗。正因为如此，人们习惯把阿富汗的抵抗力量称为“穆贾希丁”。

既然大多数抵抗组织拥有一致的目标，对抗同一个敌人，他们为什么选择各自为战，而没有形成一股合力？各位读者没准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些组织的凝聚力并非源于意识形态的立场或某种思想，而是基于领袖的个人号召力和他们的盟友。组织之间你争我夺，各个领导人都想攫取这场抵抗运动的指挥权。不过，他们都不想接受别人的领导，不愿和其他组织合并。在阿富汗的文化传统当中，领导地位仍然要回到相关的人际关系网络上来，在艾哈迈德·沙阿那个年代就是如此，即使到了1985年，也仍是如此，人民民主党和穆贾希丁也要这样做。

当然，白沙瓦聚集了80多个抵抗组织，并不代表阿富汗国内就有相应的80余支武装。白沙瓦的大多数组织都是独立的实体，如果有联系，也只是和阿富汗国内武装有微弱的联系，也许有几百个，也许多达数千个。总之，白沙瓦的组织和阿富汗国内武装之间的联系，是建立在领导人之间的个人恩惠和交易基础之上的。

恩惠？交易？没错，白沙瓦的“圣战”组织领袖本质上是集资者，他们从世界各地通过各种渠道争取金钱和武器。某些组织的金主远在沙特阿拉伯，有些则依靠伊朗过活。北非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革命党，也是不少“圣战者”仰仗的资源所在。

而且，从一开始，就有少量金钱和枪支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流出，只不过这一类赞助并不会直接交到“圣战者”的手里，而是流向巴基斯坦政府，后者再把援助物资分配给他们喜欢的人。正因如此，大大小小的“圣战”领袖必须竭力讨好巴基斯坦政府，只有如此，才能分得一杯羹。

负责分配援助物资的职能部门是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局（ISI）。表面上看，三军情报局不过是巴基斯坦军队下属的间谍机构。与陆军或空军相比，三军情报局掌握了军内的大小机密，它虽是一个很小的组织，但是，作为各军事部门之间的联络人，加上巨额的西方援助，三军情报局权势滔天。对于这笔巨额资金，三军情报局完全可以自行支配，不会有任何部门提出异议，更不必对其作出的选择负责。巴基斯坦政治体制内的这个秘密集团之所以能在穷凶极恶的阿富汗武装分子中获得制高点，是因为其本身就是一支最为凶恶的军阀。

金钱、武器一旦到手，身在白沙瓦的“圣战”首领会立刻招兵买马，在阿富汗组建起一支武装。只有拥有稳定资源的领导人，才能拥有稳定的追随者。得到金钱、武器的武装分子，则会为了问鼎全国而继续征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入侵者面对的敌人，并非某一派别的政治势力，也不是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苏联人只是稀里糊涂地闯进了阿富汗特有的纷乱世界之中。

“圣战者”希望有一天能统治的国家，不仅已经四分五裂，甚至涣散到了原子状态。农业和制造业几近崩溃，除了走私宝石、军火和毒品交易，国民经济如同一潭死水。阿富汗人只能指望外国援助来求得苟活，城市依靠苏联人的金钱，乡村地区则生存在阿拉伯势力和西方世界的羽翼之下。其实，大多数西方援助没能抵达阿富汗的第一线。三军情报局的诸位官员妙手空空，用西方人的援助填满了自家的钱袋。该组织好像一个国中之国，滚滚而来的战争财让白沙瓦的“圣战”领袖也获益良多。阿富汗百姓得到的，却只有无尽的战争和暴力。

在白沙瓦，诸位首领不但要讨取三军情报局的欢心，还要争夺拥趸的爱戴。大家兴兵造反的目的，都是“保卫伊斯兰”。在这种情况下，标榜“温和中正”的组织可没有什么竞争力。大家无不觉得，“温和中正”之类的说辞，更像是战斗乏力、信仰不坚定和意志薄弱的表现。要想从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是众多武装中“最虔诚”的。不少“圣战者”都把建立“伊斯兰国”当作终极的奋斗目标。其他人只能作出更强硬的表态，试图把对手的豪言壮语贬斥得好像无神论者的呓语。经过这样一番竞争，“圣战者”的整体倾向自然愈发极端。早早闯出名声的宗教极端分子最能得到手下的拥护，也最容易得到三军情报局的青睐。

三军情报局虽然拥有广泛的资源，但并非所有援助都通过它来提供。阿富汗境内的什叶派武装大多听从伊朗的指挥，曾在19世纪遭到残暴“清洗”的哈扎拉人，是阿富汗什叶派武装的主体。面对苏联入侵者，哈扎拉人坚决抵抗。但是，他们不愿与逊尼派主导的白沙瓦武装站在同一条阵线上。沙特阿拉伯也绕过三军情报局，与阿富汗境内一些武装建立了直接联系。埃及政府也拥有自己的跟班。就连巴基斯坦的老对手印度，也在扶植自己的代理人。

就这样，反苏战争代表了外部世界的重重矛盾和生死斗争。这些冲突加剧了阿富汗国内原本就存在的种族、宗教和语言分歧，让他们之间的敌对状态进一步加深。不了解阿富汗历史的人常常有一种错觉，认为阿富汗国内各民族都将彼此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其实，他们错了。苏联入侵之前，种族之分、教派之别，从未酿成太大的惨祸。“铁腕埃米尔”对哈扎拉人的迫害是一个例外。长久以来，不同民族杂居共处的经历，早就让他们学会了共存与包容，并形成了复杂的共生关系。敌意自然存在，部落纷争也在所难免，不过，纷争只是战士之间的个人对决，他们的房屋、田园、牧畜和家人从不会受到牵连。苏联的入侵和阿富汗的反应，打破了群体间古老的默契，并为即将到来的野蛮种族战争埋下了祸根。

侵略军与抵抗者不断拉锯，重组了阿富汗原有的社会结构。我在第二章提到的“乡村共和”，在苏联入侵之前，它或多或少还是完整的。土地所有者、部落首领及村中的马利克等世俗长老是乡村社会的真正主人，他们拥有土地、财富、武器，还拥有争权夺利的意志。他们和神职人员合作，但后者起从属作用，只负责批准他们的决定。

战争扭转了这一局面。［2］如今，当越来越多的“圣战者”在阿富汗寻找合作伙伴时，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神职人员身上。这一阶级以牺牲世俗长老为代价，获得了空前的权力。土地被烧焦、经济被摧毁，苏联军队地毯式的空袭，不仅让几百万人陷于离乱，乡绅仰仗的部落体系也在轰炸中一溃到底。此外，战火中走出了一个全新的精英阶层，他们的权力建立在战争技能上，而不是部落关系、血统等。

一开始，没人觉得阿富汗的抵抗力量能与苏联抗衡。面对强大的苏军，“圣战”武装落后得像一帮原始人。战争的结果难道还有悬念？假如阿富汗人还想抓住一线战机，他们就必须团结起来——所有的国际问题专家都给出了这样的建议。殊不知，各自为战才是“圣战”武装的力量所在。苏联方面遭遇的问题可以追溯到19世纪，那个时候的英国军队也有同样的烦恼。其实，强如英国、苏联这样的大国，不是奈何不了弱小国家阿富汗。迈万德之战，虽然阿富汗人曾经克敌制胜，在喀布尔与贾拉拉巴德之间的兴都库什山口，他们也击退了英国入侵者，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战争将阿富汗社会分解成数以千计的单位，每个单位都要和英国（现在是苏联）人死战到底。因此，英国（以及现在的苏联）人无法将他们一一打败，也没有人能代表这个国家与他们谈判，因为谁都不会默许有人治理国家。

四分五裂的局面给苏联人带来了不小的麻烦，阿富汗则承受了更大的灾难。自1826年以来，多斯特·穆罕默德等历代君王取得的统一成就，在短短的一年里就化为了泡影。阿克巴·纳鲁兹的父亲曾在查希尔·沙阿时代担任议长，经历了国家从统一到分裂的跌宕年代，对于国家的前景，他悲观地说：“阿富汗要想恢复到50年前的样子，我看还需要50年的时间。”［3］

在众多的“圣战”领袖中，有十几人是杰出的，有两人则特别引人注目：马苏德和希克马蒂亚尔。这两个人都是年轻人，作为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分子，见证了查希尔·沙阿执政最后十年的喧嚣与狂暴。

马苏德来自潘杰希尔，是塔吉克人。从人口数量上看，阿富汗的塔吉克人仅次于普什图人。但是，长期以来，塔吉克人毫无政治影响可言。马苏德的父亲是一名技术官僚。由于工作调动，举家移居喀布尔。马苏德来到法国人兴建的埃斯特格拉尔高中求学。学校的一旁就是王宫，在劫难逃的达乌德在那里作了最后的生死搏斗。我和马苏德是中学校友，我读十一年级的时候，他还是个六年级学生。正因如此，我当时从没注意过这位小学弟。高中毕业之后，马苏德进入苏联建造的工学院。不过，他是如此热衷政治，以至于未能完成学业。

到马苏德开始上大学的时候，他已不仅仅是一名虔诚的政治化的穆斯林了，他还经常抨击同学不遵守教规。他看不惯有人在斋戒期间进食，也见不得有人不按时进行礼拜，他已经改变了以往阿富汗人那种随和的态度。［4］他不仅是穆斯林，还是伊斯兰主义者。

不过，比起希克马蒂亚尔，马苏德还算是温和派。希克马蒂亚尔原是一名反叛分子，曾从军事学院转至喀布尔大学。后来，他也因为关心政治而没有完成学业。在校期间，希克马蒂亚尔选读过一阵子工程课程，这使他后来自称“工程师古勒卜丁”。有人说，希克马蒂亚尔是作为一名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党员开始职业生涯的。对此，他本人及其追随者坚决否认。无论他早年间的思想倾向如何，在政坛闯出名声的希克马蒂亚尔是个宗教激进分子。1972年，他涉嫌谋害一名同学而被捕入狱。然而，没过几年，一位想讨好宗教激进势力的总理释放了他。于是，希克马蒂亚尔重获自由，前往巴基斯坦这一安全地带。

马苏德加入了一个名为“伊斯兰促进会”（Jamiat-i-Islam）的宗教党派，该组织由喀布尔大学的神学教授拉巴尼一手创立。后来，马苏德虽已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阿富汗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但他仍自称是“协会的一员”，拉巴尼才是马苏德心目中的领袖。希克马蒂亚尔原本也是该协会的一分子，后来，他自立门户，创建了“伊斯兰党”（Hezb-i-Islam）。这“一党一会”成了随后几年阿富汗暴力事件中最为重要的两大角色。

1975年，当达乌德领导一个共产党内阁管理这个国家时，希克马蒂亚尔、马苏德与拉巴尼等伊斯兰主义者试图在潘杰希尔武装起事。但密谋未能成功，所有人不得不流亡巴基斯坦。此后五年，他们一直在巴基斯坦，直到苏联坦克开入阿富汗，他们知道机会来了。

马苏德回到家乡潘杰希尔后，很快组织了一批人马开始抵抗苏军。拉巴尼仍然坐镇白沙瓦，负责为协会笼络资源。武装头目回到国内组织斗争，政治领袖则在国外活动，马苏德与拉巴尼倒真是这种合作关系的典范。

希克马蒂亚尔主要的活动地点仍是巴基斯坦，只有形势需要，他才会回到阿富汗与手下并肩作战。“工程师古勒卜丁”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游说官员、筹措资金与获取政治资源上。虽然他大部分时间并非身处阿富汗，但其影响力又触及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

在激进学生中，马苏德的表现并不出众。他不善演讲，组织游行也非他的专长。正因如此，他才把协会的领导位置让给拉巴尼吧。后来的山里游击作战，倒是让马苏德找到了自己的使命。事实证明，马苏德在军事方面天资卓越，几乎能和切·格瓦拉(1)、毛泽东相提并论。很快，他就被崇拜者冠以“潘杰希尔雄狮”（潘杰希尔本就是“五头狮子”之意）之名。他不仅能设下埋伏，击落直升机，还有组织平民生活的天赋，他一手拿着枪，一手枕着头管理着他的社区。马苏德摸索出了一条与苏联侵略者的相处之道。白天，对方战机出动时，山里的百姓会上山躲藏；待苏军撤离，大家又会回家过各自的生活，他们还会趁着夜色犁地、播种，照料其他农活。

马苏德也想把所有的游击武装团结在一起。为此，他曾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牵头组织了一个监督委员会。鼎盛时期，有130多个游击武装挂靠在委员会的名下。不过，马苏德毕竟是个塔吉克人，民族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他的身份自然无法服众，占人口多数的普什图势力与马苏德的关系一直若即若离。［5］

马苏德激发了他的追随者们近乎宗教膜拜的忠诚。我曾和马苏德的亲密助手阿卜杜拉·阿卜杜拉（Abdullah Abdullah）有过一次谈话，我问他对马苏德的印象。他回忆起马苏德在历经与苏联人艰难杀戮的一天后，回到家里与孩子们玩耍时所散发的温柔。这样的故事是传说，是后人创造的英雄神话，真实的人与事可能要复杂许多。

希克马蒂亚尔是马苏德的一大劲敌。希克马蒂亚尔并不具备马苏德的领袖魅力，他也不是一个游击战士，这不是他的专长。希克马蒂亚尔过去是（显然现在仍是）杰出的组织者，具有非凡的政治头脑。我预感多斯特·穆罕默德也是这样的人。马苏德转战山间的时候，希克马蒂亚尔在竭力拉拢三军情报局的各位官员，这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三军情报局拨出的金钱、军备，有四分之三流入了希克马蒂亚尔的口袋。希克马蒂亚尔用这笔援助，将伊斯兰党打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间（虽然基本上是普什图人）的游击队网络。阿富汗的每个地区都有伊斯兰党武装人员和特工。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难民营里，希克马蒂亚尔派出的人总在招兵买马。每个在战乱中长大成人、慢慢变得麻木残忍的阿富汗男性，都有可能成为希克马蒂亚尔旗下的一名走卒。

无论是马苏德还是希克马蒂亚尔，都在和苏联人及其傀儡政权展开血战。之后，同一阵线的两大势力也交上了火。抗苏战争期间，希克马蒂亚尔武装经常寻衅其他“圣战”武装。有一次，他们差点要了马苏德的命。大家清楚地知道，两位领袖彻底决裂的那一天即将到来。

(1)　切·格瓦拉（1928—1967）：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是古巴共产党、古巴共和国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编者注

第22章　冷战的最后阶段

苏联入侵激起了阿富汗各派势力的强烈反应，伊朗的世界末日革命，布托政府的垮台和伊斯兰主义在巴基斯坦的胜利，阿拉伯世界反政府、反西方的秘密伊斯兰革命组织和政党在崛起。种种迹象表明，世界局势即将迎来一场新的对决。在伊斯兰世界，不仅思想家和活动家，就连集市上的普通百姓都把当前的历史重新定义为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较量。

相比之下，在西方，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政治观察家仍然从东、西两大阵营对峙的角度来看待全球问题。两大阵营都具备核打击能力，因此，双方都不能直接诉诸武力。他们要想在世界各地施加影响，只能通过冷战的方式。第三世界时常爆发的代理人战争，正是双方你争我夺导致的后果。

冷战到了1980年，西方阵营觉得己方形势不妙。当时，美国的经济情况实在糟糕，承受通货膨胀之苦的同时，经济发展却陷于停滞。此外，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按照此前的经济观点，高通胀、高停滞与高失业率绝不可能同时出现。与此同时，油价一路飙升，就像坐上了火箭。危局当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却束手无策，他只是干巴巴地恳请国民节俭一些。当时的情况，需要每个人勒紧裤腰带。悲观情绪在全国迅速蔓延，迫使总统发表电视讲话。面对电视观众，卡特承认，美国正在经历困境。［1］

在古巴，卡斯特罗的权位还是那样稳固。美国中央情报局用尽计策，也没能把他整下台。中美洲的左翼游击武装不但控制了尼加拉瓜，还在萨尔瓦多取得了节节胜利。在欧洲，喧嚣一时的团结工会遭到苏联的强力镇压，活动转入低潮。新鲜出炉的SS-20导弹，将整个西欧纳入了苏联的核打击范围。在中东，美国失去了伊朗国王这个最强硬的盟友。更糟糕的是，一群年轻的伊朗激进分子占领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控制了52名外交官。一个超级大国，何曾遭遇过如此频繁的羞辱？没过多久，苏联的介入又导致了阿富汗政权的更迭。难道对手真是不可抵挡？

面对咄咄逼人的苏联，卡特政府作出回应：苏联攫取控制海湾地区的任何企图，都将被视作对美国根本利益的威胁，美国将采取必要手段。这就是所谓的“卡特主义”。也就是说，吉米·卡特只打算守住波斯湾这一阵线，承认了阿富汗。

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1)却觉得危局之中暗藏转机。在他看来，阿富汗已让苏联泥足深陷，它会耗尽苏联的心血和财力（当年，美国不也在越南触了同样的霉头），有了阿富汗的战事，美国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让苏联付出不小的代价。对此，布热津斯基很有信心。当然，他并不希望美国对此投入过多，毕竟他可不敢指望阿富汗能战胜强大的苏联。只要美国暗中扶持阿富汗，尽可能拖慢苏军那不可阻挡的胜利进程，让苏联在稳赢的这场战役中尽可能付出大的代价就可以了。

回想起来，1980年的苏联为什么会让世界如此恐惧和敬畏，是很难理解的。诚然，美国在当时已经疲态尽显，不过，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却在垂死挣扎。一方面，国内的官僚体制已经僵化不堪，甚至连它自己的官员都在鄙视它；另一方面，指令性计划经济除了生产巨型武器和工业设备，无法生产其他消费品，苏联人民梦寐以求的汽车和电视，似乎只有“自由世界”才能供应。

最糟糕的是，政府没有充满活力的理想来弥补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共产主义曾经履行了这一职责，但如今，即使在共产主义世界，它也失去了号召力，甚至没有了激励共产党人的力量。年老多病的勃列日涅夫早就无力问政，但却无法摆脱，即便哪一天他撒手人寰，政治体制内也找不出合适的接班人。1982年，勃列日涅夫结束任期，权力移交给了原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关于安德罗波夫，外界知之甚少。此人同样年事已高又疾病缠身，上任不过15个月就去世了。继任者契尔年科更是个无足轻重的政治局官员，而且他和前两任一样老病交加。不到一年，契尔年科死在了任上。这就是西方人眼中的冷战赢家，一个即将称霸全球的大国。

即便如此，苏联的威胁仍让美国感到不安。罗纳德·里根能够赢得1980年总统大选，和他牛仔般好斗的姿态密切相关。里根甚至多次出言攻击苏联，为冷战对手贴上“邪恶帝国”的标签。他宣称自己不会像吉米·卡特那般束手束脚，而要和苏联大干一场。阿富汗（和伊朗）也是里根手中的一把利剑，就此展开的层层诘问，让卡特简直无力招架。阿富汗战争对里根尤其有利，它已经成为里根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右翼“反共”老战士津津乐道的话题。右翼政治家虽然对伊斯兰主义知之甚少，却称赞阿富汗的“圣战者”是光荣的自由战士，视他们为“反共产主义者”。

入主白宫的里根，亟须用实际行动把竞选承诺一一兑现。在这方面，里根还真不是作秀。他的一举一动，无不是为了占据冷战的上风。为此，里根不惜采用核对抗的手段。他在联邦德国境内部署的潘兴导弹，直指莫斯科。对于苏联方面发出的高声质问，他只是微笑以对。里根甚至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也许美国可以打造一个全新的防御体系，让苏联的导弹完全瘫痪。他的这个战略防御计划就是众所周知的“星球大战”计划，让一众战略专家闻之心惊。由于“相互摧毁”原则的存在，两大阵营才会陷入僵局，世界和平因此有了保证。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自然没人敢轻启战端。假如美国在防御方面棋高一着，里根就可以选择主动出击，攻打苏联。倘若苏联当局觉得对手已经占据优势，没准会先发制人实施打击。里根冷笑了一声，估计他会冒这个险。

“星球大战”计划也许不可行，不过，对峙的原则在于料敌从宽，苏联人不得不投入大量资金，研制新的核武器。不知不觉中，双方展开了一场军备竞赛。

“星球大战”计划有些抽象，即使对那些赞成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为了支持他的强硬立场，里根不得不在美苏对抗中坚持到底，其中之一是尼加拉瓜，另一个是阿富汗。

对里根政府而言，尼加拉瓜比阿富汗更为迫切。在该国境内，美国一手扶植了反政府游击队（Contras）。游击队表现颇为出色，一度推翻了桑迪尼斯塔主导的政府。当然，里根政府也向阿富汗的“圣战者”提供了许多方便。虽然马苏德等人得到的金钱、装备，加起来不过价值几千万美元，但比起一毛不拔的卡特时代，“圣战”武装的境况好了许多。

冷战总能适时影响阿富汗的局势。1985年，苏联这艘巨舰迎来了一位充满活力的年轻舵手——戈尔巴乔夫。不过，他接手的这艘巨舰已经出现沉没的先兆。为了应对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政府投入大量金钱，国家财政几近枯竭。戈尔巴乔夫深知，如若不对军事与战争支出加以控制，苏联的国运恐怕将此终结。他因此推出了好些全新措施：“新经济政策”下，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接纳市场要素；“新思维”的推行，让苏联国民也享受到了有限度的言论自由。对于戈尔巴乔夫的种种举措，西方大加称赞，称他是一位伟大的改革者。

戈尔巴乔夫还和里根就缓和核紧张局势进行了会晤，并取得一些实质进展。两大阵营由此有了一次真正的喘息之机。会谈之后，里根在国内赢得一片赞誉，戈尔巴乔夫也收获了诸多好评，人们称他是和平的缔造者（除了右翼福音派基督徒，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额头上的胎记表明他“反对基督教”）。［3］

戈尔巴乔夫的有些作为确实值得称颂。不过，此人的大胆举措却给阿富汗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戈尔巴乔夫认为，入侵阿富汗简直是大错特错，阿富汗就像套在苏联脖子上的一根绳索。为此，他迫不及待想要从中逃脱。但他并没有撤军停战的打算，而是要求军方不惜代价，尽快取得战争的胜利。当年的尼克松不也想在越南“光荣撤退”［4］吗？戈尔巴乔夫想从阿富汗撤军，但他希望以胜利者的姿态离开。那个时候，苏联正在和美国就核裁军问题进行谈判，因此他不能表现得软弱无力。

打那以后，苏联军队明显加大了空袭力度。在狭窄的山谷间来回上下穿梭，直升机上的机枪对准平民的次数明显增多。戈尔巴乔夫上任第一年，也是战争最为血腥恐怖的一年。这一年，苏军参谋部制订屠杀计划，要把阿富汗的广袤乡村辟为无人区。那个古老的阿富汗在地毯式的空中打击下彻底解体。所谓的“乡村共和”，就此成为历史。同一年，逃亡伊朗、巴基斯坦的难民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达到了600万人。而战争开始时，阿富汗的总人口不过2000万人。全世界的难民中，阿富汗难民占了大半。摧毁阿富汗的凶手，并非一个势大力强、莽撞无知的新兴国家，而是一个风雨飘摇的超级大国，它把阿富汗的局势搅得一片混乱。

阿富汗的战事还在不断升级，隔岸观火的美国人却从局势中看到了阿富汗取得真正胜利的可能性。于是，国会参议员戈登·亨弗莱、众议员唐·里特等人开始为阿富汗事业游说。里根总统任命了一位阿富汗事务顾问，此人是阿富汗侨民，名叫扎勒米·哈利勒扎德，在贝鲁特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众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查理·威尔森也认为援阿之事可行，与国会和中情局的盟友一道，成功将美国对阿富汗“圣战”武装的（秘密）援助增加两倍。在威尔森的游说下，沙特阿拉伯政府决定拨出一笔同等价值的援助。到1987年，“圣战”武装每年可以从美国方面获取10亿美元的援助。当然，这笔援助还要通过三军情报局获得。此外，沙特阿拉伯还有10亿美元的援助。

除了金钱和武器，威尔森等人还给了“圣战”武装一个重要建议。通过实地勘察，议员们发现了苏军的一道软肋，抵抗组织可以加以利用，穷追猛打。为此，“圣战者”只需要一件方便带进山区的武器，就能随时向苏军的直升机展开射击。

可惜，当时的世界上还没有如此便携且威力十足的武器。于是，威尔森联合中情局内所谓的“阿富汗别动队”，矢志要为“圣战”武装打造一件实战利器。以色列方面提供了技术支持，埃及政府则在运输方面打开绿灯。最终，著名的“毒刺”（Stinger）便携式防空导弹得以问世。这种导弹有长长的炮筒，可以根据热成像原理追踪目标。发射的时候，只需两个人固定炮筒，另一个人负责瞄准、开火即可。“毒刺”导弹虽谈不上十分先进，但足以威胁苏军。

1986年9月25日，“毒刺”导弹第一次被用于实战。伊斯兰党的军事指挥官阿卜杜勒·哈法尔（他自称“工程师哈法尔”）瞄准贾拉拉巴德机场的一架苏联直升机，发射了“毒刺”导弹。战争一打响，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虽然苏联的空中打击仍在继续，许多人死于空袭，但其经济意义是决定性的。据三军情报局披露，截至1987年，阿富汗抵抗组织发射的“毒刺”导弹，每天都能命中1—2架苏联战机。一枚“毒刺”导弹，花费不到4万美元，而苏联军用直升机的身价却高达1000万美元。美国中情局向“圣战”武装提供了500多枚“毒刺”导弹（一说2500枚）。另外，英国产的类似武器也在源源不断地输送进来。［5］从经济角度而言，这场战争对于摇摇欲坠的苏联实在太不划算，一次就损失了1000万美元，还是败给只有大把猎枪装备的游击队。没办法，戈尔巴乔夫只得选择撤军，越快越好，战果、面子只能统统抛之脑后。

苏联撤军的第一步，就是撤掉卡尔迈勒。此人施政无方，督战不力，已经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继任者是秘密警察部队的头目纳吉布拉。此人体格魁梧，肌肉发达，像一位举重运动员，外号“公牛”。纳吉布拉上任之后，也有一番改革亟待推行：首先，他不再执着于推行社会主义革命；其次，他要和“圣战”武装展开谈判，争取组建联合政府；他还得收买人心，拉起一支声势足够大的拥趸队伍。以上目标达成后，苏联人方能安心离去。

为了维持局面，纳吉布拉可谓竭尽全力，所有能够缓和局势的手段都被他使了一遍。秘密警察的名声实在太臭，纳吉布拉将其更名为“武装警察”（WAD）。每个人都清楚，总统此举纯属换汤不换药。在纳吉布拉统治下，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更名为“阿富汗祖国党”，但却没人高唱爱国歌曲。纳吉布拉主持颁布了新宪法，宣布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改为“阿富汗共和国”，伊斯兰教为国教，保障所有公民的自由。但没有人相信他。纳吉布拉还拨出专款，修建了不少清真寺与神学院。他呼吁反对派放下武器，与政府达成和解，还在议会中为“圣战”武装领导人留出位置。他甚至说，如果某些条件得到满足，他将辞职。

放在十年前，这个计划可能奏效。不过，20世纪80年代的血腥记忆早就关上了和解的大门。阿富汗人如何能够相信，残忍阴鸷的秘密警察局局长是穆斯林民族主义者，会致力于重建阿富汗的价值观。“圣战”武装清洗了枪支，开始向城市进军。

战争之初，联合国就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呼吁交战方重回谈判桌。数年来，多个国家派出代表参与斡旋，却总是毫无成效。1987年，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苏联自来年起，将从阿富汗前线分批撤军，阿富汗的内部事务将交由阿富汗人自行处理。如此决定，尚不知是福还是祸。同时，苏联希望美国和巴基斯坦作出以下保证：承认现有边界，美国不再向阿富汗境内的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及经济援助；苏联撤军之后，任何国家不得干涉阿富汗的国内局势。苏方提出的要求并未收获切实的承诺，但是，戈尔巴乔夫已没有多余的精力迫使美方作出承诺，毕竟当时的苏联已经走上了解体的道路。

1988年，第一批苏联军队从阿富汗回国。那一年，苏军在慢慢撤出。与此同时，无论从苏联自身出发，还是站在全球高度，一些更为重大的事件正在发生。在苏联境内，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与立陶宛爆发群众运动，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都遭受了严重挑战。而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三国人民先后走上大街抗议示威。风雨飘摇的苏联行将崩溃。

1989年2月，鲍利斯·格罗莫夫上校踏上铁尔梅兹（Termez）大桥(2)，穿过阿姆河，回到乌兹别克斯坦。他是最后一名离开阿富汗的苏联军人。当时人们并没有太多关注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消息，因为东欧剧变更加牵动人心。同一年，戈尔巴乔夫访问波兰，吹响了这场剧变的前奏。访波期间，这位苏联领导人公然否定勃列日涅夫坚持的“有限主权”原则。他表示，任何独立国家的内部事务，苏联都将不再干涉。东欧诸国就此摆脱了苏联的控制。团结工会立即行动起来，迫使政府举行选举。最终，波兰选举以团结工会大获全胜而告终。匈牙利紧随其后，不仅进行议会选举，还将国名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改为“匈牙利共和国”。大量人口从民主德国涌向联邦德国，政府虽然试图阻止，却根本无能为力。态度强硬的埃里希·昂纳克不得不辞去总书记一职。当年11月，大批东柏林市民聚集到柏林墙边，开始拆除这堵将国家一分为二的隔离墙。那一刻标志着冷战和苏联的终结。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在如此短暂的瞬间便走到了尽头，历史上似乎也找不出第二个例子。1989年前夕，苏联的所有卫星国都摆脱苏联控制。1990年，苏联境内的加盟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1991年，俄罗斯宣布独立。“苏联”正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毕竟在此之后，它已经不剩什么了。

(1)　布热津斯基：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鹰派战略政治理论家。——编者注

(2)　铁尔梅兹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苏尔汉河州首府，位于阿姆河口北岸，是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交通要道，与阿富汗有大桥相连，是1979—1989年苏联进军阿富汗的主要陆上通道。——编者注

第23章　从恐怖到混乱

这些戏剧性的事件使纳吉布拉成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政权的最后一位领导人。他仍在努力与“圣战者”达成妥协，但他却在玩一副疯狂八人牌扑克。随着苏联撤军，纳吉布拉没了靠山。还好，苏联人留下的各种武器装备十分精良，还够他支撑好一阵子。喀布尔的城防工事也还算牢靠，虽然“圣战”武装在步步逼近，但纳吉布拉政权尚能维持。就这样，一年又五个月过去了。

正如喀布尔大学经济学家沙姆斯博士指出的那样，［1］当时阿富汗境内有近30万名武装人员，这些人不仅久经战事，而且个个有武器傍身。其中，政府军有10多万人，另外的18万余人则隶属各个“圣战”武装。同时，阿富汗还是一个巨大的军火库，喷气式轰炸机、坦克、重型火炮应有尽有，1000余枚“毒刺”导弹［2］还未开封，机关枪更是泛滥成灾。平均下来，每个阿富汗人都能分到一挺。各派势力囤积的弹药，更是足以支持多年的内战。如果纳吉布拉与“圣战”武装真能组成联合政府，当时的阿富汗可以一跃成为地区第一大军事强国。

当然，如上假设完全不可能成立。纳吉布拉早已形同困兽，但对手仍然没有放弃进攻，反而有大批政府军倒戈相向，投入对方阵营。最为严重的一次叛变发生在1992年4月。纳吉布拉的盟友之一、乌兹别克军官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与塔吉克军官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联合作战。人民民主党上台之前，杜斯塔姆一直在工会担任领导人。1978年政变过后，他投身军旅。此后，杜斯塔姆官运亨通，一路高升，他把大批乌兹别克同胞招至麾下，这些人对他忠心耿耿。政府军中，就此出现了一支杜斯塔姆的私人武装。反苏战争末期，这支私人武装已经发展到3万余人。另有数字表明，当时杜斯塔姆武装的规模超过了5万人（当然，这些人表面上还属于政府军）［3］。杜斯塔姆之后的经历表明，他既不是人民派，也非旗帜派。他不属于任何意识形态范畴，只是个首鼠两端、嗜酒如命的世俗海盗，他信奉宗教现实主义，只为求得生存。

在1992年这个关键时刻，纳吉布拉与“圣战”武装僵持不下，杜斯塔姆看到了他的机会。于是，他选择改换门庭。他这一去，大大削弱了纳吉布拉的有生力量。4月底，已有成千上万的游击队涌到喀布尔周围的山上扎下营寨，喀布尔行将陷落。不过，也没有哪支武装能够独力掌控这座城市，山上的游击队少说也来自11个派别。

1992年4月16日晚，马苏德拿起卫星电话，拨通了希克马蒂亚尔的号码。他们的这场对话被录了下来，这段刺耳的录音至今仍在互联网上传播。［4］马苏德对希克马蒂亚尔说：“我们应该谈一谈，我很担心这个周日会闹出乱子。大家都想进城，个个不甘落后。如此一来，我怕局面会乱。所以，我想和你坐下来好好谈谈。让我们想出一些办法，组建一个可接受的政府，然后举行选举。事不宜迟，最好现在就采取这些步骤，而不至于走到武力解决问题的地步。如果你同意，不妨这个星期天就……”

希克马蒂亚尔打断了马苏德：“目前这个状况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只要局势稳定，我和我的追随者及所有“圣战士”都会按兵不动。我们现在大概不会采取侵略行动。”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马苏德说，“我们无所作为，情况会更加糟糕。我和我的兄弟并不害怕。一切取决于你和你的追随者……”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希克马蒂亚尔再次打断，“我的意图，你刚才不也听到了吗？”

“看来你决定在星期天进攻喀布尔了？那么，我是否应该有所准备？”

“准备什么？”

“准备保护喀布尔的男女老少。”马苏德大声说道，“我们还要保护这个饱受蹂躏的国家，保护这些流离失所、前途未卜的人民。我告诉你，尽我的能力保护这些人不受任何形式的攻击是我的责任。”

随后是一段忙音，一场对话就此结束。

第二天，“圣战”武装集体开入喀布尔。纳吉布拉带上兄弟和司机，朝机场方向逃去。纳吉布拉事先和联合国方面取得了联系，联合国提供了一架飞机，可以送他们前往印度。不料，纳吉布拉的计划早已被杜斯塔姆知晓，杜斯塔姆下令封锁机场。当天，没有航班可以离境。

看到前方设有路障，纳吉布拉命令调转车头，来到了联合国驻喀布尔办事处。在这里，他们获得了政治避难的许可。联合国的决定，“圣战”武装表示尊重。只要纳吉布拉等人待在联合国大楼，他们就是安全的。于是，接下来的四年里，纳吉布拉等人一直在大楼里，寸步不出。这样的避难和蹲监狱差不多，差别可能就在于，这里可以点外卖，看一些宝来坞电影。

“圣战者”还在巴基斯坦时，已就组建阿富汗临时政府（AIG）制定了一个松散计划。根据计划，将由西卜加图拉·穆贾杰迪出任总统，他是白沙瓦七个主要伊斯兰政党中最小政党的领袖。两个月后，拉巴尼继任总统。四个月后，拉巴尼辞职，举行全国大选。西方媒体心目中的阿富汗抵抗运动的代表马苏德，则会出任临时政府的国防部长（确属机要职位）。党派无论大小，只要在白沙瓦占据一席之地，都会得到至少一个内阁席位。希克马蒂亚尔则是政府总理的不二人选。

希克马蒂亚尔并未领情。他觉得总理一职未免太过屈才。要知道，他所领导的伊斯兰党是第一大政党。希克马蒂亚尔甚至认为，整个政府都该由他和他的党派来领导。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也不能容忍希克马蒂亚尔成为次要角色，因为此人是他们操控阿富汗的关键人物。因此，阿富汗的最高职位一定要由希克马蒂亚尔担任。

拉巴尼接任总统之后，希克马蒂亚尔勉强接受了总理职位。不过，他仍然不愿来到喀布尔。他说，如果内阁有事相商，请大家到城郊的住处见他。

事实证明，马苏德的预料没有错，动乱随即爆发。但应该指出的是，马苏德也是阿富汗动乱局势的一大根源。正是他和伊斯兰统一党（Hezb-i-Wahdat）之间的纠葛，导致喀布尔一度陷入混乱。伊斯兰统一党是一个包括哈扎拉人在内的什叶派团体组成的超级大团体，当它占领喀布尔的西南部（哈扎拉人的主要聚居区）时，马苏德采取了行动。他和阿拉伯支持的普什图军阀阿卜杜勒·拉苏勒·赛义夫（Abdul Rasool Sayyaf）结成同盟。赛义夫占领了哈扎拉人的西南领土，马苏德则占据了哈扎拉人的东北区域。如此一来，两派军阀正好对哈扎拉人形成了夹击。

哈扎拉人进行了激烈的反击，由此而来的后果相当骇人，抢劫、强奸与谋杀的暴行在枪战和轰炸中愈演愈烈。我的堂姐扎希达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那个时候，她正住在喀布尔的西郊。有一天，一群哈扎拉人突然闯进她家，宣布把那里征为要塞。堂姐一家只得离家出逃，前往我叔叔阿塞夫位于市中心的房子。那个时候，叔叔已经流亡美国，留下来的房子正好能容纳扎希达一家。

搬家之后，堂姐过了一段太平日子。但是，她和家人仍能隐约听到远处的枪声。后来，枪声似乎越来越近，次数也越来越多，但具体方位无法确定。她预感战争即将一触即发。不过，她和家人又不敢立即逃走，毕竟那样太危险了。她甚至有些后悔，怪自己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一走了之。还好，堂姐和她的家人当时选择留在家中。那个时候，外面早已经陷入战乱。有几发子弹打入庭院，迫击炮打坏了她家的墙壁。那时，他们即便想要逃离，也已经无路可走了。

但随后的炮弹开始打在窗户上。他们不得不躲进没有窗户的储藏室，食物只有生洋葱和土豆，没有水。因此，每天晚上，扎希达的丈夫要在夜幕的掩护下到院子里的井中取水。一天晚上，他在院子里被一枚弹片击中。他流着鲜血一步一步爬回储藏室。还好伤势并不太重，扎希达用酒精棉为他清理伤口。那次事故让堂姐下了离开的决心。“继续留在这里，我们只能坐以待毙。”

于是，她戴上她所有的珠宝，那是阿富汗女性的便携财产，一家人把所有的钱款捆在一起。枪声一平息，他们就出了门。街上到处是尸体，在街区的尽头，他们看到一个哈扎拉少年，一手拿香烟，一手握着机关枪。他每吸一口烟，就会朝山上开一枪。一口烟，一发子弹，不间断地重复着。他每开一次枪，马苏德武装就会予以回应，进行还击。

堂姐高声喊叫那个少年，请他稍停片刻。如此一来，她和家人才能安全通过。少年耸了耸肩，答应了。就这样，扎希达一家才来到了河边。他们沿着河畔，走到了一个稍微安全的街区，那里的一位熟人收留了他们。

对生活在1992—1996年间喀布尔的人们而言，扎希达的经历很有代表性。从新闻可知，那个时期喀布尔的局势并不稳定。延绵不绝的战火之中，间或有短暂的和平。但对于当地居民而言，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屠杀：超过6万人因为冲突而丧生，30多万人逃往农村，最终成为“国内流离失所者”（IDPs），这是对尚未逃出国境的难民的称呼。反复无常的杜斯塔姆在战斗中不断转换阵营。战争期间，他犯下了累累血债。哈扎拉人常常成为暴力的受害者——不过，他们也常常以暴制暴，以血洗血。无论是赛义夫还是马苏德，参与内战的每一方都双手沾满鲜血，与暴行脱不开关系。

然而，所有人都认为，最严重、最不可原谅的流血事件的始作俑者是“工程师”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马苏德在喀布尔一站稳脚跟，希克马蒂亚尔就把势力扩张到喀布尔附近几英里的郊外，并用火箭弹无情地袭击城市。1992年8月10—11日，希克马蒂亚尔武装向喀布尔发射了上千枚火箭弹，他声称自己的每次攻击都有“特定目标”。但是，他领导的武装人员根本不具备精准瞄准火箭的技术，他的辩解显然并不成立。即便希克马蒂亚尔能瞄准目标，在距城市几英里的据点开火，又何从知道炸弹有没有准确击中目标。有几天，这些火箭弹以每分钟两三枚的频率降临喀布尔市区，无边的战火之下，大量房屋受损，无辜丧命的人更是数不胜数。

阿富汗的乡村已被苏联人彻底摧毁，如今，阿富汗人又亲手摧毁了自己的城市。“圣战”武装互相攻伐，导致半个喀布尔遭到破坏。另一座城市坎大哈，也成了武装割据之地。内战是一场种族战争，它带来的仇恨因此更加难以消弭。对于夺走亲人性命的凶手，很少有人清楚其具体身份。于是，他们就把这种仇恨记在某个民族的账上。

当大屠杀撕裂城市时，军阀们正在为巩固农村的领地而战斗，数以百计的人划出了属于他们的半主权领地。残破的道路上设有无数的检查站，任何通行的路人都得向拦路设卡的军阀缴纳过路费；商店里本就稀少的商品，其价格超出了大多数人的购买力。贫穷和饥饿就像疾病，随着战争蔓延开来，笼罩着整个国家。这些都是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遗产。

第24章　走出难民营

1989年，苏联人前脚刚走，美国方面就急不可耐地呼唤盟友。大家匆匆召开会议，试图安排人民民主党下台之后的阿富汗。一个稳定的阿富汗，符合与会各国的共同利益。会议能否促成和平？答案尚不可知。不过，那个时候的美国政府至少真心诚意，他们希望和巴基斯坦以及众多“圣战”武装建立合作，保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很可惜，没过多久，阿富汗就不再是华盛顿的外交重点。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美国政府的注意力也转移到了其他地区。阿富汗曾是冷战的战场，但是，冷战已近尾声，纠结此地，似乎也没了意义。虽然冷战正式结束还要等到两年之后的那个冬天，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苏联已颓态尽显，它已经在事实上结束了。苏联解体是90年代初的政治地震，其余震影响了之后十年的西方政治决策。1991年，有人曾向布什总统报告喀布尔附近又出现了新的冲突。对此，布什相当惊讶：“阿富汗还在打仗？”［1］仿佛一切冲突都已随着苏联一起没入历史的尘埃。

事实上，对美国来说，阿富汗的麻烦才刚刚开始，麻烦的种子早在苏阿战争时就已埋下。在此期间，有近350万阿富汗人流亡巴基斯坦，逃往伊朗的人数也差不多。难民们居住在边境地区的难民营，如白沙瓦附近的沙姆沙图（Shamshatoo）和奎达附近的哈扎拉镇（Hazara Town）。这些难民营都位于城郊，如此一来，难民才不至于妨碍城市居民。难民不被允许找工作，毕竟巴基斯坦政府不想因此导致本地人大量失业；难民也不被允许创业，因为这会对巴基斯坦人形成竞争，巴基斯坦政府希望他们老老实实地蜷缩在难民营里。那里虽没有空袭之忧，但也没有建立新生活的希望。食物和水由联合国提供，食物包括油、面粉、糖、盐和茶。难民们什么都不用做。

一般来说，这些营地都被铁丝网包围着，身居其中，难免会产生坐牢的感觉。营地门口，巴基斯坦军方派了专人把守。2002年，我曾经参观过几座难民营，没想到里面有大量的未成年人。在纳斯尔·巴赫（Nasir Bagh）难民营，我和不少孩子聊过天，他们几乎都拥有10—12个兄弟姐妹。负责难民营事务的官员告诉我，营地里四分之三的难民年纪都不满15岁。血气方刚的年纪却被困在封闭的营地之中，焦躁不安的情绪无处宣泄，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们在周边建立记忆。

孩子们要想逃离沉闷的日子，可以进入宗教学校。这样的学校有数以百计，由巴基斯坦神职人员建立，由强大的右翼伊斯兰政党控制，如与三军情报局关系密切的“伊斯兰神学者协会”（Jamiati-Ulama-Islam）。此外，沙特阿拉伯政府投入巨额资金，以在这些学校推广瓦哈比教义。瓦哈比派运动源自18世纪，以追求“纯净的伊斯兰”著称。后来，瓦哈比派在沙特阿拉伯的宗教界占据主流地位，并通过联姻等手段，同该国的统治精英建立了密切联系。几十年来，瓦哈比派发展迅速，正是得益于沙特政府的大力支持。瓦哈比派并不想在非穆斯林中发展追随者，他们希望让穆斯林皈依瓦哈比式的伊斯兰信仰。巴基斯坦官方提供的记录显示，仅在邻近边境的18个地区，就有2000多所宗教学校，总招生人数接近22万人。［2］未被列入统计的数量想必更惊人。

阿富汗男孩能够免费进入宗教学校，他们还能得到食宿，只要他们把自己完全交给老师。进入宗教学校，这些孩子便和外界断了联系。除了老师，他们无从了解新闻、获取信息。而且，这些老师的教学内容似乎不仅关乎宗教。一位官员向巴基斯坦总理提交的报告指出，大约有100所宗教学校在向学生传授作战技能。实际的数字可能远不止这些。［3］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宗教老师面对众多的难民学生，不过是在夸夸其谈。他们告诉那些睁大眼睛的男孩，历史上唯一一次完美的世界，存在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有生之年，整个社会都严格遵守安拉的法律，这种服从让他们百战百胜、无往不利，毕竟没有力量能和安拉抗衡。这不是胡言乱语，几乎是穆斯林叙事的核心，其中的内容足以令大家如痴如醉、深信不疑。

近年来，好些势力在伊斯兰世界宣扬这样的思想：末日即将来临，安拉的子民将和魔鬼的信徒展开决战。难民营、宗教学校，正是此种论调的重要阵地。宗教老师们信誓旦旦，战斗一旦开启，一个完美的世界将降临人间。是的，如果穆斯林能像先知引导的麦地那民众那样生活——按照确切的法律与规则——世界就会得救。那些正在经历世界上最糟糕童年的男孩渐渐有了自信，他们惊喜地发现，自己的使命竟然是拯救世界！

关于巴基斯坦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总会有一些争论。显然，他们培养了塔利班的未来骨干，但他们知道这一点吗？他们是不是有意识地建立了一支军队，以便让他们日后回到阿富汗展开行动呢？根据公开的记录，我们很难回答这些问题。即便巴基斯坦方面早有精心盘算，它也从来没有摆上台面。

可以肯定的是，巴基斯坦政府确实很想控制阿富汗。地区中的冲突、对峙及力量对比，让巴基斯坦不得不对本地区小心关注。同时，世界各国也各怀心思，闯进了阿富汗。这里再一次成了国际力量角逐的战场。

克林顿总统第一届任期内，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从来没在公开场合提到过阿富汗。［4］他的外交重点大多放在了东欧。苏联解体之后，东欧风云激荡，各种武装冲突来势猛烈且持续不断。旧有制度约束形成的原定局面，由于新兴国家的建立而分崩离析。塞尔维亚人大战克罗地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纠缠不清，马其顿人反击塞尔维亚人的同时，又遭遇了科索沃人的挑战。当每个群体都试图将领土上的其他群体排除在外时，“种族清洗”一词就进入了人类耻辱的字典，难怪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在东欧。

但苏联解体后的余震波及了东部边境，其影响同样重大，尽管起初这些事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当年，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不安地加入了苏联。苏联解体后，它们忆起了久远的历史经验，加盟苏联之前的种种经历，开始受到当地人的重视。

除了塔吉克斯坦，中亚其他四国的主要居民都是突厥语系民族，他们自古以来就在此定居。有那么一段时期，这几个国家（包括塔吉克斯坦）曾是伊斯兰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苏联解体之后，原来的党员干部摇身一变，成了新国家的统治者。他们不再以共产党人的身份实行统治，而开始凸显自己的崇高地位。全国各地遍布他们的海报与塑像，全国人民得把他们的生日当作民族节日来庆祝。政坛新贵希望个人崇拜能够取代原有的意识形态，从而主导人民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教重新崛起，这是一种本土的精神观念，能提供有凝聚力的社会意义。

后苏联时代的中亚处于这样的文化变迁中，借由文化上的渊源，许多国家都想在此施加政治影响力，土耳其对此很感兴趣。但伊朗开始感到不安，毕竟，历史上的几大帝国都曾将土耳其草原和伊朗纳入统治，波斯不过是一个被征服的行省，而帝国的征服者就是土耳其人。

最重要的是，巴基斯坦看到了中亚重组的可能性。该国历史不长，却危机四伏，它夹在敌对的阿富汗与印度之间，夹缝中求生存的巴基斯坦只能寄望在中亚打开局面。随着苏联的解体，整个中亚重归伊斯兰的怀抱。伊斯兰教是巴基斯坦的基本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前提，它为巴基斯坦提供了社会凝聚力。同样地，无论土耳其和伊朗作何感想，古代的贸易、交通和征服，已经以中亚为中心向南北剧烈扩张开来，正如其之前往东西方发展一样，尽管这意味着南亚平原上的城市会沦为中亚骑兵南下劫掠的目标。因此，巴基斯坦和中亚有一种历史联系，而伊斯兰可能是文化溶剂，可以将它们再次融合到一起。

中亚地区以逊尼派教徒为主，巴基斯坦亦然。相形之下，信奉什叶派的伊朗很难在中亚地区发挥真正的影响。毕竟，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纠葛已经持续了14个世纪。至于土耳其，实在相距遥远。如果巴基斯坦能够建立与中亚的贸易联系，它可能会建立一个由伊斯兰堡指挥的松散的逊尼派穆斯林共荣圈。届时，它将在平等的条件下对抗印度和伊朗，巴基斯坦将会成为该地区的第一强国，坐上伊斯兰世界的头把交椅。

愿景固然美好，现实却有一大障碍，那就是阿富汗。巴基斯坦要想联结中亚，阿富汗是无论如何都难以绕开的。那该对此做些什么呢？

苏联解体，不仅改变了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格局。在冷战正式结束之前，新一轮战争已经打响，政治学家迈克尔·克莱尔（Michael Klare）(1)称之为“资源战争”。

争夺的核心资源就是石油。20世纪70年代，石油政治已经抬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突然宣布石油减产，此举是为了报复西方工业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短短一年内，油价翻了三番，西方经济由此进入了衰退期。1974年的石油危机给世人提了个醒，石油实在重要。至冷战结束前夕，世界人口增长了近10亿，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在不断推进，世界各国对石油的需求量在节节攀升。［5］

1990年，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悍然入侵科威特，从而控制了世界第二（一说第三）大石油资源，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可能还有伊朗）。而后，萨达姆又在科威特边境大量陈兵，沙特阿拉伯似乎也在他的劫掠计划之中。以伊拉克军队的规模，达成目的并不困难。

不过，沙特阿拉伯的财富不仅限于石油，它还有美国这个重量级的盟友。对于萨达姆的侵略行径，布什总统表示：“此风绝不可长。”而后，他更是牵头组织了一支由38个国家组成的联军，要对萨达姆进行惩戒。多国部队的行动得到了联合国的批准。近85万人的多国部队开赴沙特阿拉伯，随时准备应对萨达姆的军事冒险。［6］海湾战争从1991年1月17日打响，历时42天。战争期间，伊拉克承受了8.5万吨炸药的袭击。［7］很快，萨达姆的部队溃不成军，只能向巴格达方向撤退而去。途中，他们还得躲避多国部队的空中打击。最终，多国部队付出了358人死伤的代价，而伊拉克军队的阵亡人数接近10万人。［8］美国总统布什随后突然宣布停火，海湾战争因而并未触及萨达姆的统治根基。

第一次海湾战争加深了人们对资源的认识：海湾国家（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产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石油，他们可能会把整个工业世界扣为人质。世界要想稳定，油气资源必须多元化。随着石油供应的减少，由此而来的竞争也将愈发激烈，主要的工业强国不得不从战略上考虑寻找新的石油资源。

20世纪90年代，专家预测世界上50%的石油资源都位于波斯湾地区。不过，该地区的储量虽大，却也在迅速开采。里海盆地则是位居其后的全球第二大富油产区，而且该地区很大程度上尚属一片处女地。［9］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都是里海沿岸国家。这几个国家正是土耳其、伊朗与巴基斯坦念念不忘的中亚盟友。波斯湾的石油资源在日益减少，里海地区的战略价值自不待言。

里海盆地虽有资源，但西方工业家又当如何获取呢？有三种方案。方案一，修建一条直通西欧的油气管道。不过，这条管道必须经过苏联数千英里的土地，俄罗斯势必会趁机征收巨额关税。此外，还会经过局势动荡的东欧各国，也须向沿线国家缴纳税费。万一局势生变，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方案一未获认可。

规划中的输油管道

方案二，通过输油管道将里海的石油输送到波斯湾沿岸港口，再通过油轮运往欧美国家。可是，按照该方案，大部分管道将位于伊朗境内。如此一来，伊朗岂不有了左右西方国家命运的能力？时至今日，美、伊两国还处于对立状态，眼见伊朗得势，美国政府万万不能接受。

第三种方案是架设一条从土库曼斯坦直通阿拉伯海沿岸的管道，在巴基斯坦的沿海港口（比如卡拉奇）将里海的石油资源通过油轮运输出去。该方案立即得到了美方的首肯，毕竟巴基斯坦是个值得信赖的好伙伴。巴基斯坦政府更是坚决支持。其实，巴基斯坦倒没有考虑经济因素，他们只是觉得，如此一来，本国的国际地位将会大大提升，而且管道两头的逊尼派穆斯林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热络，巴基斯坦的影响力将一直延伸到吉尔吉斯斯坦，相关的前景实在可期！

不过，方案三也并非皆大欢喜，问题在于，这条线路必须经过阿富汗。

只要想到阿富汗境内遍布地雷、局势混乱，输油管道要想从中安然通过，实在有点……不好意思，我想说有点痴人说梦。但是，相较另外两种方案，阿富汗似乎也没有那么糟糕。毕竟，一个国家有再大的麻烦似乎都好解决。总之，巴基斯坦在稳定和控制阿富汗方面有着巨大的利害关系。于是，三军情报局有了一个新任务，即保证输油管道在阿富汗的安全。希克马蒂亚尔在巴基斯坦的计划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巴基斯坦将竭尽全力，让他当上阿富汗毫无争议的头号人物。

但是，希克马蒂亚尔却让巴基斯坦失望了。首先，他的军事才能远不如马苏德，即便他对喀布尔发射了无数的火箭弹实施空袭，也没能让他挺近喀布尔哪怕一步。他没有容人的雅量，其他“圣战”领袖都不想加入他主导的政府。他还习惯出尔反尔，刚拟订的停火协议，转身就撕毁。而且，希克马蒂亚尔毫无民意基础，由他担任国家领袖，实在难以服众。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其他军阀也好不到哪里去。苏联撤军之后，军阀的名声都在迅速恶化。事实上，穆贾希丁正在作为一个整体丧失作为救世祖的信誉。历经劫掠、强暴、杀戮与战争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大家都认清了“圣战者”的真实面目。

巴基斯坦方面开始传出质疑声，不少官员都觉得三军情报局所托非人。反对者中，就有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前陆军将领纳斯鲁拉·巴布尔。就连三军情报局内部，大家的信念也在动摇。于是，三军情报局开始挑选其他代言人。找来找去，他们注意到了坎大哈的一个小团体。

那是在1994年，这些激进分子还不叫“塔利班”或其他任何组织，说他们是“有组织的”，似乎都有些夸张。他们并不是一个团体，不过是一起上过战场、聚到一起的几个年轻人。他们中有一位年纪稍长的人，叫作毛拉·奥马尔。他们尊敬奥马尔，并帮助他采取大胆行动，以保护当地人民不受流氓的侵害。

当时，奥马尔大约30岁。他十几岁时就加入了伊斯兰党的一个分裂组织，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战斗。在与苏联人的战斗中，他失去了左眼。(2)不过，这点伤势足够让他引以为荣。苏军撤离之后，奥马尔把武器交还上级。而后，他进入宗教学校学习宗教，从那时起大家称他“毛拉”。

像许多阿富汗人一样，奥马尔也对他以前的战友很失望。在他看来，这些人已经失去了信仰，按照沙里亚法，他们都是应受惩戒的犯人。他的激愤态度得到不少同龄人的认可，年轻一代也对他五体投地。这些人都和宗教学校有所联系，要么是曾在那里求学，要么就是在读的学生。阿拉伯语中，学生被称为“塔利布”（Talib），一群学生就是“塔利班”（Taliban）。所以，这个词起初并不是政党或运动的名称，只是描述了奥马尔及其同伴的学生身份。

奥马尔的“传奇”始于1994年的一个夜晚。那晚，先知穆罕默德托梦给他，先知不但解下披风相送，还鼓励他要为拯救穆斯林而战。过了几天，奥马尔听闻一名军阀绑架了两个姑娘，并把她们关起来供自己和手下淫乐之用，奥马尔立即号召兄弟准备行动。最终，他们不但救出了被掳女子，还把涉事的军阀吊死在了坦克炮台上。奥马尔觉得，此举足以警示恶人，他也因此成了替天行道的好汉。

上面这则故事堪称“传奇”。一般来说，所谓传奇，大多是杜撰出来的。那个年代，我听过太多类似豪杰的故事，其中的情节与人物大同小异。显然，塔利班分子有意借传说为自己装点门面。传说中的他们行侠仗义又虔心宗教，而且远离腐败政治的影响。不得不说，当时的老百姓对此很是买账，塔利班的表现确实要比一般军阀好许多。

即使这些故事是虚构的，但这些年轻人一定做了一些事来打动当地人，否则巴基斯坦政客也不会注意到他们。三军情报局派驻赫拉特的官员伊玛目上校很快和奥马尔搭上了线。不久，双方就建立了联系。巴基斯坦驻坎大哈的总领事（也是一名三军情报局官员）提供了帮助，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巴布尔对此表示默许。［10］而后，据说内政部直接执掌的边境兵团开始向奥马尔的手下提供军事训练。到当年10月，塔利班的武装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只待考验的到来。

巴布尔命令一支满载诱人商品的卡车队穿越阿富汗前往土库曼斯坦，他想借此了解一下阿富汗的国内环境，看车队能否通过军阀割据的阿富汗，抵达目的地。如果车队一路顺利，那么一条纵贯南北的贸易路线就在眼前，巴基斯坦的各类商品可以顺道北上，中亚的石油也能找到南下的出口。

车队行至坎大哈，遭遇一伙武装分子的阻截，物资被洗劫一空。抢劫案发生不久，附近的山里冲出一队人马，约有200人，武器装备十分精良。双方的交锋持续了整整两天。最终，匪首被吊死，货物得以归还原主。［11］没错，这又是塔利班的一次义举。不过，部分目击者发现，闻风而来的塔利班分子当中，不少人操着一口乌尔都语。这是巴基斯坦的国语，并不是阿富汗人的语言。当然，大家也只是心生疑窦，并未多加考虑。总之，由于奥马尔等人的英勇奋战，巴基斯坦才不至于蒙受损失。这样的局面，巴布尔自然很满意，他决定为塔利班提供更多有利条件。塔利班的发展，与巴基斯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塔利班很快摆脱了巴基斯坦的影响，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才是塔利班真正的“传奇”岁月。

这些传说得以迅速传播开来，是因为塔利班分子确实做了他们声称会做的事。他们曾宣称要重建邻近地区的秩序。后来，经过塔利班的清剿，坎大哈与边境之间的道路上再也没了军阀私设的检查站，商人们不用再缴纳高额的通行费。由此，坎大哈的商品变得丰富起来，价格也趋于合理。

当月晚些时候，塔利班分子又在边境地区查抄了一处军火库，军火库的主人，想来应该是希克马蒂亚尔。奥马尔等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大约800车枪支和弹药。［12］愤世嫉俗的人也许会认为，这些全都是巴基斯坦的安排，他们只是把礼物放在那里，待塔利班分子前去领取。

两个月不到，塔利班有了飞机、汽车、坦克、直升机、大炮、先进的无线电通信设备、枪支弹药和金钱。巴基斯坦方面对这些勇敢的年轻人的迅速进展感到震惊，而且他们否认在支持和武装塔利班。按照巴基斯坦政府发言人的说法，塔利班劫掠了本该属于“圣战”武装的辎重，或是从加入他们的指挥官那里获得了这些物资。［13］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官员打开了难民营的大门，让数千名新兵越过边界加入塔利班。

1994年11月，塔利班决定占领坎大哈。他们的行动异常顺利，阿富汗的第二大城市很快易主。全国范围内，要数坎大哈遭受战争蹂躏的程度最为严重。长期以来，当地民众在恐惧中苟且偷生，对于暴力，他们深感厌倦，“圣战士”所激起的民愤更是高涨。自命虔诚纯粹的塔利班分子受到了民众的欢迎。奥马尔打着安拉的旗号，宣称要扫除一切军阀势力，恢复国家秩序，并确立沙里亚法的统治地位。每个人都在期盼救世主的降临，奥马尔仿佛带着拯救世界的使命，难怪大家会对他寄予厚望。

坎大哈一役，给了塔利班极大的信心。他们一鼓作气，先后拿下加兹尼、瓦尔达克和洛加尔。一时间，奥马尔仿佛统帅着一支无敌之师。1995年9月，塔利班已经逼近阿富汗第三大城市赫拉特。此地的军阀伊斯梅尔·汗和马苏德互为盟友。敌军当前，伊斯梅尔·汗选择逃亡伊朗。“安拉的武装”（Army of God）未放一枪，就占领了赫拉特。

6个月前，塔利班还默默无闻，如今，他们控制了阿富汗34个省中的9个。他们日益增加的神秘感和民众对“圣战者”的普遍仇恨，促成了塔利班的成功。当然，他们还有一件利器：大量的金钱。塔利班只需付钱给军阀，他们便会放弃抵抗。奥马尔清楚，大部分军阀都是为了钱才参与进来的。但是，一帮青年学生哪来的滚滚财源呢？好些批评家认为，奥马尔的背后肯定有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对于这样的指控，巴基斯坦官员表现得非常吃惊。无论如何，在第一年里，塔利班的承诺正在步步成为现实。他们每占领一地，就会遣散军阀武装，并悉数收缴他们的武器。奥马尔占领下的区域，安全形势仍然脆弱，不过，人们的生活得以稍稍安定。

就在塔利班征服阿富汗西部的同时，他们也在朝阿富汗东部进军。塔利班出动了好些“丰田”牌的全地形皮卡车，车辆都是崭新的，只需稍加改装，在后厢上搭配机枪与床铺，一台皮卡就能变身成为战地利器。有了汽车，塔利班行军神速，就像几百年前蒙古人的流动骑兵。塔利班的目标直指喀布尔。塔利班现在要进军喀布尔了，那不仅是首都，还是比六大城市总和还大的第一大城市。

1995年9月，塔利班征服赫拉特的同时，另一支部队抵达了喀布尔郊区。面对塔利班武装，希克马蒂亚尔厉声警告塔利班最好远离他的要塞，否则，他会给他们上一堂军事课。希克马蒂亚尔还提出接管塔利班军队，成为他们的老板。荒谬的是，就在他发出警告、提出条件的时候，其手下纷纷投奔塔利班而去。他想向巴基斯坦求援，却发现他们不再支持他了。希克马蒂亚尔只能低三下四地去投靠马苏德，以寻求安全保证（不久，希克马蒂亚尔就背叛了马苏德）。

在“潘杰希尔雄狮”那里，塔利班第一次吃了败仗。但是，奥马尔从不担心人员问题。他只需发出招募志愿者的呼吁，就会有大批青年离开宗教学校，走出难民营，投到他的帐下成为新兵。途中，他们需要穿越两国边界，巴基斯坦自然不会设置障碍，早早就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塔利班再次包围了喀布尔。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不断展开空袭，喀布尔城中的半数居民被迫逃离家园，成为国内流离失所者，住进难民营。

(1)　迈克尔·克莱尔：全球安全专家和防御分析家，是研究全球冲突的权威，著有《资源战争：全球冲突的新场景》《石油政治学》。——编者注

(2)　关于奥马尔哪只眼睛受伤一直众说纷纭，未有定论。——编者注

第25章　塔利班对战穆贾希丁

1996年4月，喀布尔之围还在继续，大约有1000名乡村神职人员聚集在坎大哈，他们称赞毛拉·奥马尔是“穆民的埃米尔”（意为“信徒的领袖”）。这是先知的第二位继承人（也叫奥马尔）所采用的头衔。塔利班的这个奥马尔就这样与伊斯兰历史上最受尊敬的人物“平起平坐”了。为了防止有人忽略这层象征意义，他举着一件声称是先知的披风来到公共场合。这是坎大哈清真寺中最珍贵的文物，民众少有机会能够看到，不过，既然奥马尔想要实现政治野心，清真寺倒也乐于提供帮助。

毛拉·奥马尔地位高贵，甚至超越了国王。追随者相信，奥马尔是先知的副手，是受安拉之托来到人间，就像先知穆罕默德的直接继承人——事实上，他对科学、地理、数学和经济学一窍不通，只会说普什图语，他甚至很可能连一张报纸都未曾读过。

第一次对喀布尔的围攻以失败告终，不过，塔利班在秋天卷土重来。他们出动了400多辆坦克，喷气式飞机、直升机和重型火炮也参与其中——这对于一个由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民领导的学生军队来说，还真不错。杜斯塔姆旗下的5万雄兵并未遭遇太大折损，但是，这位乌兹别克军阀觉得喀布尔不宜久留，他打算前往北方，开拓一片属于自己的半独立领地。马苏德的部队也在对手的劝降之下大为削弱，军队人数从原来的3.5万人锐减至1万人。［1］塔利班包围了这座城市，每天都对其展开扫射。最后，马苏德觉得应当保存实力，来日再战。于是，他带领部队撤出喀布尔，一路退回到喀布尔以北60英里外的潘杰希尔谷地。

1996年9月26日，喀布尔市民一觉醒来，发现城中已经变了天。街上到处是蓄着大胡子持枪巡逻的年轻人，他们眼窝凹陷，头上戴着笨重的黑色头巾。对于喀布尔人民来说，这不是政权更迭，而是占领。眼前这些征服者和蓝眼睛的俄罗斯人一样陌生。先前那些军阀，比如马苏德、拉巴尼、赛义夫、希克马蒂亚尔和穆贾杰迪，至少是六七十年代动乱中的风云人物，大家都认识他们。

相比之下，塔利班分子来自西南沙漠和横跨巴基斯坦边境山区的普什图农村家庭，他们来自另一个阿富汗，那个被“铁腕埃米尔”阿卜杜尔·拉赫曼征服，但未被同化的阿富汗。其实，喀布尔与乡村地区的隔阂由来已久，双方早就有了巨大的文化鸿沟。更何况，这些年轻的塔利班分子并非来自和平安宁的乡村，他们来自边境地区的难民营，父辈曾经享受过的传统阿富汗生活，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2］

塔利班信奉与“圣战者”组织相同的教义，但更加保守。在每一点上，他们都来得更加粗暴、简单、极端。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拥有更纯粹的信仰。塔利班无意再讨论什么对阿富汗最好，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沙里亚法。他们是来执行法律的（根据他们的理解），没有妥协，没有偏差。这无疑是所有塔利班分子所坚信的。

进入喀布尔的第一天，塔利班就诱杀了前总统纳吉布拉及其兄弟。他们引诱其离开联合国大楼，经历一番折磨后，将其殴打致死，并肢解了尸体，将纳吉布拉等人的尸体悬挂在阿里亚那广场的灯柱上，成了士兵练习枪法的靶子。

暴行背后的用意非常明显，他们并没有对世界舆论无动于衷。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又要大费周章地把纳吉布拉等人诱骗出联合国大楼呢？是什么让这些狂热分子对侵犯联合国权威的外交后果敏感呢？答案也许是，他们并不知道。在这群乌合之众的背后，站着一批经验丰富的、与巴基斯坦有联系的军事战略家，也许正是这些幕后军师策划了这次行动。［3］

但是，巴基斯坦政府的高级官员为什么会对塔利班把社会秩序强加给阿富汗感兴趣？为什么要关心阿富汗女性是否戴面纱、阿富汗男孩是否追风筝？其实，阿富汗的国内局势，巴基斯坦政府并不关心。只要塔利班有利于巴基斯坦的全球利益，伊斯兰堡的官员对阿富汗的内部事务并不关心。

可是，塔利班并不只是巴基斯坦博弈的工具，他们还有自己的“宏图大计”，与巴基斯坦的需要和愿望是分开的。塔利班一有了政府的雏形，就宣布了他们的计划。

直到此时，阿富汗人才发现，塔利班强加的安全措施会让他们失去什么。女性不能在公开场合露面，她们不能外出工作或上学。总之，女性不能离开他们的“营地”，除非穿戴从头盖到脚的罩袍。女性上街，身边得有男性陪同，同时，这位男性必须是她们的丈夫或至亲。出租车不得搭载未穿戴罩袍或无人陪同的女性，商店也严禁向这类女性出售任何物品。反正走出家门的女性不能显示出哪怕一点人类特征，如果她们胆敢露出肌肤，就会被当场鞭笞。

伊斯兰教法中所列的刑事处罚将完全按照规定执行。盗窃犯会被剁去手，有时甚至是脚。医生们被要求放下手中的病人，去进行这些手术。凶杀案受害者的亲属可以被邀去亲手射杀凶手，被指控通奸的女性将被公开处以石刑——用石头砸死。至少有一次，这是在城市的主要体育场进行的，那里原本是人们观看足球比赛或其他娱乐活动的地方。长时间的控辩交锋、对质举证，被视作弊政，判决要迅速作出，要当场执行。

塔利班严禁音乐、电影与摄影，一切表演艺术都在禁止之列。剧院变成了清真寺，音像店被焚毁。电视仍然提供了一种娱乐，但不是节目，而是电视机本身。电视机被搬到大街上，任凭塔利班分子开枪扫射，将其打成一堆碎片。任何带有赌博色彩的东西都是非法的，因此，风筝比赛被禁止，足球与国际象棋遭到严厉打击，因为很多人可能在这上面下注。过去，许多人家都有喂养鸽子或其他鸟类的习惯，如今，他们也不得不放弃爱好，因为塔利班严禁蓄养宠物。

庆祝任何非伊斯兰节日（如阿富汗独立日或新年）都被视为犯罪。无论男女都得按照伊斯兰教法穿着，传统的部落服装，如长衬衫、灯笼裤、男性头巾、女性头巾，符合教法规定；西式服装都是非法的，塔利班禁止任何人穿着西式服饰。男人不得留长发，但必须蓄须。任何违反着装守则的人都会受到惩罚。祈祷也是强制性的，若不按时祈祷，也会遭到政府的惩罚。

如上种种倒行逆施，似乎前所未见。其实，在阿富汗历史上，类似的事情并非第一次出现。巴洽·萨考推翻阿曼努拉之后，也曾出台一样的法令。历史似乎进入了循环。

塔利班执政期间，至少有两名男子因为逃避祷告而被从二楼窗户扔出去。修面剃须之类的轻微违法行为，也会被鞭笞。所有的惩罚工作，都由一个名为“恶习与美德部”（该机构的正式名称其实更长，但几乎没有人使用它）的机构负责施行。此外，该机构还承担部分外交和国防事务。其实，当年的“铁腕埃米尔”也曾设立过一个同名机构，但并不是常设机构，而且他的本意是处理政务。但在塔利班时期，“促进道德”和“防治恶习”成了国家的核心目标。

虽然塔利班自称代表最纯粹的伊斯兰，但他们是一个压倒性的普什图政党，他们的民族、种族、宗教仇恨主要针对什叶派哈扎拉人。塔利班上台之初，他们对哈扎拉人社区进行扫荡，哈扎拉成年男性与男孩被充作壮丁，在威逼之下去为塔利班卖命。敢于反抗的人，都被杀了。久经苦难的哈扎拉人，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塔利班政权对待哈扎拉人的种种作为和世界其他地区被称作“种族清洗”的做法并无区别。

然而，在最初的几个月乃至最初的几年，面对塔利班的累累恶行，世界各国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使世界多数国家保持中立的原因，是石油政治。事实上，石油是整个塔利班戏剧的子叙事。为了保证输油管道安全无碍，巴基斯坦政府才会对塔利班进行支持，西方石油公司也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早在1991年，阿根廷规模较小的布里达斯（Bridas）石油公司董事长卡洛斯·布尔格罗尼就来到土库曼斯坦，寻求获得对该国石油和天然气的所有权。他会见了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提出修建一条横贯阿富汗的输油管道的第一份方案，并与阿富汗的军阀进行了谈判。事实上，布尔格罗尼相信他的工程会为阿富汗带来和平。

巴基斯坦的政治掮客与布尔格罗尼串通，尽管双方的逻辑正好相反。巴基斯坦认为，唯有阿富汗局势稳定，输油管道方可实现。因此，当务之急便是不惜任何代价结束战乱、奠定和平，而这个任务非塔利班不能完成。

布里达斯公司的代表和塔利班进行了磋商，也会见了其他军阀。阿根廷人是在两面下注。1996年初，布尔格罗尼同拉巴尼政府草签了一项三年协议。布里达斯公司负责修建输油管道，拉巴尼政府则负责施工区域的安全。可是，拉巴尼开出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他仅占有喀布尔一地，而就在那一年，这唯一的地盘也没能得到保全。布尔格罗尼与拉巴尼的协议就此成了一纸空文。

铺设中亚输油管道的方案，美国的石油公司一开始并不看好。可是，眼见布里达斯公司有所进展，美国人开始有了兴趣。总部位于得克萨斯州的优尼科公司反应最快，他们的代表专程前往土库曼斯坦会见尼亚佐夫总统。尼亚佐夫随后表示，当年和布里达斯公司签署的那份协议“并不成熟”，既然优尼科公司有意愿合作，他愿意撕毁旧约，与美国公司重新谈判。

对于布里达斯公司而言，优尼科这个对手的能量非同小可。该公司与美国共和党关系匪浅，其朋友包括亨利·基辛格、亚历山大·海格，以及罗纳德·里根总统的阿富汗事务顾问哈利勒扎德。如今，优尼科公司似乎能够借助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的力量来达成目的。哈利勒扎德、卡尔扎伊及美国共和党的新保守派一致认为，美国应该支持塔利班，因为他们可以发展成一支稳定的力量。哈利勒扎德预言，塔利班将会发展成沙特阿拉伯那样的政权，而不会成为另一个伊朗，成为美国的敌人。［4］当布里达斯还在与“圣战”武装谈判时，优尼科公司已经选择了塔利班。

优尼科发起竞购后，美国的军方、情报与外交界的多名官员积极介入。这些官员与不少巴基斯坦政府官员交往颇深，有了他们的牵线搭桥，巴基斯坦极有可能转变态度。美国政府更是乐见美国公司获得里海的石油大单。不过，华盛顿当局也不是没有安全方面的顾虑，他们担心工程期间或输油管道投入使用之后在当地工作的美国公民的安全问题。对此，巴基斯坦方面请美国政府放心，并表示塔利班已经占领阿富汗大部领土，不久之后整个国家都将归于统一。唯有塔利班，才有结束战争、创造稳定商业环境的能力。

有了这层关系，西方国家对塔利班的纵容无视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的立场是，阿富汗政府的国内政策只是阿富汗人的私事，西方人对此不该滥加干涉。况且，阿富汗问题专家已经打了包票：塔利班会成为又一个沙特阿拉伯。美国人不一定要喜欢沙特阿拉伯的生活方式才和他们做生意，他们是理性的人。对美国而言，真正的顾虑在于塔利班是否真能稳定阿富汗。哈利勒扎德对此表示肯定。美国国务院认为应该相信哈利勒扎德，毕竟他生在阿富汗，成长在阿富汗，还有谁能比他更了解阿富汗的国情？

美国并没有像一些批评人士后来指责的那样，直接创建了塔利班或向其提供资金。他们只是继续资助其盟友巴基斯坦，无视巴基斯坦政府对塔利班的支持。美国也采纳了巴基斯坦的建议，不再支持马苏德及其盟友。事实上，美国试图确保马苏德得不到任何西方援助。

不过，马苏德远没有到彻底败亡的境地。塔利班占领了喀布尔，马苏德的部队也在潘杰希尔重整旗鼓。1996年11月，马苏德召集多名前抵抗苏联组织的领导人，组成“解放阿富汗联合阵线”（United Front for the Salvation of Afghanistan），其中包括乌兹别克军阀杜斯塔姆、阿富汗中部的哈扎拉武装、东北部的塔吉克什叶派武装，以及几乎所有其他非普什图少数民族代表、南方的几个普什图“温和派”。这是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多民族的政治实体。

我之所以称它为实体，因为它不仅是一个政党，而且是一个政府。“北方联盟”(1)（后来的称呼）追求阿富汗的完全独立，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一切外国势力都不得干涉阿富汗，寻求建立一个现代化、多民族的伊斯兰国家。塔利班的极端主义为北方联盟更自由地解释伊斯兰教创造了争取信誉的空间。

经过一致推举，拉巴尼成为北方联盟的总统，马苏德为国防部长。为了寻求巴基斯坦以外国家的军事支持，拉巴尼访问了邻国，他获得了印度和伊朗的支持，就连俄罗斯政府也对北方联盟表示支持。俄罗斯不想塔利班式的宗教激进主义蔓延到本国，伊朗则对塔利班强烈的反什叶派姿态表示担忧，印度则将阿富汗视为其与巴基斯坦斗争的筹码。

而后的四年多时间里，塔利班先后数次进攻北方联盟，地盘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双方在同一区域不断拉锯，交替来去。1997年春天，塔利班武装占领北方主要城市马扎里沙里夫，聚居此地的哈扎拉人立即遭了殃。塔利班学识丰富的神职人员支持种族清洗，理由是哈扎拉人根本不是穆斯林。他们认为，杀死一个哈扎拉人能够得到一次进入天堂的机会，只要这不是他荣誉的唯一善行。

巴基斯坦政府选择这个时机承认塔利班是阿富汗的合法政府，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紧随其后予以承认，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及联合国则没有表态。总的来说，世界各国对塔利班的态度还是那样模棱两可。在此期间，优尼科公司倒在积极活动，塔利班的几名高层应邀前往达拉斯商谈输油管道问题。塔利班在华盛顿开设了办事处以开展业务，而华盛顿的“好心人”则聘请了一家公关公司，负责提升塔利班在美国的形象。

(1)　拉巴尼、马苏德领导的伊斯兰促进会，势力集中在阿富汗东北部，杜斯塔姆领导的伊斯兰民族运动集中在西北部，哈利利领导的伊斯兰统一党集中在中北部，故而从地理上称之为“北方联盟”。——编者注

第26章　“基地”组织

其实，伊斯兰世界早就具备了革命激进主义的条件。从巴基斯坦到摩洛哥，几乎每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都有一个由警察力量支撑的威权政府。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这些国家的统治精英不断从西方帝国主义那里获得枪支和金钱，以帮助他们维持统治，激进的反西方情绪一直在高涨。社会虽在发展，贫富差距却因此不断扩大。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财富上，还反映在西化的精英阶层和他们统治的大众之间的文化鸿沟上。自阿卜杜尔·拉赫曼时代起，这道鸿沟就已形成，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深。

冷战期间，一些穆斯林不满者拥护共产主义，仅仅是因为如此作为可以得到强大苏联的资助。马克思主义从来没在伊斯兰世界真正扎根。东欧剧变之后，苏联再也无法提供金钱和军备，于是，伊斯兰革命者转向根植于伊斯兰土壤的斗争哲学，这就是伊斯兰主义。阿富汗成了伊斯兰主义的纽带，因为它的反苏独立战争吸引了阿拉伯世界成千上万的激进分子。他们以激进分子的身份来到这里，以坚定的革命者身份离开，暴力倾向早已深入他们的骨髓。这一代“圣战”老兵，就是众所周知的“阿拉伯裔阿富汗人”（Arab Afghans）。

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就是这样一位思想极端的阿拉伯青年。他的父亲原籍也门，是一位富商。其家族和沙特王室关系密切，在沙特阿拉伯也算得上是一大豪门。本·拉登有50多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十七。家族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循规蹈矩的富家子弟，但本·拉登走上了另一条路，相对家人放荡不羁的言行，他追求极端的“虔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加入了成千上万涌向阿富汗的阿拉伯空想家的行列。在那里，他用财富支持“圣战”，这让他很快就结交了不少当地朋友。他还多次奔赴前线参加战斗，大家对他自然又多了几分敬意，尽管他的军事功绩远不及后来传说的那般神奇。后来，本·拉登在白沙瓦为在这里的阿拉伯激进分子设立了招待所，他们可以从这里冲向战场，回来后洗个澡，美餐一顿。这个地方就是本·拉登打造的一处“基地”（al Qaeda）。1988年，随着阿富汗战事结束和阿拉伯裔阿富汗人的回国，“基地”组织成了他新成立组织的名称，该组织致力于为阿拉伯激进势力提供支持，帮助他们推翻各自国家的政权。

回到沙特阿拉伯的本·拉登志得意满，阿富汗的光荣经历让他有些自我膨胀。那个时候，萨达姆·侯赛因刚刚挥师入侵科威特，伊拉克军队距离沙特阿拉伯本土越来越近。危急关头，本·拉登主动请缨，希望由他领导一支阿拉伯裔阿富汗人组成的军队对抗萨达姆。他的这番豪言壮语并未得到沙特政府的重视。沙特政府不把“圣战英雄”放在眼里，显然有些令人难堪。而后，沙特政府乞援美国的行为，更在这些“圣战英雄”的伤口上撒了把盐。眼见政府大开国门邀请美军进来，本·拉登痛心疾首，他对王室大加挞伐。沙特政府也毫不客气，立即宣布将他驱逐出境。

本·拉登来到苏丹，继续公开抨击沙特王室。最终，沙特政府剥夺了他的公民身份。那时，他正忙于建立“基地”组织，研究恐怖主义的政治可能性，即利用其组织的弱点（人数、资源和地盘的匮乏），通过让个人破坏者和自杀式袭击者偷偷进入“敌国”领土，对平民进行可怕的屠杀。1995年11月，他的阴谋第一次付诸实践。几名“基地”成员潜入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美国人社区实施恐怖袭击，爆炸导致十几名美国工程师及助理死亡。

事后，美国中情局很快就认定本·拉登乃是罪魁祸首。美国政府还向苏丹政府施压，迫使其交出本·拉登。苏丹政府只能要求本·拉登离境。1996年，本·拉登回到阿富汗。

反苏战争期间，本·拉登结识了几位三军情报局的重要人物。回到阿富汗，他和他们的关系再次亲近起来。那个时候，塔利班武装正在阿富汗各地扩张，本·拉登支持的300万美元，帮助他们收买了喀布尔以南的军阀，这使本·拉登成了塔利班最喜欢的阿拉伯裔阿富汗人之一。五个月后，塔利班占领喀布尔，本·拉登深感振奋，因为塔利班拥护他信奉的一切，本·拉登宣称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穆斯林政权。

塔利班的盟友在贾拉拉巴德市附近，一个叫托拉博拉（Tora Bora）的地方，为本·拉登提供了一个遍布灌溉渠道的地盘。为了改造这里，本·拉登很是破费了一番。当然，他不光自掏腰包，世界各地的瓦哈比派也向他提供了不少支持，他将这里的洞穴改造成一个可怕的地下军事基地。毛拉·奥马尔喜欢本·拉登的所作所为，在靠近边境城市霍斯特南部的边境地区给了本·拉登更多土地。这里就是恐怖分子的“西点军校”（West Point），本·拉登在此建立了一系列武装训练营，全球各地的宗教极端分子可以在这里学习美国海豹突击队与陆军游骑兵的特种作战技能。

塔利班还向本·拉登提供了一处位于坎大哈郊区的大院，一座塔尔纳克农庄，这里成了“基地”组织的总部所在。本·拉登的妻子儿女也来到阿富汗与他一起生活。他和他的同伙正是在这里策划了那些震惊全球的恐怖试验。

1998年2月23日，本·拉登及同伙发表了一份放肆的声明，公开向美国、以色列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宣战。两年前，本·拉登发表过一篇类似的声明，但由于篇幅冗长，语无伦次，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篇声明更简短、更大胆。他引用《古兰经》中（关于打击异教徒）的段落，列举了对犹太人和“十字军”的不满，并发布教令，号召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以各种方式杀死美国人及其盟友，无论平民还是军人。

本·拉登称他的声明是一种法特瓦（即教令）。教令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暗杀命令或宣战书，而是一种宗教裁决，涉及现有判例未涵盖的案件。面对前所未有的问题，宗教机构必须决定伊斯兰教法如何适用于这种情况，这种裁决为日益增多的伊斯兰教法提供了新的先例。因为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因此，只有最高的宗教机构才可以发布教令。本·拉登显然不是这样的权威，毕竟他从未接受宗教教育，在正统的伊斯兰学者中没有地位，他不过是个热心“圣战”的有钱人而已。

不过，伊斯兰教并无教皇一类的人物，也没有等级森严的教会体系，没有人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教令的认证来自大家的共识，提出的教令若能获得大众认可，自然就有了效力。这样看来，本·拉登似乎有发布教令的权力，而且他有追随者，至少一些穆斯林接受了他强加的“宗教责任”。

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这是一个好时机，让他们退一步，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他们本可以研究什么是“圣战主义”（Jihadism），源自何处，吸引了谁，为什么吸引他们，以及它是如何进入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文化的。除了思考这些问题，他们本有机会联络一些穆斯林中值得信赖的宗教知识分子，破除本·拉登等“圣战主义”者的蛊惑。他们本可以察觉伊斯兰探究“圣战主义”者及其对手是如何与穆斯林社会的政治和社会潜流交织在一起的，以便拟定对策，远离实际危机的上游。最后，他们可能已经知道如何区分长期存在的地方冲突和全球冲突，并分别处理他们。

但美国策决者走了另一条路，缩小了研究范围，社会、政治、文化与经济因素，他们全都未曾考虑，而是单纯地把伊斯兰主义作为军事问题加以关注。而且，相应的军事行动往往只指向一个人——奥萨马·本·拉登。美国政府认为，压制此人将解除威胁。

当然，追踪本·拉登并非没有意义，他确实极度危险，而且在恐怖分子当中极具威信。克林顿总统认识到了本·拉登的破坏性，强调要留心此人。但是，应该由哪个部门展开行动，又该如何行动？既然没人清楚，就只能一齐上阵。众多情报部门都在为追捕本·拉登而劳神费力，时不时爆出的相关新闻证明，情报部门并非徒劳无功。他们破获了不少劫机谜案，也在很多地方发现了恐怖分子布下的炸弹。可是，一个不知规模的恐怖组织，居然要向整个西方发起挑战！如此言论，倒真是前所未闻。那么，这到底应由哪个部门负责呢？中情局、国防部、国土安全局、联邦调查局，陆军或是海军的情报部门，又或者应先由海军陆战队打个头阵？克林顿任命了一位白宫反恐“沙皇”来协调所有反恐力量，此人名叫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Clarke），克林顿还授予他内阁级别。可是，克拉克只是在本已喧嚣的反恐声浪上，添了几声鼓噪而已。

国务院横插一杠，让事态愈发复杂。副国务卿托马斯·皮克林等人认为，若要阿富汗的局势稳定，阿富汗总统只能由南方的普什图人担任，美国政府千万不能错判形势。在皮克林看来，塔利班的最高领导人奥马尔正是这样一位候选人。在皮克林看来，美国应当让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全国政权，即便要对本·拉登动手，也不能妨碍塔利班。对于巴基斯坦，美国国务院也在全力维护。毕竟，巴基斯坦是美国在该地区不可或缺的盟友。20世纪80年代，正是巴基斯坦从中配合，美国的援助物质才能源源不断地送到“圣战”武装的手中；冷战期间，巴基斯坦也一直追随美国，起到了反苏桥头堡的重要作用。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威胁，美国不能抛开盟友单独作战，无论美国政府要对本·拉登做什么，都最好不要触动巴基斯坦的敏感神经。

不幸的是，本·拉登不但与塔利班打得火热，还得到了巴基斯坦的安全保证，巴基斯坦又与塔利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不“改变战场”的情况下，把本·拉登从混乱的局面中抽离出来，实施打击。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反恐政策却缩到了一种狭隘的执念上。

中情局策划了一个抓捕行动。他们准备派专人潜入阿富汗，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本·拉登绑架出境。这个任务看似简单，毕竟人人都知道本·拉登就在塔尔纳克农庄。此地与世隔绝，被沙漠与灌木包围。中情局30人的抓捕小队打算趁着夜色，通过井渠潜入本·拉登的老巢，绑架拉登后乘直升机撤离。

抓捕小队本来已经准备行动，但在关键时刻，克林顿临阵退缩了。1980年的伊朗人质危机，卡特曾做过相似的决策，但由于一场沙尘暴，冒险救援未能成功，卡特的政治生命也因此走到了尽头。克林顿在一张塔尔纳克的卫星照片中看到一个空荡荡的儿童秋千，于是，他想到了最坏的情况：万一行动失败，本·拉登逃脱，而孩子们被杀了，那会怎么样？克林顿承受不起失败带来的后果，于是下令终止抓捕行动。

中情局很失望，但是，他们很快制定了二号方案。这一次，美方打算通过空袭，直接除掉本·拉登。本·拉登及其同伙在霍斯特训练营的时候，就是下手的最佳时机。但在最后一刻，克林顿再次退缩了。他得到情报，训练营中没有本·拉登及其同伙，而是阿联酋的王室成员，每年他们都要来这里猎鹰。克林顿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试图杀死本·拉登，却误杀了阿联酋王室，那样一来，他将面临严重的指控，所以他取消了行动。（当然，我们不能就此指责克林顿优柔寡断。当时，他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事实证明，那次行动不会把本·拉登怎么样，反而会导致盟国王室成员死于非命，由此而来的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同时，本·拉登也一直在策划他的下一步恐怖行动。包括非洲在内的世界各地都有本·拉登的特工在行动，他决定是时候让他们中的一些人采取行动了。1998年8月8日上午10点30分，几名“基地”组织成员驾驶装满炸弹的卡车，袭击了美国驻肯尼亚内罗毕的大使馆。那次恐怖袭击导致213人当场丧生，4000多名伤者中，有300多人不治身亡。受害者中，有12名美国公民。9分钟后，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美国大使馆也成了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袭击导致11名当地群众死亡，85人受伤。

面对如此严重的恐怖袭击，美国总统应该立即作出强有力的应对，但是，那个时候的克林顿因为几桩政治丑闻而有些自顾不暇。早在克林顿成为总统之前，他和妻子因为参与白水房地产开发生意而赔了钱。克林顿入主白宫后，他的对手要求对此进行调查，国会任命特别检察官肯·斯塔尔（Ken Starr）调查此案。斯塔尔像维克多·雨果笔下的沙威那样坚韧不拔，他无法确定克林顿与白水公司的指控是否成立，但在调查过程中，一名叫宝拉·琼斯的女性对总统提起了诉讼，琼斯表示，克林顿担任州长期间，曾多次对自己实施性侵。

琼斯的指控最终被驳回，不过，该事件已被斯塔尔纳入调查。他发现克林顿和白宫里一位叫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实习生最近有性关系的迹象。经过斯塔尔的不懈追查，最终还原了事实的全部细节。克林顿曾经一边办公，一边接受莱温斯基的口头性服务，地点竟是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斯塔尔将调查结果中最露骨的细节透露给了媒体，引起全美国的热议。当时，正是非洲那两场恐怖袭击发生前的几个星期。爆炸发生当日，莱温斯基女士正在向大陪审团就她与总统的性行为作证。8月17日，克林顿出现在电视上，承认自己的性犯罪行为。之后，他从电视台直接奔赴会场，与情报专家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讨论应对之策。克林顿下令在8月20日，向霍斯特附近的恐怖分子训练营发射60枚“战斧”巡航导弹，并向据称正在制造化学武器的一家苏丹化工厂发射了十几枚巡航导弹。

那次行动一共耗资5500万美元，不过，没有一名“基地”组织的重要人物因此丧生。这倒也不奇怪，导弹袭击之前的几个小时，本·拉登便已安全撤离。行动前一天，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Nawaz Sharif）已经得到消息。至于苏丹的化工厂，“基地”组织的宣传人员声称那是一家生产阿司匹林的工厂。这一说法仍有争议，但在当时，观念占据了主导权，塔利班打赢了这场战争。

克林顿从他这次果断的行动中得到的是嘲笑，丑闻缠身的总统发动空袭，难道真是为了国家安全？大多数选民对此表示怀疑。从专栏作家到深夜电视喜剧演员一致认为，这一切与克林顿和莫妮卡·莱温斯基的丑闻有关。这让人们想起了1997年上映的《摇尾狗》（Wag the Dog），电影里虚构的总统为了掩盖性丑闻，选择对阿尔巴尼亚动武。

本·拉登倒成了大赢家，他从他的目标选民那里得到了想要的一切。不满的穆斯林被他的“圣战主义”所吸引，他那冠冕堂皇的“教令”表示，他不希望被认为是甘比尼兄弟和“豺狼”卡洛斯的同类，而应与克林顿、叶利钦等国家政要齐名。为了打击本·拉登，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甚至出动军队，用上了战争中才会派上用场的先进武器。本·拉登不仅还活着，很快他还发布了关于他胜利的录像带。在巴基斯坦，一时间出现了两本奉承本·拉登的传记，并很快成为畅销书（在美国，非虚构类图书畅销榜上有一本关于戴安娜王妃的书，另一本是关于莱温斯基的）。

那年秋天，国会开始讨论弹劾克林顿在性生活上的撒谎问题。如此一来，克林顿自然三心二意，更没了武力解决本·拉登问题的精力。而且事实证明，军事手段并没有奏效。于是，美国政府决定改变策略，要求塔利班逮捕本·拉登，并将本·拉登移送美国受审。美国的这种试探只会刺激塔利班的自负感，他们欣喜若狂地拒绝了。本·拉登是他们的客人，普什图瓦里要求他们用生命保护客人。塔利班表示对本·拉登的行踪一无所知。

而后，美国政府又转向巴基斯坦寻求帮助。克林顿向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发出呼吁，要求他帮助美国抓捕本·拉登。谢里夫虽然出口应承，却又表示此事的结果不敢保证。谢里夫还向克林顿抱怨，巴基斯坦军方没有合适的装备，且缺乏专业技能，抓捕本·拉登谈何容易。于是，中情局给了谢里夫所需的资金、物资和顾问，用于组建这样一支突击队。但这支部队从一开始就不是去追击本·拉登，而是塔利班的敌人。1999年，他们杀害了著名反塔利班军阀阿卜杜勒·哈克（Abdul Haq）的妻儿。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哈克虽是普什图人，却并不支持塔利班，他这样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

事实上，巴基斯坦政府已不再能够帮助美国，即使他们有心相助。因为这个时候的塔利班，已经不再受制于巴基斯坦。当巴基斯坦决定扶持塔利班的时候，其考虑的是自己的地区和全球利益，他们想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政权，通过它控制阿富汗的外交，至于塔利班如何处理内政，巴基斯坦政府无意干涉。

千算万算，巴基斯坦政府却忽略了一种可能。他们不曾想到，塔利班对本国心怀不满的穆斯林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而且，塔利班不仅是宗教激进分子，他们还是普什图沙文主义者。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人有数百万，他们和巴基斯坦政府的关系向来是有争议的。他们没有预料到这些作风强硬、久经战斗考验、激进的普什图沙文主义者，有能力与巴基斯坦社会中强大的、潜在的叛逆分子建立紧密的联系。他们与巴基斯坦境内的宗教激进党派、游走在杜兰德线两侧的走私黑帮、在贫民群体中影响巨大的宗教学校与清真寺、谴责世俗价值观的乡村教士、边境城市的市井商贩、瓦济里斯坦等地的部落酋长关系密切。这也难怪，毕竟他们说着同一种语言，共享同一种文化。

当年，巴基斯坦将塔利班送到了阿富汗。如今，塔利班主义从边境渗透回来，扰乱了巴基斯坦社会。到1999年，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机构已经意识到他们制造了一个怪物，但为时已晚。两国的边界正在消失，从卡拉奇到克什米尔的巴基斯坦领土上充斥着塔利班主义。军方和三军情报局的中低层人员是忠于塔利班的，结果是，这些组织的高层不敢命令下属对抗塔利班，因为害怕下属抗命不遵，而一旦下级意识到可以违抗上级命令而不受惩罚，那么所有的赌注就都落空了。

第27章　美国参与其中

1999年初，克林顿团队挫败总统弹劾案，克林顿得以走完剩下的总统任期。不过，克林顿到底是被丑闻束住了手脚，就连民主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戈尔也被牵连，选情一度告急。因为美国女性在选举中拥有极强的话语权，她们心中的民主党形象已经变得相当不堪。民主党必须努力扭转局面。首先，白宫得转变对待塔利班的态度。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美国的女权活动家已经有所了解。正当克林顿因为“拉链门事件”遭口诛笔伐时，喀布尔的沙里亚电台（Radio Sharia）自豪地宣布，每天都有数百名女性因在公开场合露出手或脸而在街上被毒打。

一个名为“女权主义者领导联盟”（Feminist Majority）的组织开始尽其所能地宣传有关塔利班的信息，为大家揭开了塔利班的真实面目。喜剧演员杰伊·雷诺（Jay Leno）的妻子梅维思·雷诺（Mavis）发起了捐款项目。为了深刻揭露塔利班的种种恶行，该组织通过电子邮件报道塔利班社会政策的残酷事实，这封电子邮件是第一批迅速传播的电子邮件之一，“性别隔离”一词由此进入美国的政治良知中。

如果这些女权主义者的努力旨在羞辱塔利班，使其改变政策，那她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奥马尔的统治十分稳固，一帮美国女人作何感想，他完全无须理会。但女权主义者的目标确实也很重要，她们纠察了优尼科公司的美国办事处，还在那里向西方各国政府与企业发出警告：与塔利班打交道会让他们付出代价。优尼科搁置了输油管道计划（尽管优尼科公司否认此事与女性抗议有关），美国政府方面也显示出转变的迹象。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ine Albright）发表了批评塔利班的声明。1999年，联合国作出对塔利班进行经济制裁的决议。

至于塔利班，倒不能说无动于衷，他们表现得变本加厉。奥马尔先是签发“教令”，要求所有印度教徒佩戴黄色标志，这让人想起了纳粹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在马扎里沙里夫，一名涉嫌通奸的妇女惨遭石刑。在体育场里，成千上万的男性观众仿佛庆祝胜利一般朝那名女性投掷石头。奥马尔通过展示肌肉，向巴基斯坦总理传递了一个简短信息：现在开始“一步步”执行“伊斯兰法律”，否则“他的国家可能会不稳定”。

塔利班士兵用炸药摧毁了阿富汗中部巴米扬山谷里世界最大的雕塑，这是一千多年前刻在悬崖上的两尊巨大立佛。在塔利班的所有行动中，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上最广泛的关注和谴责。奥马尔对此颇为困惑，他问大家在哭什么，他说：“我们不过就是在炸石头。”［1］

尽管美国对塔利班日渐疏远，但仍与北方联盟保持距离，反对马苏德的理由一如从前。美国国务院仍然觉得唯有普什图人才能领导阿富汗，而北方联盟中有太多人不是普什图人。更何况现在出身杜兰尼部的哈米德·卡尔扎伊已经加入马苏德的阵营，因为奥马尔刺杀了他的父亲。此外，贾拉拉巴德的实力派、吉尔扎伊部的长老哈吉·卡迪尔（Hajj Qadir）也追随兄长阿卜杜勒·哈克加入了马苏德的北方联盟。乌兹别克军阀杜斯塔姆、哈扎拉武装首领卡里姆·哈利利及占据赫拉特的伊斯梅尔·汗等人也先后加入，可见北方联盟是一个广泛的联盟。美国之所以反对马苏德，可能是由于马苏德与伊朗关系密切。毕竟，敌人的朋友，只能是敌人。

尽管如此，美国的战略家还是看到了北方联盟的一些价值。联盟一旦溃散，塔利班将更无动力交出本·拉登，只要北方联盟继续战斗，塔利班随时可能为了获取支持而同美国政府谈判。于是，中情局开始向马苏德的组织提供援助。金钱、武器虽不足以让它发展壮大，但足够维持其生存。中情局还暗示马苏德，如果能生擒本·拉登，并将其安全移交，美国政府将提供更多帮助。

这是一个愚蠢的要求。按照当时的形势，生擒本·拉登已不大可能，在政治上更不可行。马苏德毕竟是一位穆斯林领袖，与本·拉登争夺同样的民心。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在战场上杀死本·拉登，这无损他的声誉，但若是在美国要求下抓捕本·拉登，并将其移送美国进行司法处置，那么他会成为一个傀儡，失去阿富汗穆斯林的拥戴。既然如此，他与美国的合作也就没了意义。

美国总统大选渐渐临近，克林顿任期即将结束。提到阿富汗政策，虽然克林顿及其幕僚一向短视，但布什政府却根本无视这个国家及其带来的问题。克林顿政府一心只想抓捕本·拉登，而布什团队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本·拉登，更不用说他带来的风暴了。2000年大选期间，有人问乔治·布什对塔利班的看法。当时，布什还以为塔利班是个摇滚乐队。［2］布什的外交政策专家赖斯对塔利班不屑一顾，称其为伊朗的走卒，要知道，双方根本不共戴天。布什政府承诺会制定一个总体方案，但他们不想对个别威胁大惊小怪。“我厌倦了打苍蝇。”面对赖斯，布什总统如此表示。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承认恐怖主义问题严重，但“时机尚未成熟”。［3］

乔治·布什及其团队是具有不同全球视野的新保守主义者，施政重点将发生重大转变。苏联解体后，世界上只剩下美国一个超级大国，唯我独尊的地位，让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又称新自由主义者）萌生了新的想法。他们无不觉得，美国正面临一次天赐良机——与其说是机遇，毋宁说是使命——美国应当发挥超群的国力，改变世界。为此，美国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在一切地区推行美式价值观；扶持民主政权，组织民主选举；打破一切贸易壁垒，缩小政府职能，让世界各国效仿美国，施行自由的经济政策。新保守派认为，干预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开出的药方，但明显不大成功，现在是时候看看私人资本从所有限制中解放出来后能做些什么了。

碰巧的是，刚刚过去的十年，科学技术经历了一次质的飞跃，相形之下，工业革命看上去就像石器时代。当“圣战”武装将喀布尔夷为平地的时候，计算机及其影响在西方工业化国家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塔利班进军喀布尔时，个人电脑已经开始进入数以百万计的中产阶级家庭，电子邮件问世，使邮政服务变得过时。1989年还没有手机，此时变得只有磁带大小，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再也无须依赖固定电话。互联网在飞速发展，一个调制解调器就能连接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可以访问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信息世界，而塔利班正把阿富汗拽回公元7世纪。

新技术和新保守主义的愿景与日益增长的全球化趋势相吻合，大型公司可以以任何方式将其业务进行跨国分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发展中国家的工人薪资要求较低，生产正转移到中国、印度、东南亚与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企业的行政职能在基础设施发达、生活舒适的西欧、美国集聚，财政和会计职能则正在转移到税收较轻的“主权”国家。

阿富汗与这些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它和索马里及其他“失败国家”一样，似乎与这些发展进步无缘。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里。在这个迅速全球化的星球上，最先进的部分和最落后的部分之间的巨大差距即将达到引爆点。

2000年，美国大选陷入僵局。当年底，当两位候选人就“绞刑”问题展开辩论时，德国汉堡的圣城清真寺里的阿拉伯学生正在为宗教激进分子、阿富汗“圣战”老兵扎马尔（Zammer）唱彩。扎马尔的四名学生，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齐阿德·扎拉赫（Ziad Jarrah）、马尔万·舍卜希（Marwan al-Shebhi）和拉姆齐·比纳勒希卜（Ramzi Binalshibh）前往阿富汗与“基地”组织的高层领导人会面，并提出了一项计划：劫持飞机作为自杀式恐怖袭击的武器。本·拉登饶有兴趣地听着。

2001年夏天，马苏德前往法国访问，那是他唯一的一次外访经历。马苏德此行是受到一名比利时外交官的邀请，就“基地”组织的危害向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在那里，他告诉各位议员，阿富汗其实正处于殖民统治之下，塔利班不过是巴基斯坦的前驱部队。在马苏德看来，塔利班控制的区域，已经成了恐怖主义的武装训练营，从这里走出的恐怖分子，将对西方世界进行破坏。为此，西方国家应当引起重视，并对自己及其盟友进行支持，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于马苏德的讲话，大家礼貌性地报以掌声。

那一次，马苏德一无所获。回到阿富汗，他与其盟友还在不断失去阵地。塔利班咄咄逼人，北方联盟仅能掌握阿富汗东北部的一隅。就这一点立足之地，他们还得竭力苦战方能维持。那年夏天，马苏德在住所的露台上读着古典波斯诗集，度过了许多个炎热的夜晚。当时，他的须发已经略微灰白，背部疼痛的老毛病也在时时折磨着他，一生的事业仿佛就要走到终点。不过，马苏德并未放弃希望，他认为形势即将转变。塔利班宣扬的那种“教法”残忍无知，终归会让广大穆斯林心生反感。总有一天，大家会迷途知返，回归中正理性的信仰之路。相信到那个时候，阿富汗会迎来繁荣摩登的新时代，它会向世界展示伊斯兰的公正、优雅与民主，成为万国仰慕的典范。只要他把信息传达给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就能引发潮流的逆转，他需要冲破塔利班、巴基斯坦与美国的重重封锁。

因此，当马苏德收到伦敦一家电视台的采访邀约时，他很高兴。对方表示会派出两名记者，前往阿富汗拜会他。马苏德的普什图盟友赛义夫已经作出保证，此事并无问题，两位记者也都确有其人。赛义夫也是纵横一方的军阀，他的支持者是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派。那一次，也不知他是无心之失，还是蓄意谋害马苏德。总之，马苏德决定接受采访。

9月9日，卡里姆·图扎尼和卡塞姆·巴卡里两名“记者”敲响了马苏德的家门，采访在装饰简单的住所里进行。几个不痛不痒的问题过去，马苏德似乎放松了警惕，“摄影记者”趁机引爆了摄像机中暗藏的炸药，其本人当场倒毙，而马苏德也被炸得血肉模糊，马苏德的助手、著名诗人哈利利（Khallili）的儿子身负重伤，另一名“记者”跳窗逃离了现场。当然，他没能逃出马苏德武装的掌心，大家一拥而上，将凶手痛殴至死。如此行为，引发了一些怀疑：为什么不活捉凶手，从而揪出幕后主使？这也许是马苏德武装中的内鬼在杀人灭口，那又是何人所为？中情局、三军情报局、“基地”组织，还是其他组织派来的人？

对于这种阴谋论，我觉得可笑。凶徒竟然深入马苏德的总部，杀死了这位神话中的英雄，行凶地点竟然就在马苏德的宅邸。那一刻，这场刺杀一定在马苏德的追随者中激起了盲目的愤怒。对于接下来的暴力事件，我们无须解释，如果凶手活着走出来，人们反而会怀疑其中有鬼。

马苏德遇害之后两天，一则新闻震惊了世界。22名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民航客机，其中两架撞向纽约的世贸中心大楼，一架撞向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还有一架飞机在匹兹堡附近坠毁，共造成约3000人遇难。“9·11”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伤在历史上前所未见。值得一提的是，那年夏天，其中的4名恐怖分子曾在本·拉登设在阿富汗的武装训练营受训。

“9·11”恐怖袭击的消息传到阿富汗，好些塔利班高层人物都为之欢欣鼓舞。虽然他们并不清楚真凶的身份，但是，美国是敌人，敌人受难，他们自然心情不错。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政权将会因此倾覆，毕竟华盛顿与喀布尔相距遥远，美国人能做什么？［4］

绝大多数喀布尔人并不这么认为。受过教育的阿富汗人视美国为压倒一切的力量，不等布什发表讲话，他们便有了风雨欲来的预感。“9·11”事件发生后不过几天（《纽约时报》报道，几个小时内）［5］，美国就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2001年10月7日，美国人终于动手了。从停泊在波斯湾的军舰上发出的“战斧”巡航导弹，精准击中了阿富汗境内的目标，英、美联军的远程轰炸机聚集在阿富汗上空。这个不幸的国家再次遭到严重的空中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全球新闻媒体对这些袭击进行了跟踪报道，并以动画形式加以说明。电视观众看到的是一条从阿拉伯海射出的箭流，目标直指代表阿富汗城市的小圆圈，那里的爆炸图标反复绽放。

新闻播音员还在画面下配了文字，但不懂英语的人并不知道在说什么。数百万穆斯林只看到阿富汗在饱受摧残，遍地都是爆炸，爆炸，爆炸。

同一时刻，本·拉登正在发表严肃的视频讲话，他身着庄重的白色长袍，还引用《古兰经》的诗句。有了互联网的支持，全球观众都能实时观看本·拉登的讲话。他说的是阿拉伯语，绝大多数穆斯林其实不会说阿拉伯语，就像他们不会说英语一样，他们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他们理解图像。通过视频画面，人们了解到，本·拉登谈到了先知穆罕默德是如何从一个凡夫俗子成为安拉在人间的代表，这是穆斯林想象中最振奋的一幕。简言之，战场之外，媒体领域也在进行激烈的交锋。战场上，西方国家大获全胜；但在舆论战场，本·拉登似乎占了上风。毕竟，他只是想挑起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对立，并趁机自命为领袖。

几个星期过去了，阿富汗境内几乎所有的目标都被美国军队从空中清理了一遍。而后，美方转变策略，分别从两个方向推进：其一，鼓励北方联盟发起反击，并承诺为其提供掩护与支援；其二，正式警告巴基斯坦，要求其不得继续偏袒塔利班。

这一次，美国人动了真格。经济与外交政策双管齐下，巴基斯坦的态度终于有所转变。其实，华盛顿方面一早就有能力掌控局面，不知为何，他们却要耽搁如此长的时间。失去了巴基斯坦的支持，塔利班变得一事无成。北方联盟则在西方的军事支持下，步步挺进，势不可挡。

11月8日，巴基斯坦政府命令塔利班撤走其设在卡拉奇的领事馆，塔利班派驻卡拉奇的领事人员立即离境。三天之后的一个夜晚，塔利班的领导人逃出了喀布尔。次日，喀布尔已经成了无主之城。纵使北方联盟星夜兼程，其先头部队也在几十英里之外。不过，他们不能继续行进了。美国军方有令，“国际社会”（也就是美国政府）对阿富汗的前途尚无打算，因此，所有军队都要原地待命。或许1992年的乱局让美国学到了一点教训。他们勒令各派军队止步，可能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又或是巴基斯坦和美国讨价还价，成功说服美国保住了其代理人的地位。塔利班出逃前的一周，媒体上就有人根据形势猜测，其实有两种塔利班：一种秉性邪恶，不但欺压妇女，还与本·拉登沆瀣一气；另一种则正直保守，是阿富汗传统的捍卫者。

北方联盟的领导权已经落到了马苏德的几个亲信手里。美国的命令，他们并不打算遵守。此外，他们也不想与“正直保守”的塔利班进行谈判。他们知道，唯有拿下喀布尔，才能拥有对国家未来的发言权，否则他们就只能靠边站。于是，11月13日，许多曾经相互交战的“圣战者”政党组成的军队回到了他们五年前放弃的城市。这一次，盟友之间没有争执，更没有火并，反复无常的希克马蒂亚尔并未出现在联盟的队伍里。喀布尔人民对他们表示了欢迎，人们涌上街头庆祝，狂欢的氛围笼罩着整座城市。这不足为奇，每个人都觉得战争结束了，美国拯救了阿富汗！

12月7日，距离空袭阿富汗开始已逾两个月，奥马尔及其同伙逃离了他们的真正据点坎大哈，逃窜到巴、阿边境地区。他们对这里实在太过熟悉，抗苏战争时期，他们曾作为难民儿童生活在这里，他们悄无声息地就能融入人群，彻底消失。

第五部分　乱象依旧

表面上看，阿富汗人拿起武器驱逐苏联侵略军，是在进行一场万众一心的爱国解放战争。事实上，战争并未显示团结，倒是反映了阿富汗社会的二元对立。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不仅是苏联的傀儡，还是城市阶级的代言人。“圣战”武装也不仅是“反共”的自由战士，他们的背后还有保守的乡村势力作支撑。反苏战争和20世纪20年代的那场争夺区别不大。当年，保守势力赶走了阿曼努拉。几十年后，他们再一次击垮了革新阶层，阿富汗文化中关于妇女问题的争论再次甚嚣尘上。这是一场世俗的现代冲击与伊斯兰之间的战争。

自从一位普什图战士建立这个国家以来，普什图人在阿富汗政治中就一直占据支配地位。但是，反苏战争打破了阿富汗原有的政治格局，它把各民族间的权力关系问题摆到了桌面上。马苏德不仅与苏联作战，他也为塔吉克人而战。哈扎拉人以哈扎拉人的身份战斗，乌兹别克人以乌兹别克人的身份战斗。塔利班占领喀布尔，是普什图人对其他民族的胜利。即便在普什图社会内部，那场战争也带来了变迁。曾经显贵的杜兰尼部风光不再，聚居杜兰德线南部的普什图人成了领导。有了这场胜利，旧的阿富汗似乎决定性地打败了新的阿富汗，农村部队打败了城市，阿富汗妇女解放被赋予的权利被永久剥夺，阿曼努拉的革命性改革走到了尽头。

事实上，多斯特·穆罕默德家族建立的一切都成了废墟，喀布尔不再是这个国家唯一无可置疑的首都。坎大哈成了塔利班的据点，赫拉特再次成为割据势力的中心，马扎里沙里夫更是成了独立小王国的都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都落入了军阀之手，南部和东南部的边界正在消失。一个旧有的问题再次被提出：这样的阿富汗还是一个国家吗？

但是，“基地”组织以此作为据点制造了“9·11”事件，把美国卷入了阿富汗的故事。塔利班很快被推翻，但这对阿富汗意味着什么？喀布尔的中央政权能否回归？流亡的城市精英能否重返家园？技术官僚会不会再次崛起？阿富汗能否回到拥有民主宪政政府的中央集权现代民族国家的轨道上？这些都是阿富汗人现在面临的问题。

第28章　波恩计划

2001年12月，联合国在德国召开阿富汗问题特别会议。不少代表应邀来到德国，讨论阿富汗的前途问题。大战之后的和平会议一般都是战胜国颐指气使，对战败者发号施令，战败方甚至都不能出席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主要是为保证战胜各方能够和平共处，与会代表都是在反苏战争中崛起的军阀势力。2001年12月召开的波恩会议，本该在苏联撤军后的1992年召开。多年以后，当年的参战各方再次聚到一起（唯一的例外就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毕竟这个党派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代表们虽然以个人身份参加会议，但可分为四大阵营。其一是北方联盟，他们是阿富汗北方的少数民族政党代表。其二是“白沙瓦组织”（the Peshawar group），以普什图的“圣战”武装为主，他们在巴基斯坦活动频繁，并在该国具备一定政治影响力。其三是“塞浦路斯集团”（the Cyprus group）(1)，以伊朗为后台，包括哈扎拉人和赫拉特人，比如伊斯梅尔·汗。最后是“罗马组织”（the Rome group），是前国王查希尔的盟友、同伙和支持者，是城市精英的代表。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曾在西方生活多年，代表了寓居欧美的阿富汗侨民的希望。对他们来说，这些人将带领国家走向未来。

会议上，南部和东南部乡村地区的普什图人被排除在外。这也难怪，阿富汗的南部是塔利班的勃兴之地，就连美国人也觉得，一旦当地的普什图势力加入会谈，塔利班很可能不费一枪一弹便能重夺政权。问题在于，被排除在外的普什图人占阿富汗人口的多数，将他们排除在外，无助于阿富汗局势的进步和稳定。当时，吉尔扎伊部和杜兰尼部不断交恶，双边关系几乎倒退回了艾哈迈德·沙阿时代。两个部落所在的区域正是阿富汗的那道创口——杜兰德线附近。当地居民无法参会，鸿沟就有可能进一步加深。同时，普什图部落的缺席与失位，还将在北方各大城市和落后的南方部落之间产生更大的裂痕。事实证明，这是一场并不完备的会议，阿富汗的前途将因此蒙上阴影。

不过，与会各方代表当时都怀抱乐观情绪。在西方的主导下，他们制订了一个四步计划：

一、联合组建一个临时政府，过渡期为6个月。

二、召开支尔格大会议，也就是大国民会议，组成临时政府，过渡期为2年，并选举产生一名足以服众的政府首脑。

三、在两年的过渡期内，一个由博学的阿富汗人组成的委员会将起草一部新的宪法。

四、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确立代议制民主政体。

这个计划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缺陷，与会代表想当然地为计划假设了一个终点，他们满心以为，有了宪法的保证，总统大选与议会选举都将顺利举行。虽然宪法还未成形，但既然总统与议会都会各司其职，那么起草宪法的工作也会顺利进行。对于一个战后百废待兴的国家，波恩计划也许是完美的。不过，阿富汗的纷争远没有真正停止，长期存在的对立纷争不断把这个国家拉上各自想要的发展轨道：农村与城市、变革与保守、新与旧、国家官僚与部落关系、世俗与宗教、国家军队与私人武装、以喀布尔为中心的中央政府与一个没有任何中心的由乡村共和组成的混乱宇宙，以及古老的阿富汗与阿卜杜尔·拉赫曼创造的阿富汗等。阿富汗的历史就像一个钟摆，近几十年来，钟摆的每一次摆动，都将这个国家推向了另一个极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一度将阿富汗推向一个极端，建立了一个世俗化的威权政府，但没能延续下来；塔利班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推行教士与军阀掌控的极端宗教保守主义。

如上的矛盾，波恩会议自然未能解决。不过，国际社会决定搭一把手，让阿富汗回归世俗化的方向，一系列重大援助即将展开。对于阿富汗的前途，与会各方也达成了共识：未来的阿富汗应该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其政治制度将遵循西方价值观运行。对此结果，不少阿富汗人深感欣慰，包括笔者在内。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时期，正值现代化蔚然成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这一代人的努力呼吁，西方世界才注意到苏联入侵造成的严重后果。因此，大多数美国公众总能记得那么几个来自阿富汗的名人，他们和我一样，对波恩计划充满期待。

波恩计划代表了阿富汗技术官僚和贵族的回归，标志着阿富汗这个屡被中断的“项目”又重启了。它发端于多斯特·穆罕默德时期，由阿卜杜尔·拉赫曼发展壮大，阿曼努拉更是将其发展到了极致。毫无疑问，对手会重新集结并展开反击，因为在阿富汗问题上，钟摆永远不会停止，哪怕一方暂时得胜，也不能阻止对方展开反击。

波恩会议圆满结束。在美国的组织与强势推进下，阿富汗成立了临时政府，哈米德·卡尔扎伊当选为总统。此人虽无政治经验，却是美国政府属意的人选。卡尔扎伊的好些亲戚都在美国定居，美国第一家著名的阿富汗餐厅，就是他的兄弟马哈茂德创立的。旧金山的赫尔曼德餐厅，便是马哈茂德旗下的产业之一，它赢得了《美食杂志》（Courmet Magazine）(2)的赞誉。卡尔扎伊的朋友哈利勒扎德曾是里根总统的阿富汗事务顾问，通过这层关系，卡尔扎伊和美国共和党的众多官员有了交情。正是这些人的全力推举，布什方能当选总统。据说，卡尔扎伊曾经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达拉斯的优尼科公司奔走呼吁。不过，他本人对此坚决否认，他与优尼科公司的关系到底如何，外人实在难以知晓。卡尔扎伊为人精明，了解全球商业热点所在，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可以相信他不会在外交场合不知所措。

另一方面，卡尔扎伊也有一些优势，如传统的阿富汗部落声望。他是普什图人，他的父亲是波帕扎伊部落的首领。波帕扎伊是主要的（杜兰尼）普什图部落，也是坎大哈的主要部落。阿富汗各大城市之中，坎大哈算得上是最主要的普什图人聚居地。一开始，卡尔扎伊和塔利班走得很近。后来，老卡尔扎伊被塔利班暗杀，从而使哈米德·卡尔扎伊成了反塔利班的坚定支持者。

诚然，卡尔扎伊在阿富汗没有什么忠诚的支持者，但这也意味着不存在死敌。抗苏战争期间，他鲜有建树，而曾经的抗苏英雄，后来大多因为内战而身败名裂。卡尔扎伊没有追随者，没有死敌，没有污点，似乎是理想的总统人选，毕竟，新兴的阿富汗应该和伤心的过去彻底告别。

然而，北方联盟的势力仍然不可小觑，那个时候，喀布尔仍处于他们的掌控之中。因此，北方联盟占据了内阁中最关键的三席——国防部长、内政部长与外交部长，分别由马苏德的三员干将法希姆将军、尤努斯·卡努尼将军及名字非常好的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担任。

和谈会议一般在战事结束后召开，波恩会议召开时，阿富汗战事未曾结束。事实上，它在战场形势白热化前就召开了。当阿富汗代表前往德国时，美国特种部队和北方联盟的战士正在向东南边境的托拉博拉洞穴建筑群发起进攻，美国军队朝里面发射了燃烧弹，焚烧了里面所有人，但本·拉登不知何故逃脱了。

北方联盟部队继续在阿富汗北部与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圣战分子”的核心部队作战，后者中有数百人被捕，但大多数人后来在越狱未遂中被杀。另有7000多名塔利班分子与“基地”组织成员被困在北方，但在美国支持下，巴基斯坦方面出动飞机，运走了其中的数千名阿拉伯人与巴基斯坦人。北方联盟本已将敌人逼入绝境，最终却扑了个空。［1］

托拉博拉一役以后，战火又烧到了沙希科特的山谷里。正是在这个地方，驻阿美军第一次遭遇了重大伤亡。一架直升机不幸失事，导致8名士兵身亡。当时我正在白沙瓦的一家宾馆里，通过屋里的大屏幕卫星电视了解到事件的来龙去脉。房间里的电视频道有五六十个，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到半岛电视台，再到当地的新闻频道，几乎都对这场战役投入了百分之百的关注，取代了日常的板球和足球比赛节目。

一个最近跨越边境来到巴基斯坦的阿富汗村民坐在我身旁，敬畏地盯着电视问道：“这些伟大的将军是谁？”

“这些人不是将军，只是普通的士兵。”我告诉他。

他感到迷惑不解：“我们村每天都有人被杀。有时候，一天就有十几人丧生，但从没有上过新闻。你肯定搞错了吧！这些人里面肯定有什么重要人物。”

沙希科特的塔利班分子抵抗得尤为激烈。不过，一周之后，他们仍然没逃过败亡的命运。3月18日，美军司令汤米·弗兰克斯（Tommy Franks）宣布主要战斗已经结束，美国取得了胜利。看来，阿富汗这片“帝国的坟场”也没有那么邪性，美国人轻轻松松就征服了这里。当然，仍有数千名美军会在边境“扫荡”塔利班残余。现在，波恩计划可以实施了。

支尔格大会定于6月召开。按照美国人的安排，大会将会非常顺利。前国王查希尔已经表示，他不会试图复辟。作为交换，北方联盟的领袖拉巴尼也声称无意竞逐任何职位。如此一来，总统一职只为卡尔扎伊虚位以待。温文尔雅的国际人士哈米德·卡尔扎伊即将成为阿富汗过渡政府的总统。

本来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支尔格大会之前的那个星期，却又闹出了一些乱子。查希尔国王的一位孙子向媒体表示，其实国王殿下本想为阿富汗作出更大的贡献。第二天，喀布尔的墙上贴满了拉巴尼的海报，发出了不寒而栗的信号，如果查希尔参选，他会奉陪到底。如此一来，喀布尔街头可能会喋血一片，相关的剧情，在1992年就已经上演过。哈利勒扎德出面平息事态，并且成功了。查希尔称他被误解了，拉巴尼的海报也消失了。6月11日，支尔格大会如期开幕，进展顺利。一切都是那么顺利。

但一切实在太过顺利了。真正的支尔格大会通常要持续数天，大家为了一点利益不断争辩、不断妥协。会议结果从来都是未知的，而最后作出的决定则代表了一个实际的、来之不易的共识。可是，这次会议尚未开幕，结果就已明了。大家都知道美国人选择了卡尔扎伊，他就一定能够当选。美其名曰支尔格大会，其实不过是一场政治秀。

既然是大选，形式自然要完备。除卡尔扎伊之外，他们还安排了另外两位候选人。其中一人是女权主义活动家玛苏达·贾拉尔（Masooda Jalal），她在会上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妇女权益。出于礼貌，一些代表用选票支持她。另一位候选人是诗人纳代（Nedai），他表示要为阿富汗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因为流程需要，他也获得了一些选票。回首往事，纳代说，他早就知道无望当选，但是，仅有一名候选人的民主选举实在不像话，正因如此，他才自告奋勇“陪跑”，这么做只是为了帮助建立民主。这是一种非常勇敢的姿态，真的。

时至今日，阿富汗人都在纳闷美国人为什么要百般排挤前国王查希尔，要知道，他是全国唯一可信的和解象征。曾经的喀布尔大学经济学教授沙姆斯告诉我，当年他若有机会角逐总统宝座，就会宣布全力支持美国的干预行动，然后告诉议会，一旦当选，会把所有权力移交给议会真正需要的前国王。沙姆斯认为自己的这番表态会带来大量的支持，将压倒美国支持卡尔扎伊的计划。他的计划虽然听起来很狡猾，不过，沙姆斯和政治圈根本沾不上边，更别提进入支尔格大会，竞选总统。支尔格大会已经确立了卡尔扎伊的合法地位，其程序就如把艾哈迈德·沙阿推上王位一般。按理说，大家都该对卡尔扎伊的权威毫无疑义，可是，许多阿富汗人认为，美国人操纵下的议会根本不能算数，猜忌的种子在那次会议上已经种下。

根据波恩计划，卡尔扎伊组织了专门委员会，负责制定宪法。2003年12月，宪法草案成形。随后，政府再次召开支尔格会议审议宪法草案。这一次，美国人倒没有多加干涉，会场变得混乱。来自西部边境省份的年轻女代表马拉赖·乔亚甚至站起来，指责身边这些大胡子老头都是军阀与战犯，认为这些人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而不是堂而皇之地参与国政，对阿富汗的未来指手画脚。对方也不示弱，连连叫着“妓女”，把乔亚赶了下去。

接下来的一个月，国内各派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宪法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为求妥协，最终的定稿自然问题很多，不少条款语焉不详，有些地方又过分烦琐。例如，宣布前国王查希尔为“国父”，但这一规定很快就随着这位老人的去世而变得毫无意义。宪法多次宣布阿富汗是一个“伊斯兰共和国”，禁止任何与伊斯兰教法相抵触的法律，它明确规定，男女都是自由的，保障女性平等地享有选举权、工作权和（免费的）受教育权。这些都与阿曼努拉时代的问题遥相呼应，还试图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问题。

根据宪法，阿富汗议会分上、下两院，下院由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上院则由总统亲自任命。总统任期五年，同一个人最多只能连任两届。除非总统认为国家需要，有必要继续执政，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连任两届以上。

总统与议会都可以制定法律，但如果议会不批准，总统提出的法律就不能颁布施行，除非总统认为这是为了国家利益绝对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这样做。

新宪法出台的时候，我问了在加州的阿富汗朋友对此有何看法。阿拉美达一所大学的行政人员穆斯塔法·博帕尔表示：“如果能够带来十年的和平，我会很高兴的。我只要十年。”看来，大家对宪法的要求实在不高。

其实，阿富汗的真正问题不是宪法能否提供适当的机制，而是阿富汗人是否会接受宪法。电影制作人塔玛拉·古尔德（Tamara Gould）拍摄纪录片《国家的地狱》（A Hell of a Nation）期间，曾就宪法问题采访当地一名男子。达里语中，“宪法”与“基本法”乃是同一个词。男子摇了摇头，“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基本法？”他笑道，“我们已经有了，我们的基本法就是沙里亚法。”此言一出，其他人都“咯咯”地笑了起来。是啊，基本法，阿富汗早已有之，这些外国人为什么还要多此一问呢？

尽管如此，波恩计划一开始还算顺利，2004年秋天的总统选举非常成功。选举前，联合国曾经请了不少当地人为选举造势，进行选民登记。宣传团队中有不少妇女，她们深入偏僻的乡村，去和那里的人们解释什么是选举。我的堂姐扎希达曾与一个团队一起工作，农村女性对于选举的高昂热情让她印象深刻。她记得，有位妇女激动地说：“我要让我丈夫多拿一些选票，能拿多少就拿多少！选举那天，我什么都不做，就要不断投票。”

最终，登记的选民超过1200万人，其中的75万人来自巴基斯坦的难民营。当时阿富汗的人口有3000万，其中57%是未成年人（按照选举法，未满18周岁不能参与投票）。因此，1200万这个数字已经相当不错了。最终，四分之三的登记选民完成了投票。这个数字似乎有些夸张，毕竟在美国，一半的登记选民能够出现在投票站就不错了，一场大雨更会浇得投票站门庭冷清。阿富汗总统大选期间，联合国观察员并未发现舞弊现象。每一个投票点外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就连身着罩袍的妇女也在静静等待，准备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

那一次，共有18人进入最后一轮角逐。其中有世俗化倾向的塔吉克诗人佩德拉姆，也有伊斯兰保守主义者艾哈迈德·艾哈迈德扎伊，此人外号“工程师”，是位大学教授。卡尔扎伊在第一次支尔格会议上的竞选对手玛苏达·贾拉尔再次参选，她宣称：“苦难的国家需要母亲与医生来拯救。本人既是医生，又身为人母。”

那次大选很少有竞选活动，因为只有哈米德·卡尔扎伊有资源派遣他的团队到全国各地。塔利班的残余势力试图破坏选举，他们伏击了一辆公共汽车，杀死了车上所有持有选票的人。尽管如此，选举那天，仍有900多万人前往投票站，那一刻，大家都无所畏惧。

大多数选民目不识丁，自然不清楚选票上那些名字分别是谁。为了减轻困扰，允许候选人在他们的照片一旁附上一个图标，以表达他们代表的东西。候选人若希望选民知道他是一位支持现代教育的进步人士，就附上一枚书本形状的记号。如果候选人希望人们知道他是虔诚的保守派，把《古兰经》看得高于生命，也可以标上相应的记号让选民了解。

由此可见，大多数选民并非心中已有心仪的总统人选，他们出现在投票站，只是为了支持选举本身。从这个角度看，这次选举非常成功。

几个月后的议会选举却没有这么顺利。较之大选，议员舞弊的情况要严重得多，更多的暴力事件在选举前期、期间和后期爆发。不过，议会制度到底得到了奠定。到2005年初，波恩计划的四步都已走完，即便悲观主义者也相信阿富汗即将腾飞。

但是，想要走出苦海又谈何容易。阿富汗历经连年的战争与无序，早就已经满目疮痍。不少阿富汗人已经从苦难的岁月中悟出了苟存乱世的“真理”：相信枪，别相信邻居。大家也已经习惯投靠血缘相近的军阀，在他们的保护下抱团取暖。战乱一日不停，波恩计划就不会起到任何效果。从第一次支尔格大会结束的那一刻起，这个国家就一直游走在秩序与混乱之间。唯有秩序得到奠定，大家才可以安享和平；只有大多数人都放下武器，放眼长远，社会方能恢复秩序。可是，绝大多数人不会安心追求长期目标，除非他们相信未来是稳定的。如果明天有炸弹会落到房顶上，修缮房子是没用的。

阿富汗的重建者们必须尽快让社会恢复常态，唯有如此，才能让阿富汗人对波恩计划保持信心。哪怕乐观者只有一小部分，他们也算达到了目的。如此一来，外国投资者才能从日后的繁荣稳定中受益。因此，必须有人作出表率，只要一部分学校复课，一部分商店再次开门迎客，一些人再次找到工作，波恩计划就不至于遭遇信任危机。慢慢地，大家就会跟随潮流，继续追求和平生活，波恩计划的前景也会变得更加乐观，社会大众才不至于错过这趟重建的列车，整个社会才有可能恢复如初。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和平与秩序抱有期待。至少，波恩计划下的社会局面，他们并不乐见。如果喀布尔的命令能对全国的每个地区、每个村庄都产生约束力，整个国家将会更加太平，大多数百姓的日子也能好过一些。但是，中央集权的加强，也会让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大伤元气。中央与地方之争，并不仅限于阿卜杜尔·拉赫曼那个时代。自命毛拉的无赖、部落的首领、支尔格会议选出的头人，都曾利用乱局巩固势力，国家恢复和平，反倒有损他们的利益。如果西方价值观深入每个家庭，那么作为一个阶级的男性恐怕将失去在家庭中凌驾于女性的某些权力。对女性而言，未受教育的年长女性过去还能凭借年长占据尊位，新观念之下，她们的主导权将让给年轻一代，毕竟后者大多受过教育，还有自己的事业，对于外部世界也更加适应。如此看来，波恩计划对每个人都是利害攸关的。

当然，最大的问题还在于那些走下战场的男性。他们无家可归，在颠沛流离的岁月中长大成人。他们可能出身贫困，但是战场不论出身，也无关背景，只看战果，因此，那些好勇斗狠的人就变得突出了。而且，一旦阿富汗人开始相互争斗，决定等级高低的不仅是战斗能力，毕竟善战的人有很多。因此，从这样的环境中脱颖而出的战士，往往是不顾底线、残忍暴虐的亡命徒。

战争好似一把筛子，无用的品质将被残酷洗刷。战场中的人往往没有同情心，也不会拥有什么骑士精神。唯有毫不顾忌地行使暴力、破坏社会秩序的人，才能在无序的社会中赢得先机。同时，家族的解体、亲人的离散，也让这些人挣脱了文化与道德的束缚。无法无天的环境之下，自然没人能够惩戒他们的恶行。抗苏战争期间的游击队指挥官，后来大多蜕变成了暴虐的军阀，他们造成的混乱局面，为塔利班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塔利班的统治严酷至极，不过，也有一些人因此受益。一时间，国内又多出了一大批自命的毛拉。阿富汗现在到处都是指挥官、毛拉和军阀。严酷的教法统治下，只有这三类人才有机会大显身手，甚至称霸一方。波恩计划一旦实现，他们的辉煌过去只会沦为负担，甚至可能会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因此，对他们而言，社会一定不能恢复安定。

2004年的总统大选，吸引了900万人前来投票。人心思定，和平才是阿富汗的主流意见。但是，比起蠢蠢欲动的军阀，建设者们还面临一个更大的难题。区区一点进步，实在不足以唤醒民众的信心，持之以恒才有可能迎来转机。医院开业、桥梁奠基、学校复课、学生毕业，缓缓汇流，才有可能填满干涸的希望之池。问题在于，这一池希望之水不知道何时才能蓄满。

相比之下，意图破坏的无赖只需要小小的动作，就能达到让人绝望的目的。他们只要炸毁一家医院，焚毁一所学校，用自杀式人肉炸弹搅乱一次毕业典礼，人们心中的恐惧都会被无限放大，化作凄厉的惨叫。破坏者清楚，一点挑衅足以让人拿起武器进行对抗，选择以暴制暴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战争与和平的天平随时可能失衡，就看哪一方先突破临界点。

阻止阿富汗在喀布尔建立一个自治政府，对巴基斯坦来说也是利害攸关的。塔利班早已渗透进巴基斯坦，从斯瓦特山区到俾路支的部落叛军以伊斯兰教法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名义，纷纷组织起各自的武装，发动了针对伊斯兰堡政府的叛乱。巴基斯坦自然希望这股危险洪流快点转回到喀布尔，远离伊斯兰堡，而这可以通过派遣特工进行破坏来实现。

边境地区还活跃着各种帮派，他们有的主营走私，有的通过毒品敛财，有的则贩卖军火，还有的什么都做。所有帮派都在与塔利班形成合力，而且它们的武装在不断扩大。总之，形形色色的利益团体横亘在阿富汗通往和平的道路上，他们阻碍了新的中央政府发号施令，也阻挡了城市中的西化思潮，饱受战乱的普通百姓、归国创业的技术官僚深受其害，国际社会的良好愿望可能因此化为泡影，美国政府付出的金钱与军力将难以得到回报。

(1)　原文the Cypress group有误，应为the Cyprus group。——编者注

(2)　美国历史上最经典的美食杂志，2009年停刊。——编者注

第29章　喀布尔之春

一开始，波恩计划颇具势头。2002年1月，德国波恩会议刚结束，几个发达国家的代表就齐聚日本东京，商讨阿富汗的前途问题。与会代表都想知道，让阿富汗回归正常国家轨道，国际社会需要花费多少金钱。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被抛来抛去，100亿美元、150亿美元、200亿美元……

美国总统布什的心里也有一笔账，他认为解决阿富汗问题，美国可以借鉴此前的“马歇尔计划”。提到马歇尔计划，阿富汗的城市阶层绝对不会陌生。战后欧洲经济的复苏，还得感谢杜鲁门总统的这一大手笔。当年，美国政府付出很多，收获也不少，苏联的扩张势头得到遏制，投资带来的回报更让美国大发横财。马歇尔计划的成功，让布什政府看到了在阿富汗推行类似计划的可能，通过援助让阿富汗恢复元气。如此一来，美国在中亚的核心地带将拥有一个忠诚、繁荣的穆斯林盟友，美国的战略利益将得到保障。同时，宗教激进主义也将得到有效遏制。

到了夏天，马歇尔计划已在阿富汗被炒得火热，每个人都在畅想自己能从中得到多少好处。那年，我搭乘飞机从印度前往喀布尔，同机的一位乘客告诉我，他要开一家化妆品工厂。这个人并非来自加州弗里蒙特的阿富汗人，而是一个从未到过比印度德里更远地方的店主。我还记得他的模样：一脸黑胡子，穿着一件过膝的衬衫、一条肥大的灯笼裤，头上还戴着头巾。路透社记者镜头下的塔利班分子，就是这副样子。

“您打算在阿富汗开化妆品工厂？”我有些惊讶。

“没错，我想开一家化妆品工厂。”他表示，“塔利班下台了，全国的女人自然不会继续被关在家里，美容用品肯定大有市场。我的表兄已经从迪拜进口了一大批口红，就等着轻轻松松地数钱了。但要我说，口红这种东西何必进口，我们完全可以自产自销嘛。”

回到老家我才发现，几乎每位乡亲都有一个发财的梦想。马歇尔计划援助的资金，他们已经想好了用途。在战争爆发之前，凿井是一门广受欢迎的小本生意。有了马歇尔计划支持，他们觉得可以把生意做大。当时，阿富汗已经连续七年遭遇旱情，他们认为只要水井落成，田地里立即可以长出葡萄。著名的侯赛尼提子一旦卖到喀布尔，就能带来可观的收益。

我还结识了年轻的卡尼什卡·纳瓦比。塔利班时期，他一直避居白沙瓦，其间，他成了“阿富汗重建与节能协会”的一员。这是一个非营利机构，总部远在瑞典。纳瓦比回国，是希望将协会的一些发明作商业推广。其中，有一种便携式的水力发电机，正好适用于那些尚未通电的村庄。其实，任何一个村庄都可以从中受益。村里只需一挂从山巅飞流直下的瀑布，人们就能享受电力带来的方便。除了阿富汗，恐怕没有哪个国家的村庄拥有这等风景。发电机产生的能量可以满足附近居民的用电需求，用于发电的水还能继续灌溉田地，相关的好处真是不胜枚举！纳瓦比所在的协会还有另外两种发明，一种是犹如两个锅盖天线的巨型太阳能暖炉，一种是可以从牛粪中提取沼气的装置，这些东西都有在农村地区畅销的潜力。

东京会议最后决定，阿富汗所需的重建资金应在250亿美元左右。阿富汗代表也出席了会议，他们表示，100亿美元就已经足够。不想，参加会议的国家却只愿出资30亿美元。不过，这个数目仍比之前估计的多。一年前，阿富汗可没人想到会有这种结果。况且未来，可能有更多的援助滚滚而来。［1］

仲夏的喀布尔一派乐观景象，微风当中弥漫着水泥带来的重建气息。侨民正在回流，无论医生、金融专才、管理者还是工程师，都觉得祖国大有希望。加州弗里蒙特是亚洲之外最大的阿富汗侨民聚居地，战争结束后，舍尔扎伊博士回到祖国。此后，他被委以外交部副部长的职位。阿史拉夫·哈尼教授也告别了霍普金斯大学，作为著名的政治学者和经济学人，哈尼一度被认为将在科菲·安南之后接任联合国秘书长。此次回国，他将被委以新政府财政部长的重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转眼已是年底，东京会议承诺的30亿美元到账不到一半。但对于当时的阿富汗而言，即使10亿美元也犹如久旱之后降下的甘霖。归国侨民纷纷开始索回他们在喀布尔的房产，虽然大部分房屋已成瓦砾，但好在地皮仍在，他们还能重建家园。一些侨民拥有建筑或者规划方面的专业背景，在他们的帮助下，政府制订了城市的重建与整修计划。根据计划，喀布尔的下水管道、路灯设施、给水系统都会整修一新，每家每户都会通电。总之，大都市所需的一切基础建设都在规划之中。而且，由于喀布尔早已不再繁华，所有的工程都能快速推进。内战期间，喀布尔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建筑与设施完全损毁，塔利班上台之后，却没有进行任何整修。规划者认为，与其慢慢修复，不如再造一个喀布尔，北郊的农田和沙漠正好可以作为新址。

许多生活在欧美的阿富汗人带着少量的资金回到阿富汗，执行他们理想的发展项目。穆罕默德·汗·哈罗提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定居多年，毕业于拉什卡尔加的一所高中，我刚好也在那里就读过。哈罗提出身游牧民家庭，后来，他和家人在政府的引导下进入一个叫纳迪·阿里（Nadi Ali）的“模范城镇”定居。他后来成了医生，并移民美国，他在美国的生活很是优渥，不过，他还是选择回归故里，投身“绿村学校”（Green Village Schools）的建设。其实，早在塔利班统治时期，哈罗提就已经开始行动，塔利班官员还对他大加赞赏，而且允许他招收女生。当然，哈罗提绝不能对此大加声张。塔利班倒台之后，哈罗提彻底放开手脚，“绿村学校”越建越多，还吸引不少志愿者前来协助办学。

霍斯特省是本·拉登长期经营的一大地盘，这里的“基地”组织树大根深。即便如此，也有人愿意寻梦而来。哈法尔·拉坎瓦尔曾是人民民主党政权的一名官员。20世纪80年代，他逃往美国，后来在明尼阿波利斯从事社区工作。塔利班政权倾覆之后，拉坎瓦尔来到霍斯特兴办学校，启动资金来自美国人的捐款，不过，他也得到了当地人的鼎力支持。拉坎瓦尔把男女同校当作立校之本。他的家乡就在霍斯特附近，属于那种典型的乡村共和。拉坎瓦尔的善举，当然是为了报答家乡的桑梓之情。

其他国家也纷纷开始捐资办学。2003年初，我参加了一个与伊朗电影导演马赫马勒巴夫（Makhmalbaf）有关的组织发起的募捐活动，该组织规划在阿富汗建设一批私立学校。我并不清楚学校建成后将从哪里获得运营资金，也不知道这些学校将要设置的课程以及学校负责人的身份。不过，学校将会同时招收男女学生。历经塔利班时代的禁锢之后，大家都明白女性解放的趋势不可阻挡。阿富汗境内每多一所学校和一家企业，阿富汗的女性就多了一点挣脱束缚的可能。

喀布尔大学从未完全关闭。塔利班时期，它备受摧残，神职人员将它变成了一间发育不良的伊斯兰学校。人民民主党时期，大学遭到政府的强力干预，课程中因此多了不少左翼教条思想。如今，学校重启全日制四年高等教育，学术的尊严得以慢慢恢复。秋天到来前，校园里已经有几千名学生，而且近四成是女性。喀布尔大学不仅开设应用技术、医药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专业，还有文学、历史和美术等课程。我曾参观过学校的美术学院，发现那里既有伊斯兰装饰艺术的专门课程，也有学生在练习素描与风景画。换在塔利班时代，后者纯属异教淫物，是大逆不道的。

城市里再次响起了音乐。有些人仍在使用老式的晶体管收音机，有些人已经换上了最新的播放工具，如今人们可以津津有味地欣赏音乐了。喀布尔电台（塔利班时期被称为“沙里亚电台”）得以恢复，又播放起了流行音乐，沉寂已久的流行歌手再次受到听众的追捧。我特别喜欢歌手迪尔·阿迦（Dil Agha）的欢快歌曲《最亲爱的喀布尔》（Kabul Jan）。在我看来，迪尔·阿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最深的故乡情。

走在喀布尔，耳畔还会不时传来久违的老歌。其实，人们对艾哈迈德·扎希尔等人的经典旋律一直念念不忘，他的那些歌曲卡带还是大家的必备珍藏。哪怕在塔利班时代，人们也会趁着夜深人静、门户紧闭的时候，拿出磁带，放进收音机，调低音量，慢慢回味。现在，人们总算能好好欣赏音乐了。大街上，你会看到人们戴着随身听耳机听音乐，他们一边走，一边摇头晃脑地打着节拍。

这些歌曲无论新旧，几乎都是从巴基斯坦传进来的，那里的一些难民从未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在喀布尔市中心靠近河边的大巴扎旧址，可以找到另外一种乐子。161年前，英国人把大巴扎烧成了废墟。如今，这里又是一派热火朝天的买卖景象。商铺鳞次栉比，多得就像迷宫。其中，售卖录音带和录像带的生意尤为火爆，施瓦辛格的片子销量相当可观。当然，要说最受欢迎的影片，还数詹姆斯·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其实，当时那些小摊所在的地方正是喀布尔河的河床（2002年以来的连年干旱，导致喀布尔河几近断流），因此，人们也把这里叫作“泰坦尼克市场”（如果河水涨起来，所有摊位都会没入水底）。

国家剧院（Kabul Nindari）再次开门迎客。20世纪六七十年代，剧院每逢独立日便会上演一些原创戏剧。后来，由于塔利班政权禁止人们庆祝世俗节日（哪怕是庆祝阿富汗独立），剧院变得门庭冷清。古尔·马卡依（Gul Makai）曾是这里的一位小童星，如今，人到中年的她结束流亡生活，回国担负起了复兴剧院的重任。作为主管，马卡依的一切工作都要从头开始，招聘演员，排练剧目。几年过去，剧院已经创作了十几部新剧，并完成了200多场演出。［2］一个马戏团开始在阿富汗各地巡演，深受少年儿童的喜爱。另一家剧团别出心裁，不但把莎士比亚《爱的徒劳》译作达里语，还将故事背景嫁接到了现代阿富汗，他们的创意收获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亚洲基金会赞助了一个名为“阿富汗媒体与文化中心”的项目。最终，他们推出了一部名为《面纱下的阿富汗》（Afghan Unveiled）的电影。由于亚洲基金会的资助，14名年轻的阿富汗女性接受了如何使用摄像机、做记者的培训。随后，她们走南闯北，深入城市、乡村采访妇女。那部影片非常精彩，不仅因为素材本身，还与女记者们的故事相关。影片的质量自然也属上乘。唯有女性记者才能深入女性的生活世界，毕竟，无论阿富汗的风气如何开放，也没有哪个家庭会允许陌生男人进入私人空间。随着影片的问世，阿富汗人的家庭生活第一次为外人所知。而且，14名女性都是塔利班时代的过来人，都有困守家中的经历，她们甚至一度忘了家门口街角的模样。没想到，如今她们能够去赫拉特、马扎里沙里夫和霍斯特这些远方的城市，和陌生人聊天接触，了解各地同胞的生活。通过这段经历，她们都找到了自我。［3］

20世纪60年代末，阿富汗的电影业在喀布尔缓慢起步。国立的喀布尔电影公司曾经辟出专馆，保存与阿富汗相关的一切影像资料。藏品当中，只有40部电影是本土出产的（其中大部分是纪录片与短片）。内战爆发，让本就举步维艰的电影业遭遇了灭顶之灾。塔利班又遣人把展馆里的2000部电影焚毁，一切能找到的摄影器材也被捣毁。所幸展馆的工作人员在一面墙壁后藏了1000多部电影拷贝与一些设备，［4］塔利班垮台之后，它们才重见天日，仪器再次派上用场。依靠日本方面的援助资金，喀布尔电影公司重建了基础设施。像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毕业生亚马·拉希米（Rama Rahimi）这样的外籍人士，在喀布尔大学开办了一个暑期班，为40名热切的学生讲授电影课程。

这时，喀布尔电影公司的导演萨迪克·巴尔马克（Saddiq Barmaq）也在筹备拍摄电影《奥萨马》（Osama）。这可不是一部讲述奥萨马·本·拉登生平的影片，主人公是一位年轻女性，她乔装改名，以一个叫“奥萨马”的男子身份生活在残酷的塔利班时代。后来，她的身份惨遭揭穿，并被一个毛拉强占为己有。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上赢得了广泛赞誉并获奖，为其他电影的制作铺平了道路。比如霍拉斯·山萨布（Horace Shansab）的《佐雷哈的秘密》（Zoleikha），完全是在阿富汗拍摄完成的，这部影片在世界多地的电影节上广受好评。

巴米扬大佛已被塔利班摧毁。现在，喀布尔大学的几名教授提议，重建其中的一座佛像，保持另一尊佛像的现状，以作为这场文化劫难的庄重纪念。这项提议引发了不少争议。正当阿富汗国内议论纷纷的时候，旅法阿富汗考古学家泽马利亚莱·塔尔齐（Zemaryalai Tarzi）宣布，巴米扬山谷的某处洞穴中有一尊更大的卧佛。他的结论是基于对古代旅行者文献的研究，研究表明，卧佛比最大的立佛还要大三倍。此后的每年夏天，塔尔齐都会带领团队前往巴米扬寻找卧佛（他们最近搁置了这项工作，因为当地局势仍不太平，某些野蛮之徒倘若得知佛像的所在地，巴米扬会再次迎来一场悲剧）。

喀布尔博物馆本身就充满了故事。1978年，它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小型博物院，收藏了大量犍陀罗时代的艺术品。那个年代，佛教与希腊美学互相融合，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希腊式佛教艺术。人民民主党执政时期，一些干部伙同苏联人从博物馆盗取文物，拿到国际黑市交易。内战期间，博物馆的建筑又遭到战火的摧残。20世纪90年代末期，塔利班分子闯进博物馆，剩余的文物悉数被毁。如今，博物馆工作人员将文物残片放在基座上展览，并在一旁配上文物损毁前的照片，博物馆成了塔利班文化野蛮的证明。

幸运的是，2004年4月，博物馆馆长奥马拉·马苏迪对外披露，15年前，他和同事预见到了即将到来的灾难，他们在一个秘密的地下室里藏了2000多件博物馆中最珍贵的文物。地下室被打开的那一刻，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考古学者前来参观，还进行了电视转播，就像发现图坦卡蒙法老的陵墓一样。这批令人叹为观止的文物中，后来有数百件作为“阿富汗黄金”（The Gold of Afghanistan）特展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

这些文物大多是金银制品，并镶嵌有宝石、半宝石，极具魅力。如此重大的发现，已经足够令人振奋，但实际的意义还远不止这些，文物的背后还有一个伟大的文明。从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100年间，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的人们在生产精致的金银碗和烧瓶。同一时间，正处于最后一批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正在建造金字塔，阿卡德的萨尔贡大帝正在打造第一个美索不达米亚帝国。始建于公元前300年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阿伊哈努姆（Al Khanum）经过考古人的发掘，出土了大量希腊文物，如青铜大力神像，以及一块描绘自然女神西布莉乘坐波斯战车的银盘。

在基督时期，阿富汗北部的游牧民族已经掌握了较高的手工艺品制作水平，其艺术风格深受波斯、希腊、罗马、中国、印度和西伯利亚等的影响，如镶嵌着绿松石的便携式黄金王冠、一只游牧民族公主穿的薄金拖鞋。

考古人员曾在巴格拉姆发现两处密室，并从中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的部分珍宝被列入“阿富汗黄金”特展。考古学家一度认为，这些密室里一定藏有国王的珍宝。事后证明，这些是古代商人的仓库，一些商人把买卖物品存放在那里，如罗马统治时代的埃及玻璃烧瓶、叙利亚的青铜雕像、中国的漆器、印度的象牙雕塑、绘有希腊神话的吊坠、讲述佛陀生平的牌匾，以及描绘胸部丰满的女神与跳舞的印度教神祇交织在一起的复杂雕塑。新闻学教授乔尔·布林克利（Joel Brinkley）最近评价阿富汗是世界上最野蛮、最原始的民族，他甚至断言：“阿富汗人就像狼蛛，他们会吃掉幼崽。”［5］当人们站在这些文物面前，反思马苏迪馆长及其同事为保护和保存这些文物所冒的风险时，会对布林克利的这番言论感到厌恶。阿富汗的苦难并非阿富汗人和狼蛛的基因相似，而是由于持续数十年的灾难性悲剧。阿富汗的黑暗时代似乎已经过去，阿富汗人正踌躇满志地准备迎接下一个文明时代的到来，他们的前景会一片光明吗？

不幸的是，阿富汗的马歇尔计划从未实现。成千上万实施小规模计划的人们翘首企盼，也没能等来点燃梦想的创业启动金。规模更大的私营企业迅速崛起，不少归国侨民都掌握了一笔资金。此外，他们在国内人脉活络、关系密切，可以为银行、手机公司和电视台等企业筹集资金。阿富汗这个未完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似乎即将直接步入后工业化阶段。过去阿富汗甚至没有铁路，如今正在建设覆盖每个城市的航空服务（这是政府的承诺）；一个没有固定电话的地方，已经迈入了手机时代；一个没有办法让国家的邮政正常运转的地方，现在却有了互联网，几乎每个阿富汗人都可以注册一个电子邮箱。

跨国公司和国际机构使国家间的边界变得模糊。阿富汗这个民族国家从来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在新浪潮的冲击之下，一个“后国家社会”正在出现。总部在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印度、伊朗、荷兰、澳大利亚、德国和加拿大等国的企业，都把触角伸进了这片土地，他们的力量塑造了阿富汗人的生活，政府似乎变得可有可无。也许，只有当这些跨国公司或国际机构需要一点行政资源的时候，阿富汗政府才会发挥作用。

第30章　源源不断的麻烦

局势并不乐观，城市建设者面临一系列艰巨的挑战，单单一个难民问题就已足够让他们头痛。这些难民是当年那些背井离乡的农村人，他们逃出战场之后，大多蜷缩在巴基斯坦或伊朗的难民营中（那些受过教育、拥有资源和技术，而得以前往西方发达国家重新建立新生活的阿富汗人，我更愿意称之为“流亡者”）。到2002年，阿富汗的难民人数已达世界之最，位居第二的柬埔寨，其难民人数远低于阿富汗。600多万难民急不可待地想要重返家园，暂时收留这些难民的国家也巴不得他们赶快离开。

但是，故国早就变了模样。亡命他乡之前，不少难民靠牧羊为生，如今即便回归故园，他们也无法重操旧业。家中的牲畜早在苏联军队的狂轰滥炸下损失大半，剩下的也因为主人疲于奔命而离散殆尽。

水果和坚果曾是阿富汗农民的重要经济作物。阿富汗的葡萄干一度占到世界市场的10%，包括葡萄干麦片中所用的葡萄干。［1］无花果、石榴、梨、杏仁、核桃、桑葚、瓜类，也为国家创造了可观的收益。在水果和坚果种植方面，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可谓一对竞争对手。战争期间，巴基斯坦人购买了不少阿富汗的裸根果树，特别是开心果。如今，果园荒废，要想完全恢复昔日的生产，得经过很长一段时间。

阿富汗曾经盛产小麦与棉花，但如今既没有种子，也没有水源，重振农业，谈何容易。连年的干旱，再加上原来的水利设施已经遭到彻底摧毁，纵贯地下的坎儿井不是已经积满泥沙，就是被轰炸得不成样子，倒成了“圣战”武装的藏身之地（阿富汗人住进洞穴的消息您一定有所耳闻，这些洞穴通常就是前面提到的坎儿井，经过水泥浇筑加固，用于军事目的）。

原来的耕地，现在遍布地雷，没有哪个国家的地雷数量能与阿富汗相提并论。埋下一颗地雷，只需3美元，但要将其排除，成本可能达到1000美元。［2］如此一笔巨款，阿富汗的普通农民当然支付不起。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企图用肉眼找出田间地头埋藏着的致命威胁，然后予以排除。可是地雷的颜色近于土壤，稍不注意就会忽略过去。有时候，他们可能和地雷发生“亲密接触”，轻则残废，重则当场毙命，阿富汗几乎每天都会有儿童因为地雷爆炸落下残疾。农民要想恢复生产，必须得先清理地雷，相关事宜不但劳神费力，而且随时可能夺人性命。如此一来，种植业在阿富汗实在前途暗淡。

正因如此，一些回国的难民并未回到家乡。他们辗转来到城市，想在那里谋职求生，可是，城里的工作也不太多。不少难民因为找不到容身之地，只能住进废弃的无主房屋，危楼倒塌之后的断壁残垣也成了他们的避难所。这些难民多是寡妇和孤儿。大街上，随处可见这些失去丈夫的女性，她们穿着蓝色罩袍，一边号哭，一边乞讨，只求路人能够赏赐一点零钱。遇上一个穿戴整齐的过客，她们会使出浑身解数，几乎到了死缠烂打的地步。要想不受叨扰，只能加快脚步，绕道而行。孩子们在街上到处寻找垃圾桶，翻找里面值钱的东西，废旧金属和鞋子都是他们的目标。

当然，战后的城市里不仅有无助的寡妇、失怙的孩子，还有流亡西方的人，他们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土。这些人大多拥有一技之长，希望发挥自己的所学，帮助国家重获新生。很快，他们就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不过，这些人在西方生活多年，早就习惯了国外的舒适与安全，而他们的员工是一直在国内担惊受怕、艰难过活的人。因此，双方免不了会生出重重矛盾。在员工看来，老板不过就是一群“给狗洗澡的人”，他们虽然现在颐指气使，但在国外不过是曾经低声下气地为阔气的外国佬的宠物洗澡的（穆斯林认为狗是一种不洁的动物）。如此讥讽虽然可能出于醋意，但仍然体现了不少人的真实看法。他们认为自己虽在国内受苦，却也不至于为生活低头，而那些跑到国外的人虽然发了财，却要对异教徒假意逢迎。

西方的自由和平活动家认为，教育与重建是治好阿富汗痼疾的良方，是取代军事力量的道德选择。这种观点在2002年也许还能成立，毕竟那个时候的阿富汗看起来复兴可期，全国上下充满创业的活力，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项目，大规模的小额贷款可能会带来巨大的不同。

小额贷款主要来自国外，外国投资者为有意创业的阿富汗个人或团体提出的小项目提供贷款或捐款，让阿富汗人设计和管理他们认为合适的项目，如深井、口红工厂等。例如，一个名叫“阿富汗为了明天”（Afghanistan-4-Tomorrow）的组织，开发了一种在农村地区使用的手动设备，它能将木棍、茎、麦秆之类的农业废弃物压成耐燃的燃料砖块。在一个几乎没有薪柴的国家，这样的设备犹如雪中送炭，而且一些家庭还可以用它来制作燃料卖钱。

小额贷款本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比起投入10亿美元督造三座大型工程一类的投资计划，50万名创业者各分得5000美元的方案似乎更加合理。2002年，1美元可兑换45000阿富汗尼，5000美元着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当然，这样的贷款难免带来浪费。有些“创业者”可能只是诈骗犯，而创业计划也并非个个都能成功。不过，小额贷款更为可控，涉及的项目也更贴近民生。即便项目失败，也会有少量资金渗透到当地经济中，从而带来一些直接的好处，人们将利用熟悉的技术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可是，这些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首先，阿富汗的基础设施水平根本无法承担发放小额贷款的任务，想要建立一支相关的人员队伍更非一日可期。其次，捐赠者付出大量金钱，却不能从投资中获得回报。再者，由于缺乏合理的监督机制，资金的具体去向难以掌控，恐怕没有人愿意掏钱资助这种项目。最后，大多数潜在的捐赠者，包括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并不仅仅希望阿富汗恢复如初，他们更想看到一场变革。因此，重建资金仍然来自世界各国政府，这些资金被投向外国规划的大型工程，其目的是让阿富汗脱胎换骨。

美国方面其实并不积极，因为执政党在帮助任何一个被摧毁的国家恢复其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方面持有矛盾的态度。作为一名总统候选人，乔治·布什曾斥责“国家建设”，并表示，如若当选，他绝对不会参与任何国家的建设。他把阿富汗战争看作一次纯粹的军事行动，只要能够推翻塔利班、杀死本·拉登，一切使命便告完成。阿富汗可能会受到伤害，但重建阿富汗并非美国的工作。布什政府的思路就是如此。

当年晚些时候，大多数驻阿美军在阿富汗南部与西南部按兵不动。第二年，相关态势也没有改变。当时，美军总数为5200人，他们的驻地靠近巴基斯坦。按照布什的打算，美军在快速肃清塔利班残余后，将撤军回国，之后阿富汗的国防任务将交由国际维和部队承担，土耳其与德国会派军参与维和行动（不久，维和行动便由北约接手）。

但是，美国对阿富汗的干预使快速撤军变得不切实际。每一场战争都需要公众的支持以及一个正义的理由。对于“9·11”事件，美国公众深感义愤，政府出兵阿富汗的决定，他们也在高声叫好。可是，一场正义之战似乎不该只是为了宣泄仇恨。塔利班对妇女的迫害给了美国人一个理由，美国官方将阿富汗战争定义为“反恐战争”。从情感上讲，“解放阿富汗女性”似乎更加师出有名。阿富汗妇女问题并非塔利班一手造成，而与阿富汗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要想彻底解决，只能依靠阿富汗人自己的努力。现在战争结束了，在美军撤离前，阿富汗女性的处境至少应该有所改善。但是，本·拉登并没有落网，这场战争到头来很有可能落得一场空。

阿富汗战事尚未结束，布什政府又开启了另一场战争。这一次，美国的目标是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这场战争完全由新保守主义者的教条而起。布什政府认为，美国应当通过军事行动推翻暴政，并借此推广美式民主，为世界造福。怀抱这样的愿望，布什下令10万美军开赴伊拉克战场。英国也派出了7.5万人的军队。由36个国家组成的“自愿联盟”（Willing of Good），共有2.7万人参战（其中，冰岛派兵2人）。萨达姆显然不是对手，不过，美国承诺的民主、幸福、繁荣也如空中楼阁，从未在伊拉克实现。

2003年过半的时候，伊拉克的情况糟糕到了极点。既然伊拉克成了“失败国家”，那么阿富汗无论如何也得坚强幸福起来。布什政府原本认为，推翻塔利班后，阿富汗会自愈。可是，到2003年底，美国政府却不得不接过重建阿富汗的任务。至少，他们要保证一部分阿富汗女性摆脱束缚、获得自由，保证民主政体得到巩固，让阿富汗出现恢复的迹象。

2002—2003年，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开支达到350亿美元。［3］相较之下，用于人道主义和紧急援助的规划资金仅有8亿美元，而用于长期重建的项目资金不到这一数字的十分之一（约6400万美元）。直到2004年，重建和发展项目的资金才开始有所增加。［4］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也在向阿富汗提供帮助。其中一些资金直接由捐助国政府部门提供，大多数资金则来自政府雇佣的私人公司或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属于私人性质，需要依靠公众捐款和私人捐助维持运营，美国一般称之为非营利机构。在阿富汗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中，既有“和平之根”（Roots for Peace）这种致力于排除地雷的组织，也有自冷战初期以来一直在亚洲从事发展工作，服务于美国外交战略的“亚洲基金会”。许多非政府组织规模不大，成员多是本地人，他们在巨大的困难中斗争。2003年以前，喀布尔的300多家非政府组织聘请的员工有近万人。到2006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6万人。［5］

事实上，77%的重建资金完全绕开了阿富汗政府。2009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些资金通过非政府组织、私人企业和外国政府直接投入到重建中，而不是通过阿富汗政府。［6］所以，重建计划再成功（有些项目确实收入颇丰），也无助于阿富汗新政府树立威信。许多阿富汗人甚至觉得，政府就是局外人，根本毫无用处。

外国规划的这些建设项目理论上可能是合理的，但事实上，这些项目是被他人的利益所驱使的，而且很多项目匆匆上马，根本没有经过认真论证（2004年，布什与卡尔扎伊都面临连任竞选，个中因素显然影响了某些项目的时间表），执行也很不到位。

阿富汗北部一条连接萨尔普勒省（Sar-e-pul）与希比尔甘市（Shiberghan）的公路，反映了阿富汗重建面临的一大问题。公路建成后，可以大大缩短两地往来的时间，对贸易有巨大推动作用，相关的构想应是很好的。不过，沿线居民却少有机会前往省会，汽车一类的交通工具在农村也远未普及，他们即便进城，通常也是步行，由驴子驮运货物。因此，更好的路况也无助于缩短村民的脚程。不过，新的公路总比村民们几十年来修建、维护的土路要好，那种土路一到夏天，不是尘埃漫卷，就是一片泥泞。

为了保持路面干燥，公路采用填石路基。但是，由于前期的调查工作太过仓促，设计方根本没有综合考虑道路的整体坡度，造成某些路段又高又陡，像一道水坝，而一些必要的位置甚至没有涵洞，导致水在地势低洼处汇聚，变成了水池。村民担心水会使土壤变得松软，从而导致他们的棚屋倒塌。于是，他们扛上工具，在公路上挖出一道又一道的排水沟。这就破坏了公路的全部用途，因为这些水沟让汽车难以跨越。警察逮捕了“破坏”公路的村民。［7］这条公路确实在农民和政府之间建立了一种互动关系，可是这个政府似乎并不想为阿富汗人做主。

早期美国人试图进行的最大、最有魄力的重建工程，是对坎大哈到喀布尔的公路进行全面整修。战争期间，坎大哈－喀布尔公路已经破败不堪，路面必须完全整修。坎大哈与喀布尔是阿富汗的两座主要城市，人员、商贸来往异常频繁。工程完成后，两地间的通行时间可以缩短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但是，工程造价不菲，而且同其他由美方提议、主导的重建项目一样，坎大哈－喀布尔公路的大部分预算都花在了美国，毕竟这些工程必须经过美国国会审批，国会议员又必须为各自的选区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发展。若不如此，他们可能会输掉下一次大选。因此，远在阿富汗的公路所需的物资与设备却必须在美国采购，唯有如此，美国的技术工程人员才能从中受益。［8］

阿富汗没有坎大哈－喀布尔公路重建所需的相关专家。这部分工作只能委托给美国的咨询机构，咨询机构把任务派给下级承包商，下级承包商再去寻找更下级的承包商。如此一来，66%的阿富汗重建资金其实都进了美国账户。这不是腐败，这是民主。但在另一头的阿富汗人看来，这很像在阿富汗普遍被贴上腐败标签的做法。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有部分资金的确到达了阿富汗，而且以阿富汗的标准来看，数目还不小，不过，其中的部分被支付给了在现场工作的外国专家。这些技术专家要求在阿富汗工作的薪水至少要与他们在本国私营单位所能得到的工资相当，这是合理的。不然，他们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来这里工作呢？阿富汗的工作确实涉及实实在在的风险，因此，只有提供比他们在国内更好的待遇，才能招聘到有才干的专业人士。坎大哈－喀布尔公路工程的技术顾问与工程人员，每年收入都可以达到10万乃至20万美元。此外，任何人不得强迫他们进入没有安保措施的环境施工作业。况且，阿富汗警察没有能力提供这种安全，他们的能力和忠诚都是不确定的。路易·伯杰集团（Louis Berger）一类的私人建筑公司，更愿意聘请黑水（Blackwater）或者环球安全（Global Security）等私人安保公司的精良保镖。如此一来，每天的安保费用就能达到1000美元，一年下来，一名保镖的费用就高达25万美元。

达里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之一，但大多数美国专家对此一窍不通。而美方投资的那些民用工程所在地区更常用的是普什图语，对阿富汗的这种官方语言，大家更是两眼一抹黑。因此，翻译成了工作的必需。除了负责传递信息，优秀的翻译还能为美国人化解一些文化难题。此外，翻译人员的英语能力必须达到母语水平。因此，新保守主义者首选的援助机构——私营承包商，大多选择聘请移居海外的阿富汗人。经过面试，他们可以为阿富汗境内的建筑公司、非政府机构、政府办事处与美国军方提供翻译服务。

一天，一家上述这样公司的招聘人员突然打来电话，让我大吃一惊。我表示自己不会普什图语，而这是那份工作需要掌握的语言。没想到，对方请我放宽心，说：“您的普什图语已经很好了。”她的安慰反而让我大惑不解。要知道，本人的普什图语水平仅限于会表达“我不会普什图语”的意思而已。

然而，对方请我先了解相关的待遇再考虑是否拒绝：这份工作每年的总收入达20多万美元，其中80%免税，福利费和差旅费一应报销，而且吃住所需都由美国陆军包管（这是那份工作的独有福利）。我的不少亲戚朋友都接受了类似的工作机会，因此我清楚对方所言不虚。

因此，当一名技术专家来到乡下时，都会带着他的保镖与翻译随行，其座驾一般都是价值10万美元的装甲防弹车。总之，每个在阿富汗各地漫游的专业团队都要花去近100万美元。［9］而从事体力劳动的阿富汗人则只能拿到40—70美元的周薪。百万美元的工头，使唤日薪只有5—10美元的碎石工人，这无疑是在自找麻烦。

当然，按照当地标准，10美元的日薪已经算是高收入，如果这条路没有经过他们的家乡，这些工人每天的所得将会远低于此。工程一旦结束，许多工人就会立即失业，这等幸运将会降临到其他地区。为了保住工作，很多阿富汗人会趁着夜色，拿着工具，把白天的工作成果破坏殆尽，相关的责任完全可推到塔利班的头上。也难怪这条公路的造价如此昂贵。

尽管不少援助阿富汗的重建资金未离开捐赠国就已被抽走，但是，仍有大量资金涌入了阿富汗市场。相比本国孱弱的经济，外来资本的规模过于庞大，由此带来的问题始料未及。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作为更加重了这种经济疾病。非政府组织的总部大多在国外，派驻喀布尔的工作人员也多是一些心怀理想的热血人士，他们是真心实意在为这个国家的利益着想。如果在本国企业工作，他们的收入可能要比为阿富汗奔走呼吁高得多，不过，他们仍然愿意坚守在那里，哪怕收入少得可怜，只能达到他们国家的最低工资水平。另外，有些人虽然薪酬丰厚，但也是应得的，毕竟他们要冒着危险，前往局势不明地区为孩子接种疫苗。在那些地方，随时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也有不少外国人来到阿富汗是为了更好的待遇，他们会选择私营企业而不是非政府组织。

最重要的是，现在喀布尔到处都是腰包很鼓的外国人，但他们几乎没有消费的地方，因此，只要阿富汗人能够提供任何产品或服务，他们可以立即买单。讨价还价实在没有必要，毕竟他们的薪水比起当地普通人高出许多。因此，有房屋出租的阿富汗人可以随意开价，由此而来的后果就是顶级房产的租金大涨。慈善家詹姆斯·里奇（James Ritchie）之所以有兴趣帮助阿富汗人，是因为他小时候曾跟随从事援建工作的父母生活在喀布尔。塔利班倒台之后，他在那里开设了一个办事处。一开始，每月租金为200美元，五年之后，租金已经涨到了3000美元。

租金上涨，可不仅仅针对外国人，喀布尔的每个居民都得承受。与此同时，房价也在攀升。喀布尔的房价一度接近加州水平。随着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上涨，其他行业也出现了通货膨胀。奢侈的需求，意味着消费者愿意花大价钱采购任何他们需要的东西——无论付出什么代价，要最新鲜、最流行、质量最好的！——由此，鞋、面包和其他物品的价格一应上涨。无论外国人、阿富汗暴发户，还是普通百姓，都在承受物价飞涨带来的后果。

滚滚而来的现金流并非源于阿富汗经济的改善，也不是来自新产业的出现、贸易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升。因此，人们的收入并未提高，唯有非政府组织、国际公司和外国政府机构聘请的阿富汗人可以从中受益。正因如此，有些获得医学文凭的人宁可放弃医师执业，也要去给外国人开车，因为给外国人当司机要比医生挣得多。

不过，大多数城市居民仍然生活在旧经济中，仍是原来的工资水平。教师、警察和公务员每月的工资仍只有30—50美元，高级官员的月薪也不过数百美元，而不是几千美元。一般的上班族，月收入可能只有警察或教师的一半，除非他们的老板从事走私活动。

新旧经济之间的落差因为外来资金（及毒枭的黑钱）的涌入而进一步扩大，阿富汗社会结构因此受到极大侵蚀。基层腐败大行其道，几乎成了一种流行病。原本只卖10阿富汗尼的邮票，邮局工作人员却堂而皇之地以20阿富汗尼的价格出售。个中差价，自然都被他们中饱私囊了。［11］毕竟，他们也要谋生。警察来到事故现场，不管是目击者、旁观者，还是路人，都有可能收到警察的罚单。负责处理各种文书的官员拥有一种权力，那就是放慢速度的权力。如果没有收到小费，也就是通常说的行贿，那他们肯定会行使权力。没办法，他们也有苦衷啊！这些人也需要每天按时上班。可是，阿富汗的油价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都是每加仑4美元。

第31章　毒品与腐败

与此同时，农民们找到了合适的营生，他们可以种植鸦片。比起其他作物，鸦片有许多优点。它很耐旱，可以在任何温暖的地方种植，即使没有任何灌溉系统。而且，长期储存也不会影响鸦片液的纯度，即便市面上出现价格波动，也不用急于抛售。经过提纯，鸦片就能成为海洛因，海洛因很轻，容易运输。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价格。如果种植葡萄或者小麦，农民们得先冒着生命危险排除地雷，辟出大片耕地，他们的孩子也有可能受其连累。辛辛苦苦得来的收获即便全部售出，所得的金钱可能还抵不上一点点鸦片。鸦片售价高昂，农民们只需在小块土地上种植，就足以养家糊口。

商业化种植鸦片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但在这方面，阿富汗人有着丰富的经验。鸦片曾是塔利班政权的一大财源，为了增加收入，自然需要农民扩大生产。为此，塔利班派了许多“顾问”对农民进行指导。他们会把如何种植鸦片、切割球茎、正确引流汁液和提纯胶质的知识传授给农民。他们还派出执法者，迫使顽固的农民放弃其他作物去种植鸦片。截至1999年，阿富汗鸦片已经充斥国际市场。后来，因为鸦片产量过多，导致售价暴跌，塔利班又适时推出禁种政策使价格回升。他们的手段与石油输出国通过减产而控制油价的方法如出一辙（这造成了一种持久但错误的观念，即塔利班至少反对毒品）。［1］塔利班末期，鸦片产量确实得到控制，但是，他们传授的技能，阿富汗农民却并没有放弃。

将非法产品推向市场同样需要特殊的技能，这方面的能力阿富汗人同样具备，因为走私在这里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早年间，阿富汗的走私贩子曾把中东的金条走私到中国，从迪拜走私汽车到巴基斯坦。如此一来，他们可以逃过政府关税以及边界地区的腐败官员。偷运金条的经验，可以随时转变为走私毒品的能力。

行业的发展兴盛离不开相应的人才队伍。加州硅谷电子工业的蓬勃发展，有赖于斯坦福和伯克利等学府培养的计算机工程师，这类人才是电子工业最需要的专业队伍。走私贩毒最需要的则是经验丰富的武装分子，在这方面，阿富汗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5年的战争，造就了一代具备如此技能的人。战争结束后，这些人需要工作。即便没有毒品产业，他们也会采取其他方式，来维持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从某种意义上说，毒品产业促进了阿富汗的和平。

同时，毒品产业还带来了人们收入的提高，它迅速催生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种植鸦片的农民位于产业链末端。种植鸦片，他们可以养家糊口，不过生活仍然贫困。位居中游的则是那些负责贩运毒品的人。他们把毒品运到伊朗或巴基斯坦，而后再输入中亚国家（从那里装船运往俄罗斯）。这类人倒是能够发家致富，不过随时有生命危险，而且他们发现，真正的老板另有其人。那些人聪明狡猾，掌握着组织复杂企业、管理偏远工人队伍和跟踪财务状况所需的技能。这些毒枭在赫拉特、坎大哈和喀布尔建立据点，贩毒所得的资金被他们投入其他生意。这些生意大多是合法的，比如航空、通信、银行、运输、建筑和房地产。我曾经谈到海外归侨的投资热点也是这些领域。但请别误会，我可不是暗指归侨就是毒枭，我只是想说，繁荣的喀布尔一切都相互交织，当然，这些都是金钱带来的。

新保守主义者认为，阿富汗的重建应当主要依靠私人企业，而不应受琐碎的法规约束，这样的国家愿景正在发挥作用：阿富汗的经济在增长！钱很伟大！每个人都很高兴，除了众多的穷人和瘾君子，而且后者的人数很快便超过了100万，这个数字远比伊朗要多。吸毒之风很快风靡中亚北部各国，随后波及俄罗斯，土耳其和欧洲也没能幸免。利润越高，风险自然越大。为了争夺路线与地盘，毒枭组建武装，互相攻伐，受害的百姓不计其数。因为毒品仍属非法，毒枭为求安全，只能向政府官员、警察行贿。于是，后者向他们大开绿灯，毒品由此成了政府腐败的催化剂，上至内阁官员，下至最低级别的边防警员，无不有所沾染。

阿富汗毒品交易的主要受害者是伊朗。为了阻截阿富汗毒品走私贸易，伊朗官方在两国边境驻扎了几十万军队，还修建了一条600英里长的防线。不过，毒贩可以用金钱或毒品开路。驻扎在边境的伊朗士兵放弃缉毒本职，转而成了毒品产业中的一环，还有不少人则沾染上了毒瘾。毒品渗透到了阿富汗的方方面面，整个社会的结构因此大为改变。［2］其实，因为普遍存在的腐败案件，阿富汗的社会结构已经受到侵蚀，大型腐败案件及相关指控让社会结构受到巨大冲击。以矿业部长易卜拉欣·阿德勒为例，他的工作是与外国企业就阿富汗的矿产权利进行谈判。2008年，他将一处铜矿批给了一家国外公司，售价不过35亿美元。《华盛顿邮报》披露，阿德勒向对方索取了近3000万美元作为回扣。这项指控出自一位美国官员之口，而官员的信息则来自一份军方情报。报告称，双方在迪拜的一家酒店完成了这次交易。阿德勒否认了该项指控，而且他也从未因此被起诉。为求避嫌，总统卡尔扎伊还是解除了阿德勒的职务。

一开始，政府为阿德勒安排了另一项工作，即协助完成霍里（Ghori）水泥厂的私有化工作。面对众多竞标者，阿德勒耍弄起了拖延手段，直到投标时间已经迫在眉睫，他才提出竞标条件：有意者需向有关部门提供2500万美元现金。时间紧迫，唯有一家公司在短时间内凑齐了钱，这家公司就是马哈茂德·卡尔扎伊的阿富汗投资公司。马哈茂德的兄弟正是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他在保镖的簇拥下，亲自把装着巨款的密码箱带到了阿德勒的办公室。［3］接手水泥厂后，阿富汗投资公司承诺要把每月的水泥产量从4万吨增加到300万吨。［4］

那么，马哈茂德·卡尔扎伊如何能够筹集到这么一笔巨款？原来，是国内最大的私人银行向他提供了贷款。巧合的是，马哈茂德·卡尔扎伊就是银行的股东之一。喀布尔银行拥有两名创始人，舍尔·汗·法尔努德与哈利卢拉·菲罗兹。前者出身贫困，苏联干涉时期曾赴莫斯科求学。20世纪90年代，他以职业扑克玩家的身份游走世界各地，比赛的总奖金达到60万美元。菲罗兹作为法尔努德的副手，曾是马苏德武装的一员。当时，菲罗兹通过宝石生意为马苏德筹备军饷，相关的钱款达到上百万美元。与此同时，他也在从事塔利班的洗钱活动。这点秘密，马苏德后来有所察觉，菲罗兹随即遭到解职。

这么两位人物何德何能，居然可以成为一家10亿级银行的主管？

这样的时局下，两人所拥有的本领才是最有用的。他们有本事、有人脉，能够和政界人物及其家属搭上关系，他们向马哈茂德·卡尔扎伊提供了600万美元贷款，其实和他当年用于购买银行股份的金钱正好相等。总统的兄弟其实只是拿走了自己的钱。银行的另一位股东阿卜杜勒·哈辛（Abdul Haseen）同样来头不小，此人是副总统法希姆将军同父异母的兄弟。马苏德遇害之后，法希姆一度成为北方联盟的领导人。美国入侵之后，指定了好几位实力派人物作为新政府的顶梁柱，法希姆就是其中之一。

法希姆利用职权，帮助哈辛走上了腾达之路。在法希姆的筹谋下，哈辛获得了一份为北约新的基地和美国大使馆提供混凝土的订单。赚取的第一桶金，被哈辛用于建设购物中心。这座购物中心高达多层，容纳了许多珠宝店。中心位于城市中央，法希姆只用了极小的代价，便得到了那块地皮。这桩生意绝对合法，待价而沽还是免费相送，一切都由原来的主人定夺。显然，主人觉得关系大过金钱。购物中心得到的巨额利润被哈辛用于更多的投资，包括一家私人保卫公司。驻阿富汗的许多外国政府机构都需要哈辛的公司提供安保服务，就连美国中情局设在喀布尔的基地也在该公司的保护之下。喀布尔银行也是哈辛的投资之一。作为股东，他轻松借到了一亿美元。由此，哈辛可以开展更多的商业冒险，也能进入迪拜的房地产市场。

帕米尔航空公司的一些股东也持有喀布尔银行的股份。航空公司的创办人哈吉·扎比·舍卡尼据称是一名毒枭。喀布尔航空公司同属私营企业，其创立者是乌兹别克军阀杜斯塔姆的干儿子。国有的亚里安那航空公司在新的竞争者夹击下，经营状况举步维艰。公司主管纳迪尔·阿塔什博士不得不启动私有化方案。其间，阿塔什惊讶地发现，公司的大部分股份由政府高官及其商界亲信收购。［5］而后，阿塔什被卷入了一场反贪风暴。调查者扎比乌拉·艾斯玛泰和他一样系属归侨。据称，阿塔什曾经借由购买飞机，从波音公司获取了600万美元回扣。但最后调查无果，阿塔什也没有吃官司。他逃出阿富汗后，还写书喊冤，声称艾斯玛泰才是一个大贪污犯。他走后，艾斯玛泰确实接手了亚里安那航空公司，不过，他不久就去世了，死因不明。2011年，另一名检察官再次提起诉讼，并对阿塔什及其两名助手发出了通缉令。［6］

阿塔什潜逃的时候，总检察长还是阿卜杜勒·贾巴尔·撒巴特，此人惯于知法犯法，并因此丢了官职（撒巴特后被绑架，本书面世时，仍下落不明）。“9·11”事件爆发后，撒巴特还是美国政府对外宣传喉舌“美国之音”的一名小职员，其间，他曾前往关塔那摩监狱进行采访。一番调查下来，撒巴特对监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为此，美、英方面对他赏识有加，并向卡尔扎伊总统举荐他担任总检察长。撒巴特这种“犯罪克星中的明星”，似乎也该得到重用。上任之后，撒巴特屡屡利用职权打击商业上的竞争对手，他为对手安插的罪名是贪污。撒巴特在任期间，也是喀布尔机场走私活动的高发期。据称，喀布尔银行与帕米尔航空公司勾结，前者提供金钱，后者负责偷运，每天运出的钱款高达1000万美元。撒巴特忙于打击其他罪案，对于这些犯罪情况自然无暇理会。刚刚调任喀布尔的时候，撒巴特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但总检察长的权位让他的财富大为增加，很快，他就在喀布尔的高级社区置办了产业。［7］近来，美国国务院的好些专家开设课程，旨在帮助阿富汗新政府的官员提高人际交往能力。［8］对此，笔者不禁感到可笑，因为阿富汗政府官员的人际交往能力实在无须请教他人。

除马哈茂德之外，总统的另一个兄弟艾哈迈德·瓦里·卡尔扎伊也是政商界的一大人物。艾哈迈德·瓦里的地盘位于坎大哈，表面上看，他只是当地议会的议长，但是，当地人很清楚，艾哈迈德·瓦里控制着警察部队，并对市长发号施令。任何人想在坎大哈投资兴业，必须拜会总统的这位兄弟。没有艾哈迈德·瓦里从中撮合，任何投资都将无果而终。中情局还为艾哈迈德·瓦里提供金钱，请他组织一支武装在坎大哈附近负责防卫。长期以来，中情局都想为坎大哈增加一重安全保障，这种工作自然只能交给信得过的人。人脉广布的艾哈迈德·瓦里·卡尔扎伊得到了中情局的信任。据称，即使是坎大哈附近最为凶恶的毒枭，遇上艾哈迈德·瓦里也得敬让三分。［9］

我之所以用“据称”一词，是因为关于艾哈迈德·瓦里的种种传说并未得到证实。2011年底，艾哈迈德·瓦里遇刺身亡。调查称，这场谋杀源于口角之争，纯属一次激情犯罪，与政治、毒品毫无关系。其实，贪腐政治（corruptocracy）——这个单词尚属近来的发明——能在阿富汗甚嚣尘上，不能诿过于军阀或战争，艾哈迈德·瓦里之类的权力掮客才是问题的根源。

腐败并不足以形容阿富汗当前的环境。无论是总统的兄弟，还是阿德勒这样的矿业部长，这些权力掮客堂而皇之地参与商业经营，其实并不违反阿富汗生意场上的规矩。这些规矩与西方的规则有所不同，这里的商业关系必须经由人际关系建立，而政府的统治则建立在抽象的概念之上。

一个人如果随身携带装有2500万美元现金的密码箱，肯定会被指控为犯罪分子。2010年，阿富汗媒体披露，总统卡尔扎伊每个月从伊朗那里得到一笔总额高达数千万欧元的赞助，顿时全国上下一片哗然。［10］媒体反复强调了对方装运钱款的方式，竟然是塑料袋！卡尔扎伊的助手把这些钱款当作行李，一路运到了喀布尔。在美国，这样的行径似乎应是罪犯所为，而罪犯恐怕也不会这样冒险。不过，这里不是美国，而是阿富汗。在阿富汗这个饱受摧残的社会，从前（也许现在依然如此）人们选择将钱装进密码箱，由保镖护送着随身携带，而不是将钱存进银行。

裙带关系、结党营私，是阿富汗政治腐败的主要形式。在位的人各显其能，都在争取荫庇子孙、提携亲友。在阿富汗，提携亲友不但合法，而且被视为荣誉，甚至是一种责任。一个阿富汗人，应该得到全体家人的鼎力支持，不论外界有何非议，家人都会对他不离不弃。一个人不去帮助家人，难道应该扶助那些陌生人吗？面对家人也不愿伸出援手，简直就是奇耻大辱！阿富汗的新贵阶层，无不在政府当中安插自己人，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得到亲人的扶助，走上一条康庄大道。政府不就该是这种作用吗？几代人之前，大部分阿富汗人不是过着游牧生活，就是生活在穷苦的农村。艰难的环境里，帮扶亲人的道德准则已经植入了阿富汗人的基因，即便过上城市生活，传统仍然发挥作用。因此，成亿资金涌入这个破败的国家并非什么好事。新保守主义者奉行这样的理念：尽力谋求私利的人能更好地服务公众利益，传统与这样的理念交织在一起，催生了阿富汗惊人的腐败现象。

当然，新保守主义者并不认为自由市场会在自然状态下发生，而是必须得到法律的保障。法律下达之后，人们才能在规矩下各安其位。新保守主义者的观点是，如果企业都能尽力渔利而又不逾规矩，那么优胜劣汰的法则就能成立，赢得竞争的人必定是才学出众之人。

其实，新保守主义者的逻辑有一个严重的破绽，如果两个竞争对手的才学同样出众，资金也一样雄厚，那么显然那个敢于破坏规则的人更容易获得胜利。这些人并非罪犯，只是拥有一点胆气而已。破坏规则，自然也可能涉及犯罪，对此，他们并不害怕，而且也愿意承担风险，毕竟法律并不一定会实施制裁。喀布尔银行的两位创始人无疑就是这样的赌徒，一个扑克玩家，一个宝石贩子，就这样开始了一段传奇。当然，这类赌徒大多已经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同样涉案的政府官员并未受到惩罚，甚至没有被起诉。随着贪腐政治的到来，阿富汗重建工作渐渐偏离了原来的方向。

第32章　塔利班

在城市之外，麻烦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在土壤中萌芽，但美国干预初期所引发的普遍乐观情绪，创造了一种反对暴力的环境，因此，这些种子在秘密中悄悄萌发。记者克里斯托弗·鲁伊特和博尔罕·尤努斯讲述了穆拉·法鲁克的一个故事。法鲁克住在加兹尼省乡下，曾在宗教学校学习，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一名塔利班成员。塔利班被驱逐，激起了法鲁克的愤怒，他决定闹出一点动静，向世界宣告塔利班仍在斗争，而且他们准备奋斗到底，直至把血流干。2002年底，法鲁克找到友人阿卜杜勒·阿哈德。后者曾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比法鲁克更具斗争经验。法鲁克想要立即举事，阿哈德表示反对：“现在时机未到……人民还不会跟从我们。”因为“人民”（大多数阿富汗人）都还对美国寄予厚望，觉得美国人能够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1］

阿哈德与法鲁克一直在耐心等待，他们觉得局势迟早生变。机会果然来了。战后重建失败，仅是变局到来的原因之一。2002年夏天，第一次支尔格会议召开的那一段时间，飞临赫尔曼德省的美军战机误把一处婚礼现场的喧嚣声当成了叛乱分子的行动。其实，宾客们只是在朝天放枪表示庆祝，那是当地的习俗。但悲剧还是发生了。轰炸之下，47人不幸丧生，死者之中，包括不少妇女、儿童。此外，事故还造成117人受伤。事情水落石出之后，喀布尔的美军官员不得不真诚道歉。那次事故给阿富汗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但我在喀布尔还是听到了不少宽容的声音。有人表示，当时的情况过于混乱，也十分紧急，美军犯错在所难免。只要吸取教训，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他们愿意继续信任美国人。

当年底，阿富汗人的观感却发生了转变。大家觉得，美军的各种暴行似乎已经成为习惯。美军接管苏联援建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后，把它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阿富汗人不能随意接近，更别说进入其中。少数进去过的人表示，基地内已经建起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美国城，城中到处是夜店、影院、饭店和商店（这些描述有些太过夸张）。巴格拉姆不但驻有军人，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承包商。为了维持基地运转，美国人投资了数百万美元，但是，基地附近的阿富汗人并未因此受益。毕竟，基地所需的物资全数从国外空运进来，就算是牛肉，美国人也更喜欢澳大利亚产品。有人甚至谣传，美国人在基地里养猪。

美军在巴格拉姆基地中设立的一座监狱，其恶名堪与关塔那摩监狱相提并论。任何阿富汗人只要被美军特种部队或情报人员怀疑为恐怖分子，就可能被押往此地接受调查。附近地区的拘留营地当中，巴格拉姆监狱的规模最大。狱中聘有好些人，负责对囚犯进行审讯，这些人除了来自军方，还有一些是美国政府雇佣的私人承包商。美军承认存在冤枉无辜的情况，虽然无辜的人得到了释放，但此前一定经受了相关审讯。据亲历者回忆，巴格拉姆监狱中的囚犯常常遭到殴打，狱卒还会使用枷锁、头套限制囚犯的自由，囚徒甚至会被罚站数天。一名出租车司机遭遇殴打的时候，总会痛苦地大喊：“哎呀，真主！”审讯人员据此认为他可能有宗教极端倾向，并因此加紧用刑，最终，司机不幸惨死。事后证明，他和塔利班并无关联。［2］巴格拉姆的故事和关塔那摩的恐怖传说一模一样，阿富汗社会无不人心惶惶。

卡尔扎伊政府很快建立了阿富汗国民军和阿富汗国民警察部队。军警自然有助于恢复秩序，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可能也将随之结束。但是，他们的上岗实在太仓促。几万名毫无作战经验的男性匆匆提枪上阵，他们要和最凶恶的极端分子作斗争，却没有人能够提供指导，而且很多强力机关的人员还会仗势欺人。加兹尼省的布料商人阿卜杜勒·卡里姆就遭遇了类似的不公。一次生意，国家情报局的一位军官想向他索取极低的折扣，卡里姆并未应允。结果，对方立即指控他与“基地”组织勾结，并把他抓进了监狱。卡里姆在狱中饱受毒打，最终他只能付出1万卢比贿款，才得以出狱，而他的生意因为耽误了一年而荒废了。［3］

卡里姆的遭遇并不稀奇，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更糟糕的是，新政府的军警部门几乎被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把持，因为他们也是得胜一方的主力军。这些军警大多来自北部，但多驻扎于乱象频起的阿富汗南部。南部是普什图人的聚居地，如此安排不免让人产生误会——政府在有意扶植少数族裔迫害普什图人，这样的误会可不利于阿富汗社会的安定团结。

怨恨一旦生成，关于新政府种种不堪行径的谣言自会不胫而走。从喀布尔回来的人说，“喀布尔大街上到处是乱扔的酒瓶”，乡下的一位毛拉在周五的祈祷仪式上，痛心讲述了喀布尔大街上男女恬不知耻当街苟且，而民众对此置若罔闻的骇人见闻。他痛心地表示，喀布尔已经堕落，就快变成欧洲的一部分了。甚至有谣言说，美军性侵关在巴格拉姆的老者。当时，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的虐囚秘照已被公诸天下，即便身处阿富汗农村，人们也能看见照片上骇人的场面：美国女兵用狗链锁住一名穆斯林男子的脖子，迫使他在狱中裸体爬行，好像遛狗一般，旁边还有好些赤身裸体的男人被迫叠在一起，活似一堆木头。有了这样的新闻，村民自然对内容相似的谣言深信不疑。

2003年8月，法鲁克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只要一点火，马上就能呈燎原之势。那么，法鲁克及其追随者打算在哪里打响第一枪呢？他们的目标并非巡逻的军队，也不是美军的兵营，他们甚至不打算袭击政府机构，他们杀害了两名红新月会（即伊斯兰国家的红十字会）的志愿者。法鲁克的暴行激起了人们的义愤，不过，法鲁克的目的已经达到。他才不想赢得民心，他只想出名。虽然大家都对法鲁克指责纷纷，但这反倒让大家都认识了这个人。红新月会人员的惨死，让法鲁克的小团伙出了名，人们由此知道了这个魔鬼的存在。

几个月后，两名枪手骑着摩托车射杀了29岁的法国人贝蒂纳·格瓦斯拉尔（Bettina Goislard）。她是联合国的一名工作人员，帮助安置流离失所者（阿富汗国内难民），她的不懈努力惠及了5万多人。她的工作充满善意，深受爱戴。当地人民愤怒了，他们抓住凶手，并狠狠殴打了一顿。随后，凶手被移送司法机关，听候法律的制裁。你可能认为当地人的这一反应会导致法鲁克和他的组织重新考虑他们的策略，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认为非常正确，没有创伤的日子就是在支持喀布尔政府及其外国支持者的事业；任何可怕的残暴行为，无论是谁犯下的，都能迫使大家放弃幻想，不再期待未来，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卡尔扎伊的统治。法鲁克认为，要想驱逐外国势力，暂时的战争与苦难是一种历史必然。等傀儡政权垮台，外敌离境，他们可以重建秩序，恢复法律。当然，那是塔利班统治下的秩序与法律。

美国、北约和卡尔扎伊政府在某种意义上为法鲁克的事业作出了贡献。格瓦斯拉尔遇害之后一个月，北约战机对一处房屋发动空袭。据称，那是塔利班领导人的藏身之地，不过，屋内的住民却是9个孩子与一些无辜平民，他们和塔利班毫无关系。这一行为引起了与杀害格瓦斯拉尔同样的反感，并激起了人们一种道德上的对等感：塔利班杀害了无辜的慈善工作者，美国及其盟友正在杀害无辜的儿童，两者有什么区别？

每当美国误杀平民时，它会承认错误，受害者家属也会得到赔偿。不过，赔偿本身就是一种有问题的做法。在阿富汗普什图部落，对于谋杀案件存在一种独特的处理法则。有些时候，只要案犯一家愿意用金钱赔偿受害者家庭，案件可以就此了结。我觉得，一些美国人可能因此产生了严重误解，觉得误杀事件可以通过交易而轻松摆平。在华盛顿特区的一次培训会议上，我结识了一位认真的研究员，他告诉我，据他的分析，在伊拉克发生类似案例的补偿标准是多少，又问我阿富汗“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但对非正常死亡的赔偿并不是一种“现价交易”，这是管理部落互动的复杂社会机制的一部分。这种特殊的机制是为另一种机制所引发的无休止的血亲复仇提供的免责条款，即深深感到有义务为自己的亲属受到的伤害报仇，每一个解决方案都是一定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复杂谈判。美国人也许会觉得，既然对方已经接受了赔偿，那么一切仇恨也就一笔勾销了。事实上，这些钱可能只会使阿富汗人对其亲属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外国政权杀害的不满情绪更加复杂。

2004年7月，阿富汗警方查封了一座私人监狱。监狱位于喀布尔的某处住宅区，狱长叫作杰克·伊德马。此人原在美军特种部队服役，后来成了警方口中的恶棍。伊德马还有两个帮凶，一个叫布伦特·本内特，一个叫爱德华·卡拉巴略。在拷打虐待方面，本内特是伊德马的好帮手。卡拉巴略的职责是用摄像机记录“犯人”刑讯的过程。三人被捕时，那里正关押着8名阿富汗男子，他们被吊在半空中。几天来，伊德马和本内特一直在对他们进行“审讯”，天知道伊德马等人想要套出什么样的情报。美国否认与伊德马有任何关系，但这是在监狱曝光前的一两周开始的，这表明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已经知道伊德马在做什么（他们也可能只是觉得伊德马古怪、令人讨厌）。［4］

地处农村地区的安达尔是穆拉·法鲁克的家乡。卡尔扎伊政府正努力在像安达尔这样的地方建立一个正常的行政机构。它任命了各区的省长，配备了警察，设立了市政中心和法院，以完善政府职能。许多非政府组织也进入安达尔和其他类似地区，以恢复供水系统、建立保健诊所，并为当地百姓提供其他亟须的生活服务。

政府为了争取民心不遗余力，叛乱分子却想方设法予以破坏。他们并不想和卡尔扎伊政府硬碰硬，更不愿意和外国军队正面冲突。每一个袭击目标，他们都要精挑细选。他们一次只针对一个人下手，就像恶狼玩弄猎物一般玩弄着喀布尔政府和美军。有时候，他们会把目标指向政府官员，更多的时候，受害者是那些与政府合作的平民。只要他们对卡尔扎伊统治下的安定生活表现出向往，就可能遭到杀害。政府也许可以派出军警保护一片区域、一个城镇，也许能够守护一个街区、一栋大楼。但是，政府能够保证每一个平民、每一个官员都能得到如此周到的安全保护吗？显然不能。既然有了漏洞，对手也就有了可乘之机。

阿卜杜勒·哈基姆正是这样一位受害者。他住在加兹尼省，和警察存在合作关系。哈基姆并非位高权重的人物，只是因为工作需要，他才和警察有所接触。法鲁克写信警告哈基姆，勒令他立即辞职，还在哈基姆家的外墙上写满了威胁语，警告他不那么做的严重后果。对方恐吓再三，哈基姆仍不为所动。于是，法鲁克决定出手给他一点教训。一天，哈基姆刚从部队退役回家的长子，就在父母的眼皮子底下被不明分子暗杀了。几周后，哈基姆的小儿子又遭到逮捕（其实是绑架），之后，被指控为“美国间谍”而遭到处决。哈基姆不得不接受教训，选择退缩。［5］

当一家私人建筑公司试图修建一条穿越法鲁克管辖地区的公路时，工程反复遭到法鲁克一伙的破坏。他是在借此发出警告：他并不反对修路，只是反对未经他允许在其所在地区工作的外来者。于是，私营企业与非政府组织进入当地之前，都要主动和法鲁克取得联系，并获得他的批准，这样可以省去很多麻烦，而且这样的做法并不会损失什么，安全也因此有了保证。那么，大家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当外来者寻求穆拉·法鲁克许可他们在他的地区工作时，他们倾向于承认法鲁克是那个地区的统治者。

其实，穆拉·法鲁克并不重要，毕竟他势单力薄，影响有限。不过，在美国干预的几年里，阿富汗涌现了数百个类似的人物。他们是自主行动的参与者——但也可以说，他们不是。他们的亲戚认识和他们一样的人，从而与另一些人建立关系，达成协议，做出合作安排。渐渐地，穆拉·法鲁克一类的小人物合并成庞大的组织，他们要听从上级指示。这种领导威望是通过传统渠道获得的，而且基于成员之间的相互义务，这种义务源自多年以来同甘共苦的经历，以及部落与家庭联系中产生的对等义务。

其中，最大的网络是阿富汗东南部贾拉鲁丁·哈卡尼领导的网络。抗苏战争期间，他就已经闯出了名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哈卡尼曾经从中情局那里获得大量金钱与武器装备。当然，这些资助是为了帮助他打击苏联人。第一届“圣战者”政府时期，他担任司法部长（那时卡尔扎伊是外交部的副部长）。塔利班倒台之后，哈卡尼声称自己是塔利班的一员，并开始与西方国家部队作战。哈卡尼声称奥马尔是自己的精神领袖，他得到奥马尔的任命，成了东南地区的“军事指挥官”。作为哈卡尼武装的二号人物，其儿子塞拉吉·哈卡尼是个极其残忍的暴徒，惯用自杀式爆炸和斩首等手段。

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也从伊朗回来了，现在的他简直就是旧时代的活化石。过去，中情局和三军情报局都对希克马蒂亚尔宠爱有加，但他表示自己加入了塔利班。希克马蒂亚尔虽然自称塔利班，但仍然领导着伊斯兰党。他所谓的“塔利班”，其实是指自己的武装。哈卡尼占据了东南地区，希克马蒂亚尔虽没有任何成片的地盘，但他所拥有的“孤岛”却遍布全国，他在其他人的领地上建立了小小飞地。希克马蒂亚尔由此再次登上了阿富汗的政治舞台。

毛拉·奥马尔依靠曾经的威望在奎达重整旗鼓。这座城市位于阿巴边境的巴基斯坦一侧。在这里，奥马尔设立了舒拉（Shura）。名义上讲，阿富汗国内的一切反叛活动，都要听从奥马尔的指挥，但他从不公开露面，他的所有讲话都由发言人发布。当然，他的这些代言人常常互相矛盾，发言人到底是在自说自话，还是在传达领袖旨意，根本无从得知。显然，奥马尔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为此，他特别指定了两名官方代言人——扎比乌拉·马扎希德和哈尼夫·亨思福斯。当然，这个消息也出自发言人之口。据两人所说，唯有他们的话才能代表奥马尔的意愿。［6］不过，两位发言人从来不现身，他们总是通过电话与媒体进行接触，没有人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也许，这两位发言人并非真有其人，而只是两个假名。很多叛乱分子都可以用他们的名号自行发声，如此一来，外界实在无从得知哪一次声明才是来自奥马尔。

当然，这不重要，因为奥马尔已经不是反政府武装的实际领导人，他只是一个符号，代表一众势力。如果奥马尔亲自指挥反击，确实会拉起一支庞大的拥趸队伍，但是，他也一定会结下不少仇敌，毕竟政治斗争中，无法让每个人都心服口服。因此，奥马尔选择置身事外，对具体的事务概不过问。由此一来，他反倒成了一个传奇，有心人大可以打着他的旗号做着自己的勾当。两派虽然互相攻伐，却都可能自称是奥马尔的亲传弟子。显然，名义上的称呼与具体的行为和目的其实毫无关系。

奎达舒拉也许没有统御全国的权力，但是，阿富汗南部的大部分叛乱大概还在奥马尔等人的指挥之下。当然，笔者只是猜测，因为奎达舒拉的实际权力备受质疑。虽然阿富汗各地的叛乱分子都声称是在奎达舒拉的领导下，但他们却又在各行其是。有时候，叛乱武装之间确实存在合作，但有时候他们又为了地盘与毒品线路而互相倾轧。

叛乱武装的头目之一毛拉·阿合塔尔·奥斯曼尼掌握着庞大的走私生意，是塔利班重要的税收来源。2007年，他在北约的一次空袭中丧生。他的死亡可能和另一名武装头目毛拉·达杜拉有关，达杜拉故意向北约泄密，透露了奥斯曼尼的行踪。达杜拉其人残忍无比、臭名远扬，就连盟友及其手下也要惧他三分。大家都把达杜拉称作“屠夫”（据说他喜欢用斧头砍人头）。又有人说，达杜拉手下的小头目多达几百人（小头目又各自统辖一批更小的武装团伙）。后来，达杜拉被英国特种部队击毙，可能是在他的行动被奎达舒拉内部敌对毒枭泄露给北约之后。［7］达杜拉死后，他的兄弟曼苏尔接管了他留下的庞大组织。由于毛拉·巴拉杜尔的告密，曼苏尔被巴基斯坦特工逮捕。巴拉杜尔在奎达舒拉有很高的地位，有人甚至认为，巴拉杜尔是塔利班的二号人物（2011年，巴拉杜尔被三军情报局逮捕，但在9个月后获释）。

阿富汗境内的所有叛乱都被媒体归咎于塔利班，这样的看法未免有失偏颇。我认为，一个组织并不足以掀起如此巨大的风浪。1996年，塔利班第一次横扫阿富汗南部时，它是一个大致符合这一说法的组织。不过，在美国介入之后，一切被称为“塔利班”的新叛乱逐渐形成。如今的塔利班，聚集了各式各样的人物，既有毒贩，也有宗教激进分子，还包括一些外国的“圣战者”。甚至抗苏战争时期的抵抗组织，也在挥舞着塔利班的大旗。

《伦敦时报》的汤姆·柯格兰（Tom Coghlan）提供了一个例子。2006年6月18日，一辆载有卡尔扎伊政府官员埃米尔·达多及其随员的汽车在坎大哈附近遭遇袭击，导致达多的兄弟被杀。而后，坎大哈地区暴力事件不断，到那天结束时，达多的40多名亲属遭到杀害。那么，这一系列惨案是塔利班策划的吗？

嗯，算是吧。塔利班接管之前，埃米尔·达多已是坎大哈地区的实力派。奥马尔的塔利班能够得势，还要感谢达多这类军阀的残暴行径。美国干预之后，达多等军阀再次得势。由于他们人数众多，卡尔扎伊政府无法与他们全面对抗。最终，好些军阀还得到了新政府的任命，在他们控制的地区担任正式官员。

达多所在部落还和同一地区的另外两个部落处于敌对状态。其实，三大部落的宿怨由来已久。现在，他们仍在为了争夺毒品线路而互相攻伐。由于达多身居高位，他所在的部落自然占得了先机。对此，敌对部落早就积压了一腔怨气。［8］

正是由于积怨太深，这场仇杀很快就席卷了坎大哈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场人民起义，仇视埃米尔·达多的人都在选择以武力泄愤。同时，这也是反对中央政权的地方起义，是三个部落之间长期不和的一段插曲，是一场争夺毒品和金钱的战斗，还是总部位于巴基斯坦的奎达舒拉在重新控制坎大哈的运动中所遭受的打击。因此，将这场战斗追溯到塔利班是正确的，但一旦人们解构了“塔利班”这个词，这样做的意义就没有了。

2005年，反政府暴力愈演愈烈。不过，在此期间，政府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民选总统开始履职，民选议会开始运作，喀布尔涌现出不少新公司，各大城市都开起了豪华酒店。如喀布尔新建的五星级塞莱娜酒店，为世界各地的商务人士在阿富汗提供一流的住宿。喀布尔、马扎里沙里夫和赫拉特等地的外国人多了一些口福。他们外出就餐不仅有烤肉串和烤肉之类的阿富汗菜，还可以吃到泰国菜、意大利菜等各种美食。2005年，一位刚从阿富汗回来的美国人告诉我，当地局势已经大有好转，“街上连啤酒也有得卖！”这一点，让他惊掉了下巴。购物者可以前往喀布尔一家类似加州的圣莫尼卡购物中心的商场，在瓦济尔·阿克巴·汗这样的高档社区，有一家西式超市可供外国人采购物品。

喀布尔政府各部的顾问开始整理全国错综复杂的土地所有权档案，并将其数字化。如此一来，流亡者终于可以有理有据地索回自家的财产了。此前，每一次政权更迭，新官员会趁机霸占房产与土地，并伪造文件以支持他们的不正当行为。

喀布尔大学新设了研究特定学术专题的学科和研究所。阿富汗的一家研究机构着手收集历史档案并将其数字化，他们将这些文献上传网络，世界各地的学者因此有了研究阿富汗的第一手资料。喀布尔还开办了一所私立大学，虽然学费不低，但也不愁生源，部分阿富汗人的消费能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新宪法承诺保障新闻出版自由。尽管仍会不时爆出一些钳制言论的事件，不过媒体确实进入了繁荣时代。私人报纸、杂志与电台相继出现。一个从澳大利亚回国的流亡者家庭还建立了著名的TOLO（日出）电视台，亚里安那和沙姆沙德等电视台也先后开播。至于一般的独立广播电台，更是举不胜举。

流亡者、非政府组织、外国政府和阿富汗政府继续在全国的城市、城镇和农村地区推动教育。大家一致认为，教育是实施重建的百年大计。“9·11”事件发生后不久的2002年，在洛杉矶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女士与我接洽，她说：“如果阿富汗人都能接受教育就好了。”我问她阿富汗人应该在哪些方面接受教育，她双手一摊，黯然表示：“所有方面！”

第33章　临界点

转眼2005年就快走完了，混乱与秩序的竞赛仍然不分上下。桥梁遭到轰炸，诊所不断被毁，无辜平民死于非命。与此同时，桥梁也在不断新建，手机得到普及，新开了好多学校，甚至边远乡村的人们也开始参与大选。2006年，混乱局面进一步扩大。漫不经心的观察家和政策专家都认为，这一年将是一个转折点。对于塔利班分子而言，2006年的目标是学校，他们将对学校实施袭击。

许多人认为学校是必需的。所有父母都希望子女接受教育，这种想法的前提是人们对教育的意义存在普遍共识。学校是传播思想的工具，当一种战争倾向的思潮大行其道，建造一所学校就是一种战争行为。在阿富汗，当心地善良的人们来到农村地区兴办教育，战乱地区因此多了好些不设防的建筑——学校，里面塞满了最脆弱的目标——儿童。2006年，塔利班叛乱分子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

此前，他们还不敢对学校下手。那个时候，他们不想得罪人民，不愿随意突破底线，毕竟他们还想有朝一日重新统治全国。但是，2002—2005年，激进主义的宣传攻势不断袭来，塔利班分子也渐渐放开了顾忌。奎达舒拉出言偏激，巴基斯坦那些伊斯兰学校同样在大打心理战，他们要在民众中间制造“学校恐惧症”。目不识丁的父母得知了一个骇人的消息：孩子一旦进入西方人办的学校，长大了肯定背弃伊斯兰信仰。其实，类似的手段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便已不鲜见。当时，农村公立学校的孩子成了“共产主义者”，并驾驶着苏联战机轰炸自己的祖国。如今，宣传机器再次开动起来：喀布尔的大街上满是空了一半的威士忌酒瓶，市集里到处售卖色情影片，政府唆使年轻女孩半裸着上街到处游荡，美国飞机源源不断地把猪肉运进巴格拉姆基地，而造成这一切的人，正在诱骗家长让孩子去学校“接受教育”！

当人们都在为学校问题而惶惶不安时，塔利班分子针对学校发动了袭击。2005年12月中旬，赫尔曼德省的一名教师在学校门口惨遭杀害。次月，扎布尔省的一名高中教师惨遭斩首。同月，坎大哈、赫尔曼德和拉合曼三地都有学校遭到焚毁。接下来的几个月，教师横遭虐待的事件愈发常见，打砸、焚烧和毁坏学校的事件屡见不鲜。［1］哈法尔·拉坎瓦尔设在霍斯特省的学校便遭遇了一场劫难。反政府武装把校内所有的课桌集中在一间教室，而后纵火焚毁。在纳迪·阿里小镇，哈罗提的“绿色乡村学校”陷入了塔利班武装的重重包围之中。一年之内，南部和东南部便有200多所学校被迫关闭。无论如何，家长都不希望孩子处于斗争的前线。于是，没人愿意上学了。

针对学校的恐怖袭击驱散了希望之光，一时间，未来又变得血腥起来。在南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区，武装叛乱活动急剧增加。2007年，赫尔曼德省共发生了751起袭击、谋杀和越狱之类的暴力事件。

2007年，看来是困难的一年，但下一年的形势还要更加糟糕，驱动叛乱的态度仿佛嗜肉细菌感染一般蔓延开来。我所说的“态度”，是一种普遍的感觉，即攻击任何与外国项目有关的人都是值得称赞的。政府官员及来自美国、北约、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人员等都该统统被消灭，没有任何区别。

塔利班运动不再是一盘散沙，国外的理论家与奎达舒拉提供的那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溶剂和黏合剂，给了“异质”运动一种团结感，使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不同族裔、不同背景的男子能够形成一种统一的意识，即他们是谁，他们在为什么而战。这种感觉更容易被唤起，因为它来自传统的部落和宗教，无论阿富汗农村的社会体制以及农村群众有何分歧，基本上都认同这一观念。

叛乱分子当中，哈卡尼、曼苏尔、希克马蒂亚尔和毛拉·图尔（黑毛拉）等所在的组织规模最大，他们的旗下有多支武装协同作战，同时，他们与巴基斯坦方面保持着联系。在巴基斯坦，类似的塔利班叛乱组织正在形成，如斯瓦特山区的贝图拉·马哈苏德及其家人领导的武装。情况和反苏战争时期几乎一样，叛乱组织的头目负责筹措资金、管理资金、提供军备。

他们下面有一群战场上的作战指挥及专业的武装分子和全职杀手，他们的职责唯有叛乱。这些人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农民那里讨取食物、寻求庇护。时机一旦成熟，他们就会对目标发起攻击。事成之后，这些人会撤回巴基斯坦休整，补充军需。

除了这些以战争为职业的武装人员，塔利班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阿富汗各地的乡村当中，无数业余战士跃跃欲试，只需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在家乡投入叛乱。当然，他们的活动地点仅限于家乡附近。平日里，这些人不是务农，就是在干其他农村活计。除非有明确的举事意图，否则他们不会轻易放弃本业。奎达舒拉一旦发出号召，这些人就会群起响应。

所谓叛乱，莫过于谋杀、暗杀和小型游击战这几种手段。他们的目标虽然人员众多、钱财充裕，武器军备也要精良得多，但是，面对叛乱分子的作战手法，政府军与美国人空有多重优势，根本无处施展。有时候，塔利班分子会聚起100人左右的队伍，向警察局及其他关键部门发起挑战。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从不恋战，几小时内，所有叛乱分子都会撤得一干二净，待到北约部队赶来，他们已经没了踪迹。［2］这些人看起来就像农民，事实上也是如此，他们中的不少人就是普通农民而已。过去，苏军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而在更久以前，英国人的麻烦也大致如此。

2008年，阿富汗的塔利班分子已经组成了“影子政府”。有权有势的武装首领被任命为“影子市长”“影子警长”“影子区长”和“影子省长”。这些“影子官员”是否实际掌权，我们并不清楚。不过，塔利班有了这一套完整的班子，阿富汗的百姓似乎也有了另一种选择：除波恩计划扶植的新政府之外，还有塔利班政权。后者似乎随时可以夺权，将卡尔扎伊及其外国朋友驱逐出境。

最重要的是，塔利班发展了一套替代政府司法系统的司法体系。［3］塔利班的流动法庭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巡游（就像古代英格兰的巡回法庭），他们不必听从上头的指挥，这些“法庭”建立在已有的司法系统基础上，并且已经发展了15个世纪。法律非常具体，关于法律的书籍汗牛充栋，那些在学术上享有声望的人——名字中包含大毛拉、穆夫提和卡兹的人——都可以主张根据沙里亚法行使权力。就此而言，任何被称为毛拉的人都可以这样做，尽管从技术上讲，毛拉并没有足够的学识立法或者判决。在紧要关头，即使是一个哈吉（hajji，至少去麦加朝圣过一次的人）也可以说自己有资格主持正义。如果人们接受判决，他就拥有其所声称的权威，因为这就是伊斯兰教在基层的运作方式。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法官都知道伊斯兰教法，他们所知道的是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固有的判断和习俗。

塔利班分子的影响日益扩大，许多地区的民众因此陷入了两难，他们如有诉讼需要，恐怕都要掂量再三。新政府开设的法庭确实是一种选择，但是选择了政府，就得准备贿赂法官。很多时候，判决结果和双方提供的贿款多寡息息相关。如果不愿意，他们也可以等塔利班“巡回法庭”的到来。

似乎越来越多的农村人都更愿意相信塔利班。首先，求助政府可能为他们带来杀身之祸。而且，即便政府的法官清廉刚正，政府的判决也可能有失偏颇，毕竟政府提倡的法律制度一向罔顾农村地区的礼俗、传统与部落关系，对于农村人口也是多有偏见。例如，一名男子给了远亲一定数量的鸦片来交换他12岁的女儿，他的亲戚卖了鸦片还钱，但因为女孩反对而没有交出女儿。塔利班的“法官”肯定会对原告表示理解；相反，一个诚实、正直的政府法官会按照喀布尔政府颁布的法律行事，可能会说：“你把女儿卖给这个人？用鸦片来交换？好了，别喊冤了，你们都给我蹲监狱去吧！”

叛乱无疑荼毒了乡村社会的生态，很多地区渐渐脱离政府的控制，外人根本无法涉足。2007年，联合国派专员来到邻近巴基斯坦的帕克蒂卡省（Paktika）调查当地人民对新政府的观感。可是，他们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在很多地方，即便是联合国人员也会遭到袭击。

战火也悄悄地蔓延到了城市。巴格兰的一间糖果工厂遭遇自杀式袭击，造成75人死亡。2008年1月，4名持枪歹徒潜入喀布尔的塞莱娜酒店放置炸弹，杀害了一名警卫。最终，有两名枪手死亡，两人被抓获。这次恐怖行动惊人的不是死亡数量，而是目标，要知道，商务旅客来到喀布尔多在塞莱娜酒店下榻。一个月后，坎大哈再次发生人体炸弹袭击。自杀式袭击者混进观看斗狗的人群，最终约有100人遇难。7月，有人驾驶汽车炸弹冲入印度大使馆，造成58人死亡，其中多数为阿富汗平民。媒体猜测塔利班应该对此负责，但在我看来，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此时，塔利班历经摸索，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敛财手段，即对所有利润征收10%的税。农民是被压榨的主要对象，当时，阿富汗的农产品中，唯有鸦片最有价值。在很多鸦片生产地，鸦片已不仅仅是一种商品，其本身已经成了货币。人们随身携带鸦片作为现金，用于交换布料、杂货等常用消费品。［4］当然，鸦片之所以经历如此转变，是因其具有货币所需的一切属性：它不易损毁（主要是因为大家不舍得损毁），可以精确计量，价值得到广泛认可，而且产量相当有限（拥有鸦片的唯一途径是生产鸦片或参与其贸易体系）。作为一种上佳的货币替代品，鸦片甚至稳定了整个社会经济。

就这样，塔利班分子有了税收制度、影子行政系统、快速发展的（移动的）司法系统和（模拟的）货币。塔利班似乎可以宣称自己是卡尔扎伊政府的替代者，至少在各省是这样。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没有明显的机制来实际管理一个国家。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所拥有的是使阿富汗无法治理的力量。

因此，塔利班叛乱对北约和美国构成了挑战，正如20世纪80年代“圣战”武装对苏联人构成挑战，以及一个世纪之前英国人面对阿富汗部落的挑战一样。英国放弃了击败他们那个时代叛乱的努力，只要一找到能把领导权交出去的人，他们就会抽身离去。这个人既强硬到可以统治这个国家，又足够精明，可以在国际和战略上充当英国的合作伙伴。如果美国能找到一个像阿卜杜尔·拉赫曼这样的强势领导人，那么它也会这么做。可是，阿富汗政坛上似乎没人能够担起这个角色。

第34章　增兵阿富汗

2008年美国大选期间，贝拉克·奥巴马一再强调，他一旦入主白宫，将从伊拉克撤军，所有部队将会转赴阿富汗执行任务。我知道很多人将奥巴马的这番竞选言论当作一场政治秀，从而让他自己看起来和麦凯恩一样强硬。既然麦凯恩面对恐怖主义如此强硬，奥巴马自然不能落于人后。他们认为，奥巴马倘若当上总统，美国将结束所有的对外军事行动。

事实证明，他们错了，奥巴马是认真的。上台之前，奥巴马已经有了四点清晰的认识。其一，阿富汗比伊拉克重要。其次，阿富汗战争并非一场简简单单的清场行动，而是实实在在的战争。其三，美军及其盟友正在输掉这场战争。最后，美国要从这里撤出，但阿富汗这间屋子已经着火，倘若置之不理，整个社区将会承受池鱼之祸，问题解决之前，美军不能撤离。

奥巴马是第一位揭露巴基斯坦在阿富汗战争中所扮演的不忠角色的美国总统，他还承认，问题的核心正是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不断侵蚀的边界。事实上，奥巴马和他的顾问团已经把这一地区当作一个单独的实体，把它和两个国家分开考虑，称之为“阿富巴”（Af-Pak）。种种迹象显示，奥巴马是正确的，他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很好。那么，奥巴马打算如何解决阿富汗问题呢？

奥巴马决定派遣更多军队，这并不完全违背之前的对阿政策。布什执政期间，驻阿美军人数就在不断上升。以下是布什政府时期驻阿美军的人数统计：［1］

明眼人都能看出，驻阿美军从未减少。这些数字还仅是美军的人数，同样身涉战地提供支援服务的私人安保人员并未统计在内。事实上，其人数也在稳步增多，至2008年12月，相关数字达到了71555人。［2］

还有不少来自其他国家的部队在北约的指挥下，作为国际维和部队为阿富汗提供安全保障。2006年，联军指挥权正式移交北约。同一时期，从加拿大到澳大利亚，几乎每个北约成员都在向阿富汗增兵。例如，英国已向该地区派出了5000人规模的部队。

奥巴马第一届任期内，北约各成员国（包括美国）驻阿富汗的军事人员共计5.6万人。加上军中的各种承包商，这个数字达到12.7万人。事实上，这个数字尚且小于实际数量。阿富汗境内还有一支不容忽视的武装力量——私人安保公司（这并非美军聘请的饮食、洗衣和设备维护人员），他们参与军事任务并只对雇主负责，他们接受金钱，提供安保服务。阿富汗战争期间，近100家公司开展了有针对性的业务，它们雇请的人员最多时达到了4万人。

综上所述，奥巴马的增兵过程并非那么令人吃惊，而只是政策的延续。布什政府时期，军队规模虽然有所扩大，但是美国政府需要不断释放信号，给人留下阿富汗局势不断好转、一切尽在掌控中的印象。因此，增兵的幅度并不那么明显。

奥巴马上台之后，调子有所改变。他断言，伊拉克战争是个错误，真正的敌人在“阿富巴”，后者才是他的政策重心。宣誓就职后不久，奥巴马就下令往阿富汗增兵1.7万人。这个数字不禁让我想到1842年逃出喀布尔的英国移民人数，两者大致相当，当年，英国人在兴都库什山口遭遇了惨绝人寰的不幸。随后，奥巴马又下令4000人的部队开赴阿富汗。

布什任命的驻阿美军指挥官也被奥巴马解职，改派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 McCrystal）。麦克里斯特尔不是那种在华盛顿溜须拍马、油腔滑调的人，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早餐之前先跑上数英里，堪称战士中的战士、汉子中的汉子。据报道，他的手下对他十分敬佩，因为麦克里斯特尔对自己的要求甚于他对手下的要求。伊拉克战争期间，在他指挥下，联军除掉了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扎卡维。大家都期待他在阿富汗再创奇迹，消灭本·拉登。

在确认提名的听证会上，麦克里斯特尔向国会表示，他的对阿政策将和以前大不一样，他称之为“反叛乱行动”（Counterinsurgency）。这意味着他将集中精力把阿富汗人民带到美国一边，给当地人提供一个好的政府和安全感，他将通过正面打击塔利班来达到这一目的。坎大哈、赫尔曼德省以及邻近地区是打击的重点，他要扫荡与控制塔利班势力，并引导当地百姓安居乐业。麦克里斯特尔还表示，自己的成功不在恐怖分子被消灭的数量，而与阿富汗人民的安全感息息相关。他将实施严格的交战规则，确保今后误杀平民的事件不再发生。然而，他警告说，这种方略一开始可能导致美国付出更大牺牲，因为可能会让没有防弹衣保护的美国士兵和阿富汗人面对面地互动，而这些阿富汗人随时可能杀害美方人员。麦克里斯特尔希望美国公众做好准备，坚持到底。

麦克里斯特尔的策略遭到副总统拜登的反对，相较而言，拜登更喜欢指向精确的“反恐战略”（Counterterrorism）。拜登希望撤出大部分战斗部队，减少美军参与一线任务的次数，只留下部分特种精锐，随时留意、跟踪并伺机消灭武装分子。如此一来，绝大多数阿富汗人都不会和美军直接接触，美军也不必同阿富汗人太过亲近，对方的反美情绪也将缓和一些，美国方面的伤亡人数也会减少许多。那样一来，美国公众也不用成天嚷嚷着反对战争了，美国政府在阿富汗的战略压力可以因此变小，相关的各种事宜也可以慢慢处理。

拜登还认为，无人机是个好东西。只消一个游戏机一般的遥控手柄，人们就能远远地操纵这种飞行器。地面上的目标也能被及时消灭。有了无人机，美军的伤亡率有望进一步降低。

两项策略都深得奥巴马的认可。于是，他又给麦克里斯特尔批了3万人的部队，同时，派遣了更多的特战部队。此后，拘捕塔利班分子的行动在步步加紧。北约部队常常采用夜间袭击的方式，对疑似塔利班分子进行抓捕。他们会趁夜深人静、无人防备的时候，突然造访嫌疑人的住所。在那之前，他们尽量不发出任何警告。行动时，作战小组却又尽量夸大抓捕的动静。特战人员穿着防弹服，带着夜视镜冲入房间，抓上嫌疑人后将其带离。当然，受假情报所害，很多受惊被捕的人其实完全无辜，但是，误抓的次数并不太多。即便抓捕行动扑了个空，也能对塔利班分子的身边人，如妻子、儿女、亲戚和其他友人形成威慑，对方可能因此悬崖勒马而不再选择继续对抗。

比斯米拉·易克巴（Bismillah Iqbal）作为驻阿美军的随军翻译，向我讲述了夜袭的情况：

白天不能去，因为太容易暴露行踪，对方一旦发现是美军，肯定会立即用武力还击。即便好不容易摸到门口，他们也已经找好退路，逃得一干二净。晚上，一切都会不一样。闯进屋内，黑暗中地板上到处都有人在休息，还有少年儿童。没人辨得出美军的模样，也不知道闯入者有何目的。离开之前，作战人员可以随意锁定目标。有一次，我记得房间角落里缩着一个人影。那是个孩子，应该才10岁。之前他睡得很香，现在则醒了，仿佛陷入了梦魇。每个人都戴着夜视镜，我们的模样他绝对看不清。我不敢想自己在他心中到底是什么形象。那天被美军拖走的人肯定和他有亲密的关系，也许，那人就是孩子的父亲，或者是大哥，我不知道。女人哭天抢地，孩子失声尖叫，婴儿大声啼哭，那个场景，你绝对不敢相信。我看见那个孩子眼睛发亮，渗出了一道寒光。当时我就想，迟早这个孩子也会加入叛乱。

奥巴马执政以来，驻阿美军极大加强了对无人机的依赖。2008年，驻阿美军先后35次出动无人机进行攻击。奥巴马上任第一年，这个数字就上升到了140次，一共造成200多人死亡。因此，一个问题不可避免被提出来：死者到底是何身份？美国与北约方面再三表示，死者都是恐怖分子。但是，遭遇无人机打击的村民往往说，他们和叛乱组织毫无关系。无人机的到来，只是一场无妄之灾。双方各执一词，至于真相，可能介乎他们的说辞之间。

因为奥巴马有言在先，“阿富巴”地区是问题的核心。因此，无人机经常向巴基斯坦一侧的目标发射火箭弹。这激怒了巴基斯坦各界人士，迫使巴基斯坦政府向美方表示抗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基斯坦一边抗议美军的无人机行动，一边又从美国采购了不少同等型号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都被巴基斯坦用于打击反政府武装，他们的行动区域正是“阿富巴”地区，而巴基斯坦政府却还在对美国使用无人机进行抨击。［3］

2009年底，美国与北约同时展开大规模的“反暴乱”行动。在阿富汗（及“阿富巴”）地区，美方行动以“反恐”为主。当时，北约各国驻阿富汗的作战人数已经达到10万人之多，此外，还有10.7万名私人承包商。私人承包商中，外籍人员有2.6万人（其余的8.1万人为阿富汗人，他们或为美军效力，或服务于某个北约成员国）。如此一来，美国及其盟友派出的兵力已经超过当年苏联巅峰时期的派兵人数。即便如此，叛乱活动仍在继续蔓延。

2010年，美军在马尔贾展开了近年来最大的一次清剿行动。马尔贾距赫尔曼德省的省会城市拉什卡尔加20英里，麦克里斯特尔认为，马尔贾就是反政府武装的据点，攻克此地会让塔利班遭受重创。那一次的战况非常激烈，结果也在意料之中。不到一周，北约部队便告大获全胜。塔利班分子死的死，逃的逃，面对麦克里斯特尔的部队，所谓的塔利班政府完全不堪一击。很快，马尔贾的学校开始复课，诊所得以重新开业，警察也恢复了日常巡逻，基础建设得以重启，生活似乎变得美好起来。

但美好生活当中，仍有那么一点缺憾。零星的暴力活动还在城市及郊区不断出现。这些活动算不得战斗，甚至够不上武装袭击的程度，倒更像是有人作奸犯科，只需当地警察出手，事态就能得到平息。但是，暴力事件仍在持续。希尔夫人在《阿富汗蒙难记》(1)中的种种描述，和1841年英国人在喀布尔的遭遇是如此相似。几个月后，就连麦克里斯特尔也表示，马尔贾成了“不断流血的溃疡”。他的话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不过倒也不算错误。对于北约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它的军队无法区分被打击的目标和被保护的对象。当然，这不是他们的错。唯有深入阿富汗社会的内部，才能知道其中的区别，而且即便身在其中，相关的界限仍然可能相当模糊。［4］

麦克里斯特尔战功卓著，不过，一次不当发言断送了他的前途。2010年7月，麦克里斯特尔接受《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的采访，他公然表达了对奥巴马总统的蔑视。［5］他说，奥巴马会见自己的军事指挥官的时候，一直有些“畏手畏脚”。对于副总统拜登，麦克里斯特尔更是难掩轻蔑之意。他假装不知道拜登的名字，并允许他的手下暗示自己拜登（Biden）的名字可能是“咬我”（bite）。于是，麦克里斯特尔被调回华盛顿，接受军事礼节再教育。他的职位由传奇人物大卫·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接任。

传统观点认为，彼得雷乌斯是美国增兵伊朗的推手。所谓增兵，是指在短期内大量增加作战部队的行为。彼得雷乌斯支持麦克里斯特尔在据点打击塔利班的策略，但他放弃了严格的交战规则，认为遵守这些规则更多是违反规则。彼得雷乌斯说，自己不能平白让属下身陷险境。接任那天，北约部队的空袭行动再次造成平民伤亡。39名死难者中，大多是妇女和儿童。当年秋天，彼得雷乌斯决定发动一场比马尔贾更大的战役，他决定征服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这里也是塔利班的诞生地。

一开始，双方的冲突并不算大，而且集中在坎大哈的郊区。美军战机朝一个叫塔洛克·科拉切的小村投下了25吨炸弹，村庄被夷为平地（村民得到北约方面的提前通知已被疏散，官方称此次行动没有造成任何平民伤亡）。［6］两个月的战斗过去，美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很不幸，马尔贾战役的成果却已经丧失殆尽，阿富汗北部的暴乱又有抬头之势。

2011年4月25日，坎大哈发生的一起严重事件，让大家对北约的控制能力产生了严重怀疑。那一天，800多名囚犯集体逃出了当地最大的一座监狱。此前，他们花费数月时间打通了一条长长的地下通道。如此明显的行为，却没有人注意到。当天，狱中800多人花了4个小时才全部逃离，也没有人察觉。他们从监狱对面的院子出来，而后搭乘汽车去了更远的地方，有一些人则是通过出租车逃亡的。直到人去楼空，狱中的警报才迟迟响起。［7］

2011年5月2日，奥萨马·本·拉登被击毙，这本该是阿富汗局势的转折点，因为自2001年美军进入阿富汗以来，抓捕本·拉登、挫败“基地”组织是这场战争的公开目的。塔利班之所以介入，是因为他们怂恿了本·拉登。美方把大多数阿富汗人定义为“战争的受益者”。2001年，本·拉登离奇失踪，阿富汗的这场反恐战争似乎失去了一个胜利标志。当时，塔利班已经垮台，喀布尔也被攻占，唯有逮捕本·拉登，消灭“基地”组织，才算真正的战果。布什的对手不会主动说一声“我们投降了”，因为其对手并非一个国家、组织或固定实体，美军是要和一种环境战斗，与一种意识形态交锋。这种意识形态源自贫困、武力、仇恨、羞辱与侵略，并且已经深入伊斯兰世界的土壤之中。美军每发动一次镇压行动，阿富汗人被羞辱的感觉就会增加，仇恨的怒火也会更加旺盛。美国人的胜利越多，战争就越激烈；战争越激烈，怒火也会越旺盛。长期以来，“基地”组织及其“圣战”理念已经和阿富汗历史的主题结合在了一起。摩登的喀布尔和保守的落后乡村之间的交锋，又多了“圣战”的元素。这种冲突，美国与北约无力解决。相反，他们对于阿富汗社会的帮助，被许多阿富汗人视作对阿富汗文化的侮辱。

2011年5月之前，奥巴马政府一直迫于国内的政治压力，而不敢从阿富汗贸然撤军。那样一来，无异于接受败局，进而不可避免地遭到政敌的大加挞伐。转机就在5月到来了。当一小撮美国海军的海豹突击队冲入距离巴基斯坦军事学院不到一英里的阿伯塔巴德的一个大院击毙本·拉登时，他们达到了战争的目的，美国似乎可以宣告得胜，而后撤军走人。可惜，一切为时已晚。美国政府已经在阿富汗泥足深陷，难以自拔。奥巴马一心计划为阿富汗新政府训练一支警察部队与国家军队，从而尽快将权力移交出去，可是，这个计划再也难以如愿进行。

本·拉登死后，阿富汗的反政府势力又有进一步壮大之势。2011年6月，枪手与自杀式人体炸弹冲入喀布尔的洲际酒店。当时，一些外国代表正在酒店参会，讨论阿富汗的前途问题。混乱持续了5个小时才平息。9月，塔利班分子又在喀布尔制造事端。他们向美国大使馆发射了火箭弹，并在城市多个地方制造了自杀式炸弹袭击，喀布尔经历了整整一天的乱局。一周之后，北方联盟领导人拉巴尼遇刺身亡。此前，卡尔扎伊曾委派拉巴尼组建“和平委员会”，负责与塔利班进行谈判。2012年4月，喀布尔再遭连环袭击，战斗持续了一整天。一个月后，“和平委员会”的又一名领导被杀。事态似乎永远得不到平息。

凶兆还在不断涌现，不少警察与军人也加入了塔利班的阵营。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潜入国防部并引爆了炸弹。2012年，身着警察制服的杀手谋杀了两名美国军人，地点就在有高度戒备的内政部。两起惨案都并非凶手一时起意。有人为此精心谋划，就是要让凶案成为“他们的一部分”。那么，到底是塔利班分子身着制服故意制造混乱，还是他们一早就已渗透进了北约军队与警察部队呢？情况很难判断。此后，政府禁止裁缝制作军装，以免反政府势力再有可乘之机。

叛乱愈演愈烈，而美国与北约部队还在不断用犯罪和错误手段火上浇油，这让阿富汗人生出了遭受西方侵略的愤怒感觉。2011年夏天，美军“斯特瑞克”旅（Stryker Brigade）的“狙击手小组”成员被送上法庭。这些狙击手把杀害阿富汗平民当成了军旅生活的调剂，他们甚至砍下死者的手指和其他身体部位来炫耀自己的战绩。如上细节，都在法庭上得到披露。2012年的一则录像资料同样令人发指。视频中，4名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公然朝阿富汗平民的尸体小便。录像放上Youtube网站后，引发轩然大波。2月，巴格拉姆基地的美军又在垃圾堆里焚烧《古兰经》。一年之前，佛罗里达州的一名神父也曾做出侮辱与烧毁伊斯兰经典的行为，其蓄意挑衅的行为在阿富汗引发了严重的骚乱。2012年3月，一名美国士兵在坎大哈横冲直撞，杀害了16名阿富汗平民。

对于美军的暴行，美国总统候选人纽特·金里奇立即发表声明，美国应该尽快撤军，因为这不会“从根本上改变阿富汗文化”。［8］他的这一声明证实了这样一种假设，即所有这些军队及战争的目的，就是想“从根本上改变阿富汗文化”。

(1)　希尔夫人原名佛罗伦萨·温奇（1790—1853），丈夫是罗伯特·亨利·希尔将军。第一次英阿战争期间，希尔夫人与众多英军士兵、妇女、儿童被俘，在被关押的9个月里，她每天写日记记录在狱中的经历。1843年，她出版了《阿富汗蒙难记》，这是一部关于第一次英阿战争的经典作品。——编者注

第35章　希望之光

这些事态的发展可能使阿富汗看上去毫无希望。无论塔利班是谁，他们都在前进，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将阿富汗拖入20世纪90年代末的黑暗与蒙昧中……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然而，这种判断可能为时过早。其实，抵御黑暗的力量也在变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巨额资金正面临着威胁。2010年7月，麦克里斯特尔遭到解职。同时，《纽约时报》的一则重磅好消息开始与所有来自这个不幸国家的可怕战争报道竞相吸人眼球。报道称，阿富汗的地下有未曾发掘的矿藏，价值达1万亿美元！这份报告基于2009年五角大楼对阿富汗进行的地质勘探。说是新闻，其实并不新鲜。亚历山大大帝就曾提及这里的铜，马可·波罗也知道此地矿藏丰富。至于矿业救国的论调，我早在1978年就已经听说。当时，人民民主党政府矿业部的一位官员来到亚洲基金会访问，我正好在那里工作。此后，苏联人也曾在阿富汗四处寻找。可是，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大家都低估了阿富汗的矿藏潜力。

阿富汗的梅斯·艾纳克（Mes Aynak）拥有世界第二大未开发的铜矿，拥有亚洲最大的未开发高品铜矿石储量（之一）。黄金、宝石、钴、磷、钡、锶与铀等资源，阿富汗境内也是一应俱全。这里的天然气储量同样惊人，甚至还有少量石油。

当然，稀土资源才是阿富汗各类地下宝藏中最吸引人的，稀土包括锂、镧、铈、钕及其他13种稀有金属。说来惭愧，家乡的这些宝物，我是从未听闻。稀土其实并不比锡矿更加罕见。不过，它们在土壤与岩石中的成分过于稀少，要想获得足够多的稀土并用于商业开发，并非一件易事。不过，今天提取它的努力是值得的。没有稀土，光纤、计算机显示器、硬盘、手机电池、笔记本电脑电池、节能灯、太阳能转化电池、混合动力汽车引擎和卫星通信工具等是不可能的，智能炸弹、无人机、精密导弹、激光武器、信号干扰设备和雷达等高科技军事设备的控制系统，同样离不开稀土。谁掌握了这些技术，谁就可能在下个世纪获得话语权，保持繁荣。稀土资源在未来的重要性，恐怕将和石油资源在当代的重要程度等量齐观。因此，开发稀土自然有利可图，而蕴藏着丰富稀土矿藏的阿富汗正处于几大强国的争夺前沿。

中国拥有世界上已知最大的稀土储量，达3600万吨，俄罗斯则以1900万吨位居第二，储量第三的美国是1300万吨。阿富汗的稀土储量尚未探明。不过，美国军事地质学家认为，仅在赫尔曼德河河谷不到一平方英里的地下，就有150万吨稀土。即便这是阿富汗的全部稀土储量，也足以令人激动，毕竟这个国家幅员并不辽阔，而且真实储量很有可能更为可观。不过，现在还很难说，因为稀土矿藏就在坎大哈和赫尔曼德省，而这些地区因为反政府武装活动频繁，相关的地质勘探并未完全展开。

这是巧合吗？

是的，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请您原谅，笔者有时也是阴谋论者。因为现代科技的需要，稀土资源得到了世人的重视。坎大哈和赫尔曼德省的居民历来好斗剽悍，远早于使稀土成为宝藏的技术，他们还不知道自己一直站在一座宝库上，不过，他们迟早会发现。

资源丰富是个利好条件，但也令人喜忧参半。也许，阿富汗会因为丰富的矿藏而迎来技术革命，他们会对资源善加利用，把觊觎本国的外国势力拒之门外，由此而来的丰厚回报，也能得到合理的利用。财富不应仅仅施惠于一小部分人，而应让整个社会都受益。可想而知，外国公司将是开发矿藏的主力军。通过地契与租约，阿富汗也可能有所收获。当然，收获的前提是公平公正的政治与社会机制，唯有如此，财富才能无所争议地发挥作用。可惜，大国势力的窥视之下，阿富汗总是备受压力，这样的外部环境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如此一来，这种机制可能无法在强权争夺的高压下得到真正发展。

阿富汗的丰富资源在国际上引起了激烈的竞逐。目前看来，中国是最大的赢家。在《纽约时报》报道阿富汗铜矿消息的前一年，中国冶金科工集团以35亿美元的价格获得了阿富汗的一处铜矿所有权。2011年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和阿富汗国有瓦坦公司组成合资公司，双方将共同开发阿富汗境内的油气资源。未来十年，阿富汗政府每年可以从工程的土地使用费和税收中获益50亿美元。

总部位于科罗拉多州的纽蒙特矿业公司是美国最大的黄金制造商，为了阿富汗的铁矿石资源，该公司曾经参与阿富汗主要铁矿项目的投标。不过，7家印度企业组成的联合体成了最后的赢家。印度方面准备拿出70亿—110亿美元，用于铁矿的开发。与此同时，英国、伊朗和土耳其的有关企业，也像饥饿的秃鹫一样围绕着阿富汗的其他矿藏资源，争相和阿富汗公司组成合资公司，开发黄金、铀、钴等矿藏。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未向阿富汗派出过一兵一卒，也没有在那里的军事行动上花过一分钱，然而，他们正在赢得阿富汗诸多矿藏资源的使用权，他们在那里缺乏军事存在正成为竞争优势。中冶集团签订艾纳克铜矿合同的时候，还提出了其他丰厚的条件。中冶集团将在铜矿所在的地区兴建学校、公路、宗教场所，以及一座400兆瓦的火力发电站。铜矿开发还涉及一系列移民问题，中冶集团拨出专款，请村民在合适的地点新建家园。原有的村舍则会因为矿区作业而荒废。如此一来，村民不但有了新家，而且还得到一份不错的生计。至少，中方的承诺是诚意满满的。

碰巧的是，法国与阿富汗的一些考古学家也在附近有了重大发现——一座建于公元前7世纪的佛教寺庙。可想而知，出土的文物珍宝又会让喀布尔博物馆的展品丰富起来。但是，铜矿开采会对文物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中方原计划于2011年开始动工，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后，中国公司决定推迟三年再动工。因此，考古学家有了挖掘文物的时间。由于工程至少需要推迟三年，中方因此蒙受了不少经济损失。而且考古学家表示，工程可能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无论如何，中国公司推迟工期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受到了广泛好评。

过去，阿富汗一条铁路也没有。多亏了矿藏的发现，国内很快就建起了三条铁路，而且将来可能还有更多铁路铺设在阿富汗大地上。中国公司将承建一条从北方通往喀布尔南部洛加尔省的铁路，用于运输艾纳克出产的铜矿。印度方面也需要为哈吉加克铁矿寻找对外通道。他们规划的铁路始于喀布尔西部的巴米扬省，一直连接到伊朗境内的恰赫巴哈尔港。经由这些铁路，阿富汗的其他矿藏资源也可以行销国内外。2012年，从乌兹别克斯坦到马扎里沙里夫的铁路已经建成通车。除了货运，这条铁路也担起了客运的职责。

作为巴尔赫省省会，马扎里沙里夫的经济发展迅猛，当地的叛乱活动也因此转入低潮。土耳其商人投资兴建的食品工厂出产了大量食用油和罐头食品，除了出口，也惠及阿富汗国内的消费者。同时，巴尔赫省的纺织与成衣产业已粗具规模，甚至有了一家摩托车装配厂。

叛乱活动虽时有发生，但商机也在增多。阿富汗企业家兴办的公司（总部位于迪拜）已和百事可乐达成协议，以60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百事可乐产品在阿富汗的代理权。另一家与阿联酋商业利益密切相关的阿富汗公司，则准备投资1亿美元在阿富汗开发3G电信业务。公司估计，3G网络一旦投入使用，用户能够再增加600万人。“9·11”事件以来，阿富汗的电信运营商已有三家，手机用户超过百万，其中一家运营商推出的手机银行业务，更是极大促进了商贸活动，人们可以在拥有手机信号的任何地方开展业务。

虽然数百万阿富汗人仍陷于赤贫，不过，喀布尔等城市正在腾飞。看一看新富阶层迎婿嫁女的阵势，就知道大量金钱在流动。对于阿富汗人而言，婚丧礼俗一定要讲究派头，因为这关乎家族的荣誉。以前，很多年轻男子无法结婚成家，是因为他们没有钱财大操大办，毕竟那样一来反而有损家族名望。

大户人家过去的婚礼非常热闹风光，但比起近些年来各种喜事的显赫排场，也会显得相形见绌。通常情况下，如今的一场婚礼，来宾人数起码数以百计。权势人物（权力寻租已经取代领兵割据，成为阿富汗上层人士的主要营生）为子女操办人生大事，前来道贺的宾客更是可能突破2000人。即便一般的家庭，也喜欢大操大办，有些家庭甚至为了一场婚礼而走到破产的边缘。

大办婚礼自然有其益处，至少可以大大地刺激经济。开办婚庆公司因此成了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人们喜欢在宫殿般的豪华场所举办奢华的婚宴，仅在喀布尔一地，便有80多处这样的场所。［1］一场婚礼可能会把一些人的腰包榨干，也可能让一些人赚得盆满钵满。婚庆产业还给妇女提供了就业良机，一些女性甚至借此开办了自己的生意。美容行业方兴未艾，毕竟有钱人都乐得花钱，把自家的妻子和女儿打扮得光彩夺目。这样一来，婚礼上他也会有面子一些。款式新潮俏丽的女式长袍总是很受欢迎，女性设计师也凭借自己的巧手裁剪而获得巨大的成功。豪华的婚宴自然也挽救了餐饮业，租赁漂亮碗碟，同样可以赚上一笔。在现代喀布尔，音乐人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工作。

事实上，婚宴过于奢靡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病，政府甚至有意出台法律予以限制，但是没有任何效果。不管法律怎么规定，总会有人为了炫耀成功而不惜钱财。

伊德里斯·艾哈迈德·拉赫曼尼是一位工程开发师。2001年“9·11”事件前夕，他曾深入阿富汗乡村并辗转多地，与大量村民有过密切接触。他还记得，一旦偏离公路，就会进入一片落后原始的地区。那里的乡村没有水电设施、邮政服务，也没有电话，村民无法了解外面世界的最新进展，对喀布尔的时局也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巴基斯坦、巴黎、美国的皮奥里亚发生了什么。2010年，拉赫曼尼再次以研究者的身份造访这些地区，他发现那里已经没了与世隔绝的村子，阿富汗的乡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十年的变化大过千年的漫长变迁。拉赫曼尼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拉赫曼尼将这一变化部分归功于电视。他足迹所至的每个乡村，至少拥有一台电视机，而且还配备了卫星天线。电视与天线通常放在市政厅的所在地，每到晚上，村民们就会聚在一起观看世界各地的电视节目。

那么村里的用电从何而来呢？拉赫曼尼发现，村民们已经用上了燃气发电机。中国制造的发电机价格低廉，每个村子都能负担得起。那么，他们的天然气又来自哪里呢？拉赫曼尼说，每隔几天，村中长老便会吩咐年轻人驾驶摩托车，前往邻近的集市购买液化气。中国和伊朗生产的这种价格低廉的代步工具，每个村子都能买得起几辆。［2］而且，太阳能电池板正在那里得到广泛使用。偏僻的乡村居民如何能负担得起太阳能电池板、摩托车、发电机，以及时时需要补充的液化气呢？拉赫曼尼并未言明。但是，答案似乎很明确，阿富汗各地的农民都在生产一种颇受欢迎的商品——鸦片，这种商品可是行销全球的硬通货。

塔利班控制下的毒贩通过把毒品走私到国外销售，来达到资助塔利班的目的。他们到乡村收购鸦片并不一定通过现金支付，他们常常用各种新鲜玩意作为鸦片的抵偿。于是，村民们用上了手机、电视机、摩托车、越野车和电脑。［3］一方面，塔利班的种种作为确实在把阿富汗拽回7世纪的落后境地；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把现代科技传播到全国各地，从而无意中促进了信息流动和文化影响在阿富汗农村地区的传播，而这最终将葬送塔利班的“大局”。村民们已经爱上了电视，电视节目来自世界各地，这一切还得感谢卫星天线。拉赫曼尼甚至发现，有些村民看得津津有味的东西，竟是盗版的HBO电视剧！这个消息虽然无从证实，但是我相信真有其事。

即便村民只能接触本国节目，也足以达到开阔眼界的目的。《阿富汗偶像》（Afghan Idol）一类的真人秀，他们绝对前所未见。显然，这是阿富汗版的《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选手面对评委表演才艺，每轮比赛过去，都有人淘汰、有人晋级，人员不断减少，最后会产生一位冠军。节目开始第一年，就有两名女性歌手进入了决赛。其中，出身赫拉特的塞塔拉着实成了风云人物。决赛中，她不但没有佩戴头巾，而且载歌载舞（并不是阿富汗人熟悉的那种婚庆舞蹈，而是左右扭动脖子，手臂蜿蜒如蛇，眼光闪烁挑逗）。面对全国观众，塞塔拉扭腰摆臀，跳了一曲迪斯科。放在美国，她的表现只能算中规中矩，并无挑逗之意，但是，在阿富汗，如此举动却为她招来了杀身之祸。

死亡威胁成了国际新闻，加强了经常与阿富汗联系在一起的倒退野蛮的主题，但对我来说，大新闻是女性在这个节目中，通过竞争进入决赛。更值得一提的是，参赛选手包括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哈扎拉人，最后的冠军由电视观众手机投票决定。第一季比赛的冠军是个哈扎拉人，他的民族出身并没有引起争议。

看到《阿富汗偶像》大受欢迎，阳光电视台又制作了阿富汗版《谁想成为百万富翁？》（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2010年，电视剧《此地的秘密》（The Secrets of This House）在阳光电视台开播。电视剧全程在喀布尔完成制作，编剧阿提克·拉希米（Atiq Rahimi）曾经多次获得各类奖项的肯定。他离开法国回到喀布尔，就是为了拍摄这部电视剧。［4］同年，阳光电视台还播出了讲述警察生活的《飞鹰四号》（Eagle Four）。该剧得到美国大使馆的鼎力支持，剧情与阿富汗国家警察的一个反恐小分队有关，主人公出生入死打击犯罪，而且他们的行动自由自在，很少考虑规则。故事基本就是基弗·萨瑟兰（Kiefer Sutherland）《二十四小时》（Vehicle 24）的翻版，只不过“飞鹰四号”是个男女搭配的组合。当然，这一点只是主创人员的美好愿望。事实上，阿富汗直到2010年才有第一名女性警员，同年，阿富汗国民军也迎来了第一名女兵。2012年，笔者在阿富汗期间，曾经收看过一档关于绑架的真人秀节目。那个时候，阿富汗国内的绑架案件频发。节目中既有演员的事后讲述，也有纪录片中的真实影像资料。

艺术品市场也在加速回暖。2011年，策展人拉明·贾韦德带着30幅先锋画作前往美国巡回展览。画作全部出自阿富汗艺术家之手。“绿松石山基金会”（Turquoise Mountain Foundation）由英国作家罗瑞·斯图尔特（Rory Stewart）创办，不过负责团队却由清一色的阿富汗人组成。在他们的帮助下，年长的手工艺人和青年学徒两两结对，使阿富汗民间手工艺的传承得到了保障。舍林·帕夏（Shireen Pasha）的纪录片电影《慢点，慢点，泥土和莲花》（Slowly, Slowly, Mud and Lotus）对这些工匠及他们的工作有惊人的呈现。［5］2011年，“绿松石山基金会”又开启了一项旨在保护喀布尔老城街区的计划，并筹措资金，修葺城中迷宫般的楼宇和窄巷。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战火摧残，老城几乎面目全非。阿富汗仅剩的几位传统艺术大师，将和学徒一起投入重建工作，他们的专业涉及木雕、制陶、瓦工和金属工艺等。

阿富汗的电影产业大有欣欣向荣之势。德国籍阿富汗人布尔汗·库尔班尼（Burhan Qurbanni）导演的《沙哈达》（Shahada）入围柏林电影节。两个月后，索尼娅·纳赛里·科尔（Sonia Nassery Cole）执导的《黑天鹅》（Black Swan）在喀布尔亚里安那电影院上映，影片是在阿富汗拍摄完成的。《黑天鹅》讲述了一个喀布尔家庭经营一间咖啡馆，并举办诗歌朗诵会的艰辛历程。这部电影还遭受了一个悲惨的打击，反动派绑架了女主角，并砍掉了她的脚，以惩罚她所谓的对宗教不忠。最终，科尔不得不选择自导自演。

音乐界的几位巨星也结束了流亡生涯。鼓手阿西夫·穆罕默德（Asif Mohammed）和歌手法尔哈德·达丽雅（Farhad Darya）先后回到祖国。国家博物馆修葺一新。在企业界的资助下，喀布尔又多了一座国家体育馆。2012年伦敦奥运会，阿富汗也派出了代表团参赛。田径选手塔哈米娜·科希斯坦尼（Tahmina Kohistani）带着头巾参加了女子100米的角逐，罗胡拉·尼克帕伊（Rohullah Nikpai）再续2008年的辉煌，获得一枚跆拳道项目的铜牌。

阿富汗的历史也许悲剧不断，不过，这个国家从来不乏喜剧明星。阿曼努拉·穆贾杰迪（Amanullah Mujaddedi）就是阿富汗的安迪·考夫曼。一天，他像过去的军阀一样，在公路上设置了一个检查站。不过，阿曼努拉·穆贾杰迪并非想要诈取买路钱，而是向路过的司机送钱。对方的错愕反应，就是他想要的喜剧效果。穆贾杰迪还在构想一个“圣战痞子”的角色。根据他绘出的草图，人物身着金色长袍，戴着墨镜，身边总有几个穿着罩袍、摇来晃去的女性。显然，他是在讽刺阿富汗的宗教极端分子。如此作为，堪称“讽刺喜剧”的大胆尝试。您可能觉得这样的人物一定出身激进的文化家庭，其实，阿曼努拉·穆贾杰迪的叔叔，乃是抗苏战争时期的七大“圣战”武装首领之一的西卜加图拉·穆贾杰迪，是一位保守派。

总之，竞争并未结束。乡村地区的保守派还在向城市步步进逼。他们时不时派出的人体炸弹会混进人群密集的市场和街区，制造一起又一起的惨案；他们还会不遗余力地要把国家拖离现代化的轨道。但是，进步人士也予以了有力的还击，大家齐心协力，要把阿富汗引向未知的未来，让人们看到广阔的外部世界。

资金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国家，贪污腐败仍然触目惊心，社会充满活力，导弹、炸弹、炮火仍在威胁和平，歌手还在歌唱，喜剧仍在上演，阿富汗的历史屡被中断，也在不断重新开始，这个国家还在整合，未来如何，谁也无法下定论。

大画景

谈古而不论今，这是本书的主旨。时事瞬息万变，自然不好妄下断言。但是，本书行到结尾，我也想谈一谈今天的阿富汗。毕竟，“今天”代表了阿富汗历史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由来已久，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对阿富汗来说，地理位置是最重要的问题。阿富汗是一个中间地带，是列强之间为争夺比阿富汗更大的赌注而苦苦挣扎的地方。在古代，突厥、波斯与印度文明在此交汇，他们都对阿富汗有所影响，但阿富汗却又那么与众不同。人民在此不断融合，但这片土地从来不是波斯的边疆，也未变成印度北部的一部分。古往今来，介入阿富汗的大国势力不断变化，争夺从未停止，但阿富汗却从未消失。阿富汗非但没有被融合，反而不断从入侵者那里吸收各种因素，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有别于邻国和入侵者的实体。

2002年，最初的塔利班被推翻后不久，我37年来第一次回到喀布尔。我一路北行，游历了大片乡村，一直到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曾经的据点潘杰希尔山谷。当时，首都的三分之一或更多的区域被夷为平地，北郊的平原上还有战火的硝烟。我发现，阿富汗还是那个我离开时的阿富汗。

我和我的朋友们在潘杰希尔河畔走走停停。几分钟后，我发现周围都是牧羊人和农民。他们会从我们身边走过，看看我们是谁，并给我们带来了热茶和新鲜的桑葚。每到一地，都有陌生人主动攀谈。他们常常说起他们的故事，也会天南海北地随意聊天。类似的际遇实在太多，我已记不清当时的谈话内容。这个国家的物质文明遭受了难以置信的破坏，但是其文化在死亡和时间面前还是那样冷静和漠然。这里的人们还是那么乐于交际，不管哪个国王在位，阿富汗的老百姓都会热情得有点咄咄逼人。

为了争取男女平等，阿富汗人曾经付出过太多血的代价。不过，这个国家仍是一片公私分明的世界。公共世界几乎完全属于男人，女人仍然要远离陌生人的视线，只能生活在高墙大院之内。不过，作为一个阿富汗人，我可以证明，至少在我的家族和家庭里，女性仍像以往那样充满力量、健谈而有活力。

2012年，我再次回到阿富汗。我发现这个国家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虽然仍有许多事情没有改变。2002年的喀布尔街头一片混乱，被破坏的建筑随处可见。2012年，喀布尔的秩序也没好到哪里去，只不过，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成了混乱街景的根源。2002年，几乎没有人有电话。2012年，虽然没有固定电话，但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手机，很多人甚至有两部手机。在我上一次访问中，虽然城市里几乎看不到有人骑驴，但在乡下有不少人在骑。现在仍可以在农村看到驴子，但骑驴拉货的农村人运送的物品可能变成了电脑。

2002年，喀布尔约有35万居民，这里的汽车很多，但（据我所知）只有两个交通信号灯，城市的交通状况自然很不乐观，但大家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2012年，喀布尔的人口已达数百万，具体有多少，众说纷纭。根据美联社的估计，大概是300万人。喀布尔的很多人认为有500万，也有些人估计是1000万。然而，正如我所说的，许多方面仍没有改变。这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仍然缺乏交通信号灯，交通拥堵仍旧无解，但似乎依旧没人关心。他们只是一边等车，一边用手机做生意。“今天我们不被堵在这里，也会被堵在其他地方，有什么好着急的？”一个人耸了耸肩，补充道，“一切听从真主的安排！”

阿富汗的乡野一如既往地古老而宁静。驶出喀布尔100多英里，我们进入了一处看似没有人烟的山谷。我们停下来换了一个轮胎。一个白发苍苍的当地人从我们根本看不见的村庄走过来，邀请我们上门喝茶。城市里的人可没有这等闲情，那种从容不迫的平静感已经让位于金钱和科技引发的疯狂喧嚣。然而，这只是阿富汗人性格中的一个方面。这个社会也一直是一个比拼人际关系的丛林竞技场，掌握权力的人可以恣意妄为。从艾哈迈德·沙阿时代开始，这个情况完全没有任何变化。

时至今日，十年前的喀布尔人所藐视的那些交通规则，大家仍然觉得只是一种不合国情的舶来品。有人笑言，在喀布尔开车就像玩布兹卡谢。司机们随意变道，只要瞅准一个空当，甚至会驶入对方车道，逆向行驶。您可能认为这里毫无秩序。

您如果这么想，或许也有失偏颇。如果真的没有规则，街上每天的车祸数量会多达成千上万起，但我看到的是上千次的险些碰撞，没有一次真的碰撞。车辆非常之多，刮擦相撞的情况却从未发生。外国人眼中这些规则可能并不明显，但对阿富人来说，它真实存在，并理解这种规则。毫无疑问，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也是如此。

阿富汗人的规则很难辨析、领悟，部分原因是那里拥有不止一套规则。当阿富汗在18世纪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联合起来时，它可能就有一种一贯的文化，虽然它在不断演变，但它是在一个连贯的框架内发展变化的。

随后，这个国家经历了来自欧洲的一系列入侵，引发了一系列的相互冲突。阿富汗人民的凝聚力来源于传统的部落和伊斯兰价值观，人们希望政府不遗余力地尊重和捍卫这些价值观，希望政府能对自己的生活少一些管束。不过，阿富汗的统治者也不能简单地顺从，因为周边总有两个或更多装备精良的西方巨人在竞争，而阿富汗就在他们混战的战线上。每一方都想进入这个空间，都想与阿富汗合作成功，他们都觉得自己能为阿富汗带来文化上的进步、物质上的改善，各方都乐于和阿富汗领导人打交道，只要他们在欧洲人熟悉的文化基础上运作。

阿富汗的统治者试图在内外之间进行周旋，但这使他们陷入了双重困境。想要确立地位，他们必须谋求当时最强大的外国势力的支持。但是，没有一个阿富汗人能够在没有本国最强大的力量支持下长期统治这个国家。在外部强权看来，阿富汗的统治者必须为己服务，内部势力却又要求统治者摆出力拒外敌的姿态。成功的国王总得学会两面平衡，表面上声称自己是保守的社会传统和伊斯兰价值观的拥护者，实则在暗中追求现代化。

如今的阿富汗面临着同样的情况。不过，内外势力对于卡尔扎伊政府都心怀疑虑。阿富汗人觉得卡尔扎伊不断妥协，总在答应美国人的各种条件；卡尔扎伊的各项政策，美国政府看在眼里，认为阿富汗在开倒车。美国人甚至担心，卡尔扎伊会和塔利班沆瀣一气。其实，任何人只要坐上卡尔扎伊的位置，都会表现得如此“精神分裂”。他的所作所为并非无能的表现，他的矛盾表现只是阿富汗社会图景当中各类矛盾的集中体现而已。

大国之间的交锋，导致人们对阿富汗的民族性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每一支外国势力都觉得自己是在干预“一个国家”，其实，他们每每横插一杠，不过是加入了一场阿富汗人关于国家认同的内部斗争。每一支干涉力量都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他们总要扶植代理人，帮助自己统辖整个阿富汗。但由于傀儡的权力得自国外，因此，阿富汗传统社会对于喀布尔中央政权的信任度在一路走低。外国势力原本觉得，只需抓住把手，就能握住阿富汗这把瓷壶，没想到瓷壶破裂，他们的手里只剩下一个把手。舒贾·沙阿和亚库布·汗就是英印当局的把手，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和穆罕默德·塔拉基则被苏联人握在手中。他们虽处于不同的时代，但其代理人的角色相似。至于卡尔扎伊，则是新时代的代理人，只不过他无须顾及英国或者苏联的命令，只需听命于美国和北约而已。

外国干涉，不仅削弱了傀儡政权的执政能力，也破坏了喀布尔在阿富汗的权威。中央权威涣散，导致地方割据势力纷争而起。最终，入侵者都陷入了难以收拾的乱局。这种乱局消耗了他们的资源，以致其没有时间和力量来实现干预最初的目的。问题不在于统一团结的阿富汗不可征服，而是分裂内乱的阿富汗让征服者无力管制，这才是问题的所在。外国干涉势力想要重建中央权威，却总是无能为力，毕竟，能够团结阿富汗的只有阿富汗人自己，这取决于阿富汗文化内部矛盾的解决。只有当外国势力从这个他们无力控制的国家撤出，阿富汗的城市（或农村）统治阶层重新掌权，阿富汗才能重新迎来团结的局面。驱逐外敌一定会使新政府的威望高企，阿富汗历史的钟摆也会从分裂转向中央集权。在新政府的努力下，国家将整合各民族和团体，形成统一的合力。

阿富汗的每届政府都在进行这样的努力，因为外国势力总在干涉阿富汗的局势，没有哪个政府可以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社会分崩离析。

一旦获得阿富汗人的信任，新的统治者就会着手推进两件事：表面上，他们要秉持不结盟的原则；暗地里，则要和外部势力达成谨慎的妥协。而且，他们要让阿富汗的文化传统融入整个世界潮流。后一项任务，尤其需要他们谨慎操作，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身败名裂，失去权位。

同样的情况会再次发生，无论是华盛顿属意的人选获得阿富汗的统治权，还是塔利班分子席卷城市、确立统治。面对大国干预的持续威胁，喀布尔中央政权渐渐习惯向外看，并倾向于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如果塔利班分子夺取政权，他们很快也会生出同样的迫切心态。这种向外看齐的心态和对某种形式的现代性追求很快会显现出来。

面对阿富汗，世界列强有两个选择：要么征服这片土地，要么秉持公正立场，促进阿富汗社会达成和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阿富汗在文化和政治上建立起主权国家的和解，最符合所有各方的利益。我之所以说“讽刺”，是因为阿富汗一旦获得主权，它将采取中立的外交政策，这将不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由此一来，大国可能宁愿彻底征服这个国家。可是，这一目标完全不可能实现。那么，外部势力到底想要一个中立的阿富汗，还是一个俯首帖耳、四分五裂的傀儡政府呢？

奠定民主、消除腐败、解放妇女，皆非美国在阿富汗面临的主要难题，这些问题应由阿富汗人处理。对美国政府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放手。华盛顿当局必须让阿富汗政府学会自立，但又不至于落入其他国家的掌控。这样的局面并非美国或者北约能够单独掌握，因为任何关心周边利益的国家，都有可能介入其中。因此，各方必须达成一致，确保“中亚瑞士”阿富汗的永久中立地位。

一旦外部压力减弱，阿富汗人就能着手解决国内的文化矛盾。这条道路注定布满荆棘。但是，希望并非那么渺茫。虽然城市和农村这两个世界的冲突由来已久，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条鸿沟正在渐渐缩小。十年前，我在阿富汗的家乡还没有像样的路政设施，虽然这个小村就在喀布尔不远处的郊区。要想到达那里，得适时脱离公路，沿着那个方向一路翻山越岭，步行、骑驴或搭乘汽车。不过，这些已成历史。如今，我的那些亲戚正在忙着对他们一直耕种的土地进行确权，因为无主的土地即将被政府征收。笔者老家所在的德叶海亚（Deh Yahya）村，将来会成为首都新区的一部分。

2012年，我偶然结识一位普什图司机。他来自瓦尔达克农村，不过已来喀布尔谋生多年。听说我在为阿富汗写作，他立即表示要为父老乡亲发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可能觉得，阿富汗人只知道互相杀戮、互相伤害，但那不是事实！看看我吧，难道我不是个温柔可爱、行为得体的男人吗？”（没错，司机先生的确是我见过最温柔可爱、行为得体的人）他还说，“政府已经修好了路。以前，从我家到喀布尔需要4个小时，现在45分钟就够了。母亲一旦身体欠安，我可以迅速带她到喀布尔的医院。所以，你觉得我们会反对修路吗？我们农村人不会反对修建道路，也绝对支持兴办医院。我们只想和平地生活，就像一直以来那样平平安安地生活。”

那一次，我还去了巴米扬。矗立在那里的大佛已经被塔利班摧毁。上一次来到此地，我只有2岁。对于庄严的佛像，我已经毫无印象，只能通过旧日留影进行缅怀。我们沿着谷地，一路走进巴米扬省的腹地。道路两旁的所见所闻，并未让我生出太多陌生感。附近的巴扎和我幼时的记忆没有太大差异。对我而言，这里就像喀布尔的德赫布里（Dehbouri）市集，窄窄的街道两边，密布各类小商铺，肉店的吊钩上挂着各种新鲜肉类，水果和蔬菜被高高地堆着，火柴、电池、铅笔、睫毛膏、玩具等物品也能在这里找到。店里的老板和顾客一边喝茶，一边谈生意，街上的小贩在高声叫卖，为手中的货物寻找销路。人群当中，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坐在高脚凳上，身前还有一方小桌。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他是个达拉克。从前，村民需要剃头或者行割礼，就会请他们。

他当然不是达拉克，这种工作早就没了。我走近一看，才发现他身边有好些现代玩意儿。桌边立着一个手提箱大小的太阳能电池板，电池板的一头连着一个12伏的汽车电池，用于支持笔记本电脑的运行，笔记本电脑可以通过无线信号连接互联网。即便身处阿富汗中部农村，他仍可以从喀布尔或印度的网站上下载歌曲。他的生意非常有利可图。所有的歌曲都经过电子调制，虽然风格现代，但明显源自20世纪50年代我在喀布尔电台听到的那种音乐。这种音乐源于山区的民间音乐，可以追溯到12世纪乃至更久以前，就像美国的乡村音乐可以追溯到阿巴拉契亚的蓝草音乐，英国乡村音乐可以追溯至都铎王朝时代，摇滚乐也可以通过密西西比三角洲的蓝调找到非洲这个源头。

这就是阿富汗。在这里，21世纪与12世纪紧密相连，不过，其文化与历史的漩涡冲击终将汇成一条新的巨流。站在大佛曾经凝望的巴米扬集市，我突然生出一种感觉：周围的一切并不代表过去和现在，也许它们象征着未来，它们正从阿富汗历史的沼泽中升起。我无法想象它最终的形态，只是突然觉得，阿富汗就像一个实验室。数个世纪以来，无数势力席卷过这片土地，这个国家充满了矛盾——我们的星球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阿富汗能成功地将国内的众多民族融合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文化整体，那么，也许这个星球也会有希望。

致谢

本书写作期间，我曾和多位友人有过恳切交流，在此，我要感谢他们的悉心指点和不吝赐教，也要感谢他们对拙作提出的种种建议，他们是阿克巴·纳鲁兹、哈法尔·拉坎瓦尔、比斯米拉·易克巴、亚尔达·艾斯玛泰、呼麦拉·吉尔扎伊、伊德里斯·拉赫曼尼、安瓦尔·雷扎伊、阿卜杜勒·海伊、巴希尔·沙哈瓦兹、查希尔·安萨利与莎菲卡·安萨利夫妇、法里德·安萨利与萨曼·安萨利夫妇、阿合塔尔·贾迈勒·安萨利、法兹鲁丁、纳吉布拉·赛德克、瓦希德·奥马尔、扎马莱克·沙利兹、卡西姆·加尔德兹等人。感谢乔伊·奎克的大力支持。同时，我要特别感谢我亲爱的妻子黛博拉·克兰特。她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我的书稿，与我仔细探讨其中的得失。每个作家都需要一双慧眼，而我的慧眼就是我的妻子。此外，还要感谢伯克利奥谢终身学习研究院的苏珊·霍夫曼女士、我的经纪人卡罗尔·曼对本书的支持，感谢编辑老师丽莎·考夫曼的仔细审校与勘误。

人物对照表

阿卜杜勒·哈克（Abdul Haq）：普什图“圣战”领袖，2001年遭塔利班杀害。

阿卜杜勒·马吉德·扎卜里（Abdul Majid Zabuli）：阿富汗企业家，国家银行的创始人。

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Abdul Rashid Dostum）：乌兹别克军阀，曾是人民民主党政权军事将领，后加入“圣战”组织。

阿卜杜勒·拉苏勒·赛义夫（Abdul Rasool Sayyaf）：著名的伊斯兰主义者，“圣战”组织的主要领袖。

阿卜杜拉·阿卜杜拉（Abdullah Abdullah）：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的高级助手，2004年、2009年两度参选阿富汗总统。

艾哈迈德·沙阿国父（Ahmad Shah Baba）：萨多扎伊家族族长、阿富汗的缔造者，开创了杜兰尼王朝，1747—1773年统治阿富汗，被尊为阿富汗的“国父”。

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Ahmad Shah Masoud）：阿富汗抵抗运动的军事领导人，1994—1996年担任国防部长。

艾哈迈德·查希尔（Ahmad Zahir）：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阿富汗最有影响力的歌手，有“阿富汗的猫王”之称。

亚历山大·布尔内斯（Alexandre Burnes）：1839—1841年，麦克纳顿派驻喀布尔的政治代理人。

阿卜杜尔·拉赫曼（Abdul Rahman）、“铁腕埃米尔”（the Iron Amir）：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孙子，希尔·阿里的侄子，1880—1901年统治阿富汗。

阿曼努拉（Amanullah）：哈比布拉之子，阿卜杜尔·拉赫曼之孙，1919—1929年统治阿富汗。

哈比布拉（Habibullah）：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儿子和继承人，1901—1919年统治阿富汗。

希尔·阿里（Sher Ali）：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儿子和继承人，1863—1866年、1868—1879年两度统治阿富汗。

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人民民主党“旗帜派”领袖，1980—1986年担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统。

巴洽·萨考（Bachey Saqao）、哈比布拉·卡拉卡尼（Habibullah Kalakani）：塔吉克土匪，1929年2月推翻阿曼努拉统治，曾短暂统治阿富汗（至1929年9月）。

布尔汉努丁·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喀布尔大学教授，伊斯兰促进会主席，1994—1996年任阿富汗总统。2011年遇刺身亡。

洽希家族（Charkhi）：阿曼努拉的坚定盟友，阿曼努拉倒台后，遭到穆萨希班家族的强势镇压。

多斯特·穆罕默德大王（Dost Muhammed the Great）：穆罕默德扎伊家族出身的第一位国王，1826—1839年、1843—1863年两度在位。

杜兰尼部（Durrani）：自1747年出身杜兰尼部的艾哈迈德·沙阿成为阿富汗的国王以来，一直到1978年，阿富汗的统治者全都出自杜兰尼部（除巴洽·萨考短暂统治期间）。

弗雷德里克·罗伯茨（Frederic Roberts）：1878—1880年第二次英阿战争的英军将领。

吉尔扎伊部（Gilzai）：阿富汗的主要部落势力，与杜兰尼部长期对立。

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宗教激进分子，伊斯兰党的创建者和领导人。

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人民民主党“人民派”领袖，塔拉基的助手，1978年政变的策划者。1979年9—12月任阿富汗总统。

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2004—2014年任阿富汗总统。

哈希姆·汗（Hashim Khan）：纳迪尔国王的弟弟，1933—1946年担任阿富汗首相。

朔尔巴扎的哈兹拉特（Hazrats of Shor Bazaar）：穆贾杰迪家族受人尊敬的成员。

伊斯兰党（Hezb-i-Islam）：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创建和领导的政党。

三军情报局（ISI）：巴基斯坦的军事情报机构，美国正是通过该组织向阿富汗境内的“圣战”组织输送武器与金钱。

伊万·维特克维奇（Ivan Vitkevich）：自称“沙皇特使”的俄国特工，1837—1838年在喀布尔从事间谍活动。

贾拉鲁丁·哈卡尼（Jalaludin Haqqani）：20世纪80年代的“圣战”领袖之一，2002年后加入塔利班。

贾马鲁丁·阿富汗尼（Jamaluddin-i-Afghan）：伊斯兰现代主义激进知识分子，希尔·阿里的宫廷老师。

伊斯兰促进会（Jamiat-i-Islam）：布尔汉努丁·拉巴尼与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所领导的伊斯兰政党。

人民派（Khalq）：1967年人民民主党分裂后的一大派别。

奥克兰勋爵（Lord Aukland）：1836—1842年任印度总督。1838年，发动第一次对阿富汗战争。

利顿勋爵（Lord Lytton）：1876—1880年任印度总督。1878年，发动第二次对阿富汗战争。

路易·拿破仑·卡瓦格纳里（Louis Napoleon Cavagnari）：1879年英国驻喀布尔使团的全权政治代表。

马哈茂德·塔尔齐（Mahmoud Tarzi）：哈比布拉国王时期杰出的现代主义者。

马拉赖（Malalai）：她在迈万德战役中鼓舞士气，团结阿富汗人打败了英军，是阿富汗杰出的女英雄。

马拉赖·乔亚（Malalai Joya）：女权主义者，2004年当选阿富汗国会议员。

玛苏玛·艾斯玛泰-瓦尔达克（Massouma Esmatey-Wardak）：阿富汗女权运动的先锋人物，1979—1990年担任阿富汗妇女理事会主席。

穆罕默德扎伊家族（Mohammedzai）：多斯特·穆罕默德所在家族，杜兰尼部的一个分支。1826—1978年，阿富汗处于穆罕默德扎伊家族的统治下。

穆贾杰迪家族（Mujaddedis）：阿富汗望族、宗教世家。

穆贾希丁（Mujahideen）：20世纪80年代与苏联作战的伊斯兰抵抗组织。

毛拉·阿合塔尔·奥斯曼尼（Mullah Aktar Osmani）：赫尔曼德省著名的塔利班分子和毒枭，2007年被北约击毙。

毛拉·巴拉杜尔（Mullah Baradur）：阿富汗南部主要的塔利班分子，2010年被巴基斯坦逮捕和监禁。

毛拉·达杜拉（Mullah Dadullah）：阿富汗南部与塔利班有关联的叛乱武装头目，2007年被杀。

毛拉·法鲁克（Mullah Farooq）：2002年以来，活跃在加兹尼省的叛乱武装首领。

毛拉·奥马尔（Mullah Omar）：塔利班的“独眼”神秘领袖。

穆萨希班家族（Musahibbans）：多斯特·穆罕默德兄弟的后裔，1929—1978年统治阿富汗。

纳迪尔·沙阿（Nadir Shah）：穆萨希班家族的大家长，1929—1933年任阿富汗国王。在他的领导下，阿富汗赢得了第三次英阿战争的胜利。

“公牛”纳吉布拉（Najibullah the Ox）：隶属人民民主党“旗帜派”，秘密警察头目，1988—1992年任阿富汗总统。

纳斯鲁拉·巴布尔（Naseerullah Babar）：贝娜齐尔·布托政府的内政部长，是塔利班的支持者。

北方联盟（Northern Alliance）：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领导的反塔利班军事政治联盟。

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Nur Muhammed Taraki）：人民民主党“人民派”领袖，1978—1979年任阿富汗总统。

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极端恐怖分子，“基地”组织的创始人。

旗帜派（Parcham）：1967年，人民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另一大派别。

人民民主党（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of Afghanistan ，PDPA）：阿富汗主要的共产主义政党，成立于1965年。

卡西姆·法希姆（Qasim Fahim）：马苏德死后的北方联盟领袖。

索拉娅王后（Queen Soraya）：塔尔齐之女、阿曼努拉之妻，阿富汗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

奎达舒拉（Quetta Shura）：2002年以来，效忠于毛拉·奥马尔的塔利班领导人在巴基斯坦奎达组成的军事组织。

萨多扎伊家族（Sadozai）：艾哈迈德·沙阿所在的家族，隶属于杜兰尼部。萨多扎伊家族的统治从1747年延续到1826年。

萨达尔·阿尤布（Sardar Ayub）：希尔·阿里之子，曾在迈万德之战中大败英军。

萨达尔·达乌德（Sardar Daoud）：纳迪尔·沙阿的侄子，1953—1963年任阿富汗首相，1973—1978年任阿富汗总统。

萨达尔·纳伊姆（Sardar Na’eem）：纳迪尔·沙阿的侄子，1953—1963年任阿富汗外交大臣。

沙阿·马哈茂德（Shah Mahmoud）：纳迪尔国王的兄长，1950—1953年任阿富汗首相。

沙阿·舒贾（Shah Shuja）：艾哈迈德·沙阿的孙子，两度登上王位（1803—1809年，1839—1842年）。1839年，他在英国扶持下重登王位。

舍尔·阿迦·穆贾杰迪（Sher Agha Mujadeddi）：20世纪20年代阿曼努拉改革的主要反对者。

萨迪克·巴尔马克（Siddiq Barmaq）：阿富汗电影导演，导演了电影《奥萨马》。

瓦济尔·阿克巴·汗（Wazir Akbar Khan）：多斯特·穆罕默德之子，1839—1842年在第一次英阿战争中担任阿富汗军事指挥官。

威廉·海伊·麦克纳顿（William Hay Mcnaghten）：1839—1842年任英国驻喀布尔代表团特使。

亚库布·汗（Yaqub Khan）：希尔·阿里之子，在英国人的扶植下成为阿富汗国王。

查希尔·沙阿（Zahir Shah）：纳迪尔之子，1929—1973年任阿富汗国王。

扎勒米·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zad）：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家、外交官，曾任里根政府、布什政府的阿富汗事务顾问。

术语释义

巴德玛什（Badmash）：流氓、暴徒。

巴拉希萨尔（Bala Hissar）：俯瞰喀布尔的城堡和宫殿建筑群。

布兹卡谢（Buzkashi）：阿富汗马术运动，骑手围绕一只山羊尸体进行争夺，把山羊尸体移到目标位置即为获胜。

却德里（chad’ri）：阿富汗女性在公开场合穿着的覆盖全身的罩袍，又称“布卡”（burqa）。

达拉克（dalak）：流动的乡村理发师和牙医。

德奥班德主义（Deobandism）：诞生于印度德奥班德神学院的宗教激进主义运动。

尔德节（Eid）：伊斯兰教的两大节日之一。

法兰奇人（Farangi）：指外国人，尤其是欧洲人，是阿富汗人对“法兰克”（Frank）一词的讹误。

法特瓦（fatwa）：权威教法学家作出的教法判例或教法新解。

古兰巴洽（ghulam bacha）：即童仆，他们从小脱离原生家庭在宫廷长大，是国王的勤杂工。

哈兹拉特（hazrat）：重要宗教人物的尊称。

希兹卜（Hezb）：政党。

伊玛目（imam）：主持穆斯林祈祷和管理清真寺的人，也是对伊斯兰法学权威的尊称。

杰辛（Jeshyn）：阿富汗庆典之一，后特指阿富汗独立日庆典，每年夏天举行。人民民主党时期曾一度废止。

圣战（jihad）：为保卫伊斯兰或伊斯兰社会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圣战主义（jihadism）：一种把“圣战”作为穆斯林首要责任的宗教激进主义运动。

支尔格（jirga）：阿富汗传统部族首领大会。

卡菲尔（kafir）：异教徒。

坎儿井（kahrez）：地下灌溉渠道。

卡兰塔（kalantar）：地方选举产生的国家代理人，负责向国王报告地方事务。

汗（khan）：封建领主、大地主。

科希斯坦（kohistan）：位于喀布尔北部，字面意思是“山地”。

警察局长（kotwal）：内政部官员，负责监察地方事务。

库奇（kuchi）：游牧部落，字面意思是“移动的人”。

支尔格大会（loya jirga）：阿富汗传统部族首领大会，是讨论决定重大国事的机构。

马德拉萨（madrassa）：伊斯兰学校、神学院。

马利克（malik）：乡村头人。

大毛拉（mawlawi）：杰出的宗教学者。

梅斯·艾纳克（Mes Aymak）：位于喀布尔南部，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

米拉布（mirab）：乡村长老，负责处理水源纠纷。

米尔扎（mirza）：该词汇是“埃米尔·扎达”（Amir zada）和“埃米尔的孩子”（Amir’s child）的缩写，他们是直接对国王负责的特权阶层，米尔扎通常从古兰巴洽中发展。

宣礼人（muezzin）：在清真寺宣礼塔上报告祷告时间的人。

穆夫提（mufti）：向法官提供法律解释的伊斯兰教法权威。

穆赫塔西卜（muhtahib）：负责强制执行伊斯兰教法的道德警察。

穆贾希德（mujahid）：参加“圣战”的人，通常指伊斯兰游击队。

穆贾希丁（mujahideen）：“圣战”组织。

毛拉（mullah）：主持穆斯林日常生活的神学家。

穆斯陶菲（mustaufi）：财政大臣或财务主管。

秩序之书（Nizamnama）：阿富汗20世纪20年代颁布的世俗法典。

赤脚男孩（Paylucha）：一个坎大哈街头帮派，后来更名为“穆贾希丁”。

深闺制度（purdah）：把女性与非近亲男性隔离的做法。

普什图瓦里（Pustoonwali）：传统普什图社会的不成文守则，它要求普什图人庇护路人，热情待客，慷慨解囊，捍卫女性亲属的纯洁，提倡恩怨必报和血亲复仇。

克鲁特（q’root）：阿富汗料理中常用的一种干酪。

卡拉（qala）：封建领主的乡村碉堡，有时供整个家族居住。

卡兹（qazi）：法官。

拉马丹（Ramadhan）：穆斯林的斋月。

沙里亚（Shari’a）：即伊斯兰教法，伊斯兰学者数个世纪以来制定的涵盖民事、刑事、宗教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穆斯林行为准则。

舒拉（shura）：伊斯兰术语，即“委员会”。

塔利班（Taliban）：起源于巴基斯坦阿富汗人难民营的宗教极端组织，字面意思是“学生的组织”。

瓦济尔（wazir）：又作“维齐尔”，宫廷大臣或宰相。

觉醒的青年（Wikh-i-Zalmayan）：20世纪40年代拥抱现代主义和普什图民族主义的学生激进组织。

注释

第1章

1．Pohand Abdul Hayy Habibi, Tarikh-i-Mukhtasar-i Afghanistan 〔Concise History of Afghanistan〕 (Arlington, VA: Association of Afghan Refugees, 1989), 256–257.

2．Mohammed Ali, Cultural History of Afghanistan (Kabul: Mohammed Ali, 1964), 217–220.

3．Saira Shah, “‘Afghaniyat’ Is Alive and Well in Afghanistan,” Guardian, April 7, 2011,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1/apr/07/afghanistan-nation-building-alive-well.

第2章

1．Hasan Kawun Kakar, Afghanistan: The Soviet Invasion and the Afghan Response, 1979–198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135–140.

2．Ali, Cultural History of Afghanistan, 198–199.

3．This picture of the qala comes partly from conversations with Akbar Nowruz, whose family had a qala in Logar.

4．See the discussion of Afghan society in Hasan Kawun Kakar,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Afghanistan: The Reign of Amir ’Abdal-Rahman Kha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9), 50–66.

5．Description of dalak drawn heavily from Akbar Nowroz’s accounts plus 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dalaks of my day.

6．Ali, Cultural History of Afghanistan, 199.

7．Kakar,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Afghanistan, 124–126.

8．Zarb-ul Masal-ha, Afghan proverbs collected by Dr. Ja’far Taheri, 129.

第3章

1．This description of Dost Mohammed comes, in part, from Alexander Burnes, Travels into Bokhara: Being the Account of a Journey from India to Cabool, Tartary, and Persia (Philadelphia: E. L. Carey and A. Hart, 1835), 2:23.

2．Mir Ghulam Mohammed Ghobar describes Afghan trade goods, in Afghanistan Dar Maseer-i-Tareekh, Juld-i Awal 〔Afghanistan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Volume 1〕 (Kabul: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Department, 1967), 573, although he claims the economy suffered under Dost Mohammed. Fraser-Tytler has a more complimentary view of his reign. W. K. Fraser-Tytler, Afghanistan: A Study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Central and South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127.

第4章

1．The phrase appears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 bk. 4, chap. 7, pt. 3. Smith actually qualifies the description by describing England as “a nation whose government is influenced by shopkeepers.” The book can be found at http://www.gutenberg.org/files/3300/3300-h/3300-h.htm#2HCH0027.

2．Burnes, Travels into Bokhara, 1:127.

3．Ibid., 1:128.

4．Ibid., 1:178.

5．Ibid., 1:210–217.

6．Ibid., 1:234.

7．Ibid., 2:15–17.

8．Quoted in Ben Macintyre, 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 The First American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2004), 201.